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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帷幕尚未拉開，爭鬥已很激烈
迷信選舉，這也是一種保守思想。
在“文革”這場鬧劇中，陳阿大衝衝殺殺，打打鬧鬧，在上海，哪裏有武鬥，哪裏便有陳阿大。
陳伯達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深信不疑，他相信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
毛澤東總算給了陳伯達麵子，在中共九大上，他仍被選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號椅子上。
毛澤東一看，皺起了眉頭，圈去了那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
毛澤東那種自發的真誠的熱情逐漸走向一種儀式和形式。
“迷信選舉”與“新鮮血液”：黨的“九大”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過後，各地為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積極準備起來。自從1967年11月，毛澤東提出基層也要參與黨章的修改以來，全國各地幾千份修改黨章的意見飛往中央。
另一項重要準備工作，是選舉中共九大的代表。可是當時，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全都沒有“重建”，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複組織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九大代表是怎樣產生的呢？
不是也不可能是黨員選舉出來的，因為“迷信選舉”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受到了批判。
《紅旗》雜誌1968年4期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這樣說道：
迷信選舉，這也是一種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毛主席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強大有力的群眾基礎，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選舉的形式主義。
在這篇社論中，還公布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髒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覺悟工人入黨，擴大黨組織的工人成分。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通過的《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中又規定以毛澤東1967年提出的“50字方針”為指導思想。
這個方針在張春橋那裏進一步具體化：
他明確提出：“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線鬥爭中表現突出的老造反作為主體。”何為“九次路線鬥爭”？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九次路線錯誤分別是：
第一次“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
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線錯誤”；
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線錯誤”；
第三次“李立三路線”；
第三次“李立三路線”；
第四次“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
第五次“王明路線壽命最長”；
第六次“在長征路上，一、四方麵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
第七次“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
第八次“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
第九次“劉少奇那一夥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因此，“文化大革命”對“劉少奇路線”批判、戰鬥的造反派就應是響當當的代表了。
可很多造反派卻不是中共黨員，不過那個混亂年代，這不成為問題。
九大代表的產生，在全國各地往往都是由各級革命委員會同造反派頭頭協商內定，或是上邊直接指定的。
於是出現了一些荒唐透頂、史無前例的事情：有的人先確定為九大代表，然後趕辦入黨手續；有的是在進京參加會議的火車上突擊入黨的，有的代表參加過九大以後，入黨誌願書卻還未交上來。
陳阿大入黨當代表的軼聞趣事
前麵說過的有的人參加完九大以後，入黨誌願書還未交上來，上海工總司的得力幹將――陳阿大就是這樣一個人。
陳阿大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文革”開始後，成為一車間造反派的頭頭。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隻有幾個，後來十幾個、幾十個、一百個地發展，他成了上海灘的“老造反”之一，“工總司”開籌備會時，他就是七個籌委之一。
在“文革”這場鬧劇中，陳阿大衝衝殺殺，打打鬧鬧，在上海，哪裏有武鬥，哪裏便有陳阿大。
安亭事件中，他跳上了第一趟列車，直到南京才被截住；
《解放日報》事件中也有他；
1967年7月31日在泰安路抓“支聯站”的人群中，他的身影時隱時現；
8月4日砸“聯司”，有他；
10月圍攻上海青浦縣，還有他；
……
陳阿大成為工總司的常委後，就更無法無天了。
他指使一幫人，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罰，什麽“翻跟頭”、“倒著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們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長的煤渣路上翻跟頭，來回數十次，弄得人精疲力竭，再拖到房間裏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麵打，一麵還要被打的人自己計數，數錯了又從頭打起。有時還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輕了不行，打得聲音不響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紅又腫，方才罷休。有時叫受害者相互對打，看誰打得重，好讓他們這一夥匪徒“開心開心”。更為惡劣的是，他們把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來，剝去衣服，無恥地加以汙辱，殘酷毒打。陳阿大還對持不同意見的同誌進行階級報複。良工閥門廠有人寫了一張《謹防毒蛇出洞》的大字報，揭了陳阿大一夥的老底。陳阿大懷恨在心，捏造罪名，把這個人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並把他關進“良體司”，用棍棒輪番抽打，把被打者發出的慘叫聲，用錄音機錄下來，放給受害者的家屬聽，逼迫家屬要受害者承認他們所捏造的“罪名”。
但就是這個流氓惡棍，卻因對主子的忠心耿耿，而頗得張春橋、王洪文的厚愛。
陳阿大有句“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張春橋，我們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對王洪文，我們就叫他嚐嚐味道！”
在1968年4月上海群眾組織再次炮打張春橋時，陳阿大在“關鍵時刻”，“立場鮮明”，帶領一班人馬上街，高呼：“反對張春橋就是反革命！”
對這樣的“忠臣”，張春橋自然不會忘記塞進九大去。他直截了當地對王洪文說：“像陳阿大，就可以當九大代表嘛！其他工總司的老造反的入黨工作，也必須抓緊。”
張春橋還對王洪文循循善誘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從一月革命開始，我們已經成為上海的執政者。我們必須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黨，加強我們在黨內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黨內，我們還沒有占據優勢。現在的上海的黨員，都是文革前入黨的，好多人是按照陳丕顯、曹荻秋的標準入黨的。我們要趁恢複黨的組織生活的良機，大批吸收老造反入黨。”
為了讓陳阿大順利入黨，當上九大代表，張春橋、姚文元還親往良工閥門廠，發表指示。張春橋說：“良工閥門廠在上海的名氣很大，這倒不是因為你們的閥門出了名，是因為你們廠出了個陳阿大……吸收優秀的造反派入黨，已經成為現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有的同誌擔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發展新黨員？沒有新黨章，能發展新黨員嗎？我看，這些問題都可以展開討論。我可以告訴同誌們，中央把新黨章的起草工作交給了上海，我們上海在發展新黨員工作方麵，也應走在全國的最前麵……”
姚文元接著搖頭晃腦地說：“我完全同意剛才春橋同誌的意見。春橋同誌已經把發展新黨員的標準說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優秀的造反派入黨。這就是說，第一個條件，必須是造反派……第二個條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選優秀的。也就是說，要首先考慮老造反，考慮造反派骨幹，考慮堅決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擁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造反派……”
經過張春橋、姚文元這麽一點撥，誰的心裏都清清楚楚：在良工閥門廠第一個要發展入黨的，當然是陳阿大。
然而，陳阿大卻遲遲沒有交入黨申請書。
於是，市革委會一位常委出麵，找陳阿大“聊天”。
原來，這位造反派英雄壓根不知道入黨要寫申請書。經常委一番點撥，陳阿大才恍然大悟，趕緊找人代寫了一份申請書，交了上去。
幾天之後，良工閥門廠的中共核心小組召開黨支部大會，討論陳阿大入黨問題。市革會的常委王秀珍、黃濤還親自出席這個小小的支部會議。
黨支部宣讀了關於陳阿大的調查資料，稱讚陳阿大“進廠後一貫突出政治、與階級敵人進行鬥爭”，“保持工人階級本色”、“堅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勇於承擔最困難最艱巨的任務”。
陳阿大就這樣突擊入黨，順利地上了上海九大代表內定的名單。
但在九大代表資格審查時，才發覺陳阿大竟然未填寫過入黨誌願書！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寫入黨申請報告和填寫入黨誌願書，都是入黨必不可缺的手續。
於是，陳阿大又找人捉刀，他自己抄了另兩份。
但直到“文革”結束後，陳阿大被逮捕入獄，公安人員從他的抽屜裏查出了這三份入黨誌願書。原來，陳阿大居然沒有交給黨組織。
九大代表的組織不純，以及組織工作的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內訌：發生在陳伯達與江青之間
九大召開前夕，還有一場鬥爭鮮為人知。
那就是為爭奪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起草權而引起的。
陳伯達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多年，又是黨內“大理論家”、“大手筆”，一係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在“文革”初期，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後來爬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第4號人物的位置上。但擔任過毛澤東多年秘書的陳伯達，對江青剛愎自用、心狠手辣的品性應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他領導不了副組長江青，後來中央文革的實權一直被江青把握著。
在中央文革裏，陳伯達頗不得意。尤其是在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後，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裏更顯孤單：康生是江青的“軍師”，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親信”。
而陳伯達是一個素喜爭權奪利之人，他有野心而無原則，雖是筆杆子，卻組織能力欠缺，因而總是附庸於別人。他開始尋求新的政治夥伴。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名單是毛澤東定的，他指定由陳伯達、江青、姚文元三人起草，而陳伯達卻一心一意想獨立抓到起草權，因為張春橋、姚文元已搶到了修改黨章之權。
據葉永烈對陳伯達的采訪，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合作。起草人名，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動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誌報告過。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稿子。
陳伯達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深信不疑，他相信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
於是，他埋頭於米糧庫胡同的家裏，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他起草的報告題目是《為把我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全文分十個部分，他把報告第一部分和寫作大綱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談了些意見，但陳伯達卻未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傳達，這激怒了江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江青、康生於是出謀劃策，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一個鬥爭會。
江青要陳伯達作檢討，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陳伯達剛說一句話即被打斷，江青說：“陳伯達不做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
江青提出要摘陳伯達衣帽上的帽徽領章，陳伯達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陳伯達之意是說，讚成打倒他的大字報上街。
陳伯達與江青們這次是徹底鬧崩了，雖然遭到批鬥，但陳伯達不服氣，繼續寫著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願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希望毛澤東能欣賞他起草的報告，這樣才能改變他每況愈下的地位。
毛澤東現在麵臨兩份報告，他必須做出選擇：或者用陳的，或者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
在這件事，江青再一次顯示出她的力量。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在九大預備會議上討論，而陳伯達的稿子卻被冷落在一旁。
在一次討論會上，陳伯達抓住張春橋們的稿子提出了意見，張春橋與他吵了起來。
據葉永烈轉述的陳伯達的話，是這樣的：
衝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現，是在九大預備期間。我在中央會議上，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所擬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即林彪在九大會上念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張春橋反駁說：“你說的是‘惟生產力論’！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國，如盧森堡、比利時等國；你舉的現在中國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聽了以後，進衛生間。出來後，毛主席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
但是，這麽一來，使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異常激怒。
過了兩天，開一個會，對我進行了一個從來沒有的、言詞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
在我倒後，“四人幫”接連不斷地打擊所謂“惟生產力論”，並反過來對我加封一個所謂“伯恩斯坦”的名義。
陳伯達至此還不罷休，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政治報告，總算寫出來了。
他態度誠懇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將改好的政治報告，派人送給毛澤東。
很快有了回音。
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了回來。
可是，陳伯達發現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拆開，就這樣原封不動給退了回去。隻有毛澤東在信袋上寫的這幾個字：
退伯達同誌
毛澤東
十幾年後，陳伯達對前去采訪他的葉永烈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不過，毛澤東總算給了他麵子，在中共九大上，他仍被選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號椅子上。
但經過這一場爭鬥，陳伯達不得不另找新的夥伴。很快，他便與林彪勾肩搭背起來，但也很快因之而被打翻在地。
毛澤東圈去了三個副詞
在中共九大召開前，由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送上了毛澤東的桌案上。
黨章的《總綱》中，照抄了一段林彪的“名言”，那是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中的幾句話：
“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一看，皺起了眉頭，圈去了那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
毛澤東清醒地說：“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麽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
然而此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增長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毛澤東的著作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出版發行。毛澤東的畫像、塑像、胸像無論是在尺寸還是在數量上都急劇擴大。
1969年4月1日，也就是中共九大開幕那一天，上海《文匯報》頭版在《總結經驗奮勇前進滿懷豪情迎接九大》的通欄標題下，頭條登載了《毛主席寶書寶像在本市大量印刷出版》一文。文中說：
從1966年開始到1968年底，3年中共印了《毛澤東選集》普及本二千四百七十萬部，相當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16年總印數的十點五倍；三十二開精裝《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六十二萬冊，相當於過去16年總印數的三點七倍。毛主席寶像三億七千六百萬張，為過去十六年總印數的二點七倍。此外，過去十六年中從未印製過的《毛主席語錄》，3年中共印了一千九百八十五萬冊（其中袖珍本六百三十九萬冊）；袖珍精裝《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印了一百七十八萬冊；毛主席攝影像印了七億五千五百萬張；毛主席語錄片（張貼語錄）印了八千九百三十萬張。同時還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單篇本、匯編本、選讀本以及《毛主席詩詞》和各種外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老三篇”，僅在1968年1年中就印刷了一千九百萬冊。
要知道，這僅是上海一個市的數量。看來，當時是毛澤東的書和像印得越多越革命，在這篇文章中還敘述了為印刷和發行毛澤東著作的幾個典型事例，不妨摘錄如下，以窺當時之氣氛：
現在，上海各印刷廠都承擔了印製毛主席著作的光榮任務，廣大革命職工對此無不歡欣鼓舞，“心懷‘忠’印紅寶書，保證張張質量好。”工人們把傳播毛澤東思想看成是“時代賦予的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是“最大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需要”。他們站在機器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積極地投入到印製毛主席的寶書、寶像的戰鬥中去。他們的誓言是：“覺可以少睡，飯可以不吃，毛主席的寶書、寶像不能少印。”印製《毛主席去安源》畫像時，廣大印刷工人懷著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夜以繼日地連續戰鬥，美術印刷廠有兩個被照顧上半天班的老工人，互相勸說對方回去休息，結果誰也不肯離開，於是一起留下來日夜奮戰。廣大革命印刷工人以“隻爭朝夕”的精神，在四十八小時完成了《毛主席去安源》一百九十一萬對開張的光榮任務，創上海膠印速度最高紀錄。紅旗印刷廠的工人，為了多印毛主席的畫像，自動放棄廠休，堅持早上班，晚下班，去年提前六十三天完成了全年計劃。群眾印刷廠充分發動群眾，把印製毛主席著作的裝版時間由二十四小時縮短到十小時，機台班產量從七千印張增加到一萬印張，今年頭七天就完成了十八萬冊《毛澤東選集》普及本的光榮任務，實現了“開門紅”。印刷出版戰線上的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遵照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教導，發揚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組織了幾家印刷廠共同印製毛主席畫像，又組織了十餘家街道工廠參加裝訂毛主席著作，這對加速印製毛主席著作、畫像起了很大的作用。
印刷部門如此“革命”，發行部門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毛主席著作、畫像發行量比過去十七年來增加了十一倍。發行部門的廣大革命群眾，批臭了“利潤掛帥”等修正主義黑貨，積極增設發行網點，為廣大工農兵群眾服務，並經常組織人力深入工廠、農村、部隊去流動服務，主動送毛主席的寶書、寶像上門。有一次，一艘貨輪已啟航，要幾個月才能回來，書店的同誌就坐汽艇追上去，為他們及時供應了寶書，輪船上的同誌深受感動，不斷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我們可以感覺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毛澤東那種自發的真誠的熱情逐漸走向一種儀式和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以看到，家庭裏常常建有毛澤東思想的“忠字台”，全家人圍坐在台邊獻忠心。學校的孩子們不再以“早上好”而代之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來開始一天的活動。
對毛澤東是否忠誠的標準，也從看實際行動，轉向背誦毛主席語錄的多少，掛在家裏的毛主席像大不大來判定。
一個外國評論家這樣寫道：
1966年，對毛澤東的崇拜鼓動了人們去破除迷信；1968年，對毛澤東的崇拜卻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迷信。
在“文革”這場鬧劇中，陳阿大衝衝殺殺，打打鬧鬧，在上海，哪裏有武鬥，哪裏便有陳阿大。
陳伯達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深信不疑，他相信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
毛澤東總算給了陳伯達麵子，在中共九大上，他仍被選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號椅子上。
毛澤東一看，皺起了眉頭，圈去了那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
毛澤東那種自發的真誠的熱情逐漸走向一種儀式和形式。
“迷信選舉”與“新鮮血液”：黨的“九大”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過後，各地為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積極準備起來。自從1967年11月，毛澤東提出基層也要參與黨章的修改以來，全國各地幾千份修改黨章的意見飛往中央。
另一項重要準備工作，是選舉中共九大的代表。可是當時，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全都沒有“重建”，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複組織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九大代表是怎樣產生的呢？
不是也不可能是黨員選舉出來的，因為“迷信選舉”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受到了批判。
《紅旗》雜誌1968年4期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這樣說道：
迷信選舉，這也是一種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毛主席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強大有力的群眾基礎，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選舉的形式主義。
在這篇社論中，還公布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髒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覺悟工人入黨，擴大黨組織的工人成分。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通過的《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中又規定以毛澤東1967年提出的“50字方針”為指導思想。
這個方針在張春橋那裏進一步具體化：
他明確提出：“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線鬥爭中表現突出的老造反作為主體。”何為“九次路線鬥爭”？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九次路線錯誤分別是：
第一次“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
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線錯誤”；
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線錯誤”；
第三次“李立三路線”；
第三次“李立三路線”；
第四次“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
第五次“王明路線壽命最長”；
第六次“在長征路上，一、四方麵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
第七次“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
第八次“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
第九次“劉少奇那一夥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因此，“文化大革命”對“劉少奇路線”批判、戰鬥的造反派就應是響當當的代表了。
可很多造反派卻不是中共黨員，不過那個混亂年代，這不成為問題。
九大代表的產生，在全國各地往往都是由各級革命委員會同造反派頭頭協商內定，或是上邊直接指定的。
於是出現了一些荒唐透頂、史無前例的事情：有的人先確定為九大代表，然後趕辦入黨手續；有的是在進京參加會議的火車上突擊入黨的，有的代表參加過九大以後，入黨誌願書卻還未交上來。
陳阿大入黨當代表的軼聞趣事
前麵說過的有的人參加完九大以後，入黨誌願書還未交上來，上海工總司的得力幹將――陳阿大就是這樣一個人。
陳阿大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文革”開始後，成為一車間造反派的頭頭。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隻有幾個，後來十幾個、幾十個、一百個地發展，他成了上海灘的“老造反”之一，“工總司”開籌備會時，他就是七個籌委之一。
在“文革”這場鬧劇中，陳阿大衝衝殺殺，打打鬧鬧，在上海，哪裏有武鬥，哪裏便有陳阿大。
安亭事件中，他跳上了第一趟列車，直到南京才被截住；
《解放日報》事件中也有他；
1967年7月31日在泰安路抓“支聯站”的人群中，他的身影時隱時現；
8月4日砸“聯司”，有他；
10月圍攻上海青浦縣，還有他；
……
陳阿大成為工總司的常委後，就更無法無天了。
他指使一幫人，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罰，什麽“翻跟頭”、“倒著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們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長的煤渣路上翻跟頭，來回數十次，弄得人精疲力竭，再拖到房間裏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麵打，一麵還要被打的人自己計數，數錯了又從頭打起。有時還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輕了不行，打得聲音不響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紅又腫，方才罷休。有時叫受害者相互對打，看誰打得重，好讓他們這一夥匪徒“開心開心”。更為惡劣的是，他們把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來，剝去衣服，無恥地加以汙辱，殘酷毒打。陳阿大還對持不同意見的同誌進行階級報複。良工閥門廠有人寫了一張《謹防毒蛇出洞》的大字報，揭了陳阿大一夥的老底。陳阿大懷恨在心，捏造罪名，把這個人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並把他關進“良體司”，用棍棒輪番抽打，把被打者發出的慘叫聲，用錄音機錄下來，放給受害者的家屬聽，逼迫家屬要受害者承認他們所捏造的“罪名”。
但就是這個流氓惡棍，卻因對主子的忠心耿耿，而頗得張春橋、王洪文的厚愛。
陳阿大有句“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張春橋，我們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對王洪文，我們就叫他嚐嚐味道！”
在1968年4月上海群眾組織再次炮打張春橋時，陳阿大在“關鍵時刻”，“立場鮮明”，帶領一班人馬上街，高呼：“反對張春橋就是反革命！”
對這樣的“忠臣”，張春橋自然不會忘記塞進九大去。他直截了當地對王洪文說：“像陳阿大，就可以當九大代表嘛！其他工總司的老造反的入黨工作，也必須抓緊。”
張春橋還對王洪文循循善誘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從一月革命開始，我們已經成為上海的執政者。我們必須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黨，加強我們在黨內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黨內，我們還沒有占據優勢。現在的上海的黨員，都是文革前入黨的，好多人是按照陳丕顯、曹荻秋的標準入黨的。我們要趁恢複黨的組織生活的良機，大批吸收老造反入黨。”
為了讓陳阿大順利入黨，當上九大代表，張春橋、姚文元還親往良工閥門廠，發表指示。張春橋說：“良工閥門廠在上海的名氣很大，這倒不是因為你們的閥門出了名，是因為你們廠出了個陳阿大……吸收優秀的造反派入黨，已經成為現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有的同誌擔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發展新黨員？沒有新黨章，能發展新黨員嗎？我看，這些問題都可以展開討論。我可以告訴同誌們，中央把新黨章的起草工作交給了上海，我們上海在發展新黨員工作方麵，也應走在全國的最前麵……”
姚文元接著搖頭晃腦地說：“我完全同意剛才春橋同誌的意見。春橋同誌已經把發展新黨員的標準說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優秀的造反派入黨。這就是說，第一個條件，必須是造反派……第二個條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選優秀的。也就是說，要首先考慮老造反，考慮造反派骨幹，考慮堅決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擁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造反派……”
經過張春橋、姚文元這麽一點撥，誰的心裏都清清楚楚：在良工閥門廠第一個要發展入黨的，當然是陳阿大。
然而，陳阿大卻遲遲沒有交入黨申請書。
於是，市革委會一位常委出麵，找陳阿大“聊天”。
原來，這位造反派英雄壓根不知道入黨要寫申請書。經常委一番點撥，陳阿大才恍然大悟，趕緊找人代寫了一份申請書，交了上去。
幾天之後，良工閥門廠的中共核心小組召開黨支部大會，討論陳阿大入黨問題。市革會的常委王秀珍、黃濤還親自出席這個小小的支部會議。
黨支部宣讀了關於陳阿大的調查資料，稱讚陳阿大“進廠後一貫突出政治、與階級敵人進行鬥爭”，“保持工人階級本色”、“堅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勇於承擔最困難最艱巨的任務”。
陳阿大就這樣突擊入黨，順利地上了上海九大代表內定的名單。
但在九大代表資格審查時，才發覺陳阿大竟然未填寫過入黨誌願書！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寫入黨申請報告和填寫入黨誌願書，都是入黨必不可缺的手續。
於是，陳阿大又找人捉刀，他自己抄了另兩份。
但直到“文革”結束後，陳阿大被逮捕入獄，公安人員從他的抽屜裏查出了這三份入黨誌願書。原來，陳阿大居然沒有交給黨組織。
九大代表的組織不純，以及組織工作的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內訌：發生在陳伯達與江青之間
九大召開前夕，還有一場鬥爭鮮為人知。
那就是為爭奪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起草權而引起的。
陳伯達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多年，又是黨內“大理論家”、“大手筆”，一係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在“文革”初期，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後來爬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第4號人物的位置上。但擔任過毛澤東多年秘書的陳伯達，對江青剛愎自用、心狠手辣的品性應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他領導不了副組長江青，後來中央文革的實權一直被江青把握著。
在中央文革裏，陳伯達頗不得意。尤其是在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後，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裏更顯孤單：康生是江青的“軍師”，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親信”。
而陳伯達是一個素喜爭權奪利之人，他有野心而無原則，雖是筆杆子，卻組織能力欠缺，因而總是附庸於別人。他開始尋求新的政治夥伴。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名單是毛澤東定的，他指定由陳伯達、江青、姚文元三人起草，而陳伯達卻一心一意想獨立抓到起草權，因為張春橋、姚文元已搶到了修改黨章之權。
據葉永烈對陳伯達的采訪，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合作。起草人名，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動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誌報告過。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稿子。
陳伯達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深信不疑，他相信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
於是，他埋頭於米糧庫胡同的家裏，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他起草的報告題目是《為把我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全文分十個部分，他把報告第一部分和寫作大綱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談了些意見，但陳伯達卻未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傳達，這激怒了江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江青、康生於是出謀劃策，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一個鬥爭會。
江青要陳伯達作檢討，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陳伯達剛說一句話即被打斷，江青說：“陳伯達不做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
江青提出要摘陳伯達衣帽上的帽徽領章，陳伯達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陳伯達之意是說，讚成打倒他的大字報上街。
陳伯達與江青們這次是徹底鬧崩了，雖然遭到批鬥，但陳伯達不服氣，繼續寫著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願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希望毛澤東能欣賞他起草的報告，這樣才能改變他每況愈下的地位。
毛澤東現在麵臨兩份報告，他必須做出選擇：或者用陳的，或者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
在這件事，江青再一次顯示出她的力量。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在九大預備會議上討論，而陳伯達的稿子卻被冷落在一旁。
在一次討論會上，陳伯達抓住張春橋們的稿子提出了意見，張春橋與他吵了起來。
據葉永烈轉述的陳伯達的話，是這樣的：
衝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現，是在九大預備期間。我在中央會議上，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所擬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即林彪在九大會上念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張春橋反駁說：“你說的是‘惟生產力論’！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國，如盧森堡、比利時等國；你舉的現在中國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聽了以後，進衛生間。出來後，毛主席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
但是，這麽一來，使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異常激怒。
過了兩天，開一個會，對我進行了一個從來沒有的、言詞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
在我倒後，“四人幫”接連不斷地打擊所謂“惟生產力論”，並反過來對我加封一個所謂“伯恩斯坦”的名義。
陳伯達至此還不罷休，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政治報告，總算寫出來了。
他態度誠懇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將改好的政治報告，派人送給毛澤東。
很快有了回音。
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了回來。
可是，陳伯達發現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拆開，就這樣原封不動給退了回去。隻有毛澤東在信袋上寫的這幾個字：
退伯達同誌
毛澤東
十幾年後，陳伯達對前去采訪他的葉永烈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不過，毛澤東總算給了他麵子，在中共九大上，他仍被選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號椅子上。
但經過這一場爭鬥，陳伯達不得不另找新的夥伴。很快，他便與林彪勾肩搭背起來，但也很快因之而被打翻在地。
毛澤東圈去了三個副詞
在中共九大召開前，由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送上了毛澤東的桌案上。
黨章的《總綱》中，照抄了一段林彪的“名言”，那是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中的幾句話：
“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一看，皺起了眉頭，圈去了那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
毛澤東清醒地說：“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麽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
然而此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增長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毛澤東的著作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出版發行。毛澤東的畫像、塑像、胸像無論是在尺寸還是在數量上都急劇擴大。
1969年4月1日，也就是中共九大開幕那一天，上海《文匯報》頭版在《總結經驗奮勇前進滿懷豪情迎接九大》的通欄標題下，頭條登載了《毛主席寶書寶像在本市大量印刷出版》一文。文中說：
從1966年開始到1968年底，3年中共印了《毛澤東選集》普及本二千四百七十萬部，相當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16年總印數的十點五倍；三十二開精裝《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六十二萬冊，相當於過去16年總印數的三點七倍。毛主席寶像三億七千六百萬張，為過去十六年總印數的二點七倍。此外，過去十六年中從未印製過的《毛主席語錄》，3年中共印了一千九百八十五萬冊（其中袖珍本六百三十九萬冊）；袖珍精裝《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印了一百七十八萬冊；毛主席攝影像印了七億五千五百萬張；毛主席語錄片（張貼語錄）印了八千九百三十萬張。同時還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單篇本、匯編本、選讀本以及《毛主席詩詞》和各種外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老三篇”，僅在1968年1年中就印刷了一千九百萬冊。
要知道，這僅是上海一個市的數量。看來，當時是毛澤東的書和像印得越多越革命，在這篇文章中還敘述了為印刷和發行毛澤東著作的幾個典型事例，不妨摘錄如下，以窺當時之氣氛：
現在，上海各印刷廠都承擔了印製毛主席著作的光榮任務，廣大革命職工對此無不歡欣鼓舞，“心懷‘忠’印紅寶書，保證張張質量好。”工人們把傳播毛澤東思想看成是“時代賦予的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是“最大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需要”。他們站在機器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積極地投入到印製毛主席的寶書、寶像的戰鬥中去。他們的誓言是：“覺可以少睡，飯可以不吃，毛主席的寶書、寶像不能少印。”印製《毛主席去安源》畫像時，廣大印刷工人懷著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夜以繼日地連續戰鬥，美術印刷廠有兩個被照顧上半天班的老工人，互相勸說對方回去休息，結果誰也不肯離開，於是一起留下來日夜奮戰。廣大革命印刷工人以“隻爭朝夕”的精神，在四十八小時完成了《毛主席去安源》一百九十一萬對開張的光榮任務，創上海膠印速度最高紀錄。紅旗印刷廠的工人，為了多印毛主席的畫像，自動放棄廠休，堅持早上班，晚下班，去年提前六十三天完成了全年計劃。群眾印刷廠充分發動群眾，把印製毛主席著作的裝版時間由二十四小時縮短到十小時，機台班產量從七千印張增加到一萬印張，今年頭七天就完成了十八萬冊《毛澤東選集》普及本的光榮任務，實現了“開門紅”。印刷出版戰線上的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遵照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教導，發揚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組織了幾家印刷廠共同印製毛主席畫像，又組織了十餘家街道工廠參加裝訂毛主席著作，這對加速印製毛主席著作、畫像起了很大的作用。
印刷部門如此“革命”，發行部門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毛主席著作、畫像發行量比過去十七年來增加了十一倍。發行部門的廣大革命群眾，批臭了“利潤掛帥”等修正主義黑貨，積極增設發行網點，為廣大工農兵群眾服務，並經常組織人力深入工廠、農村、部隊去流動服務，主動送毛主席的寶書、寶像上門。有一次，一艘貨輪已啟航，要幾個月才能回來，書店的同誌就坐汽艇追上去，為他們及時供應了寶書，輪船上的同誌深受感動，不斷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我們可以感覺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毛澤東那種自發的真誠的熱情逐漸走向一種儀式和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以看到，家庭裏常常建有毛澤東思想的“忠字台”，全家人圍坐在台邊獻忠心。學校的孩子們不再以“早上好”而代之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來開始一天的活動。
對毛澤東是否忠誠的標準，也從看實際行動，轉向背誦毛主席語錄的多少，掛在家裏的毛主席像大不大來判定。
一個外國評論家這樣寫道：
1966年，對毛澤東的崇拜鼓動了人們去破除迷信；1968年，對毛澤東的崇拜卻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