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三）
> 第二節 八屆十二中全會，十分勉強的“大聯合”
第二節 八屆十二中全會，十分勉強的“大聯合”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身穿銀灰色中山裝，滿麵紅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掌聲再次席卷會場，但毛澤東並不那麽樂觀。他心裏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聯合”十分勉強。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全會每天的情況是了如指掌的。
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世人的是曆史的思考和啟迪。
陳少敏理直氣壯地頂了一句：“這是我的權利！”
毛澤東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會上攻擊“二月逆流”的。
毛澤東巧妙地利用“111”和“妖”的諧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按原計劃這時召開的應是中共九大，而不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由於高層鬥爭遲遲未能明朗化，加上持續不斷的武鬥造成的混亂，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不能召開。
毛澤東隻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
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會議。
八屆中央委員原有97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到這時，林伯渠、吳玉章、羅榮桓、陳賡、李克農、劉亞樓等10人已經去世。
另外，有52.7%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黨分子”、“裏通外國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審查、靠邊站，有的身陷囹圄，有的關入牛棚，所以，實際到會的中央委員隻有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半數。
在中共曆史上，召開中央全會，到會者不足半數，這還是第一次。
開幕會上，候補中央委員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張達誌、韓先楚、潘複生、劉建勳、李大章、吳德、劉子厚等10人，被增補為正式中央委員，但是，這一次卻不是按慣例依名次遞補的。
不過這樣一來，正式中央委員湊足50人，畢竟超過了半數。
13年後，當中國政治進入了鄧小平時代，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有人說：八屆十二中全會是非法的。
鄧小平不同意這樣說，指出：“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同誌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50位，過半數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身穿銀灰色中山裝，滿麵紅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周恩來首先報告了出席會議人員的組成，編組和會議的開法，並宣布議事日程：
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
《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
國際國內形勢；
專案審查工作，特別是對劉少奇的審查。
接著，大會議廳裏便響起了毛澤東高亢的嗓音：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掌聲再次席卷會場，但毛澤東並不那麽樂觀。他心裏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聯合”十分勉強，實際上隻是各派的“大湊合”，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也隻是軍管會的變種。天下倒是大亂了一陣，可“天下大治”尚未見到。從中央到地方還有一係列問題沒有解決。民以食為天，“文化大革命”以來，生產持續下降。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這樣下去，“抓革命，促生產”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他接著說：“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
毛澤東晚年形成的思想和他那倔強的性格，使其無法在總體上承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他甚至還將它視為自己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得意之作，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看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次創舉。
在這次開幕會上，毛澤東曾特別提到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2號人物鄧小平：“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
毛澤東掃視著會場，看到有許多新麵孔。這一次，參加全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而且還有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共74人列席會議。
他看了一眼四川來的負責人，又說：四川可打得厲害，十幾萬人打，無線電指揮，有什麽不得了，天塌不下來，辦學習班解決了很多問題，一定要總結經驗，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隻好一省一省解決。
停了一下，他忽然又加了一句，表揚了上海：“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局勢。”接著，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語言，談到了知識分子問題，他們本是這次“革命”的對象之一：“知識分子是黏土。板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翹到天上去。軍事院校辦了111個，叫111，其實確實有妖啊！”
毛澤東巧妙地利用“111”同“妖”的諧音，在會場上引來一片低低的笑聲，他自己也笑了。
接著，他三言兩語，簡短有力地結束了講話：“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麽叫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毛澤東的講話再一次為全會定了調子。
於是，分組會上，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便群起圍攻所謂“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圍攻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
林彪、江青一夥看到有些老幹部雖已“靠邊站”，但仍打而不倒、轟而未垮，並且還受到許多革命群眾的尊敬和支持，便串通一氣，有意將朱德、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編入各個小組予以分割，有計劃地對他們分頭進行圍攻和批鬥。
林彪公然宣稱：“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誌的。”
接著，林彪還恬不知恥地嚷道：“抓人風，揪高幹風，衝軍隊機關風，提出連隊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於中央文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向以“軍師”自居的康生則站在“理論”的高度分析道：“二月逆流性質嚴重，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說‘不教而誅’，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譚震林，還有陳毅、李先念、餘秋裏、穀牧都開了炮。1956年2月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變成功的二月逆流。在我們的國家裏，有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堅強領導，中國的二月逆流的幹將們要像赫魯曉夫那樣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那是癡心妄想，白日做夢，絕對辦不到的！”
10月17日在第一組小組會上，江青則汙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謝富治說：“朱德同誌從上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陳毅同誌是朱德同誌的參謀長。這些人都該受批判”。
圍攻所謂“一貫右傾”的老同誌，竟實際上成了全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康生、江青等人的圍攻實際上並不是擅自行動，因為，每天都有全會的《簡報》把情況及時反映上去。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全會每天的情況是了如指掌的。
10月20日和26日，林彪在全會上講話，他針對毛澤東在開幕會上的提問，迎合說：“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翻動著講話提綱，以他特有的角度回顧了從古至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他因講話過多，蒼白的麵頰已微微泛紅：“第一次，在四世紀到五世紀，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影響世界兩千年，與今天我們文化大革命來比是微不足道的，是小巫見大巫。”
“第二次文化運動，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資產階級的出現，十四、十五世紀，意大利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新的意識形態……”
到會的一百多號人，聽著林彪大談德謨克裏特、柏拉圖、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孟德斯鳩、盧梭，不少人如雲裏霧裏。
“第三次，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大革命，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
林彪的聲音有些疲憊，但一講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變得興奮起來：“隻有中國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大普及，在七億人口中根子紮的最深，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起了極大的影響。三次文化運動：奴隸社會文化運動、資本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規模是小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七億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傳到幾十億人口，流傳到全世界，都有影響。”
惟一的反對票
在組織上解決劉少奇的問題，把打倒劉少奇的既成事實合法化，是這次全會的重要議題一。
會上，中央專案組九易其稿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分發到了每個人手裏。
《審查報告》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叛變”，“1927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係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1929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變，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望著手中白紙黑字的《審查報告》，有的人掩抑不住內心的狂喜，更多的人現出惶惑的神情，沉默不語。
會場上一片靜默。
人們在想，這個《審查報告》是怎樣搞出來的呢，有多大的真實性呢？
真相終究會大白於天下的，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在審問江青時，有一段記錄如下：
審判員審問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製指揮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這個專案組裏。”
法庭宣讀1968年2月26日謝富治在“王光美專案組”報告上的批語：“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誌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誌。”
法庭還宣讀了原中央專案小組第一辦公室副主任兼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組長肖孟的證言：“1967年5月（應為6月）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組剛成立時，康生、謝富治在中南海西樓一次專案組負責人會議上宣布，劉、王專案組由江青負責，其領導成員還有謝富治、戚本禹等。康生雖沒有列為該專案組領導成員，但他是直接插手這個專案的，經常出謀劃策。”
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雖然挨了重重一擊，但他仍然是國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江青一夥還無權為他設專案。於是這夥人采取順藤摸瓜的辦法，首先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設立了“王光美專案組”，雖然名義上是王光美專案組，但實際上也是兼搞劉少奇的材料。江青、康生、謝富治曾多次地交待專案人員：劉王是一案，“不可分割”。
為了牽連上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想方設法收羅一切材料來證明王光美為“美國情報局特務”，並借此向劉少奇發起攻擊。
王光美原是輔仁大學學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黨員，解放戰爭初期曾被北平地下黨推薦到軍調部我方代表團當翻譯。1947年2月，蔣介石進攻延安前，王光美隨同軍調部工作人員撤回到晉察冀。據此，富於聯想的康生憑自己的“經驗”判斷：王光美是美國情報部門派遣到軍調部當翻譯，然後混入解放區。
康生先行定案，然後江青指使專案人員四處尋找“證據”，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為了找出“證據”，江青不惜一切代價，視廣大幹部和群眾如同螻蟻草芥，生殺予奪，她可以任意處置。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解放前係輔仁大學教授，認識王光美。這樣，楊承祚被江青確定為第一個審訊目標，江青一夥認定，刑訊楊承祚，即能拿到他們渴望得到的使王光美成為“特務”的“證據”。經江青批準，楊承祚於1967年被逮捕。投監前，楊即患有糖尿病、動脈硬化症。專案人員提出給楊做腦血流圖，江青非但不準，還發狂地要專案人員對楊“突擊審訊”，責成專案人員“把我們要的東西在楊死以前搞出來”。並嚴令他們“一定要抓緊，一定要加強”。
經刑訊折磨，年老體弱本來就有病的楊承祚憤然離開人間。他的死亡報告上這樣寫道：“因高血壓、動脈硬化性心髒病、心力衰竭、腦動脈硬化症、廣泛性動脈血栓病變、糖尿病、慢性腎病、腎功能衰竭、酸中毒……在心肌梗死的基礎上發生心室顫動，心跳、呼吸突然停止。”對這樣一個渾身是病的老人，江青也居然能夠如此下得手，沒有絲毫的憐憫之心。
老弱多病的楊承祚經不住折磨而死，江青沒有得到有力的“證據”。
於是，她便下令專案組把解放前曾任輔仁大學代理秘書長、建國後為河北師範學院外語係教授的張重一拘留起來，進行輪番逼供審訊。其實，張重一既不認識劉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隻認識楊承祚和其夫人袁紹英，楊、袁認識王光美。江青就是按這種邏輯拘留張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孫。
張重一1967年被拘留審訊時67歲，已是肝癌末期。醫生鑒定：張的眼睛明顯出現黃疸，大量便血，臉部已出現“惡意像”，生命垂危。
可見，江青捏造劉少奇的罪名是不擇手段的。
陳少敏，這位被人譽為“傑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結束後的20年內，不斷見諸報端；近十年內，已有三本關於她的傳記出版，最少有兩部以她為主人公的電視劇問世。
陳少敏之所以為輿論關注，並引起一些學者的濃厚興趣，不僅因為她有“痛打日本浪人”、“扮‘賢妻’護徐老赴湘”、“飛馬比武退群匪”、“夜襲鬼子巡邏車”等傳奇經曆，也不僅因為她是主持過一個地區全麵工作的少有的女領導幹部和為維護工人階級主人翁權益而嘔心瀝血的一名工會領袖，更為重要的是，她作為一名中共中央委員，在“文革”中堅持真理，不畏強暴，與“四人幫”及其爪牙進行過麵對麵的鬥爭，在決定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張反對票。
因為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預料的來自“四人幫”及其爪牙的迫害；因為這一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她竟然還在一段時間內受到某些領導人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票，她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型人的讚許。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世人的是曆史的思考和啟迪。
作為八屆中央委員的陳少敏，是在被打倒的狀態中臨時解放出來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當出席會議的通知發到全國總工會後，立即被當時把持“全總”權力的負責人扣下，說陳少敏是“黑幫分子”，不準出席中央的會議。最終還是在周恩來總理的幹預之下，才由中央辦公廳派車把她接走。
十二中全會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進行。開場鑼鼓並非會議的正式議題，而是有預謀地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批判，分組圍攻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利）。江青在10月17日第一小組會上，誣陷譚震林是“叛徒”，誣陷葉劍英、徐向前“亂黨亂軍”、“要奪軍權”。10月26日林彪在全會上講話說：“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10月28日康生在第四小組會上說：“二月逆流的性質是很嚴重的，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會上，林彪、江青、康生還組織對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等人的圍攻，鼓噪開除鄧小平黨籍，給會議製造緊張氣氛，向與會者施加壓力。
全會將康生、江青、謝富治等操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交付代表“討論”。曆史資料表明，在此之前的9月16日，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報送的三大本所謂劉少奇的罪行材料上，就有了江青誣陷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是“美國遠東情報局代表”的批語；29日林彪在上麵批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績的江青同誌致敬！”
對於強加在劉少奇身上的這些誣陷，剛直不阿又深知劉少奇為人的陳少敏，當然不會買賬。1966年8月初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在劉少奇被“炮打”，被陳伯達宣布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代表”之後，陳少敏即在會議休息室，當著眾人的麵，以匯報工作為名，主動與劉少奇攀談，以示同情和慰問。過後，有一次“全總”造反派逼著陳少敏去看大字報。有張大字報誣稱陳少敏與李先念是劉少奇的黑幹將，誣陷陳少敏、鄭位三等組織1946年中原突圍的人是“叛徒集團”。陳少敏旁若無人地大聲嘲弄說：“不懂曆史，信口雌黃！”1968年春，陳少敏在三一醫院住院，王震、李貞看望她時，談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說：“黨內有些家夥總是要整人，劉少奇有什麽問題要這樣整？”
此刻，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陳少敏所在的小組會上，她又為劉少奇的問題遭受圍攻。陳少敏怒火中燒，滿懷憤懣，以沉默抗爭。康生責問：“陳少敏，你為什麽不表態，不說話？”陳少敏說：“身體不舒服。”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請假出去！”
23-24日會議《簡報》關於陳少敏的情況有如下報道：
10月23日：“陳至今對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報告沒有明確表態，她今天在會上做了一個很不像樣的所謂檢查……一些人對她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說她沒有同劉劃清界限，思想深處有抵觸……”
10月24日：“小組同誌對陳少敏同誌今天的發言東扯西拉，對審查報告始終不表示明確態度，兩次提出批評，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墮落到驚人的地步，一個農村老太婆的政治水平都比她高得多。”
關鍵時刻到了。10月31日，召開全體會議。當會議宣布：永遠開除劉少奇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後，隨著一聲“表決”，一隻隻具有豐富內涵的手陸陸續續舉了起來。惟獨陳少敏坦然地把右手壓在胸前，閉上雙眼，全身伏在桌上，不看會場，不舉手。雖然會場一片沉靜，但她心裏卻發出抗議的呐喊。她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反對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捍衛黨的原則，莊嚴地覆行了自己的職責，投了一張莊嚴神聖的反對票。
會後，康生找到陳少敏氣勢洶洶地質問道：“開除劉少奇的黨籍，你為什麽不舉手？”陳少敏理直氣壯地頂了一句：“這是我的權利！”頂得康生啞口無言，悻悻而去。
陳少敏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壯舉，深為全黨同誌所敬佩。在一次大會上，當人們痛心地談及劉少奇冤案時，胡耀邦曾十分欽佩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大家都犯過錯誤，都舉了手；就是陳大姐沒有舉手，沒有犯錯誤！”
八屆十二中全會後，陳少敏被遣往河南羅山“勞動改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
1977年12月14日，陳少敏在北京去世。在追悼會的悼詞中，竟出現了這樣一句：“在黨內路線鬥爭中，她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自覺抵製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當時，“兩個凡是”還禁錮著人們的頭腦，“抵製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這仍是一句讚辭。蓋棺定論麽？死者長已矣，她無法抗辯。但是，在那麽多鐵骨錚錚的男子漢垂首沉默的時候，一位女性起而承擔了道義，無論如何，這段曆史應大書特書。
全會實際上在為召開九大做準備工作
1968年10月31日，中共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在北京閉幕。
閉幕式上通過了會議公報。
其中有兩段話不妨摘錄如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經過兩年來的極其複雜，極其尖銳的階級鬥爭，空前廣泛、深入地發動了億萬人民群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下，經曆了反複的階級較量，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在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現在，這個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
全會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一步證明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公告宣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實際上，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在為九大作直接的準備工作。這一點，在會議公告中沒有表述。
全會做出《關於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規定了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即是毛澤東在1967年10月27日寫進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複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中的“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全會還審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其中說：“將《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印發全黨，作為討論的基礎。”
毛澤東在全會閉幕會上講了話。
他說，有些同誌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過錯誤”的同誌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麽幾次反複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
這些話說明毛澤東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會上攻擊“二月逆流”的。
毛澤東接著還說：
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麽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麽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麽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講的。在這個世界上麵，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麽讚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誌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誌，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麵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
毛澤東還講了一些原則：
對於黨內一些老同誌，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做到一個“準”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於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讚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保還是要保的。鄧小平，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與劉還有點區別，“多中心”不對。
11月11日，張春橋在上海寫了《關於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要不要點名？看來，點名很有必要。”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就此報告轉發各地。
結果，全國各地在傳達中，大多點名批判了參加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誌。
掌聲再次席卷會場，但毛澤東並不那麽樂觀。他心裏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聯合”十分勉強。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全會每天的情況是了如指掌的。
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世人的是曆史的思考和啟迪。
陳少敏理直氣壯地頂了一句：“這是我的權利！”
毛澤東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會上攻擊“二月逆流”的。
毛澤東巧妙地利用“111”和“妖”的諧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按原計劃這時召開的應是中共九大，而不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由於高層鬥爭遲遲未能明朗化，加上持續不斷的武鬥造成的混亂，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不能召開。
毛澤東隻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
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會議。
八屆中央委員原有97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到這時，林伯渠、吳玉章、羅榮桓、陳賡、李克農、劉亞樓等10人已經去世。
另外，有52.7%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黨分子”、“裏通外國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審查、靠邊站，有的身陷囹圄，有的關入牛棚，所以，實際到會的中央委員隻有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半數。
在中共曆史上，召開中央全會，到會者不足半數，這還是第一次。
開幕會上，候補中央委員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張達誌、韓先楚、潘複生、劉建勳、李大章、吳德、劉子厚等10人，被增補為正式中央委員，但是，這一次卻不是按慣例依名次遞補的。
不過這樣一來，正式中央委員湊足50人，畢竟超過了半數。
13年後，當中國政治進入了鄧小平時代，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有人說：八屆十二中全會是非法的。
鄧小平不同意這樣說，指出：“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同誌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50位，過半數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身穿銀灰色中山裝，滿麵紅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周恩來首先報告了出席會議人員的組成，編組和會議的開法，並宣布議事日程：
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
《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
國際國內形勢；
專案審查工作，特別是對劉少奇的審查。
接著，大會議廳裏便響起了毛澤東高亢的嗓音：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掌聲再次席卷會場，但毛澤東並不那麽樂觀。他心裏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聯合”十分勉強，實際上隻是各派的“大湊合”，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也隻是軍管會的變種。天下倒是大亂了一陣，可“天下大治”尚未見到。從中央到地方還有一係列問題沒有解決。民以食為天，“文化大革命”以來，生產持續下降。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這樣下去，“抓革命，促生產”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他接著說：“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
毛澤東晚年形成的思想和他那倔強的性格，使其無法在總體上承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他甚至還將它視為自己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得意之作，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看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次創舉。
在這次開幕會上，毛澤東曾特別提到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2號人物鄧小平：“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
毛澤東掃視著會場，看到有許多新麵孔。這一次，參加全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而且還有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共74人列席會議。
他看了一眼四川來的負責人，又說：四川可打得厲害，十幾萬人打，無線電指揮，有什麽不得了，天塌不下來，辦學習班解決了很多問題，一定要總結經驗，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隻好一省一省解決。
停了一下，他忽然又加了一句，表揚了上海：“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局勢。”接著，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語言，談到了知識分子問題，他們本是這次“革命”的對象之一：“知識分子是黏土。板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翹到天上去。軍事院校辦了111個，叫111，其實確實有妖啊！”
毛澤東巧妙地利用“111”同“妖”的諧音，在會場上引來一片低低的笑聲，他自己也笑了。
接著，他三言兩語，簡短有力地結束了講話：“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麽叫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毛澤東的講話再一次為全會定了調子。
於是，分組會上，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便群起圍攻所謂“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圍攻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
林彪、江青一夥看到有些老幹部雖已“靠邊站”，但仍打而不倒、轟而未垮，並且還受到許多革命群眾的尊敬和支持，便串通一氣，有意將朱德、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編入各個小組予以分割，有計劃地對他們分頭進行圍攻和批鬥。
林彪公然宣稱：“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誌的。”
接著，林彪還恬不知恥地嚷道：“抓人風，揪高幹風，衝軍隊機關風，提出連隊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於中央文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向以“軍師”自居的康生則站在“理論”的高度分析道：“二月逆流性質嚴重，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說‘不教而誅’，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譚震林，還有陳毅、李先念、餘秋裏、穀牧都開了炮。1956年2月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變成功的二月逆流。在我們的國家裏，有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堅強領導，中國的二月逆流的幹將們要像赫魯曉夫那樣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那是癡心妄想，白日做夢，絕對辦不到的！”
10月17日在第一組小組會上，江青則汙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謝富治說：“朱德同誌從上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陳毅同誌是朱德同誌的參謀長。這些人都該受批判”。
圍攻所謂“一貫右傾”的老同誌，竟實際上成了全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康生、江青等人的圍攻實際上並不是擅自行動，因為，每天都有全會的《簡報》把情況及時反映上去。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全會每天的情況是了如指掌的。
10月20日和26日，林彪在全會上講話，他針對毛澤東在開幕會上的提問，迎合說：“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翻動著講話提綱，以他特有的角度回顧了從古至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他因講話過多，蒼白的麵頰已微微泛紅：“第一次，在四世紀到五世紀，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影響世界兩千年，與今天我們文化大革命來比是微不足道的，是小巫見大巫。”
“第二次文化運動，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資產階級的出現，十四、十五世紀，意大利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新的意識形態……”
到會的一百多號人，聽著林彪大談德謨克裏特、柏拉圖、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孟德斯鳩、盧梭，不少人如雲裏霧裏。
“第三次，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大革命，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
林彪的聲音有些疲憊，但一講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變得興奮起來：“隻有中國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大普及，在七億人口中根子紮的最深，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起了極大的影響。三次文化運動：奴隸社會文化運動、資本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規模是小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七億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傳到幾十億人口，流傳到全世界，都有影響。”
惟一的反對票
在組織上解決劉少奇的問題，把打倒劉少奇的既成事實合法化，是這次全會的重要議題一。
會上，中央專案組九易其稿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分發到了每個人手裏。
《審查報告》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叛變”，“1927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係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1929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變，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望著手中白紙黑字的《審查報告》，有的人掩抑不住內心的狂喜，更多的人現出惶惑的神情，沉默不語。
會場上一片靜默。
人們在想，這個《審查報告》是怎樣搞出來的呢，有多大的真實性呢？
真相終究會大白於天下的，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在審問江青時，有一段記錄如下：
審判員審問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製指揮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這個專案組裏。”
法庭宣讀1968年2月26日謝富治在“王光美專案組”報告上的批語：“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誌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誌。”
法庭還宣讀了原中央專案小組第一辦公室副主任兼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組長肖孟的證言：“1967年5月（應為6月）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組剛成立時，康生、謝富治在中南海西樓一次專案組負責人會議上宣布，劉、王專案組由江青負責，其領導成員還有謝富治、戚本禹等。康生雖沒有列為該專案組領導成員，但他是直接插手這個專案的，經常出謀劃策。”
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雖然挨了重重一擊，但他仍然是國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江青一夥還無權為他設專案。於是這夥人采取順藤摸瓜的辦法，首先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設立了“王光美專案組”，雖然名義上是王光美專案組，但實際上也是兼搞劉少奇的材料。江青、康生、謝富治曾多次地交待專案人員：劉王是一案，“不可分割”。
為了牽連上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想方設法收羅一切材料來證明王光美為“美國情報局特務”，並借此向劉少奇發起攻擊。
王光美原是輔仁大學學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黨員，解放戰爭初期曾被北平地下黨推薦到軍調部我方代表團當翻譯。1947年2月，蔣介石進攻延安前，王光美隨同軍調部工作人員撤回到晉察冀。據此，富於聯想的康生憑自己的“經驗”判斷：王光美是美國情報部門派遣到軍調部當翻譯，然後混入解放區。
康生先行定案，然後江青指使專案人員四處尋找“證據”，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為了找出“證據”，江青不惜一切代價，視廣大幹部和群眾如同螻蟻草芥，生殺予奪，她可以任意處置。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解放前係輔仁大學教授，認識王光美。這樣，楊承祚被江青確定為第一個審訊目標，江青一夥認定，刑訊楊承祚，即能拿到他們渴望得到的使王光美成為“特務”的“證據”。經江青批準，楊承祚於1967年被逮捕。投監前，楊即患有糖尿病、動脈硬化症。專案人員提出給楊做腦血流圖，江青非但不準，還發狂地要專案人員對楊“突擊審訊”，責成專案人員“把我們要的東西在楊死以前搞出來”。並嚴令他們“一定要抓緊，一定要加強”。
經刑訊折磨，年老體弱本來就有病的楊承祚憤然離開人間。他的死亡報告上這樣寫道：“因高血壓、動脈硬化性心髒病、心力衰竭、腦動脈硬化症、廣泛性動脈血栓病變、糖尿病、慢性腎病、腎功能衰竭、酸中毒……在心肌梗死的基礎上發生心室顫動，心跳、呼吸突然停止。”對這樣一個渾身是病的老人，江青也居然能夠如此下得手，沒有絲毫的憐憫之心。
老弱多病的楊承祚經不住折磨而死，江青沒有得到有力的“證據”。
於是，她便下令專案組把解放前曾任輔仁大學代理秘書長、建國後為河北師範學院外語係教授的張重一拘留起來，進行輪番逼供審訊。其實，張重一既不認識劉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隻認識楊承祚和其夫人袁紹英，楊、袁認識王光美。江青就是按這種邏輯拘留張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孫。
張重一1967年被拘留審訊時67歲，已是肝癌末期。醫生鑒定：張的眼睛明顯出現黃疸，大量便血，臉部已出現“惡意像”，生命垂危。
可見，江青捏造劉少奇的罪名是不擇手段的。
陳少敏，這位被人譽為“傑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結束後的20年內，不斷見諸報端；近十年內，已有三本關於她的傳記出版，最少有兩部以她為主人公的電視劇問世。
陳少敏之所以為輿論關注，並引起一些學者的濃厚興趣，不僅因為她有“痛打日本浪人”、“扮‘賢妻’護徐老赴湘”、“飛馬比武退群匪”、“夜襲鬼子巡邏車”等傳奇經曆，也不僅因為她是主持過一個地區全麵工作的少有的女領導幹部和為維護工人階級主人翁權益而嘔心瀝血的一名工會領袖，更為重要的是，她作為一名中共中央委員，在“文革”中堅持真理，不畏強暴，與“四人幫”及其爪牙進行過麵對麵的鬥爭，在決定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張反對票。
因為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預料的來自“四人幫”及其爪牙的迫害；因為這一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她竟然還在一段時間內受到某些領導人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票，她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型人的讚許。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世人的是曆史的思考和啟迪。
作為八屆中央委員的陳少敏，是在被打倒的狀態中臨時解放出來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當出席會議的通知發到全國總工會後，立即被當時把持“全總”權力的負責人扣下，說陳少敏是“黑幫分子”，不準出席中央的會議。最終還是在周恩來總理的幹預之下，才由中央辦公廳派車把她接走。
十二中全會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進行。開場鑼鼓並非會議的正式議題，而是有預謀地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批判，分組圍攻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利）。江青在10月17日第一小組會上，誣陷譚震林是“叛徒”，誣陷葉劍英、徐向前“亂黨亂軍”、“要奪軍權”。10月26日林彪在全會上講話說：“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10月28日康生在第四小組會上說：“二月逆流的性質是很嚴重的，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會上，林彪、江青、康生還組織對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等人的圍攻，鼓噪開除鄧小平黨籍，給會議製造緊張氣氛，向與會者施加壓力。
全會將康生、江青、謝富治等操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交付代表“討論”。曆史資料表明，在此之前的9月16日，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報送的三大本所謂劉少奇的罪行材料上，就有了江青誣陷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是“美國遠東情報局代表”的批語；29日林彪在上麵批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績的江青同誌致敬！”
對於強加在劉少奇身上的這些誣陷，剛直不阿又深知劉少奇為人的陳少敏，當然不會買賬。1966年8月初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在劉少奇被“炮打”，被陳伯達宣布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代表”之後，陳少敏即在會議休息室，當著眾人的麵，以匯報工作為名，主動與劉少奇攀談，以示同情和慰問。過後，有一次“全總”造反派逼著陳少敏去看大字報。有張大字報誣稱陳少敏與李先念是劉少奇的黑幹將，誣陷陳少敏、鄭位三等組織1946年中原突圍的人是“叛徒集團”。陳少敏旁若無人地大聲嘲弄說：“不懂曆史，信口雌黃！”1968年春，陳少敏在三一醫院住院，王震、李貞看望她時，談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說：“黨內有些家夥總是要整人，劉少奇有什麽問題要這樣整？”
此刻，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陳少敏所在的小組會上，她又為劉少奇的問題遭受圍攻。陳少敏怒火中燒，滿懷憤懣，以沉默抗爭。康生責問：“陳少敏，你為什麽不表態，不說話？”陳少敏說：“身體不舒服。”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請假出去！”
23-24日會議《簡報》關於陳少敏的情況有如下報道：
10月23日：“陳至今對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報告沒有明確表態，她今天在會上做了一個很不像樣的所謂檢查……一些人對她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說她沒有同劉劃清界限，思想深處有抵觸……”
10月24日：“小組同誌對陳少敏同誌今天的發言東扯西拉，對審查報告始終不表示明確態度，兩次提出批評，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墮落到驚人的地步，一個農村老太婆的政治水平都比她高得多。”
關鍵時刻到了。10月31日，召開全體會議。當會議宣布：永遠開除劉少奇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後，隨著一聲“表決”，一隻隻具有豐富內涵的手陸陸續續舉了起來。惟獨陳少敏坦然地把右手壓在胸前，閉上雙眼，全身伏在桌上，不看會場，不舉手。雖然會場一片沉靜，但她心裏卻發出抗議的呐喊。她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反對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捍衛黨的原則，莊嚴地覆行了自己的職責，投了一張莊嚴神聖的反對票。
會後，康生找到陳少敏氣勢洶洶地質問道：“開除劉少奇的黨籍，你為什麽不舉手？”陳少敏理直氣壯地頂了一句：“這是我的權利！”頂得康生啞口無言，悻悻而去。
陳少敏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壯舉，深為全黨同誌所敬佩。在一次大會上，當人們痛心地談及劉少奇冤案時，胡耀邦曾十分欽佩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大家都犯過錯誤，都舉了手；就是陳大姐沒有舉手，沒有犯錯誤！”
八屆十二中全會後，陳少敏被遣往河南羅山“勞動改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
1977年12月14日，陳少敏在北京去世。在追悼會的悼詞中，竟出現了這樣一句：“在黨內路線鬥爭中，她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自覺抵製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當時，“兩個凡是”還禁錮著人們的頭腦，“抵製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這仍是一句讚辭。蓋棺定論麽？死者長已矣，她無法抗辯。但是，在那麽多鐵骨錚錚的男子漢垂首沉默的時候，一位女性起而承擔了道義，無論如何，這段曆史應大書特書。
全會實際上在為召開九大做準備工作
1968年10月31日，中共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在北京閉幕。
閉幕式上通過了會議公報。
其中有兩段話不妨摘錄如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經過兩年來的極其複雜，極其尖銳的階級鬥爭，空前廣泛、深入地發動了億萬人民群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下，經曆了反複的階級較量，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在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現在，這個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
全會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一步證明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公告宣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實際上，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在為九大作直接的準備工作。這一點，在會議公告中沒有表述。
全會做出《關於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規定了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即是毛澤東在1967年10月27日寫進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複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中的“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全會還審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其中說：“將《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印發全黨，作為討論的基礎。”
毛澤東在全會閉幕會上講了話。
他說，有些同誌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過錯誤”的同誌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麽幾次反複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
這些話說明毛澤東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會上攻擊“二月逆流”的。
毛澤東接著還說：
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麽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麽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麽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講的。在這個世界上麵，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麽讚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誌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誌，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麵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
毛澤東還講了一些原則：
對於黨內一些老同誌，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做到一個“準”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於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讚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保還是要保的。鄧小平，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與劉還有點區別，“多中心”不對。
11月11日，張春橋在上海寫了《關於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要不要點名？看來，點名很有必要。”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就此報告轉發各地。
結果，全國各地在傳達中，大多點名批判了參加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