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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篡奪九大籌備權，兩派秀才大鬥法
毛澤東突然問楊成武：“你認識陳再道嗎？”
毛澤東要楊成武轉告陳再道三句話。
消息傳來，林彪、江青一夥驚恐萬狀，出爾反爾。
夏初就有人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信，抱怨相互攻擊謾罵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靜還狂呼亂叫，幹擾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張春橋是個一點就透的聰明人。
黨章草案飛快地送到林彪手中。
散會前，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到會者，全場沸騰起來。
“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我說朱德是紅司令。”
目睹“七・二$事件”，毛澤東心潮起伏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與情況。會上，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
為了親眼目睹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毛澤東決定即刻南下。
他說：“七月了，我要到外麵走走。去武漢遊泳，那裏的水好。”
與會的大多數人都不讚成毛澤東出去巡視，全國各地武鬥還不少，尤其是鐵路沿線情況更為複雜，怕危及毛澤東的安全。
但毛澤東執意南行，當晚深夜，毛澤東就離開了北京。
7月14日夜，毛澤東抵達武漢。他原來想再度橫渡長江。不想武漢局勢混亂，7月20日，還發生了“百萬雄師”揪鬥“中央代表團”王力的事件。毛澤東隻好放棄橫渡長江的計劃，從武漢飛抵上海。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乘坐飛機。
目睹武漢“七・二事件”，毛澤東思緒起伏，一直到了上海，還在思考著這件事情。
一天，隨毛澤東南行的楊成武陪主席散步，毛澤東突然問楊成武：“你認識陳再道嗎？”
“原先不認識，建國以後才認識的。”楊成武回答說。
“他會反對我嗎？”
“軍隊的許多老同誌是跟著你幹革命的，不會反對你的。”
“是啊，我想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他要反對我，我們就從武漢出不來了。”
毛澤東反剪著雙手，緩緩地在林陰道上徜徉，不時顯出些許焦慮的神態，他又問楊成武道：“你知道陳再道現在在哪裏？”
“不清楚。”
“你去問問總理。你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討。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澤東之意是要保陳再道，但林彪、江青、謝富治卻欲置陳再道於死地。
毛澤東在上海呆了近2個月時間，大部分時間呆在室內，聽聽匯報，批閱文件、看報紙。一天，毛澤東坐在沙發上翻報紙，翻著翻著，他停下來，問在場的人：
“誰封我四個官啊！”他指著報上林彪在五一節用毛筆題寫的字：“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毛澤東有些煩躁地說：“什麽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不要宣傳這些，要講馬克思主義萬歲！講馬列主義萬歲。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
幾天後，毛澤東又把楊成武叫到他的住處，說：“建軍節要到了，你回去參加建軍節招待會。請各位老帥也參加。”
“現在有人不讚成將八一作為建軍節，還要把軍事博物館的軍徽砸掉。”楊成武報告說。“為什麽？”毛澤東不解地問。
“他們提要把秋收起義那一天做建軍節。”
毛澤東皺了皺眉說：“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一個在先，一個在後，而且南昌起義是全國性的，秋收起義是地區性的。把秋收起義那天作為建軍節，是不對的。”
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兩篇由陳伯達簽發，王力審定，關鋒主持起草的煽動“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概念。
於是，“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地區的陳再道”等口號在中國東南西北響起。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縱下，全國各地造反派的鬥爭矛頭直指當地駐軍的領導人，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屢見不鮮，許多軍隊幹部慘遭迫害。
麵對這些情況，毛澤東憤然批示：“‘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是‘大毒草’。”
接著，他又在林彪送審的文件上劃去多處“軍內一小撮”的字樣後退給林彪。
消息傳來，林彪、江青一夥驚恐萬狀，出爾反爾，將責任完全推給“小爬蟲”王力、關鋒、戚本禹，自己則蒙混過“關”。
王、關、戚隨即被隔離審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對隔離審查王、關、戚起了重要作用的楊成武，後來竟被林彪一夥誣稱為“王關戚”的黑後台。
1968年3月，林彪、江青還製造了“楊餘傅”冤案，將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打倒在地。再說毛澤東巡視完畢，於1967年9月25日從上海回到北京。
10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要求各地組織群眾認真學習，貫徹執行。指示指出：
毛澤東從7月起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9月25日回到北京。他沿途發表了一係列的談話。他說：“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隻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一個組織裏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鬥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毛澤東回到北京不久，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又一次提出1968年要結束“文化大革命”，並提出要盡快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事實上，許多人已對“文化大革命”開始厭倦，並渴望過正常生活。夏初就有人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信，抱怨相互攻擊謾罵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靜還狂呼亂叫，幹擾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南巡歸來，毛澤東也希望加快各省市內部達到團結一致的進程。到青海省在8月12日建立了革委會為止，全國已有5個省革委會和2個直轄市革委會。毛澤東在視察後指出，另外8個省的問題已基本解決，而其他10個省的問題年底也可解決。
後來，毛澤東還說，黨組織應該恢複，並應當舉行各級黨代表大會。他最後總結道：我認為大約在明年這個時候可以開九大。
張春橋搶到修改九大黨章之權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正式著手籌備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召開九大，毛澤東在上海視察時就指定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做點調查。
姚文元很快便將調查結果寫信報告毛澤東。
信中說，召開九大要先修改黨史，搞一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材料”。九大的代表“可以各方麵協商產生”；“要多一些工人和紅衛兵入黨”；“‘劉、鄧、陶’選不選？彭、羅、陸、楊選不選？一致說不選。”
在10月21日，中央發出的通知中，附上了姚文元的信供各地參考。
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
“我讚成康生的意見，一個是叛徒、特務，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很壞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這就很寬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朝氣。”他還說：“恢複組織生活，不要恢複老樣子。”
當時毛澤東的一句話，還無意之中為張春橋搭起了高攀林彪的梯子。
毛澤東把修改黨章的任務交給了上海。葉群向張春橋透露了來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地位，應在黨章中明確地規定下來。
張春橋是個一點就透的聰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後，便放出風聲：“上海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強烈要求在黨章上寫明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接班人，以保證我們黨永不變修，永不變色！”
在張春橋負責起草的黨章草案上，出現了所有中共黨章上未曾有過的詞句：
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決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黨章草案飛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林彪馬上“回贈”張春橋一個軍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
從那以後，張春橋跟“林副統帥”的關係變得不一般起來，張春橋時常借口匯報南京軍區的工作，向林彪請示，以拉攏感情。
這一番感情投資，後來還真救了張春橋一把，暫且不表。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其中說：“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在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修改黨綱黨章的運動。他們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以三種形式結合，組織了市一級的修改小組；―分別到工廠、機關、學校、商店、公社、連隊、街道選擇一批點，組織了幾十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為市的修改小組提供參考性的修改稿，市一級的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自己選一批基層單位，展開修改黨綱黨章的討論，廣泛聽取和集中群眾意見。這種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知》要求各地參照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展群眾性修改黨綱黨章運動的經驗，組織黨綱黨章修改小組和群眾性討論，提出修改黨綱黨章的方案。
張春橋、姚文元就這樣將修改九大黨章之權搶在手裏。
與會者準時到了，可還是拖了2小時才開會
在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中央關於征詢召開九大意見的通報》中第六條這樣寫著：
關於九大的開會時間，多數同誌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著開“人大”，把劉少奇罷免，解決國家主席問題。這樣，明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但國內連續發生的一些事情又打亂了毛澤東的部署。
在毛澤東南下視察期間，毛澤東說過：“要告訴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這時，王力、關鋒、戚本禹先後垮台引起轟動、引人注目。他們的垮台，既是正確方麵進行鬥爭的結果，又與中央文革舍卒保車有關。
但人們透過這件事，認識到全國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錯誤。
於是人們利用毛澤東糾正若幹錯誤的機會，頻繁要求翻案。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領導幹部在外交部貼出大字報，標題是《揭露敵人，戰而勝之，徹底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
這張大字報轟動了全國。
2月15日，陳毅看到了大字報。他心底裏感到的是莫大的安慰。
2月24日，周恩來奉“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命批評了91人大字報。
2月28日，陳毅致周恩來一封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的批評。
91人大字報，被認為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1967年和1968年初，天津市文藝界若幹受到錯誤的批判鬥爭的同誌聚會，準備成立一個組織，演出節目。這些同誌是所謂“黑線人物”，因而也被視為逆流。
1968年2月2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見了天津市革委會代表，指責天津市文藝界出現了“黑會”，要演出“黑戲”。並且說：黑會帶有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奪權的性質，反映了社會上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潮，這是一件反革命事件。
四川有許多群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劉結挺、張西挺，成都街頭貼出了“殺頭坐牢何所懼，打倒劉、張誌不移”的大標語。
於是乎，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聚會，分析所謂階級鬥爭形勢的“新特點、新動向”。江青說：“去年冬天以來，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他們大肆活動，表現就是為二月逆流翻案。”
康生說：“當前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頭子之一譚震林翻案。”
正在全國出現所謂“右傾翻案風”的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新判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這個新判斷，雖然4月6日才公布出來，但實際上在3月18日以前就提出來了。
1968年3月24日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幹部大會。與會者準時到會，可等了兩個小時左右才開會。
在開會以前，主席台上一下子多放幾把椅子，一下子撤去幾把椅子，看來臨時確定了哪些人上主席台。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謝富治、葉群。陳毅等老帥坐在台下。
林彪首先在會上講話。3月24日下午，毛澤東要林彪講三個問題：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麵派，三是哲學上的“相對和絕對”。林彪大體上講了這些問題。他說：
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誌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間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問題要大一些。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裏麵發生了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餘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周恩來接著講了話。
江青接著講話。她說：“我完全擁護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定！”她在講話中製造了楊成武三次指示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的謊言，既誣陷楊成武、傅崇碧，又故意轉移人們的視線，掩蓋問題的實質。她還說，王、關、戚是“我們把他們端出來”的。
陳伯達接著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林彪同誌宣布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的命令”。他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偉大勝利是“揭發了彭、羅、陸、楊”，第二次偉大勝利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是“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偉大勝利是“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裏麵的小爬蟲――關、王、戚或者王、關、戚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
康生接著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時的既嚴肅又寬大的英明決定”，認為“應當說江青同誌起了巨大的作用，樹立了特殊的功績”，他在肆意攻擊汙蔑所謂“二月逆流”之後，說道：“我相信楊成武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的。”
姚文元最後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和各項命令”。
散會前，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到會者，全場沸騰起來。長時間地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三位高級將領就這樣被打倒了！
究竟是誰決定打倒楊、餘、傅
這件事頗為奇特。中共中央的命令中說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決定的，林彪說是在毛澤東那裏開會決定的，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說是毛澤東決定的。
而毛澤東在1973年12月21日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談話時說：“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那麽，究竟是誰決定的呢？
還有在中央下達的命令中，隻說了“極嚴重錯誤”、“嚴重錯誤”，沒有具體內容。林彪在大會上所說，不僅自相矛盾，而且籠而統之。中共中央沒有轉發林彪的講話，也沒有下發任何具體說明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犯了什麽錯誤的文件。
林彪似乎到了3月24日下午還不知道在大會上該講什麽，傍晚傳來毛澤東的意見，他才明白該講些什麽。那麽，楊成武等三人究竟犯了什麽錯誤？
從背景來看，“楊、餘、傅事件”的背景就是全國刮起了所謂“右傾翻案風”。
江青等人對於所謂“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風”十分敏感，他們要抓一個“典型”整一下，以反擊這股所謂“妖風”。他們會按照自己的立場、觀點向毛澤東報告情況，提出處理意見，應該說江青特別賣力。
張春橋1968年3月29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大會上說到此事時說過：“在這一個偉大的鬥爭中間，江青同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親自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對於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右傾翻案風”的出現，當然不會漠然置之。顯然，他同意抓一個“典型”整一下。不如此不足以反擊“妖風”。順便說一句，“抓典型”也是老辦法，1959年，在黨內黨外對“三麵紅旗”議論紛紛的時候，就抓了彭德懷這個“典型”，以反擊所謂“右傾”。
誠然，“楊餘傅事件”的發生確實包含了重大的政治背景，但林彪、江青一夥當時之所以對楊、餘、傅三人格外“垂青”，還包含了許多的個人恩怨，按林彪等人的看法，楊、餘、傅三人是“自食其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楊成武和很多人一樣，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但隨著“文革”的逐步深入，他慢慢地發現了許多不正常的事情，尤其看不慣林彪、江青一夥的胡作非為。後來，對他們就每每暗中掣肘。
正當林彪、江青一夥的走卒王力、關鋒、戚本禹四麵煽風點火，煽動造反派亂中奪權時，楊成武奉周恩來總理的密令赴上海如實匯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隨即發表了隔離審查王、關、戚的命令。
禍起蕭牆，林彪、江青一夥表麵上故作鎮定，並“義憤填膺”地批判了王、關、戚，內心卻十分恐慌……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巡視華北、中南和華東三大區時，楊成武隨行，期間聽到過一些毛澤東對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不滿。
當時，林彪一夥正在加緊圍攻老帥們。毛澤東卻對他的幾位老戰友作了很高的評價，他當麵對楊成武說：
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我說朱德是紅司令。
陳毅是個好同誌。
葉劍英在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徐老總四方麵軍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張國燾的事情。
賀龍是二方麵軍的旗子。
返京後，楊成武將毛澤東在外地的談話記錄向周總理作了傳達匯報，幾位老帥也都聽到了傳達。
葉群多次追問毛主席對林副主席如何評價，楊成武一直回避著沒有回答。
“文化大革命”全麵展開後不久，林彪就要楊成武對幾位老帥停發文件，但楊成武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隻扣下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文件，重要的文件仍照送不誤。這件事情後來也被林彪發覺。
1968年3月初的一天，林彪辦公室打來電話，要楊成武晚上去一趟毛家灣林彪住宅，林副主席有事與他相商。
對老上級的召見，楊成武不好怠慢，隻得準時到達。
在會客廳裏，林彪看了一眼葉群，對楊成武說：“現在有人寫信，說葉群是假黨員，還參加過國民黨。對這個問題，我曾派人作過調查，很多材料已證明葉群的曆史是清楚的，16歲入黨也是真的。但寫證明材料的人職位不夠高。現在葉群是軍委辦公廳的人，你是總參負責人，又是軍委常委，你能不能給她寫一個證明呢？”
說話的語氣與其說是“商榷”，還不如說是“攤牌”。
楊成武同誌注視著這位老上級，沉思了一會兒，平靜地說：
“林總，我過去根本不認識葉群，這你是知道的，抗戰以前，她在白區，我們在蘇區，在陝北，直到1960年，我才認識葉群。叫我寫她的入黨證明，恐怕不太合適吧！再說，誰講她有什麽問題，誰證明她沒有什麽問題，我都沒看過，怎麽能寫證明呢？”
楊成武說的都是大實話！但林彪聽完後，臉色一變，半晌沒說出話來。他注視著眼前的這位老下級，心想連這點“小忙”都不肯幫，也確實太不聽話了……
“林總還有什麽指示嗎？”麵對屋裏的緊張氣氛，楊成武知趣地問道。
“沒有了。”林彪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楊成武走出林彪住宅，心頭不禁掠過一絲涼意，仿佛看見有一雙黑手正從他背後伸來……
餘立金被打倒之前，身任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等職，像楊成武等人一樣，打倒後被林彪一夥找到了許多“罪證”。
餘立金在新四軍皖南事變突圍時，曾被俘過。餘立金被打倒後，林彪及其死黨成員就千方百計地搜集有關材料，但從3月一直搞到9月，林彪一夥還未找到一點像樣的證據。
後來，他們竟以連哄帶逼的手段，從江西的一個勞改農場原國民黨某師的一個軍需處處長那裏獲得了餘立金的“叛徒”證明材料，給餘立金戴上了“大叛徒”的帽子。
而事實上，皖南事件爆發時，這位處長根本不在皖南，而在四川抓壯丁……
身為“叛徒”的餘立金實際上是一個直言不諱、最講原則、最守本分的人。而在林彪一夥看來，他確實本分得有些倔強，有點“迂腐”。
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時，經楊成武建議，周恩來總理同意，餘立金也前往隨行。
1967年八一前夕，餘立金自滬飛抵北京，向周總理報告有關毛澤東的行止情況。
當晚，身為空軍司令的吳法憲三次“邀請”餘立金去傳達毛主席巡視期間的“最新最高指示”，但餘立金同誌嚴守“回京後隻向總理報告有關情況，沒有傳達任務”的紀律，均予以直言拒絕。
第三次，吳法憲竟抬出林副主席這張“王牌”相要挾，“不開竅”的餘立金隻是淡淡地說：“上麵規定了，不向任何人匯報”，仍不買他的賬。
就這樣，餘立金後來又被扣上了一條“反對林副主席，有意封鎖林副主席”的“罪狀”。餘立金同誌曾經是賀龍指揮的紅二方麵軍的幹部，對賀龍的為人比較了解，加上他任空軍政委期間又曾聽到毛澤東說過“要保護賀龍”的話，因而對審查賀龍一向持有異議。同時，他又不同意關於林彪的“光輝榜樣”的提法，觸犯了林彪等人。
1968年3月中旬，空軍司令部內部發生了一場風波。空軍機關有人寫匿名信給楊成武，控告空軍黨辦王飛、周宇馳、劉沛豐等人的醜惡罪行。
楊成武覺得，林彪、葉群同空軍的關係非同一般，兒子林立果又恰好在空軍黨辦，遂將信轉送給林彪，善良地認為林彪會進行嚴肅的處理。
誰知葉群看完信後，就將信轉交給空軍司令部，最後又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幾個人手中。
周宇馳等人見信後火冒三丈，通過查筆跡確信該信是餘立金的秘書所寫。
當天下午，葉群在電話裏將吳法憲痛罵了一頓：“你說我們奪你的權，奪你的什麽權？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從你們空軍撤回來。你不識好歹，我的兒女在空軍都是為了保你，保你的權，你反說我們要奪你的權。告訴你，奪你權的不是我們，是楊成武和餘立金，是他們勾結起來，要奪你的權！你可要提高警惕。”
有了林彪和葉群等人撐腰，吳法憲立時膽量倍增，立即將餘立金的秘書“隔離審查”。
餘立金和楊成武知道後都極為惱火。自己的秘書被抓，自己事先一點都不知道，這其中必有什麽名堂。
楊成武當時正身患疾病，他一麵打電話要吳法憲立即放人，一麵派夫人趙誌珍同餘立金一道去毛家灣林彪住處反映情況。
葉群“熱情”地接待了他倆，並裝模作樣地聽完了他倆的匯報，最後還煞有介事地說：
“好吧，我再派人調查研究，查清楚之後再向林副主席報告。”
餘立金根本就沒想到，林彪、葉群隨即又對吳法憲耳提麵命，指使吳法憲同他老婆一道去找楊成武談話。
更使餘立金想不到的是因為這場風波，自己竟被扣上了一條與楊成武“勾結起來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的“罪狀”。
“文化大革命”中，傅崇碧因身居北京衛戍區司令要位，深受各方注目。林彪、江青一夥為了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對傅崇碧更加“垂青”，極盡拉攏之能事。
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生病，住在301醫院治療，葉群就親自帶著女兒林豆豆前往看望，並叮囑傅崇碧：“身體要緊，缺什麽藥找我好了。”
傅崇碧病愈出院後，在人民大會堂遇見了林彪。林彪也很“關切”地對他說：
“你現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體搞好。”
有段時間，葉群接二連三地打電話給傅崇碧，邀請他帶上夫人、孩子一塊去毛家灣林彪住宅看電影。
傅崇碧覺得，林彪是副統帥，不是為了工作而來往甚密，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便借故婉言謝絕了。
但在林彪、葉群等人看來，傅崇碧也太“不識抬舉”了。對這種身居要位而又不能為自己效力的人，拉不過來，那就隻好將他“打下去”了，以免誤了自己的“大事”。
當然，林彪、江青一夥要搞掉傅崇碧，還有更深的原因。正當他們要將老幹部統統打倒之際，“不識時務”的傅崇碧卻堅決執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為保護一大批老幹部費盡了心機，與林彪、江青一夥周旋，從而更加深了自己與他們之間的矛盾。
武漢“七・二事件”的首要人物陳再道在受到林彪一夥指使的造反派衝擊時，是傅崇碧急中生智，將陳再道鎖進斷了電源的電梯裏而免遭揪鬥。
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夕，周恩來告訴傅崇碧：“徐向前元帥必須出席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路上不出事！”
為了保證安全，傅崇碧親自將徐帥送到招待會上。
散會後，傅崇碧又增派警衛，用三輛警衛車跟隨徐帥，並繞道將他送回家。
一天深夜，周恩來又把傅崇碧叫到辦公室。總理緊緊地注視著傅崇碧，心事重重地說：“這些老幹部正受到衝擊，你要想方設法把他們轉移出去，保護起來！”
總理隨即交給傅崇碧一張紙，上麵開列了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部長一級的老幹部名單。
在征得周總理同意後，傅崇碧迅速調動三輛汽車和數十名精幹的警衛戰士，將這批老幹部轉移到較為安全的東高地衛戍區某部的營區內，並叮囑要嚴格保密。
剛剛安頓好這件事，傅崇碧就接到“中央文革”的電話通知：立即到釣魚台開會。
連續幾天，江青一夥當著周恩來的麵，聲色俱厲地圍攻傅崇碧。
江青氣勢洶洶地追問：“傅崇碧，你這個死硬的保皇派，你把這些人藏到哪裏去了？你保那些老反革命，絕沒有好下場！”
陳伯達威脅傅崇碧說：“傅崇碧，不要以為你神不知鬼不覺的，我們早知道了。你說，是誰讓你把他們轉移的？是誰？”
康生也聲嘶力竭地咆哮道：“傅崇碧，你聽見沒有，你把他們弄到哪裏去了？你必須說出是誰讓你這麽幹的！”
周恩來總理坦然地坐在沙發上，用嚴肅的眼光注視著傅崇碧……
傅崇碧知道周總理的苦衷，本打算隻顧喝茶抽煙，以沉默相對抗。後來被逼急了，就簡單地回答道：
“上麵。”但並沒說出上麵是誰。
第一天沒問出什麽結果，第二天開會，江青一夥繼續對傅崇碧進行圍攻。
剛開會不久，毛澤東辦公室來電話，毛澤東要找傅崇碧了解一下北京的近況。
傅崇碧在向主席匯報了有關情況時，也趁此機會向主席匯報了轉移老幹部的事情。
毛澤東十分讚同地說：“周恩來安排得好！你們衛戍區做得好！”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們保護起來，紅衛兵會把他們往死裏整！”
“你們做得對！”毛澤東又重複道。
聽了這話，傅崇碧心裏踏實多了。
後來在遭到江青一夥緊緊追問時，傅崇碧理直氣壯地說：
“主席叫弄的！我講上麵，你們非要我說，你們問主席去吧！”
一句話將中央文革的這幾位戰將給驚住了。
事後，傅崇碧同誌把向毛主席匯報的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也會心地笑了。
後來，上海的造反派分兩次將江青30年代的材料寄給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又給傅崇碧出了一大難題。
這些材料中有江青當演員時的“玉照”，有給蔣介石五十大壽的義演劇照，還有江青和某些演員的風流韻事的傳聞……
江青是一位極敏感的女性，早在1966年10月，圍繞自己的“材料”問題，她就來了個“上海秘密抄家”，將30年代的幾位“好友”鄭君裏等人威懾了一番。
麵對這次再現的江青材料，傅崇碧感到很棘手。他請示周總理後，隻好將這些材料封起來交給江青本人處理。
雖然這些材料最後都被封存、銷毀了，但心懷鬼胎的江青，總覺得傅崇碧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無形間也就更增添了對傅崇碧的猜疑。傅崇碧被打倒後，還被妄加上了一條“搞江青同誌過去的黑材料”的“罪狀”。
毛澤東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鎮壓紅衛兵的黑手
1968年夏天，兩個一直在北京的美國教師，這樣描述著當時的氣氛：
一種陰暗的氣氛籠罩著革命的首都。當我們沿著北京的偏僻街道長時間散步、坐著公共汽車四處周遊的時候，我們默默地觀察著那些通過製造革命而學會革命的人們，毫無疑問，運動帶給他們的興奮已經煙消雲散。冒險精神已為反映在人們臉上的冷漠所代替，人們依然行進在鮮紅的旗幟和毛主席的畫像下，但這樣做隻是出於習慣了。
與廣大人民的冷漠厭倦不同，部分地區卻形勢惡化，大學生之間的派性爭鬥更為激烈。當時有名的《七・三布告》中說到，在廣西的柳州、桂林、南寧地區，連續出現了“一係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複通車；第二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第三，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七・二四布告》中說到，在陝西全省一些地方，連續出現了“一係列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店；二、燒毀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三、搶劫車船，中斷鐵路、交通和郵電，私設電台；四、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
一些學校的武鬥也如火如荼。一些用自動武器和來福槍武裝起來的狂熱分子，每隔一段時間就發動戰鬥相互殘殺。他們還帶著裝有擴音器和鑼鼓的車子，向群眾發表演說，用漿糊到處刷大字報。
5月29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頭頭開會，決定5月30日淩晨3時攻打在清華大學東區浴室樓的學生。蒯大富下令拉閘斷電，發出進攻信號，先後使用偷襲、強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學生卞雨林、許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7月初，“文攻武衛總指揮部”又決定武力“封鎖”科學館。開槍打死數名學生。
為了武鬥，“井岡山兵團”總部還決定製造、運輸槍支彈藥，其他高校，也有類似的情況。毛澤東漸漸對他曾寄予厚望的青年領袖感到失望，接著還有密報說，紅衛兵“司令們”打算建立一個新的全國紅衛兵組織，並企圖占領所有廣播電台。他們還夢想在中國建立全國紅衛兵政權。
於是毛澤東不得不采取行動，7月初派出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工人們要求學生晚上10點上床睡覺，一個外國人寫道：“意外而又歡快的寧靜彌漫在這個城市。”
7月27日上午，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幾千人進駐清華大學，宣傳製止武鬥，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
“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的頭頭們緊急磋商，決定“抵抗、還擊”，不讓工人進樓。
下午1時許，蒯大富在靜齋樓道拔出手槍，叫喊要和工人“拚了”，並在離開靜齋時把幾十發手槍子彈交給了武鬥隊員。按照“抵抗、還擊”的決定，一些人手持長矛、槍支、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宣傳隊員進行襲擊。頭頭任傳仲親自帶領武鬥人員在靜齋、甲所、乙所、大禮堂等處反複衝殺工人隊伍，還用長矛刺傷工人。
當晚武鬥人員又襲擊了9003大樓的工人群眾，“致使宣傳隊員王鬆林、張旭濤、潘誌宏、韓忠現、李文元慘遭殺害，731人受傷。”
毛澤東頗感震驚，當晚深夜便派人找來學生領袖，決定結束武鬥和混亂。
7月28日淩晨3點半到8點半，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接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
在長達5小時的談話中，毛澤東嚴厲告誡他們要停止武鬥。他強調，現在的情況完全失去了控製，青年領袖們讓他感到失望。“兩年來你們青年人投身於鬥批改……”“但是今天你們不再鬥爭或批判，也沒有任何看得見的改變”，毛澤東還批評青年領袖們把鬥爭發展成“局部的武鬥”，這在人民中引起了嚴重反響，人民不高興，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你們學校的學生”對這種情況都不會感到高興。
當青年領袖低聲辯解說，紅衛兵實際上受到工人的壓製時，毛澤東大聲地說：我就是鎮壓紅衛兵的黑手。誰如果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對那些“司令”說，他期望他們要盡可能與對立派聯合起來，然後解散。他希望學生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補充說，學生們也有許多知識和經驗能傳授給農民。
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向首都工宣隊贈送芒果，這象征性地表示對工宣隊的“極大支持”。
以後的幾天裏，工宣隊控製了全國城市中的大、中、小學校以及其他機構，而所謂的貧下中農小組則接管了農村的學校。
9月7日，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全國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大會，稱“全國山河一片紅”。
周恩來發表了講話，他要求廣大知識青年到基層去，到貧下中農那裏去，紮根於山區和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江青也接著講了話。她強調了紅衛兵在“革命初期和中期階段”所做的“巨大貢獻”。江青告誡年輕人要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最後她呼籲所有工人“保護青年紅衛兵戰士，幫助和教育他們”。
是年年底，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
一度喧鬧不已的城市，漸漸平靜了些。
但是，黨的內部高層的鬥爭並未結束。
毛澤東要楊成武轉告陳再道三句話。
消息傳來，林彪、江青一夥驚恐萬狀，出爾反爾。
夏初就有人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信，抱怨相互攻擊謾罵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靜還狂呼亂叫，幹擾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張春橋是個一點就透的聰明人。
黨章草案飛快地送到林彪手中。
散會前，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到會者，全場沸騰起來。
“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我說朱德是紅司令。”
目睹“七・二$事件”，毛澤東心潮起伏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與情況。會上，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
為了親眼目睹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毛澤東決定即刻南下。
他說：“七月了，我要到外麵走走。去武漢遊泳，那裏的水好。”
與會的大多數人都不讚成毛澤東出去巡視，全國各地武鬥還不少，尤其是鐵路沿線情況更為複雜，怕危及毛澤東的安全。
但毛澤東執意南行，當晚深夜，毛澤東就離開了北京。
7月14日夜，毛澤東抵達武漢。他原來想再度橫渡長江。不想武漢局勢混亂，7月20日，還發生了“百萬雄師”揪鬥“中央代表團”王力的事件。毛澤東隻好放棄橫渡長江的計劃，從武漢飛抵上海。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乘坐飛機。
目睹武漢“七・二事件”，毛澤東思緒起伏，一直到了上海，還在思考著這件事情。
一天，隨毛澤東南行的楊成武陪主席散步，毛澤東突然問楊成武：“你認識陳再道嗎？”
“原先不認識，建國以後才認識的。”楊成武回答說。
“他會反對我嗎？”
“軍隊的許多老同誌是跟著你幹革命的，不會反對你的。”
“是啊，我想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他要反對我，我們就從武漢出不來了。”
毛澤東反剪著雙手，緩緩地在林陰道上徜徉，不時顯出些許焦慮的神態，他又問楊成武道：“你知道陳再道現在在哪裏？”
“不清楚。”
“你去問問總理。你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討。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澤東之意是要保陳再道，但林彪、江青、謝富治卻欲置陳再道於死地。
毛澤東在上海呆了近2個月時間，大部分時間呆在室內，聽聽匯報，批閱文件、看報紙。一天，毛澤東坐在沙發上翻報紙，翻著翻著，他停下來，問在場的人：
“誰封我四個官啊！”他指著報上林彪在五一節用毛筆題寫的字：“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毛澤東有些煩躁地說：“什麽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不要宣傳這些，要講馬克思主義萬歲！講馬列主義萬歲。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
幾天後，毛澤東又把楊成武叫到他的住處，說：“建軍節要到了，你回去參加建軍節招待會。請各位老帥也參加。”
“現在有人不讚成將八一作為建軍節，還要把軍事博物館的軍徽砸掉。”楊成武報告說。“為什麽？”毛澤東不解地問。
“他們提要把秋收起義那一天做建軍節。”
毛澤東皺了皺眉說：“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一個在先，一個在後，而且南昌起義是全國性的，秋收起義是地區性的。把秋收起義那天作為建軍節，是不對的。”
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兩篇由陳伯達簽發，王力審定，關鋒主持起草的煽動“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概念。
於是，“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地區的陳再道”等口號在中國東南西北響起。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縱下，全國各地造反派的鬥爭矛頭直指當地駐軍的領導人，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屢見不鮮，許多軍隊幹部慘遭迫害。
麵對這些情況，毛澤東憤然批示：“‘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是‘大毒草’。”
接著，他又在林彪送審的文件上劃去多處“軍內一小撮”的字樣後退給林彪。
消息傳來，林彪、江青一夥驚恐萬狀，出爾反爾，將責任完全推給“小爬蟲”王力、關鋒、戚本禹，自己則蒙混過“關”。
王、關、戚隨即被隔離審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對隔離審查王、關、戚起了重要作用的楊成武，後來竟被林彪一夥誣稱為“王關戚”的黑後台。
1968年3月，林彪、江青還製造了“楊餘傅”冤案，將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打倒在地。再說毛澤東巡視完畢，於1967年9月25日從上海回到北京。
10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要求各地組織群眾認真學習，貫徹執行。指示指出：
毛澤東從7月起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9月25日回到北京。他沿途發表了一係列的談話。他說：“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隻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一個組織裏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鬥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毛澤東回到北京不久，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又一次提出1968年要結束“文化大革命”，並提出要盡快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事實上，許多人已對“文化大革命”開始厭倦，並渴望過正常生活。夏初就有人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信，抱怨相互攻擊謾罵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靜還狂呼亂叫，幹擾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南巡歸來，毛澤東也希望加快各省市內部達到團結一致的進程。到青海省在8月12日建立了革委會為止，全國已有5個省革委會和2個直轄市革委會。毛澤東在視察後指出，另外8個省的問題已基本解決，而其他10個省的問題年底也可解決。
後來，毛澤東還說，黨組織應該恢複，並應當舉行各級黨代表大會。他最後總結道：我認為大約在明年這個時候可以開九大。
張春橋搶到修改九大黨章之權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正式著手籌備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召開九大，毛澤東在上海視察時就指定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做點調查。
姚文元很快便將調查結果寫信報告毛澤東。
信中說，召開九大要先修改黨史，搞一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材料”。九大的代表“可以各方麵協商產生”；“要多一些工人和紅衛兵入黨”；“‘劉、鄧、陶’選不選？彭、羅、陸、楊選不選？一致說不選。”
在10月21日，中央發出的通知中，附上了姚文元的信供各地參考。
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
“我讚成康生的意見，一個是叛徒、特務，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很壞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這就很寬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朝氣。”他還說：“恢複組織生活，不要恢複老樣子。”
當時毛澤東的一句話，還無意之中為張春橋搭起了高攀林彪的梯子。
毛澤東把修改黨章的任務交給了上海。葉群向張春橋透露了來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地位，應在黨章中明確地規定下來。
張春橋是個一點就透的聰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後，便放出風聲：“上海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強烈要求在黨章上寫明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接班人，以保證我們黨永不變修，永不變色！”
在張春橋負責起草的黨章草案上，出現了所有中共黨章上未曾有過的詞句：
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決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黨章草案飛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林彪馬上“回贈”張春橋一個軍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
從那以後，張春橋跟“林副統帥”的關係變得不一般起來，張春橋時常借口匯報南京軍區的工作，向林彪請示，以拉攏感情。
這一番感情投資，後來還真救了張春橋一把，暫且不表。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其中說：“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在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修改黨綱黨章的運動。他們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以三種形式結合，組織了市一級的修改小組；―分別到工廠、機關、學校、商店、公社、連隊、街道選擇一批點，組織了幾十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為市的修改小組提供參考性的修改稿，市一級的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自己選一批基層單位，展開修改黨綱黨章的討論，廣泛聽取和集中群眾意見。這種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知》要求各地參照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展群眾性修改黨綱黨章運動的經驗，組織黨綱黨章修改小組和群眾性討論，提出修改黨綱黨章的方案。
張春橋、姚文元就這樣將修改九大黨章之權搶在手裏。
與會者準時到了，可還是拖了2小時才開會
在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中央關於征詢召開九大意見的通報》中第六條這樣寫著：
關於九大的開會時間，多數同誌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著開“人大”，把劉少奇罷免，解決國家主席問題。這樣，明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但國內連續發生的一些事情又打亂了毛澤東的部署。
在毛澤東南下視察期間，毛澤東說過：“要告訴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這時，王力、關鋒、戚本禹先後垮台引起轟動、引人注目。他們的垮台，既是正確方麵進行鬥爭的結果，又與中央文革舍卒保車有關。
但人們透過這件事，認識到全國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錯誤。
於是人們利用毛澤東糾正若幹錯誤的機會，頻繁要求翻案。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領導幹部在外交部貼出大字報，標題是《揭露敵人，戰而勝之，徹底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
這張大字報轟動了全國。
2月15日，陳毅看到了大字報。他心底裏感到的是莫大的安慰。
2月24日，周恩來奉“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命批評了91人大字報。
2月28日，陳毅致周恩來一封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的批評。
91人大字報，被認為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1967年和1968年初，天津市文藝界若幹受到錯誤的批判鬥爭的同誌聚會，準備成立一個組織，演出節目。這些同誌是所謂“黑線人物”，因而也被視為逆流。
1968年2月2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見了天津市革委會代表，指責天津市文藝界出現了“黑會”，要演出“黑戲”。並且說：黑會帶有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奪權的性質，反映了社會上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潮，這是一件反革命事件。
四川有許多群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劉結挺、張西挺，成都街頭貼出了“殺頭坐牢何所懼，打倒劉、張誌不移”的大標語。
於是乎，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聚會，分析所謂階級鬥爭形勢的“新特點、新動向”。江青說：“去年冬天以來，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他們大肆活動，表現就是為二月逆流翻案。”
康生說：“當前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頭子之一譚震林翻案。”
正在全國出現所謂“右傾翻案風”的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新判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這個新判斷，雖然4月6日才公布出來，但實際上在3月18日以前就提出來了。
1968年3月24日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幹部大會。與會者準時到會，可等了兩個小時左右才開會。
在開會以前，主席台上一下子多放幾把椅子，一下子撤去幾把椅子，看來臨時確定了哪些人上主席台。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謝富治、葉群。陳毅等老帥坐在台下。
林彪首先在會上講話。3月24日下午，毛澤東要林彪講三個問題：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麵派，三是哲學上的“相對和絕對”。林彪大體上講了這些問題。他說：
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誌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間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問題要大一些。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裏麵發生了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餘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周恩來接著講了話。
江青接著講話。她說：“我完全擁護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定！”她在講話中製造了楊成武三次指示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的謊言，既誣陷楊成武、傅崇碧，又故意轉移人們的視線，掩蓋問題的實質。她還說，王、關、戚是“我們把他們端出來”的。
陳伯達接著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林彪同誌宣布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的命令”。他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偉大勝利是“揭發了彭、羅、陸、楊”，第二次偉大勝利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是“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偉大勝利是“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裏麵的小爬蟲――關、王、戚或者王、關、戚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
康生接著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時的既嚴肅又寬大的英明決定”，認為“應當說江青同誌起了巨大的作用，樹立了特殊的功績”，他在肆意攻擊汙蔑所謂“二月逆流”之後，說道：“我相信楊成武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的。”
姚文元最後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和各項命令”。
散會前，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到會者，全場沸騰起來。長時間地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三位高級將領就這樣被打倒了！
究竟是誰決定打倒楊、餘、傅
這件事頗為奇特。中共中央的命令中說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決定的，林彪說是在毛澤東那裏開會決定的，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說是毛澤東決定的。
而毛澤東在1973年12月21日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談話時說：“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那麽，究竟是誰決定的呢？
還有在中央下達的命令中，隻說了“極嚴重錯誤”、“嚴重錯誤”，沒有具體內容。林彪在大會上所說，不僅自相矛盾，而且籠而統之。中共中央沒有轉發林彪的講話，也沒有下發任何具體說明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犯了什麽錯誤的文件。
林彪似乎到了3月24日下午還不知道在大會上該講什麽，傍晚傳來毛澤東的意見，他才明白該講些什麽。那麽，楊成武等三人究竟犯了什麽錯誤？
從背景來看，“楊、餘、傅事件”的背景就是全國刮起了所謂“右傾翻案風”。
江青等人對於所謂“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風”十分敏感，他們要抓一個“典型”整一下，以反擊這股所謂“妖風”。他們會按照自己的立場、觀點向毛澤東報告情況，提出處理意見，應該說江青特別賣力。
張春橋1968年3月29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大會上說到此事時說過：“在這一個偉大的鬥爭中間，江青同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親自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對於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右傾翻案風”的出現，當然不會漠然置之。顯然，他同意抓一個“典型”整一下。不如此不足以反擊“妖風”。順便說一句，“抓典型”也是老辦法，1959年，在黨內黨外對“三麵紅旗”議論紛紛的時候，就抓了彭德懷這個“典型”，以反擊所謂“右傾”。
誠然，“楊餘傅事件”的發生確實包含了重大的政治背景，但林彪、江青一夥當時之所以對楊、餘、傅三人格外“垂青”，還包含了許多的個人恩怨，按林彪等人的看法，楊、餘、傅三人是“自食其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楊成武和很多人一樣，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但隨著“文革”的逐步深入，他慢慢地發現了許多不正常的事情，尤其看不慣林彪、江青一夥的胡作非為。後來，對他們就每每暗中掣肘。
正當林彪、江青一夥的走卒王力、關鋒、戚本禹四麵煽風點火，煽動造反派亂中奪權時，楊成武奉周恩來總理的密令赴上海如實匯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隨即發表了隔離審查王、關、戚的命令。
禍起蕭牆，林彪、江青一夥表麵上故作鎮定，並“義憤填膺”地批判了王、關、戚，內心卻十分恐慌……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巡視華北、中南和華東三大區時，楊成武隨行，期間聽到過一些毛澤東對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不滿。
當時，林彪一夥正在加緊圍攻老帥們。毛澤東卻對他的幾位老戰友作了很高的評價，他當麵對楊成武說：
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我說朱德是紅司令。
陳毅是個好同誌。
葉劍英在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徐老總四方麵軍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張國燾的事情。
賀龍是二方麵軍的旗子。
返京後，楊成武將毛澤東在外地的談話記錄向周總理作了傳達匯報，幾位老帥也都聽到了傳達。
葉群多次追問毛主席對林副主席如何評價，楊成武一直回避著沒有回答。
“文化大革命”全麵展開後不久，林彪就要楊成武對幾位老帥停發文件，但楊成武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隻扣下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文件，重要的文件仍照送不誤。這件事情後來也被林彪發覺。
1968年3月初的一天，林彪辦公室打來電話，要楊成武晚上去一趟毛家灣林彪住宅，林副主席有事與他相商。
對老上級的召見，楊成武不好怠慢，隻得準時到達。
在會客廳裏，林彪看了一眼葉群，對楊成武說：“現在有人寫信，說葉群是假黨員，還參加過國民黨。對這個問題，我曾派人作過調查，很多材料已證明葉群的曆史是清楚的，16歲入黨也是真的。但寫證明材料的人職位不夠高。現在葉群是軍委辦公廳的人，你是總參負責人，又是軍委常委，你能不能給她寫一個證明呢？”
說話的語氣與其說是“商榷”，還不如說是“攤牌”。
楊成武同誌注視著這位老上級，沉思了一會兒，平靜地說：
“林總，我過去根本不認識葉群，這你是知道的，抗戰以前，她在白區，我們在蘇區，在陝北，直到1960年，我才認識葉群。叫我寫她的入黨證明，恐怕不太合適吧！再說，誰講她有什麽問題，誰證明她沒有什麽問題，我都沒看過，怎麽能寫證明呢？”
楊成武說的都是大實話！但林彪聽完後，臉色一變，半晌沒說出話來。他注視著眼前的這位老下級，心想連這點“小忙”都不肯幫，也確實太不聽話了……
“林總還有什麽指示嗎？”麵對屋裏的緊張氣氛，楊成武知趣地問道。
“沒有了。”林彪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楊成武走出林彪住宅，心頭不禁掠過一絲涼意，仿佛看見有一雙黑手正從他背後伸來……
餘立金被打倒之前，身任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等職，像楊成武等人一樣，打倒後被林彪一夥找到了許多“罪證”。
餘立金在新四軍皖南事變突圍時，曾被俘過。餘立金被打倒後，林彪及其死黨成員就千方百計地搜集有關材料，但從3月一直搞到9月，林彪一夥還未找到一點像樣的證據。
後來，他們竟以連哄帶逼的手段，從江西的一個勞改農場原國民黨某師的一個軍需處處長那裏獲得了餘立金的“叛徒”證明材料，給餘立金戴上了“大叛徒”的帽子。
而事實上，皖南事件爆發時，這位處長根本不在皖南，而在四川抓壯丁……
身為“叛徒”的餘立金實際上是一個直言不諱、最講原則、最守本分的人。而在林彪一夥看來，他確實本分得有些倔強，有點“迂腐”。
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時，經楊成武建議，周恩來總理同意，餘立金也前往隨行。
1967年八一前夕，餘立金自滬飛抵北京，向周總理報告有關毛澤東的行止情況。
當晚，身為空軍司令的吳法憲三次“邀請”餘立金去傳達毛主席巡視期間的“最新最高指示”，但餘立金同誌嚴守“回京後隻向總理報告有關情況，沒有傳達任務”的紀律，均予以直言拒絕。
第三次，吳法憲竟抬出林副主席這張“王牌”相要挾，“不開竅”的餘立金隻是淡淡地說：“上麵規定了，不向任何人匯報”，仍不買他的賬。
就這樣，餘立金後來又被扣上了一條“反對林副主席，有意封鎖林副主席”的“罪狀”。餘立金同誌曾經是賀龍指揮的紅二方麵軍的幹部，對賀龍的為人比較了解，加上他任空軍政委期間又曾聽到毛澤東說過“要保護賀龍”的話，因而對審查賀龍一向持有異議。同時，他又不同意關於林彪的“光輝榜樣”的提法，觸犯了林彪等人。
1968年3月中旬，空軍司令部內部發生了一場風波。空軍機關有人寫匿名信給楊成武，控告空軍黨辦王飛、周宇馳、劉沛豐等人的醜惡罪行。
楊成武覺得，林彪、葉群同空軍的關係非同一般，兒子林立果又恰好在空軍黨辦，遂將信轉送給林彪，善良地認為林彪會進行嚴肅的處理。
誰知葉群看完信後，就將信轉交給空軍司令部，最後又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幾個人手中。
周宇馳等人見信後火冒三丈，通過查筆跡確信該信是餘立金的秘書所寫。
當天下午，葉群在電話裏將吳法憲痛罵了一頓：“你說我們奪你的權，奪你的什麽權？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從你們空軍撤回來。你不識好歹，我的兒女在空軍都是為了保你，保你的權，你反說我們要奪你的權。告訴你，奪你權的不是我們，是楊成武和餘立金，是他們勾結起來，要奪你的權！你可要提高警惕。”
有了林彪和葉群等人撐腰，吳法憲立時膽量倍增，立即將餘立金的秘書“隔離審查”。
餘立金和楊成武知道後都極為惱火。自己的秘書被抓，自己事先一點都不知道，這其中必有什麽名堂。
楊成武當時正身患疾病，他一麵打電話要吳法憲立即放人，一麵派夫人趙誌珍同餘立金一道去毛家灣林彪住處反映情況。
葉群“熱情”地接待了他倆，並裝模作樣地聽完了他倆的匯報，最後還煞有介事地說：
“好吧，我再派人調查研究，查清楚之後再向林副主席報告。”
餘立金根本就沒想到，林彪、葉群隨即又對吳法憲耳提麵命，指使吳法憲同他老婆一道去找楊成武談話。
更使餘立金想不到的是因為這場風波，自己竟被扣上了一條與楊成武“勾結起來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的“罪狀”。
“文化大革命”中，傅崇碧因身居北京衛戍區司令要位，深受各方注目。林彪、江青一夥為了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對傅崇碧更加“垂青”，極盡拉攏之能事。
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生病，住在301醫院治療，葉群就親自帶著女兒林豆豆前往看望，並叮囑傅崇碧：“身體要緊，缺什麽藥找我好了。”
傅崇碧病愈出院後，在人民大會堂遇見了林彪。林彪也很“關切”地對他說：
“你現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體搞好。”
有段時間，葉群接二連三地打電話給傅崇碧，邀請他帶上夫人、孩子一塊去毛家灣林彪住宅看電影。
傅崇碧覺得，林彪是副統帥，不是為了工作而來往甚密，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便借故婉言謝絕了。
但在林彪、葉群等人看來，傅崇碧也太“不識抬舉”了。對這種身居要位而又不能為自己效力的人，拉不過來，那就隻好將他“打下去”了，以免誤了自己的“大事”。
當然，林彪、江青一夥要搞掉傅崇碧，還有更深的原因。正當他們要將老幹部統統打倒之際，“不識時務”的傅崇碧卻堅決執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為保護一大批老幹部費盡了心機，與林彪、江青一夥周旋，從而更加深了自己與他們之間的矛盾。
武漢“七・二事件”的首要人物陳再道在受到林彪一夥指使的造反派衝擊時，是傅崇碧急中生智，將陳再道鎖進斷了電源的電梯裏而免遭揪鬥。
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夕，周恩來告訴傅崇碧：“徐向前元帥必須出席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路上不出事！”
為了保證安全，傅崇碧親自將徐帥送到招待會上。
散會後，傅崇碧又增派警衛，用三輛警衛車跟隨徐帥，並繞道將他送回家。
一天深夜，周恩來又把傅崇碧叫到辦公室。總理緊緊地注視著傅崇碧，心事重重地說：“這些老幹部正受到衝擊，你要想方設法把他們轉移出去，保護起來！”
總理隨即交給傅崇碧一張紙，上麵開列了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部長一級的老幹部名單。
在征得周總理同意後，傅崇碧迅速調動三輛汽車和數十名精幹的警衛戰士，將這批老幹部轉移到較為安全的東高地衛戍區某部的營區內，並叮囑要嚴格保密。
剛剛安頓好這件事，傅崇碧就接到“中央文革”的電話通知：立即到釣魚台開會。
連續幾天，江青一夥當著周恩來的麵，聲色俱厲地圍攻傅崇碧。
江青氣勢洶洶地追問：“傅崇碧，你這個死硬的保皇派，你把這些人藏到哪裏去了？你保那些老反革命，絕沒有好下場！”
陳伯達威脅傅崇碧說：“傅崇碧，不要以為你神不知鬼不覺的，我們早知道了。你說，是誰讓你把他們轉移的？是誰？”
康生也聲嘶力竭地咆哮道：“傅崇碧，你聽見沒有，你把他們弄到哪裏去了？你必須說出是誰讓你這麽幹的！”
周恩來總理坦然地坐在沙發上，用嚴肅的眼光注視著傅崇碧……
傅崇碧知道周總理的苦衷，本打算隻顧喝茶抽煙，以沉默相對抗。後來被逼急了，就簡單地回答道：
“上麵。”但並沒說出上麵是誰。
第一天沒問出什麽結果，第二天開會，江青一夥繼續對傅崇碧進行圍攻。
剛開會不久，毛澤東辦公室來電話，毛澤東要找傅崇碧了解一下北京的近況。
傅崇碧在向主席匯報了有關情況時，也趁此機會向主席匯報了轉移老幹部的事情。
毛澤東十分讚同地說：“周恩來安排得好！你們衛戍區做得好！”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們保護起來，紅衛兵會把他們往死裏整！”
“你們做得對！”毛澤東又重複道。
聽了這話，傅崇碧心裏踏實多了。
後來在遭到江青一夥緊緊追問時，傅崇碧理直氣壯地說：
“主席叫弄的！我講上麵，你們非要我說，你們問主席去吧！”
一句話將中央文革的這幾位戰將給驚住了。
事後，傅崇碧同誌把向毛主席匯報的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也會心地笑了。
後來，上海的造反派分兩次將江青30年代的材料寄給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又給傅崇碧出了一大難題。
這些材料中有江青當演員時的“玉照”，有給蔣介石五十大壽的義演劇照，還有江青和某些演員的風流韻事的傳聞……
江青是一位極敏感的女性，早在1966年10月，圍繞自己的“材料”問題，她就來了個“上海秘密抄家”，將30年代的幾位“好友”鄭君裏等人威懾了一番。
麵對這次再現的江青材料，傅崇碧感到很棘手。他請示周總理後，隻好將這些材料封起來交給江青本人處理。
雖然這些材料最後都被封存、銷毀了，但心懷鬼胎的江青，總覺得傅崇碧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無形間也就更增添了對傅崇碧的猜疑。傅崇碧被打倒後，還被妄加上了一條“搞江青同誌過去的黑材料”的“罪狀”。
毛澤東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鎮壓紅衛兵的黑手
1968年夏天，兩個一直在北京的美國教師，這樣描述著當時的氣氛：
一種陰暗的氣氛籠罩著革命的首都。當我們沿著北京的偏僻街道長時間散步、坐著公共汽車四處周遊的時候，我們默默地觀察著那些通過製造革命而學會革命的人們，毫無疑問，運動帶給他們的興奮已經煙消雲散。冒險精神已為反映在人們臉上的冷漠所代替，人們依然行進在鮮紅的旗幟和毛主席的畫像下，但這樣做隻是出於習慣了。
與廣大人民的冷漠厭倦不同，部分地區卻形勢惡化，大學生之間的派性爭鬥更為激烈。當時有名的《七・三布告》中說到，在廣西的柳州、桂林、南寧地區，連續出現了“一係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複通車；第二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第三，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七・二四布告》中說到，在陝西全省一些地方，連續出現了“一係列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店；二、燒毀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三、搶劫車船，中斷鐵路、交通和郵電，私設電台；四、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
一些學校的武鬥也如火如荼。一些用自動武器和來福槍武裝起來的狂熱分子，每隔一段時間就發動戰鬥相互殘殺。他們還帶著裝有擴音器和鑼鼓的車子，向群眾發表演說，用漿糊到處刷大字報。
5月29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頭頭開會，決定5月30日淩晨3時攻打在清華大學東區浴室樓的學生。蒯大富下令拉閘斷電，發出進攻信號，先後使用偷襲、強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學生卞雨林、許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7月初，“文攻武衛總指揮部”又決定武力“封鎖”科學館。開槍打死數名學生。
為了武鬥，“井岡山兵團”總部還決定製造、運輸槍支彈藥，其他高校，也有類似的情況。毛澤東漸漸對他曾寄予厚望的青年領袖感到失望，接著還有密報說，紅衛兵“司令們”打算建立一個新的全國紅衛兵組織，並企圖占領所有廣播電台。他們還夢想在中國建立全國紅衛兵政權。
於是毛澤東不得不采取行動，7月初派出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工人們要求學生晚上10點上床睡覺，一個外國人寫道：“意外而又歡快的寧靜彌漫在這個城市。”
7月27日上午，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幾千人進駐清華大學，宣傳製止武鬥，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
“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的頭頭們緊急磋商，決定“抵抗、還擊”，不讓工人進樓。
下午1時許，蒯大富在靜齋樓道拔出手槍，叫喊要和工人“拚了”，並在離開靜齋時把幾十發手槍子彈交給了武鬥隊員。按照“抵抗、還擊”的決定，一些人手持長矛、槍支、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宣傳隊員進行襲擊。頭頭任傳仲親自帶領武鬥人員在靜齋、甲所、乙所、大禮堂等處反複衝殺工人隊伍，還用長矛刺傷工人。
當晚武鬥人員又襲擊了9003大樓的工人群眾，“致使宣傳隊員王鬆林、張旭濤、潘誌宏、韓忠現、李文元慘遭殺害，731人受傷。”
毛澤東頗感震驚，當晚深夜便派人找來學生領袖，決定結束武鬥和混亂。
7月28日淩晨3點半到8點半，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接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
在長達5小時的談話中，毛澤東嚴厲告誡他們要停止武鬥。他強調，現在的情況完全失去了控製，青年領袖們讓他感到失望。“兩年來你們青年人投身於鬥批改……”“但是今天你們不再鬥爭或批判，也沒有任何看得見的改變”，毛澤東還批評青年領袖們把鬥爭發展成“局部的武鬥”，這在人民中引起了嚴重反響，人民不高興，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你們學校的學生”對這種情況都不會感到高興。
當青年領袖低聲辯解說，紅衛兵實際上受到工人的壓製時，毛澤東大聲地說：我就是鎮壓紅衛兵的黑手。誰如果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對那些“司令”說，他期望他們要盡可能與對立派聯合起來，然後解散。他希望學生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補充說，學生們也有許多知識和經驗能傳授給農民。
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向首都工宣隊贈送芒果，這象征性地表示對工宣隊的“極大支持”。
以後的幾天裏，工宣隊控製了全國城市中的大、中、小學校以及其他機構，而所謂的貧下中農小組則接管了農村的學校。
9月7日，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全國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大會，稱“全國山河一片紅”。
周恩來發表了講話，他要求廣大知識青年到基層去，到貧下中農那裏去，紮根於山區和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江青也接著講了話。她強調了紅衛兵在“革命初期和中期階段”所做的“巨大貢獻”。江青告誡年輕人要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最後她呼籲所有工人“保護青年紅衛兵戰士，幫助和教育他們”。
是年年底，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
一度喧鬧不已的城市，漸漸平靜了些。
但是，黨的內部高層的鬥爭並未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