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三）
> 第七節 “樣板戲”風靡全國
第七節 “樣板戲”風靡全國
毛澤東的話引來滿堂笑聲。
毛澤東不愧為學識淵博的政治家。他會準確地用字眼，極其敏感地把握字與字之間細微的差別。
兩年前，還在欣賞傳統京劇的江青，突然搖身一變，變得要“革命”了，要“革”傳統戲的“命”。
此後，文藝界的某些人開始敏感地嗅聞風向，並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預感。
在10號樓裏，江青幹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樣板戲”。
“樣板戲”出台後，江青仍覺得少了點什麽？
他剛一落腳，突然接到釣魚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江青同誌叫他立即去。
江青先發製人的一席話講完，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樣板戲”歸於江青名下
1958年，狂熱的經濟建設高潮，猶如春臨大地的季風，飄動著令人激動的氣息，直攪得人心一個勁地旋轉升騰……
這對毛澤東來說，也不例外。春暖花開的時候，他走出中南海，來到位於長江中下遊的華東地區。
在那裏，他視察了工農業生產情況。但此行的目的，並不僅限於此，他還擔心黨內日益蔓延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黨的建設也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從某種程度上說，毛澤東更加重視意識形態的動向，經濟建設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見摸得著，而思想這種東西卻是無形的，如果不經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問題！
毛澤東這次在山東、江蘇、上海等地視察並且發表講話。他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一番講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我們全國有多少知識分子呢？大概有五百萬吧！其中學校有二百萬人。這批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過資產階級學校，受過資產階級社會的影響……”毛澤東頓了一頓，又說：“至於本人嘛……”他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是無產階級分子，是後來的事，開始也是進資產階級學校。”
他又用手指了指眾人：你們中間也有知識分子，也有我這種情況。你們的母親生你們的時候並沒有交付你一個任務：要當共產黨，要信馬克思主義，我母親生我的時候，就沒有講這句話……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的話引來滿堂笑聲。
接著，毛澤東話鋒一轉，幽默勁不見了，神情嚴肅起來：
“過去那種拚命精神，現在在某些同誌身上消失了，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比級別大小，痛哭，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人有兩隻眼睛，眼睛裏有水，叫眼淚，評級滿足不了他們的要求就……雙淚長流啊……”
毛澤東用兩個指尖對著自己的臉，上下來回移動，比劃著淚水嘩嘩流的樣子。“哈哈……”全場又是一陣大笑。
毛澤東又講了一些克服當前官僚主義，安定團結的話。會議在大家的掌聲和笑聲中輕鬆地結束了。
毛澤東從山東來到上海。江青也從北京來到上海和毛澤東團聚。1957年的毛澤東，麵色紅潤、思緒敏捷、動作利索。江青也正值中年，她身材窈窕，穿著講究，濃密的長發盤在頭頂，顯得很精神。
之後，毛澤東又來到南京，他接見了江蘇、安徽兩省的領導幹部。他的談話和他的個性一樣，調侃、幽默，但是輕鬆中，人們卻能實實在在地掂出其中的分量。
他的開場白就幽默上了：“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上到處講一點話。現在這個時期，有些問題需要答複，就遊說到你們這地方來了。”
毛澤東所要答複的問題便是後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在他答複的若幹問題裏，文藝問題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入題的契機是“鬼戲”。
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道：“文學作品裏，有些是不對頭的，如上海演的‘狸貓換太子’，我是沒有看過這個戲，說是各種妖魔鬼怪都上來了。我說上來一點不要緊，妖魔鬼怪，很多人沒有看過，我也沒看過，很想看一下‘狸貓換太子’。”
“為人在世嘛，當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盡搞。”
“搞那麽一點是要得的。大家見見世麵嘛。見識那個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藝術化了的意識形態嘛。”
毛澤東講話有他獨特的藝術，他喜歡舉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話不同，比如‘大鬧天宮’，還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等，這些神話沒有人反對吧？當然沒有！”
“所以說哇，出幾本書，幾篇小說，寫幾首詩，演些‘狸貓換太子’，讓社會評論嘛，逐步使他們的作品加以改變。”
毛澤東不愧為學識淵博的政治家。他會準確地用字眼，極其敏感地把握字與字之間細微的差別。
這裏不是說“改正”，而是“改變”。
可是，這話到了江青耳裏，她並不理會“改變”一字的真實內涵，而是要從根本上改掉“舊戲”。
1962年，江青因身體原因，在杭州養病，正好康生也來到了杭州。
康生和江青在戲劇問題上有共同語言已有相當曆史了。
早在40年代，江青離開大上海的水銀燈，來到革命聖地延安。這塊雖說荒涼卻是如此熾熱的黃土地張開了雙臂，一視同仁地歡迎每一個熱血青年。江青從小就是文藝活躍分子，來到年輕人聚集的地方，活潑的性格、浪漫的情致，很快感染了每一個人，同時也吸引了毛澤東的視線……
後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合了，他們住在延安棗園。這裏沒有刀光劍影，沒有神秘的氣息，隻有濃鬱家庭生活的畫麵。江青愛唱戲的天賦得到了發揮。
據當時的鄰居回憶：江青愛唱戲，唱啥我們聽不懂，不過聲音很好聽，開始他隻是一大早唱兩句，後來，院子裏來的人多了，江青就唱得多了……毛主席、朱德、劉少奇等好多大官都聽她唱。院子裏都是人，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鼓，就像台上演戲一樣，熱鬧得很。毛主席邊聽邊打拍……
江青在延安唱京戲還得到了康生的支持。當時，康生在延安是中央社會部部長，延安劇院第一任院長。他不僅傾聽江青引吭高歌，而且還親自執鼓槌，為她演唱當伴奏。
因為上述原因，江青帶頭上台，把《打漁殺家》桂英兒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這在延安城裏刮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京劇革命”風。
康生到達杭州不久，在他的關懷下，江青頻頻出入劇院。為了不被外人發現，江青每次看戲不得不“喬裝打扮”一番，頭帶便帽（因為經常頭痛，平時也戴帽子），眼配墨鏡，嘴捂口罩。江青想看些刺激性的戲，康生馬上討好似地專門點鬼怪、荒誕劇目給江青看，什麽《大五花洞》、《虹霓關》、《沙橋餞別》等。
就這樣，從3月到5月，整整兩個月，幾乎每天一場戲，直看得江青精神煥發，病情見好。就在江青和康生在杭州大看特看戲曲時，關於繁榮文藝創作的四大會議先後隆重召開。即新僑會議――《文藝理論批判座談會》、廣州會議――《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翠明莊會議――《電影工作會議》、大連會議――《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這幾個會議，深深刺痛了自尊心極強、自認為是文藝界領導的江青被撇在一邊、默默被人們冷落、遺忘。
她要“抗爭”。
這一年裏，文藝界出現了奇特也耐人尋味的動態：一方麵，由周恩來親自領導、新中國最大規模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隆重地拉開了序幕。另一方麵，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中，嚴肅地批示道：
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是好的），十五年來（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果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的批示正逢現代戲會演期間。
1964年6月5日，是現代戲開幕的日子。周恩來、彭真、陸定一、茅盾、周揚等在會上講了話。
會演的規模異樣的陣勢龐大，19個省、市、自治區，28個劇團參加了演出，送演劇目就達37台之多。以後被培植為“樣板”的《蘆蕩火種》（後改名為《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杜鵑山》等，就是這次送演的優秀劇目。
江青那時在中宣部任文藝處長的職務，主要是負責研究國內外的文化動態。兩年前，還在欣賞傳統京劇的江青，突然搖身一變，變得要“革命”了，要“革”傳統戲的“命”。
麵對這次會演，她要介入進去。她的介入絕不是一般形式的大搖大擺走進會場，鼓鼓掌，亮亮相，滿足一下虛榮心。而是要完全、徹底，像插一杆紅旗那樣，一竿子到底，獨樹一幟。
她到會，並作了講話，除了橫挑鼻子豎挑眼外，就亂開槍，像一個不瞄準就舉槍射擊的盲目武士。她的發言，表現出了她“出類拔萃的藝術水平和鑒別能力”。
撞上她槍口的有《李慧娘》和《紅旗譜》。
《李慧娘》是由戲劇出版社的社長孟超執筆改編的，後來北方昆劇院將它搬上舞台。作者對作品傾注了畢生的心血，想“借此姿質美麗之幽魂，以勵生人”，可是他不知道，一場因他的作品而起的爭議，正在醞釀，像迅速發酵的麵粉，已經散發出刺鼻的異味。
幾年前，也就是1961年8月，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用“繁星”的筆名，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李慧娘》借鬼魂抒發感情伸張正義的藝術表現手法。
廖沫沙的文章，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通過當時上海市的負責人柯慶施，在上海組織人批判鬼戲和“鬼戲無害”論。並在1963年5月6日、7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署名“梁壁靜”的《駁“有鬼無害”論》一文，對鬼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進行了批判。
此後，文藝界的某些人開始敏感地嗅聞風向，並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預感。
京劇現代戲會演在幾雙居心叵測的眼睛注視下，終於在這年7月31日落下了帷幕。
康生，這位身居要職的領導人，對《李慧娘》一直讚不絕口，他見江青插手這次會演，在閉幕會上，他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由讚揚到批判，而且言辭激烈，一副後悔莫及的樣子。
參加閉幕式的周恩來也不能輕易變動，劉少奇本來就涉嫌“包庇”鬼戲，這次他也不能再像1961年時，力爭使幾部古典傳統戲作為文藝傳統劇目保留下來。
和“鬼戲”一起倒黴的還有許多優秀電影故事片。如《早春二月》《紅河激浪》《舞台姐妹》《北國江南》《逆風千裏》等十多部影片。
“鬼戲”在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文革”時期的獨特文化現象，“樣板戲”又以另外一種“政治”形式出現了。
“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搬出豐澤園，住到位於中南海畔的“遊泳池”。江青在“文革”前就搬到釣魚台賓館居住。他們的關係不像在延安時期親密，也不及50年代融洽，但表麵上還能說得過去。不像“文革”後期，毛澤東十分反感江青在政治局裏拉幫結派，搞不團結的做法。
“釣魚台”賓館是我們國家最早建造的國家級賓館，專門接待外國元首。這裏不僅環境幽雅、寧靜、充滿了古典情調，而且一些新建築又增添了現代氣息，是一處令人神往的地方。
1966年，釣魚台便逐步褪去古典風雅的寧靜。文革小組借這塊寶地，燃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操縱著九萬萬男女老少的舉手投足。
在江青成為文革小組副組長之前，她的主要棲身之所便在釣魚台。開始她住釣魚台8號樓，後來又搬到11號樓住。
1966年1月後，全國空氣越來越緊張，奪權奪得造反派快六親不認了，竟然揚言要衝進釣魚台，江青嚇得連夜搬家，搬到10號樓住。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江青才住進中南海毛澤東住宅旁的房子裏。
在10號樓裏，江青幹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樣板戲”。
早在1964年，也就是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前夕，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來到北京市委，看望北京市委領導，轉達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工作表示滿意的話，並希望北京市委領導再接再厲，把各項工作搞得更好。
江青將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說完，開始談自己的想法：“我是搞文藝動態研究的，主席也很重視文藝工作。最近聽說要舉辦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這很好嘛！這是一場京劇革命嘛，無產階級的舞台怎麽能讓牛鬼蛇神統治呢？所以，我想就北京地區的京劇革命作作調查研究，好向主席匯報哇，這也是北京市委的成績嘛！”
江青這番話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視，立即布置落實這項工作。他們認為江青關心北京地區京劇革命，主要也是為把北京的京劇搞上去，能在全國會演中一舉奪魁。這是北京市委善良的理解。當市長也好，縣長也好，哪個“父母”官不指望上麵能有人經常為他們出出麵，撐撐腰，扶持一把？江青親自出麵，又是轉達主席的問候，這是主席對文藝工作的重視，北京市委理所當然要認真執行。
可是北京市委的理解和江青的想法卻相差甚遠。
江青選擇了北京市京劇一團作為京劇革命藝術實踐的“樣板田”。以為有了“田”，就可以縱橫捭闔，任意“耕種”！
據一些曾經參加“樣板戲”創作的作家回憶說：江青抓戲，大都是從主題入手。“領導出思想”，江青除了定主題、定題材，還要規定一個粗略的故事輪廓。這種故事輪廓都是主觀主義、憑空設想，毫無生活根據的。
由於江青一味靠虛構編織情節，因此一些苦心構思的劇本，因為沒有生活，沒有體驗，也沒有合作的基礎，結果，本子無法編成劇，最後隻得告吹。
失敗後的江青大為惱火，一口咬定是北京市委的某些人（指市長彭真，宣傳部長李琪），有意和她過不去。
不久，即1967年5月23日，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之際，首都召開了史無前例的紀念大會，到會的文藝界人士有16000多人。
會議由江青主持，陳伯達作講話。
也就在同一天，樣板戲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
以上這八個戲曲，就是相伴“文革”始終，聞名遐邇的八個“革命樣板戲”。打這以後，江青的名字和這八個戲緊緊地連在一起，雖然劇本和舞台上，從頭到尾也不見江青的一橫一撇，然而，她對京劇革命的講話和工作行蹤卻不斷地出現在報刊上，這比不署名的署名還要硬棒！
這裏我們不妨援引老作家汪曾祺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江青還曾抓過兩出“樣板戲”《紅岩》和《山城旭日》。現摘錄如下：
1964年冬，某日，黨委書記薛恩厚帶我和閻肅到中南海去參加關於《紅岩》改編的座談會。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在座的有《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林默涵，好像還有袁水拍。他們對《紅岩》改編方案已經研究過，我是半路插進來的，對他們的談話摸不著頭腦，一句也插不上嘴，心裏有些惶恐。江青說了什麽，我也全無印象，隻因為覺得奇怪才記住了她最後跟羅廣斌說的話：“將來劇本完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自1964年冬至1965年春我們集中起來改《紅岩》劇本。其時，我們隨劇團大隊，浩浩蕩蕩到四川“體驗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當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華鎣山演習了“扯紅”（暴動）。這種“體驗生活”實在如同兒戲，隻有在江青直接控製下的劇團才幹得出來。
1965年4月中國劇團由重慶到上海，排了一些時候戲（排《沙家浜》）。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決定“五一”公演。樣板戲的名稱自此時始。劇團那時還不叫“樣板團”，叫“試驗田”全稱是“江青同誌的試驗田”。
從上海回京後，繼續修改《紅岩》。一直折騰到年底，我們想把戲寫完了好過年。春節前兩天江青從上海打來電話，給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叫我們到上海。李琪於是帶著薛恩厚、閻肅、我，乘飛機到上海。住東湖飯店。江青在錦江飯店接見了我們。江青對李琪說：“對於我們的戲，我希望你了解情況，但是不要過問。”她對我們說，《紅岩》不搞了，另外搞一個戲：由軍隊黨組織派一個幹部（女的），不通過地方黨，找到一個社會關係，打進兵工廠，發動工人護廠，迎接解放。（哪有這樣的事呢？一個地下工作者，不通過黨的組織去開辟工作，根本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一個人，單槍匹馬，通過社會關係，發動大家，這可能麽？）
我和閻肅，按照她的意思，兩天兩夜，研製了一個提綱。閻肅解放前夕在重慶，有一點生活，但是也絕沒有她說的那樣的生活；我是一點生活也沒有，但是我們居然編出一個提綱來了！還定了劇名《山城旭日》。
江青雖然不讓李琪過問我們的戲，我們還有點“組織性”，把提綱向李琪匯報了。李琪聽了，說了一句：“看來，沒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創作的哦？”
我們向江青匯報了提綱，她挺滿意！說：“回去寫吧！”
回到北京，著手“編”劇。3月中，江青又從上海打電話來：“叫他們來一下，關於戲，還有一些問題。”
到上海後，一天，江青叫秘書打電話來，叫我們到“康辦”（張春橋在康平路的辦公室）去見她。
關於劇本，其實沒有談什麽意見，她這次實際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談“試驗田”的事。他們談了些什麽，我和閻肅都沒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沒有爽快地同意，隻見她站了起來，一邊來回踱步，一邊說：“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就在這裏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到別處去試驗！”聲音不大，但是語氣分量很重。
《山城旭日》寫出來了，排練了，彩排了幾場，“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戲就擱下了。江青忙著鬧“革命”，也顧不上再過問這個戲。
我被關押“解放”後，一天一位革命委員會委員拿了一張戲票給我，說：“江青同誌今天也來看《山城旭日》。”
我當時是蓬首垢麵，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爛不堪。回家換衣服，來不及了，隻好臨時買了一套。
開戲前，有人囑咐我：“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沒有什麽話要跟江青說，也不知道有什麽話不該說。恍恍惚惚，如在夢裏。
散了戲，座談，參加的人，限製很嚴格。除了劇作者，隻有楊成武（因有要事中途退出）、謝富治、陳亞丁。江青坐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大幕上寫的是‘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當時我們就理解，她所謂“向大西南進軍”就是搞垮大西南的黨政領導，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燒得更猛。後來西南幾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亂得一塌糊塗。
除了陳亞丁長篇大論地談了一些對戲的意見外，他們所談的都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閻肅隻好裝著沒聽見。
謝富治發言，大意是“打開了重慶，我是頭一個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據我對地形的觀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個人來！”
我當時就想：“壞了！按照他的邏輯，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馬上想到了羅廣斌。羅廣斌後來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這和謝富治這句斬釘截鐵的斷言是有（盡管不是直接）關係的。
毛澤東為江青點將
“樣板戲”出台後，江青仍覺得少了點什麽？
從當時的政治氣候看，進入1969年後，造反派的“高燒”熱度稍稍降了溫。在此之前的劍拔弩張的環境逐步得到了改善。無辜的百姓們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了。
然而，當人們按部就班過日子時，卻突然發現，他們平時那種賴以寄托精神、滋補生活的文化環境不見了。
每天帶有文娛色彩的政治活動除了語錄歌就是“忠”字舞。每當集會或是遊行，甚至坐車的旅途，隨時都會來一段語錄歌集體合唱和一場執紅寶書的“忠”字舞。這不是一種娛樂活動，而是完完全全的政治運動！
沒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人們開始討厭這種滑稽的鬧劇形式。這時，“樣板戲”闖進了人們寂寞空虛的視覺裏。盡管是現代戲，但畢竟是有民族色彩的傳統藝術，也是“國粹”。
空落多日的劇院，猛然爆滿。北京城裏的戲迷們，原來極其挑剔，沒有名家名角壓軸，還不大高興去捧場呢？這時，娛樂時間百無聊賴，他們也顧不得名家不名家，也不管有沒有青衣、花旦、老生、武生的，有戲看就非常不容易了。
劇院的繁榮景象，令江青興奮不已，這是她夢寐以求的。
高興之餘，她開始冷靜地思考。從開始培植“樣板戲”起，就有一幫人不斷向她報告劇院爆滿的喜訊。她覺得，應該采取新的行動緩解“看戲難”的矛盾。
怎麽辦呢？她想到了電影。如果將“樣板戲”拍成電影藝術形式，無論從藝術作品的檔次，還是影響範圍，都是舞台無法比擬的。想到這，江青滿意地笑了。
從1968年下半年起，江青工作的重心開始往電影藝術上轉移。
最初，她指示上海有關部門負責拍攝上海京劇團的《智取威虎山》。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使上海的文藝單位全麵癱瘓，根本無法組織正常拍攝，勉強拚湊起來的班子，全是造反起家的角色，既不懂電影，又不懂京劇，動不動就扛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上綱上線，嚇得專業人員一個也不敢沾邊。
整整折騰了一年，“樣板戲”還不能改編成電影本子，更別說拍成電影了。
於是，碰了壁的江青將上海京劇團的演員拉到北京。到北京後，她才知道北京也同上海一樣，電影界麵臨著“機體癱瘓”的困境。
自尊心極強的江青，苦惱了，夜不能成眠。
釣魚台17號樓是活動娛樂場所，裏麵有影院、健身房等。住在10號樓的江青心情煩躁的時候，便來到17號樓的放映廳看電影。
她一遍又一遍看京劇名家主演的戲劇電影，那精彩的唱詞，極佳的藝術效果，令江青骨腔裏的妒火，一個勁地燃燒……
她看一次急一次，那些名演員、名導演、名攝影能拍出藝術片，她江青自己為什麽不能呢？她咬了咬牙，絕不能讓“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統治舞台。
這時，江青突然想到了毛澤東。對，找主席去，隻要主席出來說一句話，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這裏，又涉及到一個人：
1969年5月，“中國紅色禦林軍”8341部隊副政委狄福才從二七機車車輛廠支“左”回到中南海。
他剛一落腳，突然接到釣魚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江青同誌叫他立即去。開始狄福才還以為他們搞錯了人，江青不可能找他，她又不分管部隊支“左”的事情，但千真萬確，江青就是找他。
1937年，狄福才還是個孩子就參加了革命軍隊。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幾乎都是在警衛的崗位上度過的。他經曆了戰火紛飛的戰場，參加過保衛延安黨中央的戰鬥。在楊家嶺還為毛澤東站過崗。1949年，他又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從走進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沒有離開過警衛工作這個崗位。1966年任中央警衛團副政委，開始負責中央領導的保衛工作。
“文革”一開始，他又被派去工廠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直到他接到江青的電話。
雖然狄福才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漢子，渾身充滿著軍人的膽量和豪氣。但是，一提到江青，他不知怎麽搞的，就有一種壓力感，在他的心裏，最好是敬而遠之為妙。
這次，他是躲不掉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是肯定不行的。想到這，他要在見到江青之前，先探聽個虛實來，好在思想上有個準備。
他找到自己的頂頭上司，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處處長（文革初期，中央警衛局稱為警衛處）汪東興。
汪東興在中南海裏好似中央領導人的“總管家”。領導人今天有什麽事，參加什麽活動，召開什麽會議，甚至有什麽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後通過他安排警衛工作，布置落實。有時甚至還需要他多方協調解決。所以，他是中南海裏舉足輕重的人物。
汪東興一般對部下比較和善，部下有些話也敢和他講。聽了狄福才的話後，他想了想，說：
“奇怪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要你匯報二七廠支左經驗？”狄福才在二七廠支“左”支得比較成績突出，經常作經驗介紹報告。所以，汪東興一想就想到支“左”這件事上了。
“這樣吧！你先去，看看是什麽事再說？”汪東興遲疑了一下，說道。
狄福才滿腹狐疑地看著老領導，心想：“也隻能這樣了。”
北京的5月，氣候十分幹燥。北方大漠的沙土長驅直入，直刮得滿城天昏地暗。這一天，正好又刮大風，江青怏怏不快地在17號樓看電影消磨時光，身邊的人都屏聲靜氣的，生怕出一點聲音，引起首長煩躁。
下午，一輛轎車離17號樓還有百十米遠就戛然而止。狄福才一身軍裝，從車子裏出來，步伐利落地走向17號樓。
他雙腳剛踏上17號樓大廳的柔軟地毯，馬上從旁邊過來一個年輕的警衛，兩腳筆直一並，敬了個軍禮，然後作了個請的手勢：“狄副政委，首長在會議室裏等你。”
狄福才被警衛嚴謹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來，稍稍平穩的心律又跳快了。什麽事情這樣重要？他跟著衛士走進旁邊一個小會議室。
江青已在會議室裏等他了。
也許是剛剛看過電影的緣故吧，江青白皙的臉頰上微微泛紅，亢奮的神情透過鏡片，變成頻頻閃動的光點。
狄福才一進門，雙腳一並，舉手敬禮，高聲報告：“江青同誌，我來了。”
江青高興地“啊……”了一聲，站起來，上前就是一個熱情的握手：“狄福才同誌，你好！你好！”
進門時的緊張神情，被江青這樣的熱情很快衝淡了。狄福才輕鬆地坐在沙發上。
江青興致勃勃，也不等狄福才發問，便急切地開了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邊有這麽多好同誌呀！特別是你，主席給我作了介紹，說你支左幹得不錯，很有經驗……”
狄福才聽到這裏，放心了。“還是支左的事情！”
不過，他一聽到主席在江青麵前表揚了自己，臉上一紅，覺得不好意思，正要解釋幾句，江青又開口了。
“我今天請你來，是想和你商量去拍樣板戲這件事……”江青的口氣比剛才低沉、緩慢，顯得鄭重。
江青看到狄福才直立脊背，意欲開口的神情，微微擺了擺手，又繼續說道：
“我剛才從主席那裏回來，我的戲拍不出來，沒有辦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親自點你的將，叫你去掛帥。”
江青先發製人的一席話講完，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主席點的將，這可不是一般榮譽！狄福才想了一想：自己是個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
於是回答得很幹脆：“主席既然命令我去拍樣板戲，我堅決服從命令，隻是……”他又有點吞吞吐吐。
“我沒有在文藝界工作過，對文藝情況不熟悉，京劇更是一竅不通，門外漢……這和工廠、機關支左不同，困難更多。我是怕……辜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重托，完不成任務。”
江青笑了起來，“你呀，多少懂一點，在延安不是還唱過兩句嗎？邊學邊幹。我們都是毛主席文藝戰線上的小學生。誰也不是天生就會的！”
那叫什麽文藝？風馬牛不相及。狄福才覺得好笑，唱兩句就算懂文藝。看來，江青非叫他去拍“樣板戲”不可了，連1943年的延安警衛團宣傳隊當宣傳員的老皇曆她都知道。
“那不叫懂文藝……”狄福才小聲嘀咕了一句，想想也是何必呢，說也白搭！
江青沒有理會狄福才的意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又繼續說道：
“你回去和老汪（汪東興）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組織起來，要選幾個技術過得硬的司機給劇組開車。過幾天召集劇組和攝製組的人開會，到時通知你參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會議室門口，停住腳步，用語重心長的神情注視著即將上任的“將帥”，鼓勵說：“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邊學邊幹。”
最後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別：“做好準備！”
狄福才離開釣魚台，即回中南海向汪東興匯報情況。
汪東興在狄福才離開後，也去作了一番了解，江青為什麽找狄福才？等狄福才從釣魚台回來向他匯報時，他已經將江青要狄福才去的內幕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兩天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東廳接見劇組、攝製組和北影廠各派頭頭約百餘人。狄福才進門繞到最後一排，選了個不起眼的位子，剛坐下，就聽江青在問：“狄福才同誌來了嗎？”狄福才趕緊抬了抬身子，應了聲“來啦”。
“你們不是要求8341部隊去人嗎？我去請示主席，主席點了將呀！叫8341部隊的副政委――狄福才同誌掛帥。現在正在組織班子。我向大家介紹一下狄福才同誌……”
江青鄭重其事地用手示意狄福才站立起來，和大家認識認識。
眾人一聽是毛主席點的將，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這番真誠的歡迎，讓狄福才好感動。他暗暗給自己鼓勁，要幹好，不能辜負主席的重托和大家的希望。
“樣板戲”的拍攝終於正式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排上議事日程。此時日曆翻到1969年5月。
一年後，第一個“樣板戲”電影正式上映，它就是《智取威虎山》。
之後，其他樣板電影也陸續上映了。
八個“樣板戲”八個故事
《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在北影廠開拍，這無疑是給電影界注射了一針強心劑。其他電影廠也從空寂、難受的癱瘓中看到“康複”的希望。
那時各電影廠除了敢提“樣板戲”拍攝任務外，對於其他創作絕不敢抱有奢望。畢竟是僧多粥少，能接一部“樣板戲”拍攝，已經是令其他廠眼紅了。
八一電影製片廠接下了後來非常叫紅的《紅燈記》。
《紅燈記》和八一廠的故事，還得從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說起。
周恩來接到一個報告，說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因受派性幹擾，已無法正常工作，攝製新聞紀錄片麵臨中斷的危險。
十萬火急！
周恩來立即抽出時間來處理這件緊急事情。新影廠還不像其他電影廠，它是國家時事政治的形象窗口，一旦中斷工作，國家高層政治形象也將隨之在國際舞台消失。
同時，周恩來又趕緊將新影廠的情況匯報給了毛澤東。並且告訴說：新影廠現在要求8341部隊派軍宣隊駐廠，以保證新聞能正常製作。
毛澤東沒有反對，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
派往新影廠的軍宣隊，從8341部隊裏抽了幾十個人，還是由狄福才負責領導。這樣一來，他的工作日程裏又多了個新影廠。
沒想到，人還沒有去新影廠，江青又突然從中插了一竿子。
狄福才正為落實去新影廠軍宣隊的事情忙得不亦樂乎，突然接到江青電話，叫他立即到釣魚台，到她的17號樓一趟。
狄福才趕緊放下手裏的事情，正了正衣領風紀，直奔釣魚台。
江青正在17號樓的會議室裏焦急地等他。見他進來，連客套話也沒說，就急切地下令：“狄福才，你去從新影廠的軍宣隊裏挑幾個人，要尖子，去八一電影廠軍管！”
狄福才被江青的話搞懵了，心裏想：“八一電影廠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領導的，本身就是部隊性質，再叫其他部隊的人去軍管，這不是亂套了麽？”
情急之下，他幹脆直語直說：“去新影廠的人是主席批準的，不去不行的。再說，八一廠是總政管的，現在叫8341部隊的人去軍管，這不就是亂插手，亂軍管嗎？”
“哦……”江青聽他這麽一說，又道：“原來是這樣？到八一廠去是政治局會議同意的，主席那裏我去講。你先回去吧。”
狄福才回到家後，感覺不對勁，又跑到中南海，找到“救兵”汪東興。汪東興聽完，歎了口氣：“她又要插手軍隊了……”
狄福才請示他如何做？汪東興想了想：“再看看她去主席那裏怎麽說吧？估計不會通過的。那時，你就好辦了。”
江青為何對八一電影廠耿耿於懷？
原來在1968年，《智取威虎山》劇組到北京就住在八一廠，用他們的攝影棚錄音。演員已經很久沒有上戲，也很少吊嗓子，加上初到北方，不適應北方幹燥、寒冷的氣候，很多人由此感冒了。
這一下，八一廠闖下了大禍！
各種各樣的怨言，源源不斷地告到江青那裏，江青大怒，認為八一廠目前這種狀況根本不行，要整治整治膽敢破壞“樣板戲”的家夥們。
果不出汪東興所料，江青提出的要“軍管”八一廠的想法，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都沒有通過。
與此同時，狄福才和劉賢權（軍委辦事組成員、電影工作生產協作小組組長）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聽完了他們的情況匯報後，提出“是不是也讓八一廠拍樣板戲電影”。
江青接到八一廠攝製組的名單後，竟然毫無情緒，懶懶地說：“我不了解這些人的情況。還是送總理，請他批示吧。”
周恩來不計較江青的態度，他認真地看了八一廠報來的名單，覺得領導班子要加強，就指示狄福才為攝製組選個老練、正直的黨支部書記。支書到位後，就決定讓成蔭擔任《紅燈記》的導演。
就這樣，《紅燈記》攝製組終於在飽受磨難冷眼之後組成了班子。
《紅燈記》劇組負責人錢浩梁，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浩亮。由他主演“李玉和”，劉長瑜演“李鐵梅”，高玉倩演“李奶奶”。
《紅燈記》經過一年半的拍攝，在1971年年底完成。
《紅燈記》拍出來以後，觀眾還是比較喜歡的。不過不喜歡又能怎樣呢？那時觀眾能有什麽期望？幾乎是零值，對銀幕上出現的“樣板戲”，不論是什麽，都嘖嘖稱讚。
電台、廣播、報紙等輿論工具，就抓住了觀眾這種心理，大做鼓吹的文章。
1972年底，八個“樣板戲”在“未行先起塵”的喧鬧中，終於全部拍成彩色電影。
毛澤東陸陸續續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也能滿意。但是，在觀看《紅燈記》後，他曾為劇中革命人物被敵人殺害的結局而感到遺憾。
同《紅燈記》一樣，《蘆蕩火種》（後改為《沙家浜》）也有一番曲折的故事。
這要從1963年舞台上的京劇開始。
這年冬天，擁有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張君秋等名家的北京京劇團接到一個現代劇本――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創作的滬劇《蘆蕩火種》。有關方麵交待說，本子是江青交來的，讓改編成京劇。
《蘆蕩火種》一劇是由著名滬劇藝術家丁是娥、邵濱孫等主演的。早已蜚聲劇壇，北京京劇團十分高興地接下了改編任務。
劇本由汪曾祺、楊毓瑉、蕭甲、薛恩厚改編，阿甲、遲金聲導演，以歌頌阿慶嫂的主題出發，取名《地下聯絡員》。經過一陣緊鑼密鼓的排練，戲很快就排出來了。首場彩排，彭真、羅瑞卿、江青等都來觀看。演出後，江青認為改編得不好，大失所望。之後，她認為這出戲的改編難以成功，便不再過問，飛往南方療養去了。
江青不管了，北京市卻認為這出戲的基礎不錯。
在彭真等市領導的支持下，北京京劇團重新加工修改劇本，調整演員陣容、觀摩滬劇演出並組織演員下連當兵，體驗生活。功夫不負苦心人，重新排演並更為原來的劇名《蘆蕩火種》，令人耳目一新。
趙燕俠飾演的阿慶嫂、譚元壽飾演的郭建光、馬長禮扮演的刁德一均各具光彩，極為神似。萬一英的沙奶奶、周和桐的胡傳魁等均為成功的藝術形象。
北京市長彭真等人重新審看了《蘆蕩火種》，大加讚賞，批準北京京劇團對外公演這出戲。隨即，北京舞台上掀起了一個“火種”熱，該戲連演100多場，盛況不衰。
彭真在高興之餘，親自出麵邀請各界人士觀看，並讓《北京日報》刊出社論祝賀。
不料，麻煩又來了。
這年春季的一天，江青乘一架專機從上海趕回北京，出席即將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當她從機上隨手翻閱近幾天的《北京日報》時，突然發現了戲劇電影欄裏刊登著北京京劇團演出京劇現代劇《蘆蕩火種》的廣告，她的眼睛瞪大了：她所棄之一旁的戲，怎麽能公演呢？再翻到報紙第三版，又發現一篇讚揚京劇《蘆蕩火種》的文章，她的心緒突然變壞了……
到北京的當晚，江青徑直前往北京工人俱樂部看戲。
演出結束，江青將劇團領導、演職員們叫到一起，沉著臉說道：
“你們好大膽子，沒經過我同意，就公演了！還有人發文章給你們吹捧。這個戲是我管的，我說什麽時候行了才能對外演出，懂嗎？”
不懂。眾人頓感莫名其妙。
有人在想，是不是什麽地方沒演好，惹惱了她呢？其實，此時誰也沒有想到，一貫好勝心極強的江青，眼睜睜看別人把戲排好，立了頭功，吃醋了？！
於是，江青麵對眾演員，推了推眼鏡，說了一聲令人大吃一驚的話：“此戲某些地方不妥，要重新加工。”
重新排練又開始了。這次美其名曰是在江青的“指導”下進行的，與《紅燈記》劇組一樣，《蘆蕩火種》劇組被江青折騰得暈頭轉向。
戲排好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中南海觀看了《蘆蕩火種》，演出結束後，毛澤東等照例上台與演員們合影。
毛澤東對該劇的首肯，使江青得意起來。幾天後，她又來到北京京劇團，以傳達毛澤東指示的名義，宣布了兩條意見：
（一）劇名改為《沙家浜》。
（二）突出武裝鬥爭。
至此，此劇便“名正言順”地成為“江記產品”。
在八部“革命樣板戲”中，有兩“虎”，一虎是《奇襲白虎團》，另一虎是《智取威虎山》。這兩出戲在成為樣板戲的過程中，也有一場龍爭虎鬥的戲外戲。
《奇襲白虎團》最早是50年代由經過考驗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京劇團，根據誌願軍虎膽英雄楊育才帶領偵察班搗毀白虎團指揮部的事跡編的一出短戲，誌願軍回國後，該劇團成員集體轉業，並入山東省京劇團。
《奇襲白虎團》也就成了山東京劇團現代戲的一個保留劇目。1963年秋，為迎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山東省京劇團經過認真研究，決定修改重排《奇劇》。很快，重排後的《奇襲白虎團》劇上演，受到了觀眾的普遍歡迎，並引起了山東省委領導的重視。省委指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嚴永潔親自抓《奇襲白虎團》劇的加工提高，力爭在觀摩大會上打響。
在嚴永潔直接領導下，劇團組織力量對《奇襲白虎團》的劇本又進行了認真修改，除了盡力完整人物形象外，著重突出武打技藝，用簡潔、洗練、鮮明、生動的京劇藝術手段表現出一連串緊張的戰鬥場麵。大大增強了《奇襲白虎團》劇以“做、打”見長的京劇現代戲的魅力。
山東京劇團當時的排練場十分簡陋，就是在院子裏用篷布搭起的一個大棚，四麵透風。排練時，正值隆冬，可劇團上下全體演職員擰成一股繩，不畏嚴寒，夜以繼日地勞作。嚴永潔亦日夜與演員們滾在一起，小女兒沒人管，隻好帶在身邊泡在排練場，常常是看著看著孩子就睡著了。
這一年6月19日晚，北京西城護國寺附近的人民劇場，氣氛熱烈，人頭攢動。參加京劇現代觀摩大會的山東京劇團在這裏演出了《奇襲白虎團》。果然不出所料，《奇襲白虎團》劇轟動了整個觀摩大會。
晚上9點20分，剛參加完一個外事活動後也專門趕到人民劇場的周恩來總理，觀賞了《奇襲白虎團》最後一場戲。演出結束後，周恩來登上舞台，邊與演員握手邊說：“盡管我隻看了一場戲，但很振奮。你們演得很好，我要請你們到中南海演出。”
誰知，在一片叫好聲中，卻激怒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就是張春橋和江青。
原來，《奇襲白虎團》這隻山東“虎”壓倒了上海演出團團長、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所帶到北京的另一出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這隻上海“虎”。
《智取威虎山》原來並不是上海的專利。早在50年代末，北京京劇團就根據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改編過京劇《智擒慣匪座山雕》。一度，這出戲也曾大受歡迎，場場滿座，並灌過唱片。但後來，這出戲被江青以“大毒草”為名一棒子打死，因為上海京劇院正在排演根據《林海雪原》改編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江青此時決定要扶植上海，將《智取威虎山》“智取”到自己的功勞簿上，自然不能允許別人出頭了。
促使江青垂青《智取威虎山》的是張春橋。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的提攜下，張春橋與江青相識了，從此開始了他們長達十餘年的“合作”。為了鞏固與江青的關係，張春橋一方麵積極配合江青組織批判所謂文藝界“毒草”文章，一方麵也投江青所好地抓起上海的京劇改革來。
很可惜，江青一開始沒有能理解張春橋的“苦衷”，她將上海的兩出滬劇《紅燈記》、《蘆蕩火種》拿去交給北京的京劇團改編了，這曾使張春橋叫苦不迭，他是多麽希望江青也能向上海“交任務”啊！
機會終於來了，這年12月，華東地區在上海舉行話劇觀摩會，張春橋請來了江青。就在江青高興的時候，幾乎寸步不離江青左右的張春橋實現其渴盼已久的願望，將江青請到了上海劇院，“指導”《智取威虎山》的排練。這樣，經過一番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指點”，一出經創作人員辛勤勞動的《智取威虎山》，便成了江青懷中的“娃娃”。張春橋也不禁躊躇滿誌起來。
然而，北京的觀摩大會，同樣以武戲見長的反映軍事鬥爭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在專家和觀眾的眼裏，卻認為略勝於《智取威虎山》一籌，於是，災難向《奇襲白虎團》襲來。
7月17日晚，早在一個月前就許願要請山東京劇團到中南海演出的周恩來，突然接到江青捎來的信，說中南海今晚不能去，要另換他處，周恩來無可奈何，隻好取消原訂計劃，陪毛澤東在另一處劇場觀看上海的《智取威虎山》。
這樣，在整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期間，由於江青的原因，《奇襲白虎團》一劇一直沒能演給毛澤東觀看。而在那個時候，隻要毛澤東出場看戲，上台接見演員，這出戲就算成功了。
上海“虎”在江青的支持下，占了一次上風，但江青並未因此而喜形於色。
在觀摩大會第一輪觀摩結束後，江青又在大會領導小組和各代表團負責人會議上發言。她的講話頗有點火藥味：
“新華社發了一條消息，大家都看見了吧？”她這是指新華社一篇報道演出的稿件，這篇稿件將《奇》劇放在《智》劇之前作了介紹。
江青又詰問道：“你們說，為什麽要這樣宣傳？這樣不好嘛！主席還沒看《奇》劇呢……”
隨後，她又拿起一張報紙說：“我這兒還有一篇文章，也是捧《奇》劇，壓《智》劇的，要不要給你們讀讀？他們這是想幹什麽？我要找他們問問！”
在座諸位麵麵相覷，不知就裏。
隻有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心裏清楚，江青遷怒的這篇文章是《光明日報》發的一篇劇評，該劇評不客氣地指出了《智》劇的毛病，同時與《奇》劇對比，讚揚了後者。這篇文章林默涵不僅看過清樣，而且還是他簽發的。
於是林默涵趕緊接過話頭，表示他知道這件事。
江青“噢”了一聲，“你同意的？”然後狠狠看了林默涵一眼。“文革”一到，這位林副部長便又多了一條反對樣板戲的罪狀。
“小嚴，你感覺怎麽樣？”江青話鋒一轉，叫起來山東代表團團長嚴永潔。
嚴永潔為《奇》劇受到非難，心中正感緊張。江青一發問，她馬上應道：“在北京，同誌們看兄弟省市的戲，都很受鼓舞，隻是感到緊張了一點……”
“緊張？什麽緊張？”江青又板起了臉。
嚴永潔本意是說神經緊張，擔心處理不好各種關係，可這當口上如何能說實話？
“我是說……時間緊張一點。眼看大會快閉幕了，戲還未改好，毛主席還沒看，大家心裏著急。”
“哼！那就抓緊幹嘛！”
幾天後，江青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一個專門研究《奇》劇的會。應召而來的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以及上海的張春橋、陳其通和山東的嚴永潔。
江青道了開場白：“……今天專門研究一下《奇》劇……山東的同誌不錯，人能幹，也是聽話的……但這個戲現在不行，必須認真修改，改好了，要選給主席看，才能公演……”
接下來，江青又指示：“我很忙，具體修改工作你們可以找華東局有關領導聯係……”這樣，江青把《奇》劇交給了張春橋，因為張兼華東地區觀摩團負責人，山東在其管轄範圍內。
拿著紙和筆記錄著江青指示的嚴永潔馬上清楚了江青的意圖。她要親自“抓《奇》劇了！”
“兩虎之爭”，以同歸一“主”而告終。
毛澤東一句評價，江青情移《紅色娘子軍》。
起因是這樣的：
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創作是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在毛澤東有關文藝工作兩個批示後，由中央芭蕾舞劇團改編創作的。演員們在當年的2月去海南島體驗生活，9月就將戲彩排出來了。
毛澤東在10月8日親自觀看了演出，並且為改編現代芭蕾舞劇作了總結性的評價：“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
如果毛澤東沒有說這個話，江青似乎也沒有超前意識。一旦做了評價，江青反應非常神速。她隨即掉轉方向，開始關心舞劇的“樣板”培植。
她來到中央芭蕾舞團親自坐鎮，指示改編已經改編過的《紅色娘子軍》，舞劇團的創作人員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江青，別說能坐在一起，還親眼目睹她的一舉一動。這突如其來的關心，大家覺得很興奮，以為可以在舞蹈藝術上大顯身手了。
創作人員畢恭畢敬虛心地聽從她的“教導”。一開始，覺得江青說話還有道理，什麽“洋為中用”，什麽“吸取西方的文化精髓，為中華民族文化服務”等等。
但越到後來越糊塗了，誰也領會不透江青的意思，究竟要怎樣改？一會兒聽她批評劇團：“你們別以為主席表揚了你們的芭蕾舞，就可以被勝利衝昏頭腦！舞蹈上的問題還很多，太亂！嘩眾取寵，崇洋迷外。舞蹈動作要樸實嘛！”
一會兒又聽她遺憾：“舞蹈的整體藝術性不夠，連芭蕾舞蹈的基本功都沒有掌握，音樂形象也不突出。”
一會兒又是服裝不對，一會布景沒有海南味……就連化裝她都要挑剔幾句：“你們這是怎麽化的呀！有這麽誇張的嗎？讓人難受，難受！”江青擠著鼻子，好像真的很難受一樣。
劇團的創作人員都被她這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給砸昏了，無所適從。滿腔熱血化作一腦子困惑和驚慌，真不知是什麽形式的芭蕾舞才是現代的，才是革命的，才是江青滿意的。
創作人員一下子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境地。改，不知道怎樣改。不改，江青已經立下軍令狀，限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不改不行，改也不行。創作人員猶如背水一戰，沒有了退路。
他們隻好努力理解江青的意圖，小心翼翼改動劇本上的情節和舞蹈動作。等按江青意圖改完後，彩排給江青審查時，江青竟然氣得兩眼珠在鏡片後麵瞪得溜圓，好像別人把她的作品給篡改了一樣，尖刻地質問創作人員：“你們為什麽要大砍大殺？好好的東西被你們搞得亂七八糟。回去重新搞！”
創作人員思索來思索去，不得其中的要領。隱約覺得不僅僅是一個怎樣改戲的問題，好像是該怎樣領會戲外旨意的問題。音在弦外，不是弦的本身。如果再改回原樣，江青會是怎樣的態度。
試試看！有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0”形路也是條出路！他們又將舞劇原封原樣改回到毛澤東肯定的水平上，彩排時，提心吊膽的創作人員，眼睛都沒敢離開江青的臉，一個眨眼，一個撇嘴，都引起他們一陣心跳，分析她的情緒變化，來猜測是凶是吉？江青看著看著，竟然微微地笑了，滿意地點點頭。
這不就是改編以前的芭蕾嗎？前幾個月她還看著不順眼，怎麽這次就睜著眼睛忘記了？邊看邊說“改得不錯”，簡直是不可思議。
真的是江青得了健忘症？
不，還是扮演“黨代表”的劉慶棠知根知底，在一邊提醒大家：“《紅色娘子軍》是江青同誌親自選的題材，也是她親自指導改編的。現在能排成這個水平和江青同誌的關心是分不開的。”
原來如此！大家豁然開朗，原來江青關心不是劇的本身，而是她本身是否參與。
劉慶棠因為善解人意而深得江青的厚愛，從而也確定了“黨代表”主角的地位。
可是《紅色娘子軍》的創作人員卻像推磨的毛驢，被蒙著眼睛，牽著鼻子，原地繞了一個圈子，就這麽一繞，碾磨出來的改編芭蕾舞劇的功勞就屬於江青的名下了，也為她在各種公開場合振振有詞表功提供了有力的典型事例。
（摘自《紅船交響曲》）
毛澤東不愧為學識淵博的政治家。他會準確地用字眼，極其敏感地把握字與字之間細微的差別。
兩年前，還在欣賞傳統京劇的江青，突然搖身一變，變得要“革命”了，要“革”傳統戲的“命”。
此後，文藝界的某些人開始敏感地嗅聞風向，並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預感。
在10號樓裏，江青幹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樣板戲”。
“樣板戲”出台後，江青仍覺得少了點什麽？
他剛一落腳，突然接到釣魚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江青同誌叫他立即去。
江青先發製人的一席話講完，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樣板戲”歸於江青名下
1958年，狂熱的經濟建設高潮，猶如春臨大地的季風，飄動著令人激動的氣息，直攪得人心一個勁地旋轉升騰……
這對毛澤東來說，也不例外。春暖花開的時候，他走出中南海，來到位於長江中下遊的華東地區。
在那裏，他視察了工農業生產情況。但此行的目的，並不僅限於此，他還擔心黨內日益蔓延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黨的建設也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從某種程度上說，毛澤東更加重視意識形態的動向，經濟建設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見摸得著，而思想這種東西卻是無形的，如果不經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問題！
毛澤東這次在山東、江蘇、上海等地視察並且發表講話。他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一番講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我們全國有多少知識分子呢？大概有五百萬吧！其中學校有二百萬人。這批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過資產階級學校，受過資產階級社會的影響……”毛澤東頓了一頓，又說：“至於本人嘛……”他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是無產階級分子，是後來的事，開始也是進資產階級學校。”
他又用手指了指眾人：你們中間也有知識分子，也有我這種情況。你們的母親生你們的時候並沒有交付你一個任務：要當共產黨，要信馬克思主義，我母親生我的時候，就沒有講這句話……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的話引來滿堂笑聲。
接著，毛澤東話鋒一轉，幽默勁不見了，神情嚴肅起來：
“過去那種拚命精神，現在在某些同誌身上消失了，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比級別大小，痛哭，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人有兩隻眼睛，眼睛裏有水，叫眼淚，評級滿足不了他們的要求就……雙淚長流啊……”
毛澤東用兩個指尖對著自己的臉，上下來回移動，比劃著淚水嘩嘩流的樣子。“哈哈……”全場又是一陣大笑。
毛澤東又講了一些克服當前官僚主義，安定團結的話。會議在大家的掌聲和笑聲中輕鬆地結束了。
毛澤東從山東來到上海。江青也從北京來到上海和毛澤東團聚。1957年的毛澤東，麵色紅潤、思緒敏捷、動作利索。江青也正值中年，她身材窈窕，穿著講究，濃密的長發盤在頭頂，顯得很精神。
之後，毛澤東又來到南京，他接見了江蘇、安徽兩省的領導幹部。他的談話和他的個性一樣，調侃、幽默，但是輕鬆中，人們卻能實實在在地掂出其中的分量。
他的開場白就幽默上了：“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上到處講一點話。現在這個時期，有些問題需要答複，就遊說到你們這地方來了。”
毛澤東所要答複的問題便是後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在他答複的若幹問題裏，文藝問題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入題的契機是“鬼戲”。
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道：“文學作品裏，有些是不對頭的，如上海演的‘狸貓換太子’，我是沒有看過這個戲，說是各種妖魔鬼怪都上來了。我說上來一點不要緊，妖魔鬼怪，很多人沒有看過，我也沒看過，很想看一下‘狸貓換太子’。”
“為人在世嘛，當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盡搞。”
“搞那麽一點是要得的。大家見見世麵嘛。見識那個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藝術化了的意識形態嘛。”
毛澤東講話有他獨特的藝術，他喜歡舉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話不同，比如‘大鬧天宮’，還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等，這些神話沒有人反對吧？當然沒有！”
“所以說哇，出幾本書，幾篇小說，寫幾首詩，演些‘狸貓換太子’，讓社會評論嘛，逐步使他們的作品加以改變。”
毛澤東不愧為學識淵博的政治家。他會準確地用字眼，極其敏感地把握字與字之間細微的差別。
這裏不是說“改正”，而是“改變”。
可是，這話到了江青耳裏，她並不理會“改變”一字的真實內涵，而是要從根本上改掉“舊戲”。
1962年，江青因身體原因，在杭州養病，正好康生也來到了杭州。
康生和江青在戲劇問題上有共同語言已有相當曆史了。
早在40年代，江青離開大上海的水銀燈，來到革命聖地延安。這塊雖說荒涼卻是如此熾熱的黃土地張開了雙臂，一視同仁地歡迎每一個熱血青年。江青從小就是文藝活躍分子，來到年輕人聚集的地方，活潑的性格、浪漫的情致，很快感染了每一個人，同時也吸引了毛澤東的視線……
後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合了，他們住在延安棗園。這裏沒有刀光劍影，沒有神秘的氣息，隻有濃鬱家庭生活的畫麵。江青愛唱戲的天賦得到了發揮。
據當時的鄰居回憶：江青愛唱戲，唱啥我們聽不懂，不過聲音很好聽，開始他隻是一大早唱兩句，後來，院子裏來的人多了，江青就唱得多了……毛主席、朱德、劉少奇等好多大官都聽她唱。院子裏都是人，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鼓，就像台上演戲一樣，熱鬧得很。毛主席邊聽邊打拍……
江青在延安唱京戲還得到了康生的支持。當時，康生在延安是中央社會部部長，延安劇院第一任院長。他不僅傾聽江青引吭高歌，而且還親自執鼓槌，為她演唱當伴奏。
因為上述原因，江青帶頭上台，把《打漁殺家》桂英兒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這在延安城裏刮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京劇革命”風。
康生到達杭州不久，在他的關懷下，江青頻頻出入劇院。為了不被外人發現，江青每次看戲不得不“喬裝打扮”一番，頭帶便帽（因為經常頭痛，平時也戴帽子），眼配墨鏡，嘴捂口罩。江青想看些刺激性的戲，康生馬上討好似地專門點鬼怪、荒誕劇目給江青看，什麽《大五花洞》、《虹霓關》、《沙橋餞別》等。
就這樣，從3月到5月，整整兩個月，幾乎每天一場戲，直看得江青精神煥發，病情見好。就在江青和康生在杭州大看特看戲曲時，關於繁榮文藝創作的四大會議先後隆重召開。即新僑會議――《文藝理論批判座談會》、廣州會議――《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翠明莊會議――《電影工作會議》、大連會議――《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這幾個會議，深深刺痛了自尊心極強、自認為是文藝界領導的江青被撇在一邊、默默被人們冷落、遺忘。
她要“抗爭”。
這一年裏，文藝界出現了奇特也耐人尋味的動態：一方麵，由周恩來親自領導、新中國最大規模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隆重地拉開了序幕。另一方麵，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中，嚴肅地批示道：
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是好的），十五年來（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果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的批示正逢現代戲會演期間。
1964年6月5日，是現代戲開幕的日子。周恩來、彭真、陸定一、茅盾、周揚等在會上講了話。
會演的規模異樣的陣勢龐大，19個省、市、自治區，28個劇團參加了演出，送演劇目就達37台之多。以後被培植為“樣板”的《蘆蕩火種》（後改名為《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杜鵑山》等，就是這次送演的優秀劇目。
江青那時在中宣部任文藝處長的職務，主要是負責研究國內外的文化動態。兩年前，還在欣賞傳統京劇的江青，突然搖身一變，變得要“革命”了，要“革”傳統戲的“命”。
麵對這次會演，她要介入進去。她的介入絕不是一般形式的大搖大擺走進會場，鼓鼓掌，亮亮相，滿足一下虛榮心。而是要完全、徹底，像插一杆紅旗那樣，一竿子到底，獨樹一幟。
她到會，並作了講話，除了橫挑鼻子豎挑眼外，就亂開槍，像一個不瞄準就舉槍射擊的盲目武士。她的發言，表現出了她“出類拔萃的藝術水平和鑒別能力”。
撞上她槍口的有《李慧娘》和《紅旗譜》。
《李慧娘》是由戲劇出版社的社長孟超執筆改編的，後來北方昆劇院將它搬上舞台。作者對作品傾注了畢生的心血，想“借此姿質美麗之幽魂，以勵生人”，可是他不知道，一場因他的作品而起的爭議，正在醞釀，像迅速發酵的麵粉，已經散發出刺鼻的異味。
幾年前，也就是1961年8月，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用“繁星”的筆名，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李慧娘》借鬼魂抒發感情伸張正義的藝術表現手法。
廖沫沙的文章，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通過當時上海市的負責人柯慶施，在上海組織人批判鬼戲和“鬼戲無害”論。並在1963年5月6日、7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署名“梁壁靜”的《駁“有鬼無害”論》一文，對鬼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進行了批判。
此後，文藝界的某些人開始敏感地嗅聞風向，並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預感。
京劇現代戲會演在幾雙居心叵測的眼睛注視下，終於在這年7月31日落下了帷幕。
康生，這位身居要職的領導人，對《李慧娘》一直讚不絕口，他見江青插手這次會演，在閉幕會上，他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由讚揚到批判，而且言辭激烈，一副後悔莫及的樣子。
參加閉幕式的周恩來也不能輕易變動，劉少奇本來就涉嫌“包庇”鬼戲，這次他也不能再像1961年時，力爭使幾部古典傳統戲作為文藝傳統劇目保留下來。
和“鬼戲”一起倒黴的還有許多優秀電影故事片。如《早春二月》《紅河激浪》《舞台姐妹》《北國江南》《逆風千裏》等十多部影片。
“鬼戲”在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文革”時期的獨特文化現象，“樣板戲”又以另外一種“政治”形式出現了。
“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搬出豐澤園，住到位於中南海畔的“遊泳池”。江青在“文革”前就搬到釣魚台賓館居住。他們的關係不像在延安時期親密，也不及50年代融洽，但表麵上還能說得過去。不像“文革”後期，毛澤東十分反感江青在政治局裏拉幫結派，搞不團結的做法。
“釣魚台”賓館是我們國家最早建造的國家級賓館，專門接待外國元首。這裏不僅環境幽雅、寧靜、充滿了古典情調，而且一些新建築又增添了現代氣息，是一處令人神往的地方。
1966年，釣魚台便逐步褪去古典風雅的寧靜。文革小組借這塊寶地，燃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操縱著九萬萬男女老少的舉手投足。
在江青成為文革小組副組長之前，她的主要棲身之所便在釣魚台。開始她住釣魚台8號樓，後來又搬到11號樓住。
1966年1月後，全國空氣越來越緊張，奪權奪得造反派快六親不認了，竟然揚言要衝進釣魚台，江青嚇得連夜搬家，搬到10號樓住。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江青才住進中南海毛澤東住宅旁的房子裏。
在10號樓裏，江青幹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樣板戲”。
早在1964年，也就是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前夕，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來到北京市委，看望北京市委領導，轉達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工作表示滿意的話，並希望北京市委領導再接再厲，把各項工作搞得更好。
江青將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說完，開始談自己的想法：“我是搞文藝動態研究的，主席也很重視文藝工作。最近聽說要舉辦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這很好嘛！這是一場京劇革命嘛，無產階級的舞台怎麽能讓牛鬼蛇神統治呢？所以，我想就北京地區的京劇革命作作調查研究，好向主席匯報哇，這也是北京市委的成績嘛！”
江青這番話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視，立即布置落實這項工作。他們認為江青關心北京地區京劇革命，主要也是為把北京的京劇搞上去，能在全國會演中一舉奪魁。這是北京市委善良的理解。當市長也好，縣長也好，哪個“父母”官不指望上麵能有人經常為他們出出麵，撐撐腰，扶持一把？江青親自出麵，又是轉達主席的問候，這是主席對文藝工作的重視，北京市委理所當然要認真執行。
可是北京市委的理解和江青的想法卻相差甚遠。
江青選擇了北京市京劇一團作為京劇革命藝術實踐的“樣板田”。以為有了“田”，就可以縱橫捭闔，任意“耕種”！
據一些曾經參加“樣板戲”創作的作家回憶說：江青抓戲，大都是從主題入手。“領導出思想”，江青除了定主題、定題材，還要規定一個粗略的故事輪廓。這種故事輪廓都是主觀主義、憑空設想，毫無生活根據的。
由於江青一味靠虛構編織情節，因此一些苦心構思的劇本，因為沒有生活，沒有體驗，也沒有合作的基礎，結果，本子無法編成劇，最後隻得告吹。
失敗後的江青大為惱火，一口咬定是北京市委的某些人（指市長彭真，宣傳部長李琪），有意和她過不去。
不久，即1967年5月23日，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之際，首都召開了史無前例的紀念大會，到會的文藝界人士有16000多人。
會議由江青主持，陳伯達作講話。
也就在同一天，樣板戲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
以上這八個戲曲，就是相伴“文革”始終，聞名遐邇的八個“革命樣板戲”。打這以後，江青的名字和這八個戲緊緊地連在一起，雖然劇本和舞台上，從頭到尾也不見江青的一橫一撇，然而，她對京劇革命的講話和工作行蹤卻不斷地出現在報刊上，這比不署名的署名還要硬棒！
這裏我們不妨援引老作家汪曾祺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江青還曾抓過兩出“樣板戲”《紅岩》和《山城旭日》。現摘錄如下：
1964年冬，某日，黨委書記薛恩厚帶我和閻肅到中南海去參加關於《紅岩》改編的座談會。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在座的有《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林默涵，好像還有袁水拍。他們對《紅岩》改編方案已經研究過，我是半路插進來的，對他們的談話摸不著頭腦，一句也插不上嘴，心裏有些惶恐。江青說了什麽，我也全無印象，隻因為覺得奇怪才記住了她最後跟羅廣斌說的話：“將來劇本完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自1964年冬至1965年春我們集中起來改《紅岩》劇本。其時，我們隨劇團大隊，浩浩蕩蕩到四川“體驗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當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華鎣山演習了“扯紅”（暴動）。這種“體驗生活”實在如同兒戲，隻有在江青直接控製下的劇團才幹得出來。
1965年4月中國劇團由重慶到上海，排了一些時候戲（排《沙家浜》）。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決定“五一”公演。樣板戲的名稱自此時始。劇團那時還不叫“樣板團”，叫“試驗田”全稱是“江青同誌的試驗田”。
從上海回京後，繼續修改《紅岩》。一直折騰到年底，我們想把戲寫完了好過年。春節前兩天江青從上海打來電話，給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叫我們到上海。李琪於是帶著薛恩厚、閻肅、我，乘飛機到上海。住東湖飯店。江青在錦江飯店接見了我們。江青對李琪說：“對於我們的戲，我希望你了解情況，但是不要過問。”她對我們說，《紅岩》不搞了，另外搞一個戲：由軍隊黨組織派一個幹部（女的），不通過地方黨，找到一個社會關係，打進兵工廠，發動工人護廠，迎接解放。（哪有這樣的事呢？一個地下工作者，不通過黨的組織去開辟工作，根本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一個人，單槍匹馬，通過社會關係，發動大家，這可能麽？）
我和閻肅，按照她的意思，兩天兩夜，研製了一個提綱。閻肅解放前夕在重慶，有一點生活，但是也絕沒有她說的那樣的生活；我是一點生活也沒有，但是我們居然編出一個提綱來了！還定了劇名《山城旭日》。
江青雖然不讓李琪過問我們的戲，我們還有點“組織性”，把提綱向李琪匯報了。李琪聽了，說了一句：“看來，沒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創作的哦？”
我們向江青匯報了提綱，她挺滿意！說：“回去寫吧！”
回到北京，著手“編”劇。3月中，江青又從上海打電話來：“叫他們來一下，關於戲，還有一些問題。”
到上海後，一天，江青叫秘書打電話來，叫我們到“康辦”（張春橋在康平路的辦公室）去見她。
關於劇本，其實沒有談什麽意見，她這次實際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談“試驗田”的事。他們談了些什麽，我和閻肅都沒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沒有爽快地同意，隻見她站了起來，一邊來回踱步，一邊說：“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就在這裏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到別處去試驗！”聲音不大，但是語氣分量很重。
《山城旭日》寫出來了，排練了，彩排了幾場，“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戲就擱下了。江青忙著鬧“革命”，也顧不上再過問這個戲。
我被關押“解放”後，一天一位革命委員會委員拿了一張戲票給我，說：“江青同誌今天也來看《山城旭日》。”
我當時是蓬首垢麵，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爛不堪。回家換衣服，來不及了，隻好臨時買了一套。
開戲前，有人囑咐我：“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沒有什麽話要跟江青說，也不知道有什麽話不該說。恍恍惚惚，如在夢裏。
散了戲，座談，參加的人，限製很嚴格。除了劇作者，隻有楊成武（因有要事中途退出）、謝富治、陳亞丁。江青坐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大幕上寫的是‘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當時我們就理解，她所謂“向大西南進軍”就是搞垮大西南的黨政領導，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燒得更猛。後來西南幾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亂得一塌糊塗。
除了陳亞丁長篇大論地談了一些對戲的意見外，他們所談的都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閻肅隻好裝著沒聽見。
謝富治發言，大意是“打開了重慶，我是頭一個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據我對地形的觀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個人來！”
我當時就想：“壞了！按照他的邏輯，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馬上想到了羅廣斌。羅廣斌後來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這和謝富治這句斬釘截鐵的斷言是有（盡管不是直接）關係的。
毛澤東為江青點將
“樣板戲”出台後，江青仍覺得少了點什麽？
從當時的政治氣候看，進入1969年後，造反派的“高燒”熱度稍稍降了溫。在此之前的劍拔弩張的環境逐步得到了改善。無辜的百姓們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了。
然而，當人們按部就班過日子時，卻突然發現，他們平時那種賴以寄托精神、滋補生活的文化環境不見了。
每天帶有文娛色彩的政治活動除了語錄歌就是“忠”字舞。每當集會或是遊行，甚至坐車的旅途，隨時都會來一段語錄歌集體合唱和一場執紅寶書的“忠”字舞。這不是一種娛樂活動，而是完完全全的政治運動！
沒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人們開始討厭這種滑稽的鬧劇形式。這時，“樣板戲”闖進了人們寂寞空虛的視覺裏。盡管是現代戲，但畢竟是有民族色彩的傳統藝術，也是“國粹”。
空落多日的劇院，猛然爆滿。北京城裏的戲迷們，原來極其挑剔，沒有名家名角壓軸，還不大高興去捧場呢？這時，娛樂時間百無聊賴，他們也顧不得名家不名家，也不管有沒有青衣、花旦、老生、武生的，有戲看就非常不容易了。
劇院的繁榮景象，令江青興奮不已，這是她夢寐以求的。
高興之餘，她開始冷靜地思考。從開始培植“樣板戲”起，就有一幫人不斷向她報告劇院爆滿的喜訊。她覺得，應該采取新的行動緩解“看戲難”的矛盾。
怎麽辦呢？她想到了電影。如果將“樣板戲”拍成電影藝術形式，無論從藝術作品的檔次，還是影響範圍，都是舞台無法比擬的。想到這，江青滿意地笑了。
從1968年下半年起，江青工作的重心開始往電影藝術上轉移。
最初，她指示上海有關部門負責拍攝上海京劇團的《智取威虎山》。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使上海的文藝單位全麵癱瘓，根本無法組織正常拍攝，勉強拚湊起來的班子，全是造反起家的角色，既不懂電影，又不懂京劇，動不動就扛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上綱上線，嚇得專業人員一個也不敢沾邊。
整整折騰了一年，“樣板戲”還不能改編成電影本子，更別說拍成電影了。
於是，碰了壁的江青將上海京劇團的演員拉到北京。到北京後，她才知道北京也同上海一樣，電影界麵臨著“機體癱瘓”的困境。
自尊心極強的江青，苦惱了，夜不能成眠。
釣魚台17號樓是活動娛樂場所，裏麵有影院、健身房等。住在10號樓的江青心情煩躁的時候，便來到17號樓的放映廳看電影。
她一遍又一遍看京劇名家主演的戲劇電影，那精彩的唱詞，極佳的藝術效果，令江青骨腔裏的妒火，一個勁地燃燒……
她看一次急一次，那些名演員、名導演、名攝影能拍出藝術片，她江青自己為什麽不能呢？她咬了咬牙，絕不能讓“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統治舞台。
這時，江青突然想到了毛澤東。對，找主席去，隻要主席出來說一句話，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這裏，又涉及到一個人：
1969年5月，“中國紅色禦林軍”8341部隊副政委狄福才從二七機車車輛廠支“左”回到中南海。
他剛一落腳，突然接到釣魚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江青同誌叫他立即去。開始狄福才還以為他們搞錯了人，江青不可能找他，她又不分管部隊支“左”的事情，但千真萬確，江青就是找他。
1937年，狄福才還是個孩子就參加了革命軍隊。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幾乎都是在警衛的崗位上度過的。他經曆了戰火紛飛的戰場，參加過保衛延安黨中央的戰鬥。在楊家嶺還為毛澤東站過崗。1949年，他又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從走進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沒有離開過警衛工作這個崗位。1966年任中央警衛團副政委，開始負責中央領導的保衛工作。
“文革”一開始，他又被派去工廠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直到他接到江青的電話。
雖然狄福才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漢子，渾身充滿著軍人的膽量和豪氣。但是，一提到江青，他不知怎麽搞的，就有一種壓力感，在他的心裏，最好是敬而遠之為妙。
這次，他是躲不掉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是肯定不行的。想到這，他要在見到江青之前，先探聽個虛實來，好在思想上有個準備。
他找到自己的頂頭上司，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處處長（文革初期，中央警衛局稱為警衛處）汪東興。
汪東興在中南海裏好似中央領導人的“總管家”。領導人今天有什麽事，參加什麽活動，召開什麽會議，甚至有什麽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後通過他安排警衛工作，布置落實。有時甚至還需要他多方協調解決。所以，他是中南海裏舉足輕重的人物。
汪東興一般對部下比較和善，部下有些話也敢和他講。聽了狄福才的話後，他想了想，說：
“奇怪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要你匯報二七廠支左經驗？”狄福才在二七廠支“左”支得比較成績突出，經常作經驗介紹報告。所以，汪東興一想就想到支“左”這件事上了。
“這樣吧！你先去，看看是什麽事再說？”汪東興遲疑了一下，說道。
狄福才滿腹狐疑地看著老領導，心想：“也隻能這樣了。”
北京的5月，氣候十分幹燥。北方大漠的沙土長驅直入，直刮得滿城天昏地暗。這一天，正好又刮大風，江青怏怏不快地在17號樓看電影消磨時光，身邊的人都屏聲靜氣的，生怕出一點聲音，引起首長煩躁。
下午，一輛轎車離17號樓還有百十米遠就戛然而止。狄福才一身軍裝，從車子裏出來，步伐利落地走向17號樓。
他雙腳剛踏上17號樓大廳的柔軟地毯，馬上從旁邊過來一個年輕的警衛，兩腳筆直一並，敬了個軍禮，然後作了個請的手勢：“狄副政委，首長在會議室裏等你。”
狄福才被警衛嚴謹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來，稍稍平穩的心律又跳快了。什麽事情這樣重要？他跟著衛士走進旁邊一個小會議室。
江青已在會議室裏等他了。
也許是剛剛看過電影的緣故吧，江青白皙的臉頰上微微泛紅，亢奮的神情透過鏡片，變成頻頻閃動的光點。
狄福才一進門，雙腳一並，舉手敬禮，高聲報告：“江青同誌，我來了。”
江青高興地“啊……”了一聲，站起來，上前就是一個熱情的握手：“狄福才同誌，你好！你好！”
進門時的緊張神情，被江青這樣的熱情很快衝淡了。狄福才輕鬆地坐在沙發上。
江青興致勃勃，也不等狄福才發問，便急切地開了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邊有這麽多好同誌呀！特別是你，主席給我作了介紹，說你支左幹得不錯，很有經驗……”
狄福才聽到這裏，放心了。“還是支左的事情！”
不過，他一聽到主席在江青麵前表揚了自己，臉上一紅，覺得不好意思，正要解釋幾句，江青又開口了。
“我今天請你來，是想和你商量去拍樣板戲這件事……”江青的口氣比剛才低沉、緩慢，顯得鄭重。
江青看到狄福才直立脊背，意欲開口的神情，微微擺了擺手，又繼續說道：
“我剛才從主席那裏回來，我的戲拍不出來，沒有辦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親自點你的將，叫你去掛帥。”
江青先發製人的一席話講完，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主席點的將，這可不是一般榮譽！狄福才想了一想：自己是個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
於是回答得很幹脆：“主席既然命令我去拍樣板戲，我堅決服從命令，隻是……”他又有點吞吞吐吐。
“我沒有在文藝界工作過，對文藝情況不熟悉，京劇更是一竅不通，門外漢……這和工廠、機關支左不同，困難更多。我是怕……辜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重托，完不成任務。”
江青笑了起來，“你呀，多少懂一點，在延安不是還唱過兩句嗎？邊學邊幹。我們都是毛主席文藝戰線上的小學生。誰也不是天生就會的！”
那叫什麽文藝？風馬牛不相及。狄福才覺得好笑，唱兩句就算懂文藝。看來，江青非叫他去拍“樣板戲”不可了，連1943年的延安警衛團宣傳隊當宣傳員的老皇曆她都知道。
“那不叫懂文藝……”狄福才小聲嘀咕了一句，想想也是何必呢，說也白搭！
江青沒有理會狄福才的意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又繼續說道：
“你回去和老汪（汪東興）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組織起來，要選幾個技術過得硬的司機給劇組開車。過幾天召集劇組和攝製組的人開會，到時通知你參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會議室門口，停住腳步，用語重心長的神情注視著即將上任的“將帥”，鼓勵說：“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邊學邊幹。”
最後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別：“做好準備！”
狄福才離開釣魚台，即回中南海向汪東興匯報情況。
汪東興在狄福才離開後，也去作了一番了解，江青為什麽找狄福才？等狄福才從釣魚台回來向他匯報時，他已經將江青要狄福才去的內幕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兩天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東廳接見劇組、攝製組和北影廠各派頭頭約百餘人。狄福才進門繞到最後一排，選了個不起眼的位子，剛坐下，就聽江青在問：“狄福才同誌來了嗎？”狄福才趕緊抬了抬身子，應了聲“來啦”。
“你們不是要求8341部隊去人嗎？我去請示主席，主席點了將呀！叫8341部隊的副政委――狄福才同誌掛帥。現在正在組織班子。我向大家介紹一下狄福才同誌……”
江青鄭重其事地用手示意狄福才站立起來，和大家認識認識。
眾人一聽是毛主席點的將，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這番真誠的歡迎，讓狄福才好感動。他暗暗給自己鼓勁，要幹好，不能辜負主席的重托和大家的希望。
“樣板戲”的拍攝終於正式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排上議事日程。此時日曆翻到1969年5月。
一年後，第一個“樣板戲”電影正式上映，它就是《智取威虎山》。
之後，其他樣板電影也陸續上映了。
八個“樣板戲”八個故事
《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在北影廠開拍，這無疑是給電影界注射了一針強心劑。其他電影廠也從空寂、難受的癱瘓中看到“康複”的希望。
那時各電影廠除了敢提“樣板戲”拍攝任務外，對於其他創作絕不敢抱有奢望。畢竟是僧多粥少，能接一部“樣板戲”拍攝，已經是令其他廠眼紅了。
八一電影製片廠接下了後來非常叫紅的《紅燈記》。
《紅燈記》和八一廠的故事，還得從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說起。
周恩來接到一個報告，說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因受派性幹擾，已無法正常工作，攝製新聞紀錄片麵臨中斷的危險。
十萬火急！
周恩來立即抽出時間來處理這件緊急事情。新影廠還不像其他電影廠，它是國家時事政治的形象窗口，一旦中斷工作，國家高層政治形象也將隨之在國際舞台消失。
同時，周恩來又趕緊將新影廠的情況匯報給了毛澤東。並且告訴說：新影廠現在要求8341部隊派軍宣隊駐廠，以保證新聞能正常製作。
毛澤東沒有反對，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
派往新影廠的軍宣隊，從8341部隊裏抽了幾十個人，還是由狄福才負責領導。這樣一來，他的工作日程裏又多了個新影廠。
沒想到，人還沒有去新影廠，江青又突然從中插了一竿子。
狄福才正為落實去新影廠軍宣隊的事情忙得不亦樂乎，突然接到江青電話，叫他立即到釣魚台，到她的17號樓一趟。
狄福才趕緊放下手裏的事情，正了正衣領風紀，直奔釣魚台。
江青正在17號樓的會議室裏焦急地等他。見他進來，連客套話也沒說，就急切地下令：“狄福才，你去從新影廠的軍宣隊裏挑幾個人，要尖子，去八一電影廠軍管！”
狄福才被江青的話搞懵了，心裏想：“八一電影廠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領導的，本身就是部隊性質，再叫其他部隊的人去軍管，這不是亂套了麽？”
情急之下，他幹脆直語直說：“去新影廠的人是主席批準的，不去不行的。再說，八一廠是總政管的，現在叫8341部隊的人去軍管，這不就是亂插手，亂軍管嗎？”
“哦……”江青聽他這麽一說，又道：“原來是這樣？到八一廠去是政治局會議同意的，主席那裏我去講。你先回去吧。”
狄福才回到家後，感覺不對勁，又跑到中南海，找到“救兵”汪東興。汪東興聽完，歎了口氣：“她又要插手軍隊了……”
狄福才請示他如何做？汪東興想了想：“再看看她去主席那裏怎麽說吧？估計不會通過的。那時，你就好辦了。”
江青為何對八一電影廠耿耿於懷？
原來在1968年，《智取威虎山》劇組到北京就住在八一廠，用他們的攝影棚錄音。演員已經很久沒有上戲，也很少吊嗓子，加上初到北方，不適應北方幹燥、寒冷的氣候，很多人由此感冒了。
這一下，八一廠闖下了大禍！
各種各樣的怨言，源源不斷地告到江青那裏，江青大怒，認為八一廠目前這種狀況根本不行，要整治整治膽敢破壞“樣板戲”的家夥們。
果不出汪東興所料，江青提出的要“軍管”八一廠的想法，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都沒有通過。
與此同時，狄福才和劉賢權（軍委辦事組成員、電影工作生產協作小組組長）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聽完了他們的情況匯報後，提出“是不是也讓八一廠拍樣板戲電影”。
江青接到八一廠攝製組的名單後，竟然毫無情緒，懶懶地說：“我不了解這些人的情況。還是送總理，請他批示吧。”
周恩來不計較江青的態度，他認真地看了八一廠報來的名單，覺得領導班子要加強，就指示狄福才為攝製組選個老練、正直的黨支部書記。支書到位後，就決定讓成蔭擔任《紅燈記》的導演。
就這樣，《紅燈記》攝製組終於在飽受磨難冷眼之後組成了班子。
《紅燈記》劇組負責人錢浩梁，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浩亮。由他主演“李玉和”，劉長瑜演“李鐵梅”，高玉倩演“李奶奶”。
《紅燈記》經過一年半的拍攝，在1971年年底完成。
《紅燈記》拍出來以後，觀眾還是比較喜歡的。不過不喜歡又能怎樣呢？那時觀眾能有什麽期望？幾乎是零值，對銀幕上出現的“樣板戲”，不論是什麽，都嘖嘖稱讚。
電台、廣播、報紙等輿論工具，就抓住了觀眾這種心理，大做鼓吹的文章。
1972年底，八個“樣板戲”在“未行先起塵”的喧鬧中，終於全部拍成彩色電影。
毛澤東陸陸續續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也能滿意。但是，在觀看《紅燈記》後，他曾為劇中革命人物被敵人殺害的結局而感到遺憾。
同《紅燈記》一樣，《蘆蕩火種》（後改為《沙家浜》）也有一番曲折的故事。
這要從1963年舞台上的京劇開始。
這年冬天，擁有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張君秋等名家的北京京劇團接到一個現代劇本――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創作的滬劇《蘆蕩火種》。有關方麵交待說，本子是江青交來的，讓改編成京劇。
《蘆蕩火種》一劇是由著名滬劇藝術家丁是娥、邵濱孫等主演的。早已蜚聲劇壇，北京京劇團十分高興地接下了改編任務。
劇本由汪曾祺、楊毓瑉、蕭甲、薛恩厚改編，阿甲、遲金聲導演，以歌頌阿慶嫂的主題出發，取名《地下聯絡員》。經過一陣緊鑼密鼓的排練，戲很快就排出來了。首場彩排，彭真、羅瑞卿、江青等都來觀看。演出後，江青認為改編得不好，大失所望。之後，她認為這出戲的改編難以成功，便不再過問，飛往南方療養去了。
江青不管了，北京市卻認為這出戲的基礎不錯。
在彭真等市領導的支持下，北京京劇團重新加工修改劇本，調整演員陣容、觀摩滬劇演出並組織演員下連當兵，體驗生活。功夫不負苦心人，重新排演並更為原來的劇名《蘆蕩火種》，令人耳目一新。
趙燕俠飾演的阿慶嫂、譚元壽飾演的郭建光、馬長禮扮演的刁德一均各具光彩，極為神似。萬一英的沙奶奶、周和桐的胡傳魁等均為成功的藝術形象。
北京市長彭真等人重新審看了《蘆蕩火種》，大加讚賞，批準北京京劇團對外公演這出戲。隨即，北京舞台上掀起了一個“火種”熱，該戲連演100多場，盛況不衰。
彭真在高興之餘，親自出麵邀請各界人士觀看，並讓《北京日報》刊出社論祝賀。
不料，麻煩又來了。
這年春季的一天，江青乘一架專機從上海趕回北京，出席即將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當她從機上隨手翻閱近幾天的《北京日報》時，突然發現了戲劇電影欄裏刊登著北京京劇團演出京劇現代劇《蘆蕩火種》的廣告，她的眼睛瞪大了：她所棄之一旁的戲，怎麽能公演呢？再翻到報紙第三版，又發現一篇讚揚京劇《蘆蕩火種》的文章，她的心緒突然變壞了……
到北京的當晚，江青徑直前往北京工人俱樂部看戲。
演出結束，江青將劇團領導、演職員們叫到一起，沉著臉說道：
“你們好大膽子，沒經過我同意，就公演了！還有人發文章給你們吹捧。這個戲是我管的，我說什麽時候行了才能對外演出，懂嗎？”
不懂。眾人頓感莫名其妙。
有人在想，是不是什麽地方沒演好，惹惱了她呢？其實，此時誰也沒有想到，一貫好勝心極強的江青，眼睜睜看別人把戲排好，立了頭功，吃醋了？！
於是，江青麵對眾演員，推了推眼鏡，說了一聲令人大吃一驚的話：“此戲某些地方不妥，要重新加工。”
重新排練又開始了。這次美其名曰是在江青的“指導”下進行的，與《紅燈記》劇組一樣，《蘆蕩火種》劇組被江青折騰得暈頭轉向。
戲排好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中南海觀看了《蘆蕩火種》，演出結束後，毛澤東等照例上台與演員們合影。
毛澤東對該劇的首肯，使江青得意起來。幾天後，她又來到北京京劇團，以傳達毛澤東指示的名義，宣布了兩條意見：
（一）劇名改為《沙家浜》。
（二）突出武裝鬥爭。
至此，此劇便“名正言順”地成為“江記產品”。
在八部“革命樣板戲”中，有兩“虎”，一虎是《奇襲白虎團》，另一虎是《智取威虎山》。這兩出戲在成為樣板戲的過程中，也有一場龍爭虎鬥的戲外戲。
《奇襲白虎團》最早是50年代由經過考驗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京劇團，根據誌願軍虎膽英雄楊育才帶領偵察班搗毀白虎團指揮部的事跡編的一出短戲，誌願軍回國後，該劇團成員集體轉業，並入山東省京劇團。
《奇襲白虎團》也就成了山東京劇團現代戲的一個保留劇目。1963年秋，為迎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山東省京劇團經過認真研究，決定修改重排《奇劇》。很快，重排後的《奇襲白虎團》劇上演，受到了觀眾的普遍歡迎，並引起了山東省委領導的重視。省委指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嚴永潔親自抓《奇襲白虎團》劇的加工提高，力爭在觀摩大會上打響。
在嚴永潔直接領導下，劇團組織力量對《奇襲白虎團》的劇本又進行了認真修改，除了盡力完整人物形象外，著重突出武打技藝，用簡潔、洗練、鮮明、生動的京劇藝術手段表現出一連串緊張的戰鬥場麵。大大增強了《奇襲白虎團》劇以“做、打”見長的京劇現代戲的魅力。
山東京劇團當時的排練場十分簡陋，就是在院子裏用篷布搭起的一個大棚，四麵透風。排練時，正值隆冬，可劇團上下全體演職員擰成一股繩，不畏嚴寒，夜以繼日地勞作。嚴永潔亦日夜與演員們滾在一起，小女兒沒人管，隻好帶在身邊泡在排練場，常常是看著看著孩子就睡著了。
這一年6月19日晚，北京西城護國寺附近的人民劇場，氣氛熱烈，人頭攢動。參加京劇現代觀摩大會的山東京劇團在這裏演出了《奇襲白虎團》。果然不出所料，《奇襲白虎團》劇轟動了整個觀摩大會。
晚上9點20分，剛參加完一個外事活動後也專門趕到人民劇場的周恩來總理，觀賞了《奇襲白虎團》最後一場戲。演出結束後，周恩來登上舞台，邊與演員握手邊說：“盡管我隻看了一場戲，但很振奮。你們演得很好，我要請你們到中南海演出。”
誰知，在一片叫好聲中，卻激怒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就是張春橋和江青。
原來，《奇襲白虎團》這隻山東“虎”壓倒了上海演出團團長、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所帶到北京的另一出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這隻上海“虎”。
《智取威虎山》原來並不是上海的專利。早在50年代末，北京京劇團就根據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改編過京劇《智擒慣匪座山雕》。一度，這出戲也曾大受歡迎，場場滿座，並灌過唱片。但後來，這出戲被江青以“大毒草”為名一棒子打死，因為上海京劇院正在排演根據《林海雪原》改編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江青此時決定要扶植上海，將《智取威虎山》“智取”到自己的功勞簿上，自然不能允許別人出頭了。
促使江青垂青《智取威虎山》的是張春橋。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的提攜下，張春橋與江青相識了，從此開始了他們長達十餘年的“合作”。為了鞏固與江青的關係，張春橋一方麵積極配合江青組織批判所謂文藝界“毒草”文章，一方麵也投江青所好地抓起上海的京劇改革來。
很可惜，江青一開始沒有能理解張春橋的“苦衷”，她將上海的兩出滬劇《紅燈記》、《蘆蕩火種》拿去交給北京的京劇團改編了，這曾使張春橋叫苦不迭，他是多麽希望江青也能向上海“交任務”啊！
機會終於來了，這年12月，華東地區在上海舉行話劇觀摩會，張春橋請來了江青。就在江青高興的時候，幾乎寸步不離江青左右的張春橋實現其渴盼已久的願望，將江青請到了上海劇院，“指導”《智取威虎山》的排練。這樣，經過一番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指點”，一出經創作人員辛勤勞動的《智取威虎山》，便成了江青懷中的“娃娃”。張春橋也不禁躊躇滿誌起來。
然而，北京的觀摩大會，同樣以武戲見長的反映軍事鬥爭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在專家和觀眾的眼裏，卻認為略勝於《智取威虎山》一籌，於是，災難向《奇襲白虎團》襲來。
7月17日晚，早在一個月前就許願要請山東京劇團到中南海演出的周恩來，突然接到江青捎來的信，說中南海今晚不能去，要另換他處，周恩來無可奈何，隻好取消原訂計劃，陪毛澤東在另一處劇場觀看上海的《智取威虎山》。
這樣，在整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期間，由於江青的原因，《奇襲白虎團》一劇一直沒能演給毛澤東觀看。而在那個時候，隻要毛澤東出場看戲，上台接見演員，這出戲就算成功了。
上海“虎”在江青的支持下，占了一次上風，但江青並未因此而喜形於色。
在觀摩大會第一輪觀摩結束後，江青又在大會領導小組和各代表團負責人會議上發言。她的講話頗有點火藥味：
“新華社發了一條消息，大家都看見了吧？”她這是指新華社一篇報道演出的稿件，這篇稿件將《奇》劇放在《智》劇之前作了介紹。
江青又詰問道：“你們說，為什麽要這樣宣傳？這樣不好嘛！主席還沒看《奇》劇呢……”
隨後，她又拿起一張報紙說：“我這兒還有一篇文章，也是捧《奇》劇，壓《智》劇的，要不要給你們讀讀？他們這是想幹什麽？我要找他們問問！”
在座諸位麵麵相覷，不知就裏。
隻有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心裏清楚，江青遷怒的這篇文章是《光明日報》發的一篇劇評，該劇評不客氣地指出了《智》劇的毛病，同時與《奇》劇對比，讚揚了後者。這篇文章林默涵不僅看過清樣，而且還是他簽發的。
於是林默涵趕緊接過話頭，表示他知道這件事。
江青“噢”了一聲，“你同意的？”然後狠狠看了林默涵一眼。“文革”一到，這位林副部長便又多了一條反對樣板戲的罪狀。
“小嚴，你感覺怎麽樣？”江青話鋒一轉，叫起來山東代表團團長嚴永潔。
嚴永潔為《奇》劇受到非難，心中正感緊張。江青一發問，她馬上應道：“在北京，同誌們看兄弟省市的戲，都很受鼓舞，隻是感到緊張了一點……”
“緊張？什麽緊張？”江青又板起了臉。
嚴永潔本意是說神經緊張，擔心處理不好各種關係，可這當口上如何能說實話？
“我是說……時間緊張一點。眼看大會快閉幕了，戲還未改好，毛主席還沒看，大家心裏著急。”
“哼！那就抓緊幹嘛！”
幾天後，江青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一個專門研究《奇》劇的會。應召而來的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以及上海的張春橋、陳其通和山東的嚴永潔。
江青道了開場白：“……今天專門研究一下《奇》劇……山東的同誌不錯，人能幹，也是聽話的……但這個戲現在不行，必須認真修改，改好了，要選給主席看，才能公演……”
接下來，江青又指示：“我很忙，具體修改工作你們可以找華東局有關領導聯係……”這樣，江青把《奇》劇交給了張春橋，因為張兼華東地區觀摩團負責人，山東在其管轄範圍內。
拿著紙和筆記錄著江青指示的嚴永潔馬上清楚了江青的意圖。她要親自“抓《奇》劇了！”
“兩虎之爭”，以同歸一“主”而告終。
毛澤東一句評價，江青情移《紅色娘子軍》。
起因是這樣的：
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創作是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在毛澤東有關文藝工作兩個批示後，由中央芭蕾舞劇團改編創作的。演員們在當年的2月去海南島體驗生活，9月就將戲彩排出來了。
毛澤東在10月8日親自觀看了演出，並且為改編現代芭蕾舞劇作了總結性的評價：“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
如果毛澤東沒有說這個話，江青似乎也沒有超前意識。一旦做了評價，江青反應非常神速。她隨即掉轉方向，開始關心舞劇的“樣板”培植。
她來到中央芭蕾舞團親自坐鎮，指示改編已經改編過的《紅色娘子軍》，舞劇團的創作人員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江青，別說能坐在一起，還親眼目睹她的一舉一動。這突如其來的關心，大家覺得很興奮，以為可以在舞蹈藝術上大顯身手了。
創作人員畢恭畢敬虛心地聽從她的“教導”。一開始，覺得江青說話還有道理，什麽“洋為中用”，什麽“吸取西方的文化精髓，為中華民族文化服務”等等。
但越到後來越糊塗了，誰也領會不透江青的意思，究竟要怎樣改？一會兒聽她批評劇團：“你們別以為主席表揚了你們的芭蕾舞，就可以被勝利衝昏頭腦！舞蹈上的問題還很多，太亂！嘩眾取寵，崇洋迷外。舞蹈動作要樸實嘛！”
一會兒又聽她遺憾：“舞蹈的整體藝術性不夠，連芭蕾舞蹈的基本功都沒有掌握，音樂形象也不突出。”
一會兒又是服裝不對，一會布景沒有海南味……就連化裝她都要挑剔幾句：“你們這是怎麽化的呀！有這麽誇張的嗎？讓人難受，難受！”江青擠著鼻子，好像真的很難受一樣。
劇團的創作人員都被她這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給砸昏了，無所適從。滿腔熱血化作一腦子困惑和驚慌，真不知是什麽形式的芭蕾舞才是現代的，才是革命的，才是江青滿意的。
創作人員一下子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境地。改，不知道怎樣改。不改，江青已經立下軍令狀，限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不改不行，改也不行。創作人員猶如背水一戰，沒有了退路。
他們隻好努力理解江青的意圖，小心翼翼改動劇本上的情節和舞蹈動作。等按江青意圖改完後，彩排給江青審查時，江青竟然氣得兩眼珠在鏡片後麵瞪得溜圓，好像別人把她的作品給篡改了一樣，尖刻地質問創作人員：“你們為什麽要大砍大殺？好好的東西被你們搞得亂七八糟。回去重新搞！”
創作人員思索來思索去，不得其中的要領。隱約覺得不僅僅是一個怎樣改戲的問題，好像是該怎樣領會戲外旨意的問題。音在弦外，不是弦的本身。如果再改回原樣，江青會是怎樣的態度。
試試看！有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0”形路也是條出路！他們又將舞劇原封原樣改回到毛澤東肯定的水平上，彩排時，提心吊膽的創作人員，眼睛都沒敢離開江青的臉，一個眨眼，一個撇嘴，都引起他們一陣心跳，分析她的情緒變化，來猜測是凶是吉？江青看著看著，竟然微微地笑了，滿意地點點頭。
這不就是改編以前的芭蕾嗎？前幾個月她還看著不順眼，怎麽這次就睜著眼睛忘記了？邊看邊說“改得不錯”，簡直是不可思議。
真的是江青得了健忘症？
不，還是扮演“黨代表”的劉慶棠知根知底，在一邊提醒大家：“《紅色娘子軍》是江青同誌親自選的題材，也是她親自指導改編的。現在能排成這個水平和江青同誌的關心是分不開的。”
原來如此！大家豁然開朗，原來江青關心不是劇的本身，而是她本身是否參與。
劉慶棠因為善解人意而深得江青的厚愛，從而也確定了“黨代表”主角的地位。
可是《紅色娘子軍》的創作人員卻像推磨的毛驢，被蒙著眼睛，牽著鼻子，原地繞了一個圈子，就這麽一繞，碾磨出來的改編芭蕾舞劇的功勞就屬於江青的名下了，也為她在各種公開場合振振有詞表功提供了有力的典型事例。
（摘自《紅船交響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