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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中國成了一張紅色拳擊台
在中學，紅衛兵形成“老紅衛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上麵赫然寫道：“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聞風而動的“老團”和“老四”急忙厲兵秣馬，不打無準備之仗。
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員嗆得直咳嗽。
謝、王這種公開支持一派壓一派的做法，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引起了武漢廣大軍民的極大反感。
毛澤東扔掉手裏的煙頭，意味深長地說：“林彪真的有一手！”
北京，好像一鍋粥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發展，北京的紅衛兵通過分化組合，形成了新的派係格局。在大專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對立。
在中學，紅衛兵形成“老紅衛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紅衛兵派”指紅衛兵的最初發起者，他們多出身於高幹家庭，或者是“紅五類”，根正苗紅。他們出於保衛紅色政權，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熱情成立紅衛兵，並參加一係列“革命活動”。然而，隨著運動的發展，他們要保護的領導一個個被打倒了，幹部子弟們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已成為運動的直接對象，於是在1966年11月他們便成立跨校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抵製“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四，三派”以江青1966年4月3日講話命名。在這次講話中，江青批評1966年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江青的講話立即受到那些文革初期因家庭不好被運動排斥、受到衝擊的一些中學生的歡迎。他們自稱為“四，三派”，這些人不少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屬於文革中的激進派。
“四，四派”以北京軍區政委李鍾琪的講話命名，由於江青的講話打擊了眾多紅衛兵組織，反應強烈，4月4日，李鍾琪在工人體育場的大會上，又肯定大多數紅衛兵組織是好的。這一觀點立刻受到大部分紅衛兵的歡迎，遂命名為“四，四派”。“四，四派”主要是平民子弟，屬於願意複課的“保守派”。
派係格局的形成，無形中在兩派之間撒下了衝突的種子。他們先是在各派團體之間，利用自辦的小報唇槍舌戰，繼而隨著舌戰溫度的上升，便出口就罵，動手便打，直到發生大規模的武鬥。
如北京二中的“四，四派”，與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公社。
北京二中“四，四派”攻擊“三司”的大字報下款署名“543488部隊”，諧音就是“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其主要成員來自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公社。麵對“四，四派”的如此汙辱，他們哪甘示弱。
於是他們利用理工科大學的條件，自己製造手槍、手榴彈、長矛、土坦克、穿甲彈等武器，還挖地道，修工事，築碉堡等。其爭鬥場麵，令人發指，慘不忍睹。
還是讓我們一件件慢慢道來吧。
“聯動”六衝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正醞釀著一項重要的決定。參加會議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華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會議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議題是“研究當前運動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
牛皖平和其他幾個人是最近才從外地回到北京的。“外地全亂得像一鍋粥！”這個天真的學生預備黨員，本來是想到外地開開眼界，找點“革命感覺”。不是說“文化大革命”隻搞6個月，鬥、批、改三個階段嗎？他和校“文革”的幾個人就曾商議過，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東北或內蒙古，搞半工半讀，半牧半讀的學校呢？可是西安、武漢、廣州……一路上，他們所到之處，省委、市委的各級班子機構都癱瘓了，造反派的“炮轟”正逐步升級。他們是帶著滿腹疑團回到北京的。
而作為“革命”中心的北京，更是一番“黑雲壓城”的景象：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崛起的蒯大富，聶元梓，已成為炙手可熱的“左派”人物。他們打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旗號，到處亂打。而他們的幕後操縱者，就是中央文革。
提起“中央文革”，青年們已經沒有什麽好感了。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黨中央！
“為什麽不能對當前的運動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們中學紅衛兵應該聯合起來，和蒯大富聶元梓幹到底！”會上有人提議。
這個建議一發出，立刻得到會議室裏幾十個人的響應。
“現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團’也太俗氣，我看就叫‘聯合行動委員會’吧……”“對，這個名字好！”會議室裏的氣氛活躍起來。末了，有人還建議前麵再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幾個字，和大學的紅衛兵相區別。
會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聯動”就這樣誕生了。北大附中的宮小吉起草了“聯動宣言”，宣言寫道：
隻有一條道路，拉出隊伍來，幹！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的革命權力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
12月5日是聯動正式成立的日子。這天夜裏，京工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製了一條巨幅標語，上麵赫然寫道：“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這些標語，就好像是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一陣猛烈的炮擊，令人防不勝防。由此，一場殘酷的腥風血雨悄悄來臨。
聯動成立後，鋒芒畢露、四麵出擊。12月2日，牛皖平等10餘人來到一個由蒯大富、聶元梓控製的組織，與他們辯論揪鬥老幹部問題。誰知剛進大門，就遭到三司的圍攻。牛皖平等寡不敵眾，隻得奪門而逃。12月7日，聯動再次派出石油附中、農大附中的20餘人前往三司。誰知，三司竟用電話調來上千人，將聯動成員團團圍住，雙方如箭在弦上，隨時可爆發大規模衝突。經周恩來、周榮鑫等的調解，直至第二天淩晨一二點鍾才將聯動成員放走。
矛盾因此愈演愈烈。
12月16日，北京市紅衛兵聯合會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在會上，江青突然點了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的名字，說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台”，讓他們到台前低頭認罪。接著，江青還大罵一些中學紅衛兵和幹部子弟“血統高貴什麽東西！”
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聯動成員憤怒了。12月26日，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的聯動第一次大會上，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這句話時，立即整個會場沸騰了。紅衛兵小將們發狂似的蹦起來，跳上椅子或桌子，狠命地鼓掌，大聲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在圓形的屋頂下飄舞到劇場門外，還放起了震耳欲聾的爆竹。
聯動成員的舉動，令中央文革坐不住了。他們決定解散以聯動為核心的紅衛兵糾察隊，嚴懲“首惡分子”。
1967年1月17日，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開大會，安排聯動成員、原校籌委會主任趙戰平做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檢查。下午3時，趙戰平的檢查還沒做完，包括北航紅旗在內的13個大專院校共3000多人突然包圍了會場，同時公安局還出動了50餘名警察，抓走了趙戰平等。接著他們便以捕俘聯動巨頭為名，在西、東單、王府井等處，押著“戰俘”遊街示眾，以歡慶所謂的“勝利”。
1月19日，聶元梓、蒯大富等又糾集了上萬人馬包圍了聯動組織部所在地石油附中。通過謝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義把任誌明、馬曉軍等聯動幹將逮捕了。
1月25日，下午4時，謝富治再次指揮聶元梓、蒯大富調集3萬人馬，要拔掉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他們把八一學校圍得鐵桶似的，師生一概許進不許出。5時左右，搜捕開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統統踢開，暖氣道被拆開，天花板被踩壞。
當時在校的320名職工的宿舍有一半被抄，前後抓走32名學生。
這一罪惡行徑激起了聯動成員極大憤怒。他們看出幕後操縱者是中央文革，於是就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謝富治要人。但聯動代表幾次到公安部要求麵見謝富治，他就是避而不見。氣憤的聯動成員就在公安部的牆壁上刷上了“強烈抗議公安部下放專政權力”、“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據聯動的死對頭、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當時出版的《井岡山》報記載：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間，聯動先後六次衝擊了公安部。
清華百日大血戰
“清華”二字原本知之者甚少，隻因後來有了名揚四海的清華大學，人們才追溯起清華的曆史。
清華園據記載初建於明朝，是一位武鄉侯的莊園。明朝滅亡之後，崛起在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帝國，這些遊牧民族的後代們對造園子傾注了巨大的熱情。自然，清華園也被擴建和重修。
清華園以它獨特的個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其中就有鹹豐皇帝。據傳高懸於清華大學工字廳大門上端的“清華園”三個大字，就為鹹豐的禦筆親書。
清末，社會變革的發展，使滿清皇帝不得不廢科舉，仿效西方建立學堂。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賠款”被退回的一部分資金，創造了清華學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清華學堂正式發展為清華大學。
解放初期的清華大學，規模、設備都明顯不足和陳舊。解放後，特別是蔣南翔由團中央書記改任清華大學校長後，學校有了較大的發展。
到了本世紀60年代，清華大學便與中國的政治鬥爭連一起了。繼附中成立了中國第一支紅衛兵後，清華園內的大學生們也積極響應。1968年，清華園內燃起派仗之火。交戰的雙方，一方是以紅衛兵領袖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俗稱老團）和以沈××為首的四，一四派（俗稱老四）。
雙方酣戰百日，使昔日美麗、寧靜的清華園一時槍聲四起、碉堡林立，鋼絲網遍布，成了現代戰場。派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持續了三個來月，共打死十人，傷殘者不計其數，造成了聞名全國的“清華百日大武鬥”。
“老團”的頭目是蒯大富，非常激進，極力主張對“一小撮走資派”和“黑幫分子”窮追猛打，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而相對說來，“老四”在很多問題上要溫和一些。清華校內發生的幾起事件，使“老團”與“老四”之間劍拔弩張。昔日同坐一間教室的同桌，便翻臉不認人，隻想互相廝殺，欲置對方於死地。
隨著全國局勢的混亂，武鬥之風已有所蔓延。聞風而動的“老團”和“老四”急忙厲兵秣馬，不打無準備之仗。
那時，除“老團”手中有少許槍支外，雙方基本上還是靠拳頭和冷兵器來征服“敵人”。有趣的是，白天，交戰雙方趁“戰火熄滅”之際，都假裝蒙頭睡大覺。其實，各自的“偵察兵”已在校園內四處“探寶”。凡存放鋼材、石頭、木棍等一切可充作戰器的材料之處，都被“偵察兵”探得一清二楚。夜幕一降臨，大批人馬便開始行動。
雙方還抓緊時間，儲存戰備物質，像麵粉、炊具、煤炭等，都成了緊俏品。
光有這些，雙方還不滿意。要想置“敵人”於死地還必須有現代化的武裝。清華是中國堂堂第一理工科大學，各種專業應有盡有，加上校內教學實習工廠設備齊全，在極少數“革命教師”的指點下，造點武器又有何難？
於是，土槍土炮，燃燒彈、甚至連土坦克、裝甲車都造出來了。至於炸藥和手榴彈，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學機械的精於造槍造炮、造坦克，那麽學化工的弄出點炸藥也是易如反掌。學土木工程的又豈甘落後？趕緊在校園內察看地形，搶占有利據點，壘起自己的“傑作”，構造出像當年蔣介石據守長江天險那樣“固若金湯”的地堡和掩體。
武器、糧草備足了，“老團”、“老四”便趕忙著手成立武鬥指揮班子，以便部署“戰略戰術”，發號施令。
首先，雙方開始大規模搶占建築物，以作據點。
“老團”占領東區的7號樓、8號樓和西區的大禮堂、舊電機館、力學館等處。
“老四”則搶占了主樓、東區浴室、5號樓，以及位於清華西區、大禮堂附近的科學館。
雙方都占據了有利地形後，便采取措施積極備戰。被子、衣物等都從寢室拿來；油鹽醬醋、鍋碗瓢盆乃至柴火、煤炭等都被拖到固定地點；至於麵粉、大米等每天必須的食物，則一袋袋從飯堂裏拖來，堆在門窗後以躲槍子襲擊。
這一切，顯然是作持久戰的準備了。
1968年4月，清華大學兩派紅衛兵，在老蒯（蒯大富的愛稱）的煽動下，終於幹了起來。起因是老蒯懷疑“老四”收買了自己隊伍中的叛徒，遂命人綁架了兩個“老四”派的人一頓毒打，誰知“舌頭”堅強不屈。於是，老蒯心生一計，編造了一份“供詞”，讓“老團”用來對“老四”進行宣傳攻勢，以證明“老四”都是些“支持蔣介石的反動派”。
以牙還牙，“老四”毫不示弱，他們出於同樣的目的也綁架了“老團”的一名大將。
火終於點起來了。
交戰之初，雙方僅憑一付拳頭，可肉畢竟不如鋼厲害。雙方立即用上棍棒、刀劍、長矛，漸漸地，又覺這樣近距離的肉搏戰也不過癮，於是又換上弓箭和強大的投擲器。武器不夠，就地取材，自行車內胎稍經加工就是有力的發射器，包上一塊石頭射向對方，對方立刻抱頭鼠竄。
4月23日，雙方為爭一輛救護車，用大彈弓互射達3小時之久。
4月29日，為搶奪兩輛運送大米的汽車，雙方又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試圖斷水，另一方拚命反擊，戰事又起。
就這樣，雙方打來打去，互有死傷。每個狂熱分子都紅了眼，全然不顧後果，向對方發出最後通牒。小範圍衝突隨即被突擊隊行為所代替，小規模的遊擊戰逐步升級成正規戰鬥。
到5月30日，雙方戰鬥又上升到一個嶄新階段。
這天淩晨3點整，蒯大富親自跑到清華大學自備電廠，下令全校斷電，隨即向東區浴室的10多名“老四”派發起攻堅。
盤踞在東區浴室的老四人員雖少，卻頑強無比。他們見老團的突擊隊搭起雲梯欲衝上浴室樓樓頂，立即將事先準備好的磚頭、石塊，像傾盆大雨一般砸過來，直揍得“攻堅戰士”嗷嗷嚎叫。
此招不靈，“老團”立即改用自製燃燒彈火攻。對方一小頭目被燒傷，眼看潰不成軍，危急時刻，他們的救兵到了。
這些援兵手執長矛、棍棒、氣勢洶洶。“老團”戰士見狀，急調一輛自製坦克前來助戰，這坦克橫衝直撞，一名“老四”戰士退卻不及，當場輾死。
見“戰友”犧牲了，“老四”可紅了眼，刀槍並舉，一名“老團”成員也不幸被長矛穿胸而“光榮犧牲”。
“老團”加緊了攻勢，蒯大富手提盒子槍坐鎮指揮。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員嗆得直咳嗽。最終全線崩潰，隻得棄樓退守科學館。
“老四”退守科學館的整整有100人。他們進館以後，首先構築工事，加強防範措施，以備老團偷襲。
與此同時，“老團”在科學館四周建立了封鎖點。一天，有個叫楊誌軍的“老四”成員從科學館後門剛一露頭，立刻從老團的工事裏射出一顆子彈，楊誌軍當場斃命，同夥見狀，一陣驚嚇後，連拖帶搶，將楊的屍首弄回館內。
不久，又有一名“老四”戰士被“老團”射中。
隨著封鎖越來越嚴密，外麵的給養根本無法進來，大米、蔬菜早已吃光。老四戰士飽嚐了被困的滋味，每天不得不限製口糧，將僅剩的一點麵粉，做成饅頭，蘸著鹽水吃。
進入7月份後，蒯大富再一次召開會議，決定繼續封鎖科學館，並下令：“有進出者，可以開槍，死了人總部負責。”
終日被困於科學館的近百名老四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動手挖地道。
盡管孤軍困守兩個多月，大家幾乎奄奄一息，但求生的欲望激起了他們最原始的潛能。近百名漢子輪流上陣，學老愚公精神，挖土不止。
眼看大功告成，可又生出枝節。
原來老四挖地道的聲音驚動了老團的人。他們也立即組織人馬，挖地三尺，將“老四”的地道攔腰截斷，要不是老四戰士溜回堡壘動作神速，險些被人家生擒。
“老團”在地道中塞滿炸藥。轟隆一聲，“老四”近百號戰士的血汗隨著塵土和硝煙飄散在空中。
眼看“老四”全體“戰士”就要被生擒活捉。
1968年7月27日，由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內燃機總廠等數家廠礦的產業工人組成的一支5000多人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蕩開進了北大和清華。
工宣隊的進駐，使清華園中的兩派暫停了廝殺，調轉槍口一齊對準他們。
在第一回合的較量中，驕橫不可一世的蒯司令，根本沒把工宣隊放在眼裏，仗著人多勢眾，不時瞅住戰機對工宣隊員進行扭打和撕扯，尤其是那些身體單薄的工宣隊員，稍有不慎，便被“老團”揪出，飽餐暴風驟雨般的拳頭。
工宣隊在紅衛兵淩厲攻勢下潰不成軍。工宣隊大小頭目們麵麵相覷，無言以對，隻得悻悻地打電話到釣魚台，向中央文革討教對策。
得到答複說：暫時撤回。
隻兩個多小時的功夫，工宣隊便鳴金收兵，在紅衛兵小將們的一片喝彩聲中低著頭離開清華。
然而5個小時後，重新集結的上萬名工人和解放軍戰士分七路，再次向清華大學挺進。工宣隊員和解放軍戰士手捧“紅寶書”，齊聲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向紅衛兵封鎖線進發。這一回，在強大的攻擊麵前紅衛兵真抵擋不住了，他們隻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很快，潰散到大禮堂和舊電機館這兩個據點負隅頑抗。
工宣隊和解放軍擁進清華後，首先展開宣傳攻勢，令“老團”和“老四”立即響應工宣隊的號召，放下了武器。
在這之前，科學館的屋頂已被蒯司令部署施放的燃燒彈炸塌。在工宣隊的護衛下，“老四”的成員被帶到安全地帶。
再看看這98名“守軍”，原先的整整百名戰將，已有兩名“光榮犧牲”，他們的屍體，在炎熱的7月，散發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剩下的一個個蓬頭垢麵、麵黃肌瘦，頭發一尺多長，猶如街上的叫花子一般。
與此同時，蒯大富率領“老團”仍在兩個據點拚命頑抗。更有膽子大者，躲在暗處向工宣隊打冷槍，致使五名工宣隊員不幸飲彈身亡。
工宣隊員和解放軍冒著傾盆大雨，繼續向這兩個據點衝擊。他們頭頂著被子或課桌，貓著腰，一批又一批地往裏衝。亂石如雨，直砸得桌麵砰砰響。
“老團”實在頂不住了。蒯大富三次令“長矛隊”打頭陣，企圖衝開包圍圈。
到傍晚時分，除了蒯大富等核心人物突圍外，其他老團人員不得不打出白旗，與工宣隊談判。
僅7月27日這一天，工宣隊員計有5人被打死。傷約700人，失蹤143人。基本上解決了“清華百日大武鬥”。
“武漢發生了反毛叛亂”
1967年夏天，北京發生了“清華百日大血戰”，武漢也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這就是“七・二$事件”。當時它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且被加上了“揪鬥、圍攻、毆打中央代表”，“武漢軍區搞兵變”等嚇人的帽子。
外電在當時也紛紛報道：“武漢發生了反毛叛亂”，“陳再道上將曾有效地控製了武漢”等消息。
事情的真相究竟又是怎樣的呢？
當時，武漢地區也像全國其他許多地方一樣，出現了兩大派組織，一派叫“百萬雄師”一派叫“三鋼三新”。這兩派時有武鬥發生。
2月初，武漢和南下的部分內外造反派強行占領了漢口紅旗大樓（《長江日報》社所在地）。2月8日，他們利用《長江日報》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
在這篇聲明中，他們提出要：“子彈上膛，刺刀上槍”，“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丟掉幻想，投入戰鬥，在四麵圍攻，內外夾擊的戰場上，看準方向殺開一條血路來！”等口號。
2月9日，造反派又在《長江日報》發表社論，說《長江日報》是他們在解放軍的支援下“接管的”。
與此針鋒相對，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公開指出《二・八聲明》“挑起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號召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
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根據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精神，把在武漢地區煽動鬧事、搞打砸搶抓抄的一派組織頭頭朱鴻霞等人拘捕起來。
緊接著，武漢軍區又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吸收一批原省市負責幹部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漢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全省大動亂局麵一度有所緩和。
然而，這種穩定的局麵，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也受到了身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的關注。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首都紅衛兵駐《人民日報》監督成員根據武漢北航紅旗戰鬥隊對武漢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寫成的，王力親自修改的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漢、成都等地的軍隊領導，不要壓製紅衛兵的造反行動。
隨後，配合這篇社論，又公布了林彪、王力、關鋒、戚本禹合夥炮製的，與《八條命令》針鋒相對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
於是，武漢造反派到軍區支左辦公室貼大字報“挑戰”，接著搞“串校遊行”、“殺向社會”，提出要粉碎武漢地區的“二月黑風”、“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譚”（意即武漢地區的譚震林），“堅決為工總翻案”，“打倒陳再道”（當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等，把鬥爭矛頭直指武漢軍區。
4月16日，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造反派時說：“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
這樣，武漢已趨於穩定的局勢急轉直下。
6月17日，在漢口最繁華的地區――中山大道六渡橋段，兩派群眾展開了大規模武鬥。那天，驕陽似火，酷熱難當。然而，“勇士們”的鬥誌絲毫不減：刀出鞘、彈上膛，仿佛麵對的是不共戴天的死敵，哪裏還是同胞？！
昔日繁華地中山大道，現在架起了機關槍，雙方“勇士”們躲在由沙包堆成的掩體後射擊。
從當時“激戰”後寫就的幾首廣為流傳的紅衛兵的歌中，“激戰”的場麵及參鬥者的心態可見一斑：
請鬆一鬆手，鬆一鬆手啊！親愛的戰友！交給我的吧，你手中的這本《毛主席語錄》。
按著滴血的傷口，朝著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鮮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袖章，已被滾燙的熱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進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聯，已經擺滿你躺下的街頭……你親愛的媽媽一滴眼淚也沒有，她咬著出血的嘴唇，和我們一起遊行示威，迎著朝霞走在最前頭！
還有一篇《放開我，媽媽！》作者吳××，係武漢人。
放開我，媽媽！別為孩子擔驚受怕。到處都是我們的戰友，暴徒的長矛算得了啥！我絕不做繞梁呢喃的乳燕，終日徘徊在屋簷下；要作搏擊長空的雄鷹，去迎接疾風暴雨的衝刷！
20年前，爸爸犧牲在反動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兩個階級生死決戰的關鍵時刻，哥哥又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紅的血泊中衝殺……
想一想吧，媽媽！活著的人應該幹些啥？
造反派從來不會向階級敵人低頭，頂天立地的英雄從來不怕鎮壓和屠殺！
等著我們的勝利捷報吧，媽媽……
從這兩篇詩作中，我們不難看出，七・二事件前夕，武漢地區武鬥的殘酷、激烈，透過它，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無情地滲入到了每一個家庭、個人的生活，把人們的寧靜擊得粉碎。
據統計，在1967年上半年度內，武漢地區共發生武鬥事件300多次，有16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15000多人輕傷。
到6月的盛夏季節，全國“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氣溫猛升，然而，此時的革命的溫度更高――傷殘者，隨處可見；死屍遍及街頭，在烈日的暴曬下，其景象真是殘不忍睹。
武漢的武鬥引起了北京的重視。
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省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了一道康生批準的電報：
“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製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幹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凶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
28日，武漢軍區根據中央文革26日來電，發出製止武鬥的通知，但仍沒有控製武鬥局勢的發展。7月1日以後，“百萬雄師”以武力奪取“三鋼”、“三新”等組織的根據地，武鬥更趨激烈。
7月14日清晨，周恩來總理親自飛抵武漢。周總理希望平息緊張局勢，說服兩派和解。同時，也為毛澤東到武漢打前站。
中午，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謝富治和文革小組成員、《紅旗》雜誌副總編王力帶著北航紅旗的4個造反派代表，也從成都來到武漢。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汪東興的陪同下也來到武漢，下榻東湖賓館。
當天晚上，謝富治、王力就違反周恩來關於中央代表團不要公開露麵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報，並在湖北大學門口，有意識地下車與造反派談話，公開身份。王力高聲向造反派宣布：
“你們是真正的造反派，我來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向你們表示慰問！”
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的血沸騰了！7月15日，他們舉行盛大遊行，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來武漢解決問題。
他們激動地一遍遍高呼：“歡迎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7月15日和16日的兩個上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開會，聽了謝、王匯報成都、武漢問題，討論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辦法。
會上提出要給工總平反，放掉朱鴻霞並認為“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由謝富治、王力委派專人做他們的工作。軍區都要支持，陳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陳再道的。
謝富治和王力公開身份後，周恩來隻好讓他們提前到群眾組織中去做工作。7月15日和16日晚，謝、王到造反派的據點，登台接見並發表傾向性講話，表示慰問和支持他們。7月17日晚謝、王又跑到百萬雄師聯絡站要百萬雄師負責人開個“頭頭”名單。
名單開好後，謝把名單裝了口袋就一句話也不說了（7月27日，名單上的13人一起被捕），王力也隻是說些百般無奈的話。
謝、王這種公開支持一派壓一派的做法，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引起了武漢廣大軍民的極大反感。“百萬雄師”有針對性地貼出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下車伊始，哇喇哇喇！”“反對欽差大臣！”“我們不是阿鬥！”標語口號還點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連當兵，到工農群眾中去。
7月18日晚，毛澤東同陳再道等人談了話，周恩來飛回北京。謝富治、王力在周恩來走後更加為所欲為，他們剛從機場送行回來，就直接跑到水利電力學院的造反派總部，佩戴造反派袖章，發表演說，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說“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王力瘋狂地喊道：武漢問題一定會解決得最好，最快，因為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打擊，受壓抑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叫它一去不複返。謝富治和空軍負責人劉豐等人也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邊。謝富治、王力等人這天晚上的活動，成為七・二事件的導火線。
7月19日，造反派出動許多廣播車，用高音喇叭到處播放謝、王在造反派總部的講話錄音，同時還有王力的“四點指示”：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王力的言論立即激怒了武漢的群眾和解放軍。
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街頭。有一份題為《王力究竟是人還是鬼――深思幾個為什麽》的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指出：“王力竊居中央文革成員以來，一貫以極左麵貌出現，在他插手的四川、內蒙、江西、雲南等省，均出現‘譚式’人物，大搞武鬥，大流血，大混亂，大破壞，工廠停工，這是為什麽……把王力揪住，交給湖北二千二百萬人民，與各兄弟省市組織一道，進行鬥爭，挖出這顆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打倒王力！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去！”
陳再道等武漢軍區幾位領導人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刻趕到現場做群眾工作，並告訴王力。他們心急如焚，生怕事態進一步擴大。
當天深夜，百萬雄師的一部分成員攜帶棍棒、大刀、梭鏢，乘軍車占領了武漢市機場和鐵路車站等軍事要地。
在那些地方，他們得到8201部隊裝甲車的支持。武漢在一夜間，到處刷滿了“打倒王力和謝富治”的標語。
仲夏之夜的武漢像個大蒸籠，沒有一絲涼意，使人感到悶熱、煩躁。清寂的街頭，彌漫著幾絲血腥和硝煙味兒。一場重大事件似一座即將爆炸的火山，一觸即發……
7月20日來臨了。這是老將軍陳再道戎馬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天，它給他帶來的屈辱和創傷將永遠留在他的心靈深處。
清晨，陳再道懷著複雜煩悶的心情，拖著疲憊的身子來到東湖賓館。剛一坐定，“百萬雄師”的200多名代表就憤憤然地衝了進來。把守東湖賓館的8201部隊正和他們是一派，敞開了賓館大門。因此，他們沒有受到阻擋，就衝了進來，叫喊著要王力回答問題。
王力一聽見找他的風聲，就嚇得呆在屋裏一動也不敢動了。
陳再道和謝富治把群眾勸到裏麵去談話，結果談得頗為融洽，謝富治還答應下午接見他們。王力一看這種氣氛，也走出來和陳再道、謝富治坐在一起。
誰知，剛按下了葫蘆又起了瓢。
就在“百萬雄師”的代表即將離去之際，以軍區獨立師和21師戰士為主的群眾旋風似地衝了進來，叫喊著要抓王力。
王力趁亂跑回屋裏，群眾追進去要他到軍區大院回答問題。王力堅持不走，群眾強行把他塞進了汽車，一直拉到武漢軍區大院。
到了軍區大院，先是圍攻，後是坐“噴氣式”，接著就是遊鬥，王力的一條胳膊被打斷，這次的苦頭吃得著實不少。
與此同時，武漢三鎮街頭像開了鍋。數千輛卡車和幾十輛拉著警報的消防車，載著工人、農民和駐武漢部隊指戰員，排成四路縱隊，舉行遊行，遊行隊伍一眼望不到頭。人們一路張貼標語，一路高呼口號：“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王力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高音喇叭裏反複播放著毛澤東詩詞譜寫的歌曲：“鍾山風雨起蒼茫，百萬雄師過大江……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在這期間，“百萬雄師”收到了湖北20多個縣市的聲援電，得到了陝西、遼寧、四川一些群眾組織的聲援信。7月22日，成都×××部隊的紅衛兵給陳再道的信中說：
“最親愛的陳再道同誌：我們堅決支持您老人家的偉大行動……一不做，二不休，為革命先烈複仇……把這些不要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獨裁分子從地球上消滅……”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二事件”。
群眾這樣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是想以此引起中央的重視，采取正確的方針解決武漢問題。
事後，毛澤東問邱會作：“你對當前的形勢怎麽看？”
邱會作答：“武漢的天已不是主席的天了！”
毛澤東又不動聲色地問：“林彪了解這裏的情況嗎？”
“他很了解，很關心主席的安全。”
“他怎麽關心？”毛澤東似乎感興趣。
“25軍的3個步兵師正從九江、開封過來，另外，15軍的空降部隊已經占領了孝感機場，正運動到黃陂，離這裏40裏。李作鵬讓東海艦隊的三艘炮艦，從長江口開進來，預計今晚可以到達漢口口岸。”
毛澤東扔掉手裏的煙頭，意味深長地說：“林彪真的有一手！”
毛澤東又轉過身問身旁的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呢？”楊成武答道：“林彪已調二人進京了。”
而此時在北京，周恩來驚悉武漢出事後，首先想到的是毛澤東的安全。他當機立斷，連夜安排毛澤東飛往上海。然後自己帶了兩架飛機，親自飛臨武漢。這就是周恩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像個消防隊員，哪裏有警報，他就立刻出現在哪裏。
7月22日下午，周恩來、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江青組織數十萬人在西郊機場歡迎他們。當天晚上，林彪親自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全體參加，聽取謝富治的匯報。
謝富治匯報後，林彪決定：把“七・二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調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回京；起草關於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開一個百萬人的歡迎大會，並且通知各地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7月23日淩晨，中央文革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要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即武裝遊行）來聲討七・二事件”。
7月26日上午，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謝富治先放了“一炮”，聲稱：七・二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矛頭是對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
謝富治過去曾是陳再道的部下，現在，陳再道低頭，彎腰，聽著謝富治的一派胡言，心裏實在想不通！這就是以前那個恭恭敬敬、客客氣氣的人麽？
其實，這並不奇怪，自古就有句俗語叫做：翻臉不認人！
謝富治的第一炮餘音未落，吳法憲就躍躍欲試了，他竟衝上前去，伸手打了陳再道兩耳光。坐在一旁的江青見狀卻心花怒放，說：“吳司令，不錯，是造反派的風格。”
接著，他們還指使他人，對陳再道“輪流作戰”，直把這位老將軍折磨得傷痕累累。也就在7月27日這天，林彪親自主持會議，撤銷了陳再道和鍾漢華的職務。在“聲討七・二事件”，“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衝擊下，全軍許多領導幹部被打成“陳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帽子，被批鬥、監禁、迫害，甚至連公社人武幹部、大隊民兵幹部、也被打成“陳再道式的小人物”。
武漢軍區的獨立師，被打成“叛軍”。林彪還親自下達命令，取消了這個部隊的番號、代號，並將其撤離武漢進行整訓改編，在東湖賓館擔任多年警衛任務的部隊，也被武裝押送到勞改農場。
據統計，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以後被打傷、打殘、打死的幹部、軍人、群眾多達184000餘人，僅武漢市就有600多人死於非命，66000多人傷殘。
王洪文血洗“聯司”
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風暴”中摘到“桃子”之後，實行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方針，各級領導幹部統統靠邊站，大批領導幹部被抓、被鬥，甚至被打、被抄家。
王洪文，這個當時上海灘大名鼎鼎的“造反司令”，自從揭竿“造反”起，他就麵臨著一次又一次“考驗”，先是安亭事件及從安亭返回上海後工總司內部的傾軋，一度陷入危機之中，後是在“奪權”過程中，聯司與工總司抗爭，紅革會、工三司、二兵團等扯起“反叛”的旗幟。
在王洪文成為上海灘新一代霸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高位之後，他力圖“保權”，深恐到手了的“桃子”被人家搶走，他要好好地品味“桃子”的滋味，畢竟垂涎已久。
但是，上海灘的局勢猶如一個炸藥包，一個已插上導火索和雷管的炸藥包，因為上海的“桃子”，想得到的人太多了。這個時候，炸藥包炸與不炸，就差一顆火星了。
這顆火星，是從上海柴油機廠裏迸射出來的。
聯司即“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又稱“上柴聯司”，它雖說不過是一家工廠裏的造反組織，人數也並不多，但是能量卻不小。它不僅敢突襲“大員”張春橋的家，以要挾張春橋。而且敢於向龐然大物工總司，向“王司令”挑戰，把整個上海灘當成自己活動舞台，聯司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新對手的出現，使王洪文大吃一驚，他要利用手中的權勢，壓垮對手。於是，上海灘終於點燃了炸藥包，劇烈搖撼著“一月風暴”後長大的“桃子”樹。
1967年，上海灘的夏季，是暴風雨肆虐的夏季，狂風挾著暴雨，裹著雷電，常常是突如其來，又倏然而去。來前，黑雲壓城，奇熱奇悶，去後晴空短暫；又是黑雲壓城，奇熱奇悶，總像在孕育著暴風雨，不知何時會帶來場暴風雨。
暴風雨打落了木棉花、打落了鳳凰花、打落了芭蕉花，滿地敗豔殘紅。
殘紅不僅是花，還有血，人血。
6月29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集合，總頭目楊××當場揭露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劃，大聲呼籲：“我們要殺出去，殺向政治指揮部，殺向公安局，殺向社會！”終於爆發了“六・二九事件”，震動了上海灘。
當時的派報《工人造反報》以整版整幅描述六・二九事件，雖然帶有渲染誇張和報複的感情色彩，但應該說也基本上陳述了當時的一些實際情況：
10時左右，“支聯站”的人陸續調入廠裏，在聯司成員陪同下，察看了地形，10時半光景，聯司成員集結在各分部，有的排隊出入，在中央大道喊著口令，作戰前訓練；11時許，在聯司頭頭指揮下，弄了一批楊梅到武裝部，在武裝民兵宿舍樓下叫賣，施展“調虎離山”計，把一部分武裝民兵誘出宿舍……
中午12時左右……一批批聯司成員，在指定地點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條編製的安全帽，手執鐵棍、水龍帶，或者抬著長竹梯，打著紅旗，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歌曲，急速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標……
一場激烈的、殘酷的血戰開始。
一個聯司當場被打倒在地。
一個“東方紅”隊員頭部被石頭擊中，血流如注。
一個“東方紅”隊員舞著“警棍”打到聯司群眾的背後，被打者慘叫倒地。
又一個聯司群眾昏倒在地。
……
雙方損傷慘重：受傷人員達200多人，傷勢較重的有50多人。暫時脫離接觸。
這次武鬥的結果傳到王洪文那裏去，他獰笑著……
於是，7月18日，在上柴又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武鬥。
在武鬥的前沿，聯司的人在頭頭的指揮下，在製高點上居高臨下地向東方紅總部的戰士狠命地擲瓦片、石子，用彈弓射鐵球和螺絲帽。靠樓架梯子，不少人輪番爬上房頂作戰，在樓下的，就用木板遮擋，一陣雨落似的石子扔過去，然後再向前逼近。
武鬥進行中，一批石子打完後，有人用平板車不斷運來，送上樓頂。打彈弓用的鐵球和螺絲帽用完了，有人就一包一包地端上房頂；渴了，有人就用車子運來鹽開水和汽水。
這次武鬥的場麵比前次激烈，人員受傷也比前次多，並且出現了死人現象。
7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召開了工總司頭頭會，做出了“拔掉上柴聯司這顆釘子”的五項決定：
（一）設立臨時指揮部。
（二）這次行動的代號為“888”。
（三）現場指揮為王洪文、戴××、張××、王××等人。
（四）隊伍調動基本上按工總司的各組分工。
（五）確定攻擊對象，主要是聯司和“支聯站”。
關於臨時指揮部，又具體分為“三線”：
第一線――指揮部設在華東物資局工總司聯絡站，由戴××負責。
第二線――指揮部設在“888”（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的代號），由王秀珍、陳阿大等負責。
第三線――指揮部設在上海警備區由全××等負責。
關於攻擊時間，定在8月5日之前。
王洪文還製定了一個《G號行動計劃》，包括埋伏、襲擊和圍攻捉人。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準備，8月4日淩晨，“王司令”下達了進攻命令。
8月4日淩晨，天還沒有大亮。突然，滬東郊的曠野上傳來馬達聲、喇叭聲和嘈雜的人聲。軍工路一帶郊區出現一支打著工總司旗號的隊伍，他們從水路由遠而近，把上海柴油機廠包圍得嚴嚴實實。頃刻，通往上柴的軍工路上，擠滿了各種車輛和隊伍。據說有近千部車輛和十幾萬人馬，形成了一條長達四五公裏的人流。這一帶失去了往日特有的寧靜和安謐。人們都清楚：工總司發動全麵進攻。
工總司的火線指揮部就緊挨著上海柴油機廠。“總指揮”王洪文坐鎮在這裏。上海柴油機廠的平麵圖被攤開在地上，“王總指揮”儼然將軍一般，用鉛筆在上麵比劃著，約10分鍾後，“王司令”及下屬出現在上柴門口前麵，察看地形、商量進攻方法。此時天空上出現了兩架直升飛機，攝影師們正把鏡頭對準“王司令”，他們記錄著“王司令”的“功績”。
接著，“火線指揮部”命令“部隊”到前沿集結待命。
一隊隊戴著安全帽或草綠色解放帽，手持木棍，有彈弓的工總司造反隊員齊刷刷急步跑向指定地點。
一輛輛滿載“全副武裝”造反隊員的卡車疾駛向預定地點。幾輛宣傳車在前麵開路。與此同時，狂熱也籠罩著上柴內。鋼鐵大門後麵，堆放著無數亂石、鐵板，壘成障礙物。“大敵”當前，聯司司令部進行了“戰前動員”，立即武裝起來，準備堅決反擊！同時，通過高音喇叭喊話，呼籲：“廠內廠外工人和群眾停止武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號。
然而，王洪文哪管這一套。
一顆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
工總司冶金係統的先頭部隊首先揭開了“血洗聯司”的序幕，擔任進攻主門任務。戰鬥一開始，麵對著聯司震耳震心的高音喇叭，王洪文怒不可遏，高喊：“他媽的，先把聯司門口造謠的喇叭拆下來！”
語音剛落，一個名叫黃金海的“敢死隊員”頭頭，率人便向廠門口衝去，但被聯司的彈弓打了回來。
王洪文氣急敗壞，下令切斷柴油機廠的總電源。10時以後，聯司的高音喇叭便成了啞巴。
工總司先頭部隊衝不進重兵把守的大門口，靈機一動，便調來大吊車，撞開了大鐵門。由於廠門口防守嚴密強攻不行，便決定正門佯攻，左側主攻，“敢死隊員”用大木頭和大型鏟車撞破了門口左側一段圍牆，高喊著“怕死不是造反隊”，“誓死砸爛臭聯司”的口號，攻進廠區。
這是一場石頭對石頭、木棍對木棍、鐵棍對鐵棍、麵對麵的短兵相接的血戰。
一名工總司造反隊員舞著一根鐵棍向一名聯司群眾頭頂砸下來，被聯司隊員一記彈弓射中手背，哎喲一聲，血流了出來，直往下滴。
另一名聯司隊員從窗口被推下樓，頭摔破，鮮血湧出，染紅好大一塊地。
磚頭、石塊、鐵器等像冰雹一樣，從天而降。更令人吃驚的是，從樓上扔下的還有硝酸、黃磷、燃燒瓶、汽油及彈弓射下的螺絲帽。
屋頂上，聯司戰士眼睛噴著火；屋頂下，工總司隊員損傷慘重，周圍的房屋、電線也燒了起來，一時上柴戰場，火光衝天煙霧騰騰。
王洪文隻穿一條褲頭，揮著手，在那大聲發布命令。他本來就紅得見血的眼睛更像是要噴火。
王洪文命人運來了燃燒瓶和濃硫酸。
濃烈的硫酸味隨著四起的火舌在大樓內彌漫，令人窒息，更可憐的是被硫酸液濺上的人，皮焦肉爛，呼天嚎地。
幾個小時的強攻，工總司占領了食堂，斷掉了聯司的水和糧，又搭起雲梯，或從落水管、門窗，以滅火器開路，口中念著毛澤東語錄“下定決定，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向分布在幾座廠房頂上的群眾不停頓地進攻。
登上平台的工總司隊員往下打，下麵的隊員又往上攻。聯司隊員被重重包圍，上下夾攻，工總司造反隊員的棍、矛、彈弓在步步逼近。聯司人員有的衝向樓邊，稍稍不注意，就掉到樓下去……
王洪文又嚴令“敢死隊員”在天黑之前結束戰鬥，並且下令調來17輛消防車，動用水壓在100磅以上的大炮水槍，從1000米以外的河濱接力打水，向守樓的聯司成員凶猛地噴射。
聯司頓時潰不成軍，準備從水路逃跑。
而此時，聯司水上退路已被王洪文的得力助手、上海灘有名的“戰鬥英雄”、“造反大將”陳阿大切斷。陳阿大率領的“兵團”，從中華造船廠調來了三艘登陸艇、巡邏艇。將黃浦江封鎖住了。
前無通路，後有追兵。聯司成了“甕中之鱉”。
工總司又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
“放下武器、下來不打！”
“聯司成員趕快起來造壞頭頭的反！”
聯司成員個個成了俘虜，聯司“司令”也未能幸免，楊仲池被當場活捉。
晚6時20分左右，戰鬥基本結束。
對俘虜的聯司人員，一律先給予“頭上開花”，“麵部掛彩”，並且強令他們作舉手投降姿態，嘴裏反複叨念“聯司必敗”等口號。
接著下來就是男俘一律剝去上衣，女的撕破上衣。黃金海上前拉過一女俘，手往上衣裏麵一伸，竟然當著眾人幹起了調戲勾當。女俘不服，兩個造反隊員衝了過去，揪住女俘的頭發，兩手亂摸起來，猛地將白的確良襯衣撕破了。臉上、身上滿是利爪抓過的傷痕，鮮紅的血滲紅了白襯衣。
劫後的上柴慘不忍睹，許多聯司人員頭部流血，遍體鱗傷，橫七豎八地昏死在路旁，像貨物一樣，一個個被扔上了卡車……聚集在“上柴廠”工房前的職工家屬們，有的無法控製住自己的悲痛，泣不成聲。有的甚至向那些現場指揮戰鬥的大小頭目們跪下求情。她們得到的回答卻是拳打腳踢和謾罵。
“八・四狂風”剛過去，為了鞏固已取得的“成績”，王洪文又在上海“補課”。所謂“補課”就是“補打”。凡是8月4日那天未進廠的聯司人員，無論是頭頭還是成員，幾乎無一遺漏地遭到審訊、毒打。廠裏私設的公堂，刑房達50多處，刑具有數十種之多。
上柴的損傷相當嚴重，僅8月4日的“戰鬥”，使上柴全廠停工、停產兩個月，減少產值500萬元，利潤降低175萬元，物質損傷355萬元，房屋設備損壞的修理費14.08萬元。
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柴乃至整個上海灘。
就是在這一年的9月，王洪文兼任了上海柴油機廠“革命委員會主任”。
除了上麵我們談到的幾個“大事件”外，全國還有許多地方“揭竿而起”。
在廣西，武鬥雙方動用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狂轟亂炸、血肉模糊。幸存者回憶當年，仍麵如土色：“死了那麽多紅衛兵，慘！”
在廣東，造反派一麵奪權，一麵挑起武鬥，陽江血淚，海豐廝殺，此起彼伏……
在四川，攻占兵工廠，搶奪槍支彈藥，高射炮平掃朝天門，坦克橫衝直撞……巴蜀陷入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中。
在青海，派別林立，武裝遊行，軍隊介入。
……
為了製止武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67年6月6日聯合發布通令，命令：“嚴禁武鬥，嚴禁行凶殺人打人，嚴禁在本單位和到外單位打群架，嚴禁搶奪個人所有財產。”
之後，中共中央又在1967年6月24日發出關於“互不打架，互不衝擊”、“不抓人，不扣人”、“不奪槍，不打槍”等項規定。毛澤東也發出一條又一條有關“大聯合”的指示。
但無論是《通知》，還是“最高指示”，都製止不了全國各地日益發展的武鬥。
直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除台灣省外的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的“全國一片紅”。
在“全國一片紅”的基礎上召開了黨的九大。九大的召開，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全麵內戰”局麵的基本結束。
上麵赫然寫道：“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聞風而動的“老團”和“老四”急忙厲兵秣馬，不打無準備之仗。
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員嗆得直咳嗽。
謝、王這種公開支持一派壓一派的做法，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引起了武漢廣大軍民的極大反感。
毛澤東扔掉手裏的煙頭，意味深長地說：“林彪真的有一手！”
北京，好像一鍋粥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發展，北京的紅衛兵通過分化組合，形成了新的派係格局。在大專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對立。
在中學，紅衛兵形成“老紅衛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紅衛兵派”指紅衛兵的最初發起者，他們多出身於高幹家庭，或者是“紅五類”，根正苗紅。他們出於保衛紅色政權，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熱情成立紅衛兵，並參加一係列“革命活動”。然而，隨著運動的發展，他們要保護的領導一個個被打倒了，幹部子弟們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已成為運動的直接對象，於是在1966年11月他們便成立跨校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抵製“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四，三派”以江青1966年4月3日講話命名。在這次講話中，江青批評1966年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江青的講話立即受到那些文革初期因家庭不好被運動排斥、受到衝擊的一些中學生的歡迎。他們自稱為“四，三派”，這些人不少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屬於文革中的激進派。
“四，四派”以北京軍區政委李鍾琪的講話命名，由於江青的講話打擊了眾多紅衛兵組織，反應強烈，4月4日，李鍾琪在工人體育場的大會上，又肯定大多數紅衛兵組織是好的。這一觀點立刻受到大部分紅衛兵的歡迎，遂命名為“四，四派”。“四，四派”主要是平民子弟，屬於願意複課的“保守派”。
派係格局的形成，無形中在兩派之間撒下了衝突的種子。他們先是在各派團體之間，利用自辦的小報唇槍舌戰，繼而隨著舌戰溫度的上升，便出口就罵，動手便打，直到發生大規模的武鬥。
如北京二中的“四，四派”，與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公社。
北京二中“四，四派”攻擊“三司”的大字報下款署名“543488部隊”，諧音就是“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其主要成員來自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公社。麵對“四，四派”的如此汙辱，他們哪甘示弱。
於是他們利用理工科大學的條件，自己製造手槍、手榴彈、長矛、土坦克、穿甲彈等武器，還挖地道，修工事，築碉堡等。其爭鬥場麵，令人發指，慘不忍睹。
還是讓我們一件件慢慢道來吧。
“聯動”六衝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正醞釀著一項重要的決定。參加會議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華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會議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議題是“研究當前運動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
牛皖平和其他幾個人是最近才從外地回到北京的。“外地全亂得像一鍋粥！”這個天真的學生預備黨員，本來是想到外地開開眼界，找點“革命感覺”。不是說“文化大革命”隻搞6個月，鬥、批、改三個階段嗎？他和校“文革”的幾個人就曾商議過，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東北或內蒙古，搞半工半讀，半牧半讀的學校呢？可是西安、武漢、廣州……一路上，他們所到之處，省委、市委的各級班子機構都癱瘓了，造反派的“炮轟”正逐步升級。他們是帶著滿腹疑團回到北京的。
而作為“革命”中心的北京，更是一番“黑雲壓城”的景象：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崛起的蒯大富，聶元梓，已成為炙手可熱的“左派”人物。他們打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旗號，到處亂打。而他們的幕後操縱者，就是中央文革。
提起“中央文革”，青年們已經沒有什麽好感了。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黨中央！
“為什麽不能對當前的運動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們中學紅衛兵應該聯合起來，和蒯大富聶元梓幹到底！”會上有人提議。
這個建議一發出，立刻得到會議室裏幾十個人的響應。
“現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團’也太俗氣，我看就叫‘聯合行動委員會’吧……”“對，這個名字好！”會議室裏的氣氛活躍起來。末了，有人還建議前麵再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幾個字，和大學的紅衛兵相區別。
會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聯動”就這樣誕生了。北大附中的宮小吉起草了“聯動宣言”，宣言寫道：
隻有一條道路，拉出隊伍來，幹！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的革命權力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
12月5日是聯動正式成立的日子。這天夜裏，京工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製了一條巨幅標語，上麵赫然寫道：“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這些標語，就好像是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一陣猛烈的炮擊，令人防不勝防。由此，一場殘酷的腥風血雨悄悄來臨。
聯動成立後，鋒芒畢露、四麵出擊。12月2日，牛皖平等10餘人來到一個由蒯大富、聶元梓控製的組織，與他們辯論揪鬥老幹部問題。誰知剛進大門，就遭到三司的圍攻。牛皖平等寡不敵眾，隻得奪門而逃。12月7日，聯動再次派出石油附中、農大附中的20餘人前往三司。誰知，三司竟用電話調來上千人，將聯動成員團團圍住，雙方如箭在弦上，隨時可爆發大規模衝突。經周恩來、周榮鑫等的調解，直至第二天淩晨一二點鍾才將聯動成員放走。
矛盾因此愈演愈烈。
12月16日，北京市紅衛兵聯合會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在會上，江青突然點了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的名字，說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台”，讓他們到台前低頭認罪。接著，江青還大罵一些中學紅衛兵和幹部子弟“血統高貴什麽東西！”
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聯動成員憤怒了。12月26日，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的聯動第一次大會上，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這句話時，立即整個會場沸騰了。紅衛兵小將們發狂似的蹦起來，跳上椅子或桌子，狠命地鼓掌，大聲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在圓形的屋頂下飄舞到劇場門外，還放起了震耳欲聾的爆竹。
聯動成員的舉動，令中央文革坐不住了。他們決定解散以聯動為核心的紅衛兵糾察隊，嚴懲“首惡分子”。
1967年1月17日，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開大會，安排聯動成員、原校籌委會主任趙戰平做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檢查。下午3時，趙戰平的檢查還沒做完，包括北航紅旗在內的13個大專院校共3000多人突然包圍了會場，同時公安局還出動了50餘名警察，抓走了趙戰平等。接著他們便以捕俘聯動巨頭為名，在西、東單、王府井等處，押著“戰俘”遊街示眾，以歡慶所謂的“勝利”。
1月19日，聶元梓、蒯大富等又糾集了上萬人馬包圍了聯動組織部所在地石油附中。通過謝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義把任誌明、馬曉軍等聯動幹將逮捕了。
1月25日，下午4時，謝富治再次指揮聶元梓、蒯大富調集3萬人馬，要拔掉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他們把八一學校圍得鐵桶似的，師生一概許進不許出。5時左右，搜捕開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統統踢開，暖氣道被拆開，天花板被踩壞。
當時在校的320名職工的宿舍有一半被抄，前後抓走32名學生。
這一罪惡行徑激起了聯動成員極大憤怒。他們看出幕後操縱者是中央文革，於是就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謝富治要人。但聯動代表幾次到公安部要求麵見謝富治，他就是避而不見。氣憤的聯動成員就在公安部的牆壁上刷上了“強烈抗議公安部下放專政權力”、“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據聯動的死對頭、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當時出版的《井岡山》報記載：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間，聯動先後六次衝擊了公安部。
清華百日大血戰
“清華”二字原本知之者甚少，隻因後來有了名揚四海的清華大學，人們才追溯起清華的曆史。
清華園據記載初建於明朝，是一位武鄉侯的莊園。明朝滅亡之後，崛起在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帝國，這些遊牧民族的後代們對造園子傾注了巨大的熱情。自然，清華園也被擴建和重修。
清華園以它獨特的個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其中就有鹹豐皇帝。據傳高懸於清華大學工字廳大門上端的“清華園”三個大字，就為鹹豐的禦筆親書。
清末，社會變革的發展，使滿清皇帝不得不廢科舉，仿效西方建立學堂。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賠款”被退回的一部分資金，創造了清華學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清華學堂正式發展為清華大學。
解放初期的清華大學，規模、設備都明顯不足和陳舊。解放後，特別是蔣南翔由團中央書記改任清華大學校長後，學校有了較大的發展。
到了本世紀60年代，清華大學便與中國的政治鬥爭連一起了。繼附中成立了中國第一支紅衛兵後，清華園內的大學生們也積極響應。1968年，清華園內燃起派仗之火。交戰的雙方，一方是以紅衛兵領袖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俗稱老團）和以沈××為首的四，一四派（俗稱老四）。
雙方酣戰百日，使昔日美麗、寧靜的清華園一時槍聲四起、碉堡林立，鋼絲網遍布，成了現代戰場。派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持續了三個來月，共打死十人，傷殘者不計其數，造成了聞名全國的“清華百日大武鬥”。
“老團”的頭目是蒯大富，非常激進，極力主張對“一小撮走資派”和“黑幫分子”窮追猛打，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而相對說來，“老四”在很多問題上要溫和一些。清華校內發生的幾起事件，使“老團”與“老四”之間劍拔弩張。昔日同坐一間教室的同桌，便翻臉不認人，隻想互相廝殺，欲置對方於死地。
隨著全國局勢的混亂，武鬥之風已有所蔓延。聞風而動的“老團”和“老四”急忙厲兵秣馬，不打無準備之仗。
那時，除“老團”手中有少許槍支外，雙方基本上還是靠拳頭和冷兵器來征服“敵人”。有趣的是，白天，交戰雙方趁“戰火熄滅”之際，都假裝蒙頭睡大覺。其實，各自的“偵察兵”已在校園內四處“探寶”。凡存放鋼材、石頭、木棍等一切可充作戰器的材料之處，都被“偵察兵”探得一清二楚。夜幕一降臨，大批人馬便開始行動。
雙方還抓緊時間，儲存戰備物質，像麵粉、炊具、煤炭等，都成了緊俏品。
光有這些，雙方還不滿意。要想置“敵人”於死地還必須有現代化的武裝。清華是中國堂堂第一理工科大學，各種專業應有盡有，加上校內教學實習工廠設備齊全，在極少數“革命教師”的指點下，造點武器又有何難？
於是，土槍土炮，燃燒彈、甚至連土坦克、裝甲車都造出來了。至於炸藥和手榴彈，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學機械的精於造槍造炮、造坦克，那麽學化工的弄出點炸藥也是易如反掌。學土木工程的又豈甘落後？趕緊在校園內察看地形，搶占有利據點，壘起自己的“傑作”，構造出像當年蔣介石據守長江天險那樣“固若金湯”的地堡和掩體。
武器、糧草備足了，“老團”、“老四”便趕忙著手成立武鬥指揮班子，以便部署“戰略戰術”，發號施令。
首先，雙方開始大規模搶占建築物，以作據點。
“老團”占領東區的7號樓、8號樓和西區的大禮堂、舊電機館、力學館等處。
“老四”則搶占了主樓、東區浴室、5號樓，以及位於清華西區、大禮堂附近的科學館。
雙方都占據了有利地形後，便采取措施積極備戰。被子、衣物等都從寢室拿來；油鹽醬醋、鍋碗瓢盆乃至柴火、煤炭等都被拖到固定地點；至於麵粉、大米等每天必須的食物，則一袋袋從飯堂裏拖來，堆在門窗後以躲槍子襲擊。
這一切，顯然是作持久戰的準備了。
1968年4月，清華大學兩派紅衛兵，在老蒯（蒯大富的愛稱）的煽動下，終於幹了起來。起因是老蒯懷疑“老四”收買了自己隊伍中的叛徒，遂命人綁架了兩個“老四”派的人一頓毒打，誰知“舌頭”堅強不屈。於是，老蒯心生一計，編造了一份“供詞”，讓“老團”用來對“老四”進行宣傳攻勢，以證明“老四”都是些“支持蔣介石的反動派”。
以牙還牙，“老四”毫不示弱，他們出於同樣的目的也綁架了“老團”的一名大將。
火終於點起來了。
交戰之初，雙方僅憑一付拳頭，可肉畢竟不如鋼厲害。雙方立即用上棍棒、刀劍、長矛，漸漸地，又覺這樣近距離的肉搏戰也不過癮，於是又換上弓箭和強大的投擲器。武器不夠，就地取材，自行車內胎稍經加工就是有力的發射器，包上一塊石頭射向對方，對方立刻抱頭鼠竄。
4月23日，雙方為爭一輛救護車，用大彈弓互射達3小時之久。
4月29日，為搶奪兩輛運送大米的汽車，雙方又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試圖斷水，另一方拚命反擊，戰事又起。
就這樣，雙方打來打去，互有死傷。每個狂熱分子都紅了眼，全然不顧後果，向對方發出最後通牒。小範圍衝突隨即被突擊隊行為所代替，小規模的遊擊戰逐步升級成正規戰鬥。
到5月30日，雙方戰鬥又上升到一個嶄新階段。
這天淩晨3點整，蒯大富親自跑到清華大學自備電廠，下令全校斷電，隨即向東區浴室的10多名“老四”派發起攻堅。
盤踞在東區浴室的老四人員雖少，卻頑強無比。他們見老團的突擊隊搭起雲梯欲衝上浴室樓樓頂，立即將事先準備好的磚頭、石塊，像傾盆大雨一般砸過來，直揍得“攻堅戰士”嗷嗷嚎叫。
此招不靈，“老團”立即改用自製燃燒彈火攻。對方一小頭目被燒傷，眼看潰不成軍，危急時刻，他們的救兵到了。
這些援兵手執長矛、棍棒、氣勢洶洶。“老團”戰士見狀，急調一輛自製坦克前來助戰，這坦克橫衝直撞，一名“老四”戰士退卻不及，當場輾死。
見“戰友”犧牲了，“老四”可紅了眼，刀槍並舉，一名“老團”成員也不幸被長矛穿胸而“光榮犧牲”。
“老團”加緊了攻勢，蒯大富手提盒子槍坐鎮指揮。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員嗆得直咳嗽。最終全線崩潰，隻得棄樓退守科學館。
“老四”退守科學館的整整有100人。他們進館以後，首先構築工事，加強防範措施，以備老團偷襲。
與此同時，“老團”在科學館四周建立了封鎖點。一天，有個叫楊誌軍的“老四”成員從科學館後門剛一露頭，立刻從老團的工事裏射出一顆子彈，楊誌軍當場斃命，同夥見狀，一陣驚嚇後，連拖帶搶，將楊的屍首弄回館內。
不久，又有一名“老四”戰士被“老團”射中。
隨著封鎖越來越嚴密，外麵的給養根本無法進來，大米、蔬菜早已吃光。老四戰士飽嚐了被困的滋味，每天不得不限製口糧，將僅剩的一點麵粉，做成饅頭，蘸著鹽水吃。
進入7月份後，蒯大富再一次召開會議，決定繼續封鎖科學館，並下令：“有進出者，可以開槍，死了人總部負責。”
終日被困於科學館的近百名老四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動手挖地道。
盡管孤軍困守兩個多月，大家幾乎奄奄一息，但求生的欲望激起了他們最原始的潛能。近百名漢子輪流上陣，學老愚公精神，挖土不止。
眼看大功告成，可又生出枝節。
原來老四挖地道的聲音驚動了老團的人。他們也立即組織人馬，挖地三尺，將“老四”的地道攔腰截斷，要不是老四戰士溜回堡壘動作神速，險些被人家生擒。
“老團”在地道中塞滿炸藥。轟隆一聲，“老四”近百號戰士的血汗隨著塵土和硝煙飄散在空中。
眼看“老四”全體“戰士”就要被生擒活捉。
1968年7月27日，由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內燃機總廠等數家廠礦的產業工人組成的一支5000多人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蕩開進了北大和清華。
工宣隊的進駐，使清華園中的兩派暫停了廝殺，調轉槍口一齊對準他們。
在第一回合的較量中，驕橫不可一世的蒯司令，根本沒把工宣隊放在眼裏，仗著人多勢眾，不時瞅住戰機對工宣隊員進行扭打和撕扯，尤其是那些身體單薄的工宣隊員，稍有不慎，便被“老團”揪出，飽餐暴風驟雨般的拳頭。
工宣隊在紅衛兵淩厲攻勢下潰不成軍。工宣隊大小頭目們麵麵相覷，無言以對，隻得悻悻地打電話到釣魚台，向中央文革討教對策。
得到答複說：暫時撤回。
隻兩個多小時的功夫，工宣隊便鳴金收兵，在紅衛兵小將們的一片喝彩聲中低著頭離開清華。
然而5個小時後，重新集結的上萬名工人和解放軍戰士分七路，再次向清華大學挺進。工宣隊員和解放軍戰士手捧“紅寶書”，齊聲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向紅衛兵封鎖線進發。這一回，在強大的攻擊麵前紅衛兵真抵擋不住了，他們隻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很快，潰散到大禮堂和舊電機館這兩個據點負隅頑抗。
工宣隊和解放軍擁進清華後，首先展開宣傳攻勢，令“老團”和“老四”立即響應工宣隊的號召，放下了武器。
在這之前，科學館的屋頂已被蒯司令部署施放的燃燒彈炸塌。在工宣隊的護衛下，“老四”的成員被帶到安全地帶。
再看看這98名“守軍”，原先的整整百名戰將，已有兩名“光榮犧牲”，他們的屍體，在炎熱的7月，散發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剩下的一個個蓬頭垢麵、麵黃肌瘦，頭發一尺多長，猶如街上的叫花子一般。
與此同時，蒯大富率領“老團”仍在兩個據點拚命頑抗。更有膽子大者，躲在暗處向工宣隊打冷槍，致使五名工宣隊員不幸飲彈身亡。
工宣隊員和解放軍冒著傾盆大雨，繼續向這兩個據點衝擊。他們頭頂著被子或課桌，貓著腰，一批又一批地往裏衝。亂石如雨，直砸得桌麵砰砰響。
“老團”實在頂不住了。蒯大富三次令“長矛隊”打頭陣，企圖衝開包圍圈。
到傍晚時分，除了蒯大富等核心人物突圍外，其他老團人員不得不打出白旗，與工宣隊談判。
僅7月27日這一天，工宣隊員計有5人被打死。傷約700人，失蹤143人。基本上解決了“清華百日大武鬥”。
“武漢發生了反毛叛亂”
1967年夏天，北京發生了“清華百日大血戰”，武漢也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這就是“七・二$事件”。當時它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且被加上了“揪鬥、圍攻、毆打中央代表”，“武漢軍區搞兵變”等嚇人的帽子。
外電在當時也紛紛報道：“武漢發生了反毛叛亂”，“陳再道上將曾有效地控製了武漢”等消息。
事情的真相究竟又是怎樣的呢？
當時，武漢地區也像全國其他許多地方一樣，出現了兩大派組織，一派叫“百萬雄師”一派叫“三鋼三新”。這兩派時有武鬥發生。
2月初，武漢和南下的部分內外造反派強行占領了漢口紅旗大樓（《長江日報》社所在地）。2月8日，他們利用《長江日報》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
在這篇聲明中，他們提出要：“子彈上膛，刺刀上槍”，“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丟掉幻想，投入戰鬥，在四麵圍攻，內外夾擊的戰場上，看準方向殺開一條血路來！”等口號。
2月9日，造反派又在《長江日報》發表社論，說《長江日報》是他們在解放軍的支援下“接管的”。
與此針鋒相對，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公開指出《二・八聲明》“挑起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號召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
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根據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精神，把在武漢地區煽動鬧事、搞打砸搶抓抄的一派組織頭頭朱鴻霞等人拘捕起來。
緊接著，武漢軍區又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吸收一批原省市負責幹部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漢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全省大動亂局麵一度有所緩和。
然而，這種穩定的局麵，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也受到了身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的關注。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首都紅衛兵駐《人民日報》監督成員根據武漢北航紅旗戰鬥隊對武漢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寫成的，王力親自修改的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漢、成都等地的軍隊領導，不要壓製紅衛兵的造反行動。
隨後，配合這篇社論，又公布了林彪、王力、關鋒、戚本禹合夥炮製的，與《八條命令》針鋒相對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
於是，武漢造反派到軍區支左辦公室貼大字報“挑戰”，接著搞“串校遊行”、“殺向社會”，提出要粉碎武漢地區的“二月黑風”、“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譚”（意即武漢地區的譚震林），“堅決為工總翻案”，“打倒陳再道”（當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等，把鬥爭矛頭直指武漢軍區。
4月16日，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造反派時說：“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
這樣，武漢已趨於穩定的局勢急轉直下。
6月17日，在漢口最繁華的地區――中山大道六渡橋段，兩派群眾展開了大規模武鬥。那天，驕陽似火，酷熱難當。然而，“勇士們”的鬥誌絲毫不減：刀出鞘、彈上膛，仿佛麵對的是不共戴天的死敵，哪裏還是同胞？！
昔日繁華地中山大道，現在架起了機關槍，雙方“勇士”們躲在由沙包堆成的掩體後射擊。
從當時“激戰”後寫就的幾首廣為流傳的紅衛兵的歌中，“激戰”的場麵及參鬥者的心態可見一斑：
請鬆一鬆手，鬆一鬆手啊！親愛的戰友！交給我的吧，你手中的這本《毛主席語錄》。
按著滴血的傷口，朝著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鮮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袖章，已被滾燙的熱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進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聯，已經擺滿你躺下的街頭……你親愛的媽媽一滴眼淚也沒有，她咬著出血的嘴唇，和我們一起遊行示威，迎著朝霞走在最前頭！
還有一篇《放開我，媽媽！》作者吳××，係武漢人。
放開我，媽媽！別為孩子擔驚受怕。到處都是我們的戰友，暴徒的長矛算得了啥！我絕不做繞梁呢喃的乳燕，終日徘徊在屋簷下；要作搏擊長空的雄鷹，去迎接疾風暴雨的衝刷！
20年前，爸爸犧牲在反動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兩個階級生死決戰的關鍵時刻，哥哥又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紅的血泊中衝殺……
想一想吧，媽媽！活著的人應該幹些啥？
造反派從來不會向階級敵人低頭，頂天立地的英雄從來不怕鎮壓和屠殺！
等著我們的勝利捷報吧，媽媽……
從這兩篇詩作中，我們不難看出，七・二事件前夕，武漢地區武鬥的殘酷、激烈，透過它，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無情地滲入到了每一個家庭、個人的生活，把人們的寧靜擊得粉碎。
據統計，在1967年上半年度內，武漢地區共發生武鬥事件300多次，有16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15000多人輕傷。
到6月的盛夏季節，全國“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氣溫猛升，然而，此時的革命的溫度更高――傷殘者，隨處可見；死屍遍及街頭，在烈日的暴曬下，其景象真是殘不忍睹。
武漢的武鬥引起了北京的重視。
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省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了一道康生批準的電報：
“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製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幹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凶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
28日，武漢軍區根據中央文革26日來電，發出製止武鬥的通知，但仍沒有控製武鬥局勢的發展。7月1日以後，“百萬雄師”以武力奪取“三鋼”、“三新”等組織的根據地，武鬥更趨激烈。
7月14日清晨，周恩來總理親自飛抵武漢。周總理希望平息緊張局勢，說服兩派和解。同時，也為毛澤東到武漢打前站。
中午，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謝富治和文革小組成員、《紅旗》雜誌副總編王力帶著北航紅旗的4個造反派代表，也從成都來到武漢。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汪東興的陪同下也來到武漢，下榻東湖賓館。
當天晚上，謝富治、王力就違反周恩來關於中央代表團不要公開露麵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報，並在湖北大學門口，有意識地下車與造反派談話，公開身份。王力高聲向造反派宣布：
“你們是真正的造反派，我來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向你們表示慰問！”
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的血沸騰了！7月15日，他們舉行盛大遊行，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來武漢解決問題。
他們激動地一遍遍高呼：“歡迎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7月15日和16日的兩個上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開會，聽了謝、王匯報成都、武漢問題，討論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辦法。
會上提出要給工總平反，放掉朱鴻霞並認為“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由謝富治、王力委派專人做他們的工作。軍區都要支持，陳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陳再道的。
謝富治和王力公開身份後，周恩來隻好讓他們提前到群眾組織中去做工作。7月15日和16日晚，謝、王到造反派的據點，登台接見並發表傾向性講話，表示慰問和支持他們。7月17日晚謝、王又跑到百萬雄師聯絡站要百萬雄師負責人開個“頭頭”名單。
名單開好後，謝把名單裝了口袋就一句話也不說了（7月27日，名單上的13人一起被捕），王力也隻是說些百般無奈的話。
謝、王這種公開支持一派壓一派的做法，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引起了武漢廣大軍民的極大反感。“百萬雄師”有針對性地貼出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下車伊始，哇喇哇喇！”“反對欽差大臣！”“我們不是阿鬥！”標語口號還點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連當兵，到工農群眾中去。
7月18日晚，毛澤東同陳再道等人談了話，周恩來飛回北京。謝富治、王力在周恩來走後更加為所欲為，他們剛從機場送行回來，就直接跑到水利電力學院的造反派總部，佩戴造反派袖章，發表演說，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說“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王力瘋狂地喊道：武漢問題一定會解決得最好，最快，因為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打擊，受壓抑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叫它一去不複返。謝富治和空軍負責人劉豐等人也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邊。謝富治、王力等人這天晚上的活動，成為七・二事件的導火線。
7月19日，造反派出動許多廣播車，用高音喇叭到處播放謝、王在造反派總部的講話錄音，同時還有王力的“四點指示”：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王力的言論立即激怒了武漢的群眾和解放軍。
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街頭。有一份題為《王力究竟是人還是鬼――深思幾個為什麽》的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指出：“王力竊居中央文革成員以來，一貫以極左麵貌出現，在他插手的四川、內蒙、江西、雲南等省，均出現‘譚式’人物，大搞武鬥，大流血，大混亂，大破壞，工廠停工，這是為什麽……把王力揪住，交給湖北二千二百萬人民，與各兄弟省市組織一道，進行鬥爭，挖出這顆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打倒王力！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去！”
陳再道等武漢軍區幾位領導人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刻趕到現場做群眾工作，並告訴王力。他們心急如焚，生怕事態進一步擴大。
當天深夜，百萬雄師的一部分成員攜帶棍棒、大刀、梭鏢，乘軍車占領了武漢市機場和鐵路車站等軍事要地。
在那些地方，他們得到8201部隊裝甲車的支持。武漢在一夜間，到處刷滿了“打倒王力和謝富治”的標語。
仲夏之夜的武漢像個大蒸籠，沒有一絲涼意，使人感到悶熱、煩躁。清寂的街頭，彌漫著幾絲血腥和硝煙味兒。一場重大事件似一座即將爆炸的火山，一觸即發……
7月20日來臨了。這是老將軍陳再道戎馬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天，它給他帶來的屈辱和創傷將永遠留在他的心靈深處。
清晨，陳再道懷著複雜煩悶的心情，拖著疲憊的身子來到東湖賓館。剛一坐定，“百萬雄師”的200多名代表就憤憤然地衝了進來。把守東湖賓館的8201部隊正和他們是一派，敞開了賓館大門。因此，他們沒有受到阻擋，就衝了進來，叫喊著要王力回答問題。
王力一聽見找他的風聲，就嚇得呆在屋裏一動也不敢動了。
陳再道和謝富治把群眾勸到裏麵去談話，結果談得頗為融洽，謝富治還答應下午接見他們。王力一看這種氣氛，也走出來和陳再道、謝富治坐在一起。
誰知，剛按下了葫蘆又起了瓢。
就在“百萬雄師”的代表即將離去之際，以軍區獨立師和21師戰士為主的群眾旋風似地衝了進來，叫喊著要抓王力。
王力趁亂跑回屋裏，群眾追進去要他到軍區大院回答問題。王力堅持不走，群眾強行把他塞進了汽車，一直拉到武漢軍區大院。
到了軍區大院，先是圍攻，後是坐“噴氣式”，接著就是遊鬥，王力的一條胳膊被打斷，這次的苦頭吃得著實不少。
與此同時，武漢三鎮街頭像開了鍋。數千輛卡車和幾十輛拉著警報的消防車，載著工人、農民和駐武漢部隊指戰員，排成四路縱隊，舉行遊行，遊行隊伍一眼望不到頭。人們一路張貼標語，一路高呼口號：“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王力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高音喇叭裏反複播放著毛澤東詩詞譜寫的歌曲：“鍾山風雨起蒼茫，百萬雄師過大江……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在這期間，“百萬雄師”收到了湖北20多個縣市的聲援電，得到了陝西、遼寧、四川一些群眾組織的聲援信。7月22日，成都×××部隊的紅衛兵給陳再道的信中說：
“最親愛的陳再道同誌：我們堅決支持您老人家的偉大行動……一不做，二不休，為革命先烈複仇……把這些不要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獨裁分子從地球上消滅……”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二事件”。
群眾這樣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是想以此引起中央的重視，采取正確的方針解決武漢問題。
事後，毛澤東問邱會作：“你對當前的形勢怎麽看？”
邱會作答：“武漢的天已不是主席的天了！”
毛澤東又不動聲色地問：“林彪了解這裏的情況嗎？”
“他很了解，很關心主席的安全。”
“他怎麽關心？”毛澤東似乎感興趣。
“25軍的3個步兵師正從九江、開封過來，另外，15軍的空降部隊已經占領了孝感機場，正運動到黃陂，離這裏40裏。李作鵬讓東海艦隊的三艘炮艦，從長江口開進來，預計今晚可以到達漢口口岸。”
毛澤東扔掉手裏的煙頭，意味深長地說：“林彪真的有一手！”
毛澤東又轉過身問身旁的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呢？”楊成武答道：“林彪已調二人進京了。”
而此時在北京，周恩來驚悉武漢出事後，首先想到的是毛澤東的安全。他當機立斷，連夜安排毛澤東飛往上海。然後自己帶了兩架飛機，親自飛臨武漢。這就是周恩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像個消防隊員，哪裏有警報，他就立刻出現在哪裏。
7月22日下午，周恩來、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江青組織數十萬人在西郊機場歡迎他們。當天晚上，林彪親自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全體參加，聽取謝富治的匯報。
謝富治匯報後，林彪決定：把“七・二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調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回京；起草關於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開一個百萬人的歡迎大會，並且通知各地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7月23日淩晨，中央文革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要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即武裝遊行）來聲討七・二事件”。
7月26日上午，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謝富治先放了“一炮”，聲稱：七・二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矛頭是對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
謝富治過去曾是陳再道的部下，現在，陳再道低頭，彎腰，聽著謝富治的一派胡言，心裏實在想不通！這就是以前那個恭恭敬敬、客客氣氣的人麽？
其實，這並不奇怪，自古就有句俗語叫做：翻臉不認人！
謝富治的第一炮餘音未落，吳法憲就躍躍欲試了，他竟衝上前去，伸手打了陳再道兩耳光。坐在一旁的江青見狀卻心花怒放，說：“吳司令，不錯，是造反派的風格。”
接著，他們還指使他人，對陳再道“輪流作戰”，直把這位老將軍折磨得傷痕累累。也就在7月27日這天，林彪親自主持會議，撤銷了陳再道和鍾漢華的職務。在“聲討七・二事件”，“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衝擊下，全軍許多領導幹部被打成“陳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帽子，被批鬥、監禁、迫害，甚至連公社人武幹部、大隊民兵幹部、也被打成“陳再道式的小人物”。
武漢軍區的獨立師，被打成“叛軍”。林彪還親自下達命令，取消了這個部隊的番號、代號，並將其撤離武漢進行整訓改編，在東湖賓館擔任多年警衛任務的部隊，也被武裝押送到勞改農場。
據統計，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以後被打傷、打殘、打死的幹部、軍人、群眾多達184000餘人，僅武漢市就有600多人死於非命，66000多人傷殘。
王洪文血洗“聯司”
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風暴”中摘到“桃子”之後，實行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方針，各級領導幹部統統靠邊站，大批領導幹部被抓、被鬥，甚至被打、被抄家。
王洪文，這個當時上海灘大名鼎鼎的“造反司令”，自從揭竿“造反”起，他就麵臨著一次又一次“考驗”，先是安亭事件及從安亭返回上海後工總司內部的傾軋，一度陷入危機之中，後是在“奪權”過程中，聯司與工總司抗爭，紅革會、工三司、二兵團等扯起“反叛”的旗幟。
在王洪文成為上海灘新一代霸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高位之後，他力圖“保權”，深恐到手了的“桃子”被人家搶走，他要好好地品味“桃子”的滋味，畢竟垂涎已久。
但是，上海灘的局勢猶如一個炸藥包，一個已插上導火索和雷管的炸藥包，因為上海的“桃子”，想得到的人太多了。這個時候，炸藥包炸與不炸，就差一顆火星了。
這顆火星，是從上海柴油機廠裏迸射出來的。
聯司即“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又稱“上柴聯司”，它雖說不過是一家工廠裏的造反組織，人數也並不多，但是能量卻不小。它不僅敢突襲“大員”張春橋的家，以要挾張春橋。而且敢於向龐然大物工總司，向“王司令”挑戰，把整個上海灘當成自己活動舞台，聯司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新對手的出現，使王洪文大吃一驚，他要利用手中的權勢，壓垮對手。於是，上海灘終於點燃了炸藥包，劇烈搖撼著“一月風暴”後長大的“桃子”樹。
1967年，上海灘的夏季，是暴風雨肆虐的夏季，狂風挾著暴雨，裹著雷電，常常是突如其來，又倏然而去。來前，黑雲壓城，奇熱奇悶，去後晴空短暫；又是黑雲壓城，奇熱奇悶，總像在孕育著暴風雨，不知何時會帶來場暴風雨。
暴風雨打落了木棉花、打落了鳳凰花、打落了芭蕉花，滿地敗豔殘紅。
殘紅不僅是花，還有血，人血。
6月29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集合，總頭目楊××當場揭露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劃，大聲呼籲：“我們要殺出去，殺向政治指揮部，殺向公安局，殺向社會！”終於爆發了“六・二九事件”，震動了上海灘。
當時的派報《工人造反報》以整版整幅描述六・二九事件，雖然帶有渲染誇張和報複的感情色彩，但應該說也基本上陳述了當時的一些實際情況：
10時左右，“支聯站”的人陸續調入廠裏，在聯司成員陪同下，察看了地形，10時半光景，聯司成員集結在各分部，有的排隊出入，在中央大道喊著口令，作戰前訓練；11時許，在聯司頭頭指揮下，弄了一批楊梅到武裝部，在武裝民兵宿舍樓下叫賣，施展“調虎離山”計，把一部分武裝民兵誘出宿舍……
中午12時左右……一批批聯司成員，在指定地點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條編製的安全帽，手執鐵棍、水龍帶，或者抬著長竹梯，打著紅旗，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歌曲，急速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標……
一場激烈的、殘酷的血戰開始。
一個聯司當場被打倒在地。
一個“東方紅”隊員頭部被石頭擊中，血流如注。
一個“東方紅”隊員舞著“警棍”打到聯司群眾的背後，被打者慘叫倒地。
又一個聯司群眾昏倒在地。
……
雙方損傷慘重：受傷人員達200多人，傷勢較重的有50多人。暫時脫離接觸。
這次武鬥的結果傳到王洪文那裏去，他獰笑著……
於是，7月18日，在上柴又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武鬥。
在武鬥的前沿，聯司的人在頭頭的指揮下，在製高點上居高臨下地向東方紅總部的戰士狠命地擲瓦片、石子，用彈弓射鐵球和螺絲帽。靠樓架梯子，不少人輪番爬上房頂作戰，在樓下的，就用木板遮擋，一陣雨落似的石子扔過去，然後再向前逼近。
武鬥進行中，一批石子打完後，有人用平板車不斷運來，送上樓頂。打彈弓用的鐵球和螺絲帽用完了，有人就一包一包地端上房頂；渴了，有人就用車子運來鹽開水和汽水。
這次武鬥的場麵比前次激烈，人員受傷也比前次多，並且出現了死人現象。
7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召開了工總司頭頭會，做出了“拔掉上柴聯司這顆釘子”的五項決定：
（一）設立臨時指揮部。
（二）這次行動的代號為“888”。
（三）現場指揮為王洪文、戴××、張××、王××等人。
（四）隊伍調動基本上按工總司的各組分工。
（五）確定攻擊對象，主要是聯司和“支聯站”。
關於臨時指揮部，又具體分為“三線”：
第一線――指揮部設在華東物資局工總司聯絡站，由戴××負責。
第二線――指揮部設在“888”（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的代號），由王秀珍、陳阿大等負責。
第三線――指揮部設在上海警備區由全××等負責。
關於攻擊時間，定在8月5日之前。
王洪文還製定了一個《G號行動計劃》，包括埋伏、襲擊和圍攻捉人。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準備，8月4日淩晨，“王司令”下達了進攻命令。
8月4日淩晨，天還沒有大亮。突然，滬東郊的曠野上傳來馬達聲、喇叭聲和嘈雜的人聲。軍工路一帶郊區出現一支打著工總司旗號的隊伍，他們從水路由遠而近，把上海柴油機廠包圍得嚴嚴實實。頃刻，通往上柴的軍工路上，擠滿了各種車輛和隊伍。據說有近千部車輛和十幾萬人馬，形成了一條長達四五公裏的人流。這一帶失去了往日特有的寧靜和安謐。人們都清楚：工總司發動全麵進攻。
工總司的火線指揮部就緊挨著上海柴油機廠。“總指揮”王洪文坐鎮在這裏。上海柴油機廠的平麵圖被攤開在地上，“王總指揮”儼然將軍一般，用鉛筆在上麵比劃著，約10分鍾後，“王司令”及下屬出現在上柴門口前麵，察看地形、商量進攻方法。此時天空上出現了兩架直升飛機，攝影師們正把鏡頭對準“王司令”，他們記錄著“王司令”的“功績”。
接著，“火線指揮部”命令“部隊”到前沿集結待命。
一隊隊戴著安全帽或草綠色解放帽，手持木棍，有彈弓的工總司造反隊員齊刷刷急步跑向指定地點。
一輛輛滿載“全副武裝”造反隊員的卡車疾駛向預定地點。幾輛宣傳車在前麵開路。與此同時，狂熱也籠罩著上柴內。鋼鐵大門後麵，堆放著無數亂石、鐵板，壘成障礙物。“大敵”當前，聯司司令部進行了“戰前動員”，立即武裝起來，準備堅決反擊！同時，通過高音喇叭喊話，呼籲：“廠內廠外工人和群眾停止武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號。
然而，王洪文哪管這一套。
一顆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
工總司冶金係統的先頭部隊首先揭開了“血洗聯司”的序幕，擔任進攻主門任務。戰鬥一開始，麵對著聯司震耳震心的高音喇叭，王洪文怒不可遏，高喊：“他媽的，先把聯司門口造謠的喇叭拆下來！”
語音剛落，一個名叫黃金海的“敢死隊員”頭頭，率人便向廠門口衝去，但被聯司的彈弓打了回來。
王洪文氣急敗壞，下令切斷柴油機廠的總電源。10時以後，聯司的高音喇叭便成了啞巴。
工總司先頭部隊衝不進重兵把守的大門口，靈機一動，便調來大吊車，撞開了大鐵門。由於廠門口防守嚴密強攻不行，便決定正門佯攻，左側主攻，“敢死隊員”用大木頭和大型鏟車撞破了門口左側一段圍牆，高喊著“怕死不是造反隊”，“誓死砸爛臭聯司”的口號，攻進廠區。
這是一場石頭對石頭、木棍對木棍、鐵棍對鐵棍、麵對麵的短兵相接的血戰。
一名工總司造反隊員舞著一根鐵棍向一名聯司群眾頭頂砸下來，被聯司隊員一記彈弓射中手背，哎喲一聲，血流了出來，直往下滴。
另一名聯司隊員從窗口被推下樓，頭摔破，鮮血湧出，染紅好大一塊地。
磚頭、石塊、鐵器等像冰雹一樣，從天而降。更令人吃驚的是，從樓上扔下的還有硝酸、黃磷、燃燒瓶、汽油及彈弓射下的螺絲帽。
屋頂上，聯司戰士眼睛噴著火；屋頂下，工總司隊員損傷慘重，周圍的房屋、電線也燒了起來，一時上柴戰場，火光衝天煙霧騰騰。
王洪文隻穿一條褲頭，揮著手，在那大聲發布命令。他本來就紅得見血的眼睛更像是要噴火。
王洪文命人運來了燃燒瓶和濃硫酸。
濃烈的硫酸味隨著四起的火舌在大樓內彌漫，令人窒息，更可憐的是被硫酸液濺上的人，皮焦肉爛，呼天嚎地。
幾個小時的強攻，工總司占領了食堂，斷掉了聯司的水和糧，又搭起雲梯，或從落水管、門窗，以滅火器開路，口中念著毛澤東語錄“下定決定，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向分布在幾座廠房頂上的群眾不停頓地進攻。
登上平台的工總司隊員往下打，下麵的隊員又往上攻。聯司隊員被重重包圍，上下夾攻，工總司造反隊員的棍、矛、彈弓在步步逼近。聯司人員有的衝向樓邊，稍稍不注意，就掉到樓下去……
王洪文又嚴令“敢死隊員”在天黑之前結束戰鬥，並且下令調來17輛消防車，動用水壓在100磅以上的大炮水槍，從1000米以外的河濱接力打水，向守樓的聯司成員凶猛地噴射。
聯司頓時潰不成軍，準備從水路逃跑。
而此時，聯司水上退路已被王洪文的得力助手、上海灘有名的“戰鬥英雄”、“造反大將”陳阿大切斷。陳阿大率領的“兵團”，從中華造船廠調來了三艘登陸艇、巡邏艇。將黃浦江封鎖住了。
前無通路，後有追兵。聯司成了“甕中之鱉”。
工總司又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
“放下武器、下來不打！”
“聯司成員趕快起來造壞頭頭的反！”
聯司成員個個成了俘虜，聯司“司令”也未能幸免，楊仲池被當場活捉。
晚6時20分左右，戰鬥基本結束。
對俘虜的聯司人員，一律先給予“頭上開花”，“麵部掛彩”，並且強令他們作舉手投降姿態，嘴裏反複叨念“聯司必敗”等口號。
接著下來就是男俘一律剝去上衣，女的撕破上衣。黃金海上前拉過一女俘，手往上衣裏麵一伸，竟然當著眾人幹起了調戲勾當。女俘不服，兩個造反隊員衝了過去，揪住女俘的頭發，兩手亂摸起來，猛地將白的確良襯衣撕破了。臉上、身上滿是利爪抓過的傷痕，鮮紅的血滲紅了白襯衣。
劫後的上柴慘不忍睹，許多聯司人員頭部流血，遍體鱗傷，橫七豎八地昏死在路旁，像貨物一樣，一個個被扔上了卡車……聚集在“上柴廠”工房前的職工家屬們，有的無法控製住自己的悲痛，泣不成聲。有的甚至向那些現場指揮戰鬥的大小頭目們跪下求情。她們得到的回答卻是拳打腳踢和謾罵。
“八・四狂風”剛過去，為了鞏固已取得的“成績”，王洪文又在上海“補課”。所謂“補課”就是“補打”。凡是8月4日那天未進廠的聯司人員，無論是頭頭還是成員，幾乎無一遺漏地遭到審訊、毒打。廠裏私設的公堂，刑房達50多處，刑具有數十種之多。
上柴的損傷相當嚴重，僅8月4日的“戰鬥”，使上柴全廠停工、停產兩個月，減少產值500萬元，利潤降低175萬元，物質損傷355萬元，房屋設備損壞的修理費14.08萬元。
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柴乃至整個上海灘。
就是在這一年的9月，王洪文兼任了上海柴油機廠“革命委員會主任”。
除了上麵我們談到的幾個“大事件”外，全國還有許多地方“揭竿而起”。
在廣西，武鬥雙方動用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狂轟亂炸、血肉模糊。幸存者回憶當年，仍麵如土色：“死了那麽多紅衛兵，慘！”
在廣東，造反派一麵奪權，一麵挑起武鬥，陽江血淚，海豐廝殺，此起彼伏……
在四川，攻占兵工廠，搶奪槍支彈藥，高射炮平掃朝天門，坦克橫衝直撞……巴蜀陷入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中。
在青海，派別林立，武裝遊行，軍隊介入。
……
為了製止武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67年6月6日聯合發布通令，命令：“嚴禁武鬥，嚴禁行凶殺人打人，嚴禁在本單位和到外單位打群架，嚴禁搶奪個人所有財產。”
之後，中共中央又在1967年6月24日發出關於“互不打架，互不衝擊”、“不抓人，不扣人”、“不奪槍，不打槍”等項規定。毛澤東也發出一條又一條有關“大聯合”的指示。
但無論是《通知》，還是“最高指示”，都製止不了全國各地日益發展的武鬥。
直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除台灣省外的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的“全國一片紅”。
在“全國一片紅”的基礎上召開了黨的九大。九大的召開，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全麵內戰”局麵的基本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