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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毛澤東不讚成“上海公社”
王洪文正高興時，不料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了張春橋。
毛澤東時而點著一支煙，習慣地一手握著煙，一手背在身後，沉思著在屋內來回踱著步。
從此，聶元梓名聲大振，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一顆令人目眩的新星。
亂中，“草莽司令”陳阿大擊出一拳，又有人擊出一拳，接著拳腳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隊！”……
80萬赤衛隊被擊潰，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爺拉下馬！”
摘桃大師張春橋
這裏，我們先要說的是一個小車站發生的並非“小”的事件。
安亭，這個上海遠郊的小火車站，平日很少有人提及它，然而，它竟與“一月風暴”這麽“偉大”事件聯在一起了。
時間：1966年11月9日
事件：臥軌攔車
人物：“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部分成員
起因是這樣的：
1966年10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在北京密謀要打倒一些地方的“當權派”。而全國第一大城上海，則成了她首選的目標。經過一番策劃、籌備，再借助10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東風”。在次月，便成立了第一個激進的城市工人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
這個組織是由一些合同工、臨時工組成的，而組織者則是上海的一些工廠――國棉十七廠、上海玻璃機械廠、八二二廠等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謝鵬飛、葉昌明、王洪文等。
工總司的正、副司令為王洪文和郭子坤。說起這正、副司令的來曆，卻頗有戲劇性的。
那是這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整個上海市的數十家工廠的造反派頭頭聚在黃浦劇場，商議籌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問題。為了確定各人在總司令部能坐哪把交椅，頭頭們吵得雞飛狗跳，最後隻得照各人實力排名次。
各廠的頭頭們爭先恐後地報數：“我有18個造反隊員”，“俺有一個排”，“咱是38”……王洪文的國棉十七廠，那陣也隻有59人。他卻異常冷靜，故意等別人全報完了，才拍案而起：“我出200人馬！”真是擲地有聲，眾人大嘩。
王洪文正高興時，不料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電機廠的郭子坤從廁所出來。邊係褲帶邊嚷嚷：“老子不多不少正好201個！”王洪文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提議每人報成分、出身、政治麵貌。郭子坤的出身、成分和王洪文不相上下，隻是王洪文有那塊“中共黨員”的金字招牌。這樣，王洪文就當之無愧地成了工總司的正司令。
11月6日下午，17個工廠的造反派頭頭又聚會，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造上海市委的反”，並且正式決定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工總司。11月9日，召開數萬人的成立大會，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奪權！”
在成立大會召開之前，工總司曾派人到上海市委尋求官方的承認和物質支持。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央9月14日發出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精神，拒絕了他們的這一請求。並決定對他們采取“不讚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方針。
上海市委曾就這一意見還打電話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得到了讚同，張春橋當時也表示完全同意上海市委的方針。
工總司的請示被上海市委拒絕後，王洪文、郭子坤大為惱火，決定指揮他們的成員乘車北上，找中央領導反映他們的情況。11月10日淩晨，王洪文親自率領造反隊員幾千人衝進上海北站，聲稱北上“告狀”。
他們乘的火車奉上海市委命令，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車站。
對此，造反派們惱羞成怒，大吵大叫。當天中午，他們在安亭車站先臥軌，然後又攔截了14次特快列車，製造了滬寧線中斷30多小時的“安亭事件”。
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共中央報告情況，同時派人向工總司作了解釋，恰好《人民日報》11月10日發表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不少工人聽從勸說，準備返回上海。
再說此時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小組，聽到上海市委的情況匯報後，表示支持上海市委的做法。組長陳伯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做了兩件事：
第一，告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的行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滬說服工人。
第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電。電文指出：
“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自己解決。”又說：“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回滬處理此事。”
張春橋離京前，陳伯達又把致上海工人電的原稿給了他，陶鑄也對他再三囑托不能承認工總司和他們的行動。
張春橋一一點頭稱是。
11月11日晚，深邃莫測的夜空傳來一陣飛機的轟鳴，一架飛機在黃浦江上空盤旋了半圈，帶著尖厲的嘯聲，徐徐下降。飛機停穩後，從飛機裏走出一個中等身材、裹著草綠色軍大衣，戴著佩有帽徽的單軍帽的人。這個人就是張春橋。
這時，滬寧線剛剛恢複通車，受阻的大批列車仍未疏散，一長串、一長串停在軌道上。
到上海後，張春橋沒有按照陳伯達和陶鑄說的那樣辦，而是撇開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首先掛電話給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歲的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赫赫有名的蒯“司令”那時已經與張春橋有了單線聯係。張春橋把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視為他可信賴的耳目。一個神秘的人物接到張春橋的電話，立即趕來，帶著張春橋直接驅車來到安亭現場。
這個神秘人物，幾乎不為外人所知。在“四人幫”倒台之後，人們才獲知那位神秘人物的來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親，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親，也正因為政治身份可靠，當時在北京某中央首長家當保姆。由於這麽一層特殊關係。包炮的消息十分靈通。這位中央首長何許人？據說，乃康生也。
包炮以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代表的名義來到上海，結識了年僅31歲的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在籌備成立工總司的那些日子裏，王洪文把包炮當成了自己的謀士。就這樣，一來二往，兩人成了密友。
向西，向西，轎車朝著安亭急駛。一路上，從包炮的嘴裏，掏出了關於工總司和安亭事件的最準確的情報。張春橋向來是很重視情報的。兵書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春橋確信這是古人經驗之談。
轎車終於馳到了安亭。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了張春橋。
“春橋同誌，他就是王洪文。”經包炮這麽一介紹，張春橋向那年輕人伸出了手。
年輕英俊的王洪文見狀，也搶先向前一步，熱情洋溢地說：“春橋同誌，我們工總司熱烈歡迎您！”
“這是小潘，‘工總司’的‘副司令’。”包炮把剛從南京趕回來的潘國平介紹給了張春橋。
寒暄完畢，他們便坐下來開會。張春橋向他們出示了陳伯達親筆起草的電文原稿，然後答應他們第二天回上海解決問題。
王洪文在會上則向張春橋提出了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是：
第一，上海工總司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
第二，我們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這是什麽性質的行動？
第三，安亭事件的責任由誰來負？
第四，能不能答應我們的要求――曹荻秋作公開檢查？
第五，能不能給工總司提供工作方便？
老謀深算的張春橋，早已預料到工總司會提出這些問題。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總司的力量，來衝擊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陳丕顯、曹荻秋。使上海成為自己的天下！
正因為這樣，他非常痛快、幹脆地支持了王洪文。
會談十分順利地進行著。雖然潘國平堅持還要帶領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繼續北上，終究還是被王洪文說服了。
這天中午，王洪文率領一大批工總司工人登上火車，返回上海。下午四時，張春橋也回到了上海。張春橋一到上海，馬上給江青掛了電話，匯報了情況。他深知，江青會在毛澤東麵前為自己“美言”，而毛澤東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1月13日，張春橋參加了上海市委常委會，會上一致認為：不承認工總司為合法組織，不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同時下午，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與從安亭回來的工人座談時說：“依我個人意見，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是會變顏色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可以存在下去。”
這天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便張貼著這樣的傳單，標題是《張春橋同誌簽名同意五項要求》。內容大致如下：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組織。
二、承認“11・9大會”，以及被迫北上北京是革命行動。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完全負責。
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要提供各方麵的方便。
張春橋的這一做法來得太突然，上海市委猝不及防，大出所料。為此，他們對張春橋十分不滿。
當天晚上，剛吃過晚飯，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手裏拿著傳單，踱進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家門。
“老陳，你看過了張春橋的傳單嗎？”魏文伯揚了揚手裏的傳單。
“早就看過了！張春橋算什麽？誰給他那麽大的權力，可以簽發這種‘五項要求’？”陳丕顯指了指書桌上放著的傳單。
兩人正說著，戴著金絲眼鏡的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也來了。三人一商量，決定由陳丕顯給北京的陳伯達打電話。
陳丕顯聲音洪亮，語言嚴厲：“伯達同誌，春橋作為文革的成員，有沒有權力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隨便在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這還要不要國家法律？”陳伯達一時語塞。
張春橋這一手確實不同凡響。陳丕顯的電話剛打完，那邊中央文革小組的討論方案便出來了：同意張春橋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市市長曹荻秋也隻好勉強認可張春橋的處理辦法。
月亮悄悄地爬上紅牆，早已結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一片青光。在略帶刺骨的寒風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時時閃出幾枝難得的翠綠。
豐澤園裏，毛澤東的臥室還閃著燈光。
他時而點著一支煙，習慣地一手握著煙，一手背在身後，沉思著在屋內來回踱著步，時而又望一眼床頭邊的那份報告。
他深知，“文化大革命”已經發動起來，要想把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光靠現有的力量遠遠不夠，還要把它引向工礦車間，田間地頭……
“現在上海的工人階級開了一個好頭，這是一種好現象，應該大力支持。”
他走到“報告”跟前，拿起筆，寫道：“同意春橋同誌的處理意見。”
然後又在後麵補充了一段話：“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後有概念。”
看著毛澤東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意見的批示，張春橋得意地笑了。
他躊躇滿誌，準備大幹一番。
工總司在張春橋扶植下成立了，它的一切活動也披上了合法化外衣，更加無法無天。接踵而來的是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的成立。這些組織大搞揪鬥、炮轟、遊行、集會，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衝擊和迫害，上海的局勢進一步惡化起來。
把上海搞得“轟轟烈烈”之後，張春橋找了個借口飛回北京，等待時機，準備下手摘“桃子”。
《解放日報》需“消毒”
工總司在安亭事件中旗開得勝，又有後台老板支持，便囂張起來。今天揪這個，明天鬥那個，後天再玩兩個女人。對此，上海工人群眾義憤填膺。
1966年11月26日，以老工人、黨團員、積極分子為基礎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成立了。這樣，上海就開始出現了兩個對立的工人組織。
赤衛隊成立以後，發展迅猛，號稱80萬人。他們這一派因保衛上海市委，深得市委的支持，公開反對張春橋同工總司簽訂的五項要求，說五項是大毒草。
赤衛隊成立伊始，就同工總司在“《解放日報》事件”中交上了手。
在1966年11月27日這天，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向上海郵電局發行處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紅衛戰報》第9期，要同《解放日報》一道發行。即把《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一並投送。
其理由是：《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了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需要《紅衛戰報》來“消毒”。紅革會的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上海市委和報刊發行處的斷然拒絕。
紅革會勃然大怒。11月30日清晨，紅革會強行扣住《解放日報》不讓發行。上午，他們又氣勢洶洶地進駐報社，聲稱：“不把《紅衛戰報》同《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就不準舊《解放日報》發行。”
紅革會的行動，立即得到了王洪文、郭子坤等工總司頭頭的呼應。
12月2日，工總司的大批造反隊員進駐報社，聲援紅革會。他們人數眾多，勢力強大，很快取代了“紅革會”，成為造反的主力。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赤衛隊隊員也來到報社門前，他們在報社門前示威遊行，日夜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解――放――日報，是――黨――報！”《解放日報》社門口和周圍被圍得水泄不通。雙方處於劍拔弩張之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對此作了批示：“群眾組織的報刊與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往。”
而江青的特派員，來滬不久的聶元梓則極力煽動：“不要從《解放日報》社裏輕易退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台為止。”
這裏我們不妨簡單介紹一下聶元梓其人其事。
聶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縣農村的一個富有家庭。她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4年夏，聶元梓調入北京大學工作，在經濟係任副主任，1965年任哲學係黨總支書記。
1966年5月20日，北京大學黨委傳達了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一向好動的聶元梓一邊聽，一邊手不停地揉著曾經患有中風的臉頰，她認為機會來了。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人貼出了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的大字報，率先向北大黨委“鬧革命”，6天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發表了這張大字報的全文，並配發評論員文章。從此，聶元梓名聲大振，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一顆令人目眩的新星。
聶元梓一帆風順，很快就得到了江青的賞識。隨著鬥爭的越演越烈，江青感到上海市委問題很嚴重，僅憑張春橋等人還不行，必須再派“能幹”的人，於是她想到了聶元梓。
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別快車，馳入上海北站，從軟臥裏走下一男一女，都戴著雪白的大口罩，披著綠色軍大衣。那女的便是聶元梓。
聶元梓到上海後，便很快和王洪文等造反派頭目聯係上了。她當即提出了“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等口號。
有了“後台”老板的支持，工總司、紅革會的造反派膽子就更壯了。
“革”與“保”的拉鋸戰僵持了十多天。
白熱化的高峰期，每天聚在報社內外的人達幾十萬。這些人時而衝擊、時而封鎖、切斷報社大樓的水源、糧源、電源。
造反派的頭頭們還把韓哲一、王一平等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人揪到報社進行批鬥和人身迫害，威脅他們同意《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發行。
迫於形勢，上海市委於12月5日在工總司的“四項要求”和紅革會的“三項決定”上簽字妥協了。工總司又勝利了，赤衛隊卻被工總司罵為“保皇派”，敗下陣來。
事情到此，並沒有了結，一場武鬥，一場血戰又開始了。
市委癱瘓了
12月7日，敗下陣來的赤衛隊、紅衛兵大專院校總部發表聯合聲明，不承認上海市委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簽字。12月10日，他們瞅個機會，劫持上海市長曹荻秋，迫使他簽字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
工總司對赤衛隊的做法哪能答應。
12月11日，工總司等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號稱有60萬人參加的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大會，慶祝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勝利。在這次大會上，曹荻秋等人被迫簽字，同意工總司出版《工人造反報》。
12月14日，工總司等18個組織召開聯席會議，做出決議：上海市委及各級領導必須在行動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沒有革命造反派的批準，曹荻秋和各級領導幹部一律不準作檢查，也不準將檢查材料交給任何人。
由於曹荻秋迫於無奈公開表示赤衛隊的大方向錯了，推翻了對赤衛隊的承諾，赤衛隊也不肯善罷甘休。12月23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批判上海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曹荻秋在12月24日又簽字接受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12月25日，工總司看赤衛隊占了便宜，便來了個針鋒相對，也在文化廣場召開了批判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曹荻秋在大會上又不得不撤消了對赤衛隊的支持。曹荻秋有苦難言，焦頭爛額。不支持工總司，就不符合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支持了，又製造群眾分裂。
支持誰，都不行，怎麽辦？曹荻秋左右為難。赤衛隊與工總司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了。12月27日，赤衛隊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一方麵給中共中央、國務院打電報，要求中央派專人來處理上海問題；另一方麵，調人包圍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所在地，找陳丕顯、曹荻秋算賬。到了28日晚，已有萬餘名赤衛隊員開進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地點靜坐，要求陳丕顯、曹荻秋出麵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大方向是對的。
正當赤衛隊在康平路上大鬧市委時，有人憑著道聽途說，向在北京的張春橋匯報：赤衛隊抄了你的家，還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電、停交通。
張春橋一聽就急了，立即慌慌張張打電話回家問是怎麽回事。他的大女兒接了電話，說赤衛隊沒有抄我們的家。
張春橋又叫他的老婆接電話，嘰嘰咕咕一陣子，就把電話掛了。
天亮後，隻聽張春橋家裏傳來大叫大嚷的聲音，說赤衛隊抄了他們的家，毀了他們家的東西。
“赤衛隊砸了張春橋家”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似的，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遍了上海市區。再到街上走一走，隻見鬧市區到處貼滿了張春橋家被砸的照片和張春橋妻子署名的《聲明》。
《聲明》中寫道：今天，有一批赤衛隊員無視公安部的規定，公然衝擊我的家……我呼籲上海的造反派戰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謹防舊市委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轉移鬥爭大方向，撈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發生什麽衝突，陳丕顯、曹荻秋的罪責難逃……
這一招確是厲害，因為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條明文規定：誰衝擊中央文革成員的家，誰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工總司衝擊赤衛隊就是保護中央文革領導，合情合法。
接著，一卡車一卡車的造反隊員浩浩蕩蕩地馳向康平路，潮水般湧向市委……
12月29日，氣喘籲籲，麵色憔悴的曹荻秋來到康平路，同赤衛隊談判。與此同時，工總司總司令王洪文率領十幾萬造反隊員，把康平路周圍一些街道團團包圍起來，並在街上飯店設立了“火線指揮部”。
當天下午，人在北京心在上海的張春橋又給她老婆打電話，說：“赤衛隊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為什麽看著不動？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這件事的後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簽字同意赤衛隊的要求，那麽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衛隊的了，要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
還說：“我在上海的桃子熟了。這個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對赤衛隊員要加強政治攻勢，瓦解他們，造反隊員去的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輕易投降。”
張春橋老婆就把張春橋的“指示”告訴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賢。徐景賢又將這一“指示”告訴了“指揮部”。
王洪文一拍大腿，高聲說：“有中央首長支持，我們還怕什麽？”
於是，“指揮部”的頭頭們一合計，決定在12月30日淩晨向赤衛隊進行衝擊。
夜色沉沉，寒風颯颯。三萬名處於重圍中的赤衛隊隊員正困倦難熬，啃著餅幹充饑。淩晨2時，兩顆信號彈帶著刺眼驚心的嫣紅劃破沉沉夜空。
頓時，康平路附近各街口，出現了帶紅袖章標有“選反派”的工總司隊員，殺氣騰騰朝梧桐樹方向衝過來。
“赤衛隊是保皇隊！”
“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
那從成千上萬的喉嚨裏發出的呼喊聲，驚天動地，震蕩著康平路，搖撼著整個上海灘。
先是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工人造反隊員，圍住一個或幾個赤衛隊隊員舌戰。接著，有人動手撕扯，有人推拉，雙方發生對罵。
亂中，“草莽司令”陳阿大擊出一拳，又有人擊出一拳，接著拳腳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隊！”……
流血了，鮮紅的血從赤衛隊員的鼻中和口中流了出來。所有的路口都被封鎖了，赤衛隊孤立無援。
赤衛隊開始了突圍，在大街上手挽手，排成行，阻擋前衝的人群。一次又一次被衝散，一次又一次匯集，高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
敵意與敵意隨時都在碰撞，隨時都會產生火星。
攢動的隊伍中，忽然有人飛起一腳，一名赤衛隊隊員捂著肚子滾倒在地。打紅了眼的陳阿大他們竟指揮隊員一個個踩踏著他的身體衝出過去。踏得這位老工人遍體鱗傷，胃大出血，送進醫院輸了很多血，20多個小時才從死亡線上活了下來。
又一夥人衝了過來，為首的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將”之一的黃金海。他們個個頭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彈弓。
赤衛隊隊員見勢不妙，退到市委書記大院內。
黃金海指揮隊員從院外架起大彈弓，拉開弓，大小石頭如雨點般落下，赤衛隊隊員東藏西躲，仍然逃不過牆外飛來的“子彈”。有人“哎喲”一聲大叫，雙手緊緊捂住臉，一P股跌坐在地上。
雖然赤衛隊頭頭們在一遍又一遍地鼓動，但還是寡不敵眾。
黃金海衝不進赤衛隊死守的大院，便命人抬來一根木頭衝撞大門。
“嘩”的一聲，大門被攻破，工總司隊員便高呼口號，揮舞手中的指揮棒衝了進去。赤衛隊隊員手挽手的防守線，頃刻被衝散。
五個工總司隊員把一位赤衛隊員逼到了樓邊上，三條鐵棍，兩把彈弓，直逼赤衛隊員的胸膛，但工總司隊員並沒有打下來，隻是一次次叫“繳槍不殺……”
衝殺追逐，從這間辦公室打到那間辦公室，從這個角落追到那邊角落。一名工總司隊員揮著一根外麵包著一層紙的鐵棍向赤衛隊隊員打去。被打的赤衛隊隊員慘叫倒地。
一名赤衛隊隊員試圖衝出大門。無數石塊朝他砸來，砸在他的頭上、身上、手上，剛近門口，慘叫一聲，當場休克。又一名赤衛隊員被棍棒擊中頭部，雙手抱頭，在地上打滾。很多人流血了，血與汗混合，把衣服染得斑斑駁駁。
混戰最瘋狂時，各街道被堵，救護車無法進來救護，傷員的血就這樣不止地流。
在喧囂的，變了調的吼聲裏，又夾雜著赤衛隊隊員可憐的呼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毛主席萬歲！”……不久，工人造反隊就驅逐了赤衛隊，占領了市委大院，砸了曹荻秋、陳丕顯的家。
到6點多鍾，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全部“投降”。
7點多鍾，近2萬名被“俘”的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六路，到四馬路上集中，共繳獲戰利品――紅袖章六大堆。在“戰鬥”中，共有91名赤衛隊員受傷到醫院治療。
12月31日，王洪文神采飛揚地代表工總司發布緊急通知，要各級造反隊員把赤衛隊的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把各工廠企業的赤衛隊的負責人也抓起來。共關押赤衛隊主要負責人240餘人。
這樣，赤衛隊就在這場武鬥中徹底敗下陣來。
這一仗，上海市委癱瘓，垮台了。緊接著，張春橋就在上海開始策劃一場奪權、接權、掌權的鬧劇，開始攀摘“一月革命”的“勝利”果實。
市長的名字倒著寫
市委大樓的警衛戰士已成為聾子的耳朵，任何人隻要有兩條腳，就能往裏闖。各個辦公室裏，亂哄哄地擠滿了前來提各種要求的造反者。一些淮北農村出來逃荒要飯的人，在大院的某個旮旯處安家落戶，一些從未踏進森嚴的市委大門的市民也進來巡視一番。
在幽暗慘淡的光線中，一個穿著中式棉襖、戴著大口罩、裹著灰色羊毛圍巾的老頭，正吃力地一級級登上旋轉的樓梯，開電梯的小夥子已成為徐景賢麾下的造反派，他看到老頭，鼻孔隻“哼”了一聲。
沒辦法，老頭隻得慢慢地爬樓梯，爬到了四樓，他歇了一歇，穿過幾道包著棕色皮革的橡木門，踏進了市委小會議室。這兒悄無一人，他摘下大口罩，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會議室的玻璃被打碎了兩塊，一月的寒風嗖嗖地往屋裏鑽，五顏六色的大字報嘩嘩作響，翩翩起舞。
他微駝著背，立在窗前心情沉重地俯視著混濁的黃浦江。他臉色憔悴，目光呆滯，斑白的頭發在寒風中拂動。
當“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聲號炮衝天而起，成千上萬張大字報鋪天蓋地撲來時，他和大多數中、高級幹部一樣大為震驚。確切地說，他感到憂慮，甚至害怕。
軍閥他不怕，日本鬼子他不怕，蔣介石他也不怕，這回有些害怕，是因為自己政權的基礎在反對自己啊！當第一陣衝擊波過後，他安慰妻子說：“就算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我們上海和北京不一樣。毛主席經常住上海，文化大革命還在上海發動的呢！”
紅革會、工總司衝擊《解放日報》，占領市委大院後，他才清醒而又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已和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格格不入，已和上海的造反大軍勢不兩立。多少個不眠之夜，他悄悄地問自己：“自己難道真的錯了，真的是資產階級嗎？”
中央文革小組像長空的颶風，造反大軍像黃浦江的狂濤，市委則如同一隻羅盤失靈的船，有氣無力，隨波逐流，任憑嘩嘩的江水不斷地灌進一個個破艙，它再也不是在航行，而是在漂流……
張春橋到上海的消息，他是前天才聽說的。張春橋、姚文元一不進康平路、二不跟市委打招呼，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這位權勢赫赫的中央文革副組長，這次回上海來幹什麽呢？他從北京帶給上海的是“抽水機”還是“太平斧”？
他的腦海裏又閃過一幅幅這樣的畫圖：
上鋼五廠，鋼水凝固在煉鋼爐裏，老工人急得直跺腳……
國棉八廠，織布車間成了幼兒園，紡織女工們和孩子們在捉迷藏……
上港六區，出口貨物堆積如山，無人裝卸，外國輪船主勒令中國照章賠款……
正當他在胡思亂想時，倏地，一隻手落在他的肩頭：“老頭兒，這兒有管事的人嗎？”
他慢慢轉過身，冷冷地瞥一眼站著的一男一女。手臂上兩塊血紅的袖章撲入他的眼簾，一股無名之火浮上心頭。他不吭一聲。
“走！”女的不耐煩地說，“這些市委的官老爺們怕被抓去戴高帽子，躲進老鼠洞了。”老頭冷冷一笑，說：“不見得吧。”
男的心頭一動。直覺告訴他，這老頭有來頭，他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他上前一步，麵帶微笑地說：“老同誌，我們有緊急事情。”
“人都到下麵的機關、廠礦看大字報了。”老頭審視了他倆一眼，換了一種語調問：“什麽緊急事情啊？”
“跟你這老頭說也沒用！”女的嘴撇了一下。
“你也不會長生不老的。”老頭挖苦一句，又扭臉對男的說：“小同誌，不妨讓我這個老頭也知道知道，也許還能有點用喲。”
男的望了老頭一眼，似曾相識，卻又一時想不起來。他想了想，就把包裏的一份稿子遞給了老頭。
老頭摸出老花眼鏡戴上，嘴角一牽一動念出聲來。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機關幹部、學生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
（二）呼籲在各地造反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企事業工作人員等立即回滬，完成1967年生產計劃。
（三）……（四）……
老頭的聲音時而高又時而低，末了，他抬起頭，目光溫和地看著這對年輕男女，讚賞地說：“好，想不到你們居然抓住了如此重大的問題！”
他又習慣地一字一句讀了好幾遍，然後站起頭來，指著材料說：“謝謝你們，造反派中也有你們這樣的。市委當然也沒有睡大覺，不過……”他極力掩飾住內心的激動。
過了一會兒，他歎了一口氣，搖搖頭，說：“市政府已喪失權威性，以政府名義發此材料難啊！”
他昂起頭來，摘下老花眼鏡，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苦笑：“我建議你們多聯係幾家群眾組織，將這份材料印出來發下去，你們說話比我靈啊！印刷有困難嗎？紙張怎麽樣？”
“沒有難處，也不會來找市委的老爺們了！”女的指了指牆上大字報上畫的市委“群醜圖”。
“說話客氣點嘛！我介紹你們到新華印刷廠。哎，今天，碰上了我這個無用的老頭，那就……”他摸出一支英雄鋼筆，在上麵寫了幾個字，鄭重地點了點頭，拖著沉重的步履，走出了會議室。
老頭走後，他們把材料翻開，在一塊空白處，一行粗大的鋼筆字印入眼簾：“同意，立即付印五十萬份。”
他倆目瞪口呆，沒錯，絕對沒錯，就是他，這個在上海人人知曉，被無數大字報倒寫著並又打了叉的名字――市長曹荻秋。
“群英會”，張、姚逞威
這裏我們先介紹一下“丁香別墅”。
“丁香別墅”位於上海靜安寺與徐家匯之間，這是一座不對外開放的花園，一道波浪起伏的圍牆巧妙地砌成長龍臥地的形狀，名叫“臥龍壁”。據說當年是清朝李鴻章的別墅，因園內種植許多丁香，每逢四月春光，便到處星星點點，開滿了天藍色的，淡紫色的，幽雅清淡，馥鬱芬芳，故又名“丁香花園”。如今它則顯出一派萎謝、荒蕪的衰容。
就在丁香花園旁邊，有一幢小洋樓，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所在地。寫作組的負責人，便是徐景賢。
徐景賢眼看原上海市委陳丕顯、曹荻秋大勢已去，敗局已定，善於隨機應變的他，便搖身一變，也開始造反了。
今天是徐景賢倡議的籌建全市造反派聯絡總站的會議。
“……運動發展到今天，革命造反派隻有聯合起來，把力量統一起來，才能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他以東道主的身份坐在大桌前講話。在他的左右是王洪文、郭子坤。市委機關造反派聯絡站的另一個頭頭柯仁俊在作記錄。
徐景賢是頗有水平的造反者，口才和筆頭的功夫都“十分了得”。他口若懸河的雄辯，使聽眾為之一震。最後他說：“怎麽樣，各路英雄好漢，表表態吧！”
會議卻陷入了沉默。各人都揣著自己的心事。運動發展到今天，造反派由“洪水猛獸”翻為“革命左派”，眼下是最得意的時刻，開不完的祝捷慶功會……從《解放日報》《文匯報》接管後，緊跟著的是公安局，如今各條戰線接管成風。
80萬赤衛隊被擊潰，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上海何去何從？人人都意識到將要發生一次大事變，但又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明白。各自打著自己的算盤。有的人盤算著未來的聯盟誰為盟主，自己又能坐哪把交椅；有的人擔憂會被吞並收編，隻能當小夥計……
幾分鍾過去了，還是沉默。屋裏煙霧騰騰的。柯仁俊站起身，推開了兩扇窗戶。窗外傳來小轎車的喇叭聲。有人忽然鼓起掌來。人們都立刻站起身，熱烈地拍著手掌。
門口，出現了穿著草綠色軍大衣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揮著手，走到主席台上坐下。張春橋和姚文元怎麽回到上海的？原來，徐景賢有兩條熱線電話。明裏，姚文元從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跟他聯係；暗裏，張春橋掛電話到上海康平路家中，由老婆文靜來回傳遞。
《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使上海市委變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賢已經意識到，張、姚取代陳、曹一統上海，是大勢所趨了。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北京，請張春橋“百忙”中回上海來“指導”。
“坐下坐下”徐景賢提高了調門，興奮地說：“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春橋、文元同誌百忙中來看望我們，是對我們上海造反派的最大關懷，最大愛護、最大支持！當上海的運動發展到關鍵時刻，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派來春橋、文元同誌，這是我們上海造反派戰友的最大幸福！”
人群一下亂起來，有人死命地往前擠。
“請春橋同誌指示！”“這姚文元蠻胖的嘛！”
“別鬧，聽不見！”
張春橋平靜地開了口：“我有一個建議，好不好讓我們坐下來談話？不要讓康平路那邊撈稻草，說造反派就是這個樣子。”
又一陣雷鳴般的掌聲。人們就勢兒坐下，有的人還掏出筆記本作記錄。人們迫切地希望聽到北京的聲音，聽到中央文革的“號令”。
張春橋搖晃著一根手指頭說，“你們經過幾次艱苦的戰役，打開了局麵。康平路的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就癱了，上海再也不是陳丕顯、曹荻秋的上海了！現在，你們都當了司令、頭頭，上海的事，要由你們說了才算！所以，中央文革讓我和文元同誌來找你們……”
張春橋的話還沒說完，王洪文就站了起來，亮出嗓門喊道：“向春橋同誌致敬！”
稍平靜了片刻，姚文元眨著眼，插嘴說：“讓我們來找你們了解一下上海的情況。”
“大家想些什麽，我們可以及時報告毛主席。”張春橋推了推眼鏡又說下去，“這兩天，中央文革對群眾接管報社這種‘創舉’有一個說法，大家注意到了沒有？”
“注意了！”不知誰冒了一句。
人群中又有人嚷道：“媽的，公安局門口在打架，一派要衝進去接管，一派不讓，究竟怎麽回事？難道要我們去看守勞改犯？”
張春橋喝了口水潤潤嗓子，朝大嚷的人望了一眼，說：“我看衝掉了好！好人衝公安局，是去抓壞人的；壞人衝，就暴露了。同誌們呐，不能接管，要奪權，一定要奪權。”
張春橋話鋒一轉，又說：
“江青同誌曾同市委談過，願意作他們的參謀，隻要他們肯站過來。他們不聽，去聽什麽人的話了？要跟劉、鄧路線走下去嘛。他們對中央文革陽奉陰違，施加壓力，視造反派為仇敵。我在想，市委不會罷休的，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中奪回來！上海的桃子熟了，我們要伸伸手，跳一跳，把它摘下來！”
“對！”不少人跟著嚷道。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爺拉下馬！”
“我想問一個問題。”張春橋豎起一根手指，說“大家能不能把上海市委攻下來？”“能！”造反派們轟然回答。
“好，很好！我和文元同誌完全支持你們的觀點。”
桃子熟了
1967年1月3日夜。
北京平安裏三號，《解放軍報》社辦公樓。
一輛從北京大學馳來的轎車，借著夜色，載著三男一女，悄然在報社門前戛然而止。四人下了車，直奔二樓的一間會議室。
不一會兒，張春橋、姚文元穿著一身草綠色的軍裝走了進來。眾人一見麵，立即“親熱”地握手。
原來這三男一女，分別是從上海來的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和聶元梓。王洪文、聶元梓是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老熟人。這陳阿大和廖祖康是幹什麽的？
王洪文向張、姚介紹道：陳阿大25歲，原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現在是我的小兄弟，工總司常委；廖祖康18歲，國棉十七廠技工學校的學生，現在是我的秘書。
介紹了兩個“保鏢”後，王洪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說：“春橋、文元同誌，現在上海群龍無首，隻有你出馬了，否則，很難有人壓住陣腳！”王洪文誇大其詞地匯報。
“是的，我們準備再去上海，如果不去，機會就錯過了。”
“你也馬上回上海――現在上海到了關鍵時刻。”姚文元對王洪文說道。
就這樣，決定發動“一月風暴”的密談，在北京《解放軍報》社二樓悄然進行著……
翌日，出現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匯報》突然用整版篇幅發表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的造反宣言《告讀者書》，宣告他們已經接管了報紙，要把《文匯報》辦成一張“革命造反的報紙。”
1月5日，上海《解放日報》也被奪權。《文匯報》發表評論說：“這個權奪得好”。“革命，就是要奪權。”
就在《文匯報》撒向四麵八方之際，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坐著飛機，又一次回到了上海，飛機一降落在上海機場，他們就鑽進轎車，直奔興國路上高牆圍繞的興國招待所。
他們一住進招待所，頭一樁事情便是打電話給“丁香別墅”的徐景賢。
張春橋和姚文元對徐景賢指示道：“一月是關鍵的一月，對市委也不必再抱什麽幻想了。”“陳、曹的垮台，已經是大勢所趨，我們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陳、曹之後，在上海建立嶄新的政權，而你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將是新政權的工作班子……”
張春橋的一席話，使徐景賢陷入無限的興奮之中，“工作班子”，意味著自己手中不光握有筆杆，而且要掌大權。
緊接著，第二天，張春橋、姚文元又與王洪文、潘國平密談，給工總司布置了“任務”。
第三天，也就是1月6日，在張、姚的精心策劃下，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聯合召開了十萬人大會。批鬥了市委、市人委的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等，並把全市幾百名高級幹部揪到會場陪鬥。
大會宣布3項通令：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長；勒令陳丕顯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組上海市委。
大會通過電視向全市轉播。徐景賢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長篇講話，而“主角”並未出場――張春橋、姚文元躲在興國招待所裏，目不轉睛地看電視……
大會結束後，上海外灘的一幢十幾層大樓上，出現四條從頂至底的紅色巨幅標語，據說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聲”。上海，一下子為之轟動了。這四幅標語是：
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
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上海市市長！
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上海市副市長！
這四條大標語掛出之後，上海人為之瞠目結舌：張春橋、姚文元什麽時候已經成了上海的“總管”？不然，怎麽來個“歡迎”呢？
原來，那大標語是工總司掛的，而標語字句都是徐景賢擬的；所謂“上海人民心聲”，竟是張、姚教唆的結果。
四條大標語一下子傳遍了上海灘。
1月8日，張春橋籌建全市性的政治機構。此時，“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了鐵路、海港、長江航運、郵電等單位的領導權。張春橋說：“火線指揮部，又稱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到了1月12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張春橋和姚文元在萬眾“鼓噪”聲中，又作了“重要講話”。
張春橋走到話筒前，一口氣講了好多個“們”，好多個“革命”。
“上海的革命工人，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同誌們，紅衛兵小將們，同誌們，戰友們：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問大家好，向你們致最熱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緊接著，他又來了一番“謙虛”：
“同誌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姚文元同誌和我到上海來，是來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是來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的，是來當小學生的……”
其實，“小學生”雖“小”，口氣卻大得很。
1月14日，張、姚控製的《文匯報》發表了《死了張屠戶，不吃混毛豬》的社論，提出：“造反派要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統統地從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手中把權奪過來”的口號。
不久，張春橋就將上海的領導班子拚湊好，並報告了陳伯達。陳伯達點撥他：“毛主席正在考慮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單。”
善於投機的張春橋立即明白過來，馬上找來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座談，提議把新建的機構叫做“上海人民公社”。並把自己在上海的奪權，稱為“一月革命”。
張春橋自己宣布對自己的任命：
“根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建議，並且得到發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同意，姚文元同誌和我兩個人即日起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工作……”
正當張春橋、姚文元做著美夢，準備摘上海這個“桃子”時，一場突出其來的“炮打”差一點使他跌入黃浦江。
1月25號，張春橋遭“炮擊”
在上海的紅衛兵之中，全市性的組織有四個：紅上司、紅三司、炮司和紅革會。其中紅革會的名聲最大，力量最強。它的核心是複旦大學的紅衛兵。有關紅革會的厲害，不少人在《解放日報》事件中領教過。
1月24日夜，興國招待所的電話聲不斷，令張春橋、姚文元吃驚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委！”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政府！”
“紅革會奪走黨政機關的23顆大印章。原來，紅革會的一幫年輕人，眼看上海大權就要落到張、姚手中，情急之下，便來個先下手為強，發動突然襲擊，奪走了23顆印章。”
他們認為有了這23顆木頭疙瘩，上海“奪權”便宣告成功，於是，這幫幼稚的年輕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貼滿了《奪權通告》。
“哼！”當張、姚聽到這些消息，鼻孔裏發出了不屑一顧的聲音。
他們給徐景賢打了個電話，叫他出麵處理此事。誰知徐景賢自恃“後台硬”，並不把紅革會放在眼裏，一見到紅革會的頭頭就威脅道：
“你們還是早一點把那些大印交出來。要不，我們會對你們采取革命行動……”徐景賢的話，惹怒了年輕氣盛的紅革會頭頭。
1月26日，紅革會舉行常委擴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先幹掉徐景賢徐老三，再幹掉張春橋張老大，姚文元姚老二！
1月27日夜，紅革會的小將們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突然把前來談判的徐景賢“連拖帶拉”，塞進一輛吉普車。
紅革會的這一舉動，立即把張春橋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命令自己的心腹，上海警備區的一個師政委徐海濤，到紅革會總部把徐景賢搶回來。
徐海濤帶領四個摩托排，一個步兵連，像鐵桶一般包圍了紅革會總部大樓。經過一番折騰，並沒有搶回徐景賢。
當徐海濤率領部隊離去後，擁有6萬之眾的紅革會小將們憤怒了。怒火朝張春橋、姚文元噴去。他們在上海街頭，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標語：
“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
“警惕反革命兩麵派！”
“張春橋算老幾？”
“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小組！”
“堅決反對張春橋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當第二書記！”
“打倒張春橋！火燒姚文元！”
……
一條條大標語，如同一發發炮彈，直落進興國招待所，把張、姚炸得膽戰心驚，如坐針氈。張春橋畢竟有“政治鬥爭”經驗，鎮靜下來後，他決定和姚文元一同入紅革會的“虎穴”。
1月28日下午，紅革會的頭頭雲集上海市的“中蘇友好大廈”，準備召開全市性的“炮打張春橋大會”，組織十萬人的“炮打張春橋”大遊行。
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晚上，氣氛熱烈，當眾人正準備離去時，張、姚各帶一名秘書來了。頓時，會場熱鬧開了，小將們有的打開《毛主席》語錄；有的直呼“張春橋”其名，張春橋的臉由紅轉黃，由黃轉灰，由灰轉白。
小將們如同排炮似的，向他發出一個又一個炮彈；
“你說，舊上海市委是修正主義的。你也是舊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你難道不是修正主義嗎？”
“你為什麽鎮壓‘紅革會’？”
……
從晚上7點，一直鬥到淩晨1點，整整6個小時！小將們抽走了他們的椅子，叫他們站在那裏，叫他們低頭認罪。這兩個“造反派”，第一次嚐到了批鬥的滋味。
等張、姚灰溜溜地從紅革會那兒溜走後，為了擺脫險境，掃除障礙，使出了渾身解數。29日淩晨，他們向北京的江青緊急呼救……又告誡徐海濤，隨時準備鎮壓遊行隊伍。與此同時，他們還密見了王洪文，告訴他工總司怎樣去對付紅革會。
1967年1月30日，上海氣溫驟降。
紅革會在街道兩邊已經貼好“打倒張春橋”的遊行橫幅在寒風中索索瑟瑟作響。
原定上海十萬人“炮打張春橋”大遊行在上午8點開始。可是，清晨6點，幾十輛工總司宣傳車駛上街頭，幾萬工總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張春橋”標語紛紛被“中央文革特急電報”所覆蓋。
紅革會“炮打張春橋”的遊行流產了。與此同時，在強大的壓力下，紅革會也被迫於當天上午釋放了徐景賢。
張春橋和姚文元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他們終於轉危為安，勝利了。
摘到桃子
終於，張春橋、姚文元夢寐以求的一天到來了。
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上，舉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登上主席台，會議宣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張春橋還發布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號通令”：
凡是反對“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辦”。
最後宣讀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百分之百地奪……
從此，上海就落進了這夥陰謀家手中，蒙塵近十個春秋。
張春橋在上海摘到“桃子”後，立即將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報告了毛澤東。
他在《給毛主席致敬電》中說：
“我們捧著紅彤彤的語錄，向您老人家報喜來了。我們把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風雨中誕生了。”
“是您，親自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首創精神……”
張春橋滿以為這一地方國家機構的名稱，會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實際上，他們完全想錯了。
1967年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把張春橋、姚文元叫到北京，先後三次找他們談話，對“上海人民公社”提出質疑，毛澤東說：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的一係列問題，你們考慮沒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麽？這樣就改變政體問題，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緊跟著還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蘇聯就不會承認，因為承認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麽出了中華人民公社？它不好。”
毛澤東又說：“如果叫公社，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裏呢？因為公社裏有黨員，有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裏麵有黨員，有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終究還是有個黨嘛！”
為此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
這樣，上海人民公社在2月23日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
繼上海奪權後，全國很多省、市掀起了奪權熱潮。
最先積極響應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負責之一劉格平，在北京經康生麵授機宜之後，回太原組織了“山西省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月22日，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山西省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
第二個起來響應的山東省，帶頭造反的是原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王效禹為什麽有如此大的膽子呢？原來他有一條內線。
這條內線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康生本姓張，是山東諸城縣人，他和前妻有一個兒子名叫張小石，“文化大革命”前此人在青島市任中學校長。
1月19日，王效禹派張小石到北京摸底。康生故意裝模作樣，由王力、關鋒陪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自己的兒子張小石，讓他轉告王效禹“要立即奪權”。得到了康生的旨意，王效禹於1月22日奪了青島市委的權，接著又率眾奪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權。
第三個起來響應的是貴州省，為首的是李再含。“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通過寫密告信等方式同江青等人掛上了鉤。有人支持，就起來造反，奪了貴州省委，省人委的權。
第四個起來響應的是黑龍江省。原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得到了由毛遠新為骨幹的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支持，成立了紅色造反革命委員會，奪了黑龍江省委的權。
這四個省加上上海市構成了1967年全國奪權的第一個大浪潮，在全國造成了全麵奪權的形勢，使整個神州大地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
到1968年9月，經過20個月的所謂“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了張春橋。
毛澤東時而點著一支煙，習慣地一手握著煙，一手背在身後，沉思著在屋內來回踱著步。
從此，聶元梓名聲大振，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一顆令人目眩的新星。
亂中，“草莽司令”陳阿大擊出一拳，又有人擊出一拳，接著拳腳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隊！”……
80萬赤衛隊被擊潰，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爺拉下馬！”
摘桃大師張春橋
這裏，我們先要說的是一個小車站發生的並非“小”的事件。
安亭，這個上海遠郊的小火車站，平日很少有人提及它，然而，它竟與“一月風暴”這麽“偉大”事件聯在一起了。
時間：1966年11月9日
事件：臥軌攔車
人物：“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部分成員
起因是這樣的：
1966年10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在北京密謀要打倒一些地方的“當權派”。而全國第一大城上海，則成了她首選的目標。經過一番策劃、籌備，再借助10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東風”。在次月，便成立了第一個激進的城市工人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
這個組織是由一些合同工、臨時工組成的，而組織者則是上海的一些工廠――國棉十七廠、上海玻璃機械廠、八二二廠等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謝鵬飛、葉昌明、王洪文等。
工總司的正、副司令為王洪文和郭子坤。說起這正、副司令的來曆，卻頗有戲劇性的。
那是這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整個上海市的數十家工廠的造反派頭頭聚在黃浦劇場，商議籌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問題。為了確定各人在總司令部能坐哪把交椅，頭頭們吵得雞飛狗跳，最後隻得照各人實力排名次。
各廠的頭頭們爭先恐後地報數：“我有18個造反隊員”，“俺有一個排”，“咱是38”……王洪文的國棉十七廠，那陣也隻有59人。他卻異常冷靜，故意等別人全報完了，才拍案而起：“我出200人馬！”真是擲地有聲，眾人大嘩。
王洪文正高興時，不料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電機廠的郭子坤從廁所出來。邊係褲帶邊嚷嚷：“老子不多不少正好201個！”王洪文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提議每人報成分、出身、政治麵貌。郭子坤的出身、成分和王洪文不相上下，隻是王洪文有那塊“中共黨員”的金字招牌。這樣，王洪文就當之無愧地成了工總司的正司令。
11月6日下午，17個工廠的造反派頭頭又聚會，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造上海市委的反”，並且正式決定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工總司。11月9日，召開數萬人的成立大會，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奪權！”
在成立大會召開之前，工總司曾派人到上海市委尋求官方的承認和物質支持。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央9月14日發出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精神，拒絕了他們的這一請求。並決定對他們采取“不讚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方針。
上海市委曾就這一意見還打電話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得到了讚同，張春橋當時也表示完全同意上海市委的方針。
工總司的請示被上海市委拒絕後，王洪文、郭子坤大為惱火，決定指揮他們的成員乘車北上，找中央領導反映他們的情況。11月10日淩晨，王洪文親自率領造反隊員幾千人衝進上海北站，聲稱北上“告狀”。
他們乘的火車奉上海市委命令，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車站。
對此，造反派們惱羞成怒，大吵大叫。當天中午，他們在安亭車站先臥軌，然後又攔截了14次特快列車，製造了滬寧線中斷30多小時的“安亭事件”。
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共中央報告情況，同時派人向工總司作了解釋，恰好《人民日報》11月10日發表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不少工人聽從勸說，準備返回上海。
再說此時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小組，聽到上海市委的情況匯報後，表示支持上海市委的做法。組長陳伯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做了兩件事：
第一，告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的行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滬說服工人。
第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電。電文指出：
“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自己解決。”又說：“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回滬處理此事。”
張春橋離京前，陳伯達又把致上海工人電的原稿給了他，陶鑄也對他再三囑托不能承認工總司和他們的行動。
張春橋一一點頭稱是。
11月11日晚，深邃莫測的夜空傳來一陣飛機的轟鳴，一架飛機在黃浦江上空盤旋了半圈，帶著尖厲的嘯聲，徐徐下降。飛機停穩後，從飛機裏走出一個中等身材、裹著草綠色軍大衣，戴著佩有帽徽的單軍帽的人。這個人就是張春橋。
這時，滬寧線剛剛恢複通車，受阻的大批列車仍未疏散，一長串、一長串停在軌道上。
到上海後，張春橋沒有按照陳伯達和陶鑄說的那樣辦，而是撇開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首先掛電話給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歲的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赫赫有名的蒯“司令”那時已經與張春橋有了單線聯係。張春橋把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視為他可信賴的耳目。一個神秘的人物接到張春橋的電話，立即趕來，帶著張春橋直接驅車來到安亭現場。
這個神秘人物，幾乎不為外人所知。在“四人幫”倒台之後，人們才獲知那位神秘人物的來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親，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親，也正因為政治身份可靠，當時在北京某中央首長家當保姆。由於這麽一層特殊關係。包炮的消息十分靈通。這位中央首長何許人？據說，乃康生也。
包炮以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代表的名義來到上海，結識了年僅31歲的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在籌備成立工總司的那些日子裏，王洪文把包炮當成了自己的謀士。就這樣，一來二往，兩人成了密友。
向西，向西，轎車朝著安亭急駛。一路上，從包炮的嘴裏，掏出了關於工總司和安亭事件的最準確的情報。張春橋向來是很重視情報的。兵書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春橋確信這是古人經驗之談。
轎車終於馳到了安亭。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了張春橋。
“春橋同誌，他就是王洪文。”經包炮這麽一介紹，張春橋向那年輕人伸出了手。
年輕英俊的王洪文見狀，也搶先向前一步，熱情洋溢地說：“春橋同誌，我們工總司熱烈歡迎您！”
“這是小潘，‘工總司’的‘副司令’。”包炮把剛從南京趕回來的潘國平介紹給了張春橋。
寒暄完畢，他們便坐下來開會。張春橋向他們出示了陳伯達親筆起草的電文原稿，然後答應他們第二天回上海解決問題。
王洪文在會上則向張春橋提出了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是：
第一，上海工總司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
第二，我們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這是什麽性質的行動？
第三，安亭事件的責任由誰來負？
第四，能不能答應我們的要求――曹荻秋作公開檢查？
第五，能不能給工總司提供工作方便？
老謀深算的張春橋，早已預料到工總司會提出這些問題。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總司的力量，來衝擊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陳丕顯、曹荻秋。使上海成為自己的天下！
正因為這樣，他非常痛快、幹脆地支持了王洪文。
會談十分順利地進行著。雖然潘國平堅持還要帶領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繼續北上，終究還是被王洪文說服了。
這天中午，王洪文率領一大批工總司工人登上火車，返回上海。下午四時，張春橋也回到了上海。張春橋一到上海，馬上給江青掛了電話，匯報了情況。他深知，江青會在毛澤東麵前為自己“美言”，而毛澤東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1月13日，張春橋參加了上海市委常委會，會上一致認為：不承認工總司為合法組織，不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同時下午，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與從安亭回來的工人座談時說：“依我個人意見，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是會變顏色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可以存在下去。”
這天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便張貼著這樣的傳單，標題是《張春橋同誌簽名同意五項要求》。內容大致如下：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組織。
二、承認“11・9大會”，以及被迫北上北京是革命行動。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完全負責。
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要提供各方麵的方便。
張春橋的這一做法來得太突然，上海市委猝不及防，大出所料。為此，他們對張春橋十分不滿。
當天晚上，剛吃過晚飯，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手裏拿著傳單，踱進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家門。
“老陳，你看過了張春橋的傳單嗎？”魏文伯揚了揚手裏的傳單。
“早就看過了！張春橋算什麽？誰給他那麽大的權力，可以簽發這種‘五項要求’？”陳丕顯指了指書桌上放著的傳單。
兩人正說著，戴著金絲眼鏡的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也來了。三人一商量，決定由陳丕顯給北京的陳伯達打電話。
陳丕顯聲音洪亮，語言嚴厲：“伯達同誌，春橋作為文革的成員，有沒有權力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隨便在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這還要不要國家法律？”陳伯達一時語塞。
張春橋這一手確實不同凡響。陳丕顯的電話剛打完，那邊中央文革小組的討論方案便出來了：同意張春橋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市市長曹荻秋也隻好勉強認可張春橋的處理辦法。
月亮悄悄地爬上紅牆，早已結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一片青光。在略帶刺骨的寒風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時時閃出幾枝難得的翠綠。
豐澤園裏，毛澤東的臥室還閃著燈光。
他時而點著一支煙，習慣地一手握著煙，一手背在身後，沉思著在屋內來回踱著步，時而又望一眼床頭邊的那份報告。
他深知，“文化大革命”已經發動起來，要想把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光靠現有的力量遠遠不夠，還要把它引向工礦車間，田間地頭……
“現在上海的工人階級開了一個好頭，這是一種好現象，應該大力支持。”
他走到“報告”跟前，拿起筆，寫道：“同意春橋同誌的處理意見。”
然後又在後麵補充了一段話：“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後有概念。”
看著毛澤東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意見的批示，張春橋得意地笑了。
他躊躇滿誌，準備大幹一番。
工總司在張春橋扶植下成立了，它的一切活動也披上了合法化外衣，更加無法無天。接踵而來的是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的成立。這些組織大搞揪鬥、炮轟、遊行、集會，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衝擊和迫害，上海的局勢進一步惡化起來。
把上海搞得“轟轟烈烈”之後，張春橋找了個借口飛回北京，等待時機，準備下手摘“桃子”。
《解放日報》需“消毒”
工總司在安亭事件中旗開得勝，又有後台老板支持，便囂張起來。今天揪這個，明天鬥那個，後天再玩兩個女人。對此，上海工人群眾義憤填膺。
1966年11月26日，以老工人、黨團員、積極分子為基礎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成立了。這樣，上海就開始出現了兩個對立的工人組織。
赤衛隊成立以後，發展迅猛，號稱80萬人。他們這一派因保衛上海市委，深得市委的支持，公開反對張春橋同工總司簽訂的五項要求，說五項是大毒草。
赤衛隊成立伊始，就同工總司在“《解放日報》事件”中交上了手。
在1966年11月27日這天，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向上海郵電局發行處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紅衛戰報》第9期，要同《解放日報》一道發行。即把《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一並投送。
其理由是：《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了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需要《紅衛戰報》來“消毒”。紅革會的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上海市委和報刊發行處的斷然拒絕。
紅革會勃然大怒。11月30日清晨，紅革會強行扣住《解放日報》不讓發行。上午，他們又氣勢洶洶地進駐報社，聲稱：“不把《紅衛戰報》同《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就不準舊《解放日報》發行。”
紅革會的行動，立即得到了王洪文、郭子坤等工總司頭頭的呼應。
12月2日，工總司的大批造反隊員進駐報社，聲援紅革會。他們人數眾多，勢力強大，很快取代了“紅革會”，成為造反的主力。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赤衛隊隊員也來到報社門前，他們在報社門前示威遊行，日夜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解――放――日報，是――黨――報！”《解放日報》社門口和周圍被圍得水泄不通。雙方處於劍拔弩張之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對此作了批示：“群眾組織的報刊與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往。”
而江青的特派員，來滬不久的聶元梓則極力煽動：“不要從《解放日報》社裏輕易退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台為止。”
這裏我們不妨簡單介紹一下聶元梓其人其事。
聶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縣農村的一個富有家庭。她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4年夏，聶元梓調入北京大學工作，在經濟係任副主任，1965年任哲學係黨總支書記。
1966年5月20日，北京大學黨委傳達了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一向好動的聶元梓一邊聽，一邊手不停地揉著曾經患有中風的臉頰，她認為機會來了。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人貼出了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的大字報，率先向北大黨委“鬧革命”，6天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發表了這張大字報的全文，並配發評論員文章。從此，聶元梓名聲大振，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一顆令人目眩的新星。
聶元梓一帆風順，很快就得到了江青的賞識。隨著鬥爭的越演越烈，江青感到上海市委問題很嚴重，僅憑張春橋等人還不行，必須再派“能幹”的人，於是她想到了聶元梓。
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別快車，馳入上海北站，從軟臥裏走下一男一女，都戴著雪白的大口罩，披著綠色軍大衣。那女的便是聶元梓。
聶元梓到上海後，便很快和王洪文等造反派頭目聯係上了。她當即提出了“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等口號。
有了“後台”老板的支持，工總司、紅革會的造反派膽子就更壯了。
“革”與“保”的拉鋸戰僵持了十多天。
白熱化的高峰期，每天聚在報社內外的人達幾十萬。這些人時而衝擊、時而封鎖、切斷報社大樓的水源、糧源、電源。
造反派的頭頭們還把韓哲一、王一平等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人揪到報社進行批鬥和人身迫害，威脅他們同意《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發行。
迫於形勢，上海市委於12月5日在工總司的“四項要求”和紅革會的“三項決定”上簽字妥協了。工總司又勝利了，赤衛隊卻被工總司罵為“保皇派”，敗下陣來。
事情到此，並沒有了結，一場武鬥，一場血戰又開始了。
市委癱瘓了
12月7日，敗下陣來的赤衛隊、紅衛兵大專院校總部發表聯合聲明，不承認上海市委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簽字。12月10日，他們瞅個機會，劫持上海市長曹荻秋，迫使他簽字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
工總司對赤衛隊的做法哪能答應。
12月11日，工總司等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號稱有60萬人參加的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大會，慶祝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勝利。在這次大會上，曹荻秋等人被迫簽字，同意工總司出版《工人造反報》。
12月14日，工總司等18個組織召開聯席會議，做出決議：上海市委及各級領導必須在行動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沒有革命造反派的批準，曹荻秋和各級領導幹部一律不準作檢查，也不準將檢查材料交給任何人。
由於曹荻秋迫於無奈公開表示赤衛隊的大方向錯了，推翻了對赤衛隊的承諾，赤衛隊也不肯善罷甘休。12月23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批判上海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曹荻秋在12月24日又簽字接受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12月25日，工總司看赤衛隊占了便宜，便來了個針鋒相對，也在文化廣場召開了批判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曹荻秋在大會上又不得不撤消了對赤衛隊的支持。曹荻秋有苦難言，焦頭爛額。不支持工總司，就不符合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支持了，又製造群眾分裂。
支持誰，都不行，怎麽辦？曹荻秋左右為難。赤衛隊與工總司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了。12月27日，赤衛隊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一方麵給中共中央、國務院打電報，要求中央派專人來處理上海問題；另一方麵，調人包圍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所在地，找陳丕顯、曹荻秋算賬。到了28日晚，已有萬餘名赤衛隊員開進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地點靜坐，要求陳丕顯、曹荻秋出麵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大方向是對的。
正當赤衛隊在康平路上大鬧市委時，有人憑著道聽途說，向在北京的張春橋匯報：赤衛隊抄了你的家，還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電、停交通。
張春橋一聽就急了，立即慌慌張張打電話回家問是怎麽回事。他的大女兒接了電話，說赤衛隊沒有抄我們的家。
張春橋又叫他的老婆接電話，嘰嘰咕咕一陣子，就把電話掛了。
天亮後，隻聽張春橋家裏傳來大叫大嚷的聲音，說赤衛隊抄了他們的家，毀了他們家的東西。
“赤衛隊砸了張春橋家”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似的，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遍了上海市區。再到街上走一走，隻見鬧市區到處貼滿了張春橋家被砸的照片和張春橋妻子署名的《聲明》。
《聲明》中寫道：今天，有一批赤衛隊員無視公安部的規定，公然衝擊我的家……我呼籲上海的造反派戰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謹防舊市委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轉移鬥爭大方向，撈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發生什麽衝突，陳丕顯、曹荻秋的罪責難逃……
這一招確是厲害，因為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條明文規定：誰衝擊中央文革成員的家，誰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工總司衝擊赤衛隊就是保護中央文革領導，合情合法。
接著，一卡車一卡車的造反隊員浩浩蕩蕩地馳向康平路，潮水般湧向市委……
12月29日，氣喘籲籲，麵色憔悴的曹荻秋來到康平路，同赤衛隊談判。與此同時，工總司總司令王洪文率領十幾萬造反隊員，把康平路周圍一些街道團團包圍起來，並在街上飯店設立了“火線指揮部”。
當天下午，人在北京心在上海的張春橋又給她老婆打電話，說：“赤衛隊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為什麽看著不動？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這件事的後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簽字同意赤衛隊的要求，那麽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衛隊的了，要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
還說：“我在上海的桃子熟了。這個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對赤衛隊員要加強政治攻勢，瓦解他們，造反隊員去的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輕易投降。”
張春橋老婆就把張春橋的“指示”告訴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賢。徐景賢又將這一“指示”告訴了“指揮部”。
王洪文一拍大腿，高聲說：“有中央首長支持，我們還怕什麽？”
於是，“指揮部”的頭頭們一合計，決定在12月30日淩晨向赤衛隊進行衝擊。
夜色沉沉，寒風颯颯。三萬名處於重圍中的赤衛隊隊員正困倦難熬，啃著餅幹充饑。淩晨2時，兩顆信號彈帶著刺眼驚心的嫣紅劃破沉沉夜空。
頓時，康平路附近各街口，出現了帶紅袖章標有“選反派”的工總司隊員，殺氣騰騰朝梧桐樹方向衝過來。
“赤衛隊是保皇隊！”
“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
那從成千上萬的喉嚨裏發出的呼喊聲，驚天動地，震蕩著康平路，搖撼著整個上海灘。
先是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工人造反隊員，圍住一個或幾個赤衛隊隊員舌戰。接著，有人動手撕扯，有人推拉，雙方發生對罵。
亂中，“草莽司令”陳阿大擊出一拳，又有人擊出一拳，接著拳腳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隊！”……
流血了，鮮紅的血從赤衛隊員的鼻中和口中流了出來。所有的路口都被封鎖了，赤衛隊孤立無援。
赤衛隊開始了突圍，在大街上手挽手，排成行，阻擋前衝的人群。一次又一次被衝散，一次又一次匯集，高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
敵意與敵意隨時都在碰撞，隨時都會產生火星。
攢動的隊伍中，忽然有人飛起一腳，一名赤衛隊隊員捂著肚子滾倒在地。打紅了眼的陳阿大他們竟指揮隊員一個個踩踏著他的身體衝出過去。踏得這位老工人遍體鱗傷，胃大出血，送進醫院輸了很多血，20多個小時才從死亡線上活了下來。
又一夥人衝了過來，為首的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將”之一的黃金海。他們個個頭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彈弓。
赤衛隊隊員見勢不妙，退到市委書記大院內。
黃金海指揮隊員從院外架起大彈弓，拉開弓，大小石頭如雨點般落下，赤衛隊隊員東藏西躲，仍然逃不過牆外飛來的“子彈”。有人“哎喲”一聲大叫，雙手緊緊捂住臉，一P股跌坐在地上。
雖然赤衛隊頭頭們在一遍又一遍地鼓動，但還是寡不敵眾。
黃金海衝不進赤衛隊死守的大院，便命人抬來一根木頭衝撞大門。
“嘩”的一聲，大門被攻破，工總司隊員便高呼口號，揮舞手中的指揮棒衝了進去。赤衛隊隊員手挽手的防守線，頃刻被衝散。
五個工總司隊員把一位赤衛隊員逼到了樓邊上，三條鐵棍，兩把彈弓，直逼赤衛隊員的胸膛，但工總司隊員並沒有打下來，隻是一次次叫“繳槍不殺……”
衝殺追逐，從這間辦公室打到那間辦公室，從這個角落追到那邊角落。一名工總司隊員揮著一根外麵包著一層紙的鐵棍向赤衛隊隊員打去。被打的赤衛隊隊員慘叫倒地。
一名赤衛隊隊員試圖衝出大門。無數石塊朝他砸來，砸在他的頭上、身上、手上，剛近門口，慘叫一聲，當場休克。又一名赤衛隊員被棍棒擊中頭部，雙手抱頭，在地上打滾。很多人流血了，血與汗混合，把衣服染得斑斑駁駁。
混戰最瘋狂時，各街道被堵，救護車無法進來救護，傷員的血就這樣不止地流。
在喧囂的，變了調的吼聲裏，又夾雜著赤衛隊隊員可憐的呼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毛主席萬歲！”……不久，工人造反隊就驅逐了赤衛隊，占領了市委大院，砸了曹荻秋、陳丕顯的家。
到6點多鍾，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全部“投降”。
7點多鍾，近2萬名被“俘”的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六路，到四馬路上集中，共繳獲戰利品――紅袖章六大堆。在“戰鬥”中，共有91名赤衛隊員受傷到醫院治療。
12月31日，王洪文神采飛揚地代表工總司發布緊急通知，要各級造反隊員把赤衛隊的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把各工廠企業的赤衛隊的負責人也抓起來。共關押赤衛隊主要負責人240餘人。
這樣，赤衛隊就在這場武鬥中徹底敗下陣來。
這一仗，上海市委癱瘓，垮台了。緊接著，張春橋就在上海開始策劃一場奪權、接權、掌權的鬧劇，開始攀摘“一月革命”的“勝利”果實。
市長的名字倒著寫
市委大樓的警衛戰士已成為聾子的耳朵，任何人隻要有兩條腳，就能往裏闖。各個辦公室裏，亂哄哄地擠滿了前來提各種要求的造反者。一些淮北農村出來逃荒要飯的人，在大院的某個旮旯處安家落戶，一些從未踏進森嚴的市委大門的市民也進來巡視一番。
在幽暗慘淡的光線中，一個穿著中式棉襖、戴著大口罩、裹著灰色羊毛圍巾的老頭，正吃力地一級級登上旋轉的樓梯，開電梯的小夥子已成為徐景賢麾下的造反派，他看到老頭，鼻孔隻“哼”了一聲。
沒辦法，老頭隻得慢慢地爬樓梯，爬到了四樓，他歇了一歇，穿過幾道包著棕色皮革的橡木門，踏進了市委小會議室。這兒悄無一人，他摘下大口罩，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會議室的玻璃被打碎了兩塊，一月的寒風嗖嗖地往屋裏鑽，五顏六色的大字報嘩嘩作響，翩翩起舞。
他微駝著背，立在窗前心情沉重地俯視著混濁的黃浦江。他臉色憔悴，目光呆滯，斑白的頭發在寒風中拂動。
當“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聲號炮衝天而起，成千上萬張大字報鋪天蓋地撲來時，他和大多數中、高級幹部一樣大為震驚。確切地說，他感到憂慮，甚至害怕。
軍閥他不怕，日本鬼子他不怕，蔣介石他也不怕，這回有些害怕，是因為自己政權的基礎在反對自己啊！當第一陣衝擊波過後，他安慰妻子說：“就算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我們上海和北京不一樣。毛主席經常住上海，文化大革命還在上海發動的呢！”
紅革會、工總司衝擊《解放日報》，占領市委大院後，他才清醒而又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已和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格格不入，已和上海的造反大軍勢不兩立。多少個不眠之夜，他悄悄地問自己：“自己難道真的錯了，真的是資產階級嗎？”
中央文革小組像長空的颶風，造反大軍像黃浦江的狂濤，市委則如同一隻羅盤失靈的船，有氣無力，隨波逐流，任憑嘩嘩的江水不斷地灌進一個個破艙，它再也不是在航行，而是在漂流……
張春橋到上海的消息，他是前天才聽說的。張春橋、姚文元一不進康平路、二不跟市委打招呼，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這位權勢赫赫的中央文革副組長，這次回上海來幹什麽呢？他從北京帶給上海的是“抽水機”還是“太平斧”？
他的腦海裏又閃過一幅幅這樣的畫圖：
上鋼五廠，鋼水凝固在煉鋼爐裏，老工人急得直跺腳……
國棉八廠，織布車間成了幼兒園，紡織女工們和孩子們在捉迷藏……
上港六區，出口貨物堆積如山，無人裝卸，外國輪船主勒令中國照章賠款……
正當他在胡思亂想時，倏地，一隻手落在他的肩頭：“老頭兒，這兒有管事的人嗎？”
他慢慢轉過身，冷冷地瞥一眼站著的一男一女。手臂上兩塊血紅的袖章撲入他的眼簾，一股無名之火浮上心頭。他不吭一聲。
“走！”女的不耐煩地說，“這些市委的官老爺們怕被抓去戴高帽子，躲進老鼠洞了。”老頭冷冷一笑，說：“不見得吧。”
男的心頭一動。直覺告訴他，這老頭有來頭，他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他上前一步，麵帶微笑地說：“老同誌，我們有緊急事情。”
“人都到下麵的機關、廠礦看大字報了。”老頭審視了他倆一眼，換了一種語調問：“什麽緊急事情啊？”
“跟你這老頭說也沒用！”女的嘴撇了一下。
“你也不會長生不老的。”老頭挖苦一句，又扭臉對男的說：“小同誌，不妨讓我這個老頭也知道知道，也許還能有點用喲。”
男的望了老頭一眼，似曾相識，卻又一時想不起來。他想了想，就把包裏的一份稿子遞給了老頭。
老頭摸出老花眼鏡戴上，嘴角一牽一動念出聲來。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機關幹部、學生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
（二）呼籲在各地造反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企事業工作人員等立即回滬，完成1967年生產計劃。
（三）……（四）……
老頭的聲音時而高又時而低，末了，他抬起頭，目光溫和地看著這對年輕男女，讚賞地說：“好，想不到你們居然抓住了如此重大的問題！”
他又習慣地一字一句讀了好幾遍，然後站起頭來，指著材料說：“謝謝你們，造反派中也有你們這樣的。市委當然也沒有睡大覺，不過……”他極力掩飾住內心的激動。
過了一會兒，他歎了一口氣，搖搖頭，說：“市政府已喪失權威性，以政府名義發此材料難啊！”
他昂起頭來，摘下老花眼鏡，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苦笑：“我建議你們多聯係幾家群眾組織，將這份材料印出來發下去，你們說話比我靈啊！印刷有困難嗎？紙張怎麽樣？”
“沒有難處，也不會來找市委的老爺們了！”女的指了指牆上大字報上畫的市委“群醜圖”。
“說話客氣點嘛！我介紹你們到新華印刷廠。哎，今天，碰上了我這個無用的老頭，那就……”他摸出一支英雄鋼筆，在上麵寫了幾個字，鄭重地點了點頭，拖著沉重的步履，走出了會議室。
老頭走後，他們把材料翻開，在一塊空白處，一行粗大的鋼筆字印入眼簾：“同意，立即付印五十萬份。”
他倆目瞪口呆，沒錯，絕對沒錯，就是他，這個在上海人人知曉，被無數大字報倒寫著並又打了叉的名字――市長曹荻秋。
“群英會”，張、姚逞威
這裏我們先介紹一下“丁香別墅”。
“丁香別墅”位於上海靜安寺與徐家匯之間，這是一座不對外開放的花園，一道波浪起伏的圍牆巧妙地砌成長龍臥地的形狀，名叫“臥龍壁”。據說當年是清朝李鴻章的別墅，因園內種植許多丁香，每逢四月春光，便到處星星點點，開滿了天藍色的，淡紫色的，幽雅清淡，馥鬱芬芳，故又名“丁香花園”。如今它則顯出一派萎謝、荒蕪的衰容。
就在丁香花園旁邊，有一幢小洋樓，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所在地。寫作組的負責人，便是徐景賢。
徐景賢眼看原上海市委陳丕顯、曹荻秋大勢已去，敗局已定，善於隨機應變的他，便搖身一變，也開始造反了。
今天是徐景賢倡議的籌建全市造反派聯絡總站的會議。
“……運動發展到今天，革命造反派隻有聯合起來，把力量統一起來，才能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他以東道主的身份坐在大桌前講話。在他的左右是王洪文、郭子坤。市委機關造反派聯絡站的另一個頭頭柯仁俊在作記錄。
徐景賢是頗有水平的造反者，口才和筆頭的功夫都“十分了得”。他口若懸河的雄辯，使聽眾為之一震。最後他說：“怎麽樣，各路英雄好漢，表表態吧！”
會議卻陷入了沉默。各人都揣著自己的心事。運動發展到今天，造反派由“洪水猛獸”翻為“革命左派”，眼下是最得意的時刻，開不完的祝捷慶功會……從《解放日報》《文匯報》接管後，緊跟著的是公安局，如今各條戰線接管成風。
80萬赤衛隊被擊潰，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上海何去何從？人人都意識到將要發生一次大事變，但又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明白。各自打著自己的算盤。有的人盤算著未來的聯盟誰為盟主，自己又能坐哪把交椅；有的人擔憂會被吞並收編，隻能當小夥計……
幾分鍾過去了，還是沉默。屋裏煙霧騰騰的。柯仁俊站起身，推開了兩扇窗戶。窗外傳來小轎車的喇叭聲。有人忽然鼓起掌來。人們都立刻站起身，熱烈地拍著手掌。
門口，出現了穿著草綠色軍大衣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揮著手，走到主席台上坐下。張春橋和姚文元怎麽回到上海的？原來，徐景賢有兩條熱線電話。明裏，姚文元從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跟他聯係；暗裏，張春橋掛電話到上海康平路家中，由老婆文靜來回傳遞。
《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使上海市委變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賢已經意識到，張、姚取代陳、曹一統上海，是大勢所趨了。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北京，請張春橋“百忙”中回上海來“指導”。
“坐下坐下”徐景賢提高了調門，興奮地說：“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春橋、文元同誌百忙中來看望我們，是對我們上海造反派的最大關懷，最大愛護、最大支持！當上海的運動發展到關鍵時刻，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派來春橋、文元同誌，這是我們上海造反派戰友的最大幸福！”
人群一下亂起來，有人死命地往前擠。
“請春橋同誌指示！”“這姚文元蠻胖的嘛！”
“別鬧，聽不見！”
張春橋平靜地開了口：“我有一個建議，好不好讓我們坐下來談話？不要讓康平路那邊撈稻草，說造反派就是這個樣子。”
又一陣雷鳴般的掌聲。人們就勢兒坐下，有的人還掏出筆記本作記錄。人們迫切地希望聽到北京的聲音，聽到中央文革的“號令”。
張春橋搖晃著一根手指頭說，“你們經過幾次艱苦的戰役，打開了局麵。康平路的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就癱了，上海再也不是陳丕顯、曹荻秋的上海了！現在，你們都當了司令、頭頭，上海的事，要由你們說了才算！所以，中央文革讓我和文元同誌來找你們……”
張春橋的話還沒說完，王洪文就站了起來，亮出嗓門喊道：“向春橋同誌致敬！”
稍平靜了片刻，姚文元眨著眼，插嘴說：“讓我們來找你們了解一下上海的情況。”
“大家想些什麽，我們可以及時報告毛主席。”張春橋推了推眼鏡又說下去，“這兩天，中央文革對群眾接管報社這種‘創舉’有一個說法，大家注意到了沒有？”
“注意了！”不知誰冒了一句。
人群中又有人嚷道：“媽的，公安局門口在打架，一派要衝進去接管，一派不讓，究竟怎麽回事？難道要我們去看守勞改犯？”
張春橋喝了口水潤潤嗓子，朝大嚷的人望了一眼，說：“我看衝掉了好！好人衝公安局，是去抓壞人的；壞人衝，就暴露了。同誌們呐，不能接管，要奪權，一定要奪權。”
張春橋話鋒一轉，又說：
“江青同誌曾同市委談過，願意作他們的參謀，隻要他們肯站過來。他們不聽，去聽什麽人的話了？要跟劉、鄧路線走下去嘛。他們對中央文革陽奉陰違，施加壓力，視造反派為仇敵。我在想，市委不會罷休的，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中奪回來！上海的桃子熟了，我們要伸伸手，跳一跳，把它摘下來！”
“對！”不少人跟著嚷道。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爺拉下馬！”
“我想問一個問題。”張春橋豎起一根手指，說“大家能不能把上海市委攻下來？”“能！”造反派們轟然回答。
“好，很好！我和文元同誌完全支持你們的觀點。”
桃子熟了
1967年1月3日夜。
北京平安裏三號，《解放軍報》社辦公樓。
一輛從北京大學馳來的轎車，借著夜色，載著三男一女，悄然在報社門前戛然而止。四人下了車，直奔二樓的一間會議室。
不一會兒，張春橋、姚文元穿著一身草綠色的軍裝走了進來。眾人一見麵，立即“親熱”地握手。
原來這三男一女，分別是從上海來的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和聶元梓。王洪文、聶元梓是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老熟人。這陳阿大和廖祖康是幹什麽的？
王洪文向張、姚介紹道：陳阿大25歲，原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現在是我的小兄弟，工總司常委；廖祖康18歲，國棉十七廠技工學校的學生，現在是我的秘書。
介紹了兩個“保鏢”後，王洪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說：“春橋、文元同誌，現在上海群龍無首，隻有你出馬了，否則，很難有人壓住陣腳！”王洪文誇大其詞地匯報。
“是的，我們準備再去上海，如果不去，機會就錯過了。”
“你也馬上回上海――現在上海到了關鍵時刻。”姚文元對王洪文說道。
就這樣，決定發動“一月風暴”的密談，在北京《解放軍報》社二樓悄然進行著……
翌日，出現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匯報》突然用整版篇幅發表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的造反宣言《告讀者書》，宣告他們已經接管了報紙，要把《文匯報》辦成一張“革命造反的報紙。”
1月5日，上海《解放日報》也被奪權。《文匯報》發表評論說：“這個權奪得好”。“革命，就是要奪權。”
就在《文匯報》撒向四麵八方之際，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坐著飛機，又一次回到了上海，飛機一降落在上海機場，他們就鑽進轎車，直奔興國路上高牆圍繞的興國招待所。
他們一住進招待所，頭一樁事情便是打電話給“丁香別墅”的徐景賢。
張春橋和姚文元對徐景賢指示道：“一月是關鍵的一月，對市委也不必再抱什麽幻想了。”“陳、曹的垮台，已經是大勢所趨，我們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陳、曹之後，在上海建立嶄新的政權，而你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將是新政權的工作班子……”
張春橋的一席話，使徐景賢陷入無限的興奮之中，“工作班子”，意味著自己手中不光握有筆杆，而且要掌大權。
緊接著，第二天，張春橋、姚文元又與王洪文、潘國平密談，給工總司布置了“任務”。
第三天，也就是1月6日，在張、姚的精心策劃下，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聯合召開了十萬人大會。批鬥了市委、市人委的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等，並把全市幾百名高級幹部揪到會場陪鬥。
大會宣布3項通令：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長；勒令陳丕顯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組上海市委。
大會通過電視向全市轉播。徐景賢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長篇講話，而“主角”並未出場――張春橋、姚文元躲在興國招待所裏，目不轉睛地看電視……
大會結束後，上海外灘的一幢十幾層大樓上，出現四條從頂至底的紅色巨幅標語，據說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聲”。上海，一下子為之轟動了。這四幅標語是：
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
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上海市市長！
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上海市副市長！
這四條大標語掛出之後，上海人為之瞠目結舌：張春橋、姚文元什麽時候已經成了上海的“總管”？不然，怎麽來個“歡迎”呢？
原來，那大標語是工總司掛的，而標語字句都是徐景賢擬的；所謂“上海人民心聲”，竟是張、姚教唆的結果。
四條大標語一下子傳遍了上海灘。
1月8日，張春橋籌建全市性的政治機構。此時，“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了鐵路、海港、長江航運、郵電等單位的領導權。張春橋說：“火線指揮部，又稱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到了1月12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張春橋和姚文元在萬眾“鼓噪”聲中，又作了“重要講話”。
張春橋走到話筒前，一口氣講了好多個“們”，好多個“革命”。
“上海的革命工人，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同誌們，紅衛兵小將們，同誌們，戰友們：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問大家好，向你們致最熱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緊接著，他又來了一番“謙虛”：
“同誌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姚文元同誌和我到上海來，是來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是來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的，是來當小學生的……”
其實，“小學生”雖“小”，口氣卻大得很。
1月14日，張、姚控製的《文匯報》發表了《死了張屠戶，不吃混毛豬》的社論，提出：“造反派要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統統地從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手中把權奪過來”的口號。
不久，張春橋就將上海的領導班子拚湊好，並報告了陳伯達。陳伯達點撥他：“毛主席正在考慮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單。”
善於投機的張春橋立即明白過來，馬上找來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座談，提議把新建的機構叫做“上海人民公社”。並把自己在上海的奪權，稱為“一月革命”。
張春橋自己宣布對自己的任命：
“根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建議，並且得到發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同意，姚文元同誌和我兩個人即日起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工作……”
正當張春橋、姚文元做著美夢，準備摘上海這個“桃子”時，一場突出其來的“炮打”差一點使他跌入黃浦江。
1月25號，張春橋遭“炮擊”
在上海的紅衛兵之中，全市性的組織有四個：紅上司、紅三司、炮司和紅革會。其中紅革會的名聲最大，力量最強。它的核心是複旦大學的紅衛兵。有關紅革會的厲害，不少人在《解放日報》事件中領教過。
1月24日夜，興國招待所的電話聲不斷，令張春橋、姚文元吃驚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委！”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政府！”
“紅革會奪走黨政機關的23顆大印章。原來，紅革會的一幫年輕人，眼看上海大權就要落到張、姚手中，情急之下，便來個先下手為強，發動突然襲擊，奪走了23顆印章。”
他們認為有了這23顆木頭疙瘩，上海“奪權”便宣告成功，於是，這幫幼稚的年輕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貼滿了《奪權通告》。
“哼！”當張、姚聽到這些消息，鼻孔裏發出了不屑一顧的聲音。
他們給徐景賢打了個電話，叫他出麵處理此事。誰知徐景賢自恃“後台硬”，並不把紅革會放在眼裏，一見到紅革會的頭頭就威脅道：
“你們還是早一點把那些大印交出來。要不，我們會對你們采取革命行動……”徐景賢的話，惹怒了年輕氣盛的紅革會頭頭。
1月26日，紅革會舉行常委擴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先幹掉徐景賢徐老三，再幹掉張春橋張老大，姚文元姚老二！
1月27日夜，紅革會的小將們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突然把前來談判的徐景賢“連拖帶拉”，塞進一輛吉普車。
紅革會的這一舉動，立即把張春橋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命令自己的心腹，上海警備區的一個師政委徐海濤，到紅革會總部把徐景賢搶回來。
徐海濤帶領四個摩托排，一個步兵連，像鐵桶一般包圍了紅革會總部大樓。經過一番折騰，並沒有搶回徐景賢。
當徐海濤率領部隊離去後，擁有6萬之眾的紅革會小將們憤怒了。怒火朝張春橋、姚文元噴去。他們在上海街頭，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標語：
“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
“警惕反革命兩麵派！”
“張春橋算老幾？”
“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小組！”
“堅決反對張春橋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當第二書記！”
“打倒張春橋！火燒姚文元！”
……
一條條大標語，如同一發發炮彈，直落進興國招待所，把張、姚炸得膽戰心驚，如坐針氈。張春橋畢竟有“政治鬥爭”經驗，鎮靜下來後，他決定和姚文元一同入紅革會的“虎穴”。
1月28日下午，紅革會的頭頭雲集上海市的“中蘇友好大廈”，準備召開全市性的“炮打張春橋大會”，組織十萬人的“炮打張春橋”大遊行。
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晚上，氣氛熱烈，當眾人正準備離去時，張、姚各帶一名秘書來了。頓時，會場熱鬧開了，小將們有的打開《毛主席》語錄；有的直呼“張春橋”其名，張春橋的臉由紅轉黃，由黃轉灰，由灰轉白。
小將們如同排炮似的，向他發出一個又一個炮彈；
“你說，舊上海市委是修正主義的。你也是舊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你難道不是修正主義嗎？”
“你為什麽鎮壓‘紅革會’？”
……
從晚上7點，一直鬥到淩晨1點，整整6個小時！小將們抽走了他們的椅子，叫他們站在那裏，叫他們低頭認罪。這兩個“造反派”，第一次嚐到了批鬥的滋味。
等張、姚灰溜溜地從紅革會那兒溜走後，為了擺脫險境，掃除障礙，使出了渾身解數。29日淩晨，他們向北京的江青緊急呼救……又告誡徐海濤，隨時準備鎮壓遊行隊伍。與此同時，他們還密見了王洪文，告訴他工總司怎樣去對付紅革會。
1967年1月30日，上海氣溫驟降。
紅革會在街道兩邊已經貼好“打倒張春橋”的遊行橫幅在寒風中索索瑟瑟作響。
原定上海十萬人“炮打張春橋”大遊行在上午8點開始。可是，清晨6點，幾十輛工總司宣傳車駛上街頭，幾萬工總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張春橋”標語紛紛被“中央文革特急電報”所覆蓋。
紅革會“炮打張春橋”的遊行流產了。與此同時，在強大的壓力下，紅革會也被迫於當天上午釋放了徐景賢。
張春橋和姚文元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他們終於轉危為安，勝利了。
摘到桃子
終於，張春橋、姚文元夢寐以求的一天到來了。
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上，舉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登上主席台，會議宣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張春橋還發布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號通令”：
凡是反對“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辦”。
最後宣讀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百分之百地奪……
從此，上海就落進了這夥陰謀家手中，蒙塵近十個春秋。
張春橋在上海摘到“桃子”後，立即將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報告了毛澤東。
他在《給毛主席致敬電》中說：
“我們捧著紅彤彤的語錄，向您老人家報喜來了。我們把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風雨中誕生了。”
“是您，親自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首創精神……”
張春橋滿以為這一地方國家機構的名稱，會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實際上，他們完全想錯了。
1967年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把張春橋、姚文元叫到北京，先後三次找他們談話，對“上海人民公社”提出質疑，毛澤東說：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的一係列問題，你們考慮沒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麽？這樣就改變政體問題，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緊跟著還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蘇聯就不會承認，因為承認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麽出了中華人民公社？它不好。”
毛澤東又說：“如果叫公社，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裏呢？因為公社裏有黨員，有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裏麵有黨員，有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終究還是有個黨嘛！”
為此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
這樣，上海人民公社在2月23日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
繼上海奪權後，全國很多省、市掀起了奪權熱潮。
最先積極響應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負責之一劉格平，在北京經康生麵授機宜之後，回太原組織了“山西省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月22日，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山西省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
第二個起來響應的山東省，帶頭造反的是原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王效禹為什麽有如此大的膽子呢？原來他有一條內線。
這條內線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康生本姓張，是山東諸城縣人，他和前妻有一個兒子名叫張小石，“文化大革命”前此人在青島市任中學校長。
1月19日，王效禹派張小石到北京摸底。康生故意裝模作樣，由王力、關鋒陪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自己的兒子張小石，讓他轉告王效禹“要立即奪權”。得到了康生的旨意，王效禹於1月22日奪了青島市委的權，接著又率眾奪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權。
第三個起來響應的是貴州省，為首的是李再含。“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通過寫密告信等方式同江青等人掛上了鉤。有人支持，就起來造反，奪了貴州省委，省人委的權。
第四個起來響應的是黑龍江省。原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得到了由毛遠新為骨幹的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支持，成立了紅色造反革命委員會，奪了黑龍江省委的權。
這四個省加上上海市構成了1967年全國奪權的第一個大浪潮，在全國造成了全麵奪權的形勢，使整個神州大地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
到1968年9月，經過20個月的所謂“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