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三）
> 第一節 “文革”導火線
第一節 “文革”導火線
一位領導同誌把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告訴了吳晗，並鼓勵他多寫些這方麵的文章。
吳晗與彭德懷既無工作上的關係，又素無私人往來。
一心想樹起“京劇革命”這麵旗幟的江青，瞄準了反響很好的《海瑞罷官》，磨刀霍霍……
她就提出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
王光美點了點頭，提著暖水瓶退了出去。
林彪的鼻子漲動了兩下，蒼白的臉上出現了紅暈。
吳晗入獄後，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海瑞罷官》成了導火索
50年代末期，世稱大躍進的年代。整個民族好像處於極度的亢奮狀態之中。人們“解放思想”，恨不得一夜之間進入他們所簡單理解的共產主義。
當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都是流行口號。特別是某些領導幹部，也在“熱氣”中飄飄然起來。為了追求高指標數字――放“衛星”，不惜弄虛作假，惟浮誇是榮。
麵對這些怪現象，1959年初，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對不敢講真話、實話的不良思想作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應當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
一次毛澤東在看《生死牌》時，又說，海瑞敢講真話，要多宣傳海瑞的剛直不阿精神，找幾個曆史學家研究一下。
事後，一位領導同誌把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告訴了吳晗，並鼓勵他多寫些這方麵的文章。
吳晗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兼北京市副市長，中共黨員，著名曆史學家。對《明史》素有研究的他，自然欣然從命。誰知，一個劇本竟使他家破人亡。
學富五車，才高八鬥的他，很快就寫出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用劉勉之的筆名，發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上。
同年9月，吳晗又寫了《論海瑞》。時值廬山會議閉幕，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晗與彭德懷既無工作上的關係，又素無私人往來。寫作中，由於知識分子小心謹慎和對政治運動不可測的恐懼心理，為了避嫌，吳晗在《論海瑞》一文的末尾特地加上幾段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話，以示與彭德懷“假冒”海瑞劃清界限。
《論海瑞》及其後的《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很受讀者好評。
這些讀者中，有北京京劇團的著名演員馬連良等人。他們來找吳晗，請他講海瑞，談完之後，又進一步想請吳晗把海瑞的事跡搬上京劇舞台。
吳晗愉快地允諾下來。但是寫什麽，怎樣寫？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沒個底，寫了幾次，吳晗自己都予以否定。
正當吳晗躊躇時，馬連良又不斷托人轉告，要他一定寫出來。於是，他索性試著寫戲，費了不少力氣，終於搞出個底稿，交了底稿，吳晗如釋重負。
京劇團的朋友們看過之後，提了一些寶貴的意見，鼓勵他重寫。幾易其稿，寫成了劇本《海瑞》。
事後，吳晗說：“我不懂戲，也不大看戲。特別是國粹京戲，雖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學學習的時候，卻一次也沒有看過。可以說，自己對京戲是個道地的門外漢，但外行和內行的界線是可以打破的。隻要敢，總可以多少做一點事，當然，成績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敗，那是另一回事。”
這位曆史學家終於“破門而出”，一腳踏進戲劇界的門檻。
《海瑞罷官》原稿名《海瑞》。在創作時，吳晗想取海瑞生平的一個片段，為了避免與以往海瑞戲有重複，就選定了海瑞54歲那年，任應天巡撫7個月中除霸退田的故事。劇本從創作到第7稿完成，花去了近一年的時間。
情節在不斷修改中有不斷變化。
如第二稿，許多人認為有曆史事實，但沒有戲味，缺少高潮，階級矛盾不尖銳。至第四稿，劇本主題為海瑞勒令強奪民田的豪強“退田”，招致反對，罷官回家。有人認為海瑞這種“退田”做法隻能暫時緩解民間疾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改良主義，沒有現實意義。
於是第五稿改為以除霸為題，把“退田”作為陪襯，以示革命性。
劇本的結尾原也是按照曆史事實，讓海瑞罷官後，再複官，重新穿上大紅袍。有人認為這也是俗套，似乎不夠革命。最後改為海瑞處死惡霸頭目徐階之後，舉印離任。
從這個劇本主題確定過程中可以看見，這裏沒有絲毫企圖影射現實的影子。
這個稿本定稿後，吳晗將其送到好友、植物學家蔡希陶手裏，他仔細地閱讀後，認為劇本隻是寫海瑞一生中的一件事，劇名叫《海瑞》不夠貼切，於是大筆一揮，在封麵上“海瑞”旁邊又添上了“罷官”兩字。
《海瑞罷官》上演後反應很好。
廖沫沙以繁星筆名發表致吳晗的公開信，他歡迎吳晗“破門而出”。並提出一個理論問題請教吳晗：曆史真實與戲劇真實之間的關係如何？另一曆史學家侯外廬，也以常談為筆名，發表自己的曆史劇觀。
曆史學家動手寫戲，且反響強烈，很快引起了史學界、文藝界的注意。新聞媒體很快展開了關於曆史劇問題的討論，也引起了清宮問題的熱烈爭鳴，學術領域頓時熱鬧起來。
吳晗感到欣慰的同時，也異常地謙虛。他把自己的劇本比作一塊磚石，說可以拋磚引玉，一石激起千層浪。當然這種想法僅就學術而言。
與此同時，吳晗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心想樹起“京劇革命”這麵旗幟的江青，瞄準了反響很好的《海瑞罷官》，磨刀霍霍……
一場暗中有組織、有計劃地準備在《海瑞罷官》上打開缺口的陰謀開始了。
這個陰謀，要從1965年2月，江青的上海之行說起。
從1962年起，長期稱病賦閑在家的江青，不甘於寂寞，開始出麵過問文化藝術方麵的工作。她一出馬就“不同凡響”，一口咬定舞台、銀幕上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阻力很大”。
因此，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在此之前，她就提出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後在北京找了兩位筆杆子去寫，也被婉言拒絕。
到上海後，她找到了上海市委副書記張春橋，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他。沒多久，張春橋便為江青物色到了一位“高人”，此人就是號稱“棍子”的“理論界新星”姚文元。
江青是怎樣結識上張春橋？而張春橋為何又物色上姚文元的呢？
這要從1963年的上海元旦聯歡會說起：
這天，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出席了聯歡會，並發表了講話。他根據當時的形勢說：
“最近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電影《李雙雙》，還聽人說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戲寫的都是解放以後十三年來的現代生活，這很好，很值得提倡。”
說到這，柯慶施又加以發揮道：
“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裏，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作品。”
本來，這樣一段話，也沒有什麽大錯。但是，他繼續發揮，那就走向了“左”的極端：
“今後在創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一下子把曆史題材以至革命曆史題材，全部一刀砍光。
柯慶施的講話，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雖然住在中南海，卻常常不聲不響地往上海跑。她來來去去，行蹤惟有上海市交際處、上海鐵路局公安處和上海錦江飯店保衛處知道。
這年二月下旬，江青又一次來到上海。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柯慶施來時，帶來了張春橋。盡管在此以前張春橋對江青並不陌生，但這一次會麵，對於張春橋來說，是曆史性的。因為從此以後，江青的印象中，有了張春橋。
至於張春橋為何物色上姚文元寫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裏麵也大有來頭。
姚文元於1931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在上海滬新中學高中理科二年級甲班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解放後，姚文元擔任上海廬灣區團委宣傳部幹事，住在機關集體宿舍裏。無巧不成書，廬灣區團委的集體宿舍，距張春橋的家，僅相距不過幾十米。
受家庭影響，姚文元自小就做著作家夢。咫尺之內，住著當時堂堂的《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張春橋，姚文元便去拜訪。
一來二往，“左”得可愛的姚文元，很快便被張春橋看上了。
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展之後，從這年5月7日起，《解放日報》在短短十天之內，連發姚文元4篇批判胡風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風英雄”。
1957年夏天，當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悉要“反擊右派”時，即將這一消息轉告給了姚文元。姚文元急急趕寫了《錄以備考》一文，發表於這年6月10日的《文匯報》。
當時天天在注意著《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的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非常讚賞，囑令《人民日報》於6月14日在頭版轉載，還配發了《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社論。於是，《錄以備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
年紀比張春橋小14歲，由張春橋扶植起來的“文藝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張春橋更早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1958年7月1日，當《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創刊，經張春橋提議，柯慶施點名，姚文元調入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論刊物，擔任編輯部的文教組組長。
當《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後，張春橋便又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報》擔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至此，姚文元更加起勁地揮舞著棍子，四處點火，一時間，威震中國文壇。
而張春橋也步步高升。由《解放日報》總編輯，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候補書記。到了1965年，又榮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成為上海舉足輕重的人物。
姚文元對張春橋言聽計從。張春橋要寫什麽批判文章，往往動動口，而姚文元則要動筆。點子，張春橋出；文章，姚文元寫。
兩人成了“密切合作”的夥伴。
姚文元受命於江青和張春橋之後，便開始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精心炮製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
從那以後，原本文章不斷見報的姚文元，忽然變得沉寂起來，難得在報上露上一麵。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經異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做出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了判斷：“姚文元一定在寫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側擊了一陣子，姚文元連一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姚文元在寫作中，也遇到了麻煩。這就是，他對明史一無所知。不懂，又怎麽寫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呢？
於是，他隻好偷偷找人來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關資料。
在修改過程中，張春橋又幫大忙了！他特意找了幾個心腹“筆杆子”參加討論。當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將《海瑞罷官》中“退田”等問題與現實政治鬥爭聯係起來的說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些？張春橋和姚文元都莫測高深地不置一辭。
1965年11月10日，在中國曆史上，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
姚文元的洋洋長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上發表了。
這，不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裏程碑”，也是張春橋一生中的大事，而且成了江、張、姚結幫的契機。
當人們莫名其妙或漫不經心地翻閱著手中帶有油墨味的《文匯報》時，誰也不曾想到，這場拉開帷幕的“曆史劇”大批判，竟是一場把偌大中國攪得沸沸揚揚、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而且使華夏大地幾乎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留下了深刻創傷的政治動亂的前奏。
有關此文的寫作經過，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有詳述，現摘錄如下：
……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判。我還要批判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啊！我們組織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刊登……
江青的講話，是掛著毛澤東的牌子，幹自己想幹的事。由此可見，她隻有仗著毛澤東的崇高聲望，才能擊敗任何對手。
江青、張春橋“釣魚有術”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之後，江青和張春橋對上海和北京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政策。
在上海。
雖說張春橋曾是《解放日報》的“老板”，姚文元又是那兒的文藝部主任，但深謀遠慮的張春橋卻選擇了《文匯報》來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用張春橋自己的話來說：“《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出麵不方便。《文匯報》是一張民間色彩的報紙，便於‘開展討論’……”
怎麽討論？這裏麵又大有“文章”。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引蛇出洞”、“圍城打援”、“圍而不殲”，然後“聚而殲之”。其目的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展開一場空前的“橫掃”、“圍殲”。
在姚文發表的最初20多天裏，除北京、湖南外，全國各種新聞媒體或紛紛轉載，或大造輿論，聲勢不可謂不大，但是大煞風景的卻是應者寥寥。人們對文藝界中聲色俱厲，上綱上線的過火批判早已習以為常，對此未予重視。
結果，在這20多天裏，《文匯報》僅收到3篇有關《海》劇的稿件，其中一篇還是對姚文元的尖銳反駁。
這樣冷冷清清的局麵，與最初的想法差距太大，這怎麽了得！為此，從11月上旬到12月上旬，張春橋下令，在《文匯報》上開辟討論《海劇》的專版。專版上除發表了一些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外，還重新發表了《海瑞罷官》的劇本及吳晗的一些舊作。
張春橋親自為專版寫了兩個《編者按》，並告知有關人員，一定要連續登載6天。
在兩個《編者按》中，張春橋掏空心思，大談貫徹“雙百方針”，提出要“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它提出的一係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使社會主義文化“百家爭鳴”、“繁榮昌盛”等等。
張春橋依然放心不下。
12月10日，他又找到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命令他親自出麵，召開一個有關《海瑞罷官》的座談會。會前，張春橋對楊永直說：
“我們現在要‘放’，如果別人不敢提相反意見，你可以先表表態，就說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你帶頭一講，別人就敢講了。”
張春橋的這一段話，是多麽的“含蓄”，多麽的“藏而不露”啊！然而，收效甚微。近幾年來，文藝界、知識界的風風雨雨，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學者、專家們知其來者不善，采取了虛與應付的態度，很少有人認真對待。
“蛇”未出“洞”，“魚”未“上鉤”，怎麽辦？張春橋在鏡片後的眼睛又眨動了……
12月31日，他又指令《文匯報》出麵召開上海史學界、文藝界部分人士座談《海瑞罷官》。會前宣布，此次討論是內部討論，不登報、不發表、暢所欲言。會上，周穀城、周予同等紛紛發言，不同意姚文元批《海》劇中的上綱上線的提法。
當會議結束時，主持人突然宣布，把討論記錄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學者們大嘩，連連驚呼“上當”。
看到會議紀錄，一貫表情嚴肅的張春橋微微一笑：“蛇出洞了。”
這些還不夠。張春橋、姚文元又指示《文匯報》駐北京記者，在京滬兩地通過專訪、開座談會等方式，收集知識分子的反映。收集來的情況，立即被刊登在《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上。
為了防止人多嘴雜，張春橋又下令縮小《文匯情況》這個小刊物的發行範圍，控製發行數量。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這份小刊物連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都不在分發之列。
按照張春橋的要求，《文匯報》又另辟了一個保密的排字、印刷車間，人員都要經過嚴格審查。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恩來看到了載有《海》劇討論的《文匯情況》。張春橋十分驚慌，立即下令《文匯情況》不再保密，不再登載討論情況；改出不編號的《記者簡報》，專門反映討論情況。刊頭上印有“絕密”二字，每期限印12份，由張春橋親自分發。
其實，這些材料主要是送給北京的江青，並由她轉送給毛澤東。
這兩份刊物成為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了解、判斷知識分子和學術界動態的一個重要依據和渠道。
“文革”中，張春橋曾很自豪地說，毛澤東非常愛看這些材料，每天都要。
上海如此“轟轟烈烈”，北京方麵又如何呢？
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十分震驚。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宣傳、文化、教育工作的鄧拓，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以及《北京日報》總編輯範瑾等開會研究“轉載”問題。當時決定，先向《文匯報》了解情況，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澤東定的，《北京日報》就登，否則就不登。不久，《文匯報》的回話來了，說江青、張春橋下令，暫時向北京、中央保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負責人也打電話向上海市方麵詢問，也是杳無音訊。
怎麽辦？鄧拓立即決定請示正在外地開會的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
彭真匆匆忙忙返京後，立即著手處理“轉載”的問題。
彭真一到北京後，就對秘書說，給我準備一份11月10日的《文匯報》，馬上送到我的辦公室。
彭真來到辦公室，秘書早已把11月10日這天的《文匯報》放在他的寫字台上。他急切地拿起報紙，《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行大字標題，像炸彈般地跳入他的眼簾。
他幾乎是一口氣看完了這篇“雄文”。
倏地，彭真站起身來，猛地一拍桌子，墨水瓶震翻了，黑色的墨水立即把報紙染成一片。他擦都不擦，猛地又推開窗戶，氣憤地說道：
“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的學閥腔調！”
“不行，通知北京各報，一律不準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他又拿起電話，對有關部門指示道：
“凡是有點名批判的消息和報道，要向市委請示，拿出點黨性來！”
的確，本來姚文元的文章未經中央主管部門的批準，就點了一位知名學者、北京市委負責人的名，並把問題說得聳人聽聞。而身為北京市的一把手，又兼“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事先竟毫無所知，怎能不氣憤呢？
彭真的這一決定，很快就被江青知道了。她也異常氣憤，便把這一消息，又告訴了毛澤東。
她添枝加葉地說：“北京封鎖姚文，扣壓左派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是有組織、有預謀、有步驟的陰謀。”
毛澤東聽後生氣地說：“我就不相信北京成了他們的天下，他們想搞獨立王國，好吧，我們較量一下嘛！”
毛澤東大手一揮，下令上海立即將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冊子，並由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因為此事，毛澤東對北京市委、中宣部的不滿迅速加深。
到11月29日，《北京日報》不得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中央日報又停了幾天，才先後轉載。
根據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姚文元的文章放在學術欄上發表，題目加上周恩來親自審定的編者按，竭力把這場“火藥味”很濃的鬥爭，局限在學術範圍。
“轉載”風波過去了，但是從這時起，在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中，出現了兩個領導中心。一個是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中宣部，這裏麵的人員有陸定一、周揚等；另一個是以江青、張春橋為首的“上海幫”。
劉少奇說：以勢壓人，我不讚成
就在圍繞“轉載”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中南海的“福祿居”庭院裏，還有一個人正聚精會神地讀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他一會兒站起來，思索著；一會又坐下去，眉間緊鎖。
他，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所住的“福祿居”，是清代同治皇帝居住的地方。這裏離毛澤東的住處不遠。
“請找一本《海瑞罷官》原文來。”劉少奇對走進來的秘書說。
秘書找來一本1961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海瑞罷官》。劉少奇認真、仔細地閱讀著。
他房間裏書墨味甚濃，古典的，現代的，各種各樣的書應有盡有，寫字台的旁邊是一張寬大沙發，窗戶上掛著絳色的絨窗簾。正當他陷入沉思的時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提著水瓶進來了。
王光美給他的杯子裏加滿水，趁著他喝水的工夫，輕聲說：
“彭真同誌剛才打了電話，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
“你怎麽回答他的？”他突然睜開眼，望著王光美。
“我說，少奇同誌可能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也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麽意見。”看了劉少奇一眼，王光美又補充道：
“你看我這樣回答，行嗎？”
劉少奇站了起來，緩緩踱著步，好像是在回答王光美的話，又好像是自言自語：“現在隻能這樣回答。《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講話要格外慎重！”
他頓了一下，又說：“從我心裏講，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不好，缺乏一定的事實依據，以勢壓人，我不讚成這樣做。這是一場筆墨官司，我們都要謹慎為好。”
“那要不要給彭真回個話？”王光美看著丈夫的表情問。
“我看還是不要了。北京市委有什麽意見，讓他們按正常的組織程序辦吧！我們不要亂插手。有些事，恩來、小平他們會處理的。”
王光美點了點頭，提著暖水瓶退了出去。
劉少奇深深吸了一口氣，走到電話機旁，看了看這部紅色的電話，又走到門口，把房門關緊了些。他撥了一串號碼，說：
“請給我接主席辦公室，我要同主席講話。”
大約過了幾分鍾，電話通了，講話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江青。隻聽江青說：
“主席已經休息了，你有什麽話請講，我代轉告主席。”
劉少奇猶豫了一下，“等主席醒後，你告訴他一聲，就說我給他來過電話。”說完，輕輕地放下電話。
劉少奇閉著眼睛坐到沙發上，搖了搖頭，過了好大一會兒，才說：“我心裏悶得慌，光美，我要休息了。”
又跳出幾個“殺手”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的第4天，即11月13日，毛澤東的專車駛離北京。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於11月19日抵達上海。毛澤東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12月21日，杭州。
毛澤東興致頗高地在此召見了陳伯達、胡繩、關鋒、田家英等人，並作了長談。
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了戚本禹在此之前，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其標題是《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文中影射地批判了吳晗等人。毛澤東的談話內容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篇，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的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40天的娘，我罵你們20天的娘還不行！人就是要罵娘的。
毛澤東大加讚賞的戚本禹又是何人呢？
戚本禹原來平常的很，隻是兩年前，他寫了一篇《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斷定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引起了學術界和史學界的反響。正當人們紛紛批駁他的時候，毛澤東卻在他的文章上指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這樣，戚本禹的身價一下子抬高了。
這次，當戚本禹又聽到毛澤東的讚語時，激動得熱淚盈眶，立即加入了批《海瑞罷官》的行列。不久，他又趕寫出了另一篇“檄文”，《〈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此“檄文”跟姚文元的“雄文”形成了南呼北應之勢。
這樣，北京也有了“殺人”的“筆杆子”。
與戚本禹幾乎同時，另一位以筆當“刀”的人物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他就是關鋒。
關鋒1919年生，19歲時就當上了中共樂陵縣委書記。愛寫雜文。1956年，他到北京進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來到了陳伯達、康生身邊。《紅旗》創刊後，他的文章經常映入毛澤東的眼簾，頗受毛澤東的好評。
戚本禹和關鋒的文章，送到中宣部時，卻遇到了麻煩。
經過是這樣的：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在北京召開三報三刊會議，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會上，他根據彭真指示，指出有關三報三刊學術批判的稿件，要審查。尤其是一些批《海瑞罷官》的文章。
這麽一來，戚本禹、關鋒兩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當然被壓下去了。
戚、關所謂“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罷官》跟彭德懷聯係起來，說“海瑞就是彭德懷”。戚、關見“大作”被壓，便越過許立群，直接把文章的清樣送至彭真處。然而，彭真的秘書給他們的回答是：“彭真同誌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戚、關碰了一鼻子灰，隻好作罷。直到幾個月後，彭真受到批判，他們的“大作”才同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
戚、關的“攻要害”的文章發表後，上海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長長地出了一口“惡氣”，而中宣部、北京市委的壓力驟然增大了。
1966年，風雲突變的前夜。
3月28日，從北京飛來的一架飛機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橋機場。從飛機上走下一人，他戴著一副紫色邊框眼鏡，留著小胡子，頭發已經花白，額頭上有著深深的皺紋。他就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對外聯絡的康生。
康生此行，是為了向再次來到上海的毛澤東，匯報最近中日兩黨代表在北京會議的情況。
“主席，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再三堅持，不願在兩黨聯合公報裏點名批判蘇共。”康生向毛澤東匯報。
“少奇同誌的意見呢？他在出國以前，是怎麽處理的？”毛澤東抽著煙，問道。
毛澤東離京後，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兩天以前，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訪問去了。
“少奇同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認為應該尊重宮本顯治的意見。”康生答道。“那就不必發聯合公報了吧。”毛澤東的臉上，出現了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記下毛澤東的話，連聲說：“好，遵照主席的指示辦。”
至此，康生此行的任務已經完成。然而，康生卻不罷休，他開始“搗鬼”了。
他壓低聲音說：“主席，還有一點情況，要向您匯報。”看著康生神秘的表情，毛澤東便問：“什麽事？”
“是這樣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傾，低低地說：“3月11日，彭真同誌讓許立群打電話給楊永直（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麽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裏去了？”
康生，這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成員，此刻卻在背地裏向毛澤東告組長彭真的狀。
毛澤東聽完康生的話，猛吸一口煙，久久不發一言。康生憑借著多年與毛澤東打交道的經驗，知道自己的“鬼”搗成了――倘若毛澤東聽不進去的話，會立即予以反駁的……
果然，毛澤東撚滅了煙頭，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如果再包庇壞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彭真還要向上海市委賠禮道歉。”
康生滿意地飛回了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京開會，康生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在上海發布的“最高指示”。書記處還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向全黨下達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要從江青等人2月2日在上海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說起。
江青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以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人談談為名。先是整理出了一份《匯報提綱》。由於太簡單、太粗糙，不能令人滿意，又請了陳伯達、張春橋幫助修改。兩位“大秀才”為江青捉刀，前前後後改了8稿，內容從最初的3000多字增至10000字。改好後，江青又把《紀要》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頗為重視，親自作了11處改動。內中最為重要的改動是在原文“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句之後，毛澤東加上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
毛澤東“覺得可以了”，《紀要》也就可以定稿了。這時又送到林彪手上，於是變成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分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不久《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
就在上海“座談會”寫出《紀要》的同時，北京也寫出了《二月提綱》。《二月提綱》始於2月2日的北京五人會議上。
北京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是1964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的，負責指導當時正在開展的學術批判。這五人是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五人小組寫出了《五人小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和《紀要》是針鋒相對的。主要是針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亂而提出的一係列政策性的意見。
大致內容是說：要堅持實事求是，真理麵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采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等等。
2月5日，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等人專程到武漢，向已到那裏的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詢問了一些問題，沒有說不同意發表。
2月20日，《二月提綱》也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全黨。
到了這年3月份，發生了前文提到的康生告密的“電話事件”。這樣，“帽子”便壓來了。
最初是張春橋的“高見”，他說：“‘電話事件’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張春橋一上綱上線，江青又火上加油――迅速向毛澤東告密。事情複雜了。
這時的康生，也見風使舵了。他反戈一擊，說他是反對《二月提綱》的，開始攻彭真，批《二月提綱》。
本來夠複雜的情況更複雜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發表重要談話了。
他嚴厲地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說他們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
又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還說，吳晗、翦伯讚是學閥，上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批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寫作的《三家村劄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的這些話，批判了《二月提綱》，使彭真、陸定一等人下台已成定局。
到了4月中旬，康生又開始活動了。他從北京打電話給在陝西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告訴他，主席令你趕緊回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通知怎麽起草呢？康生想到了另一位“筆杆子”――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
王力，江蘇淮安人，1923年生。當時不僅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還兼《紅旗》雜誌編委。他參與了許多黨、政、軍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人稱“文革”理論家。
王力接受任務後，開始起草。他起草的通知隻有一句話，內容是：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
通知草稿急送毛澤東。毛澤東看畢，不高興，覺得內容太簡單了。他以領袖的高度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當是理論性的。”
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是，通知不隻是告知全黨撤銷《二月提綱》，而是應當在通知中從理論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另外起草一個通知。
陳伯達覺得獨力難以承擔重任，要求同王力一起寫。於是，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
兩人絞盡腦汁，幾度易稿，修改後的《通知》，再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
毛澤東讀後，仍不滿意，以為太簡單。於是，經毛澤東提議，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為陳伯達，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10人。
這時，風頭正盛的姚文元，雖然寫了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但由於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員中沒有他的份。
起草小組每完成一稿，都要由張春橋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修改。改畢，再派人送給張春橋，張春橋簡直就像“秘書長”。
4月24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基本通過了《通知》草稿。5月4日，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通知》進一步討論。此次會議由不久前從國外訪問歸來的劉少奇主持。毛澤東沒有出席，他仍在杭州。
會上，彭真、陸定一成了攻擊的主要目標，加上已經遭到批判的羅瑞卿，還有為“竊聽器事件”蒙冤的楊尚昆。他們成了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遭到撻伐。
在一片“討伐”聲中，終於到了1966年5月16日。
這天，這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發往全黨，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如今，人們常說的“十年浩劫”，具體地說，是從這一天算起，到1976年10月6日止。《五・一六通知》下達後，彭真被停職，3個月後，被撤職。
5月17日夜，鄧拓自殺。
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5月25日，聶元梓貼出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至此，“文革”在中華大地開始了。
“中央文革”：一個怪胎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黨章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新概念。就這麽個從未見過的組織，卻在“文革”中，權力無限地膨脹起來。
對於這個“新生事物”，毛澤東卻十分讚賞，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那麽，是什麽使這個組織，在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顯山露水的呢？
前文講過，在“中央文革”之前，曾有過一個正兒八經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五人小組，是在1964年期間，在起草“九評”的過程中醞釀而成的。
所謂“九評”，就是中蘇關係緊張後，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形勢，命人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一評”發表於1963年9月6日，標題為《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之後，又連續發表了“二評”，“三評”……直到1964年7月14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九評”。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指示，後又經中共中央討論，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人員為：
組長 彭真
副組長陸定一
組員 康生 周揚 吳冷西
當時彭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陸定一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兼文化部部長；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是中宣部副部長；而吳冷西則為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
到了1965年年底之後，情況變了。
隨著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組長彭真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他和其他成員一道，製定了前文中提到的《二月提綱》。而《二月提綱》又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於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這個小組就是“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以前文中提到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為基礎的，所不同的是，人員又增加了“新星”姚文元等人。
這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之後，又補發了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組成如下：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陶鑄 康生
副組長江 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 謝鏜忠尹 達王 力關 鋒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增加了4名組員：代表華北局的郭影秋；代表東北局的鄭季翹；代表西北局的楊植霖；代表西南局的劉文珍。這樣，“中央文革”共由18人組成。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規定，“中央文革”原本隻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個“小組”，也就是如今的“秘書班子”。可是，卻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
在“文革”開始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陣營如下：
書記為：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候補書記為：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隨著1966年5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相繼退出中央書記處。在這種情況下，又調陶鑄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
到1967年1月，陶鑄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書記處基本陷於癱瘓狀態。“中央文革”便取而代之了。
這樣，“中央文革”的陣營又改變了。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康生
副組長江 青張春橋
組員 王力 關鋒 戚本禹姚文元
在“文革”初期，中共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下達的。然而，在1967年後，又增加“中央文革小組”這麽個署名。
如1967年1月，上海爆發了所謂“一月風暴”，當時給造反派的賀電上，署名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此時的“文革小組”，儼然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了。
1967年2月，發生了所謂“二月逆流”，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等7位政治局委員遭到了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於癱瘓。於是，“中央文革”又進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隨著“文革”浪濤的不斷衝洗，“中央文革”成員也不斷被“刷”掉。到了1967年8月，王力、關鋒被捕。之後，戚本禹又入獄，而組長陳伯達又常稱“生病”。於是，“中央文革”幾乎成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天下。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即1968年10月以後），“中央文革”擴大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這個碰頭會，除了“中央文革”5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外，又增加了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葉群等12人。
這個“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上主持著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央文革”的權力不斷膨脹，一時間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名詞。凡是對“中央文革”稍有不滿的，便可定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為現行反革命，要依法懲辦，等等”。
這裏，我們不妨列出當年署有“中央文革”名稱的一些文件。從中，便可知他們的權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做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正式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整頓、恢複、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還有許許多多中央文件，都以“中央文革”署名的方式下發。
到了1969年4月28日下午舉行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中央文革”的5位成員――陳伯達、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也就隨之收場了。
“中央文革”是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入政治局的階梯。此後，下達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義，再也不見那不倫不類的所謂“中央文革”了。
但，“文化大革命”卻仍在進行中。
副市長被殘害，家破人亡
北長街，吳晗的家。
這是一座由青磚砌成的四合院。幽靜、典雅，院內種植著各種各樣的花木，冬天一到，大多數花木已落葉了，隻有冬青依然碧綠如春。
吳晗一家四口人，大孩子是個女兒，叫吳小彥，剛剛12歲，在小學上五年級。小孩子是個男孩，叫吳彰，7歲多些，在小學上一年級。他的妻子袁震，也是位研究明史的曆史學者。因身患多種疾病，一直在家休息，偶爾協助吳晗研究明史。
她最先從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上，看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立即氣得手腳哆嗦起來。天哪！這哪裏是學術批判，分明是政治定罪！抽出哪一條，也足夠把人槍斃！
她幾乎是吼叫起來：“小彥！小彥！快給你爸爸打電話，叫他回來！”
吳小彥還沒有撥電話號碼，就見爸爸回來了，臉色陰沉沉的，身後還跟著鄧拓。
袁震一見丈夫，稍微鎮定了一下情緒，勉強地笑笑，但淚花還是在眼睛裏打著轉。她走到鄧拓麵前。
“鄧書記，你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了嗎？好厲害的批評家！這些沒有根據惡語中傷的文章，你們是怎麽允許它發表的？”
鄧拓急促地點點頭，安慰她說：“不要急，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學術界的問題，放一放也好嘛。比如1957年1月我們反右派那陣。”
吳晗苦笑一聲，摘下頭上的鴨舌帽，扶正眼鏡坐下來，說：“老兄，你別反右了，肯定人家早把我們當成右派嘍！”
“哪可怎麽辦？你們快給彭真打電話，讓他說話呀！”袁震急不可待地站起來，要打電話。
“別！”吳晗攔住了她。
“我們現在這些情況，他都知道，放心好了，他會采取措施的。”
正在說話，門鈴響了，走進來一個人。
來人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
廖沫沙一看鄧拓也在，就戲謔開了：
“嗬！我們‘三家村’真是湊齊了，難得這麽一次團圓哪！現在上海灘經常鬧鬼，你們是不是有些怕？我可見得多了，我不算鍾馗，也算閻羅吧，所以是第一個不怕鬼的好漢！”
屋子裏又出現了生氣。
鄧拓一本正經地說：“老廖，你說這事該怎麽辦？這篇文章的背後可是要有風險呢。”“不就是江青嘛。我剛從彭真那裏來，他正和少奇小平等人聯係，看來問題不大。吳晗老兄不要成驚弓之鳥嘛。”
吳晗挺起腰杆，說：“我不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講理啦。如果真要是討論對海瑞的評價，我可以奉陪，寫文章參加爭鳴。但他是扣政治帽子，我隻能保持沉默，以示抗議。”
“我看還是看一看，聽聽中央有什麽反應！”鄧拓雙目微閉沉思著說。
屋裏又沉默下來。袁震覺得一種沉重恐懼的壓力，正在悄悄地襲來……
然而，他們想錯了，事情並非那麽簡單，而是越來越複雜了。
吳晗閉門謝客，呆在家裏，忐忑不安地翻閱著各種報刊上轉載姚文元文章時的編者按語。他想從這裏嗅到點氣氛。
當他翻到《解放日報》時，一行醒目的字映入他的眼簾：“《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必須進行批判。”
吳晗眼睛一熱，兩滴渾濁的熱淚奪眶而出。國民黨黑暗統治時期，自己追求進步，跟著共產黨，從沒有落後過，難道今天……他倔強地摘下眼鏡，掏出手帕擦掉淚痕。
政治形勢越來越險惡。
在姚文元的文章拋出一個多月後，吳晗迫於形勢，被迫發表了一個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
但這還不夠，批吳晗的鬥爭在“升級”。
1966年3月，北京市委要求吳晗下鄉搞社教運動，化名李明光。吳晗下鄉後，社會上批判他的聲勢卻越來越大，上綱上線。
不到一個月，他又被調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爾後，北京各大專院校裏運動興起，吳晗被各院校、單位揪來鬥去。
1968年3月，公安部長謝富治先是以“叛徒”罪名，下令將吳晗逮捕審查，後又由“叛徒”變成“特務”而鋃鐺入獄。
吳晗入獄後，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這裏，我們不妨介紹一下吳晗的生平：
吳晗一生，追求進步，向往光明。在解放前的漫長歲月裏，他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曾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任教，是著名的進步教授。
全國解放後，吳晗擔任了北京市副市長。十幾年來，他對北京的文化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還在改變北京首都的環境衛生麵貌方麵、發掘整理和保護文物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繁忙工作之餘，他從沒間斷過致力幾十年的曆史研究工作，特別是明史。他寫的《朱元璋傳》曾得到毛澤東的好評。他還先後出版了《曆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燈下集》等多種著作。
就這樣一位學者、共產黨員，沒有想到會為一篇《海瑞罷官》而被迫害致死。吳晗被殘害，他的家庭也受到株連而家破人亡。
自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吳晗家往日的寧靜就被打破了。深夜，一家四口常常被猛烈的砸門聲驚醒。
吳晗被抓去遊鬥。正在上學的兒子吳彰被孩子們用石子磚頭追打著，高聲叫罵“小狗崽子！”嚇得他和姐姐小彥躲在家裏再也不敢上學了。
袁震起先在吳晗每次挨打後，還給他包傷喂藥，後來，她也被當做“反革命家屬”關進了勞改隊。
袁震長期被關在勞改隊潮濕的小浴室裏，全身癱瘓了。13歲的吳小彥每天要騎車30多裏去料理媽媽的病。直到1969年3月17日，才允許袁震從勞改農場裏出來，到外麵看病。
袁震回到家裏的頭一夜，突然呼吸急促，孩子們被媽媽的喘聲驚醒，慌忙中把她送到醫院，然而太晚了。
3月18日清晨，醫生通告他們說，媽媽已經死了。
又是一個淒慘的秋天，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來敲吳家的門。來人說是接兩孩子去看他們的爸爸。
姐弟倆懷著興奮而又惶惑的心情，被領進一座醫院的監護病房。一個專案組的人員對他們說：“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臨死前提出過想要見他們，可我們不知你們的住址。”
吳小彥和吳彰先是驚呆了，接著大哭起來。這情景，使在場的醫生都心酸落淚。
從此，兩個無父無母的孩子，開始了更加艱難的日子。
（摘自《紅船交響曲》）
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離開武漢，回到了北京，開始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回京後，聽取了各方麵的匯報，給他的一個總的印象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對“文化大革命”運動采取的種種限製，總是與他的意圖相反，毛澤東對此是不能容忍的。
7月25日，毛澤東召見了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並發表了講話。他說：今天各大區的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務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主要是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由學校革命師生組成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學校的事隻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有些工作組搞了些亂子，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無非是鬥和改，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翦伯讚寫了那麽多書，你還沒有讀，怎麽鬥怎麽改？學校的事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鬥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單位，不能靠工作組。工作組能否改成為聯絡員，改為顧問，權力太大，或者叫觀察員。工作組阻礙革命，也有不阻礙革命的。
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毛澤東的這段講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派工作組到學校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他認為工作組起了壓製群眾的作用，阻礙“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他又說：西安交大的工作組不讓人家打電話，不讓人家打電報，也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為什麽怕人到中央，讓他們來包圍國務院，文件要寫上，可以打電話、打電報，也可以派人，那樣怕行嗎？所以，西安、南京的報館被圍三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麽怕？你們這些人呀，你不革命就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有些地方不準圍報館，不準圍省委，不準到國務院，為什麽這麽怕？到了國務院接待的人又是無名小將，說不清問題，為什麽這樣？你們不出麵，我就出麵，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麽多反革命？
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是批評工作組，也批評大區一級書記，也批評各省省委的幹部。批評他們在群眾運動麵前，怕字當頭，不敢領導運動。批評之後，當然要表揚一些人，這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方法。他說：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校看大字報，沒有感性知識怎麽行？都不下去，天天忙於日常事務，停了日常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好，沒有阻擋學生到中央，開會期間，到會的同誌要去北大、廣播學院去看大字報，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們看大字報時，就說是來學習的，來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裏點火支持革命師生，不是聽反革命、右派的話的。搞了兩個月，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義。
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到北京大學參觀學習的人數突然地增加起來。陳伯達、江青等人將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極力宣傳起來，使全國各地的人員似潮水般地湧向北京大學。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個月中，到北大看大字報、學習取經、串連的共212.4萬多人次，其中僅8月12日這一天中就有17.96萬人次。當時，曾有人自詡：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實際上當時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已發展成為一個亂鬥、亂批、亂抄的典型地方，是“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地方。到北大參觀所起的作用，隻能是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麵。然而由於毛澤東一提倡，陳伯達、江青一鼓吹，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樣板了。
毛澤東所以這樣提倡，總認為“文化大革命”必須充分地發動群眾，而現在還不夠，所以必須有個典型把運動帶起來。毛澤東在籌備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又聽取了不少匯報，也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材料。此時此刻，被陳伯達等人到處宣傳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統帥，他要發動群眾運動，又要駕馭群眾運動。他已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心，無一不是由他做出決策，發出命令。他確實是“文化大革命”的統帥。他善於捕捉要害，抓典型。在信件和材料中，他看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一封信。毛澤東讀後十分興奮。他認為應當有這個典型將群眾運動帶動起來。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成立於1966年5月下旬，參加的學生大多是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孩子。紅衛兵組織成立後，在學校內開展大批判活動，但沒有引起社會的重視，學校也不很支持。他們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讀後，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那天，即1966年8月1日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鼓勵和支持紅衛兵的行動。這封信寫出後，不脛而走，很快傳抄到全國。一個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突起了。紅衛兵組織從中學生擴大到大學生中，從北京發展到全國，成為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並把毛澤東稱為“紅司令”。江青也到處代表毛澤東稱讚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小將”、“闖將”。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是這樣寫的：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交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
“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彭小蒙同誌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鬥小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地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的態度。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樣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的這封信，猶如吹響了號角，一支衝殺在“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紅衛兵異軍突起，出現在大街小巷和各種鬥爭場合。他們身穿沒有紅領章的軍裝，頭戴沒有紅五星的軍帽，腰拴皮帶。臂上別著紅袖章，手拿《毛主席語錄》，口喊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造反。他們很年輕，然而曆史的潮流把他們推入到鬥爭的漩渦中。
黨的八屆十一中會全以後，毛澤東更加積極支持紅衛兵運動。從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以後的三個月中，毛澤東一共八次接見紅衛兵及群眾，計2000萬人次，從而使紅衛兵運動成為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個曆史階段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群眾運動。
毛澤東所以如此支持紅衛兵，目的是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林彪、江青集團也利用紅衛兵運動，特別是江青集團利用紅衛兵運動幹了不少她們所幹不了的壞事。
1966年8月至9月，林彪在接見紅衛兵的幾次大會上公開煽動“要打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北京地區首先掀起了一個“破四舊”運動並迅即波及全國。8月24日，北京紅衛兵組織了40萬人的大會。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將北京的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將“全聚德”改名為“北京烤鴨店”，將上海的《新民晚報》改名為《上海晚報》，將天津的勸業場改名為“人民商場”，將杭州的“張小泉”改名為“杭州剪刀店”；其次是拿著剪刀，剪長發、燙發，剪所謂奇裝異服；最後發展到打砸曆史文物。據統計，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竟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
吳晗與彭德懷既無工作上的關係，又素無私人往來。
一心想樹起“京劇革命”這麵旗幟的江青，瞄準了反響很好的《海瑞罷官》，磨刀霍霍……
她就提出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
王光美點了點頭，提著暖水瓶退了出去。
林彪的鼻子漲動了兩下，蒼白的臉上出現了紅暈。
吳晗入獄後，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海瑞罷官》成了導火索
50年代末期，世稱大躍進的年代。整個民族好像處於極度的亢奮狀態之中。人們“解放思想”，恨不得一夜之間進入他們所簡單理解的共產主義。
當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都是流行口號。特別是某些領導幹部，也在“熱氣”中飄飄然起來。為了追求高指標數字――放“衛星”，不惜弄虛作假，惟浮誇是榮。
麵對這些怪現象，1959年初，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對不敢講真話、實話的不良思想作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應當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
一次毛澤東在看《生死牌》時，又說，海瑞敢講真話，要多宣傳海瑞的剛直不阿精神，找幾個曆史學家研究一下。
事後，一位領導同誌把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告訴了吳晗，並鼓勵他多寫些這方麵的文章。
吳晗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兼北京市副市長，中共黨員，著名曆史學家。對《明史》素有研究的他，自然欣然從命。誰知，一個劇本竟使他家破人亡。
學富五車，才高八鬥的他，很快就寫出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用劉勉之的筆名，發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上。
同年9月，吳晗又寫了《論海瑞》。時值廬山會議閉幕，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晗與彭德懷既無工作上的關係，又素無私人往來。寫作中，由於知識分子小心謹慎和對政治運動不可測的恐懼心理，為了避嫌，吳晗在《論海瑞》一文的末尾特地加上幾段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話，以示與彭德懷“假冒”海瑞劃清界限。
《論海瑞》及其後的《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很受讀者好評。
這些讀者中，有北京京劇團的著名演員馬連良等人。他們來找吳晗，請他講海瑞，談完之後，又進一步想請吳晗把海瑞的事跡搬上京劇舞台。
吳晗愉快地允諾下來。但是寫什麽，怎樣寫？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沒個底，寫了幾次，吳晗自己都予以否定。
正當吳晗躊躇時，馬連良又不斷托人轉告，要他一定寫出來。於是，他索性試著寫戲，費了不少力氣，終於搞出個底稿，交了底稿，吳晗如釋重負。
京劇團的朋友們看過之後，提了一些寶貴的意見，鼓勵他重寫。幾易其稿，寫成了劇本《海瑞》。
事後，吳晗說：“我不懂戲，也不大看戲。特別是國粹京戲，雖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學學習的時候，卻一次也沒有看過。可以說，自己對京戲是個道地的門外漢，但外行和內行的界線是可以打破的。隻要敢，總可以多少做一點事，當然，成績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敗，那是另一回事。”
這位曆史學家終於“破門而出”，一腳踏進戲劇界的門檻。
《海瑞罷官》原稿名《海瑞》。在創作時，吳晗想取海瑞生平的一個片段，為了避免與以往海瑞戲有重複，就選定了海瑞54歲那年，任應天巡撫7個月中除霸退田的故事。劇本從創作到第7稿完成，花去了近一年的時間。
情節在不斷修改中有不斷變化。
如第二稿，許多人認為有曆史事實，但沒有戲味，缺少高潮，階級矛盾不尖銳。至第四稿，劇本主題為海瑞勒令強奪民田的豪強“退田”，招致反對，罷官回家。有人認為海瑞這種“退田”做法隻能暫時緩解民間疾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改良主義，沒有現實意義。
於是第五稿改為以除霸為題，把“退田”作為陪襯，以示革命性。
劇本的結尾原也是按照曆史事實，讓海瑞罷官後，再複官，重新穿上大紅袍。有人認為這也是俗套，似乎不夠革命。最後改為海瑞處死惡霸頭目徐階之後，舉印離任。
從這個劇本主題確定過程中可以看見，這裏沒有絲毫企圖影射現實的影子。
這個稿本定稿後，吳晗將其送到好友、植物學家蔡希陶手裏，他仔細地閱讀後，認為劇本隻是寫海瑞一生中的一件事，劇名叫《海瑞》不夠貼切，於是大筆一揮，在封麵上“海瑞”旁邊又添上了“罷官”兩字。
《海瑞罷官》上演後反應很好。
廖沫沙以繁星筆名發表致吳晗的公開信，他歡迎吳晗“破門而出”。並提出一個理論問題請教吳晗：曆史真實與戲劇真實之間的關係如何？另一曆史學家侯外廬，也以常談為筆名，發表自己的曆史劇觀。
曆史學家動手寫戲，且反響強烈，很快引起了史學界、文藝界的注意。新聞媒體很快展開了關於曆史劇問題的討論，也引起了清宮問題的熱烈爭鳴，學術領域頓時熱鬧起來。
吳晗感到欣慰的同時，也異常地謙虛。他把自己的劇本比作一塊磚石，說可以拋磚引玉，一石激起千層浪。當然這種想法僅就學術而言。
與此同時，吳晗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心想樹起“京劇革命”這麵旗幟的江青，瞄準了反響很好的《海瑞罷官》，磨刀霍霍……
一場暗中有組織、有計劃地準備在《海瑞罷官》上打開缺口的陰謀開始了。
這個陰謀，要從1965年2月，江青的上海之行說起。
從1962年起，長期稱病賦閑在家的江青，不甘於寂寞，開始出麵過問文化藝術方麵的工作。她一出馬就“不同凡響”，一口咬定舞台、銀幕上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阻力很大”。
因此，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在此之前，她就提出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後在北京找了兩位筆杆子去寫，也被婉言拒絕。
到上海後，她找到了上海市委副書記張春橋，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他。沒多久，張春橋便為江青物色到了一位“高人”，此人就是號稱“棍子”的“理論界新星”姚文元。
江青是怎樣結識上張春橋？而張春橋為何又物色上姚文元的呢？
這要從1963年的上海元旦聯歡會說起：
這天，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出席了聯歡會，並發表了講話。他根據當時的形勢說：
“最近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電影《李雙雙》，還聽人說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戲寫的都是解放以後十三年來的現代生活，這很好，很值得提倡。”
說到這，柯慶施又加以發揮道：
“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裏，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作品。”
本來，這樣一段話，也沒有什麽大錯。但是，他繼續發揮，那就走向了“左”的極端：
“今後在創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一下子把曆史題材以至革命曆史題材，全部一刀砍光。
柯慶施的講話，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雖然住在中南海，卻常常不聲不響地往上海跑。她來來去去，行蹤惟有上海市交際處、上海鐵路局公安處和上海錦江飯店保衛處知道。
這年二月下旬，江青又一次來到上海。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柯慶施來時，帶來了張春橋。盡管在此以前張春橋對江青並不陌生，但這一次會麵，對於張春橋來說，是曆史性的。因為從此以後，江青的印象中，有了張春橋。
至於張春橋為何物色上姚文元寫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裏麵也大有來頭。
姚文元於1931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在上海滬新中學高中理科二年級甲班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解放後，姚文元擔任上海廬灣區團委宣傳部幹事，住在機關集體宿舍裏。無巧不成書，廬灣區團委的集體宿舍，距張春橋的家，僅相距不過幾十米。
受家庭影響，姚文元自小就做著作家夢。咫尺之內，住著當時堂堂的《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張春橋，姚文元便去拜訪。
一來二往，“左”得可愛的姚文元，很快便被張春橋看上了。
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展之後，從這年5月7日起，《解放日報》在短短十天之內，連發姚文元4篇批判胡風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風英雄”。
1957年夏天，當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悉要“反擊右派”時，即將這一消息轉告給了姚文元。姚文元急急趕寫了《錄以備考》一文，發表於這年6月10日的《文匯報》。
當時天天在注意著《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的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非常讚賞，囑令《人民日報》於6月14日在頭版轉載，還配發了《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社論。於是，《錄以備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
年紀比張春橋小14歲，由張春橋扶植起來的“文藝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張春橋更早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1958年7月1日，當《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創刊，經張春橋提議，柯慶施點名，姚文元調入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論刊物，擔任編輯部的文教組組長。
當《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後，張春橋便又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報》擔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至此，姚文元更加起勁地揮舞著棍子，四處點火，一時間，威震中國文壇。
而張春橋也步步高升。由《解放日報》總編輯，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候補書記。到了1965年，又榮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成為上海舉足輕重的人物。
姚文元對張春橋言聽計從。張春橋要寫什麽批判文章，往往動動口，而姚文元則要動筆。點子，張春橋出；文章，姚文元寫。
兩人成了“密切合作”的夥伴。
姚文元受命於江青和張春橋之後，便開始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精心炮製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
從那以後，原本文章不斷見報的姚文元，忽然變得沉寂起來，難得在報上露上一麵。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經異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做出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了判斷：“姚文元一定在寫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側擊了一陣子，姚文元連一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姚文元在寫作中，也遇到了麻煩。這就是，他對明史一無所知。不懂，又怎麽寫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呢？
於是，他隻好偷偷找人來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關資料。
在修改過程中，張春橋又幫大忙了！他特意找了幾個心腹“筆杆子”參加討論。當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將《海瑞罷官》中“退田”等問題與現實政治鬥爭聯係起來的說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些？張春橋和姚文元都莫測高深地不置一辭。
1965年11月10日，在中國曆史上，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
姚文元的洋洋長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上發表了。
這，不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裏程碑”，也是張春橋一生中的大事，而且成了江、張、姚結幫的契機。
當人們莫名其妙或漫不經心地翻閱著手中帶有油墨味的《文匯報》時，誰也不曾想到，這場拉開帷幕的“曆史劇”大批判，竟是一場把偌大中國攪得沸沸揚揚、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而且使華夏大地幾乎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留下了深刻創傷的政治動亂的前奏。
有關此文的寫作經過，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有詳述，現摘錄如下：
……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判。我還要批判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啊！我們組織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刊登……
江青的講話，是掛著毛澤東的牌子，幹自己想幹的事。由此可見，她隻有仗著毛澤東的崇高聲望，才能擊敗任何對手。
江青、張春橋“釣魚有術”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之後，江青和張春橋對上海和北京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政策。
在上海。
雖說張春橋曾是《解放日報》的“老板”，姚文元又是那兒的文藝部主任，但深謀遠慮的張春橋卻選擇了《文匯報》來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用張春橋自己的話來說：“《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出麵不方便。《文匯報》是一張民間色彩的報紙，便於‘開展討論’……”
怎麽討論？這裏麵又大有“文章”。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引蛇出洞”、“圍城打援”、“圍而不殲”，然後“聚而殲之”。其目的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展開一場空前的“橫掃”、“圍殲”。
在姚文發表的最初20多天裏，除北京、湖南外，全國各種新聞媒體或紛紛轉載，或大造輿論，聲勢不可謂不大，但是大煞風景的卻是應者寥寥。人們對文藝界中聲色俱厲，上綱上線的過火批判早已習以為常，對此未予重視。
結果，在這20多天裏，《文匯報》僅收到3篇有關《海》劇的稿件，其中一篇還是對姚文元的尖銳反駁。
這樣冷冷清清的局麵，與最初的想法差距太大，這怎麽了得！為此，從11月上旬到12月上旬，張春橋下令，在《文匯報》上開辟討論《海劇》的專版。專版上除發表了一些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外，還重新發表了《海瑞罷官》的劇本及吳晗的一些舊作。
張春橋親自為專版寫了兩個《編者按》，並告知有關人員，一定要連續登載6天。
在兩個《編者按》中，張春橋掏空心思，大談貫徹“雙百方針”，提出要“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它提出的一係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使社會主義文化“百家爭鳴”、“繁榮昌盛”等等。
張春橋依然放心不下。
12月10日，他又找到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命令他親自出麵，召開一個有關《海瑞罷官》的座談會。會前，張春橋對楊永直說：
“我們現在要‘放’，如果別人不敢提相反意見，你可以先表表態，就說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你帶頭一講，別人就敢講了。”
張春橋的這一段話，是多麽的“含蓄”，多麽的“藏而不露”啊！然而，收效甚微。近幾年來，文藝界、知識界的風風雨雨，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學者、專家們知其來者不善，采取了虛與應付的態度，很少有人認真對待。
“蛇”未出“洞”，“魚”未“上鉤”，怎麽辦？張春橋在鏡片後的眼睛又眨動了……
12月31日，他又指令《文匯報》出麵召開上海史學界、文藝界部分人士座談《海瑞罷官》。會前宣布，此次討論是內部討論，不登報、不發表、暢所欲言。會上，周穀城、周予同等紛紛發言，不同意姚文元批《海》劇中的上綱上線的提法。
當會議結束時，主持人突然宣布，把討論記錄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學者們大嘩，連連驚呼“上當”。
看到會議紀錄，一貫表情嚴肅的張春橋微微一笑：“蛇出洞了。”
這些還不夠。張春橋、姚文元又指示《文匯報》駐北京記者，在京滬兩地通過專訪、開座談會等方式，收集知識分子的反映。收集來的情況，立即被刊登在《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上。
為了防止人多嘴雜，張春橋又下令縮小《文匯情況》這個小刊物的發行範圍，控製發行數量。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這份小刊物連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都不在分發之列。
按照張春橋的要求，《文匯報》又另辟了一個保密的排字、印刷車間，人員都要經過嚴格審查。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恩來看到了載有《海》劇討論的《文匯情況》。張春橋十分驚慌，立即下令《文匯情況》不再保密，不再登載討論情況；改出不編號的《記者簡報》，專門反映討論情況。刊頭上印有“絕密”二字，每期限印12份，由張春橋親自分發。
其實，這些材料主要是送給北京的江青，並由她轉送給毛澤東。
這兩份刊物成為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了解、判斷知識分子和學術界動態的一個重要依據和渠道。
“文革”中，張春橋曾很自豪地說，毛澤東非常愛看這些材料，每天都要。
上海如此“轟轟烈烈”，北京方麵又如何呢？
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十分震驚。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宣傳、文化、教育工作的鄧拓，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以及《北京日報》總編輯範瑾等開會研究“轉載”問題。當時決定，先向《文匯報》了解情況，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澤東定的，《北京日報》就登，否則就不登。不久，《文匯報》的回話來了，說江青、張春橋下令，暫時向北京、中央保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負責人也打電話向上海市方麵詢問，也是杳無音訊。
怎麽辦？鄧拓立即決定請示正在外地開會的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
彭真匆匆忙忙返京後，立即著手處理“轉載”的問題。
彭真一到北京後，就對秘書說，給我準備一份11月10日的《文匯報》，馬上送到我的辦公室。
彭真來到辦公室，秘書早已把11月10日這天的《文匯報》放在他的寫字台上。他急切地拿起報紙，《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行大字標題，像炸彈般地跳入他的眼簾。
他幾乎是一口氣看完了這篇“雄文”。
倏地，彭真站起身來，猛地一拍桌子，墨水瓶震翻了，黑色的墨水立即把報紙染成一片。他擦都不擦，猛地又推開窗戶，氣憤地說道：
“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的學閥腔調！”
“不行，通知北京各報，一律不準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他又拿起電話，對有關部門指示道：
“凡是有點名批判的消息和報道，要向市委請示，拿出點黨性來！”
的確，本來姚文元的文章未經中央主管部門的批準，就點了一位知名學者、北京市委負責人的名，並把問題說得聳人聽聞。而身為北京市的一把手，又兼“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事先竟毫無所知，怎能不氣憤呢？
彭真的這一決定，很快就被江青知道了。她也異常氣憤，便把這一消息，又告訴了毛澤東。
她添枝加葉地說：“北京封鎖姚文，扣壓左派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是有組織、有預謀、有步驟的陰謀。”
毛澤東聽後生氣地說：“我就不相信北京成了他們的天下，他們想搞獨立王國，好吧，我們較量一下嘛！”
毛澤東大手一揮，下令上海立即將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冊子，並由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因為此事，毛澤東對北京市委、中宣部的不滿迅速加深。
到11月29日，《北京日報》不得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中央日報又停了幾天，才先後轉載。
根據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姚文元的文章放在學術欄上發表，題目加上周恩來親自審定的編者按，竭力把這場“火藥味”很濃的鬥爭，局限在學術範圍。
“轉載”風波過去了，但是從這時起，在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中，出現了兩個領導中心。一個是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中宣部，這裏麵的人員有陸定一、周揚等；另一個是以江青、張春橋為首的“上海幫”。
劉少奇說：以勢壓人，我不讚成
就在圍繞“轉載”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中南海的“福祿居”庭院裏，還有一個人正聚精會神地讀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他一會兒站起來，思索著；一會又坐下去，眉間緊鎖。
他，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所住的“福祿居”，是清代同治皇帝居住的地方。這裏離毛澤東的住處不遠。
“請找一本《海瑞罷官》原文來。”劉少奇對走進來的秘書說。
秘書找來一本1961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海瑞罷官》。劉少奇認真、仔細地閱讀著。
他房間裏書墨味甚濃，古典的，現代的，各種各樣的書應有盡有，寫字台的旁邊是一張寬大沙發，窗戶上掛著絳色的絨窗簾。正當他陷入沉思的時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提著水瓶進來了。
王光美給他的杯子裏加滿水，趁著他喝水的工夫，輕聲說：
“彭真同誌剛才打了電話，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
“你怎麽回答他的？”他突然睜開眼，望著王光美。
“我說，少奇同誌可能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也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麽意見。”看了劉少奇一眼，王光美又補充道：
“你看我這樣回答，行嗎？”
劉少奇站了起來，緩緩踱著步，好像是在回答王光美的話，又好像是自言自語：“現在隻能這樣回答。《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講話要格外慎重！”
他頓了一下，又說：“從我心裏講，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不好，缺乏一定的事實依據，以勢壓人，我不讚成這樣做。這是一場筆墨官司，我們都要謹慎為好。”
“那要不要給彭真回個話？”王光美看著丈夫的表情問。
“我看還是不要了。北京市委有什麽意見，讓他們按正常的組織程序辦吧！我們不要亂插手。有些事，恩來、小平他們會處理的。”
王光美點了點頭，提著暖水瓶退了出去。
劉少奇深深吸了一口氣，走到電話機旁，看了看這部紅色的電話，又走到門口，把房門關緊了些。他撥了一串號碼，說：
“請給我接主席辦公室，我要同主席講話。”
大約過了幾分鍾，電話通了，講話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江青。隻聽江青說：
“主席已經休息了，你有什麽話請講，我代轉告主席。”
劉少奇猶豫了一下，“等主席醒後，你告訴他一聲，就說我給他來過電話。”說完，輕輕地放下電話。
劉少奇閉著眼睛坐到沙發上，搖了搖頭，過了好大一會兒，才說：“我心裏悶得慌，光美，我要休息了。”
又跳出幾個“殺手”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的第4天，即11月13日，毛澤東的專車駛離北京。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於11月19日抵達上海。毛澤東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12月21日，杭州。
毛澤東興致頗高地在此召見了陳伯達、胡繩、關鋒、田家英等人，並作了長談。
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了戚本禹在此之前，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其標題是《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文中影射地批判了吳晗等人。毛澤東的談話內容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篇，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的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40天的娘，我罵你們20天的娘還不行！人就是要罵娘的。
毛澤東大加讚賞的戚本禹又是何人呢？
戚本禹原來平常的很，隻是兩年前，他寫了一篇《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斷定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引起了學術界和史學界的反響。正當人們紛紛批駁他的時候，毛澤東卻在他的文章上指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這樣，戚本禹的身價一下子抬高了。
這次，當戚本禹又聽到毛澤東的讚語時，激動得熱淚盈眶，立即加入了批《海瑞罷官》的行列。不久，他又趕寫出了另一篇“檄文”，《〈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此“檄文”跟姚文元的“雄文”形成了南呼北應之勢。
這樣，北京也有了“殺人”的“筆杆子”。
與戚本禹幾乎同時，另一位以筆當“刀”的人物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他就是關鋒。
關鋒1919年生，19歲時就當上了中共樂陵縣委書記。愛寫雜文。1956年，他到北京進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來到了陳伯達、康生身邊。《紅旗》創刊後，他的文章經常映入毛澤東的眼簾，頗受毛澤東的好評。
戚本禹和關鋒的文章，送到中宣部時，卻遇到了麻煩。
經過是這樣的：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在北京召開三報三刊會議，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會上，他根據彭真指示，指出有關三報三刊學術批判的稿件，要審查。尤其是一些批《海瑞罷官》的文章。
這麽一來，戚本禹、關鋒兩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當然被壓下去了。
戚、關所謂“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罷官》跟彭德懷聯係起來，說“海瑞就是彭德懷”。戚、關見“大作”被壓，便越過許立群，直接把文章的清樣送至彭真處。然而，彭真的秘書給他們的回答是：“彭真同誌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戚、關碰了一鼻子灰，隻好作罷。直到幾個月後，彭真受到批判，他們的“大作”才同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
戚、關的“攻要害”的文章發表後，上海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長長地出了一口“惡氣”，而中宣部、北京市委的壓力驟然增大了。
1966年，風雲突變的前夜。
3月28日，從北京飛來的一架飛機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橋機場。從飛機上走下一人，他戴著一副紫色邊框眼鏡，留著小胡子，頭發已經花白，額頭上有著深深的皺紋。他就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對外聯絡的康生。
康生此行，是為了向再次來到上海的毛澤東，匯報最近中日兩黨代表在北京會議的情況。
“主席，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再三堅持，不願在兩黨聯合公報裏點名批判蘇共。”康生向毛澤東匯報。
“少奇同誌的意見呢？他在出國以前，是怎麽處理的？”毛澤東抽著煙，問道。
毛澤東離京後，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兩天以前，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訪問去了。
“少奇同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認為應該尊重宮本顯治的意見。”康生答道。“那就不必發聯合公報了吧。”毛澤東的臉上，出現了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記下毛澤東的話，連聲說：“好，遵照主席的指示辦。”
至此，康生此行的任務已經完成。然而，康生卻不罷休，他開始“搗鬼”了。
他壓低聲音說：“主席，還有一點情況，要向您匯報。”看著康生神秘的表情，毛澤東便問：“什麽事？”
“是這樣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傾，低低地說：“3月11日，彭真同誌讓許立群打電話給楊永直（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麽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裏去了？”
康生，這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成員，此刻卻在背地裏向毛澤東告組長彭真的狀。
毛澤東聽完康生的話，猛吸一口煙，久久不發一言。康生憑借著多年與毛澤東打交道的經驗，知道自己的“鬼”搗成了――倘若毛澤東聽不進去的話，會立即予以反駁的……
果然，毛澤東撚滅了煙頭，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如果再包庇壞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彭真還要向上海市委賠禮道歉。”
康生滿意地飛回了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京開會，康生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在上海發布的“最高指示”。書記處還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向全黨下達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要從江青等人2月2日在上海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說起。
江青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以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人談談為名。先是整理出了一份《匯報提綱》。由於太簡單、太粗糙，不能令人滿意，又請了陳伯達、張春橋幫助修改。兩位“大秀才”為江青捉刀，前前後後改了8稿，內容從最初的3000多字增至10000字。改好後，江青又把《紀要》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頗為重視，親自作了11處改動。內中最為重要的改動是在原文“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句之後，毛澤東加上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
毛澤東“覺得可以了”，《紀要》也就可以定稿了。這時又送到林彪手上，於是變成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分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不久《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
就在上海“座談會”寫出《紀要》的同時，北京也寫出了《二月提綱》。《二月提綱》始於2月2日的北京五人會議上。
北京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是1964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的，負責指導當時正在開展的學術批判。這五人是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五人小組寫出了《五人小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和《紀要》是針鋒相對的。主要是針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亂而提出的一係列政策性的意見。
大致內容是說：要堅持實事求是，真理麵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采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等等。
2月5日，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等人專程到武漢，向已到那裏的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詢問了一些問題，沒有說不同意發表。
2月20日，《二月提綱》也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全黨。
到了這年3月份，發生了前文提到的康生告密的“電話事件”。這樣，“帽子”便壓來了。
最初是張春橋的“高見”，他說：“‘電話事件’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張春橋一上綱上線，江青又火上加油――迅速向毛澤東告密。事情複雜了。
這時的康生，也見風使舵了。他反戈一擊，說他是反對《二月提綱》的，開始攻彭真，批《二月提綱》。
本來夠複雜的情況更複雜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發表重要談話了。
他嚴厲地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說他們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
又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還說，吳晗、翦伯讚是學閥，上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批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寫作的《三家村劄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的這些話，批判了《二月提綱》，使彭真、陸定一等人下台已成定局。
到了4月中旬，康生又開始活動了。他從北京打電話給在陝西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告訴他，主席令你趕緊回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通知怎麽起草呢？康生想到了另一位“筆杆子”――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
王力，江蘇淮安人，1923年生。當時不僅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還兼《紅旗》雜誌編委。他參與了許多黨、政、軍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人稱“文革”理論家。
王力接受任務後，開始起草。他起草的通知隻有一句話，內容是：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
通知草稿急送毛澤東。毛澤東看畢，不高興，覺得內容太簡單了。他以領袖的高度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當是理論性的。”
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是，通知不隻是告知全黨撤銷《二月提綱》，而是應當在通知中從理論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另外起草一個通知。
陳伯達覺得獨力難以承擔重任，要求同王力一起寫。於是，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
兩人絞盡腦汁，幾度易稿，修改後的《通知》，再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
毛澤東讀後，仍不滿意，以為太簡單。於是，經毛澤東提議，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為陳伯達，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10人。
這時，風頭正盛的姚文元，雖然寫了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但由於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員中沒有他的份。
起草小組每完成一稿，都要由張春橋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修改。改畢，再派人送給張春橋，張春橋簡直就像“秘書長”。
4月24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基本通過了《通知》草稿。5月4日，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通知》進一步討論。此次會議由不久前從國外訪問歸來的劉少奇主持。毛澤東沒有出席，他仍在杭州。
會上，彭真、陸定一成了攻擊的主要目標，加上已經遭到批判的羅瑞卿，還有為“竊聽器事件”蒙冤的楊尚昆。他們成了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遭到撻伐。
在一片“討伐”聲中，終於到了1966年5月16日。
這天，這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發往全黨，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如今，人們常說的“十年浩劫”，具體地說，是從這一天算起，到1976年10月6日止。《五・一六通知》下達後，彭真被停職，3個月後，被撤職。
5月17日夜，鄧拓自殺。
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5月25日，聶元梓貼出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至此，“文革”在中華大地開始了。
“中央文革”：一個怪胎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黨章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新概念。就這麽個從未見過的組織，卻在“文革”中，權力無限地膨脹起來。
對於這個“新生事物”，毛澤東卻十分讚賞，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那麽，是什麽使這個組織，在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顯山露水的呢？
前文講過，在“中央文革”之前，曾有過一個正兒八經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五人小組，是在1964年期間，在起草“九評”的過程中醞釀而成的。
所謂“九評”，就是中蘇關係緊張後，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形勢，命人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一評”發表於1963年9月6日，標題為《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之後，又連續發表了“二評”，“三評”……直到1964年7月14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九評”。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指示，後又經中共中央討論，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人員為：
組長 彭真
副組長陸定一
組員 康生 周揚 吳冷西
當時彭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陸定一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兼文化部部長；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是中宣部副部長；而吳冷西則為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
到了1965年年底之後，情況變了。
隨著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組長彭真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他和其他成員一道，製定了前文中提到的《二月提綱》。而《二月提綱》又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於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這個小組就是“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以前文中提到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為基礎的，所不同的是，人員又增加了“新星”姚文元等人。
這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之後，又補發了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組成如下：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陶鑄 康生
副組長江 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 謝鏜忠尹 達王 力關 鋒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增加了4名組員：代表華北局的郭影秋；代表東北局的鄭季翹；代表西北局的楊植霖；代表西南局的劉文珍。這樣，“中央文革”共由18人組成。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規定，“中央文革”原本隻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個“小組”，也就是如今的“秘書班子”。可是，卻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
在“文革”開始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陣營如下：
書記為：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候補書記為：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隨著1966年5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相繼退出中央書記處。在這種情況下，又調陶鑄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
到1967年1月，陶鑄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書記處基本陷於癱瘓狀態。“中央文革”便取而代之了。
這樣，“中央文革”的陣營又改變了。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康生
副組長江 青張春橋
組員 王力 關鋒 戚本禹姚文元
在“文革”初期，中共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下達的。然而，在1967年後，又增加“中央文革小組”這麽個署名。
如1967年1月，上海爆發了所謂“一月風暴”，當時給造反派的賀電上，署名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此時的“文革小組”，儼然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了。
1967年2月，發生了所謂“二月逆流”，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等7位政治局委員遭到了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於癱瘓。於是，“中央文革”又進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隨著“文革”浪濤的不斷衝洗，“中央文革”成員也不斷被“刷”掉。到了1967年8月，王力、關鋒被捕。之後，戚本禹又入獄，而組長陳伯達又常稱“生病”。於是，“中央文革”幾乎成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天下。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即1968年10月以後），“中央文革”擴大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這個碰頭會，除了“中央文革”5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外，又增加了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葉群等12人。
這個“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上主持著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央文革”的權力不斷膨脹，一時間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名詞。凡是對“中央文革”稍有不滿的，便可定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為現行反革命，要依法懲辦，等等”。
這裏，我們不妨列出當年署有“中央文革”名稱的一些文件。從中，便可知他們的權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做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正式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整頓、恢複、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還有許許多多中央文件，都以“中央文革”署名的方式下發。
到了1969年4月28日下午舉行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中央文革”的5位成員――陳伯達、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也就隨之收場了。
“中央文革”是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入政治局的階梯。此後，下達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義，再也不見那不倫不類的所謂“中央文革”了。
但，“文化大革命”卻仍在進行中。
副市長被殘害，家破人亡
北長街，吳晗的家。
這是一座由青磚砌成的四合院。幽靜、典雅，院內種植著各種各樣的花木，冬天一到，大多數花木已落葉了，隻有冬青依然碧綠如春。
吳晗一家四口人，大孩子是個女兒，叫吳小彥，剛剛12歲，在小學上五年級。小孩子是個男孩，叫吳彰，7歲多些，在小學上一年級。他的妻子袁震，也是位研究明史的曆史學者。因身患多種疾病，一直在家休息，偶爾協助吳晗研究明史。
她最先從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上，看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立即氣得手腳哆嗦起來。天哪！這哪裏是學術批判，分明是政治定罪！抽出哪一條，也足夠把人槍斃！
她幾乎是吼叫起來：“小彥！小彥！快給你爸爸打電話，叫他回來！”
吳小彥還沒有撥電話號碼，就見爸爸回來了，臉色陰沉沉的，身後還跟著鄧拓。
袁震一見丈夫，稍微鎮定了一下情緒，勉強地笑笑，但淚花還是在眼睛裏打著轉。她走到鄧拓麵前。
“鄧書記，你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了嗎？好厲害的批評家！這些沒有根據惡語中傷的文章，你們是怎麽允許它發表的？”
鄧拓急促地點點頭，安慰她說：“不要急，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學術界的問題，放一放也好嘛。比如1957年1月我們反右派那陣。”
吳晗苦笑一聲，摘下頭上的鴨舌帽，扶正眼鏡坐下來，說：“老兄，你別反右了，肯定人家早把我們當成右派嘍！”
“哪可怎麽辦？你們快給彭真打電話，讓他說話呀！”袁震急不可待地站起來，要打電話。
“別！”吳晗攔住了她。
“我們現在這些情況，他都知道，放心好了，他會采取措施的。”
正在說話，門鈴響了，走進來一個人。
來人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
廖沫沙一看鄧拓也在，就戲謔開了：
“嗬！我們‘三家村’真是湊齊了，難得這麽一次團圓哪！現在上海灘經常鬧鬼，你們是不是有些怕？我可見得多了，我不算鍾馗，也算閻羅吧，所以是第一個不怕鬼的好漢！”
屋子裏又出現了生氣。
鄧拓一本正經地說：“老廖，你說這事該怎麽辦？這篇文章的背後可是要有風險呢。”“不就是江青嘛。我剛從彭真那裏來，他正和少奇小平等人聯係，看來問題不大。吳晗老兄不要成驚弓之鳥嘛。”
吳晗挺起腰杆，說：“我不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講理啦。如果真要是討論對海瑞的評價，我可以奉陪，寫文章參加爭鳴。但他是扣政治帽子，我隻能保持沉默，以示抗議。”
“我看還是看一看，聽聽中央有什麽反應！”鄧拓雙目微閉沉思著說。
屋裏又沉默下來。袁震覺得一種沉重恐懼的壓力，正在悄悄地襲來……
然而，他們想錯了，事情並非那麽簡單，而是越來越複雜了。
吳晗閉門謝客，呆在家裏，忐忑不安地翻閱著各種報刊上轉載姚文元文章時的編者按語。他想從這裏嗅到點氣氛。
當他翻到《解放日報》時，一行醒目的字映入他的眼簾：“《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必須進行批判。”
吳晗眼睛一熱，兩滴渾濁的熱淚奪眶而出。國民黨黑暗統治時期，自己追求進步，跟著共產黨，從沒有落後過，難道今天……他倔強地摘下眼鏡，掏出手帕擦掉淚痕。
政治形勢越來越險惡。
在姚文元的文章拋出一個多月後，吳晗迫於形勢，被迫發表了一個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
但這還不夠，批吳晗的鬥爭在“升級”。
1966年3月，北京市委要求吳晗下鄉搞社教運動，化名李明光。吳晗下鄉後，社會上批判他的聲勢卻越來越大，上綱上線。
不到一個月，他又被調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爾後，北京各大專院校裏運動興起，吳晗被各院校、單位揪來鬥去。
1968年3月，公安部長謝富治先是以“叛徒”罪名，下令將吳晗逮捕審查，後又由“叛徒”變成“特務”而鋃鐺入獄。
吳晗入獄後，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這裏，我們不妨介紹一下吳晗的生平：
吳晗一生，追求進步，向往光明。在解放前的漫長歲月裏，他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曾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任教，是著名的進步教授。
全國解放後，吳晗擔任了北京市副市長。十幾年來，他對北京的文化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還在改變北京首都的環境衛生麵貌方麵、發掘整理和保護文物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繁忙工作之餘，他從沒間斷過致力幾十年的曆史研究工作，特別是明史。他寫的《朱元璋傳》曾得到毛澤東的好評。他還先後出版了《曆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燈下集》等多種著作。
就這樣一位學者、共產黨員，沒有想到會為一篇《海瑞罷官》而被迫害致死。吳晗被殘害，他的家庭也受到株連而家破人亡。
自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吳晗家往日的寧靜就被打破了。深夜，一家四口常常被猛烈的砸門聲驚醒。
吳晗被抓去遊鬥。正在上學的兒子吳彰被孩子們用石子磚頭追打著，高聲叫罵“小狗崽子！”嚇得他和姐姐小彥躲在家裏再也不敢上學了。
袁震起先在吳晗每次挨打後，還給他包傷喂藥，後來，她也被當做“反革命家屬”關進了勞改隊。
袁震長期被關在勞改隊潮濕的小浴室裏，全身癱瘓了。13歲的吳小彥每天要騎車30多裏去料理媽媽的病。直到1969年3月17日，才允許袁震從勞改農場裏出來，到外麵看病。
袁震回到家裏的頭一夜，突然呼吸急促，孩子們被媽媽的喘聲驚醒，慌忙中把她送到醫院，然而太晚了。
3月18日清晨，醫生通告他們說，媽媽已經死了。
又是一個淒慘的秋天，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來敲吳家的門。來人說是接兩孩子去看他們的爸爸。
姐弟倆懷著興奮而又惶惑的心情，被領進一座醫院的監護病房。一個專案組的人員對他們說：“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臨死前提出過想要見他們，可我們不知你們的住址。”
吳小彥和吳彰先是驚呆了，接著大哭起來。這情景，使在場的醫生都心酸落淚。
從此，兩個無父無母的孩子，開始了更加艱難的日子。
（摘自《紅船交響曲》）
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離開武漢，回到了北京，開始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回京後，聽取了各方麵的匯報，給他的一個總的印象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對“文化大革命”運動采取的種種限製，總是與他的意圖相反，毛澤東對此是不能容忍的。
7月25日，毛澤東召見了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並發表了講話。他說：今天各大區的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務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主要是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由學校革命師生組成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學校的事隻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有些工作組搞了些亂子，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無非是鬥和改，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翦伯讚寫了那麽多書，你還沒有讀，怎麽鬥怎麽改？學校的事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鬥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單位，不能靠工作組。工作組能否改成為聯絡員，改為顧問，權力太大，或者叫觀察員。工作組阻礙革命，也有不阻礙革命的。
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毛澤東的這段講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派工作組到學校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他認為工作組起了壓製群眾的作用，阻礙“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他又說：西安交大的工作組不讓人家打電話，不讓人家打電報，也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為什麽怕人到中央，讓他們來包圍國務院，文件要寫上，可以打電話、打電報，也可以派人，那樣怕行嗎？所以，西安、南京的報館被圍三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麽怕？你們這些人呀，你不革命就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有些地方不準圍報館，不準圍省委，不準到國務院，為什麽這麽怕？到了國務院接待的人又是無名小將，說不清問題，為什麽這樣？你們不出麵，我就出麵，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麽多反革命？
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是批評工作組，也批評大區一級書記，也批評各省省委的幹部。批評他們在群眾運動麵前，怕字當頭，不敢領導運動。批評之後，當然要表揚一些人，這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方法。他說：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校看大字報，沒有感性知識怎麽行？都不下去，天天忙於日常事務，停了日常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好，沒有阻擋學生到中央，開會期間，到會的同誌要去北大、廣播學院去看大字報，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們看大字報時，就說是來學習的，來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裏點火支持革命師生，不是聽反革命、右派的話的。搞了兩個月，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義。
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到北京大學參觀學習的人數突然地增加起來。陳伯達、江青等人將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極力宣傳起來，使全國各地的人員似潮水般地湧向北京大學。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個月中，到北大看大字報、學習取經、串連的共212.4萬多人次，其中僅8月12日這一天中就有17.96萬人次。當時，曾有人自詡：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實際上當時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已發展成為一個亂鬥、亂批、亂抄的典型地方，是“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地方。到北大參觀所起的作用，隻能是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麵。然而由於毛澤東一提倡，陳伯達、江青一鼓吹，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樣板了。
毛澤東所以這樣提倡，總認為“文化大革命”必須充分地發動群眾，而現在還不夠，所以必須有個典型把運動帶起來。毛澤東在籌備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又聽取了不少匯報，也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材料。此時此刻，被陳伯達等人到處宣傳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統帥，他要發動群眾運動，又要駕馭群眾運動。他已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心，無一不是由他做出決策，發出命令。他確實是“文化大革命”的統帥。他善於捕捉要害，抓典型。在信件和材料中，他看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一封信。毛澤東讀後十分興奮。他認為應當有這個典型將群眾運動帶動起來。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成立於1966年5月下旬，參加的學生大多是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孩子。紅衛兵組織成立後，在學校內開展大批判活動，但沒有引起社會的重視，學校也不很支持。他們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讀後，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那天，即1966年8月1日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鼓勵和支持紅衛兵的行動。這封信寫出後，不脛而走，很快傳抄到全國。一個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突起了。紅衛兵組織從中學生擴大到大學生中，從北京發展到全國，成為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並把毛澤東稱為“紅司令”。江青也到處代表毛澤東稱讚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小將”、“闖將”。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是這樣寫的：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交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
“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彭小蒙同誌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鬥小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地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的態度。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樣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的這封信，猶如吹響了號角，一支衝殺在“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紅衛兵異軍突起，出現在大街小巷和各種鬥爭場合。他們身穿沒有紅領章的軍裝，頭戴沒有紅五星的軍帽，腰拴皮帶。臂上別著紅袖章，手拿《毛主席語錄》，口喊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造反。他們很年輕，然而曆史的潮流把他們推入到鬥爭的漩渦中。
黨的八屆十一中會全以後，毛澤東更加積極支持紅衛兵運動。從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以後的三個月中，毛澤東一共八次接見紅衛兵及群眾，計2000萬人次，從而使紅衛兵運動成為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個曆史階段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群眾運動。
毛澤東所以如此支持紅衛兵，目的是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林彪、江青集團也利用紅衛兵運動，特別是江青集團利用紅衛兵運動幹了不少她們所幹不了的壞事。
1966年8月至9月，林彪在接見紅衛兵的幾次大會上公開煽動“要打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北京地區首先掀起了一個“破四舊”運動並迅即波及全國。8月24日，北京紅衛兵組織了40萬人的大會。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將北京的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將“全聚德”改名為“北京烤鴨店”，將上海的《新民晚報》改名為《上海晚報》，將天津的勸業場改名為“人民商場”，將杭州的“張小泉”改名為“杭州剪刀店”；其次是拿著剪刀，剪長發、燙發，剪所謂奇裝異服；最後發展到打砸曆史文物。據統計，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竟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