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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天安門擁抱黨外朋友（二）
天安門：戈爾巴喬夫留下的遺憾
1989年5月15日，中午時分，北京機場。
中蘇兩國國旗和24麵紅旗迎風飄揚。儀仗隊已排列整齊，記者們各就各位。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微笑抬頭望著遠方。中央電視台已播出機場的畫麵。
一架伊柳辛62噴氣式座機轟鳴著降落機場。隨後，從跑道的盡頭緩緩地滑向停機坪。
中午12時整，係著紫紅色領帶的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妻子賴莎・戈爾巴喬夫相繼出現在機艙的門口。他們向下看了一眼，然後，微低著頭，臉帶笑意，快步走下舷梯。
終於，戈爾巴喬夫邁出了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擁有960萬平方公裏領土、5000年文明曆史的中國的土地。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時間，跨越了30年的鴻溝！
楊尚昆主席、彭衝副委員長、田紀雲副總理、吳學謙副總理及錢其琛外長和夫人等，等候在舷梯旁歡迎蘇聯貴賓。在舷梯前那段幾米長的紅地毯上，戈爾巴喬夫握住楊尚昆伸過來的歡迎之手，上下搖動了幾下。
楊尚昆對戈爾巴喬夫說：“您是第一次來中國，熱烈歡迎您！”戈爾巴喬夫說：“感謝您，楊尚昆同誌。我很早就知道您，但今天是第一次見麵。”
在機場，楊尚昆主持了歡迎儀式。兩名少年兒童向戈爾巴喬夫和夫人賴莎獻花。
在楊尚昆陪同下，戈爾巴喬夫登上檢閱台。在21響禮炮聲中，軍樂隊高奏蘇聯國歌和中國國歌。兩位國家元首麵對東方，在莊嚴的國歌聲中微微頷首，一同向兩國國旗致意。
隨後，檢閱了儀仗隊。戈爾巴喬夫居左，楊尚昆居右。他們神情嚴肅地從儀仗隊前走過。在戈爾巴喬夫的後麵，以一定距離始終跟隨著兩位隨從。看得出來，其中一位顯然是保衛人員。
歡迎儀式並不長――曆時12分鍾。隨後，戈爾巴喬夫便坐上從莫斯科運來的裝有防彈玻璃的轎車，離開機場向北京城內駛來。整個車隊由60多輛奔馳、吉爾等組成。車隊繞南三環，經六裏橋、公主墳，最後進入釣魚台國賓館。
相隔30年的“冰凍”時期之後，蘇聯最高領導人的雙腳終於踏上中國的土地。是的，這是曆史性的一步，這是除舊迎新的一步。這是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一步。
人們舉杯祝賀。優雅的樂曲陪伴著人們愉快地交談。在人民大會堂宴會上，楊尚昆和戈爾巴喬夫宣布：中蘇兩國關係已經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在當天下午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中，楊尚昆感慨地說：“時間過得真快，兩國領導人很長時間沒有會麵了。”
在當天晚上的宴會上，楊尚昆發表講話說：“中蘇兩國是山水相連的近鄰，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在過去的歲月中蘇兩國關係經曆了曲折的曆程，今天，我們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
“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三十年隻是短暫的一瞬。然而世界和中蘇兩國的情況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類進入了一個維護和平和謀求發展的曆史新時期。今天，中蘇兩大鄰國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探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新型關係，有利於促進這一世界潮流的發展，符合中蘇兩國和世界人民的要求和願望。”
中蘇關係經過30年的波折後，到80年代末，兩國的國家關係終於又得到了全麵恢複。
這是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為標誌。
中蘇兩國關係的改善，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經過20多年的對峙後，到了1982年3月24日，已經老態龍鍾的勃列日涅夫，向中國送出了第一道傳情的秋波。這天，他在塔什幹的授勳大會上顯然是有意識地表示，蘇聯不否認中國存在著社會主義製度；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概念；對中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建議就兩國邊界問題進行談判。蘇聯願意在不帶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商定改善蘇中關係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的講話立即引起了中國方麵的注意。
3月26日，中國政府做出冷靜而又理智的反應，既對其講話表示歡迎，又明確指出，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同年5月14日，中國總理趙紫陽在會見日本新聞代表團時說，中國一貫主張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同蘇聯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
雖然中國的反應並不熱情，但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引人注目地沒有再用“修正主義集團”、“社會帝國主義”這兩頂帽子。
蘇聯方麵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微妙的變化，於是，蘇共新聞機構對十二大做了一些客觀報道，電視台播放了有關鏡頭，並開始播映介紹中國的係列節目。
1982年10月3日至29日，蘇聯政府派特使伊利切夫副外長訪問中國，同中國特使錢其琛副外長就改善兩國關係問題進行了開誠布公、坦率和有益的磋商。這是兩國特使的第一輪磋商，它成為此後定期在兩國首都舉行中蘇會見的開端。
從1982年至1988年，兩國共舉行了12輪磋商。在這些磋商中，雙方對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了反複、深入的討論，表示了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的真誠願望，並表示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在經貿、科技、文化等領域的聯係和交往。
由副外長級磋商開始，兩國利用“葬禮外交”的機會，悄悄提高了交往的級別。1982年11月，蘇聯舉行勃列日涅夫的葬禮。中國政府派黃華外長前往莫斯科。16日，會見了蘇聯外長葛羅米柯。這是中斷往來20年後兩國外長的第一次會見。1984年2月，蘇聯又舉行安德羅波夫葬禮。萬裏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2月25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會見萬裏及其一行。這是自1969年以來中蘇政府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
1985年3月，蘇聯又舉行契爾年科的葬禮。李鵬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
新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李鵬顯示了特殊的熱情，尤其是李鵬“祝願你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一語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對蘇聯稱“社會主義”國家，這已經是久違了。今天開始稱“社會主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信息。因此，戈爾巴喬夫於3月14日會見李鵬，重申蘇中之間應繼續對話，提高對話級別，縮小分歧。
李鵬表示，我們願意做出努力發展兩國間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關係。我們認為，對於中蘇兩個偉大的鄰邦、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中蘇關係的改善不僅有利於我們兩國人民，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
中蘇關係解凍的序幕就這樣拉開了。
中蘇關係幾乎凍結了20多年後，兩國關係出現了一係列可喜的變化：
1982年9月，中蘇第一次恢複交流留學生，雖然僅有10名，但它卻是雙邊教育領域交流的新開端。
次年7月，中國對外友協和中蘇友協代表團第一次訪問蘇聯，標誌著兩國友協恢複往來。
10月，以齊赫文斯基為首的蘇聯對外友協和蘇中友協積極分子旅遊團第一次訪華。
1984年9月13日，蘇聯藝術家小組來華演出。這是自1965年以來的第一次。
同年9月21日至22日，吳學謙同葛羅米柯在兩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駐地舉行兩次會晤，這是兩國外長多年來的第一次正式會見。
翌年3月，中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這是兩國議會多年來的第一次接觸。
這年8月，蘇聯工會代表團訪華。這是20年來工會係統的第一次訪問。
這年10月，蘇聯婦女代表團訪華。兩國婦女組織恢複交往。
1986年7月，中國經濟貿易展覽會在莫斯科開幕。這是自1953年以來第一次這樣的展覽會。
9月，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塔雷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近20年來第一次這種級別的訪問。
同年12月，蘇聯工業貿易展覽會在北京舉行，這是近30年來在中國舉辦的最大的蘇聯展覽會。參觀者達25萬多人。
雙方在貿易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麵的交流合作取得了特別明顯的進展。雙方簽署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並成立了以兩國政府副首腦為領導的中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委員會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開會，討論具體的合作問題。
雙邊交流的恢複是令人欣喜的，但兩國關係中還存在著障礙。
1982年3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講話，就明確指出：要使中蘇關係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必須采取排除三大障礙的實際行動，即：第一，減少和撤退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的駐軍；第二，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第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此後，中國領導人一再表示，恢複正常關係必須排除這三個障礙。
由於三個障礙的存在，中蘇關係難以有更大突破。顯然，排除三個障礙需要有戰略家的魄力和勇氣。
1985年4月17日，鄧小平答比利時記者問時說，如果同時消除三個障礙在蘇聯方麵有困難，可以從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做起。
緊接著，作為戰略家的鄧小平，采取了一個重大的行動。然而，這一行動在當年是一條不能發表的新聞。
那是在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正在北京訪問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齊奧塞斯庫一直被認為是在中蘇之間傳遞信息的“青鳥”。
會見快要結束時，鄧小平忽然問齊奧塞斯庫：“你可以見到戈爾巴喬夫嗎？”
齊奧塞斯庫回答：“這個月（1985年10月下旬）將在索菲亞舉行華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
鄧小平說：“給我帶個信好不好？”
齊奧塞斯庫答：“好。”
鄧小平於是說道：“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敦促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如果能辦到，我願意同戈爾巴喬夫會晤。”
齊奧塞斯庫表示：“我將轉達。”
鄧小平又說：“中蘇之間有三大障礙，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
這段談話雖然隻有100個字，但卻傳遞了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信息。一個重要的戰略決策已經做出。中蘇最高級會晤的曆史進程就從這裏開始了。
在場的記者當即請示：“小平同誌，此事要不要在報道中反映一下？”
鄧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說：“不必了吧。”戈爾巴喬夫無疑得到了這一信息。後來在1989年5月北京會晤中，當鄧小平提到捎口信一事時，戈爾巴喬夫說道：“我記得這件事。這對我們的思考是個很好的促進，你看起來一切都是做得及時的，很好的。”
國內外形勢要求戈爾巴喬夫也做出戰略性的抉擇。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遠東地區作了為期7天的考察。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這個俗話所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在咫尺的城市”――發表了有關中蘇關係的重要講話：
“我要重申的是：蘇聯準備在任何時候和任何級別上同中國最認真地討論關於創造睦鄰氣氛的補充措施的問題。”
“我們不希望邊境河流阿穆爾河（黑龍江）被看作是‘水上屏障’……邊界線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為界。”
“蘇聯非常重視徹底裁減亞洲的軍隊和常規武器……蘇聯願意同中國討論旨在相應地降低陸軍水平的具體步驟。”
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將分階段地從阿富汗撤軍，1986年底前從阿富汗撤回6個團，蘇聯正同蒙古討論從蒙古撤出大部分蘇軍的問題。
這個講話同樣也受到了中國方麵的注意。正如鄧小平所說，他從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裏看到了“新的內容”。9月2日，鄧小平接受華萊士電視采訪時說，如果蘇聯能夠幫助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我願意破例地到蘇聯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麵。
從這以後，1987年11月、12月，鄧小平、戈爾巴喬夫都再次談到最高級會晤問題。但一方堅持必須消除三個障礙，一方認為不應該有先決條件。因而雙方立場仍有較大距離。
但在實際上，在消除三大障礙方麵，蘇聯及中國都采取了一些具體行動。1987年1月15日，蘇聯宣布將從蒙古撤出一個摩托化步兵師和其他一些部隊；1987年2月，開始了兩國邊界問題的談判並取得了進展；1988年5月5日，蘇軍開始從阿富汗撤退，並在9個月內全部撤完；在柬埔寨問題上也取得了進展和某些一致意見。
兩國關係改善的氣氛越來越濃厚。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一年消除了一個障礙。由於中蘇兩國都在進行改革，因而雙方的共同點和共同語言也逐步增多。具有象征意義的是：1988年1月15日，蘇聯國家出版、印刷和書籍發行委員會舉行鄧小平文集《論當代中國基本問題》公開發行儀式。該書由蘇聯政治出版社出版。2月25日，在蘇聯駐華大使館舉行了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一書的贈書儀式。該書中文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1988年9月16日，戈爾巴喬夫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講話時表示，我們主張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完全正常化，主張使之達到我們兩國對世界和平政策的責任相符的水平。我們願意立即著手準備中蘇高級會晤。
10月17日，鄧小平會見齊奧塞斯庫時說，三年前托你捎給戈爾巴喬夫的口信看來有成果。可能明年能夠實現中蘇高層會晤。同日，李鵬總理對美國客人說，如果中蘇外長會晤取得積極成效，中蘇首腦會晤將提到日程上來。
同年12月的第一天，錢其琛外長赴蘇聯訪問。這是1957年以來中國外長第一次正式訪蘇。
這次訪問是中蘇高級會晤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它標誌著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已經開始。雙方認為，1989年上半年舉行中蘇最高級會晤是有可能的。中方邀請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
三個月後，1989年2月的第一天，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蘇關係史上蘇聯外長第一次正式訪問中國，也是中蘇最高級會晤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謝瓦爾德納澤隨身帶來了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給鄧小平主席的一封正式信件，同時向李鵬傳達了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的問候。
會談時，兩國外長就中蘇高級會晤問題進一步交換意見。
錢其琛外長受楊尚昆主席委托，轉達了對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正式邀請，經過會談，兩國外長就柬埔寨問題達成九點一致看法。田曾佩副外長向記者宣布，消除中蘇關係三障礙獲實質性進展。
2月4日在上海，鄧小平會見了蘇聯外交部長。鄧小平紅光滿麵，精神很好，身著灰色中山裝，來到會見廳的門廳迎接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一行。
在會見中，鄧小平指出，中蘇外長的互訪表明中蘇已開始了關係正常化的進展。但是，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正式開始，還是中蘇高級會晤，也就是我同戈爾巴喬夫的會晤。
會見結束時，鄧小平應蘇聯貴賓的請求，在4本俄文版的《鄧小平文選》上一一簽名，然後步送客人到門廳，握手告別。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蘇聯外長已先期離華前往巴基斯坦，而雙方工作人員還在為一些具體問題徹夜磋商，11時前，蘇方得到外長的最後批示。隨後，雙方完成了最後手續。
終於，當時針指向12點的時候，除舊迎新的爆竹齊鳴，這時，中央電視台打出字幕，向全世界宣布：
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的邀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將於今年5月15日至18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歲月辭舊迎新，中蘇關係也是辭舊迎新。這是多麽奇妙的巧合啊！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點，在莫斯科伏努科沃二號機場，戈爾巴喬夫偕夫人乘坐的專機淩空而起，在其他飛機的陪同下，開始向中國方向飛來。
戈爾巴喬夫夫婦在中國政府舉行歡迎儀式後，下榻於北京西郊的釣魚台國賓館第18號樓。
這座樓接待過許多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曾在這樓下榻。布什總統也曾在這裏重溫在北京的美好時光。
這套總統套間每天的租金是4200美元。全部由中國政府負擔。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要求，房間裏裝好了全製式錄像機。戈爾巴喬夫的隨行人員有300多人，當初布什訪華時曾包租了11棟樓房，蘇方與布什“攀比”，起初也要包租11棟樓。但畢竟開支太大，後來隻好又退掉了幾棟樓。中方還給予了一些照顧。
專機未到，轎車先行。戈爾巴喬夫還未出發，他的專用轎車已先運到了北京。這當然並非無謂或奢華之舉。按戈爾巴喬夫的說法，“這也同我所承擔的職責有關。”
他說：“一次，在紐約聯合國講話之後，我去同裏根總統會晤，當我們同我的專用汽車一起擺渡時，響起了來自莫斯科的電話。電話是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打來的，他向我報告了亞美尼亞遭到的悲劇。”
“我們立即商定成立政治局委員會和采取第一批緊急措施。因此，我不論在哪裏，我都能同國家的任何一部分、同在國外的蘇聯人員、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保持聯係。”
1989年5月16日上午，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舉行了曆史性的會見。
會談中，鄧小平似乎想得更遠。他回顧了外國列強過去對中國進行侵略、壓迫和掠奪土地的曆史，以及中蘇兩國、兩黨關係過去所走過的一段曲折的曆程。
當然，回顧曆史是為了獲得教益。所以，鄧小平說：“談談曆史問題是為了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向前進。”
他表示：“我們對過去的事情就一風吹了。”
他指出，我們這次會晤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麵對過去，戈爾巴喬夫總書記說“我沒有我們30年未見過麵的感覺”。
在5月17日同中國教育界代表會晤時，戈爾巴喬夫指出：“俄中和後來的蘇中關係史給我們留下了龐大、紛紜複雜的遺產。我們主張不在關係史上留下空白點，主張對所有的其中包括最複雜的事件做出客觀和公正的評價。”
對這些“空白點”。戈爾巴喬夫有什麽看法呢，在同鄧小平會談時，他表示，“蘇方認為，自己方麵也有過錯”，“但蘇方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當然，重要的不是這些“空白點”和誰的責任，所以，戈爾巴喬夫還繼續對中國的各界人士們說：“如果從曆史的遠大尺度來衡量我們的關係，那麽，勿庸置疑，積極的因素大大地超過不信任和衝突造成的因素。”
曆史的教訓會使人痛悔，但這痛悔也是一種教科書。戈爾巴喬夫通過對曆史的反思，得出了兩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破壞、惡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很遺憾，比建立、鞏固和充實這種關係要簡單得多。”可見，珍惜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增加巨大的民族和國際財富，使之一代代傳下去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個結論是，對彼此在政治和行動方式上的不一致必須持諒解態度。”
鄧小平表示，重點在於應該向前看。
李鵬說：“中國願意積極發展同蘇聯的雙邊關係。”
5月18日，中國和蘇聯在北京發表聯合公報。“雙方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士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普遍原則基礎上發展相互關係。”
隨著中蘇最高級會晤的實現，中蘇兩黨的關係也從1989年5月16日自然恢複。中蘇兩黨的總書記舉行了會見，在中蘇聯合公報中，“中蘇雙方同意，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將根據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原則進行接觸和交往。”
這種關係既不是六七十年代相互吵架的關係，也不是50年代相互結盟的關係。
人們大概都還記得，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中國的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沒有同他擁抱，而僅僅是握手。
禮節的規格就是如此。這不是無意識的小事，而是精心安排的規格。而且，這一切都是由鄧小平親自決定的。
因此，中蘇之間的第二次握手是曆史性的握手，但它並不等同於第一次握手。
而在蘇聯方麵，戈爾巴喬夫想到的是：“人類正處在十字路口。實際上，恰恰是在這些年內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人類能否走上光明之路，能否製止它所麵臨的威脅，還是說，人類文明將走向末日？”
“顯而易見，每個人首先是那些授權領導國家，進行決策的人們所肩負的責任是多麽巨大！”
通過與中國關係的改善，戈爾巴喬夫心中充滿著希望；
蘇中邊界非軍事化，使之成為和平友好的界線；
希望充分利用經濟協作的可能性；
希望蘇中貿易有巨大的增長；
希望加強科學、文化領域的交流；
希望交流兩國改革的經驗；
希望兩國積極合作，對解決國際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做出應有的負責。
他說：“兩國關係將建立在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之上。”“我們決定不回到50年代的關係上去，但同時也要避免發生六七十年代那種對抗的關係。”
戈爾巴喬夫特別提到了兩黨的關係。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這應當被看作是這次訪問的巨大成果。”“我們兩黨在各自國家中都起著政治先鋒隊的作用，兩黨之間保持密切的交往自然會促進整個蘇中關係的發展，因為它們是執政黨。我們可以在完全自主和平等的基礎之上交換黨的工作經驗，對比雙方對社會主義理論及實踐問題的看法。”“我們都關心我們兩黨之間發展合作。”
總之，戈爾巴喬夫充滿著希望，而且這種希望是真誠的。
到了90年代初，蘇聯解體了，戈爾巴喬夫也下台了。但是，人們不能否認他對改善當時中蘇關係所起的積極作用。而他所充滿的希望，也正隨著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的關係的建立和發展而逐步得到實現。
當戈爾巴喬夫這次剛剛踏上中國土地的時候，他在機場散發了一份書麵講話。他首先向中國人民轉達親切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然後，他說道：
“我們是在春天來到中國的。這是個大自然蘇醒，萬象更新的美好時節。世界各國人民都把更新和希望寄托於春天。”
“這與我們的心情是一致的。”
“我是第一次前來中國，希望能夠直接了解一下這個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具有古老而又獨特文化的偉大國家，了解它的人民在40年來的社會主義發展中所取得的成績。”
5月17日，戈爾巴喬夫坐在電視攝像機前，向中國觀眾發表談話的時候，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這些天來，我感覺到，列寧和孫中山播下的種子不僅發了芽，而且這棵友誼之樹已經深深地紮了根……這使得我們在這裏，在北京這些日子裏，盡管很緊張，但感覺很好。”
其實，他不僅感覺到友誼之樹的存在，而且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中國人民對他的盛情接待，也正是在為春天裏的這棵友誼之樹澆水、培土、培植新枝嫩芽。
5月15日，戈爾巴喬夫一行到達北京。下午原計劃4點15分楊尚昆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推遲了兩小時。晚上，賓主在優雅的樂曲聲中舉杯共祝中蘇友誼的發展。
宴會後，楊尚昆向戈爾巴喬夫夫婦贈送了一對分別印有戈爾巴喬夫和賴莎頭像的彩色肖像刻瓷盤。戈爾巴喬夫對這一天的評價是：“這是美好的一天，是很有意思的一天。”
5月16日是兩國領導人會談最繁忙的一天。
上午10點開始，鄧小平同誌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晤。午宴後，戈爾巴喬夫一行驅車返回釣魚台國賓館。下午，在釣魚台國賓館，李鵬總理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會談。之後，李鵬接受了蘇聯記者的采坊。下午，兩國的總書記也舉行了約一個半小時的友好會見。會見後舉行了宴會。
戈爾巴喬夫出國訪問時，往往會設法與普通群眾接觸，1987年12月，戈爾巴喬夫訪美。一天上午，車子前往白宮途中，突然在路邊停下，戈爾巴喬夫走出“吉爾”牌小車子，與路人握手問好寒暄。此舉雖然隻有兩分鍾時間，但通過電視向全美國實況轉播後，卻收到了難以估量的效果。當時有幸與戈爾巴喬夫握過手，或講過話的人，在接受電視記者采訪時，激動得連話都變調了。
5月16日下午，戈爾巴喬夫在北京重演了這一幕。在車隊由人民大會堂返回釣魚台的路上，戈爾巴喬夫把車窗玻璃搖下，探出頭向沿途群眾招手致意。14時13分左右，當車隊行駛到白雲路南口白雲觀附近時，戈爾巴喬夫突然要求車子停下。隨即，他走出車子，同路旁的群眾打招呼。他說：“我代表蘇聯人民向中國人民問好。”
周圍的群眾頓時情緒熱烈，高呼“歡迎！歡迎！”戈爾巴喬夫同一些市民握了手，並對大家說：“我和你們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已經緊緊地握了手，中蘇兩國關係已經完全正常化了。謝謝你們。”
約500多群眾聽了他的講話，熱烈鼓掌。
一位女工還給賴莎遞過一張卡片。賴莎友好地在上麵簽了字。
5月17日，是戈爾巴喬夫在華繁忙的第三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他向500多名中國學術界人士發表演說，闡述了他對中蘇關係和國際問題的見解，並介紹了蘇聯的改革。
曆時50分鍾的演講結束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
中午12時40分，戈爾巴喬夫夫婦在北京市長的陪同下驅車到達八達嶺。為了歡迎蘇聯貴賓，長城遊覽入口處擺放了數百盆鮮花，城牆上的土黃色古旌旗迎風飄揚。
戈爾巴喬夫夫婦興致勃勃地登上長城，極目遠眺，飽覽長城的雄姿和群山起伏的景色。曾為英國女王當過導遊的工作人員向戈爾巴喬夫介紹長城的情況。當介紹到長城的防禦作用時，戈爾巴喬夫說，長城的整個建築和克裏姆林宮的戰略建築很相似。
當戈爾巴喬夫走到北麵塔樓時，熱情地同一位中國青年談話，握手。他說：“我回去要派許多蘇聯青年來中國訪問，也希望中國青年到蘇聯去看看。”
他還對向他揮手致意的青年說：“青年同誌們，我非常理解你們。但是，我要求你們更要理解你們的國家，我希望你們繼承你們父兄的光榮傳統，把你們國家的改革搞上去。”
他還同中國青年照相合影留念。
當他向中國遊客對蘇中關係正常化有何看法時，遊客們回答說，大家一直盼望這一天，中蘇關係正常化很好。
賴莎在長城上還對一位青年說：“長城很偉大，很美。我能登上長城非常高興，我很願意同中國人交流。”
戈爾巴喬夫夫婦不僅遊覽了長城北段，後來又上到南段與遊客見麵。
當戈爾巴喬夫夫婦手挽手走下長城後，八達嶺遊覽區領導人陳仁向蘇聯客人贈送了“長城登城證書”。戈爾巴喬夫高興地接過證書說：“今天時間很短，隻遊覽了長城的一部分，今後我要組織旅遊團來，把長城遊遍。”
返回北京城內後，下午，戈爾巴喬夫又接受了中央電視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的采訪，在攝像機前對中國觀眾講了話，從而與中國億萬人民直接溝通了心靈的渠道。也許是剛遊過長城的緣故，他又絕頂巧妙地借長城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首先，我應該說，而且所有同我一起遊長城的人……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希望把人民分隔開來的牆能少些，合作應多一些。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點。”
“而總的來說，當你站在這座城牆上，知道它是如何建起來的，什麽時候建成的，你就會想到，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曆史是多麽悠久。我相信，這個國家的人民也會有偉大的前程。”
戈爾巴喬夫曾經收到許多發自中國的信。在北京，駐華使館也向他轉交了許多熱情善意和友好的信。人們邀請他到他們居住的城市裏去，訪問他們的家庭。戈爾巴喬夫對此表示感謝，感謝所有的人，感謝他們所表達的感情。他說：“我熱切希望，這種把我們兩國人民連結起來，未被時間磨滅或者消弱的悠久傳統和友好感情不斷加強。”
當晚，戈爾巴喬夫又接著在釣魚台國賓館17號樓舉行記者招待會。
麵對約500名記者，他侃侃而談。他談到了與鄧小平的會晤，談到了雙方就兩國關係發展的前景達成的諒解，談到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談到了兩國交流與合作的具體問題，談到了兩黨關係正常化問題，談到了蘇聯的改革，還談到了在中國訪問的感受。他說：“我有一個感覺，似乎我們之間從來就沒有過那相互遙遠的30年。”
隨後，他回答了記者先後提出的25個問題。戈爾巴喬夫素來能言善辯，很會演講，顯示了他敏銳的思維能力，傑出的演說才能和機智幽默的風格。
招待會後，戈爾巴喬夫於18日上午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訪問。楊尚昆主席到釣魚台18號樓為貴賓送行。中午到達上海時，戈爾巴喬夫一行受到熱烈歡迎。兩個少年兒童向戈爾巴喬夫和賴莎獻了鮮花。數十名少年兒童手持鮮花，呼喊“熱烈歡迎”。時值上海下雨，許多群眾自發地冒雨站在戈爾巴喬夫車隊經過的道路兩旁，向戈爾巴喬夫鼓掌、歡呼。戈爾巴喬夫像在北京一樣，還走出專車，同歡迎他的上海市民見麵、交談。
戈爾巴喬夫在上海訪問的時間隻有5個小時，因此行色匆匆。他參觀了位於黃浦江上遊的上海閔行經濟開發區和屬於開發區的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並題詞“祝賀開發區取得的成就”。
應戈爾巴喬夫的要求，上海市有關方麵還安排戈爾巴喬夫夫婦到徐匯區向普希金紀念碑獻花。戈爾巴喬夫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表達了對這位俄羅斯偉大詩人的敬意和對中蘇文化交流的讚賞和期望。
在上海西郊賓館，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同誌會見了戈爾巴喬夫。江澤民說，中蘇兩國之間經過許多曲折的歲月，現恢複了正常關係，我們感到高興。
戈爾巴喬夫感謝上海市人民的熱情接待。他說，過去的日子是劃時代的日子，蘇中關係進入了新階段，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實質和內容，並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來進行工作。
這也就是戈爾巴喬夫對他這次中國之行的評價。
戈爾巴喬夫的這次曆史性訪問無疑是成功的。
當然，他的這次來華訪問也有令人遺憾的地方。
由於當時北京正發生天安門風波，所以，戈爾巴喬夫的訪華也受到了本來不應有的幹擾。
戈爾巴喬夫到北京的歡迎儀式原定1989年5月15日下午4時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舉行。
但是14日天安門廣場的形勢已非常緊張，所以在14日晚10時隻好臨時決定，儀式移到機場舉行。
這一變動立即帶來禮儀、準備、新聞報道等一係列複雜的問題。
軍樂隊要去機場、儀仗隊要去機場、新聞記者要去機場，事先準備好的攝像、轉播設備也要搬去機場。而且這一切還不能露出風聲，記者也不能事先通知，以免帶來新的麻煩。
因此，有關方麵徹夜忙碌，緊急采取應變措施。禮炮等都是在下半夜移到了機場。當時人們的感覺是，幾乎一切都亂套了。
細心的電視觀眾不難發現，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機場走下飛機後，隻有舷梯前有一段幾米的紅地毯，而儀仗隊前居然沒有紅地毯，因此，戈爾巴喬夫隻好踩著水泥地檢閱儀仗隊。
這種尷尬的場麵在國事訪問活動中是少有的。其原因，就是因為機場沒有備用紅地毯，而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由於學生的包圍而不便取出。無奈，隻得勉強應付了。好在楊尚昆主席親自到機場去迎接，按慣例，國家主席一般是不去機場的，所以，戈爾巴喬夫還比較滿意。蘇方對這一變動表示理解，說重要的是有這個儀式。
出了機場後，按禮賓慣例，國賓車隊都應從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經過，然後進入釣魚台。
但是，當時城內交通堵塞，車隊隻好兵分兩路。快進城時，前麵主要人員的車隊隨即調頭，經東郊、南郊、西郊，然後進入釣魚台。路上共用了50多分鍾。好在這條道路比較寬暢，兩旁的建築也比較整齊，所以客人還滿意。後麵的一路到達建國門時，發覺長安街不能通行，隻好立即調轉車頭，經北二環繞道進入釣魚台北門，其時間比戈爾巴喬夫一行遲到了10分鍾。
跟著而來的是國宴問題。通常國宴都是在富麗堂皇的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但當時這也成問題。有關方麵考慮如大會堂不能舉行就改在釣魚台內舉行。但是，限於條件，釣魚台做不了那麽多飯菜，因此還得大會堂做一部分，然後送往釣魚台。最後，國宴地點待楊尚昆見到戈爾巴喬夫，才決定仍在大會堂。
當時沒法走長安街，隻好走前門大街，進大會堂的西南門。由於沒有走東大門，所以客人在大會堂內就像進了迷宮一樣，東拐西繞，才到宴會廳。
按照原定計劃，5月16日上午，戈爾巴喬夫將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但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圍觀者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隻好被迫取消了這一安排。
天安門是世界聞名的建築物，戈爾巴喬夫夫婦來北京都希望親睹它的雄姿和風彩。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願望當時無法實現。
戈爾巴喬夫夫人賴莎在大會堂的宴會上曾提出能否到大會堂的樓上從窗戶裏看一看天安門。但這一請求在當時實在也無法滿足。
所以，戈爾巴喬夫夫婦一行雖然到了北京，卻沒有看到能代表北京的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東西長安街。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
此外，日程的變動也苦了中外記者。戈爾巴喬夫訪華第一天，設在國際飯店的蘇方新聞中心原定晚6時舉行記者招待會。但後來遲遲未能召開，記者們隻好找個地方休息，有的幹脆在沙發上睡著了。直到深夜1點40分，新聞局長格拉西莫夫才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我來晚了。”接著他引用俄國古典作品中描寫一對情人相見時說的一句話：“幸福的人相會是不怕晚的。”疲憊的記者一聽頓時樂了起來。
5月17日，戈爾巴喬夫原定下午5點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然而，那天整個長安街都堵塞了。
當記者們想方設法或步行或騎車趕到大會堂時，有關方麵通知招待會改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大家隻好各顯神通，有的坐三輪，有的雇自行車，有的舉著記者證攔車，氣喘籲籲地往釣魚台奔。
雖然有諸多遺憾，但不能否認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仍然是成功的。中蘇友誼之樹從此增添了更多的生機和活力。世界輿論給予了中蘇這次會談以高度的評價：
波蘭中央電視台說：“凍結了30年的堅冰一旦融化，將產生巨大的激流。”
奧地利輿論說：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曆史性握手，埋葬了中蘇間30年之久的敵視”，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繼尼克鬆訪華以來又一具有世界影響的事件。
日本《朝日新聞》說，中蘇關係已進入了“對話與協調”的時代。
西德的電視評論說，中蘇和解有助於世界和平。
瑞士《新蘇黎世報》指出，中蘇關係正常化既給世界政治帶來了機會，也給西方帶來了挑戰。
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
光陰荏苒，20世紀70年代的第一個秋天轉眼間悄悄到來，首都北京，已披上金色的秋裝。
秋高氣爽，天高雲淡，氣候宜人。1970年10月1日，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同北京40萬軍民在一起，共同慶祝建國21周年。
上午9時50分，毛澤東身著中山裝，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起，神采奕奕，健步來到天安門城樓上。
此時，隻見天安門廣場上，人聲鼎沸，鑼鼓喧天。
人民大會堂、曆史博物館等建築物上紅旗飄揚。
天安門城樓裝飾一新，更顯得莊嚴隆重，氣象萬千，增加了不少節日氣氛。
毛澤東等領導人來到城樓欄杆前，向廣場上的各界軍民揮手致意。10時整，大會正式開始，首先舉行閱兵式，正當閱兵式進行不久，毛澤東突然回過頭來，對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說：“請把斯諾先生請來。”
禮賓司司長急忙找陪同斯諾參加國慶典禮的黃華同誌，說明來意，便把斯諾先生引向毛主席身旁。
毛澤東主席一麵檢閱隊伍，一麵與斯諾交談，氣氛顯得十分融洽。
記者們紛紛用相機攝入毛澤東與斯諾並排站立的鏡頭。
廣場上，群眾遊行仍在進行著。毛主席、周總理又在城樓休息室接見斯諾夫婦，並作了友好的談話。
在談話中，毛主席明確地對斯諾說：
“歡迎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
毛澤東這一句話，不是隨口而說，而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表態，有力地打破了中美關係上厚實的堅冰，使中美關係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毛澤東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通過斯諾向尼克鬆發出邀請訪問的消息呢？這還要從1969年1月20日講起。
這一天，理查德・尼克鬆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鬆在美國一向被視為“反共鬥士”，自從他步上政治舞台，一直高唱反共的調子。
他是靠反共起家的，但他畢竟是一位出色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有較高的政治敏感性，有戰略眼光。他見美國民主黨自1961年執政8年來，頑固推行敵視中國、擴大侵越戰爭的政策，致使美國的經濟陷入困難之中，美國的國內外政策麵臨重重困難，已步入死胡同，便趁機提出“與中國對話”、“結束越南戰爭”的競選口號。
這一口號順乎美國人心，果然使他贏得301張選票，登了美國總統的寶座。
尼克鬆上任總統、入主白宮後，就冷靜地分析國際局勢，認為當時世界形成美、蘇、中多極力量，美國繼續推行“遏製和孤立”中國的政策，無法對付蘇聯咄咄逼人的抗爭，因而提出以實力、夥伴、談判為三大支柱的對外政策，後被稱為“尼克鬆主義”。
1969年1月底，尼克鬆給新上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寫了這樣一個備忘錄：
“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鼓勵，即本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
接著，美國開始送出改變對華政策的信息。
兩個月後，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逝世，87個國家的總統、首相、特使前來參加葬禮，尼克鬆把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請進白宮，在二樓的黃色橢圓形會見廳裏進行了密談。
尼克鬆正式請法國總統戴高樂把美國對華新政策的精神轉達給中國領導人，戴高樂懷著專注的目光聽了尼克鬆的請求，有軍人威嚴氣質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對尼克鬆說：“法國人雖然不喜歡美國人，不過美國仍然是我們的朋友，永遠的朋友。我樂意與中國人打交道。”
戴高樂一回到巴黎，就在愛麗舍宮的二樓總統辦公室召見剛被任命的法國駐中國大使艾蒂・馬納克，指示他務必把尼克鬆的信息轉述給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
馬納克是一個教員出身並很有外交才能的外交官，他對亞洲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有相當的研究。他很快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在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之中，周恩來當然第一個領會了戴高樂轉來的尼克鬆口信的含義，憑著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知道中美間的關係會很快發生新的變化。
兩個多月後，周恩來找到了發回信息的機會。
1969年7月16日，廣東省公安廳在臨近香港的海麵上抓到兩名侵入中國領海的美國人，廣東省公安廳便緊急匯報公安部，說抓到兩個美國特務。
公安部領導吃了一驚。馬上打電話報告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這時剛好睡下不久，又被秘書叫醒，因事件突然，周總理當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負責人開會。
會上有的人提出立刻向美國表示抗議，不準美國借珍寶島事件混水摸魚。
周恩來出於對中美關係高度的敏感性，特別重視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索爾茲伯裏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在中蘇衝突中，給尼克鬆一個大好機會――使他能成為像樣的曆史人物的機會。當然，也存在著巨大的危險性，尼克鬆得下巨大賭注。一旦中美接近，將使世界的政治形勢產生結構性變化。”
想到這裏，周恩來便嚴肅地追問：“說那兩個美國人是間諜有什麽具體證據？”
眾人愕然，誰也答不上來。周恩來隨即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請公安部指示廣東省公安廳立即派得力幹部查清真實情況，在未查清之前，不準在報紙上大肆渲染。不要隨便給這兩個美國人戴上‘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的帽子，對這兩個美國人要安排好居住飲食。”
此時，尼克鬆和助理國務卿基辛格也緊張萬分，滿懷希望能盡快聽到對戴高樂所傳口信的回答。而現在卻發生了兩個美國人進入中國領海的插曲，感到有些棘手，生怕這一事件影響了兩國信息的傳遞和關係的改善。
原來尼克鬆總統還決定批準放寬對美國公民來華旅行的限製，允許議員、記者、教員、學者、科學家和醫生、紅十字會代表等六類公民到中國旅行，允許在國外工作的美國人可以購買100美元的中國貨物。
現在尼克鬆、基辛格擔心此時發表這些決定，會引起中國的誤會，於是決定推遲宣布，焦急地等待著中國的聲音。
但是，一連幾天沒有聽到中國的憤怒抗議。尼克鬆便對基辛格說：“這也許是好兆頭，好兆頭！”
基辛格也若有所思地說：“我同意總統閣下的看法，但願上帝保佑。”
為了作進一步的試探，尼克鬆便在7月21日宣布了放寬美國對華貿易和旅行的限製措施。
周恩來看到尼克鬆的決定，臉上露出了會意的笑容，加緊督促查處7月16日兩名美國人事件，很快查清了事情真相，原來這兩名美國人是請假來香港旅遊的美國大學生，不是什麽間諜。於是便在7月24日將誤入我領海的鮑德溫和唐德納女士無罪釋放。
這是尼克鬆上台後，周恩來與尼克鬆之間首次進行的微妙的無聲對話。這是世界外交史上奇特的一個舉動。
此後不久，尼克鬆開始了他的環球之行。他首先精心鋪設了“葉海亞渠道”。在伊斯蘭堡，尼克鬆對巴基斯坦總統阿迦・穆罕默德・葉海亞・汗格外親熱，他私下請葉海亞向中國領導人傳遞這樣一個口信：“美國不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
葉海亞很樂意幫助尼克鬆傳遞這一信息，便讓他的空軍元帥謝爾・阿裏・汗向基辛格介紹中國情況，阿裏元帥經常來往於中巴之間，使“葉海亞渠道”保持暢通無阻，他生動的中國情況介紹使基辛格也“獲益匪淺”。
隨後，尼克鬆又鋪設了“羅馬尼亞渠道”。
1969年8月2日，尼克鬆訪問羅馬尼亞，受到齊奧塞斯庫的熱烈歡迎。尼克鬆請主人向中國再次傳遞和解信息，表示隨時可到任何地方去與中國代表會晤。
接到尼克鬆的這一係列信號，中國穩坐釣魚船，不冷也不熱。僅表示不久的將來可以恢複華沙會談。
基辛格見中國對美國仍懷有疑慮，決定加快接近中國的速度，以便讓中國明白美國是希望同中國對話的。
基辛格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小沃爾特・斯托塞爾，要他告訴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美國準備與中國認真會談。斯托塞爾接受命令，好不容易在波蘭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遇到中國譯員，斯托塞爾趕緊湊上去搭話。
那時中國正搞“文化大革命”。中國譯員一見美國外交官就趕緊躲避瘟疫一樣趕快避開。斯托塞爾在後麵緊跟不舍，看實在趕不上了，就急中生智大聲喊道：“美國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貴大使傳達……”
1969年12月11日，中國駐波蘭使館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指示，把斯托塞爾請到中國駐華沙使館，緊張密談75分鍾。雙方同意恢複華沙會談。
這是中國對尼克鬆一係列信號做出的首次善意的反應。
1970年1月8日，中美兩國同時宣布將從1月20日恢複華沙會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宣布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大使館開始。
為準確無誤並能引起中國注意，麥克洛斯基首次稱呼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意重複了三次。
然而就在這時，美國發動了侵略柬埔寨的戰爭，中美華沙會談又暫時停止。
基辛格對此焦慮不安，施展外交手腕向中國做出種種姿態。其中包括減少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活動，美國眾議院從援外撥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國會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決定等。
毛澤東、周恩來對尼克鬆發出的信號洞察入微。
為了開拓中美關係，中國也準備發出微妙的新信號。
這一信號就是指示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設法請美國著名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訪華。
斯諾對當時中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曾要求訪華，但被拒而不納。因而對中國很有意見。
黃鎮把斯諾從瑞士洛桑請到巴黎，老友相見，分外親熱，但斯諾仍怨氣衝天，牢騷滿腹，說：“遺憾的是中國有些當權者已經不再把我看成中國的朋友了，但我有一個作家的良知，不會看風使舵，隨便改變我的看法。”
黃鎮沒法做出解釋，隻得回憶1936年斯諾訪問第十五軍團司令員徐海東的往事，講他作為該軍團宣傳部部長與斯諾的友誼：“那時，我們把你當‘外國鬼子’，如今，我們中國人在這裏也被當成‘外國鬼子’了。”
斯諾又說：“我受美國排擠，隻能遷居瑞士，直到1960年，我才重新踏上新中國的國土，可是六年之後，我又被拒之門外……”
黃鎮大使又表示說：“斯諾先生，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過問你訪華的事情：你將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毛主席會把你當貴賓的！”
不久，斯諾來到中國訪問，1970年10月1日，當斯諾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周恩來快步迎上去與斯諾緊緊握手，熱情地說：“斯諾先生，歡迎您！”
斯諾把夫人洛易斯介紹給周恩來，棕色眼睛流露著興奮的目光問：“我真是第一個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麽？”
“毛主席讓我請您來的，您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周恩來說道。
斯諾聽了，激動地回首往日的歲月：“34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您。您當時用英語同我談話，使我大吃一驚，您安排我見毛主席，采訪紅軍，當時對西方新聞界來說，真是獨一無二的事情。”
周恩來以熟練的外交藝術回敬道：“在中美兩國相互隔絕的情況下，您三次訪問新中國，向全世界介紹新中國，今天又登上天安門參加我們的國慶慶典，對一個美國人來說，應該說是獨一無二的事情啊！”
斯諾聽了之後，自豪地說：“好啊，我又有獨家新聞了！”
這時，毛澤東主席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眾人一齊把目光轉向他。
周恩來領著斯諾夫婦迎上前去，介紹說：“主席你看，誰來了？”
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斯諾，高興地歡迎：“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麵了！”
說著，毛澤東與斯諾夫婦親熱地握手。
第二天，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醒目地登載了毛澤東與斯諾並排站在天安門檢閱台上慶祝國慶典禮的照片，這張具有曆史意義的照片向美國總統尼克鬆發出了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
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會見時的情景：
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個理想的十月天氣。我安詳地坐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轉過身來，看見了周恩來總理。他很快就領著我和我的妻子洛易斯來到毛主席的身邊，在那裏，我們就在占人類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時候。中國領導人當眾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但這是什麽事情呢？
在下麵能容納五十萬人的大廣場上，一個大橫幅上寫著毛澤東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聲明中的一句話，相隔一條街也可以看清楚橫幅上寫的字。那是宣告中國堅決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反對朗諾的政變和反對朗諾的美國盟友，堅決支持剛剛建立起來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聯盟。為了強調這一點，西哈努克親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邊。親王麵帶笑容（他是喜歡微笑的），對我的妻子所說的“反對入侵柬埔寨的美國人不止我們兩個，這一句話，他熱情地回答說，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毛的號召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國的宣傳用語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節的幫凶。
後來，在主席七十七歲壽辰那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把我說成是“美國友好人士”。那天，這家報紙在每天都刊登毛澤東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裏登了這樣一句話：“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毛主席總是注意把各國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分開來。如果需要一個象征來說明這一點的話，我是樂於作為這個象征的：就是說，代表反對武裝侵略和破壞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國家的許多美國人，美國的反戰者終於正在使李奇微將軍曾經預言為“悲劇性的大錯誤”停下來，我站在那裏是為了接受人們對美國反戰者的致敬嗎？是的，是那樣――但又不僅如此……
外國報紙造謠說，毛主席的一隻手已經癱瘓，因此藏在他的衣袖裏，但是我卻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樣有力。他比一九六五年我上一次見到他時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現在才知道，那時他正要做出在他作為革命領袖的一生中也許是最關鍵和最大膽的決定。這個決定就是清除他的黨所選定的接班人……
當我們觀看那些精巧的生動的彩車開過去的時候，毛簡略地向我談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組織得多好啊，人們穿著各種顏色和各種式樣的服裝，同工人和知識分子日常穿著相同的單調的衣服形成對照。中國大部分少數民族的人都出場了，大約有四十七個少數民族。他們講二十多種不同的語言，占總人口（現在在七億五千萬至八億之間）的百分之五六。節日的主題是生產和備戰：到處都有穿著藍色和灰色軍裝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頭上梳著辮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們很少看到武器。
標語牌一個勝過一個地頌揚著公社、工廠、文化事業和軍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語錄和指示。最為壯觀的是，一道山脈為隧道所貫通，由橋梁連接起來，一列模型火車在上麵疾駛而過，象征著鐵路係統最新一環的完成，這條鐵路現在把最遙遠的新疆同緊靠越南的南部邊疆連接了起來。全身和半身塑像隨處可見，有的很大，再現了站在我身邊的這位文化革命或第二次解放的領袖和發動者的形象。這次解放的目的是為了恢複革命的純潔性，讓群眾空前廣泛地參加到革命中來。
下麵的群眾齊聲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很多人的眼裏迸出了熱淚，而且不僅青年人是這樣。
我不由得揮手指向懷有崇敬心情的遊行者問道：“對這些您感覺怎麽樣？您的感覺如何？”
毛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並不滿意。在哪方麵不滿意呢？他還來不及作答，我們的談話就被新來的人打斷了。隻是幾個星期以後，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我才能重新提出這一問題――那時他很坦白地談到，個人崇拜是“討厭”的。但是我發現，在國慶節那天，他心裏想的不是人們用來為毛的語錄紅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黨和國家上層建築的問題，關於恢複在文化大變革期間所喪失的生產節奏，關於加快結束越南戰爭，和關於擴大中國同外間世界的接觸的問題。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鬆進行對話呢？
他問我，美國現在不是也有著一種造反運動嗎，他對美國的反戰運動印象很深――他在五二聲明中讚揚了這個運動――他想進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義。他說，我們不久會再見麵的。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十九章 海瑞罷官掀巨瀾！主席八見紅衛兵
1989年5月15日，中午時分，北京機場。
中蘇兩國國旗和24麵紅旗迎風飄揚。儀仗隊已排列整齊，記者們各就各位。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微笑抬頭望著遠方。中央電視台已播出機場的畫麵。
一架伊柳辛62噴氣式座機轟鳴著降落機場。隨後，從跑道的盡頭緩緩地滑向停機坪。
中午12時整，係著紫紅色領帶的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妻子賴莎・戈爾巴喬夫相繼出現在機艙的門口。他們向下看了一眼，然後，微低著頭，臉帶笑意，快步走下舷梯。
終於，戈爾巴喬夫邁出了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擁有960萬平方公裏領土、5000年文明曆史的中國的土地。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時間，跨越了30年的鴻溝！
楊尚昆主席、彭衝副委員長、田紀雲副總理、吳學謙副總理及錢其琛外長和夫人等，等候在舷梯旁歡迎蘇聯貴賓。在舷梯前那段幾米長的紅地毯上，戈爾巴喬夫握住楊尚昆伸過來的歡迎之手，上下搖動了幾下。
楊尚昆對戈爾巴喬夫說：“您是第一次來中國，熱烈歡迎您！”戈爾巴喬夫說：“感謝您，楊尚昆同誌。我很早就知道您，但今天是第一次見麵。”
在機場，楊尚昆主持了歡迎儀式。兩名少年兒童向戈爾巴喬夫和夫人賴莎獻花。
在楊尚昆陪同下，戈爾巴喬夫登上檢閱台。在21響禮炮聲中，軍樂隊高奏蘇聯國歌和中國國歌。兩位國家元首麵對東方，在莊嚴的國歌聲中微微頷首，一同向兩國國旗致意。
隨後，檢閱了儀仗隊。戈爾巴喬夫居左，楊尚昆居右。他們神情嚴肅地從儀仗隊前走過。在戈爾巴喬夫的後麵，以一定距離始終跟隨著兩位隨從。看得出來，其中一位顯然是保衛人員。
歡迎儀式並不長――曆時12分鍾。隨後，戈爾巴喬夫便坐上從莫斯科運來的裝有防彈玻璃的轎車，離開機場向北京城內駛來。整個車隊由60多輛奔馳、吉爾等組成。車隊繞南三環，經六裏橋、公主墳，最後進入釣魚台國賓館。
相隔30年的“冰凍”時期之後，蘇聯最高領導人的雙腳終於踏上中國的土地。是的，這是曆史性的一步，這是除舊迎新的一步。這是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一步。
人們舉杯祝賀。優雅的樂曲陪伴著人們愉快地交談。在人民大會堂宴會上，楊尚昆和戈爾巴喬夫宣布：中蘇兩國關係已經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在當天下午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中，楊尚昆感慨地說：“時間過得真快，兩國領導人很長時間沒有會麵了。”
在當天晚上的宴會上，楊尚昆發表講話說：“中蘇兩國是山水相連的近鄰，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在過去的歲月中蘇兩國關係經曆了曲折的曆程，今天，我們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
“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三十年隻是短暫的一瞬。然而世界和中蘇兩國的情況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類進入了一個維護和平和謀求發展的曆史新時期。今天，中蘇兩大鄰國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探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新型關係，有利於促進這一世界潮流的發展，符合中蘇兩國和世界人民的要求和願望。”
中蘇關係經過30年的波折後，到80年代末，兩國的國家關係終於又得到了全麵恢複。
這是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為標誌。
中蘇兩國關係的改善，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經過20多年的對峙後，到了1982年3月24日，已經老態龍鍾的勃列日涅夫，向中國送出了第一道傳情的秋波。這天，他在塔什幹的授勳大會上顯然是有意識地表示，蘇聯不否認中國存在著社會主義製度；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概念；對中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建議就兩國邊界問題進行談判。蘇聯願意在不帶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商定改善蘇中關係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的講話立即引起了中國方麵的注意。
3月26日，中國政府做出冷靜而又理智的反應，既對其講話表示歡迎，又明確指出，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同年5月14日，中國總理趙紫陽在會見日本新聞代表團時說，中國一貫主張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同蘇聯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
雖然中國的反應並不熱情，但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引人注目地沒有再用“修正主義集團”、“社會帝國主義”這兩頂帽子。
蘇聯方麵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微妙的變化，於是，蘇共新聞機構對十二大做了一些客觀報道，電視台播放了有關鏡頭，並開始播映介紹中國的係列節目。
1982年10月3日至29日，蘇聯政府派特使伊利切夫副外長訪問中國，同中國特使錢其琛副外長就改善兩國關係問題進行了開誠布公、坦率和有益的磋商。這是兩國特使的第一輪磋商，它成為此後定期在兩國首都舉行中蘇會見的開端。
從1982年至1988年，兩國共舉行了12輪磋商。在這些磋商中，雙方對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了反複、深入的討論，表示了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的真誠願望，並表示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在經貿、科技、文化等領域的聯係和交往。
由副外長級磋商開始，兩國利用“葬禮外交”的機會，悄悄提高了交往的級別。1982年11月，蘇聯舉行勃列日涅夫的葬禮。中國政府派黃華外長前往莫斯科。16日，會見了蘇聯外長葛羅米柯。這是中斷往來20年後兩國外長的第一次會見。1984年2月，蘇聯又舉行安德羅波夫葬禮。萬裏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2月25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會見萬裏及其一行。這是自1969年以來中蘇政府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
1985年3月，蘇聯又舉行契爾年科的葬禮。李鵬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
新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李鵬顯示了特殊的熱情，尤其是李鵬“祝願你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一語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對蘇聯稱“社會主義”國家，這已經是久違了。今天開始稱“社會主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信息。因此，戈爾巴喬夫於3月14日會見李鵬，重申蘇中之間應繼續對話，提高對話級別，縮小分歧。
李鵬表示，我們願意做出努力發展兩國間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關係。我們認為，對於中蘇兩個偉大的鄰邦、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中蘇關係的改善不僅有利於我們兩國人民，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
中蘇關係解凍的序幕就這樣拉開了。
中蘇關係幾乎凍結了20多年後，兩國關係出現了一係列可喜的變化：
1982年9月，中蘇第一次恢複交流留學生，雖然僅有10名，但它卻是雙邊教育領域交流的新開端。
次年7月，中國對外友協和中蘇友協代表團第一次訪問蘇聯，標誌著兩國友協恢複往來。
10月，以齊赫文斯基為首的蘇聯對外友協和蘇中友協積極分子旅遊團第一次訪華。
1984年9月13日，蘇聯藝術家小組來華演出。這是自1965年以來的第一次。
同年9月21日至22日，吳學謙同葛羅米柯在兩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駐地舉行兩次會晤，這是兩國外長多年來的第一次正式會見。
翌年3月，中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這是兩國議會多年來的第一次接觸。
這年8月，蘇聯工會代表團訪華。這是20年來工會係統的第一次訪問。
這年10月，蘇聯婦女代表團訪華。兩國婦女組織恢複交往。
1986年7月，中國經濟貿易展覽會在莫斯科開幕。這是自1953年以來第一次這樣的展覽會。
9月，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塔雷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近20年來第一次這種級別的訪問。
同年12月，蘇聯工業貿易展覽會在北京舉行，這是近30年來在中國舉辦的最大的蘇聯展覽會。參觀者達25萬多人。
雙方在貿易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麵的交流合作取得了特別明顯的進展。雙方簽署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並成立了以兩國政府副首腦為領導的中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委員會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開會，討論具體的合作問題。
雙邊交流的恢複是令人欣喜的，但兩國關係中還存在著障礙。
1982年3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講話，就明確指出：要使中蘇關係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必須采取排除三大障礙的實際行動，即：第一，減少和撤退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的駐軍；第二，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第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此後，中國領導人一再表示，恢複正常關係必須排除這三個障礙。
由於三個障礙的存在，中蘇關係難以有更大突破。顯然，排除三個障礙需要有戰略家的魄力和勇氣。
1985年4月17日，鄧小平答比利時記者問時說，如果同時消除三個障礙在蘇聯方麵有困難，可以從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做起。
緊接著，作為戰略家的鄧小平，采取了一個重大的行動。然而，這一行動在當年是一條不能發表的新聞。
那是在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正在北京訪問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齊奧塞斯庫一直被認為是在中蘇之間傳遞信息的“青鳥”。
會見快要結束時，鄧小平忽然問齊奧塞斯庫：“你可以見到戈爾巴喬夫嗎？”
齊奧塞斯庫回答：“這個月（1985年10月下旬）將在索菲亞舉行華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
鄧小平說：“給我帶個信好不好？”
齊奧塞斯庫答：“好。”
鄧小平於是說道：“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敦促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如果能辦到，我願意同戈爾巴喬夫會晤。”
齊奧塞斯庫表示：“我將轉達。”
鄧小平又說：“中蘇之間有三大障礙，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
這段談話雖然隻有100個字，但卻傳遞了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信息。一個重要的戰略決策已經做出。中蘇最高級會晤的曆史進程就從這裏開始了。
在場的記者當即請示：“小平同誌，此事要不要在報道中反映一下？”
鄧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說：“不必了吧。”戈爾巴喬夫無疑得到了這一信息。後來在1989年5月北京會晤中，當鄧小平提到捎口信一事時，戈爾巴喬夫說道：“我記得這件事。這對我們的思考是個很好的促進，你看起來一切都是做得及時的，很好的。”
國內外形勢要求戈爾巴喬夫也做出戰略性的抉擇。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遠東地區作了為期7天的考察。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這個俗話所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在咫尺的城市”――發表了有關中蘇關係的重要講話：
“我要重申的是：蘇聯準備在任何時候和任何級別上同中國最認真地討論關於創造睦鄰氣氛的補充措施的問題。”
“我們不希望邊境河流阿穆爾河（黑龍江）被看作是‘水上屏障’……邊界線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為界。”
“蘇聯非常重視徹底裁減亞洲的軍隊和常規武器……蘇聯願意同中國討論旨在相應地降低陸軍水平的具體步驟。”
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將分階段地從阿富汗撤軍，1986年底前從阿富汗撤回6個團，蘇聯正同蒙古討論從蒙古撤出大部分蘇軍的問題。
這個講話同樣也受到了中國方麵的注意。正如鄧小平所說，他從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裏看到了“新的內容”。9月2日，鄧小平接受華萊士電視采訪時說，如果蘇聯能夠幫助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我願意破例地到蘇聯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麵。
從這以後，1987年11月、12月，鄧小平、戈爾巴喬夫都再次談到最高級會晤問題。但一方堅持必須消除三個障礙，一方認為不應該有先決條件。因而雙方立場仍有較大距離。
但在實際上，在消除三大障礙方麵，蘇聯及中國都采取了一些具體行動。1987年1月15日，蘇聯宣布將從蒙古撤出一個摩托化步兵師和其他一些部隊；1987年2月，開始了兩國邊界問題的談判並取得了進展；1988年5月5日，蘇軍開始從阿富汗撤退，並在9個月內全部撤完；在柬埔寨問題上也取得了進展和某些一致意見。
兩國關係改善的氣氛越來越濃厚。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一年消除了一個障礙。由於中蘇兩國都在進行改革，因而雙方的共同點和共同語言也逐步增多。具有象征意義的是：1988年1月15日，蘇聯國家出版、印刷和書籍發行委員會舉行鄧小平文集《論當代中國基本問題》公開發行儀式。該書由蘇聯政治出版社出版。2月25日，在蘇聯駐華大使館舉行了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一書的贈書儀式。該書中文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1988年9月16日，戈爾巴喬夫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講話時表示，我們主張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完全正常化，主張使之達到我們兩國對世界和平政策的責任相符的水平。我們願意立即著手準備中蘇高級會晤。
10月17日，鄧小平會見齊奧塞斯庫時說，三年前托你捎給戈爾巴喬夫的口信看來有成果。可能明年能夠實現中蘇高層會晤。同日，李鵬總理對美國客人說，如果中蘇外長會晤取得積極成效，中蘇首腦會晤將提到日程上來。
同年12月的第一天，錢其琛外長赴蘇聯訪問。這是1957年以來中國外長第一次正式訪蘇。
這次訪問是中蘇高級會晤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它標誌著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已經開始。雙方認為，1989年上半年舉行中蘇最高級會晤是有可能的。中方邀請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
三個月後，1989年2月的第一天，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蘇關係史上蘇聯外長第一次正式訪問中國，也是中蘇最高級會晤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謝瓦爾德納澤隨身帶來了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給鄧小平主席的一封正式信件，同時向李鵬傳達了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的問候。
會談時，兩國外長就中蘇高級會晤問題進一步交換意見。
錢其琛外長受楊尚昆主席委托，轉達了對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正式邀請，經過會談，兩國外長就柬埔寨問題達成九點一致看法。田曾佩副外長向記者宣布，消除中蘇關係三障礙獲實質性進展。
2月4日在上海，鄧小平會見了蘇聯外交部長。鄧小平紅光滿麵，精神很好，身著灰色中山裝，來到會見廳的門廳迎接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一行。
在會見中，鄧小平指出，中蘇外長的互訪表明中蘇已開始了關係正常化的進展。但是，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正式開始，還是中蘇高級會晤，也就是我同戈爾巴喬夫的會晤。
會見結束時，鄧小平應蘇聯貴賓的請求，在4本俄文版的《鄧小平文選》上一一簽名，然後步送客人到門廳，握手告別。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蘇聯外長已先期離華前往巴基斯坦，而雙方工作人員還在為一些具體問題徹夜磋商，11時前，蘇方得到外長的最後批示。隨後，雙方完成了最後手續。
終於，當時針指向12點的時候，除舊迎新的爆竹齊鳴，這時，中央電視台打出字幕，向全世界宣布：
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的邀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將於今年5月15日至18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歲月辭舊迎新，中蘇關係也是辭舊迎新。這是多麽奇妙的巧合啊！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點，在莫斯科伏努科沃二號機場，戈爾巴喬夫偕夫人乘坐的專機淩空而起，在其他飛機的陪同下，開始向中國方向飛來。
戈爾巴喬夫夫婦在中國政府舉行歡迎儀式後，下榻於北京西郊的釣魚台國賓館第18號樓。
這座樓接待過許多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曾在這樓下榻。布什總統也曾在這裏重溫在北京的美好時光。
這套總統套間每天的租金是4200美元。全部由中國政府負擔。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要求，房間裏裝好了全製式錄像機。戈爾巴喬夫的隨行人員有300多人，當初布什訪華時曾包租了11棟樓房，蘇方與布什“攀比”，起初也要包租11棟樓。但畢竟開支太大，後來隻好又退掉了幾棟樓。中方還給予了一些照顧。
專機未到，轎車先行。戈爾巴喬夫還未出發，他的專用轎車已先運到了北京。這當然並非無謂或奢華之舉。按戈爾巴喬夫的說法，“這也同我所承擔的職責有關。”
他說：“一次，在紐約聯合國講話之後，我去同裏根總統會晤，當我們同我的專用汽車一起擺渡時，響起了來自莫斯科的電話。電話是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打來的，他向我報告了亞美尼亞遭到的悲劇。”
“我們立即商定成立政治局委員會和采取第一批緊急措施。因此，我不論在哪裏，我都能同國家的任何一部分、同在國外的蘇聯人員、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保持聯係。”
1989年5月16日上午，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舉行了曆史性的會見。
會談中，鄧小平似乎想得更遠。他回顧了外國列強過去對中國進行侵略、壓迫和掠奪土地的曆史，以及中蘇兩國、兩黨關係過去所走過的一段曲折的曆程。
當然，回顧曆史是為了獲得教益。所以，鄧小平說：“談談曆史問題是為了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向前進。”
他表示：“我們對過去的事情就一風吹了。”
他指出，我們這次會晤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麵對過去，戈爾巴喬夫總書記說“我沒有我們30年未見過麵的感覺”。
在5月17日同中國教育界代表會晤時，戈爾巴喬夫指出：“俄中和後來的蘇中關係史給我們留下了龐大、紛紜複雜的遺產。我們主張不在關係史上留下空白點，主張對所有的其中包括最複雜的事件做出客觀和公正的評價。”
對這些“空白點”。戈爾巴喬夫有什麽看法呢，在同鄧小平會談時，他表示，“蘇方認為，自己方麵也有過錯”，“但蘇方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當然，重要的不是這些“空白點”和誰的責任，所以，戈爾巴喬夫還繼續對中國的各界人士們說：“如果從曆史的遠大尺度來衡量我們的關係，那麽，勿庸置疑，積極的因素大大地超過不信任和衝突造成的因素。”
曆史的教訓會使人痛悔，但這痛悔也是一種教科書。戈爾巴喬夫通過對曆史的反思，得出了兩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破壞、惡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很遺憾，比建立、鞏固和充實這種關係要簡單得多。”可見，珍惜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增加巨大的民族和國際財富，使之一代代傳下去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個結論是，對彼此在政治和行動方式上的不一致必須持諒解態度。”
鄧小平表示，重點在於應該向前看。
李鵬說：“中國願意積極發展同蘇聯的雙邊關係。”
5月18日，中國和蘇聯在北京發表聯合公報。“雙方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士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普遍原則基礎上發展相互關係。”
隨著中蘇最高級會晤的實現，中蘇兩黨的關係也從1989年5月16日自然恢複。中蘇兩黨的總書記舉行了會見，在中蘇聯合公報中，“中蘇雙方同意，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將根據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原則進行接觸和交往。”
這種關係既不是六七十年代相互吵架的關係，也不是50年代相互結盟的關係。
人們大概都還記得，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中國的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沒有同他擁抱，而僅僅是握手。
禮節的規格就是如此。這不是無意識的小事，而是精心安排的規格。而且，這一切都是由鄧小平親自決定的。
因此，中蘇之間的第二次握手是曆史性的握手，但它並不等同於第一次握手。
而在蘇聯方麵，戈爾巴喬夫想到的是：“人類正處在十字路口。實際上，恰恰是在這些年內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人類能否走上光明之路，能否製止它所麵臨的威脅，還是說，人類文明將走向末日？”
“顯而易見，每個人首先是那些授權領導國家，進行決策的人們所肩負的責任是多麽巨大！”
通過與中國關係的改善，戈爾巴喬夫心中充滿著希望；
蘇中邊界非軍事化，使之成為和平友好的界線；
希望充分利用經濟協作的可能性；
希望蘇中貿易有巨大的增長；
希望加強科學、文化領域的交流；
希望交流兩國改革的經驗；
希望兩國積極合作，對解決國際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做出應有的負責。
他說：“兩國關係將建立在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之上。”“我們決定不回到50年代的關係上去，但同時也要避免發生六七十年代那種對抗的關係。”
戈爾巴喬夫特別提到了兩黨的關係。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這應當被看作是這次訪問的巨大成果。”“我們兩黨在各自國家中都起著政治先鋒隊的作用，兩黨之間保持密切的交往自然會促進整個蘇中關係的發展，因為它們是執政黨。我們可以在完全自主和平等的基礎之上交換黨的工作經驗，對比雙方對社會主義理論及實踐問題的看法。”“我們都關心我們兩黨之間發展合作。”
總之，戈爾巴喬夫充滿著希望，而且這種希望是真誠的。
到了90年代初，蘇聯解體了，戈爾巴喬夫也下台了。但是，人們不能否認他對改善當時中蘇關係所起的積極作用。而他所充滿的希望，也正隨著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的關係的建立和發展而逐步得到實現。
當戈爾巴喬夫這次剛剛踏上中國土地的時候，他在機場散發了一份書麵講話。他首先向中國人民轉達親切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然後，他說道：
“我們是在春天來到中國的。這是個大自然蘇醒，萬象更新的美好時節。世界各國人民都把更新和希望寄托於春天。”
“這與我們的心情是一致的。”
“我是第一次前來中國，希望能夠直接了解一下這個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具有古老而又獨特文化的偉大國家，了解它的人民在40年來的社會主義發展中所取得的成績。”
5月17日，戈爾巴喬夫坐在電視攝像機前，向中國觀眾發表談話的時候，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這些天來，我感覺到，列寧和孫中山播下的種子不僅發了芽，而且這棵友誼之樹已經深深地紮了根……這使得我們在這裏，在北京這些日子裏，盡管很緊張，但感覺很好。”
其實，他不僅感覺到友誼之樹的存在，而且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中國人民對他的盛情接待，也正是在為春天裏的這棵友誼之樹澆水、培土、培植新枝嫩芽。
5月15日，戈爾巴喬夫一行到達北京。下午原計劃4點15分楊尚昆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推遲了兩小時。晚上，賓主在優雅的樂曲聲中舉杯共祝中蘇友誼的發展。
宴會後，楊尚昆向戈爾巴喬夫夫婦贈送了一對分別印有戈爾巴喬夫和賴莎頭像的彩色肖像刻瓷盤。戈爾巴喬夫對這一天的評價是：“這是美好的一天，是很有意思的一天。”
5月16日是兩國領導人會談最繁忙的一天。
上午10點開始，鄧小平同誌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晤。午宴後，戈爾巴喬夫一行驅車返回釣魚台國賓館。下午，在釣魚台國賓館，李鵬總理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會談。之後，李鵬接受了蘇聯記者的采坊。下午，兩國的總書記也舉行了約一個半小時的友好會見。會見後舉行了宴會。
戈爾巴喬夫出國訪問時，往往會設法與普通群眾接觸，1987年12月，戈爾巴喬夫訪美。一天上午，車子前往白宮途中，突然在路邊停下，戈爾巴喬夫走出“吉爾”牌小車子，與路人握手問好寒暄。此舉雖然隻有兩分鍾時間，但通過電視向全美國實況轉播後，卻收到了難以估量的效果。當時有幸與戈爾巴喬夫握過手，或講過話的人，在接受電視記者采訪時，激動得連話都變調了。
5月16日下午，戈爾巴喬夫在北京重演了這一幕。在車隊由人民大會堂返回釣魚台的路上，戈爾巴喬夫把車窗玻璃搖下，探出頭向沿途群眾招手致意。14時13分左右，當車隊行駛到白雲路南口白雲觀附近時，戈爾巴喬夫突然要求車子停下。隨即，他走出車子，同路旁的群眾打招呼。他說：“我代表蘇聯人民向中國人民問好。”
周圍的群眾頓時情緒熱烈，高呼“歡迎！歡迎！”戈爾巴喬夫同一些市民握了手，並對大家說：“我和你們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已經緊緊地握了手，中蘇兩國關係已經完全正常化了。謝謝你們。”
約500多群眾聽了他的講話，熱烈鼓掌。
一位女工還給賴莎遞過一張卡片。賴莎友好地在上麵簽了字。
5月17日，是戈爾巴喬夫在華繁忙的第三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他向500多名中國學術界人士發表演說，闡述了他對中蘇關係和國際問題的見解，並介紹了蘇聯的改革。
曆時50分鍾的演講結束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
中午12時40分，戈爾巴喬夫夫婦在北京市長的陪同下驅車到達八達嶺。為了歡迎蘇聯貴賓，長城遊覽入口處擺放了數百盆鮮花，城牆上的土黃色古旌旗迎風飄揚。
戈爾巴喬夫夫婦興致勃勃地登上長城，極目遠眺，飽覽長城的雄姿和群山起伏的景色。曾為英國女王當過導遊的工作人員向戈爾巴喬夫介紹長城的情況。當介紹到長城的防禦作用時，戈爾巴喬夫說，長城的整個建築和克裏姆林宮的戰略建築很相似。
當戈爾巴喬夫走到北麵塔樓時，熱情地同一位中國青年談話，握手。他說：“我回去要派許多蘇聯青年來中國訪問，也希望中國青年到蘇聯去看看。”
他還對向他揮手致意的青年說：“青年同誌們，我非常理解你們。但是，我要求你們更要理解你們的國家，我希望你們繼承你們父兄的光榮傳統，把你們國家的改革搞上去。”
他還同中國青年照相合影留念。
當他向中國遊客對蘇中關係正常化有何看法時，遊客們回答說，大家一直盼望這一天，中蘇關係正常化很好。
賴莎在長城上還對一位青年說：“長城很偉大，很美。我能登上長城非常高興，我很願意同中國人交流。”
戈爾巴喬夫夫婦不僅遊覽了長城北段，後來又上到南段與遊客見麵。
當戈爾巴喬夫夫婦手挽手走下長城後，八達嶺遊覽區領導人陳仁向蘇聯客人贈送了“長城登城證書”。戈爾巴喬夫高興地接過證書說：“今天時間很短，隻遊覽了長城的一部分，今後我要組織旅遊團來，把長城遊遍。”
返回北京城內後，下午，戈爾巴喬夫又接受了中央電視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的采訪，在攝像機前對中國觀眾講了話，從而與中國億萬人民直接溝通了心靈的渠道。也許是剛遊過長城的緣故，他又絕頂巧妙地借長城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首先，我應該說，而且所有同我一起遊長城的人……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希望把人民分隔開來的牆能少些，合作應多一些。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點。”
“而總的來說，當你站在這座城牆上，知道它是如何建起來的，什麽時候建成的，你就會想到，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曆史是多麽悠久。我相信，這個國家的人民也會有偉大的前程。”
戈爾巴喬夫曾經收到許多發自中國的信。在北京，駐華使館也向他轉交了許多熱情善意和友好的信。人們邀請他到他們居住的城市裏去，訪問他們的家庭。戈爾巴喬夫對此表示感謝，感謝所有的人，感謝他們所表達的感情。他說：“我熱切希望，這種把我們兩國人民連結起來，未被時間磨滅或者消弱的悠久傳統和友好感情不斷加強。”
當晚，戈爾巴喬夫又接著在釣魚台國賓館17號樓舉行記者招待會。
麵對約500名記者，他侃侃而談。他談到了與鄧小平的會晤，談到了雙方就兩國關係發展的前景達成的諒解，談到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談到了兩國交流與合作的具體問題，談到了兩黨關係正常化問題，談到了蘇聯的改革，還談到了在中國訪問的感受。他說：“我有一個感覺，似乎我們之間從來就沒有過那相互遙遠的30年。”
隨後，他回答了記者先後提出的25個問題。戈爾巴喬夫素來能言善辯，很會演講，顯示了他敏銳的思維能力，傑出的演說才能和機智幽默的風格。
招待會後，戈爾巴喬夫於18日上午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訪問。楊尚昆主席到釣魚台18號樓為貴賓送行。中午到達上海時，戈爾巴喬夫一行受到熱烈歡迎。兩個少年兒童向戈爾巴喬夫和賴莎獻了鮮花。數十名少年兒童手持鮮花，呼喊“熱烈歡迎”。時值上海下雨，許多群眾自發地冒雨站在戈爾巴喬夫車隊經過的道路兩旁，向戈爾巴喬夫鼓掌、歡呼。戈爾巴喬夫像在北京一樣，還走出專車，同歡迎他的上海市民見麵、交談。
戈爾巴喬夫在上海訪問的時間隻有5個小時，因此行色匆匆。他參觀了位於黃浦江上遊的上海閔行經濟開發區和屬於開發區的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並題詞“祝賀開發區取得的成就”。
應戈爾巴喬夫的要求，上海市有關方麵還安排戈爾巴喬夫夫婦到徐匯區向普希金紀念碑獻花。戈爾巴喬夫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表達了對這位俄羅斯偉大詩人的敬意和對中蘇文化交流的讚賞和期望。
在上海西郊賓館，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同誌會見了戈爾巴喬夫。江澤民說，中蘇兩國之間經過許多曲折的歲月，現恢複了正常關係，我們感到高興。
戈爾巴喬夫感謝上海市人民的熱情接待。他說，過去的日子是劃時代的日子，蘇中關係進入了新階段，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實質和內容，並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來進行工作。
這也就是戈爾巴喬夫對他這次中國之行的評價。
戈爾巴喬夫的這次曆史性訪問無疑是成功的。
當然，他的這次來華訪問也有令人遺憾的地方。
由於當時北京正發生天安門風波，所以，戈爾巴喬夫的訪華也受到了本來不應有的幹擾。
戈爾巴喬夫到北京的歡迎儀式原定1989年5月15日下午4時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舉行。
但是14日天安門廣場的形勢已非常緊張，所以在14日晚10時隻好臨時決定，儀式移到機場舉行。
這一變動立即帶來禮儀、準備、新聞報道等一係列複雜的問題。
軍樂隊要去機場、儀仗隊要去機場、新聞記者要去機場，事先準備好的攝像、轉播設備也要搬去機場。而且這一切還不能露出風聲，記者也不能事先通知，以免帶來新的麻煩。
因此，有關方麵徹夜忙碌，緊急采取應變措施。禮炮等都是在下半夜移到了機場。當時人們的感覺是，幾乎一切都亂套了。
細心的電視觀眾不難發現，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機場走下飛機後，隻有舷梯前有一段幾米的紅地毯，而儀仗隊前居然沒有紅地毯，因此，戈爾巴喬夫隻好踩著水泥地檢閱儀仗隊。
這種尷尬的場麵在國事訪問活動中是少有的。其原因，就是因為機場沒有備用紅地毯，而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由於學生的包圍而不便取出。無奈，隻得勉強應付了。好在楊尚昆主席親自到機場去迎接，按慣例，國家主席一般是不去機場的，所以，戈爾巴喬夫還比較滿意。蘇方對這一變動表示理解，說重要的是有這個儀式。
出了機場後，按禮賓慣例，國賓車隊都應從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經過，然後進入釣魚台。
但是，當時城內交通堵塞，車隊隻好兵分兩路。快進城時，前麵主要人員的車隊隨即調頭，經東郊、南郊、西郊，然後進入釣魚台。路上共用了50多分鍾。好在這條道路比較寬暢，兩旁的建築也比較整齊，所以客人還滿意。後麵的一路到達建國門時，發覺長安街不能通行，隻好立即調轉車頭，經北二環繞道進入釣魚台北門，其時間比戈爾巴喬夫一行遲到了10分鍾。
跟著而來的是國宴問題。通常國宴都是在富麗堂皇的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但當時這也成問題。有關方麵考慮如大會堂不能舉行就改在釣魚台內舉行。但是，限於條件，釣魚台做不了那麽多飯菜，因此還得大會堂做一部分，然後送往釣魚台。最後，國宴地點待楊尚昆見到戈爾巴喬夫，才決定仍在大會堂。
當時沒法走長安街，隻好走前門大街，進大會堂的西南門。由於沒有走東大門，所以客人在大會堂內就像進了迷宮一樣，東拐西繞，才到宴會廳。
按照原定計劃，5月16日上午，戈爾巴喬夫將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但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圍觀者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隻好被迫取消了這一安排。
天安門是世界聞名的建築物，戈爾巴喬夫夫婦來北京都希望親睹它的雄姿和風彩。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願望當時無法實現。
戈爾巴喬夫夫人賴莎在大會堂的宴會上曾提出能否到大會堂的樓上從窗戶裏看一看天安門。但這一請求在當時實在也無法滿足。
所以，戈爾巴喬夫夫婦一行雖然到了北京，卻沒有看到能代表北京的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東西長安街。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
此外，日程的變動也苦了中外記者。戈爾巴喬夫訪華第一天，設在國際飯店的蘇方新聞中心原定晚6時舉行記者招待會。但後來遲遲未能召開，記者們隻好找個地方休息，有的幹脆在沙發上睡著了。直到深夜1點40分，新聞局長格拉西莫夫才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我來晚了。”接著他引用俄國古典作品中描寫一對情人相見時說的一句話：“幸福的人相會是不怕晚的。”疲憊的記者一聽頓時樂了起來。
5月17日，戈爾巴喬夫原定下午5點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然而，那天整個長安街都堵塞了。
當記者們想方設法或步行或騎車趕到大會堂時，有關方麵通知招待會改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大家隻好各顯神通，有的坐三輪，有的雇自行車，有的舉著記者證攔車，氣喘籲籲地往釣魚台奔。
雖然有諸多遺憾，但不能否認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仍然是成功的。中蘇友誼之樹從此增添了更多的生機和活力。世界輿論給予了中蘇這次會談以高度的評價：
波蘭中央電視台說：“凍結了30年的堅冰一旦融化，將產生巨大的激流。”
奧地利輿論說：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曆史性握手，埋葬了中蘇間30年之久的敵視”，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繼尼克鬆訪華以來又一具有世界影響的事件。
日本《朝日新聞》說，中蘇關係已進入了“對話與協調”的時代。
西德的電視評論說，中蘇和解有助於世界和平。
瑞士《新蘇黎世報》指出，中蘇關係正常化既給世界政治帶來了機會，也給西方帶來了挑戰。
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
光陰荏苒，20世紀70年代的第一個秋天轉眼間悄悄到來，首都北京，已披上金色的秋裝。
秋高氣爽，天高雲淡，氣候宜人。1970年10月1日，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同北京40萬軍民在一起，共同慶祝建國21周年。
上午9時50分，毛澤東身著中山裝，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起，神采奕奕，健步來到天安門城樓上。
此時，隻見天安門廣場上，人聲鼎沸，鑼鼓喧天。
人民大會堂、曆史博物館等建築物上紅旗飄揚。
天安門城樓裝飾一新，更顯得莊嚴隆重，氣象萬千，增加了不少節日氣氛。
毛澤東等領導人來到城樓欄杆前，向廣場上的各界軍民揮手致意。10時整，大會正式開始，首先舉行閱兵式，正當閱兵式進行不久，毛澤東突然回過頭來，對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說：“請把斯諾先生請來。”
禮賓司司長急忙找陪同斯諾參加國慶典禮的黃華同誌，說明來意，便把斯諾先生引向毛主席身旁。
毛澤東主席一麵檢閱隊伍，一麵與斯諾交談，氣氛顯得十分融洽。
記者們紛紛用相機攝入毛澤東與斯諾並排站立的鏡頭。
廣場上，群眾遊行仍在進行著。毛主席、周總理又在城樓休息室接見斯諾夫婦，並作了友好的談話。
在談話中，毛主席明確地對斯諾說：
“歡迎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
毛澤東這一句話，不是隨口而說，而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表態，有力地打破了中美關係上厚實的堅冰，使中美關係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毛澤東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通過斯諾向尼克鬆發出邀請訪問的消息呢？這還要從1969年1月20日講起。
這一天，理查德・尼克鬆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鬆在美國一向被視為“反共鬥士”，自從他步上政治舞台，一直高唱反共的調子。
他是靠反共起家的，但他畢竟是一位出色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有較高的政治敏感性，有戰略眼光。他見美國民主黨自1961年執政8年來，頑固推行敵視中國、擴大侵越戰爭的政策，致使美國的經濟陷入困難之中，美國的國內外政策麵臨重重困難，已步入死胡同，便趁機提出“與中國對話”、“結束越南戰爭”的競選口號。
這一口號順乎美國人心，果然使他贏得301張選票，登了美國總統的寶座。
尼克鬆上任總統、入主白宮後，就冷靜地分析國際局勢，認為當時世界形成美、蘇、中多極力量，美國繼續推行“遏製和孤立”中國的政策，無法對付蘇聯咄咄逼人的抗爭，因而提出以實力、夥伴、談判為三大支柱的對外政策，後被稱為“尼克鬆主義”。
1969年1月底，尼克鬆給新上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寫了這樣一個備忘錄：
“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鼓勵，即本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
接著，美國開始送出改變對華政策的信息。
兩個月後，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逝世，87個國家的總統、首相、特使前來參加葬禮，尼克鬆把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請進白宮，在二樓的黃色橢圓形會見廳裏進行了密談。
尼克鬆正式請法國總統戴高樂把美國對華新政策的精神轉達給中國領導人，戴高樂懷著專注的目光聽了尼克鬆的請求，有軍人威嚴氣質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對尼克鬆說：“法國人雖然不喜歡美國人，不過美國仍然是我們的朋友，永遠的朋友。我樂意與中國人打交道。”
戴高樂一回到巴黎，就在愛麗舍宮的二樓總統辦公室召見剛被任命的法國駐中國大使艾蒂・馬納克，指示他務必把尼克鬆的信息轉述給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
馬納克是一個教員出身並很有外交才能的外交官，他對亞洲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有相當的研究。他很快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在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之中，周恩來當然第一個領會了戴高樂轉來的尼克鬆口信的含義，憑著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知道中美間的關係會很快發生新的變化。
兩個多月後，周恩來找到了發回信息的機會。
1969年7月16日，廣東省公安廳在臨近香港的海麵上抓到兩名侵入中國領海的美國人，廣東省公安廳便緊急匯報公安部，說抓到兩個美國特務。
公安部領導吃了一驚。馬上打電話報告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這時剛好睡下不久，又被秘書叫醒，因事件突然，周總理當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負責人開會。
會上有的人提出立刻向美國表示抗議，不準美國借珍寶島事件混水摸魚。
周恩來出於對中美關係高度的敏感性，特別重視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索爾茲伯裏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在中蘇衝突中，給尼克鬆一個大好機會――使他能成為像樣的曆史人物的機會。當然，也存在著巨大的危險性，尼克鬆得下巨大賭注。一旦中美接近，將使世界的政治形勢產生結構性變化。”
想到這裏，周恩來便嚴肅地追問：“說那兩個美國人是間諜有什麽具體證據？”
眾人愕然，誰也答不上來。周恩來隨即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請公安部指示廣東省公安廳立即派得力幹部查清真實情況，在未查清之前，不準在報紙上大肆渲染。不要隨便給這兩個美國人戴上‘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的帽子，對這兩個美國人要安排好居住飲食。”
此時，尼克鬆和助理國務卿基辛格也緊張萬分，滿懷希望能盡快聽到對戴高樂所傳口信的回答。而現在卻發生了兩個美國人進入中國領海的插曲，感到有些棘手，生怕這一事件影響了兩國信息的傳遞和關係的改善。
原來尼克鬆總統還決定批準放寬對美國公民來華旅行的限製，允許議員、記者、教員、學者、科學家和醫生、紅十字會代表等六類公民到中國旅行，允許在國外工作的美國人可以購買100美元的中國貨物。
現在尼克鬆、基辛格擔心此時發表這些決定，會引起中國的誤會，於是決定推遲宣布，焦急地等待著中國的聲音。
但是，一連幾天沒有聽到中國的憤怒抗議。尼克鬆便對基辛格說：“這也許是好兆頭，好兆頭！”
基辛格也若有所思地說：“我同意總統閣下的看法，但願上帝保佑。”
為了作進一步的試探，尼克鬆便在7月21日宣布了放寬美國對華貿易和旅行的限製措施。
周恩來看到尼克鬆的決定，臉上露出了會意的笑容，加緊督促查處7月16日兩名美國人事件，很快查清了事情真相，原來這兩名美國人是請假來香港旅遊的美國大學生，不是什麽間諜。於是便在7月24日將誤入我領海的鮑德溫和唐德納女士無罪釋放。
這是尼克鬆上台後，周恩來與尼克鬆之間首次進行的微妙的無聲對話。這是世界外交史上奇特的一個舉動。
此後不久，尼克鬆開始了他的環球之行。他首先精心鋪設了“葉海亞渠道”。在伊斯蘭堡，尼克鬆對巴基斯坦總統阿迦・穆罕默德・葉海亞・汗格外親熱，他私下請葉海亞向中國領導人傳遞這樣一個口信：“美國不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
葉海亞很樂意幫助尼克鬆傳遞這一信息，便讓他的空軍元帥謝爾・阿裏・汗向基辛格介紹中國情況，阿裏元帥經常來往於中巴之間，使“葉海亞渠道”保持暢通無阻，他生動的中國情況介紹使基辛格也“獲益匪淺”。
隨後，尼克鬆又鋪設了“羅馬尼亞渠道”。
1969年8月2日，尼克鬆訪問羅馬尼亞，受到齊奧塞斯庫的熱烈歡迎。尼克鬆請主人向中國再次傳遞和解信息，表示隨時可到任何地方去與中國代表會晤。
接到尼克鬆的這一係列信號，中國穩坐釣魚船，不冷也不熱。僅表示不久的將來可以恢複華沙會談。
基辛格見中國對美國仍懷有疑慮，決定加快接近中國的速度，以便讓中國明白美國是希望同中國對話的。
基辛格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小沃爾特・斯托塞爾，要他告訴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美國準備與中國認真會談。斯托塞爾接受命令，好不容易在波蘭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遇到中國譯員，斯托塞爾趕緊湊上去搭話。
那時中國正搞“文化大革命”。中國譯員一見美國外交官就趕緊躲避瘟疫一樣趕快避開。斯托塞爾在後麵緊跟不舍，看實在趕不上了，就急中生智大聲喊道：“美國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貴大使傳達……”
1969年12月11日，中國駐波蘭使館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指示，把斯托塞爾請到中國駐華沙使館，緊張密談75分鍾。雙方同意恢複華沙會談。
這是中國對尼克鬆一係列信號做出的首次善意的反應。
1970年1月8日，中美兩國同時宣布將從1月20日恢複華沙會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宣布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大使館開始。
為準確無誤並能引起中國注意，麥克洛斯基首次稱呼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意重複了三次。
然而就在這時，美國發動了侵略柬埔寨的戰爭，中美華沙會談又暫時停止。
基辛格對此焦慮不安，施展外交手腕向中國做出種種姿態。其中包括減少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活動，美國眾議院從援外撥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國會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決定等。
毛澤東、周恩來對尼克鬆發出的信號洞察入微。
為了開拓中美關係，中國也準備發出微妙的新信號。
這一信號就是指示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設法請美國著名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訪華。
斯諾對當時中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曾要求訪華，但被拒而不納。因而對中國很有意見。
黃鎮把斯諾從瑞士洛桑請到巴黎，老友相見，分外親熱，但斯諾仍怨氣衝天，牢騷滿腹，說：“遺憾的是中國有些當權者已經不再把我看成中國的朋友了，但我有一個作家的良知，不會看風使舵，隨便改變我的看法。”
黃鎮沒法做出解釋，隻得回憶1936年斯諾訪問第十五軍團司令員徐海東的往事，講他作為該軍團宣傳部部長與斯諾的友誼：“那時，我們把你當‘外國鬼子’，如今，我們中國人在這裏也被當成‘外國鬼子’了。”
斯諾又說：“我受美國排擠，隻能遷居瑞士，直到1960年，我才重新踏上新中國的國土，可是六年之後，我又被拒之門外……”
黃鎮大使又表示說：“斯諾先生，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過問你訪華的事情：你將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毛主席會把你當貴賓的！”
不久，斯諾來到中國訪問，1970年10月1日，當斯諾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周恩來快步迎上去與斯諾緊緊握手，熱情地說：“斯諾先生，歡迎您！”
斯諾把夫人洛易斯介紹給周恩來，棕色眼睛流露著興奮的目光問：“我真是第一個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麽？”
“毛主席讓我請您來的，您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周恩來說道。
斯諾聽了，激動地回首往日的歲月：“34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您。您當時用英語同我談話，使我大吃一驚，您安排我見毛主席，采訪紅軍，當時對西方新聞界來說，真是獨一無二的事情。”
周恩來以熟練的外交藝術回敬道：“在中美兩國相互隔絕的情況下，您三次訪問新中國，向全世界介紹新中國，今天又登上天安門參加我們的國慶慶典，對一個美國人來說，應該說是獨一無二的事情啊！”
斯諾聽了之後，自豪地說：“好啊，我又有獨家新聞了！”
這時，毛澤東主席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眾人一齊把目光轉向他。
周恩來領著斯諾夫婦迎上前去，介紹說：“主席你看，誰來了？”
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斯諾，高興地歡迎：“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麵了！”
說著，毛澤東與斯諾夫婦親熱地握手。
第二天，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醒目地登載了毛澤東與斯諾並排站在天安門檢閱台上慶祝國慶典禮的照片，這張具有曆史意義的照片向美國總統尼克鬆發出了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
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會見時的情景：
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個理想的十月天氣。我安詳地坐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轉過身來，看見了周恩來總理。他很快就領著我和我的妻子洛易斯來到毛主席的身邊，在那裏，我們就在占人類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時候。中國領導人當眾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但這是什麽事情呢？
在下麵能容納五十萬人的大廣場上，一個大橫幅上寫著毛澤東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聲明中的一句話，相隔一條街也可以看清楚橫幅上寫的字。那是宣告中國堅決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反對朗諾的政變和反對朗諾的美國盟友，堅決支持剛剛建立起來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聯盟。為了強調這一點，西哈努克親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邊。親王麵帶笑容（他是喜歡微笑的），對我的妻子所說的“反對入侵柬埔寨的美國人不止我們兩個，這一句話，他熱情地回答說，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毛的號召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國的宣傳用語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節的幫凶。
後來，在主席七十七歲壽辰那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把我說成是“美國友好人士”。那天，這家報紙在每天都刊登毛澤東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裏登了這樣一句話：“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毛主席總是注意把各國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分開來。如果需要一個象征來說明這一點的話，我是樂於作為這個象征的：就是說，代表反對武裝侵略和破壞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國家的許多美國人，美國的反戰者終於正在使李奇微將軍曾經預言為“悲劇性的大錯誤”停下來，我站在那裏是為了接受人們對美國反戰者的致敬嗎？是的，是那樣――但又不僅如此……
外國報紙造謠說，毛主席的一隻手已經癱瘓，因此藏在他的衣袖裏，但是我卻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樣有力。他比一九六五年我上一次見到他時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現在才知道，那時他正要做出在他作為革命領袖的一生中也許是最關鍵和最大膽的決定。這個決定就是清除他的黨所選定的接班人……
當我們觀看那些精巧的生動的彩車開過去的時候，毛簡略地向我談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組織得多好啊，人們穿著各種顏色和各種式樣的服裝，同工人和知識分子日常穿著相同的單調的衣服形成對照。中國大部分少數民族的人都出場了，大約有四十七個少數民族。他們講二十多種不同的語言，占總人口（現在在七億五千萬至八億之間）的百分之五六。節日的主題是生產和備戰：到處都有穿著藍色和灰色軍裝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頭上梳著辮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們很少看到武器。
標語牌一個勝過一個地頌揚著公社、工廠、文化事業和軍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語錄和指示。最為壯觀的是，一道山脈為隧道所貫通，由橋梁連接起來，一列模型火車在上麵疾駛而過，象征著鐵路係統最新一環的完成，這條鐵路現在把最遙遠的新疆同緊靠越南的南部邊疆連接了起來。全身和半身塑像隨處可見，有的很大，再現了站在我身邊的這位文化革命或第二次解放的領袖和發動者的形象。這次解放的目的是為了恢複革命的純潔性，讓群眾空前廣泛地參加到革命中來。
下麵的群眾齊聲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很多人的眼裏迸出了熱淚，而且不僅青年人是這樣。
我不由得揮手指向懷有崇敬心情的遊行者問道：“對這些您感覺怎麽樣？您的感覺如何？”
毛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並不滿意。在哪方麵不滿意呢？他還來不及作答，我們的談話就被新來的人打斷了。隻是幾個星期以後，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我才能重新提出這一問題――那時他很坦白地談到，個人崇拜是“討厭”的。但是我發現，在國慶節那天，他心裏想的不是人們用來為毛的語錄紅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黨和國家上層建築的問題，關於恢複在文化大變革期間所喪失的生產節奏，關於加快結束越南戰爭，和關於擴大中國同外間世界的接觸的問題。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鬆進行對話呢？
他問我，美國現在不是也有著一種造反運動嗎，他對美國的反戰運動印象很深――他在五二聲明中讚揚了這個運動――他想進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義。他說，我們不久會再見麵的。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十九章 海瑞罷官掀巨瀾！主席八見紅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