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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天安門擁抱黨外朋友（一）
“五一”勞動節口號如同報春驚雷，激蕩回響在國內外。
李濟深站在大門口，麵帶微笑，迎接前來祝壽的客人。
港英當局密探和國民黨特務看到這個消息，一陣驚慌。
毛澤東說：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誇獎了，應該對我們多提意見，多提批評。這樣，才能使咱們今後相處得更好啊。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位老人就是李宗仁。
這是張治中一生中對毛澤東最坦率、最嚴厲，也是最後的批評了。
這位中年戰犯就是末代皇帝――溥儀。
香港“秘密客人”登上天安門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開國大典正式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和其他幾位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在幾位副主席中，有一位是原擔任國民黨軍事參議院院長、又成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一任主席的著名人物，他就是李濟深。
李濟深，1884年生，字任潮，廣西蒼梧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粵軍第一師參謀長、代理師長，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
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戰爭期間，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黃埔軍校副校長，留守廣州。
1933年李濟深聯合十九路軍蔡廷鍇等在福建組織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號召，投身於抗日救亡活動。
1947年他積極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因而遭到蔣介石的嫉恨，被開除國民黨黨籍。
從1948年開始，他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主席。
1948年4月30日，華北解放區重要報紙《晉察冀日報》登載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五一勞動節口號》。同時，五一勞動節口號由新華社向全國播發。
五一勞動節口號多達23條。它們把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分析、判斷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張公告天下。其中第五個口號的內容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勞動節口號如同報春驚雷，激蕩回響在國內外。
與五一勞動節口號同時提出的就是為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給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的一封電報。
這封電報是毛澤東在城南莊擬就的，由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用電話傳給西柏坡的周恩來。然後，由周恩來責成機要電台將這封長長的電文發給香港的潘漢年處，請潘漢年麵交李濟深和沈鈞儒。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開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擬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次會議。
毛澤東在電報進而說：“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並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此項聯合聲明，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三黨聯合聲明內各文字是否適當，抑或不限於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
中國共產黨建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消息迅速在各地和香港傳開來。
四天之後，即5月5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等和民盟中央、民進中央、致公黨、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負責人和在港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致電毛澤東。
電報中說：
“南京獨裁者竊國賣國，史無前例，近複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欲以偽裝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當此解放軍隊所至，漿食集於道途；國土重光，大計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國人等之本旨，何勝欽佩。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
這封電文，因為交通阻隔，毛澤東在三個月後才看到。
於是，在8月1日，毛澤東又給李濟深等複電：
“五月五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讚同敝黨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力，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製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就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者、參加者的範圍，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征求李濟深等人的意見。
不久，周恩來親自擬定了一份名單，決定邀請李濟深等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區來參加籌備新政協。
香港羅便臣道92號，半山腰中有一幢小洋房，顯得典雅穆靜。
大門打開了，從裏麵走出來一位身材不高、臉盤寬大麵圓胖、身著半新不舊的淺灰色長袍的老人，他就是這幢別墅的主人，當時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參議院院長的李濟深。
1948年的10月26日，是李濟深的64歲生日。
李濟深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公認的領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紛紛到李宅來為他祝壽。
“歡迎！歡迎！歡迎諸位朋友的光臨！”
李濟深站在大門口，麵帶微笑，迎接前來祝壽的客人。
前來祝壽的有何香凝、柳亞子、沈雁冰、朱蘊山、陳其尤、陳其瑗、陳劭先、章乃器、周新民、梅龔彬、連貫等數十人。
席間，主人賓客心情愉快，談笑風生，開懷暢飲。賓客們都在簽名冊上簽名留念，還有不少人在簽名簿上題了詞。
馬敘倫題詞說：“任潮先生，為吾黨先進，眉須已老，而壯懷如昔。今日舉國共爭民主，先生實為其盟。餘傾服有素，近始追隨無懈。竊願先生眉壽無疆，遮輝所逮，遐邇影從。行見獨夫就滅，群昆告蘇，明年此日，壺觴頌禱，當遍海內也。”
這時，李濟深在香港是一個眾人矚目、備受關注的人物。中共方麵與他有密切的聯係。
香港當局與他經常有往來，並將他作為中國政府的“反對派領袖”加以保護，派有警察在李宅門前守衛，又在李宅的四周布置了許多密探。
香港總督還派總督府政治處主任、密探負責人王翠微到李家來聊天，借以觀察李的言論和行動。
美國方麵同李濟深也有頻繁的接觸。
美國政府看到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崩潰已無法避免，便轉而想利用李濟深在國民黨軍政界的影響和全國各界人民中的聲威，請李濟深出麵組織一個既反對蔣介石又不和共產黨聯合的新政府，由美國予以支持，與共產黨談判，以保持美國的在華利益。
說客出場了。1948年秋天的一天，美國政府派曾擔任國民黨政府招商局長的蔡增基，從美國來到香港。
通過馮祝萬的引見，蔡增基會見了李濟深。
蔡增基說：“美國政府十分尊重李將軍，他們讓我轉達將軍，如果你能組織一個政府，與共產黨談判，保留江南半壁河山，阻止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那麽李將軍就會取代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頭號人物，美國政府將會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上予以全力支持。”
聽了蔡的一番勸說，李濟深平靜地說：“在內戰發生以前，我就呼籲美國政府不要支持蔣介石打內戰。但美國方麵還是照樣支持蔣介石；使中國人民陷於內戰的血火之中，現在蔣介石在軍事上打了敗仗，政治上和經濟上也搞得一團糟，美國方麵又想搞劃江而治，中國是應該統一的，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其結果是內戰永無寧日，大好形勢任人擺布，萬萬不能如此。”
蔡增基聽了李濟深的話，臉上呈現出失望的表情。
沉默了片刻，李濟深微笑著對蔡說：“蔡先生，作為朋友，歡迎以後咱們之間有來往。但先生如果想來談這類事情，則不必再來了。”
說完就叫兒子代他送客。
由於國民黨軍隊在進攻解放區時不斷遭到失敗，國民黨政府內各派人物也懷著不同的目的，紛紛派人來香港，與李濟深進行聯係。
1947年10月，宋子文出任國民黨政府廣東省主席。上任前夕，他派劉航琛去香港活動，想拉攏李濟深，讓李出麵聯絡在港的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一些實力派人物，建立所謂“和平民主大同盟”，籌備召開一個以李濟深為主席的“和平統一會議”，促成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
不久，宋子文親自跑到香港，勸說和拉攏李濟深。
李濟深知道，這時議和隻不過是讓正在麵臨總崩潰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取得喘息時機，使人民革命事業半途而廢，中共也未必接受。同時，國內出現幾個政府並存的局麵，加深了全國的分裂情況，這是不利於國家和人民的。
李濟深對宋子文說：“國共兩黨的和談協議是國民黨撕毀的，宋先生既主張重開和談，廣東就應首先釋放政治犯，並使中共領導的湘粵贛縱隊和留下的東江縱隊進入適當的防區，以表示宋先生的和談誠意，然後方才談得上。”
宋子文表示：“回廣州後認真考慮這個建議。”
然而，宋子文再也沒有下文了。
到1948年下半年，形勢的發展已使越來越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實力派人物感到，蔣介石的失敗已是不可避免，都紛紛另找出路，派代表或親自來香港找李濟深和民革組織聯係。
在李濟深離開香港前夕，連國民黨內的頭麵人物何應欽也派代表陳又新來港麵見李濟深，表示：“何敬之（即何應欽）不願再幫助蔣介石。”
李對陳說：“你回去轉告敬之，如能適時聯合反蔣的同誌反正起義，立功贖罪，將來不但可免戰犯，還可以參加新政協，若此著做不到，亦應及早罷手，不要再做幫凶。”
自中共中央發出請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籌備新政協的邀請後，中共地下黨組織就準備安排李濟深第一批離港去解放區。然而，要讓這樣一位眾人注目、多方有聯係的人物離港，不是一帆風順的事。
由於各種政治勢力都想爭取李濟深，以作為其政治鬥爭的資本和旗子，所以不少人竭力阻止他北上。
有人在李濟深麵前公開挑撥說：“任公，你不能去解放區，到了那裏就會身不由己了。”李濟深要北上的風聲傳出去後，香港當局加強了對他的監視，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機關也加緊進行活動。
李濟深的北上，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力。
結果，李濟深沒能第一批離港，也沒有隨第二批離港。
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日益提上了議事日程，急需李濟深北上共商大計。
正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指揮部指揮大決戰的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有點著急了。
11月5日，周恩來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電。這份電文責成中共香港分局務必在12月內將李濟深等人接到解放區來。
電報還對這些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的路線和安全措施進行了周密布置。其中指示：租用的蘇聯船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到達後，要安排住大連最好的旅館，以確保安全；要舉行歡迎宴會，北方天氣寒冷，要為李濟深先生等人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負責人錢之光、潘漢年等接到中央來電後，感到肩上的壓力一下重了許多。
李濟深如何才能出走香港，成為錢之光、潘漢年日夜焦慮的一個大問題。
潘漢年提議：“讓何香凝做做李任公的思想工作，如何？”
錢之光表示：“這是一個好主意，馬上就辦。”
兩天後，何香凝讓吳茂孫出麵在飯館請客。
李濟深、何香凝、朱蘊山、梅龔彬、陳劭先、陳此生等數人應邀赴宴。
席上，大家談笑風生。
飯後，何香凝獨自留下李濟深，對他說：“任公，你還是早走為好，一是形勢的需要，二是為了你自身的安全。”
李濟深點點頭：“是啊！應該早走。”
為了解除李濟深的後顧之憂，錢之光、潘漢年不但對李的家屬做了一番妥善安排，而且還組織民革中與他親近的人一起走。
一天下午，潘漢年西裝革履，親自來到香港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家。
實際上，潘漢年已不止一次來過這裏了。李濟深對潘漢年那亦莊亦諧的言談、溫文爾雅的舉止頗為欣賞。兩人在一起能暢所欲言，十分融洽。
潘漢年叩門，李濟深親自來開門。兩人見麵，互相問安之後，潘漢年指著門外，帶著幽默的口氣說：“李任公，你家門外有狗哩！”
李濟深馬上顯得有點緊張，焦急地問：“你發現了什麽情況嗎？”
“你家門口附近有兩個形跡可疑的家夥，那樣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務。”
李濟深聽了，轉而淡然一笑：“唉，蔣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願讓我離開香港的，更不願我到解放區去了，他們肯定是聞到什麽風聲了。”
李濟深猜得不錯，幾天前，香港的一張小報透露了他即將北上的消息。這已引起了各方麵的關注。
潘漢年這時麵帶嚴肅的神色說：
“李任公，現在的情況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您盡管放心了，我們也會做出相應的安排。周恩來再次來電特別關照，要對您乘船北上的行動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專門來同您商量一下具體的計劃，要選擇確定一個最保險的方案。”
李濟深聽了潘漢年的一番話，很有感觸地說：“前幾天，何香凝老人也勸我早走為好，一則是形勢發展的需要，二則是為我的安全起見，現在，我在香港已是樹大招風了。”
李濟深說完，就把潘漢年引到樓上的書房，交待家人不讓任何人上樓來。
兩人密商起來。潘漢年悄悄地告訴說：“我們已製定出一個絕密的方案，任公你覺得如何？”
接著，他把具體計劃一一作了介紹，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船上將有多少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濟深？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有意外的人認出任公怎麽應付……
李濟深一邊聽，一邊不時點點頭，感到計劃確是安全可行。潘漢年又把怎麽出門、住旅館、搬行李，如何保衛、放風等具體細節的安排做了說明。
說完，潘漢年又問：“任公，你覺得整個方案如何？”
李濟深聽完潘漢年的介紹，已深為共產黨對他的尊重和愛護而十分感動，忙對潘漢年說：“好，這是個好方案，我同意。”
潘漢年見李濟深已完全讚成預定的方案，便起身告辭。
“任公，時間不早了，我還有其他事，告辭了。您也可以準備了。”
“行，我馬上就開始準備。”
李濟深把潘漢年送到樓下，為了安全沒有出大門，讓家人送潘漢年離去。
潘漢年走後，李濟深又派人到門外暗地察看，果然見有兩名中年男子在東張西望，探頭探腦，形跡十分可疑。
聽到這個情況，李濟深開始還猜想：這是港英當局的便衣呢，還是蔣介石派來的軍統特務？但越想越覺得這兩個暗探是軍統特務。他不禁心裏湧出一股冰冷的寒流，打了一個顫，眼前仿佛見到了兩個黑洞洞的槍口。
在戰場上，明槍明炮，李濟深一點兒也不害怕，鎮定自若。但對手段毒辣的軍統特務的暗殺，不能不特別小心提防。
聖誕節的香港，節日的氣氛顯得十分熱烈。雖然天氣有幾分潮濕、寒冷，但人們仍穿著單薄而漂亮的新衣裳。
熱烈、歡快的節日衝淡了平時緊張而忙碌的氣氛。
然而，對錢之光、潘漢年和整個“華潤公司”的職工們來說，聖誕節裏卻更加緊張。
兩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後，風聲已經透露出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香港當局官員對此事也開始明查暗訪，他們還以洽談業務為名，到“華潤公司”來查訪。
英國政府當時與國民黨政府有外交關係，香港當局當然不歡迎民主人士尤其是像李濟深這樣有重大影響的人離港投奔解放區去，為此千方百計加以阻撓。
根據香港的這種政治氣候，錢之光、潘漢年等特意安排李濟深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作為第三批接走的人，在聖誕節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為香港受西方的影響，每到聖誕節都要放假，歡度節日。這是行動的最有利時機。
預定上船的時間――12月26日到了，為了安全，避人耳目，連要走的都不知道自己和誰同船，完全是各走各的路。
有的人是被安排從自家轉到朋友家裏再上船，有的人在旅館開了個房間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還搬了家，把要帶的行李放在原來住處，再由“華潤公司”派人搬上船。
由於上船的民主人士本人沒攜帶行李，所以別人看不出他們要出遠門的跡象。到達約定的地點後，由“華潤公司”的人護送上船。
李濟深上船時，采取了更加隱蔽的措施。為了麻痹港英密探的監視，在上船的前一天，由他發請帖邀請了港英當局密探負責人王翠微夫婦到他家吃飯，還請了一些人作陪。這樣，密探便放鬆了警惕。
在動身上船的當天晚上，為了迷惑外界，李濟深又參加了鄧文釗先生的宴請。同時赴宴的還有朱蘊山、吳茂芬、梅龔彬、李民欣、陳此生等人。何香凝也到場作陪。
宴後，李濟深等人便乘小艇上船。但是，當時要直接上蘇聯的貨船，也容易惹人注目，為了遮人耳目，李濟深等人不是直接上船，而是帶著酒菜，裝著泛舟遊覽的樣子，乘一隻小艇在水麵上遊弋於一些外輪之間。一個多小時後，小艇靠攏蘇聯貨船。
上船之後，李濟深看到船上有很多熟人，心裏感到意外和吃驚。
錢之光等人很快把李濟深和朱蘊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長室，叮囑他們不要露麵，以避免海關檢查。
與李濟深同乘一條船離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還有彭澤民、柳亞子、沈雁冰、馬寅初等人。
由於安排得十分周密，各項準備工作非常仔細，這次登船和離港沒出現任何問題。
12月27日晚，李濟深等幾十位作為第三批北上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乘著蘇聯貨輪“阿爾丹”號，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香港。
李濟深離開香港後的第三天，報上才見到他出走的消息。
港英當局密探和國民黨特務看到這個消息，一陣驚慌。
這時，蘇聯貨輪“阿爾丹”號貨船已經過了台灣海峽。
為了慶祝這次不平常的旅行，並迎接1949年元旦的到來，12月31日晚10時，李濟深和船上的其他民主人士，都拿出自己攜帶的食品――魚子醬、臘雞、牛肉及水果等，還包了餃子，請船長和全體船員與他們同桌聚餐，共度除夕。
經過10多天的航行，“阿爾丹”號於1949年1月7日上午8時抵達大連。
這時，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張聞天專程在大連迎接，先期到達解放區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學範和中共大連市委負責人也恭候在大連港。
李濟深等上岸後，馬上被安排到大連最高級的“關東酒家”。因為當時天氣很冷，中共接待人員根據周恩來的囑咐，給他們送來了事先準備好的貉絨大衣、獺皮帽和皮靴。李濟深對此深為感動，連聲說：“恩來同誌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給我們安排好了，真太感謝了！”
當天中午，李富春、張聞天在關東酒家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
第二天一早，李濟深就把朱學範叫到自己房間裏了解東北情況。
在聽朱學範匯報時，李濟深不時含笑點頭。對中共與民主人士真誠合作的態度十分滿意，對籌備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建立新中國非常樂觀。
1949年1月12日，李濟深等已離開香港半個月，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白崇禧以8萬元港幣的代價向美國陳納德的“民航隊”包了一架專機，送黃紹！到香港，請民革主席李濟深出來幫忙，以促使武漢方麵單獨與中共方麵進行和談。
白崇禧很重視李濟深的影響和地位，認為他可能在桂係和中共之間起一種緩衝作用。
然而，當黃紹！到達香港時，李濟深已在半個多月前離港，並已到達沈陽。
黃紹！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2月1日，進入東北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李濟深等56人致電毛澤東、朱德，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並提出對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無處潛藏，縱有羊狠狼貪，令陰謀斷難實現”。
第二天，毛澤東、朱德複電說：
“二月一日來電讀悉，極感盛意。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百餘年來，前赴後繼，無數先烈的鮮血，灑遍了錦繡山河，億兆後起的人民，表現了英雄氣概，此次人民解放戰爭所以勝利，是由於全國人民不畏強禦，團結奮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致奮起，相與協力，從而使人民解放軍獲得各方麵的援助，使人民的敵人完全陷於孤立。勝負之數，因以判明，現在殘敵尚存，詭謀時作，求喘息謂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談判。口育八條，手庇戰犯，眼望美國，腳向廣州。欲求人民解放鬥爭獲得最後勝利，必須分明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厲，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奮鬥。諸先生長期為民主事業而努力，現在到達解放區，必能使建設新中國的共同事業獲得迅速的成功。”
不久，李濟深和其他從香港來的民主人士從東北來到北平。
一天，李濟深到北京的西山雙清別墅拜訪毛澤東，毛澤東走出門口迎接。
李濟深見此情景，緊緊地拉著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毛主席太客氣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我過去是反對共產黨的，也犯了重大的錯誤。以後我覺悟了，看到蔣介石反動派喪權喪國，腐敗無能，使中國民族長期陷入貧困落後、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之中。我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的認識終於實現了，現在，大半個中國已經獲得了解放，全國即將解放，我真心誠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我們的全體同誌，都擁護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領導幹部都很謙虛，毛主席、周恩來先生都這麽謙虛，我們這次來北平的同誌，都是這麽認為的，這並不是我個人的吹噓。”
毛澤東說：“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誇獎了，應該對我們多提意見，多提批評。這樣，才能使咱們今後相處得更好啊。”
同年6月，李濟深作為民革中央主席參加了新政協籌備的領導工作。9月，他又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在會議上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開國大典上他同毛澤東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親耳聆聽毛澤東主席在城樓上的莊嚴宣告，親自迎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個中華民族曆史上最偉大的時刻的到來。
建國後，李濟深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多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活動和其他各項國事活動。1959年，他病逝於北京。
國民黨“代總統”晚年歸國登城樓
一年一度的金秋到了。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當他看到毛澤東主席向自己走來時，便急忙迎上去。毛澤東先向這位老人伸出手來，這位老人趕緊用手握住毛澤東的手，兩人一邊搖晃著握手，一邊互致問候。
毛澤東同他握手時，關切地說道：“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兩人相見時是那樣的和諧、親切和誠懇。
這位老人就是中國現代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擔任過國民黨南京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生，字德鄰，廣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1916年冬他參加護法戰爭。北伐戰爭時期，他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第三路軍總指揮、第四集團軍總司令。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參議院院長、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主席。1929年，在蔣桂戰爭中失敗後回廣西，任護黨救國軍第一方麵軍總司令。1937年8月他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曾以指揮台兒莊戰役取得大捷而名聞中外。1943年後，他任國民黨漢中行營主任、北平行轅主任，1948年任國民黨政府副總統。
1949年1月，蔣介石由於在軍事上的失敗，麵臨內外壓力於1月21日宣布下野，並發表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其職權。”
這樣，李宗仁就成為大勢已去的國民黨政府名義上的首腦，實權仍緊握在蔣介石的手中。
毛澤東很清楚李宗仁有職無實權的情形，他說：“李宗仁在石頭城上所能看見的東西，就隻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無物’。”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要求以他在1月14日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開始和談。於是從4月1日起，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北平開始和平談判。
和談期間，毛澤東主席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黃紹！和劉斐時說：“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哩！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得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係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這點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和談，他不搞和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和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呢。”
說到這裏，毛澤東又補充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隻要你們真心和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
然而，當時李宗仁還沒有決心與國民黨政府完全破裂，仍在做著劃江而治的美夢，和平談判也就必然是失敗的。
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李宗仁先是逃往廣西，然後又到廣州做了幾個月的“代總統”，與蔣介石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隨著人民解放軍向華南和西南的進軍，李宗仁不願去台灣受蔣介石的裹挾和控製，又無法在大陸照舊呆下去了，便隻好流亡到美國去了。
然而，李宗仁在美國的日子並不是那麽舒暢，而是寂寞無聊。他畢竟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心的人士，留居異國更加增添了他那強烈的思鄉戀國之情。他對他的秘書感歎地說：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到美國十四個年頭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國。帝國主義者諷刺中國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才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如今民族團結，邊陲歸心，國際地位與日俱增，這樣一個祖國，是值得我們衷心擁護的，想想在我政權下的糜爛和孱弱，我是服輸了。”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與夫人郭德潔經過一番曲折和周轉，又幾經風險，終於一道回到了大陸。
一踏上祖國的土地，他就受到了共產黨和人民隆重熱烈的歡迎。
一時間，李宗仁回歸到社會主義祖國成為熱門話題。
幾天後，即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東郊參觀國棉二廠時，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見他們。
能得到毛澤東的接見，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激動人心的事情。
接到這個通知，李宗仁夫婦喜出望外，非常激動。他覺得毛澤東主席給他這樣的禮遇，是對他選擇一條光明道路的肯定和讚賞，而此刻的李宗仁對毛澤東充滿了欽佩和尊敬。
李宗仁一行坐車從新華門入中南海，毛澤東在一個遊泳池的休息室裏等他們。
正當李宗仁沿著遊泳池往前走的時候，毛澤東已熱情地迎上來，同李宗仁和夫人親切握手，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
在同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握手時，毛澤東說：“久聞大名，如雷灌耳。”
程思遠一時不知所措。
剛剛坐定，毛澤東以幽默的口氣對李宗仁說：“嘿！嘿！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台灣當局口口聲聲叫我們做‘匪’，還叫祖國大陸做‘匪區’，你不是誤上賊船是什麽呢！”
程思遠連忙替李宗仁回答：“我們搭上這一條船，已登彼岸了。”
坐在一邊相陪的彭真說：“是的，登了彼岸。”
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李宗仁在表示感謝後對毛澤東說：“這一次回到祖國懷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熱烈歡迎，首先應對毛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謝，幾天來，我們在北京地區參觀訪問，親眼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感觸頗深，我們為祖國的日益強大而感到十分高興。”
毛澤東說：“祖國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我們至少要再建設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強大起來。”
接著，李宗仁先生談到在國外的許多人都懷念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盼望回到祖國來的情況。
毛澤東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我們都歡迎，我們都以禮相待。”
毛澤東還建議李宗仁到全國各地去看看。
下午1時，李宗仁一行來到毛澤東的寓所。
毛澤東與他又談了一會兒。
在談話時，李宗仁又深以台灣問題久懸不決為慮。對此，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
然後，毛澤東又與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談了一會兒話。最後，毛澤東提議照相吃飯。這是一個豐盛的宴會，有各式各樣的京津名菜，讓人大飽口福。下午3時，統戰部長徐冰咬著程思遠的耳朵說：“可以散了吧？”
毛澤東知道了他們在說什麽話，就瞪著眼睛說：“急什麽，少壯派！”
此後，在1966年的國慶節天安門城樓上，李宗仁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
再說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與李宗仁寒暄了幾句後，兩人便手挽著手走進休息室。
正當他們兩個握著手、毛澤東又請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的時候，經過了林彪身邊。
林彪立即舉手行了個軍禮，說：“李先生是黃埔軍校校務委員，我在黃埔時還聽過李先生的訓話。”
寒暄了幾句後，他倆挽著手走進休息室。毛澤東按著李宗仁的肩膀，請他坐在沙發上位，李宗仁說：“主席在這裏，我怎麽好坐在上位呢？”
毛澤東說：“你比我年歲大，是老大哥，應該坐在這裏。”
坐下之後，毛澤東點起香煙，吸了一口，說：“現在群眾是發動起來了，群眾一起來，那就不能完全依靠個人的想法去做。”他又說：“火頭是自己點起來的，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這火還要燒一個時期。”
接著，毛澤東對李宗仁說：“你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什麽看法，有什麽意見，望能坦率地談談。”
李宗仁很謙遜地說：“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偉大，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領袖，沒有一個人能有這麽大的魄力來發動這場革命，目前雖然稍亂一點，但是為了子孫後代著想是有很大代價的。”
李宗仁還把在北伐時期與蘇聯顧問鮑羅廷說的話重複述了一遍：“痛苦對產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一個助產士就要盡可能地減輕她的痛苦。”
他以此話來比喻文化大革命，意思是說當前的亂是為了未來的治，作為領導人應盡可能縮小這亂的範圍和程度。
李宗仁的話符合毛澤東的想法。毛澤東對他說：你的話對，我也正做這個製亂的工作，當前的問題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決，譬如紅衛兵給各民主黨派下“哀的美敦書”，勒令限期取消組織，這是不可以的，聽說他們砸爛政協，要徹底毀滅統一戰線，這更是不對的。
接著，毛澤東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貢獻，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作用向李宗仁作了說明。
最後，毛澤東明確地說：民主黨派不能取消，這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這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
毛澤東問李宗仁：“李先生，你的看法怎麽樣？”
李宗仁急忙地說：“毛主席英明高見，我從前根本不曉得這些道理，今天算是頓開茅塞。”
毛澤東與李宗仁步出休息室，回到原來的位置上，繼續檢閱遊行隊伍。
檢閱完後有幾位記者打聽他倆談話的內容，李宗仁說：“隻談家常生活，沒有別的內容。”
1968年8月，李宗仁被確診犯了直腸癌，住院治療。
次年1月26日，他對在床邊護理的人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祖國，這了了我一件最大的心願。”
他氣喘籲籲地說：“回來以後，本想在台灣問題上做些工作……現在來不及了，台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件心事。那些書（指李帶回的許多線裝書），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
他手頭藏的都是自己珍藏了幾十年之久，舍不得喝的酒。這些酒由外國進入中國，又由他帶到美國，然後又由他帶回中國，把這些酒送給毛澤東，說明他對毛澤東感情之深厚。
在彌留之際，他還口述了一封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他在信中簡短地說：
“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
“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
“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隻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
天安門城樓上張治中進獻諍言
當人民共和國第18個誕辰來臨的時候，中國由於“文化大革命”發動，出現“打倒一切”和混亂無序的狀態。
仍是一年一度的國慶節。1967年國慶節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仍是幾十萬群眾的歡慶。
一位年已近八旬的老者拖著沉重虛弱的身子，雖然不能一步步地走上那高高的城樓，但他仍堅持要出席國慶大會，被警衛員用手推車送上天安門城樓。
他在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並直言不諱地說：
“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這是這位老人一生中對毛澤東最坦率、最嚴厲，也是最後的批評了。
在當時個人迷信極端盛行，毛澤東已被林彪等人捧成神的年代，一言不慎，可以招來殺身大禍。而這位老人竟敢如此“不識時務”地批評毛澤東，那實在讓人感到他了不起了。
這位老人是誰呢？
他就是有名的張治中先生。
張治中，1890年生，安徽巢縣人，原名本堯，字文白，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曾任黃埔軍校學生團團長、學生總隊隊長、軍官團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曾任武漢軍分校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曆任國民黨第五軍軍長、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書記長。1945年，任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這樣一位國民黨政府的封疆大吏是怎樣與共產黨建立起關係的呢？
張治中與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交往是從張治中到延安開始的。建國初期，毛澤東為張治中向初次見麵的人介紹時常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同慶，張治中卻悶坐在家中，鬱鬱不樂，因為他敏銳地感覺到內戰一觸即發。他盱衡全局，建議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商談國事，蔣連續三次去電邀請，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作為中共應邀代表，參加重慶談判。
於是，蔣介石委派張治中作為他的代表，偕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於8月27日乘飛機首次飛抵延安。第二天就順利陪同毛澤東到達重慶。
當時國共兩黨呈勢不兩立之勢。毛澤東到重慶，如入虎穴。周恩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問題費盡心血。他原想讓毛澤東以紅岩辦事處作為起居、工作及活動中心，但紅岩地處偏僻，周圍特務密布，上下石級又多，很不方便。至於周恩來自己在曾家岩50號的住處，因地方狹小，亦不合用。
最後，周恩來看中了上清寺桂園張治中的官邸，那兒離周恩來的住處及紅岩新村都不遠，房舍及設備也較合用，地處馬路旁，汽車進出也方便。
周恩來一開口，張治中表現出友好合作的誠意，馬上將全家搬到複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破舊狹小的平房去住。毛澤東身邊隻有一個警衛員，難以承擔保衛任務，張治中表示政治部有警衛員，大多是他家鄉的子弟兵，可以承擔此重任。後經周恩來研究，決定讓憲兵承擔這一任務。
張治中又馬上找到憲兵司令張鎮，問題很快便解決了。
經過43天的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
在談判後期，曾有流言說國民黨特務將加害於毛澤東。周恩來很不放心，9月底找到張治中，向他表達了毛澤東想早點簽訂協定、盡早返回延安的想法。並對張治中說：“讓毛主席一個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張治中慨然說：“我既然接毛先生來，當然要負責送他回去。”
解放後，周恩來同張治中談起往事時說：“你那次答應護送毛主席後，我才放下心來，不然，真吃不下，睡不著。”
10月8日晚，張治中還在軍委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宴會。邀請全體參政員和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及黨政軍各方人士500多人參加。宴會上，張治中還致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兩次接送和在重慶相處這段時間的交往，使張治中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張治中同毛澤東已建立起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10月11日，張治中坐專機親送毛澤東返回延安，在去機場的途中，毛澤東對張治中說：“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返回延安的當晚，中共中央為張治中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賓主盡歡。
第二天，張治中飛返重慶，毛澤東親自送他到機場。路上，毛澤東又一次稱讚張治中說：
“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你把《掃蕩報》改為《和平日報》，把康澤搞的集中營撤銷了，是不簡單的。”
而張治中對毛澤東的態度的印象，則正如他在建國後撰寫的回憶錄中所講的：“1945年以前，我對毛澤東沒有什麽印象，相反的，由於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麽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但是從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與他會麵之後，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後多接觸一次，印象就加深一次。”
毛澤東所具有的接近群眾、平易近人、謙遜踏實、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風采，與蔣介石那高傲、獨裁、多疑的性格形成明顯的對比。張治中長年在蔣介石身邊，他不能不感到這一點。
1946年3月4日，國共軍事三人小組飛抵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和數十萬群眾的熱烈歡迎。
張治中在歡迎晚會上樂觀而幽默地說：“我這次到延安來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爾利一起來接毛主席到重慶去談判，第二次是簽訂了《雙十協定》後護送毛主席回延安來，這次是為了整軍方案的落實又到延安來了。你們將來寫曆史的時候，不要忘記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呀！”他的話引起了掌聲和歡笑，以後傳為曆史佳話。
張治中講完話後坐到座位上，毛澤東笑著對他說：“你將來也許要四到延安，怎麽隻說三到呢？”
張治中說：“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你們就會搬到南京去了，延安這個地方不會再有來的機會了”
毛澤東說：“是的，我們將來是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很熱，我怕熱，希望長住在延安，開會才到南京去。”
隨後不久，全麵內戰爆發。被譽為和平將軍的張治中先生的和談生涯也就告了一段落。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山倒，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為了挽回殘局，國民黨方麵又派張治中於1949年4月上旬到北平參加國共兩黨的和談。此次張治中來北平和談是硬著頭皮來的。因為這一和談是不可能達到國民黨方麵的目的的。中共提出八條，旨在摧毀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統治，而國民黨方麵則做著隔江而治的美夢。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當時為了爭取時間和輿論，和談又必須進行。
張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團來北平後，毛澤東很快於1949年4月2日會見了參加北平和談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張治中。
毛澤東一見到張治中，就笑容滿麵地握著手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時的熱情接待。”然後，又關切地問了張治中一家人的情況。
那一天，毛澤東同張治中平靜地談了許多話，就戰犯問題、組建聯合政府問題、今後國家建設問題，交換了意見。
4月12日，國共雙方和談基本結束，中共方麵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與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的相差甚遠。國民黨政府表示拒絕接受，人民解放軍很快發起了渡江戰役，解放了南京。
和談結束後，國民黨的和談代表基本上都願意留在北平。隻有張治中強調自己要回去“複命”。
中共代表周恩來、李立三、林伯渠了解了張治中的思想狀況後，一起來勸駕。
周恩來十分懇切地對張治中說：
“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是不會有利於你們的。西安事變時我們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上海地下黨還把張治中的夫人和女兒接到了北平，張治中便再也不提出回去複命之事了。他終於留在了北平。
從此，張治中結束了他一生的和談的曆史，揭開了他為新中國努力工作的一頁，也開始了他與毛澤東交往的新一頁。
此後，張治中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委托，為和平解決新疆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張治中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在開國大典上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目睹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這一幕，心中感慨萬千，充滿著激動幸福的情感。
50年代，張治中因參加國事活動多次登上天安門城樓。他也多次陪同毛澤東外出考察。他看到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的愛戴，也親自見到和感受到毛澤東那待人的真摯、親切、謙和、寬宏大度、爽快率直，張治中由衷地表示欽佩。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說過：“人不交幾個黨外朋友怎麽行？我的黨外朋友很多，周穀城、張治中……”因為毛澤東希望聽到不同聲音，所以張治中有時也給毛澤東提出批評和建議。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並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後，要發表公告。中央拿出的稿子隻有主席、副主席，56名委員沒有列上。張治中站起來說：“這是正式公告，關係國內外觀感，應該把56名委員的姓名也列上。”毛澤東聽了這意見後，表示：“這意見很好，這樣可以表現我們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
1956年反右運動剛剛開始，張治中就直言：“現在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威信這樣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又巨大，誰還敢出來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呢？”言下之意，大規模的反右運動沒有必要。
整風反右是毛澤東發起的，張治中的這一番話，自然也包含了對毛澤東的批評和不同意見。
正是因為張治中是毛澤東的黨外諍友，所以能在1967年那樣的年代裏，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樣的場合，有如此巨大的勇氣敢於當著眾人的麵對毛澤東提出批評。
而毛澤東呢，當時也以寬宏的大度量無言地接受了張治中的問話，體現了他作為偉人不平凡的氣度。
兩年後，張治中逝世。
張治中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交往，是黨與非黨、無產階級領袖與國民黨要員交往的一個典範。
特赦戰犯“001”號登上天安門
1959年11月30日，一場大雪降臨到遼寧撫順城。田野裏，山岡上，一片白茫茫的。此時，在撫順戰犯改造所裏，一位個兒很高、帶著一副眼鏡，麵容清臒的中年戰犯，正拿著一張兩個月前出版的《人民日報》在仔細一字字地閱讀、磋磨。
這張《人民日報》的頭版顯著位置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關於提請特赦戰犯的建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的關於特赦確實經過改造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特赦令。同時，這張報紙還配發了《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
戰犯改造所的戰犯們，一雙雙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條。第一條的內容是：“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關押了10年而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這位中年戰犯心想：有誰能得到釋放呢？當別的戰犯問他“能否首批獲赦”時，他總是照直回答：“有誰也不能有我”“我不行，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的條件。”
這位中年戰犯就是末代皇帝――溥儀。
隨後幾天，戰犯們在管理人員的組織下，把院內和道路上的積雪全部清除得幹幹淨淨。12月14日上午，撫順戰犯改造所首批特赦戰犯大會隆重召開。大會由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讀特赦人員通知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1959年度赦字001號”，即國內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戰犯的名字，落到了溥儀身上。
首批特赦溥儀，不但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監戰犯的意料，似乎戰犯管理所的幹部，乃至更高層的負責同誌，開始的時候也沒這種認識。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在研究戰犯處理問題的匯報會議上，首先提出了溥儀的名字，並認真聽取了有關情況以及溥儀本人的學習改造情況，他們據此作出了第一個特赦溥儀的決定。
溥儀的雙手捧過特赦通知書時，已成了淚人。
1959年12月9日，一個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在新華社攝影記者的快門聲中，溥儀從撫順返回到闊別35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後的第五天，12月14日，周恩來和陳毅等領導同誌即會見了溥儀。
不久，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他先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園工作，後又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1961年10月1日，溥儀第一次參加國慶觀禮活動。
那是他在特赦後第一次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那天，在晴朗的天安門廣場上空，迎風飄動的大氣球高懸著巨幅標語：
“艱苦奮鬥，勤儉建國！”
“加強農業戰線，戰勝自然災害，力爭農業增產！”
“增產節約，生產更多更好的工業產品！”
工人隊伍抬著鋼鐵聯合企業的模型，開著盛滿煤塊的彩車。
農民隊伍則以沉甸甸的大穗紅高粱、金黃色的稻穗、一尺多長的玉米棒，在彩車上垛起巨大的糧堆……
工人農民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己戰勝困難的堅強信念。
站在西觀禮台上的溥儀，看見眼前的一切，覺得那麽新鮮，快樂。
溥儀作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登基時，隻有三歲，而當時清王朝的氣數已盡。因此，溥儀並沒有體會過一個皇帝在天安門發布詔書時的威嚴和隆重。現在，他經過改造特赦後，作為人民共和國的一位公民，能登上天安門觀禮台，是一種多高的榮譽呀。
此後，溥儀每年都收到周恩來給的重要節日招待會和觀禮活動的請柬，並多次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1965年國慶節期間，發生了末代皇帝溥儀與末代總統李宗仁的曆史性握手的一幕。國慶節那天上午，溥儀參加了天安門的國慶典禮。晚上，又到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溥儀十分珍惜這次國慶期間的觀禮活動。他特意在一個大白色的信封內存放有關這活動的幾件實物：有邀請出席招待會的紅色請柬，有說明本人席位所在區、桌的附條，有帶燙金國徽圖案的招待會菜單，有證明觀禮資格的紅綢布條觀禮證，有說明觀禮注意事項的通知。其中最有紀念意義的，還是那張由周恩來署名的紅色請柬，上麵寫道：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周年，訂於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招待會。
敬請
光臨
周恩來
在溥儀看來，請柬上的“周恩來”三個字是那麽偉大，那麽親切，那麽莊重！
第二節天安門：
中國最好的名片
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上，與毛澤東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興的表情。
1959年10月1日，赫魯曉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門城樓。
赫魯曉夫對中國領導人心懷不滿。
赫魯曉夫知道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就尖著嗓子叫喊：“我明白，你們要標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
赫魯曉夫悻悻回國了。在回國途中，他在海參崴誣蔑中國“像好鬥公雞一樣熱衷於戰爭，蓄意擴大事端”。
終於，戈爾巴喬夫邁出了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擁有960萬平方公裏領土、5000年文明曆史的中國的土地。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時間，跨越了30年的鴻溝！
毛澤東主席一麵檢閱隊伍，一麵與斯諾交談，氣氛顯得十分融洽。
外賓在城樓上伸出大拇指
1956年9月30日，北京是一個多雲的陰天，不時下起一陣陣小雨。然而，在北京卻已披上了節日的盛裝。
人群、汽車、鮮花、旗幟……向通往機場的街道匯集。
人們穿起了節日的盛裝，笑著，喊著，向前擁去；人們敲著鑼鼓，吹著嗩呐，向前擁去。
手裏搖著旗幟的歡迎者的隊伍，密密層層地排列在街道兩旁。
大街上，懸掛著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國旗。
在許多交通要道，豎立著高大的彩牌樓和標語塔。上麵寫著：
“向蘇加諾總統致敬！”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
從新華門前的西長安街起，經過西單、經過西四牌樓、經過阜成門、蘇聯展覽館、動物園，一直延伸到西郊機場。
西郊機場上，人山人海，匯聚著1萬多名群眾。他們在等候著印度尼西亞貴賓的到來。
在等候的人群中，有一位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他就是毛澤東同誌。
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貴賓的機會不多。他今天來機場迎接，足可見貴賓身份的高貴，他就是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
四架到中蒙邊境去迎接的飛機，護衛著總統乘坐的專機安抵北京。
天空響起了隆隆的飛機聲，4架客機於下午2點降落到了西郊機場。蘇加諾和隨行人員走出了飛機艙。
機場和遠近道上的人群，響起了一陣歡呼聲。
蘇加諾總統戴著黑色的民族禮帽，穿著一身三軍最高統帥的禮服，神采奕奕，英爽威武，笑容滿麵走下來。
毛澤東主席走到飛機跟前，和走下飛機的蘇加諾總統握手，表示歡迎。
毛澤東介紹蘇加諾總統與在飛機跟前的人們見麵。
蘇加諾總統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以及副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賽福鼎，副總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龍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以及其他方麵有關負責人章伯鈞、陳嘉庚、鮑爾漢、張聞天和黃鎮等人一一握手。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都已來到了機場。
軍樂隊奏起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國歌。
接著，蘇加諾總統由毛澤東主席陪同檢閱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蘇加諾總統及其隨行人員接受了北京青年的獻花。
貴賓們同中國國家機關各部門、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團體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們以及各國駐華外交官員握手會見。
隨後，蘇加諾發表講話。他說：
主席先生總理閣下：
各位先生：
我訪問了蘇聯、南斯拉夫、奧地利、捷克斯洛夫伐克和蒙古之後，今天，終於到達北京，受到各位的熱烈歡迎。我非常感謝各位歡迎，我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以八千二百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名義表示感謝。大家對我的尊敬實際上也是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尊敬。沒有人民，我隻不過是一個普通人；沒有人民，我就算不了什麽。我不是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的賜予者，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獨立是印度尼西亞人民鬥爭得來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父親，而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兒子。因此，各位對我的尊敬，我將全部轉達給印度尼西亞人民。我現在處在中國人民當中，處在精神奮發的繼續不斷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鬥爭的六億人民當中。我到這裏來是為了加強中國人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友好關係。我深信，這種友好合作是容易實現的。因為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理想是有很多共同點的。讓我們共同前進，來實現完全的獨立、美好的繁榮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謝謝！
蘇加諾發表演講時，不時被一陣陣歡呼聲打斷。
隨後，毛澤東和蘇加諾同乘一輛綠色的敞篷汽車，通過北京的街道。
數百輛嶄新的汽車，首尾相接地跟隨在後麵。
汽車駛進了沸騰的人群的海洋，鑼鼓與嗩呐齊鳴，歡呼的聲音愈來愈高。
大街上人們揮動著旗幟，揮動著蘇加諾總統的畫像，揮動著花朵，揮動著手絹。
幼兒園的孩子們也搖動著他們手裏的小鼓、小旗、小花朵。
學生們把雙手舉過頭頂鼓掌，建築工人從建築架上向總統揮手致敬。
母親把手裏的孩子高高地舉起。
蘇加諾總統和毛主席兩人，笑著，向群眾揮手。汽車開到哪裏，那裏的人群就如癡如狂地歡叫起來，跳起來。
“蘇加諾總統萬歲！”
“毛主席萬歲！”
“默地卡！”
“朋加諾！”
在印度尼西亞語言中，“默地卡”本是獨立的意思，現在成了人們見麵時打招呼的用語了。“朋加諾”意思就是加諾兄弟，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對蘇加諾的親切稱呼。
在人們的歡呼聲中，毛主席和蘇加諾乘車駛進金瓦紅牆的新華門。但是成千上萬的歡迎者還久久地簇擁在新華門前，不肯離去……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席邀請蘇加諾總統共進晚餐。
10月1日，北京是一個雨天，但卻是一個大喜的日子。
共和國第七個誕辰紀念日到來了。
天安門廣場上，50萬群眾聚集到這裏，歡度國慶。
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員都參加了大慶，並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和群眾遊行隊伍。
城樓上，蘇加諾總統和毛澤東主席在一起。
尼泊爾首相阿查裏亞也同毛澤東一起參加了檢閱。
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5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勞動人民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也都同時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
彭德懷元帥在閱兵總指揮楊成武上將陪同下，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宣讀了國防部的命令。接著，部隊舉行了分列式。
軍事學院、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程兵學校、坦克學校、航空學校、海軍學校的隊伍和水兵、公安軍、步兵師、摩托化步兵、傘兵、炮兵部隊、坦克部隊相繼通過了天安門廣場。
整個遊行隊伍十分壯觀。遊行的群眾情緒十分高昂。
天雖然下著陰雨，幾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挨淋受凍了好幾個小時，衣服濕透，有的瑟瑟發抖。
但是，直到散會，沒有人叫苦、埋怨、或半途退縮，全部堅持了下來，而且冒著雨通過了天安門廣場。
蘇加諾總統在城樓上看到這一幕，十分感動。他向北京市長彭真伸出大拇指，表示了極高的讚賞。
國慶節晚上，秋雨初霽。又有10多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觀賞禮花和焰火。
禮花焰火是多種多樣的。
一時有無數騰空而起的金光閃閃的連珠花，一時又從天空散下千百種菊花似的禮花。它們在探照燈的巨光轉動中，顯得鮮麗奪目。
這時候，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一個歡笑聲沸騰的人海。
夜幕還沒有降臨，遊行的人們就早已換下了被雨淋濕的衣服，成群結隊地湧向天安門。在很短的時間內，東西長安街和前門大街通往天安門的條條街道上，都擠滿了人。汽車和電車都停駛了。
狂歡的人群迅速向東、西伸延共2公裏。
近400隻聚光燈把這一帶照得遍地通明。人們踏著秋雨洗過的路麵，盡情地歌舞，歡呼的笑聲隨著狂歡樂曲在夜空回蕩。
蘇加諾總統和毛澤東坐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看到如此鮮豔的禮花，臉上不斷地露出笑容。
此後，北京市又在先農壇舉行了歡迎蘇加諾總統的大會。
“老大哥”露出笑容<
李濟深站在大門口，麵帶微笑，迎接前來祝壽的客人。
港英當局密探和國民黨特務看到這個消息，一陣驚慌。
毛澤東說：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誇獎了，應該對我們多提意見，多提批評。這樣，才能使咱們今後相處得更好啊。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位老人就是李宗仁。
這是張治中一生中對毛澤東最坦率、最嚴厲，也是最後的批評了。
這位中年戰犯就是末代皇帝――溥儀。
香港“秘密客人”登上天安門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開國大典正式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和其他幾位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在幾位副主席中，有一位是原擔任國民黨軍事參議院院長、又成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一任主席的著名人物，他就是李濟深。
李濟深，1884年生，字任潮，廣西蒼梧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粵軍第一師參謀長、代理師長，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
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戰爭期間，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黃埔軍校副校長，留守廣州。
1933年李濟深聯合十九路軍蔡廷鍇等在福建組織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號召，投身於抗日救亡活動。
1947年他積極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因而遭到蔣介石的嫉恨，被開除國民黨黨籍。
從1948年開始，他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主席。
1948年4月30日，華北解放區重要報紙《晉察冀日報》登載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五一勞動節口號》。同時，五一勞動節口號由新華社向全國播發。
五一勞動節口號多達23條。它們把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分析、判斷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張公告天下。其中第五個口號的內容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勞動節口號如同報春驚雷，激蕩回響在國內外。
與五一勞動節口號同時提出的就是為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給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的一封電報。
這封電報是毛澤東在城南莊擬就的，由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用電話傳給西柏坡的周恩來。然後，由周恩來責成機要電台將這封長長的電文發給香港的潘漢年處，請潘漢年麵交李濟深和沈鈞儒。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開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擬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次會議。
毛澤東在電報進而說：“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並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此項聯合聲明，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三黨聯合聲明內各文字是否適當，抑或不限於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
中國共產黨建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消息迅速在各地和香港傳開來。
四天之後，即5月5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等和民盟中央、民進中央、致公黨、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負責人和在港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致電毛澤東。
電報中說：
“南京獨裁者竊國賣國，史無前例，近複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欲以偽裝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當此解放軍隊所至，漿食集於道途；國土重光，大計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國人等之本旨，何勝欽佩。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
這封電文，因為交通阻隔，毛澤東在三個月後才看到。
於是，在8月1日，毛澤東又給李濟深等複電：
“五月五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讚同敝黨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力，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製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就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者、參加者的範圍，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征求李濟深等人的意見。
不久，周恩來親自擬定了一份名單，決定邀請李濟深等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區來參加籌備新政協。
香港羅便臣道92號，半山腰中有一幢小洋房，顯得典雅穆靜。
大門打開了，從裏麵走出來一位身材不高、臉盤寬大麵圓胖、身著半新不舊的淺灰色長袍的老人，他就是這幢別墅的主人，當時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參議院院長的李濟深。
1948年的10月26日，是李濟深的64歲生日。
李濟深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公認的領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紛紛到李宅來為他祝壽。
“歡迎！歡迎！歡迎諸位朋友的光臨！”
李濟深站在大門口，麵帶微笑，迎接前來祝壽的客人。
前來祝壽的有何香凝、柳亞子、沈雁冰、朱蘊山、陳其尤、陳其瑗、陳劭先、章乃器、周新民、梅龔彬、連貫等數十人。
席間，主人賓客心情愉快，談笑風生，開懷暢飲。賓客們都在簽名冊上簽名留念，還有不少人在簽名簿上題了詞。
馬敘倫題詞說：“任潮先生，為吾黨先進，眉須已老，而壯懷如昔。今日舉國共爭民主，先生實為其盟。餘傾服有素，近始追隨無懈。竊願先生眉壽無疆，遮輝所逮，遐邇影從。行見獨夫就滅，群昆告蘇，明年此日，壺觴頌禱，當遍海內也。”
這時，李濟深在香港是一個眾人矚目、備受關注的人物。中共方麵與他有密切的聯係。
香港當局與他經常有往來，並將他作為中國政府的“反對派領袖”加以保護，派有警察在李宅門前守衛，又在李宅的四周布置了許多密探。
香港總督還派總督府政治處主任、密探負責人王翠微到李家來聊天，借以觀察李的言論和行動。
美國方麵同李濟深也有頻繁的接觸。
美國政府看到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崩潰已無法避免，便轉而想利用李濟深在國民黨軍政界的影響和全國各界人民中的聲威，請李濟深出麵組織一個既反對蔣介石又不和共產黨聯合的新政府，由美國予以支持，與共產黨談判，以保持美國的在華利益。
說客出場了。1948年秋天的一天，美國政府派曾擔任國民黨政府招商局長的蔡增基，從美國來到香港。
通過馮祝萬的引見，蔡增基會見了李濟深。
蔡增基說：“美國政府十分尊重李將軍，他們讓我轉達將軍，如果你能組織一個政府，與共產黨談判，保留江南半壁河山，阻止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那麽李將軍就會取代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頭號人物，美國政府將會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上予以全力支持。”
聽了蔡的一番勸說，李濟深平靜地說：“在內戰發生以前，我就呼籲美國政府不要支持蔣介石打內戰。但美國方麵還是照樣支持蔣介石；使中國人民陷於內戰的血火之中，現在蔣介石在軍事上打了敗仗，政治上和經濟上也搞得一團糟，美國方麵又想搞劃江而治，中國是應該統一的，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其結果是內戰永無寧日，大好形勢任人擺布，萬萬不能如此。”
蔡增基聽了李濟深的話，臉上呈現出失望的表情。
沉默了片刻，李濟深微笑著對蔡說：“蔡先生，作為朋友，歡迎以後咱們之間有來往。但先生如果想來談這類事情，則不必再來了。”
說完就叫兒子代他送客。
由於國民黨軍隊在進攻解放區時不斷遭到失敗，國民黨政府內各派人物也懷著不同的目的，紛紛派人來香港，與李濟深進行聯係。
1947年10月，宋子文出任國民黨政府廣東省主席。上任前夕，他派劉航琛去香港活動，想拉攏李濟深，讓李出麵聯絡在港的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一些實力派人物，建立所謂“和平民主大同盟”，籌備召開一個以李濟深為主席的“和平統一會議”，促成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
不久，宋子文親自跑到香港，勸說和拉攏李濟深。
李濟深知道，這時議和隻不過是讓正在麵臨總崩潰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取得喘息時機，使人民革命事業半途而廢，中共也未必接受。同時，國內出現幾個政府並存的局麵，加深了全國的分裂情況，這是不利於國家和人民的。
李濟深對宋子文說：“國共兩黨的和談協議是國民黨撕毀的，宋先生既主張重開和談，廣東就應首先釋放政治犯，並使中共領導的湘粵贛縱隊和留下的東江縱隊進入適當的防區，以表示宋先生的和談誠意，然後方才談得上。”
宋子文表示：“回廣州後認真考慮這個建議。”
然而，宋子文再也沒有下文了。
到1948年下半年，形勢的發展已使越來越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實力派人物感到，蔣介石的失敗已是不可避免，都紛紛另找出路，派代表或親自來香港找李濟深和民革組織聯係。
在李濟深離開香港前夕，連國民黨內的頭麵人物何應欽也派代表陳又新來港麵見李濟深，表示：“何敬之（即何應欽）不願再幫助蔣介石。”
李對陳說：“你回去轉告敬之，如能適時聯合反蔣的同誌反正起義，立功贖罪，將來不但可免戰犯，還可以參加新政協，若此著做不到，亦應及早罷手，不要再做幫凶。”
自中共中央發出請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籌備新政協的邀請後，中共地下黨組織就準備安排李濟深第一批離港去解放區。然而，要讓這樣一位眾人注目、多方有聯係的人物離港，不是一帆風順的事。
由於各種政治勢力都想爭取李濟深，以作為其政治鬥爭的資本和旗子，所以不少人竭力阻止他北上。
有人在李濟深麵前公開挑撥說：“任公，你不能去解放區，到了那裏就會身不由己了。”李濟深要北上的風聲傳出去後，香港當局加強了對他的監視，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機關也加緊進行活動。
李濟深的北上，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力。
結果，李濟深沒能第一批離港，也沒有隨第二批離港。
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日益提上了議事日程，急需李濟深北上共商大計。
正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指揮部指揮大決戰的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有點著急了。
11月5日，周恩來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電。這份電文責成中共香港分局務必在12月內將李濟深等人接到解放區來。
電報還對這些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的路線和安全措施進行了周密布置。其中指示：租用的蘇聯船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到達後，要安排住大連最好的旅館，以確保安全；要舉行歡迎宴會，北方天氣寒冷，要為李濟深先生等人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負責人錢之光、潘漢年等接到中央來電後，感到肩上的壓力一下重了許多。
李濟深如何才能出走香港，成為錢之光、潘漢年日夜焦慮的一個大問題。
潘漢年提議：“讓何香凝做做李任公的思想工作，如何？”
錢之光表示：“這是一個好主意，馬上就辦。”
兩天後，何香凝讓吳茂孫出麵在飯館請客。
李濟深、何香凝、朱蘊山、梅龔彬、陳劭先、陳此生等數人應邀赴宴。
席上，大家談笑風生。
飯後，何香凝獨自留下李濟深，對他說：“任公，你還是早走為好，一是形勢的需要，二是為了你自身的安全。”
李濟深點點頭：“是啊！應該早走。”
為了解除李濟深的後顧之憂，錢之光、潘漢年不但對李的家屬做了一番妥善安排，而且還組織民革中與他親近的人一起走。
一天下午，潘漢年西裝革履，親自來到香港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家。
實際上，潘漢年已不止一次來過這裏了。李濟深對潘漢年那亦莊亦諧的言談、溫文爾雅的舉止頗為欣賞。兩人在一起能暢所欲言，十分融洽。
潘漢年叩門，李濟深親自來開門。兩人見麵，互相問安之後，潘漢年指著門外，帶著幽默的口氣說：“李任公，你家門外有狗哩！”
李濟深馬上顯得有點緊張，焦急地問：“你發現了什麽情況嗎？”
“你家門口附近有兩個形跡可疑的家夥，那樣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務。”
李濟深聽了，轉而淡然一笑：“唉，蔣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願讓我離開香港的，更不願我到解放區去了，他們肯定是聞到什麽風聲了。”
李濟深猜得不錯，幾天前，香港的一張小報透露了他即將北上的消息。這已引起了各方麵的關注。
潘漢年這時麵帶嚴肅的神色說：
“李任公，現在的情況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您盡管放心了，我們也會做出相應的安排。周恩來再次來電特別關照，要對您乘船北上的行動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專門來同您商量一下具體的計劃，要選擇確定一個最保險的方案。”
李濟深聽了潘漢年的一番話，很有感觸地說：“前幾天，何香凝老人也勸我早走為好，一則是形勢發展的需要，二則是為我的安全起見，現在，我在香港已是樹大招風了。”
李濟深說完，就把潘漢年引到樓上的書房，交待家人不讓任何人上樓來。
兩人密商起來。潘漢年悄悄地告訴說：“我們已製定出一個絕密的方案，任公你覺得如何？”
接著，他把具體計劃一一作了介紹，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船上將有多少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濟深？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有意外的人認出任公怎麽應付……
李濟深一邊聽，一邊不時點點頭，感到計劃確是安全可行。潘漢年又把怎麽出門、住旅館、搬行李，如何保衛、放風等具體細節的安排做了說明。
說完，潘漢年又問：“任公，你覺得整個方案如何？”
李濟深聽完潘漢年的介紹，已深為共產黨對他的尊重和愛護而十分感動，忙對潘漢年說：“好，這是個好方案，我同意。”
潘漢年見李濟深已完全讚成預定的方案，便起身告辭。
“任公，時間不早了，我還有其他事，告辭了。您也可以準備了。”
“行，我馬上就開始準備。”
李濟深把潘漢年送到樓下，為了安全沒有出大門，讓家人送潘漢年離去。
潘漢年走後，李濟深又派人到門外暗地察看，果然見有兩名中年男子在東張西望，探頭探腦，形跡十分可疑。
聽到這個情況，李濟深開始還猜想：這是港英當局的便衣呢，還是蔣介石派來的軍統特務？但越想越覺得這兩個暗探是軍統特務。他不禁心裏湧出一股冰冷的寒流，打了一個顫，眼前仿佛見到了兩個黑洞洞的槍口。
在戰場上，明槍明炮，李濟深一點兒也不害怕，鎮定自若。但對手段毒辣的軍統特務的暗殺，不能不特別小心提防。
聖誕節的香港，節日的氣氛顯得十分熱烈。雖然天氣有幾分潮濕、寒冷，但人們仍穿著單薄而漂亮的新衣裳。
熱烈、歡快的節日衝淡了平時緊張而忙碌的氣氛。
然而，對錢之光、潘漢年和整個“華潤公司”的職工們來說，聖誕節裏卻更加緊張。
兩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後，風聲已經透露出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香港當局官員對此事也開始明查暗訪，他們還以洽談業務為名，到“華潤公司”來查訪。
英國政府當時與國民黨政府有外交關係，香港當局當然不歡迎民主人士尤其是像李濟深這樣有重大影響的人離港投奔解放區去，為此千方百計加以阻撓。
根據香港的這種政治氣候，錢之光、潘漢年等特意安排李濟深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作為第三批接走的人，在聖誕節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為香港受西方的影響，每到聖誕節都要放假，歡度節日。這是行動的最有利時機。
預定上船的時間――12月26日到了，為了安全，避人耳目，連要走的都不知道自己和誰同船，完全是各走各的路。
有的人是被安排從自家轉到朋友家裏再上船，有的人在旅館開了個房間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還搬了家，把要帶的行李放在原來住處，再由“華潤公司”派人搬上船。
由於上船的民主人士本人沒攜帶行李，所以別人看不出他們要出遠門的跡象。到達約定的地點後，由“華潤公司”的人護送上船。
李濟深上船時，采取了更加隱蔽的措施。為了麻痹港英密探的監視，在上船的前一天，由他發請帖邀請了港英當局密探負責人王翠微夫婦到他家吃飯，還請了一些人作陪。這樣，密探便放鬆了警惕。
在動身上船的當天晚上，為了迷惑外界，李濟深又參加了鄧文釗先生的宴請。同時赴宴的還有朱蘊山、吳茂芬、梅龔彬、李民欣、陳此生等人。何香凝也到場作陪。
宴後，李濟深等人便乘小艇上船。但是，當時要直接上蘇聯的貨船，也容易惹人注目，為了遮人耳目，李濟深等人不是直接上船，而是帶著酒菜，裝著泛舟遊覽的樣子，乘一隻小艇在水麵上遊弋於一些外輪之間。一個多小時後，小艇靠攏蘇聯貨船。
上船之後，李濟深看到船上有很多熟人，心裏感到意外和吃驚。
錢之光等人很快把李濟深和朱蘊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長室，叮囑他們不要露麵，以避免海關檢查。
與李濟深同乘一條船離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還有彭澤民、柳亞子、沈雁冰、馬寅初等人。
由於安排得十分周密，各項準備工作非常仔細，這次登船和離港沒出現任何問題。
12月27日晚，李濟深等幾十位作為第三批北上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乘著蘇聯貨輪“阿爾丹”號，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香港。
李濟深離開香港後的第三天，報上才見到他出走的消息。
港英當局密探和國民黨特務看到這個消息，一陣驚慌。
這時，蘇聯貨輪“阿爾丹”號貨船已經過了台灣海峽。
為了慶祝這次不平常的旅行，並迎接1949年元旦的到來，12月31日晚10時，李濟深和船上的其他民主人士，都拿出自己攜帶的食品――魚子醬、臘雞、牛肉及水果等，還包了餃子，請船長和全體船員與他們同桌聚餐，共度除夕。
經過10多天的航行，“阿爾丹”號於1949年1月7日上午8時抵達大連。
這時，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張聞天專程在大連迎接，先期到達解放區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學範和中共大連市委負責人也恭候在大連港。
李濟深等上岸後，馬上被安排到大連最高級的“關東酒家”。因為當時天氣很冷，中共接待人員根據周恩來的囑咐，給他們送來了事先準備好的貉絨大衣、獺皮帽和皮靴。李濟深對此深為感動，連聲說：“恩來同誌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給我們安排好了，真太感謝了！”
當天中午，李富春、張聞天在關東酒家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
第二天一早，李濟深就把朱學範叫到自己房間裏了解東北情況。
在聽朱學範匯報時，李濟深不時含笑點頭。對中共與民主人士真誠合作的態度十分滿意，對籌備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建立新中國非常樂觀。
1949年1月12日，李濟深等已離開香港半個月，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白崇禧以8萬元港幣的代價向美國陳納德的“民航隊”包了一架專機，送黃紹！到香港，請民革主席李濟深出來幫忙，以促使武漢方麵單獨與中共方麵進行和談。
白崇禧很重視李濟深的影響和地位，認為他可能在桂係和中共之間起一種緩衝作用。
然而，當黃紹！到達香港時，李濟深已在半個多月前離港，並已到達沈陽。
黃紹！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2月1日，進入東北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李濟深等56人致電毛澤東、朱德，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並提出對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無處潛藏，縱有羊狠狼貪，令陰謀斷難實現”。
第二天，毛澤東、朱德複電說：
“二月一日來電讀悉，極感盛意。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百餘年來，前赴後繼，無數先烈的鮮血，灑遍了錦繡山河，億兆後起的人民，表現了英雄氣概，此次人民解放戰爭所以勝利，是由於全國人民不畏強禦，團結奮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致奮起，相與協力，從而使人民解放軍獲得各方麵的援助，使人民的敵人完全陷於孤立。勝負之數，因以判明，現在殘敵尚存，詭謀時作，求喘息謂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談判。口育八條，手庇戰犯，眼望美國，腳向廣州。欲求人民解放鬥爭獲得最後勝利，必須分明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厲，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奮鬥。諸先生長期為民主事業而努力，現在到達解放區，必能使建設新中國的共同事業獲得迅速的成功。”
不久，李濟深和其他從香港來的民主人士從東北來到北平。
一天，李濟深到北京的西山雙清別墅拜訪毛澤東，毛澤東走出門口迎接。
李濟深見此情景，緊緊地拉著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毛主席太客氣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我過去是反對共產黨的，也犯了重大的錯誤。以後我覺悟了，看到蔣介石反動派喪權喪國，腐敗無能，使中國民族長期陷入貧困落後、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之中。我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的認識終於實現了，現在，大半個中國已經獲得了解放，全國即將解放，我真心誠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我們的全體同誌，都擁護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領導幹部都很謙虛，毛主席、周恩來先生都這麽謙虛，我們這次來北平的同誌，都是這麽認為的，這並不是我個人的吹噓。”
毛澤東說：“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誇獎了，應該對我們多提意見，多提批評。這樣，才能使咱們今後相處得更好啊。”
同年6月，李濟深作為民革中央主席參加了新政協籌備的領導工作。9月，他又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在會議上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開國大典上他同毛澤東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親耳聆聽毛澤東主席在城樓上的莊嚴宣告，親自迎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個中華民族曆史上最偉大的時刻的到來。
建國後，李濟深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多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活動和其他各項國事活動。1959年，他病逝於北京。
國民黨“代總統”晚年歸國登城樓
一年一度的金秋到了。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當他看到毛澤東主席向自己走來時，便急忙迎上去。毛澤東先向這位老人伸出手來，這位老人趕緊用手握住毛澤東的手，兩人一邊搖晃著握手，一邊互致問候。
毛澤東同他握手時，關切地說道：“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兩人相見時是那樣的和諧、親切和誠懇。
這位老人就是中國現代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擔任過國民黨南京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生，字德鄰，廣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1916年冬他參加護法戰爭。北伐戰爭時期，他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第三路軍總指揮、第四集團軍總司令。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參議院院長、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主席。1929年，在蔣桂戰爭中失敗後回廣西，任護黨救國軍第一方麵軍總司令。1937年8月他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曾以指揮台兒莊戰役取得大捷而名聞中外。1943年後，他任國民黨漢中行營主任、北平行轅主任，1948年任國民黨政府副總統。
1949年1月，蔣介石由於在軍事上的失敗，麵臨內外壓力於1月21日宣布下野，並發表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其職權。”
這樣，李宗仁就成為大勢已去的國民黨政府名義上的首腦，實權仍緊握在蔣介石的手中。
毛澤東很清楚李宗仁有職無實權的情形，他說：“李宗仁在石頭城上所能看見的東西，就隻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無物’。”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要求以他在1月14日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開始和談。於是從4月1日起，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北平開始和平談判。
和談期間，毛澤東主席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黃紹！和劉斐時說：“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哩！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得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係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這點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和談，他不搞和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和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呢。”
說到這裏，毛澤東又補充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隻要你們真心和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
然而，當時李宗仁還沒有決心與國民黨政府完全破裂，仍在做著劃江而治的美夢，和平談判也就必然是失敗的。
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李宗仁先是逃往廣西，然後又到廣州做了幾個月的“代總統”，與蔣介石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隨著人民解放軍向華南和西南的進軍，李宗仁不願去台灣受蔣介石的裹挾和控製，又無法在大陸照舊呆下去了，便隻好流亡到美國去了。
然而，李宗仁在美國的日子並不是那麽舒暢，而是寂寞無聊。他畢竟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心的人士，留居異國更加增添了他那強烈的思鄉戀國之情。他對他的秘書感歎地說：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到美國十四個年頭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國。帝國主義者諷刺中國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才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如今民族團結，邊陲歸心，國際地位與日俱增，這樣一個祖國，是值得我們衷心擁護的，想想在我政權下的糜爛和孱弱，我是服輸了。”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與夫人郭德潔經過一番曲折和周轉，又幾經風險，終於一道回到了大陸。
一踏上祖國的土地，他就受到了共產黨和人民隆重熱烈的歡迎。
一時間，李宗仁回歸到社會主義祖國成為熱門話題。
幾天後，即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東郊參觀國棉二廠時，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見他們。
能得到毛澤東的接見，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激動人心的事情。
接到這個通知，李宗仁夫婦喜出望外，非常激動。他覺得毛澤東主席給他這樣的禮遇，是對他選擇一條光明道路的肯定和讚賞，而此刻的李宗仁對毛澤東充滿了欽佩和尊敬。
李宗仁一行坐車從新華門入中南海，毛澤東在一個遊泳池的休息室裏等他們。
正當李宗仁沿著遊泳池往前走的時候，毛澤東已熱情地迎上來，同李宗仁和夫人親切握手，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
在同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握手時，毛澤東說：“久聞大名，如雷灌耳。”
程思遠一時不知所措。
剛剛坐定，毛澤東以幽默的口氣對李宗仁說：“嘿！嘿！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台灣當局口口聲聲叫我們做‘匪’，還叫祖國大陸做‘匪區’，你不是誤上賊船是什麽呢！”
程思遠連忙替李宗仁回答：“我們搭上這一條船，已登彼岸了。”
坐在一邊相陪的彭真說：“是的，登了彼岸。”
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李宗仁在表示感謝後對毛澤東說：“這一次回到祖國懷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熱烈歡迎，首先應對毛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謝，幾天來，我們在北京地區參觀訪問，親眼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感觸頗深，我們為祖國的日益強大而感到十分高興。”
毛澤東說：“祖國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我們至少要再建設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強大起來。”
接著，李宗仁先生談到在國外的許多人都懷念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盼望回到祖國來的情況。
毛澤東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我們都歡迎，我們都以禮相待。”
毛澤東還建議李宗仁到全國各地去看看。
下午1時，李宗仁一行來到毛澤東的寓所。
毛澤東與他又談了一會兒。
在談話時，李宗仁又深以台灣問題久懸不決為慮。對此，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
然後，毛澤東又與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談了一會兒話。最後，毛澤東提議照相吃飯。這是一個豐盛的宴會，有各式各樣的京津名菜，讓人大飽口福。下午3時，統戰部長徐冰咬著程思遠的耳朵說：“可以散了吧？”
毛澤東知道了他們在說什麽話，就瞪著眼睛說：“急什麽，少壯派！”
此後，在1966年的國慶節天安門城樓上，李宗仁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
再說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與李宗仁寒暄了幾句後，兩人便手挽著手走進休息室。
正當他們兩個握著手、毛澤東又請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的時候，經過了林彪身邊。
林彪立即舉手行了個軍禮，說：“李先生是黃埔軍校校務委員，我在黃埔時還聽過李先生的訓話。”
寒暄了幾句後，他倆挽著手走進休息室。毛澤東按著李宗仁的肩膀，請他坐在沙發上位，李宗仁說：“主席在這裏，我怎麽好坐在上位呢？”
毛澤東說：“你比我年歲大，是老大哥，應該坐在這裏。”
坐下之後，毛澤東點起香煙，吸了一口，說：“現在群眾是發動起來了，群眾一起來，那就不能完全依靠個人的想法去做。”他又說：“火頭是自己點起來的，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這火還要燒一個時期。”
接著，毛澤東對李宗仁說：“你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什麽看法，有什麽意見，望能坦率地談談。”
李宗仁很謙遜地說：“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偉大，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領袖，沒有一個人能有這麽大的魄力來發動這場革命，目前雖然稍亂一點，但是為了子孫後代著想是有很大代價的。”
李宗仁還把在北伐時期與蘇聯顧問鮑羅廷說的話重複述了一遍：“痛苦對產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一個助產士就要盡可能地減輕她的痛苦。”
他以此話來比喻文化大革命，意思是說當前的亂是為了未來的治，作為領導人應盡可能縮小這亂的範圍和程度。
李宗仁的話符合毛澤東的想法。毛澤東對他說：你的話對，我也正做這個製亂的工作，當前的問題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決，譬如紅衛兵給各民主黨派下“哀的美敦書”，勒令限期取消組織，這是不可以的，聽說他們砸爛政協，要徹底毀滅統一戰線，這更是不對的。
接著，毛澤東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貢獻，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作用向李宗仁作了說明。
最後，毛澤東明確地說：民主黨派不能取消，這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這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
毛澤東問李宗仁：“李先生，你的看法怎麽樣？”
李宗仁急忙地說：“毛主席英明高見，我從前根本不曉得這些道理，今天算是頓開茅塞。”
毛澤東與李宗仁步出休息室，回到原來的位置上，繼續檢閱遊行隊伍。
檢閱完後有幾位記者打聽他倆談話的內容，李宗仁說：“隻談家常生活，沒有別的內容。”
1968年8月，李宗仁被確診犯了直腸癌，住院治療。
次年1月26日，他對在床邊護理的人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祖國，這了了我一件最大的心願。”
他氣喘籲籲地說：“回來以後，本想在台灣問題上做些工作……現在來不及了，台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件心事。那些書（指李帶回的許多線裝書），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
他手頭藏的都是自己珍藏了幾十年之久，舍不得喝的酒。這些酒由外國進入中國，又由他帶到美國，然後又由他帶回中國，把這些酒送給毛澤東，說明他對毛澤東感情之深厚。
在彌留之際，他還口述了一封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他在信中簡短地說：
“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
“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
“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隻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
天安門城樓上張治中進獻諍言
當人民共和國第18個誕辰來臨的時候，中國由於“文化大革命”發動，出現“打倒一切”和混亂無序的狀態。
仍是一年一度的國慶節。1967年國慶節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仍是幾十萬群眾的歡慶。
一位年已近八旬的老者拖著沉重虛弱的身子，雖然不能一步步地走上那高高的城樓，但他仍堅持要出席國慶大會，被警衛員用手推車送上天安門城樓。
他在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並直言不諱地說：
“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這是這位老人一生中對毛澤東最坦率、最嚴厲，也是最後的批評了。
在當時個人迷信極端盛行，毛澤東已被林彪等人捧成神的年代，一言不慎，可以招來殺身大禍。而這位老人竟敢如此“不識時務”地批評毛澤東，那實在讓人感到他了不起了。
這位老人是誰呢？
他就是有名的張治中先生。
張治中，1890年生，安徽巢縣人，原名本堯，字文白，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曾任黃埔軍校學生團團長、學生總隊隊長、軍官團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曾任武漢軍分校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曆任國民黨第五軍軍長、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書記長。1945年，任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這樣一位國民黨政府的封疆大吏是怎樣與共產黨建立起關係的呢？
張治中與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交往是從張治中到延安開始的。建國初期，毛澤東為張治中向初次見麵的人介紹時常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同慶，張治中卻悶坐在家中，鬱鬱不樂，因為他敏銳地感覺到內戰一觸即發。他盱衡全局，建議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商談國事，蔣連續三次去電邀請，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作為中共應邀代表，參加重慶談判。
於是，蔣介石委派張治中作為他的代表，偕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於8月27日乘飛機首次飛抵延安。第二天就順利陪同毛澤東到達重慶。
當時國共兩黨呈勢不兩立之勢。毛澤東到重慶，如入虎穴。周恩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問題費盡心血。他原想讓毛澤東以紅岩辦事處作為起居、工作及活動中心，但紅岩地處偏僻，周圍特務密布，上下石級又多，很不方便。至於周恩來自己在曾家岩50號的住處，因地方狹小，亦不合用。
最後，周恩來看中了上清寺桂園張治中的官邸，那兒離周恩來的住處及紅岩新村都不遠，房舍及設備也較合用，地處馬路旁，汽車進出也方便。
周恩來一開口，張治中表現出友好合作的誠意，馬上將全家搬到複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破舊狹小的平房去住。毛澤東身邊隻有一個警衛員，難以承擔保衛任務，張治中表示政治部有警衛員，大多是他家鄉的子弟兵，可以承擔此重任。後經周恩來研究，決定讓憲兵承擔這一任務。
張治中又馬上找到憲兵司令張鎮，問題很快便解決了。
經過43天的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
在談判後期，曾有流言說國民黨特務將加害於毛澤東。周恩來很不放心，9月底找到張治中，向他表達了毛澤東想早點簽訂協定、盡早返回延安的想法。並對張治中說：“讓毛主席一個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張治中慨然說：“我既然接毛先生來，當然要負責送他回去。”
解放後，周恩來同張治中談起往事時說：“你那次答應護送毛主席後，我才放下心來，不然，真吃不下，睡不著。”
10月8日晚，張治中還在軍委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宴會。邀請全體參政員和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及黨政軍各方人士500多人參加。宴會上，張治中還致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兩次接送和在重慶相處這段時間的交往，使張治中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張治中同毛澤東已建立起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10月11日，張治中坐專機親送毛澤東返回延安，在去機場的途中，毛澤東對張治中說：“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返回延安的當晚，中共中央為張治中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賓主盡歡。
第二天，張治中飛返重慶，毛澤東親自送他到機場。路上，毛澤東又一次稱讚張治中說：
“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你把《掃蕩報》改為《和平日報》，把康澤搞的集中營撤銷了，是不簡單的。”
而張治中對毛澤東的態度的印象，則正如他在建國後撰寫的回憶錄中所講的：“1945年以前，我對毛澤東沒有什麽印象，相反的，由於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麽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但是從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與他會麵之後，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後多接觸一次，印象就加深一次。”
毛澤東所具有的接近群眾、平易近人、謙遜踏實、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風采，與蔣介石那高傲、獨裁、多疑的性格形成明顯的對比。張治中長年在蔣介石身邊，他不能不感到這一點。
1946年3月4日，國共軍事三人小組飛抵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和數十萬群眾的熱烈歡迎。
張治中在歡迎晚會上樂觀而幽默地說：“我這次到延安來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爾利一起來接毛主席到重慶去談判，第二次是簽訂了《雙十協定》後護送毛主席回延安來，這次是為了整軍方案的落實又到延安來了。你們將來寫曆史的時候，不要忘記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呀！”他的話引起了掌聲和歡笑，以後傳為曆史佳話。
張治中講完話後坐到座位上，毛澤東笑著對他說：“你將來也許要四到延安，怎麽隻說三到呢？”
張治中說：“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你們就會搬到南京去了，延安這個地方不會再有來的機會了”
毛澤東說：“是的，我們將來是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很熱，我怕熱，希望長住在延安，開會才到南京去。”
隨後不久，全麵內戰爆發。被譽為和平將軍的張治中先生的和談生涯也就告了一段落。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山倒，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為了挽回殘局，國民黨方麵又派張治中於1949年4月上旬到北平參加國共兩黨的和談。此次張治中來北平和談是硬著頭皮來的。因為這一和談是不可能達到國民黨方麵的目的的。中共提出八條，旨在摧毀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統治，而國民黨方麵則做著隔江而治的美夢。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當時為了爭取時間和輿論，和談又必須進行。
張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團來北平後，毛澤東很快於1949年4月2日會見了參加北平和談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張治中。
毛澤東一見到張治中，就笑容滿麵地握著手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時的熱情接待。”然後，又關切地問了張治中一家人的情況。
那一天，毛澤東同張治中平靜地談了許多話，就戰犯問題、組建聯合政府問題、今後國家建設問題，交換了意見。
4月12日，國共雙方和談基本結束，中共方麵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與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的相差甚遠。國民黨政府表示拒絕接受，人民解放軍很快發起了渡江戰役，解放了南京。
和談結束後，國民黨的和談代表基本上都願意留在北平。隻有張治中強調自己要回去“複命”。
中共代表周恩來、李立三、林伯渠了解了張治中的思想狀況後，一起來勸駕。
周恩來十分懇切地對張治中說：
“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是不會有利於你們的。西安事變時我們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上海地下黨還把張治中的夫人和女兒接到了北平，張治中便再也不提出回去複命之事了。他終於留在了北平。
從此，張治中結束了他一生的和談的曆史，揭開了他為新中國努力工作的一頁，也開始了他與毛澤東交往的新一頁。
此後，張治中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委托，為和平解決新疆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張治中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在開國大典上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目睹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這一幕，心中感慨萬千，充滿著激動幸福的情感。
50年代，張治中因參加國事活動多次登上天安門城樓。他也多次陪同毛澤東外出考察。他看到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的愛戴，也親自見到和感受到毛澤東那待人的真摯、親切、謙和、寬宏大度、爽快率直，張治中由衷地表示欽佩。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說過：“人不交幾個黨外朋友怎麽行？我的黨外朋友很多，周穀城、張治中……”因為毛澤東希望聽到不同聲音，所以張治中有時也給毛澤東提出批評和建議。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並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後，要發表公告。中央拿出的稿子隻有主席、副主席，56名委員沒有列上。張治中站起來說：“這是正式公告，關係國內外觀感，應該把56名委員的姓名也列上。”毛澤東聽了這意見後，表示：“這意見很好，這樣可以表現我們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
1956年反右運動剛剛開始，張治中就直言：“現在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威信這樣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又巨大，誰還敢出來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呢？”言下之意，大規模的反右運動沒有必要。
整風反右是毛澤東發起的，張治中的這一番話，自然也包含了對毛澤東的批評和不同意見。
正是因為張治中是毛澤東的黨外諍友，所以能在1967年那樣的年代裏，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樣的場合，有如此巨大的勇氣敢於當著眾人的麵對毛澤東提出批評。
而毛澤東呢，當時也以寬宏的大度量無言地接受了張治中的問話，體現了他作為偉人不平凡的氣度。
兩年後，張治中逝世。
張治中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交往，是黨與非黨、無產階級領袖與國民黨要員交往的一個典範。
特赦戰犯“001”號登上天安門
1959年11月30日，一場大雪降臨到遼寧撫順城。田野裏，山岡上，一片白茫茫的。此時，在撫順戰犯改造所裏，一位個兒很高、帶著一副眼鏡，麵容清臒的中年戰犯，正拿著一張兩個月前出版的《人民日報》在仔細一字字地閱讀、磋磨。
這張《人民日報》的頭版顯著位置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關於提請特赦戰犯的建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的關於特赦確實經過改造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特赦令。同時，這張報紙還配發了《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
戰犯改造所的戰犯們，一雙雙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條。第一條的內容是：“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關押了10年而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這位中年戰犯心想：有誰能得到釋放呢？當別的戰犯問他“能否首批獲赦”時，他總是照直回答：“有誰也不能有我”“我不行，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的條件。”
這位中年戰犯就是末代皇帝――溥儀。
隨後幾天，戰犯們在管理人員的組織下，把院內和道路上的積雪全部清除得幹幹淨淨。12月14日上午，撫順戰犯改造所首批特赦戰犯大會隆重召開。大會由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讀特赦人員通知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1959年度赦字001號”，即國內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戰犯的名字，落到了溥儀身上。
首批特赦溥儀，不但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監戰犯的意料，似乎戰犯管理所的幹部，乃至更高層的負責同誌，開始的時候也沒這種認識。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在研究戰犯處理問題的匯報會議上，首先提出了溥儀的名字，並認真聽取了有關情況以及溥儀本人的學習改造情況，他們據此作出了第一個特赦溥儀的決定。
溥儀的雙手捧過特赦通知書時，已成了淚人。
1959年12月9日，一個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在新華社攝影記者的快門聲中，溥儀從撫順返回到闊別35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後的第五天，12月14日，周恩來和陳毅等領導同誌即會見了溥儀。
不久，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他先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園工作，後又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1961年10月1日，溥儀第一次參加國慶觀禮活動。
那是他在特赦後第一次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那天，在晴朗的天安門廣場上空，迎風飄動的大氣球高懸著巨幅標語：
“艱苦奮鬥，勤儉建國！”
“加強農業戰線，戰勝自然災害，力爭農業增產！”
“增產節約，生產更多更好的工業產品！”
工人隊伍抬著鋼鐵聯合企業的模型，開著盛滿煤塊的彩車。
農民隊伍則以沉甸甸的大穗紅高粱、金黃色的稻穗、一尺多長的玉米棒，在彩車上垛起巨大的糧堆……
工人農民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己戰勝困難的堅強信念。
站在西觀禮台上的溥儀，看見眼前的一切，覺得那麽新鮮，快樂。
溥儀作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登基時，隻有三歲，而當時清王朝的氣數已盡。因此，溥儀並沒有體會過一個皇帝在天安門發布詔書時的威嚴和隆重。現在，他經過改造特赦後，作為人民共和國的一位公民，能登上天安門觀禮台，是一種多高的榮譽呀。
此後，溥儀每年都收到周恩來給的重要節日招待會和觀禮活動的請柬，並多次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1965年國慶節期間，發生了末代皇帝溥儀與末代總統李宗仁的曆史性握手的一幕。國慶節那天上午，溥儀參加了天安門的國慶典禮。晚上，又到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溥儀十分珍惜這次國慶期間的觀禮活動。他特意在一個大白色的信封內存放有關這活動的幾件實物：有邀請出席招待會的紅色請柬，有說明本人席位所在區、桌的附條，有帶燙金國徽圖案的招待會菜單，有證明觀禮資格的紅綢布條觀禮證，有說明觀禮注意事項的通知。其中最有紀念意義的，還是那張由周恩來署名的紅色請柬，上麵寫道：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周年，訂於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招待會。
敬請
光臨
周恩來
在溥儀看來，請柬上的“周恩來”三個字是那麽偉大，那麽親切，那麽莊重！
第二節天安門：
中國最好的名片
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上，與毛澤東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興的表情。
1959年10月1日，赫魯曉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門城樓。
赫魯曉夫對中國領導人心懷不滿。
赫魯曉夫知道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就尖著嗓子叫喊：“我明白，你們要標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
赫魯曉夫悻悻回國了。在回國途中，他在海參崴誣蔑中國“像好鬥公雞一樣熱衷於戰爭，蓄意擴大事端”。
終於，戈爾巴喬夫邁出了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擁有960萬平方公裏領土、5000年文明曆史的中國的土地。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時間，跨越了30年的鴻溝！
毛澤東主席一麵檢閱隊伍，一麵與斯諾交談，氣氛顯得十分融洽。
外賓在城樓上伸出大拇指
1956年9月30日，北京是一個多雲的陰天，不時下起一陣陣小雨。然而，在北京卻已披上了節日的盛裝。
人群、汽車、鮮花、旗幟……向通往機場的街道匯集。
人們穿起了節日的盛裝，笑著，喊著，向前擁去；人們敲著鑼鼓，吹著嗩呐，向前擁去。
手裏搖著旗幟的歡迎者的隊伍，密密層層地排列在街道兩旁。
大街上，懸掛著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國旗。
在許多交通要道，豎立著高大的彩牌樓和標語塔。上麵寫著：
“向蘇加諾總統致敬！”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
從新華門前的西長安街起，經過西單、經過西四牌樓、經過阜成門、蘇聯展覽館、動物園，一直延伸到西郊機場。
西郊機場上，人山人海，匯聚著1萬多名群眾。他們在等候著印度尼西亞貴賓的到來。
在等候的人群中，有一位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他就是毛澤東同誌。
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貴賓的機會不多。他今天來機場迎接，足可見貴賓身份的高貴，他就是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
四架到中蒙邊境去迎接的飛機，護衛著總統乘坐的專機安抵北京。
天空響起了隆隆的飛機聲，4架客機於下午2點降落到了西郊機場。蘇加諾和隨行人員走出了飛機艙。
機場和遠近道上的人群，響起了一陣歡呼聲。
蘇加諾總統戴著黑色的民族禮帽，穿著一身三軍最高統帥的禮服，神采奕奕，英爽威武，笑容滿麵走下來。
毛澤東主席走到飛機跟前，和走下飛機的蘇加諾總統握手，表示歡迎。
毛澤東介紹蘇加諾總統與在飛機跟前的人們見麵。
蘇加諾總統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以及副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賽福鼎，副總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龍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以及其他方麵有關負責人章伯鈞、陳嘉庚、鮑爾漢、張聞天和黃鎮等人一一握手。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都已來到了機場。
軍樂隊奏起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國歌。
接著，蘇加諾總統由毛澤東主席陪同檢閱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蘇加諾總統及其隨行人員接受了北京青年的獻花。
貴賓們同中國國家機關各部門、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團體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們以及各國駐華外交官員握手會見。
隨後，蘇加諾發表講話。他說：
主席先生總理閣下：
各位先生：
我訪問了蘇聯、南斯拉夫、奧地利、捷克斯洛夫伐克和蒙古之後，今天，終於到達北京，受到各位的熱烈歡迎。我非常感謝各位歡迎，我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以八千二百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名義表示感謝。大家對我的尊敬實際上也是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尊敬。沒有人民，我隻不過是一個普通人；沒有人民，我就算不了什麽。我不是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的賜予者，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獨立是印度尼西亞人民鬥爭得來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父親，而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兒子。因此，各位對我的尊敬，我將全部轉達給印度尼西亞人民。我現在處在中國人民當中，處在精神奮發的繼續不斷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鬥爭的六億人民當中。我到這裏來是為了加強中國人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友好關係。我深信，這種友好合作是容易實現的。因為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理想是有很多共同點的。讓我們共同前進，來實現完全的獨立、美好的繁榮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謝謝！
蘇加諾發表演講時，不時被一陣陣歡呼聲打斷。
隨後，毛澤東和蘇加諾同乘一輛綠色的敞篷汽車，通過北京的街道。
數百輛嶄新的汽車，首尾相接地跟隨在後麵。
汽車駛進了沸騰的人群的海洋，鑼鼓與嗩呐齊鳴，歡呼的聲音愈來愈高。
大街上人們揮動著旗幟，揮動著蘇加諾總統的畫像，揮動著花朵，揮動著手絹。
幼兒園的孩子們也搖動著他們手裏的小鼓、小旗、小花朵。
學生們把雙手舉過頭頂鼓掌，建築工人從建築架上向總統揮手致敬。
母親把手裏的孩子高高地舉起。
蘇加諾總統和毛主席兩人，笑著，向群眾揮手。汽車開到哪裏，那裏的人群就如癡如狂地歡叫起來，跳起來。
“蘇加諾總統萬歲！”
“毛主席萬歲！”
“默地卡！”
“朋加諾！”
在印度尼西亞語言中，“默地卡”本是獨立的意思，現在成了人們見麵時打招呼的用語了。“朋加諾”意思就是加諾兄弟，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對蘇加諾的親切稱呼。
在人們的歡呼聲中，毛主席和蘇加諾乘車駛進金瓦紅牆的新華門。但是成千上萬的歡迎者還久久地簇擁在新華門前，不肯離去……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席邀請蘇加諾總統共進晚餐。
10月1日，北京是一個雨天，但卻是一個大喜的日子。
共和國第七個誕辰紀念日到來了。
天安門廣場上，50萬群眾聚集到這裏，歡度國慶。
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員都參加了大慶，並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和群眾遊行隊伍。
城樓上，蘇加諾總統和毛澤東主席在一起。
尼泊爾首相阿查裏亞也同毛澤東一起參加了檢閱。
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5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勞動人民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也都同時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
彭德懷元帥在閱兵總指揮楊成武上將陪同下，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宣讀了國防部的命令。接著，部隊舉行了分列式。
軍事學院、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程兵學校、坦克學校、航空學校、海軍學校的隊伍和水兵、公安軍、步兵師、摩托化步兵、傘兵、炮兵部隊、坦克部隊相繼通過了天安門廣場。
整個遊行隊伍十分壯觀。遊行的群眾情緒十分高昂。
天雖然下著陰雨，幾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挨淋受凍了好幾個小時，衣服濕透，有的瑟瑟發抖。
但是，直到散會，沒有人叫苦、埋怨、或半途退縮，全部堅持了下來，而且冒著雨通過了天安門廣場。
蘇加諾總統在城樓上看到這一幕，十分感動。他向北京市長彭真伸出大拇指，表示了極高的讚賞。
國慶節晚上，秋雨初霽。又有10多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觀賞禮花和焰火。
禮花焰火是多種多樣的。
一時有無數騰空而起的金光閃閃的連珠花，一時又從天空散下千百種菊花似的禮花。它們在探照燈的巨光轉動中，顯得鮮麗奪目。
這時候，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一個歡笑聲沸騰的人海。
夜幕還沒有降臨，遊行的人們就早已換下了被雨淋濕的衣服，成群結隊地湧向天安門。在很短的時間內，東西長安街和前門大街通往天安門的條條街道上，都擠滿了人。汽車和電車都停駛了。
狂歡的人群迅速向東、西伸延共2公裏。
近400隻聚光燈把這一帶照得遍地通明。人們踏著秋雨洗過的路麵，盡情地歌舞，歡呼的笑聲隨著狂歡樂曲在夜空回蕩。
蘇加諾總統和毛澤東坐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看到如此鮮豔的禮花，臉上不斷地露出笑容。
此後，北京市又在先農壇舉行了歡迎蘇加諾總統的大會。
“老大哥”露出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