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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宏偉壯麗的合成建築
燃燒著的火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象征。
博物館從破土動工到竣工，隻用了10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鑄造出了這樣巨大精美的青銅鼎，真堪稱為我們的民族之魂。”
李大釗就義的絞刑架，是革命博物館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博物館的同誌，為了征集劉胡蘭英勇就義時的鍘刀，千裏迢迢趕到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難。
毛澤東主席還風趣地指著畫在周恩來旁邊、被朱德擋住隻露出一點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臉說：“你們看董老被擠得差不多看不見了。”
高崗成了曆史的罪人，油畫“開國大典”中的高崗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拿下。
一個具有獨特曆史的主權交接，怎能不令世人關切和激動！
一座合成的建築物
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巍然聳立著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這是國慶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築之一，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於1959年勝利建成，展出了中國曆史、中國革命史的文物精華，運用了50年代我國博物館工作積累的經驗，在陳列的思想性、科學性和藝術性方麵，都開創了我國博物館事業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建設布局上，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緊緊地連在一起，合成為一座宏偉壯麗的建築物。最高處的高度近40米，南北長313米，東西長149米。全部建築麵積達60000多平方米。外牆是淺黃色的，四周的屋簷用廣東的琉璃磚鑲成一圈金黃翠綠的花邊，在蔚藍色天空的映照下，分外醒目地勾畫出整個建築物的輪廓。
走近博物館，迎麵矗立著一座巍峨雄偉的大柱廊，它由12對富有中國民族風格的巨型圓柱組成，高達32.7米。這是兩個博物館的總出入口。柱廊上部的橫額上，嵌著一個高5.5米、寬26.5米的大旗徽。中間是鮮豔奪目的紅色五角星，四周是紅色的旗群和黃色的麥穗。門廊兩側是兩個39.8米高的大門墩，上端飾有火炬的浮雕。燃燒著的火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象征。
沿著140公尺寬的花崗石大台階登上大柱廊，穿過專供參觀者集中疏散用的大院，便是正門廳，這是整個大廈的室內交通樞紐，向北進入中國革命博物館，向南進入中國曆史博物館。門廳周圍設有衣帽間、貴賓接待間、群眾服務室等附屬用房。
由正門廳正中向東沿大理石台階再進一層，便是莊嚴的中央大廳。它寬32米，深42米，一枝枝光彩奪目的金屬麥穗，在玻璃大門上連成了精美的花環。兩排16根巨大的淺灰大理石八角柱，由地麵直通到15米高的頂穹，白色柱頭上裝有金色的斧頭鐮刀等雕飾。
大廳正麵的人造大理石牆麵上，有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浮雕頭像。兩側壁上是“世界人民大團結”和“中國人民大團結”的壁畫，用我國傳統的彩繪畫法，巧妙地描繪出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親密友愛、歌舞歡娛的景色。對麵大廳入口處的牆上，塑有白色和平鴿的圖案。淺綠色的牆麵，淺黃色的護牆，灰黃和紅色的大理石地麵，把整個大廳組合得很和諧。
從正門廳兩側的過廳分別向南北穿行，便來到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兩個建築形式相似的序幕廳。大廈北部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南部的中國曆史博物館，建築上是對稱和平衡的，兩個博物館各有17個陳列廳，分布在第二、三層樓上。全部展覽麵積為23000平方米。由於這兩個博物館在展品陳列布置上有嚴格的連續性，陳列廳的建築設計采用了單麵陳列環形路線。展覽路線共長二公裏。
陳列廳簡潔、明朗、大方、樸素。室內高7米，因陳列展品以實物為主，所以在建築設計上采取了12米、14米、20米三種不同的跨度，使展品布置有很大的靈活性。陳列廳內牆分別刷成米黃、淡綠、淺藍等柔和悅目的色彩，大片潔白的頂棚不加任何花飾，使觀眾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陳列內容上。陳列廳的一邊陳列展品，另一邊是5.8米高、3.5米寬的整排固定玻璃鋼窗，充足的光線可以照射到每個角落。陳列廳內有機械通風和溫濕度調節等設備，以保證室溫冬季在攝氏18度左右，夏季在25度左右。陳列廳地麵采用的是我國第一次試製成功的棕色橡膠地板。這種地板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光亮細潔，富有彈性，有助於防潮防塵和吸音。
博物館在上下兩層陳列廳的內圈和外圈，沿著參觀路線和內部綠化庭院，布置了麵積達6600平方米的環形休息廊。休息廊寬4-8米，淺綠色的牆麵、乳白色的吊燈。每個陳列廳都有門通向休息廊，經過休息廊可以到內院散步、遊覽。
在博物館的底層還有一個可以容納700人的禮堂，禮堂可以舉行革命史教育方麵的講座，也可以放映電影。
博物館是由北京市規劃局設計院負責設計，北京市第五建築工程公司負責施工的。這兩個博物館的建築，曾得到了全國的大力支援，我國建築學界曾經提出了80多種不同的設計方案，經過大小幾十次辯論會的熱烈討論，最後選擇了北京市規劃局設計院和清華大學合作的方案，同時吸取了多方麵的意見作了補充和改進。
博物館從破土動工到竣工，隻用了10個月的時間。
華夏悠久歲月的一麵明鏡
趙樸初曾寫過一首題為《曆史博物館》的舊體詩：“燧人取火非常業，世界從茲事事新；五十萬年一瞬過，還看今日北京人。”這首詩高度概括了中國曆史博物館的深沉內容。“以古為鑒”，曆史博物館的確是反映華夏悠久歲月的一麵明鏡。
中國曆史博物館建館，已有80多年的曆史了。1912年7月，在北京國子監成立了曆史博物館籌備處；1918年7月遷至故宮午門城樓及東西朝房地區；1926年10月1日定名為國立曆史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1933年4月改名為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北平曆史博物館，藏有文物26種，215000餘件。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仍定名為北京曆史博物館，1959年遷入現在的館址，並改為今名。1970年曾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並。1983年4月兩館恢複原建製。
館屬主要業務部門有：陳列部、研究室、保管部、群工部、美工部、圖書館。館藏文物30多萬件，陳列的文物共9000件，陳列麵積8000平方米，並輔以圖表、照片、模型及文字說明，比較係統地展示了約170萬年前到公元1840年為止中國曆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物，以及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中華民族悠久曆史的業績。
整個陳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從原始社會開始，通過考古發掘到的大量的珍貴文物，如古代猿人的頭骨化石、牙齒化石，以及進入母係社會以後的古代人采集、狩獵磨製工具和石製、骨製生活用具、陶瓷用具等，反映了從約170萬年前到約4000年前的中國曆史。
第二部分是奴隸社會，它反映的是公元前21世紀到前476年的中國曆史，即夏、商、西周、春秋這幾個朝代的曆史，陳列了許多殷墟甲骨和商周著名的青銅器，如司母戊鼎、龍虎尊、盂鼎等。
第三部分是封建社會，它展示的是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國曆史，即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明、清這幾個朝代的曆史，它展出的文物最多，如戰國時期的鐵器、漆器、絲麻織品、度量衡器；秦代的陶俑、陶馬；漢代的車馬、五銖錢、地動儀；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書法、繪畫、雕塑；隋、唐五代時期的螺細鏡、唐三彩；遼、宋、西夏、金、元時期的三大發明――火藥、印刷、指南針；明清時期的五彩、鬥彩瓷器等。
漫步曆史博物館，仔細觀賞每件陳列品，會自然地引起人們許多思索。原始社會的遺物，會使人們遙想遠古的祖先使用簡單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向大自然展開了幾千年乃至上百萬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從展出的大約4000多年前的實物，人們又看到了“私有製的加強，掠奪戰爭的擴大，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導致奴隸國家的產生和王位世襲製的確立”。特別是那些出土的端莊凝重的青銅器，美觀精致和五光十色的金、玉器，以及那些具有曆史資料價值的文物，無疑也是人們認識曆史真麵目的最好形象資料。
一位高中生在凝視館內陳列的通體飾以饕餮紋的龐大的司母戊鼎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歎：“我們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鑄造出了這樣巨大精美的青銅鼎，真堪稱我們的民族之魂。你的鼎身記載了中華民族的奮鬥曆程，有了你的啟示，我們將更加熱愛我們的祖國，並堅信她的騰飛之日必將到來！”
革命傳統教育的課堂
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我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代、現代革命曆史文物，研究和宣傳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曆史，是向人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國家博物館。
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前身是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於1950年3月。籌備處最初設在北海團城，不久遷入故宮西華門武英殿。1958年開始在天安門前動工修建新館，1959年8月落成，1960年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更名為中國革命博物館，並遷入新址，1961年正式開放。
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正門北側，懸掛著鄧小平同誌為該館題寫的館牌。
進入序幕廳，迎麵是一幅長17米、高4米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題的陶釉浮雕壁畫，同毛澤東親筆題詞“人民的勝利”和孫中山親筆題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以及由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親手按電鈕升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麵國旗等珍貴文物。
走進寬闊高大的展廳，會看見許多珍貴的實物、文獻、圖片、圖表、模型和雕塑等展品。其基本陳列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曆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曆史兩部分。
舊民主主義革命曆史陳列分為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法、中日戰爭，沙俄對中國的侵略，戊戌變法，義和團反帝運動，辛亥革命和新的曙光八個單元，陳列麵積為1300平方米，展出文物、實物、照片和輔助展品近1000件。其中有：虎門炮台抗英大炮、洪秀全玉璽、北伐軍軍情稟報、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手書的誓詞等。
新民主主義革命曆史陳列分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第一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五個單元。陳列麵積為4000平方米，展出文物、實物、照片和輔助展品共4000餘件。其中有：各列強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五四”運動北京學生遊行示威的照片和散發的傳單、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照片、大會通過的黨綱和決議抄件、遵義會議舊址模型、毛澤東給西北野戰軍的指示手稿、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國民黨總統府時繳獲的蔣介石印章和國民黨憲法等等。
整個展覽展現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和人民英勇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最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的曆史畫卷。
中國革命博物館除基本陳列外，經常舉辦展覽。該館曾配合重大紀念活動以及專題研究的需要和國內外文化交流，辦過許多成功、群眾喜聞樂見的臨時展覽，如“雷鋒同誌模範事跡展覽”“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四十周年展覽”“埃德加・斯諾與中國展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展覽”“周恩來同誌紀念展覽”“朱德同誌紀念展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成就展覽”等等。這些展覽的舉辦，不僅滿足了社會的需要，也推動了博物館搜集和鑒定藏品等業務的開展。
中國革命博物館是進行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形象生動的大課堂。從珠江邊平英團的三星旗前，一直走到天安門廣場毛主席升起的五星旗下，這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勝利的戰鬥曆程。一個初中一年級的女同學，聽了講解員講述朱總司令在反“圍剿”中親自用扁擔挑南瓜的故事以後，她始終忘不了玻璃櫃中那根“朱德記”的竹扁擔，從此決心向老一輩革命家學習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
絞刑架鍘刀牌子
中國革命博物館館藏文物10萬多件，各種曆史照片6萬餘張，鴉片戰爭以來出版的書刊、革命根據地出版的書刊和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書刊等資料20萬冊。藏品中反映民主革命時期曆史的比較多，其中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早期從事革命活動的照片，各時期革命烈士的遺書遺物，各革命階段重大事件留下的重要文獻、報刊、手稿、實物等，都是極其珍貴的。
功勞當屬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他們重視挖掘文物，重視文物組合，他們為挖掘文物，付出了許多心血和汗水。
李大釗就義的絞刑架，是革命博物館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青年時代的李大釗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誌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1913年，含憤東渡日本求學。1916年春，撰寫了長篇論文《青春》，提出創造青春中華的理想，是當時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發展的代表作。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誌編輯，1920年3月，在北京先後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是我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門舉行反對日本等國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會，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殺。慘案發生後，李大釗繼續領導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鬥爭。4月6日，被軍閥張作霖逮捕，4月28日，被絞殺，李大釗臨刑時毫無懼色，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尚不足38周歲。
北平解放後，北平軍管會接管文化係統的負責人王治秋，要求無論如何要找到李大釗就義時的絞刑架。
20餘載春秋後，絞刑架落於何方？工作人員真是費盡周折，多方搜尋，最終在德勝門外的原國民黨第二監獄裏找到了已被拆散的絞刑架。經過認定，就是當年的那個絞刑架。現在，它成了革命博物館裏極重要的陳列文物。胡喬木曾感慨地說：“博物館的有些東西讓人一輩子也忘不了，像刀子一樣刻在腦子裏，比如李大釗英勇就義時的絞刑架……”
博物館的同誌，為了征集劉胡蘭英勇就義時的鍘刀，千裏迢迢趕到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難。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16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組織群眾向日本侵略軍和閻錫山以及地主惡霸作鬥爭，在閻錫山的19軍突襲雲周西村時被捕。閻錫山匪軍從老百姓家裏搜來三把鍘刀，慘無人道地殺害了堅貞不屈的劉胡蘭和六名革命群眾。閻錫山匪軍撤離後，村民們掩埋英烈的屍骨，可那三把血淋淋的鍘刀誰也不願拿回家，可又不能放在村頭。於是，有的把鍘刀扔進了麥秸堆裏，有的丟到了雜物房裏。一晃幾年過去了，等到革命博物館的同誌來征集時，村裏人誰也不願說是哪把鍘刀殺害了女英雄，一提起來就悲傷落淚。工作人員耐心地反複勸說開導，才由當年在場的群眾指認了那把扔在雜物堆裏的鍘刀。現在，這把鍘刀已成為革命博物館裏引人注目的陳列文物。
革命博物館不僅征集新中國建立之前百年間的革命文物，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文物也進行了廣泛的征集。如在第23屆奧運會上為中國實現零的突破的優秀運動員許海峰的那枚射擊金牌等。
收回香港主權，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當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得以完善之後，革命博物館主動與有關方麵和有關人士聯係，征集文本資料。他們的舉動得到了支持，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安子健先生親自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中英文牌子，以及文件、證章、照片等百餘件文物捐獻給革命博物館。他們相信，這些文物肯定會在中國革命史今後的陳列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征集和陳列革命文物的工作中，革命博物館不僅得到了國內上下的支持，也贏得了國際友人的信賴。英國有位霍金斯夫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教師，他用畢生的精力搜集法國巴黎公社革命文物，從巴黎公社社員的衣服、帽子，到武器、文件等，多達千餘件，十分珍貴。臨終前，她決定將這些文物送給東方的中國。
霍金斯夫人為完成丈夫生前的遺願，與中國駐英大使館取得聯係後，又與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及中國革命博物館取得聯係，最後由中國駐英使館將千餘件珍貴的捐贈文物啟運中國。革命博物館為此搞了專題研究，並熱情邀請了霍金斯夫人光臨。
在革命博物館不斷征集的文物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稀世之寶。如由德中友協主席王安娜女士捐贈的宋慶齡親筆簽名的空白信箋；由新四軍軍歌曲作者何士德捐獻的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代表證；由南極考察辦公室捐獻的中國首次南極考察編隊日誌和全體人員的簽名冊……這些珍貴的文物，有的已在現有的陳列內容上進行了充實，有的則將在今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陳列中大放異彩。
命運多舛的油畫“開國大典”
“開國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創作並博得廣泛稱譽的革命曆史畫。它的成功揭開了新中國美術史冊的第一篇章。
“開國大典”油畫作品，描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大典時的盛況，畫麵的構圖，把國家領導人集中畫麵一側，另一側的欄杆、地毯、遊行隊伍和遼闊的天空等平行舒展開去，造成宏偉開闊的氣勢。創作者借鑒傳統民間藝術和中國傳統的工筆重彩畫法，強調色調的單純、對比與強烈，增強了節日氣氛。紅地毯、紅燈、紅柱、紅旗與藍天、綠樹相呼應；黃色菊花與金燦燦的燈穗相呼應，使人感到既富麗堂皇，又熱烈親切。
“開國大典”油畫的創作者是董希文。董希文生於1914年，逝世於1973年。董希文是浙江紹興人。於1933年入蘇州美術專科學校，1934年轉到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西畫係，1939年到法國國立河內美術專科學校，1943年赴西北敦煌任國立郭煌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三年後執教於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兼任北平中國美術學院副研究員。
1950年，已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的董希文接受創作“開國大典”油畫任務時，正在北京郊區參加土改。
他奉命調回城裏，要在兩個月的時間內，趕製這幅油畫。
為參加1951年在印度舉辦的新中國經濟文化建設展覽會，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在當年5月間審查一批美術作品。毛澤東主席非常欣賞“開國大典”，一邊看一邊說：“是大國，是中國。”“我們的畫拿到國際間去，別人是比不過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
毛澤東主席還風趣地指著畫在周恩來旁邊、被朱德擋住隻露出一點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臉說：“你們看董老被擠得差不多看不見了。”
董希文的這幅油畫名作“開國大典”獲得了廣泛的好評，參展回來，被收藏在中國革命博物館。
然而，1954年中國發生了高崗、饒漱石事件。高崗，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東北工作，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1949年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務。全國解放後，他又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調中央工作後，與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陰謀篡黨奪權。在其反黨陰謀被中共中央察覺並於1954年2月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批判後自殺。
高崗成了曆史的罪人，油畫“開國大典”中的高崗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拿下。於是，革命博物館便通知董希文把畫麵上的高崗去掉。
為了使工藝上特別講究的畫麵不受損壞，董希文想了許多辦法，專門研究了洗去油色的方法，保持了作品的完美。
1972年，革命博物館又通知董希文在畫麵上去掉劉少奇。董希文此時身患癌症，他抱著重病到博物館去修改畫麵，在劉少奇的位置上改畫了董必武。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誌的一切罪名，恢複劉少奇同誌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的名譽。
奇冤得以昭雪。但遺憾的是，董希文已於1973年7月8日逝世，他再也不能親自在“開國大典”上恢複劉少奇的形象了。
原作“開國大典”不能複原，為此，隻好將原作存放在革命博物館的畫庫裏。現在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開國大典”是由靳尚誼、趙域、閻振鐸根據原作同時參照印刷品臨摹的複製品。
香港回歸倒計時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回歸母親的懷抱，是那麽平常的事情；但香港的回歸，又是那樣的不平常。它曆經坎坷、曆經滄桑；它又是那樣的繁榮，那樣的輝煌。
屈辱與榮耀；
辛酸與成功；
一個具有獨特曆史的主權交接，怎能不令世人關切和激動！
在香港回歸前的925天，這個不尋常而又特殊的日子裏，一塊碩大的香港回歸倒計時牌高懸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曆史博物館正門中的兩根柱子中間，那滴答不停的秒表記錄著離家百年的香港走回家門的日子。《中國名牌》雜誌社創意的這塊令人矚目的“中國名牌”不僅提醒我們那段持續了一個世紀的史實，同時，“中國名牌”本身也記敘了她不同尋常的故事。
事情需從1993年9月的一天說起，當時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社副總編奚國金在瀏覽一張報紙時，腦中忽地閃現出一個創意，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豎一塊“香港回歸倒計時牌”。
香港回歸，華夏人矚目，任何一個炎黃子孫都在想方設法為此而貢獻自己一點應盡的責任。《中國名牌》雜誌社李為民主編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在尋思一種適當的方式，來表達祖國人民對香港主權回歸之日的熱烈期盼和焦急等待的心情，‘香港回歸倒計時牌’的創意，當是我們心中最好的載體。”
創意產生了，便開始著手實施創意的形式、時間以及豎立“回歸牌”的最佳位置。
當時曾設想豎兩塊“回歸牌”，一塊在北京，一塊在香港。在香港豎“回歸牌”，可考慮由香港知名企業家給予支持，但又考慮到，當時的香港歸港英當局當政，恐有不便，便放棄了這一想法，決定“回歸牌”設在北京和離香港最近的深圳。
北京，中國的首都。在首都，最引人注目的當屬天安門廣場。碩大的世界名城中最大的廣場，豎一塊“回歸倒計時牌”是沒有問題的，再大的一塊牌子，也占據不了這44萬平方米廣場多大地方。
然而，在天安門廣場，北有金碧輝煌的天安門，南有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廣場的中央，每年“十一”將要擺放幾座碩大的花壇，以及臨時群眾集會，進行慶祝活動等。漫步廣場，策劃者終於發現了最佳位置，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把牌子豎在這裏，寓意深刻，即把殖民統治的殘痕送進了曆史的博物館。
最佳位置的選定，使策劃者們非常高興，他們趕緊起草“香港回歸倒計時牌”的正式報告。
1994年4月30日，報告上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港澳辦非常重視這份報告，經過認真研究，於1994年5月5日批複了報告，同意在北京建立這塊倒計時牌。
1994年7月18日，關於申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西門建立倒計時牌的報告，報送到國務院和國家文物局。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錢其琛、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等領導同誌圈閱了報告，同意此創意。
那什麽時間豎牌呢？
創意策劃者們開動了腦筋，尋找最佳時間點。正在策劃者們找定豎牌時間時，有一位知情者提供了一個時間：1994年12月19日。
1994年12月19日這個時間，使策劃者們立刻明白了用意。從1994年12月19日，往前推十年，即1984年12月19日，這一天，是一個極具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
十年前的金秋，整個中國是個大收獲的季節。1984的9月26日上午10點，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兩國代表團團長周南和伊文思，分別在三個文本上鄭重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當他們交換文本後握手祝賀時，億萬的電視觀眾都看到了他們臉上掛著的笑容。
1984年12月18日，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爵士的陪同下來到北京。
中國黨政領導人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趙紫陽先後分別會見了撒切爾夫人。鄧小平對“鐵娘子”說：“香港問題已經有一個半世紀的曆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存在著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失了，兩國之間的合作友好一片光明。”
1984年12月19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趙紫陽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鄧小平出席了簽署儀式。
當雙方簽名、互換文本之後，大廳裏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鄧小平臉上露出了笑容。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微笑。
1984年12月19日這一天，從此也就成了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
創意策劃者們完全同意豎牌時間為1994年12月19日，這一日，距香港回歸925天。一切手續辦妥了，接下來的任務是確定“回歸牌”上的內容和定下生產“回歸牌”的廠家，此時，距掛牌之日隻有42天了。
“回歸牌”確定在博物館的西門，這是個大方位，其具體位置在哪裏好呢？有人建議豎在西門頂上，但這安裝、吊裝都很困難，有人說，加上基座放在門前的台階上，但這樣與廣場的建築形式不協調。幾經選擇確定後，決定安放在兩根柱子中間為好。
在“回歸牌”內容的確定上，倒計時鍾是必有的，國徽圖案也應該有，但考慮到博物館西門上方有國徽，出現了重複之感。最後，研究確定采用國徽的一角，四個小五角星圍繞著一個大五角星，取其象征性，色彩選擇與曆史博物館平麵色彩相稱的米黃色。“回歸牌”上的字定為“香港回歸祖國倒計時”，但這不符合外交規範，最後改為“中國政府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倒計時。”
中國南方航空動力機械公司和山東蓮花味精集團鼎力支持了“回歸牌”建立。“回歸牌”製作由鄭州中原顯示技術公司擔任。
鄭州中原顯示技術公司為接到這一任務，感到榮幸，全廠上下齊動員，組織技術骨幹，僅三天時間，就交出了對倒計時牌結構總體設計、電源係統設計、驅動及發光係統設計等方案。方案確定後，便加緊了製作，在距豎牌時間的頭10天完成了製作任務。
1994年12月9日，3輛載著倒計時牌的10噸大卡車，從河南鄭州起程奔赴北京。12月12日，50噸重的吊車伸出長長的吊臂，機械的轟鳴聲在廣場東側響起，淩晨4點半，總體結構安裝完畢。這塊牌高16米，寬9.6米，耐42高溫，抗零下25嚴寒，鋼架結構，複合式彩色鋁合金麵板，鑲嵌發光二極管，能抵禦11級強風，時鍾一年誤差不超過5秒。
1994年12月19日，“香港回歸倒計時牌”在世人矚目下亮相，世界看到了中國跳動的心，華夏子孫開始與它盼望著零秒――7月1日的到來。
1997年7月1日淩晨2時30分，香港回歸倒計時牌上的數字在定格為0時0分0秒，150分鍾後消失。據有關人士透露，7月10日前後它將由中國革命博物館門前遷至八達嶺文化廣場。
關於倒計時牌在7月1日後的去向，曾有移至北京圓明園、南京靜海寺等多種方案，後經有關部門批準，它將移至長城腳下的八達嶺文化廣場，與那裏包括林則徐在內的名人雕像組成新的人文景觀，繼續昭示曆史，啟迪後人。拆遷工作將於7月10日前後進行。此後中國革命博物館將在“當代中國”展廳陳列一座倒計時牌模型。
另有消息，澳門回歸倒計時牌有望於1997年年底矗立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門前。
（摘自《天安門曆史檔案》）
§§第十八章 無限風光競雄豪！五湖四海皆朋友
博物館從破土動工到竣工，隻用了10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鑄造出了這樣巨大精美的青銅鼎，真堪稱為我們的民族之魂。”
李大釗就義的絞刑架，是革命博物館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博物館的同誌，為了征集劉胡蘭英勇就義時的鍘刀，千裏迢迢趕到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難。
毛澤東主席還風趣地指著畫在周恩來旁邊、被朱德擋住隻露出一點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臉說：“你們看董老被擠得差不多看不見了。”
高崗成了曆史的罪人，油畫“開國大典”中的高崗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拿下。
一個具有獨特曆史的主權交接，怎能不令世人關切和激動！
一座合成的建築物
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巍然聳立著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這是國慶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築之一，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於1959年勝利建成，展出了中國曆史、中國革命史的文物精華，運用了50年代我國博物館工作積累的經驗，在陳列的思想性、科學性和藝術性方麵，都開創了我國博物館事業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建設布局上，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緊緊地連在一起，合成為一座宏偉壯麗的建築物。最高處的高度近40米，南北長313米，東西長149米。全部建築麵積達60000多平方米。外牆是淺黃色的，四周的屋簷用廣東的琉璃磚鑲成一圈金黃翠綠的花邊，在蔚藍色天空的映照下，分外醒目地勾畫出整個建築物的輪廓。
走近博物館，迎麵矗立著一座巍峨雄偉的大柱廊，它由12對富有中國民族風格的巨型圓柱組成，高達32.7米。這是兩個博物館的總出入口。柱廊上部的橫額上，嵌著一個高5.5米、寬26.5米的大旗徽。中間是鮮豔奪目的紅色五角星，四周是紅色的旗群和黃色的麥穗。門廊兩側是兩個39.8米高的大門墩，上端飾有火炬的浮雕。燃燒著的火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象征。
沿著140公尺寬的花崗石大台階登上大柱廊，穿過專供參觀者集中疏散用的大院，便是正門廳，這是整個大廈的室內交通樞紐，向北進入中國革命博物館，向南進入中國曆史博物館。門廳周圍設有衣帽間、貴賓接待間、群眾服務室等附屬用房。
由正門廳正中向東沿大理石台階再進一層，便是莊嚴的中央大廳。它寬32米，深42米，一枝枝光彩奪目的金屬麥穗，在玻璃大門上連成了精美的花環。兩排16根巨大的淺灰大理石八角柱，由地麵直通到15米高的頂穹，白色柱頭上裝有金色的斧頭鐮刀等雕飾。
大廳正麵的人造大理石牆麵上，有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浮雕頭像。兩側壁上是“世界人民大團結”和“中國人民大團結”的壁畫，用我國傳統的彩繪畫法，巧妙地描繪出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親密友愛、歌舞歡娛的景色。對麵大廳入口處的牆上，塑有白色和平鴿的圖案。淺綠色的牆麵，淺黃色的護牆，灰黃和紅色的大理石地麵，把整個大廳組合得很和諧。
從正門廳兩側的過廳分別向南北穿行，便來到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兩個建築形式相似的序幕廳。大廈北部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南部的中國曆史博物館，建築上是對稱和平衡的，兩個博物館各有17個陳列廳，分布在第二、三層樓上。全部展覽麵積為23000平方米。由於這兩個博物館在展品陳列布置上有嚴格的連續性，陳列廳的建築設計采用了單麵陳列環形路線。展覽路線共長二公裏。
陳列廳簡潔、明朗、大方、樸素。室內高7米，因陳列展品以實物為主，所以在建築設計上采取了12米、14米、20米三種不同的跨度，使展品布置有很大的靈活性。陳列廳內牆分別刷成米黃、淡綠、淺藍等柔和悅目的色彩，大片潔白的頂棚不加任何花飾，使觀眾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陳列內容上。陳列廳的一邊陳列展品，另一邊是5.8米高、3.5米寬的整排固定玻璃鋼窗，充足的光線可以照射到每個角落。陳列廳內有機械通風和溫濕度調節等設備，以保證室溫冬季在攝氏18度左右，夏季在25度左右。陳列廳地麵采用的是我國第一次試製成功的棕色橡膠地板。這種地板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光亮細潔，富有彈性，有助於防潮防塵和吸音。
博物館在上下兩層陳列廳的內圈和外圈，沿著參觀路線和內部綠化庭院，布置了麵積達6600平方米的環形休息廊。休息廊寬4-8米，淺綠色的牆麵、乳白色的吊燈。每個陳列廳都有門通向休息廊，經過休息廊可以到內院散步、遊覽。
在博物館的底層還有一個可以容納700人的禮堂，禮堂可以舉行革命史教育方麵的講座，也可以放映電影。
博物館是由北京市規劃局設計院負責設計，北京市第五建築工程公司負責施工的。這兩個博物館的建築，曾得到了全國的大力支援，我國建築學界曾經提出了80多種不同的設計方案，經過大小幾十次辯論會的熱烈討論，最後選擇了北京市規劃局設計院和清華大學合作的方案，同時吸取了多方麵的意見作了補充和改進。
博物館從破土動工到竣工，隻用了10個月的時間。
華夏悠久歲月的一麵明鏡
趙樸初曾寫過一首題為《曆史博物館》的舊體詩：“燧人取火非常業，世界從茲事事新；五十萬年一瞬過，還看今日北京人。”這首詩高度概括了中國曆史博物館的深沉內容。“以古為鑒”，曆史博物館的確是反映華夏悠久歲月的一麵明鏡。
中國曆史博物館建館，已有80多年的曆史了。1912年7月，在北京國子監成立了曆史博物館籌備處；1918年7月遷至故宮午門城樓及東西朝房地區；1926年10月1日定名為國立曆史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1933年4月改名為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北平曆史博物館，藏有文物26種，215000餘件。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仍定名為北京曆史博物館，1959年遷入現在的館址，並改為今名。1970年曾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並。1983年4月兩館恢複原建製。
館屬主要業務部門有：陳列部、研究室、保管部、群工部、美工部、圖書館。館藏文物30多萬件，陳列的文物共9000件，陳列麵積8000平方米，並輔以圖表、照片、模型及文字說明，比較係統地展示了約170萬年前到公元1840年為止中國曆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物，以及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中華民族悠久曆史的業績。
整個陳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從原始社會開始，通過考古發掘到的大量的珍貴文物，如古代猿人的頭骨化石、牙齒化石，以及進入母係社會以後的古代人采集、狩獵磨製工具和石製、骨製生活用具、陶瓷用具等，反映了從約170萬年前到約4000年前的中國曆史。
第二部分是奴隸社會，它反映的是公元前21世紀到前476年的中國曆史，即夏、商、西周、春秋這幾個朝代的曆史，陳列了許多殷墟甲骨和商周著名的青銅器，如司母戊鼎、龍虎尊、盂鼎等。
第三部分是封建社會，它展示的是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國曆史，即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明、清這幾個朝代的曆史，它展出的文物最多，如戰國時期的鐵器、漆器、絲麻織品、度量衡器；秦代的陶俑、陶馬；漢代的車馬、五銖錢、地動儀；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書法、繪畫、雕塑；隋、唐五代時期的螺細鏡、唐三彩；遼、宋、西夏、金、元時期的三大發明――火藥、印刷、指南針；明清時期的五彩、鬥彩瓷器等。
漫步曆史博物館，仔細觀賞每件陳列品，會自然地引起人們許多思索。原始社會的遺物，會使人們遙想遠古的祖先使用簡單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向大自然展開了幾千年乃至上百萬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從展出的大約4000多年前的實物，人們又看到了“私有製的加強，掠奪戰爭的擴大，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導致奴隸國家的產生和王位世襲製的確立”。特別是那些出土的端莊凝重的青銅器，美觀精致和五光十色的金、玉器，以及那些具有曆史資料價值的文物，無疑也是人們認識曆史真麵目的最好形象資料。
一位高中生在凝視館內陳列的通體飾以饕餮紋的龐大的司母戊鼎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歎：“我們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鑄造出了這樣巨大精美的青銅鼎，真堪稱我們的民族之魂。你的鼎身記載了中華民族的奮鬥曆程，有了你的啟示，我們將更加熱愛我們的祖國，並堅信她的騰飛之日必將到來！”
革命傳統教育的課堂
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我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代、現代革命曆史文物，研究和宣傳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曆史，是向人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國家博物館。
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前身是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於1950年3月。籌備處最初設在北海團城，不久遷入故宮西華門武英殿。1958年開始在天安門前動工修建新館，1959年8月落成，1960年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更名為中國革命博物館，並遷入新址，1961年正式開放。
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正門北側，懸掛著鄧小平同誌為該館題寫的館牌。
進入序幕廳，迎麵是一幅長17米、高4米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題的陶釉浮雕壁畫，同毛澤東親筆題詞“人民的勝利”和孫中山親筆題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以及由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親手按電鈕升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麵國旗等珍貴文物。
走進寬闊高大的展廳，會看見許多珍貴的實物、文獻、圖片、圖表、模型和雕塑等展品。其基本陳列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曆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曆史兩部分。
舊民主主義革命曆史陳列分為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法、中日戰爭，沙俄對中國的侵略，戊戌變法，義和團反帝運動，辛亥革命和新的曙光八個單元，陳列麵積為1300平方米，展出文物、實物、照片和輔助展品近1000件。其中有：虎門炮台抗英大炮、洪秀全玉璽、北伐軍軍情稟報、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手書的誓詞等。
新民主主義革命曆史陳列分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第一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五個單元。陳列麵積為4000平方米，展出文物、實物、照片和輔助展品共4000餘件。其中有：各列強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五四”運動北京學生遊行示威的照片和散發的傳單、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照片、大會通過的黨綱和決議抄件、遵義會議舊址模型、毛澤東給西北野戰軍的指示手稿、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國民黨總統府時繳獲的蔣介石印章和國民黨憲法等等。
整個展覽展現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和人民英勇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最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的曆史畫卷。
中國革命博物館除基本陳列外，經常舉辦展覽。該館曾配合重大紀念活動以及專題研究的需要和國內外文化交流，辦過許多成功、群眾喜聞樂見的臨時展覽，如“雷鋒同誌模範事跡展覽”“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四十周年展覽”“埃德加・斯諾與中國展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展覽”“周恩來同誌紀念展覽”“朱德同誌紀念展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成就展覽”等等。這些展覽的舉辦，不僅滿足了社會的需要，也推動了博物館搜集和鑒定藏品等業務的開展。
中國革命博物館是進行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形象生動的大課堂。從珠江邊平英團的三星旗前，一直走到天安門廣場毛主席升起的五星旗下，這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勝利的戰鬥曆程。一個初中一年級的女同學，聽了講解員講述朱總司令在反“圍剿”中親自用扁擔挑南瓜的故事以後，她始終忘不了玻璃櫃中那根“朱德記”的竹扁擔，從此決心向老一輩革命家學習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
絞刑架鍘刀牌子
中國革命博物館館藏文物10萬多件，各種曆史照片6萬餘張，鴉片戰爭以來出版的書刊、革命根據地出版的書刊和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書刊等資料20萬冊。藏品中反映民主革命時期曆史的比較多，其中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早期從事革命活動的照片，各時期革命烈士的遺書遺物，各革命階段重大事件留下的重要文獻、報刊、手稿、實物等，都是極其珍貴的。
功勞當屬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他們重視挖掘文物，重視文物組合，他們為挖掘文物，付出了許多心血和汗水。
李大釗就義的絞刑架，是革命博物館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青年時代的李大釗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誌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1913年，含憤東渡日本求學。1916年春，撰寫了長篇論文《青春》，提出創造青春中華的理想，是當時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發展的代表作。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誌編輯，1920年3月，在北京先後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是我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門舉行反對日本等國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會，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殺。慘案發生後，李大釗繼續領導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鬥爭。4月6日，被軍閥張作霖逮捕，4月28日，被絞殺，李大釗臨刑時毫無懼色，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尚不足38周歲。
北平解放後，北平軍管會接管文化係統的負責人王治秋，要求無論如何要找到李大釗就義時的絞刑架。
20餘載春秋後，絞刑架落於何方？工作人員真是費盡周折，多方搜尋，最終在德勝門外的原國民黨第二監獄裏找到了已被拆散的絞刑架。經過認定，就是當年的那個絞刑架。現在，它成了革命博物館裏極重要的陳列文物。胡喬木曾感慨地說：“博物館的有些東西讓人一輩子也忘不了，像刀子一樣刻在腦子裏，比如李大釗英勇就義時的絞刑架……”
博物館的同誌，為了征集劉胡蘭英勇就義時的鍘刀，千裏迢迢趕到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難。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16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組織群眾向日本侵略軍和閻錫山以及地主惡霸作鬥爭，在閻錫山的19軍突襲雲周西村時被捕。閻錫山匪軍從老百姓家裏搜來三把鍘刀，慘無人道地殺害了堅貞不屈的劉胡蘭和六名革命群眾。閻錫山匪軍撤離後，村民們掩埋英烈的屍骨，可那三把血淋淋的鍘刀誰也不願拿回家，可又不能放在村頭。於是，有的把鍘刀扔進了麥秸堆裏，有的丟到了雜物房裏。一晃幾年過去了，等到革命博物館的同誌來征集時，村裏人誰也不願說是哪把鍘刀殺害了女英雄，一提起來就悲傷落淚。工作人員耐心地反複勸說開導，才由當年在場的群眾指認了那把扔在雜物堆裏的鍘刀。現在，這把鍘刀已成為革命博物館裏引人注目的陳列文物。
革命博物館不僅征集新中國建立之前百年間的革命文物，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文物也進行了廣泛的征集。如在第23屆奧運會上為中國實現零的突破的優秀運動員許海峰的那枚射擊金牌等。
收回香港主權，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當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得以完善之後，革命博物館主動與有關方麵和有關人士聯係，征集文本資料。他們的舉動得到了支持，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安子健先生親自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中英文牌子，以及文件、證章、照片等百餘件文物捐獻給革命博物館。他們相信，這些文物肯定會在中國革命史今後的陳列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征集和陳列革命文物的工作中，革命博物館不僅得到了國內上下的支持，也贏得了國際友人的信賴。英國有位霍金斯夫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教師，他用畢生的精力搜集法國巴黎公社革命文物，從巴黎公社社員的衣服、帽子，到武器、文件等，多達千餘件，十分珍貴。臨終前，她決定將這些文物送給東方的中國。
霍金斯夫人為完成丈夫生前的遺願，與中國駐英大使館取得聯係後，又與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及中國革命博物館取得聯係，最後由中國駐英使館將千餘件珍貴的捐贈文物啟運中國。革命博物館為此搞了專題研究，並熱情邀請了霍金斯夫人光臨。
在革命博物館不斷征集的文物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稀世之寶。如由德中友協主席王安娜女士捐贈的宋慶齡親筆簽名的空白信箋；由新四軍軍歌曲作者何士德捐獻的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代表證；由南極考察辦公室捐獻的中國首次南極考察編隊日誌和全體人員的簽名冊……這些珍貴的文物，有的已在現有的陳列內容上進行了充實，有的則將在今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陳列中大放異彩。
命運多舛的油畫“開國大典”
“開國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創作並博得廣泛稱譽的革命曆史畫。它的成功揭開了新中國美術史冊的第一篇章。
“開國大典”油畫作品，描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大典時的盛況，畫麵的構圖，把國家領導人集中畫麵一側，另一側的欄杆、地毯、遊行隊伍和遼闊的天空等平行舒展開去，造成宏偉開闊的氣勢。創作者借鑒傳統民間藝術和中國傳統的工筆重彩畫法，強調色調的單純、對比與強烈，增強了節日氣氛。紅地毯、紅燈、紅柱、紅旗與藍天、綠樹相呼應；黃色菊花與金燦燦的燈穗相呼應，使人感到既富麗堂皇，又熱烈親切。
“開國大典”油畫的創作者是董希文。董希文生於1914年，逝世於1973年。董希文是浙江紹興人。於1933年入蘇州美術專科學校，1934年轉到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西畫係，1939年到法國國立河內美術專科學校，1943年赴西北敦煌任國立郭煌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三年後執教於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兼任北平中國美術學院副研究員。
1950年，已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的董希文接受創作“開國大典”油畫任務時，正在北京郊區參加土改。
他奉命調回城裏，要在兩個月的時間內，趕製這幅油畫。
為參加1951年在印度舉辦的新中國經濟文化建設展覽會，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在當年5月間審查一批美術作品。毛澤東主席非常欣賞“開國大典”，一邊看一邊說：“是大國，是中國。”“我們的畫拿到國際間去，別人是比不過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
毛澤東主席還風趣地指著畫在周恩來旁邊、被朱德擋住隻露出一點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臉說：“你們看董老被擠得差不多看不見了。”
董希文的這幅油畫名作“開國大典”獲得了廣泛的好評，參展回來，被收藏在中國革命博物館。
然而，1954年中國發生了高崗、饒漱石事件。高崗，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東北工作，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1949年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務。全國解放後，他又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調中央工作後，與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陰謀篡黨奪權。在其反黨陰謀被中共中央察覺並於1954年2月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批判後自殺。
高崗成了曆史的罪人，油畫“開國大典”中的高崗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拿下。於是，革命博物館便通知董希文把畫麵上的高崗去掉。
為了使工藝上特別講究的畫麵不受損壞，董希文想了許多辦法，專門研究了洗去油色的方法，保持了作品的完美。
1972年，革命博物館又通知董希文在畫麵上去掉劉少奇。董希文此時身患癌症，他抱著重病到博物館去修改畫麵，在劉少奇的位置上改畫了董必武。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誌的一切罪名，恢複劉少奇同誌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的名譽。
奇冤得以昭雪。但遺憾的是，董希文已於1973年7月8日逝世，他再也不能親自在“開國大典”上恢複劉少奇的形象了。
原作“開國大典”不能複原，為此，隻好將原作存放在革命博物館的畫庫裏。現在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開國大典”是由靳尚誼、趙域、閻振鐸根據原作同時參照印刷品臨摹的複製品。
香港回歸倒計時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回歸母親的懷抱，是那麽平常的事情；但香港的回歸，又是那樣的不平常。它曆經坎坷、曆經滄桑；它又是那樣的繁榮，那樣的輝煌。
屈辱與榮耀；
辛酸與成功；
一個具有獨特曆史的主權交接，怎能不令世人關切和激動！
在香港回歸前的925天，這個不尋常而又特殊的日子裏，一塊碩大的香港回歸倒計時牌高懸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曆史博物館正門中的兩根柱子中間，那滴答不停的秒表記錄著離家百年的香港走回家門的日子。《中國名牌》雜誌社創意的這塊令人矚目的“中國名牌”不僅提醒我們那段持續了一個世紀的史實，同時，“中國名牌”本身也記敘了她不同尋常的故事。
事情需從1993年9月的一天說起，當時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社副總編奚國金在瀏覽一張報紙時，腦中忽地閃現出一個創意，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豎一塊“香港回歸倒計時牌”。
香港回歸，華夏人矚目，任何一個炎黃子孫都在想方設法為此而貢獻自己一點應盡的責任。《中國名牌》雜誌社李為民主編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在尋思一種適當的方式，來表達祖國人民對香港主權回歸之日的熱烈期盼和焦急等待的心情，‘香港回歸倒計時牌’的創意，當是我們心中最好的載體。”
創意產生了，便開始著手實施創意的形式、時間以及豎立“回歸牌”的最佳位置。
當時曾設想豎兩塊“回歸牌”，一塊在北京，一塊在香港。在香港豎“回歸牌”，可考慮由香港知名企業家給予支持，但又考慮到，當時的香港歸港英當局當政，恐有不便，便放棄了這一想法，決定“回歸牌”設在北京和離香港最近的深圳。
北京，中國的首都。在首都，最引人注目的當屬天安門廣場。碩大的世界名城中最大的廣場，豎一塊“回歸倒計時牌”是沒有問題的，再大的一塊牌子，也占據不了這44萬平方米廣場多大地方。
然而，在天安門廣場，北有金碧輝煌的天安門，南有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廣場的中央，每年“十一”將要擺放幾座碩大的花壇，以及臨時群眾集會，進行慶祝活動等。漫步廣場，策劃者終於發現了最佳位置，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把牌子豎在這裏，寓意深刻，即把殖民統治的殘痕送進了曆史的博物館。
最佳位置的選定，使策劃者們非常高興，他們趕緊起草“香港回歸倒計時牌”的正式報告。
1994年4月30日，報告上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港澳辦非常重視這份報告，經過認真研究，於1994年5月5日批複了報告，同意在北京建立這塊倒計時牌。
1994年7月18日，關於申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西門建立倒計時牌的報告，報送到國務院和國家文物局。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錢其琛、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等領導同誌圈閱了報告，同意此創意。
那什麽時間豎牌呢？
創意策劃者們開動了腦筋，尋找最佳時間點。正在策劃者們找定豎牌時間時，有一位知情者提供了一個時間：1994年12月19日。
1994年12月19日這個時間，使策劃者們立刻明白了用意。從1994年12月19日，往前推十年，即1984年12月19日，這一天，是一個極具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
十年前的金秋，整個中國是個大收獲的季節。1984的9月26日上午10點，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兩國代表團團長周南和伊文思，分別在三個文本上鄭重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當他們交換文本後握手祝賀時，億萬的電視觀眾都看到了他們臉上掛著的笑容。
1984年12月18日，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爵士的陪同下來到北京。
中國黨政領導人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趙紫陽先後分別會見了撒切爾夫人。鄧小平對“鐵娘子”說：“香港問題已經有一個半世紀的曆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存在著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失了，兩國之間的合作友好一片光明。”
1984年12月19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趙紫陽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鄧小平出席了簽署儀式。
當雙方簽名、互換文本之後，大廳裏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鄧小平臉上露出了笑容。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微笑。
1984年12月19日這一天，從此也就成了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
創意策劃者們完全同意豎牌時間為1994年12月19日，這一日，距香港回歸925天。一切手續辦妥了，接下來的任務是確定“回歸牌”上的內容和定下生產“回歸牌”的廠家，此時，距掛牌之日隻有42天了。
“回歸牌”確定在博物館的西門，這是個大方位，其具體位置在哪裏好呢？有人建議豎在西門頂上，但這安裝、吊裝都很困難，有人說，加上基座放在門前的台階上，但這樣與廣場的建築形式不協調。幾經選擇確定後，決定安放在兩根柱子中間為好。
在“回歸牌”內容的確定上，倒計時鍾是必有的，國徽圖案也應該有，但考慮到博物館西門上方有國徽，出現了重複之感。最後，研究確定采用國徽的一角，四個小五角星圍繞著一個大五角星，取其象征性，色彩選擇與曆史博物館平麵色彩相稱的米黃色。“回歸牌”上的字定為“香港回歸祖國倒計時”，但這不符合外交規範，最後改為“中國政府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倒計時。”
中國南方航空動力機械公司和山東蓮花味精集團鼎力支持了“回歸牌”建立。“回歸牌”製作由鄭州中原顯示技術公司擔任。
鄭州中原顯示技術公司為接到這一任務，感到榮幸，全廠上下齊動員，組織技術骨幹，僅三天時間，就交出了對倒計時牌結構總體設計、電源係統設計、驅動及發光係統設計等方案。方案確定後，便加緊了製作，在距豎牌時間的頭10天完成了製作任務。
1994年12月9日，3輛載著倒計時牌的10噸大卡車，從河南鄭州起程奔赴北京。12月12日，50噸重的吊車伸出長長的吊臂，機械的轟鳴聲在廣場東側響起，淩晨4點半，總體結構安裝完畢。這塊牌高16米，寬9.6米，耐42高溫，抗零下25嚴寒，鋼架結構，複合式彩色鋁合金麵板，鑲嵌發光二極管，能抵禦11級強風，時鍾一年誤差不超過5秒。
1994年12月19日，“香港回歸倒計時牌”在世人矚目下亮相，世界看到了中國跳動的心，華夏子孫開始與它盼望著零秒――7月1日的到來。
1997年7月1日淩晨2時30分，香港回歸倒計時牌上的數字在定格為0時0分0秒，150分鍾後消失。據有關人士透露，7月10日前後它將由中國革命博物館門前遷至八達嶺文化廣場。
關於倒計時牌在7月1日後的去向，曾有移至北京圓明園、南京靜海寺等多種方案，後經有關部門批準，它將移至長城腳下的八達嶺文化廣場，與那裏包括林則徐在內的名人雕像組成新的人文景觀，繼續昭示曆史，啟迪後人。拆遷工作將於7月10日前後進行。此後中國革命博物館將在“當代中國”展廳陳列一座倒計時牌模型。
另有消息，澳門回歸倒計時牌有望於1997年年底矗立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門前。
（摘自《天安門曆史檔案》）
§§第十八章 無限風光競雄豪！五湖四海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