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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天安門前大閱兵,進行曲聲滿廣場(一)

  作為一名武官,一個間諜,在臨撤退前,包爾德像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樣,想做最後的掙紮,他來回踱著步,思忖著……突然,他兩眼冒出一道凶光。

  在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間密室裏,一場殺氣騰騰的密謀正在進行。

  至此,一場跨國界的謀殺計劃從華盛頓“出籠”了。

  盡管這樣,也還出現過種種意料不到的險情。

  美蔣這一嚴重的軍事挑釁,驚動了毛主席、周總理等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引起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深深的憂慮和不安。

  1958年11月,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中國空軍從蘇聯得到了這種先進武器。

  不但在世界軍史上,就是在整個人類史上,從沒有一個軍隊的統帥首先向檢閱的官兵問好的。

  在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上的鄧小平同誌,看到了這個橫幅後,臉上露出笑容。

  1949年,共和國首次大閱兵

  1949年6月中旬,中南海舉行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全議。會上決定9月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確定屆時舉行盛大的慶祝典禮和閱兵儀式。

  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的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同時確定朱德總司令為閱兵司令員,聶榮臻代總參謀長為閱兵總指揮,楊成武、唐延傑、唐永健、劉仁、蕭明、蕭鬆等同誌為副總指揮。

  楊成武、唐延傑受領的第一項任務,是按軍委首長的指示,主持起草《閱兵典禮方案》。其方案的內容主要有受閱部隊的選調、編組,閱兵程序、閱兵禮樂以及受閱前的訓練等。

  舉行閱兵式,對於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是一個嶄新的課題。盡管閱兵是傳統的軍事儀式,且早在公元前,中國和古埃及、波斯、羅馬等國已有閱兵活動。在革命戰爭年代,我軍在出征或重大戰役前後,也曾舉行過閱兵儀式,但作為新中國成立日的一項重要內容,這次閱兵有別於以往的閱兵儀式。這次開國大典閱兵是作為幾百萬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裏表現出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以振奮民族精神。為此,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對閱兵非常重視。在《閱兵典禮方案》擬出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等領導同誌,聽取了聶榮臻同誌關於閱兵儀式的基本設想以及楊成武同誌關於閱兵方案中主要內容的匯報。

  毛澤東同誌在聽完匯報後說:“我們曆來主張慎重初戰,這次閱兵也是初戰,開國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楊成武同誌深感責任重大,為了圓滿完成開國大典閱兵,他查閱了許多有關閱兵的資料,請教了早年留學蘇聯、知曉莫斯科紅場閱兵情況的劉伯承司令員。

  劉伯承司令員向楊成武談了許多有關閱兵方麵的細節及注意的問題,在楊成武告辭之時,通俗而概括地說:“閱兵無非就是展示一種特定內容的禮儀,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達到了。”

  楊成武從劉伯承司令員那兒離開後,又拜訪了陳毅司令員,陳毅富有鼓動性地說:“沒有什麽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勝了,還愁搞不好一次閱兵?不就是隊列嘛!通過隊列,把我們的軍威顯示出來,讓老百姓看看,這就是自己的軍隊,這就是新中國的軍隊。”

  的確,楊成武似乎從兩位司令員那裏取來了真經,心中充滿了一定會搞好的信心。接下來,便按軍委首長指示,從華北軍區、平津衛戍區和有關軍種抽調閱兵指揮所工作人員。參加閱兵分列式的部隊,其陸軍大部分來自第20兵團、平津衛戍部隊,海軍和空軍則由有關部隊的首長指定抽調,總人數為1.64萬人。

  1949年7月,受閱部隊集結於北平市郊,開始了嚴格的分列式訓練。朱老總和聶司令員不顧酷暑,親臨西郊炮兵、裝甲兵訓練場視察,勉勵指戰員們要把人民軍隊的威風和氣概亮出來。

  9月25日和27日夜闌人靜時,受閱部隊在天安門前進行了兩次閱兵合練、預演。9月30日,楊成武、唐延傑命令受閱步兵師、炮兵師、戰車師、騎兵師和海軍代表隊,分別於當日下午和次日上午由安定門、德勝門、複興門、西直門入城,“進入指定待閱位置,10月1日上午10時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

  10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並親自啟動有電線通往天安門廣場中央國旗杆的電鈕,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麵五星紅旗。升旗後,毛澤東主席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讀完畢,林伯渠秘書長宣布閱兵開始。

  閱兵司令員朱德身穿一身新做的呢料軍裝,佩戴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走下天安門城樓,乘敞篷汽車通過金水橋。迎候在橋南的閱兵總指揮聶榮臻鄭重敬禮並報告:“受檢閱的陸海空代表部隊均已準備完畢,請總司令檢閱!”

  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隊和老百姓》、《保衛勝利果實》等軍樂的奏鳴中,朱總司令由聶司令陪同,乘一輛車,出車三座門,沿著東長安街、東單廣場直到東交民巷,順序檢閱肅立嚴整的三軍部隊。當朱總司令向指戰員問好時,指戰員齊聲響亮地回答:“祝總司令健康!”

  接著,朱總司令重登天安門城樓,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然後,聲勢浩大的分列式開始了。

  一麵火紅的“八一”軍旗在護旗兵的掌護下,伴著《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雄壯節奏,引導受閱方隊由東向西而來。

  走在最前麵的是年輕的人民海軍方隊,由155人組成的方隊,每個海軍戰士都戴白色水兵帽,腦後飄動著黑色緞帶,身著藍白相間的海魂服,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濤聲,這些沿海島嶼的解放者從此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保衛者。

  第二個方隊是由多兵種8000餘名指戰員組成的12個方陣的陸軍代表部隊。衝鋒槍營全是清一色的美製斯登式、湯姆式衝鋒槍。隨後是輕機槍營、重機槍營、步兵團、通信營、戰防槍營、輕迫擊炮營、重迫擊炮營……在《軍隊進行曲》和《坦克進行曲》的伴奏聲中,炮兵師、戰車師的隊伍也相繼隆隆地開了過去。戰車師包括摩托化步兵團,輕、中型坦克團各一個,這支鋼鐵的隊伍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反攻”中建立起來的。所有的炮車、戰車都油漆上了“八一”紅星和白色的輪圈,戰士們挺胸站立在車上,注目城樓,莊嚴敬禮。

  當戰車師行進在長安街中段時,人民空軍的飛機分別以三機和雙機編隊,一批又一批地飛經天安門廣場的上空。在天安門前,天上地下,渾然一體,形成雄偉的立體武裝陣容。

  機影還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騎兵進行曲》引出了來自察哈爾草原的騎兵師隊伍。三個騎兵團,後麵還有一個挽拽野炮的炮兵營,共計1920匹軍馬,以六路縱隊前進。各梯隊裝備整齊劃一,有“紅馬連”“白馬連”“黑馬連”,騎手們身著草綠色軍服,握槍挎刀,威風凜凜穿過天安門。

  閱兵式進行了兩個半小時。這兩個多小時,濃縮了我軍以往的漫長戰鬥曆程,也預示了未來的征途。

  閱兵儀式後,歡騰的群眾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前,向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致意,向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致意。

  天街禦衢在新中國誕生之日,展現出勃勃新姿,雄壯威武的閱兵方陣,興高采烈的群眾遊行隊伍,載入了新中國史冊的首頁。

  (摘自《天安門曆史檔案》)

  跨國大謀殺選定天安門

  (失敗的敵人亡我之心不死新中國成立後,國內外的反革命分子並沒有甘心,他們總是想盡千方百計顛覆新政權,他們把複仇的目光射向了天安門。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條消息,題目是《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判處美國特務間諜陰謀武裝暴亂案主犯李安東、山口隆一判處死刑,昨已執行槍決》。

  這兩個人的罪狀是“替美國政府搜集我國情報,策劃武裝暴亂,企圖在1950年10月1日我國國慶周年大典時,炮擊天安門檢閱台,謀殺我國國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長。”

  為美國政府搜集我國情報、並為陰謀暴亂的特務間諜李安東隱藏軍火、充當美國政府特務間諜的意大利人馬迪懦,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特務間諜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這場由稱雄世界的帝國主義間諜精心預謀的“跨國大謀殺”陰謀,沒有得逞,我公安偵察人員奉命打響了與垂死掙紮的間諜作戰的第一槍,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1949年10月的一天傍晚,遮天蔽日的黑色暮鴉,開始回巢了。

  節氣尚屬金秋,北京沉浸在暖融融的落日餘暉中,微風吹來一陣陣豐收後的清香和溫馨,在這樣愜意和停滯的空氣中凝結著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末日的來臨。

  他就是前美國駐華大使館駐北平武官處的上校武官包爾德。

  他下意識地摸了摸碩大的大巴頜,注視著滿屋狼藉的辦公室,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兵敗如山倒,一個偌大的國民黨政府一夜之間落荒而逃了。他歎息還未來得及采取周密措施對付這暴風驟雨般的時局,就被灰溜溜地趕出中國大陸。

  作為一名武官,一個間諜,在臨撤退前,他像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樣,想做最後的掙紮,他來回踱著步,思忖著……突然,他兩眼冒出一道凶光,拿起桌上白色羽毛水筆,在信箋上匆匆寫道:

  親愛的李安東先生:

  請你和山口隆一等務必於明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到西裱褙胡同我處共進午餐。魏智先生也將接受邀請前來。

  為了節省時間和減少麻煩,我不另給山口隆一等四位朋友請帖,請他們原諒我。

  誠懇地

  大衛

  10月12日

  李安東何許人也?包爾德與之有何關係?

  時間要追溯到1946年6月25日,北京《新民報》日刊發表了一條題為《意大利戰犯助日寇被捕》的消息。原文是:

  “(本報訊)意大利安吐尼雷渥(Antonio Riua)中文名李安東為法西斯黨徒。七七事變前,曾以販賣軍火致富,事變後勾結日寇,供給日人高及、二田等情報,並幫助接收意使館,經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調查屬實。於昨天派員會同警段在內一區貢院東大街四號將其捕獲,解送十一戰區軍事法庭訊辦。”

  這條消息發表後,李安東在獄中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他妻子也在外邊多方奔走營救,為李安東辯護、解脫。

  1947年5月17日,一位國民黨檢察官下達了《保定綏靖總署軍事法庭不起訴處分判決書》。

  不起訴的理由是:“依據軍事犯罪法規,不充分之嫌疑及不罰之行為應不予起訴……”指出“被告在中日事件以前,係為中國政府購辦軍火,在中日事件之後,未曾供給日人軍火及情報。”

  李安東就這樣獲釋了。他於1947年8月26日給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起訴書列舉我四項戰爭罪行,是根據行轅的指示,行轅是根據美國調查員曾在濰縣被集中的意大利人和北平意大利人口中得來的材料作此指示的。

  我應感謝中國軍事法庭對我的控案能洞鑒隱微,我很欣(慶)幸意大利官員能不遷就現在的輿論而根據事實來判斷我的案情。

  我希望美國官員作個調查,我惟一的目的是希望證明,我雖是一個法西斯黨員,但這並不等於說我是一個流氓,我希望這次被控不會永遠玷汙我的姓名而傳到我的子孫。

  1948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李安東獲釋半年後,美國駐華武官包爾德上校親自趕赴李安東家看望,拉攏感情。

  包爾德上校破格邀請李安東夫婦到他家共赴午宴,並將李安東夫婦奉為上賓。

  在宴會前後,李安東發表了對世界和中國形勢的看法,與包爾德上校的看法一拍即合。於是,雙方商定,李安東化名湯尼,接受了包爾德部署的情報任務。

  李安東受寵若驚,特意給包爾德上校寫了一封信表決心:

  “我是一個法西斯黨徒,是一貫堅決反共的,今天蘇聯是共產黨的領導者,美國是反蘇反共的首腦。因此,我要為美國效勞。”

  從此,他便成為一名美國的忠實間諜。

  李安東的特務生涯猶如娼妓一樣,委身於多個國家,是一名為多國效勞的職業特務。

  1896年出生於上海的李安東,從意大利空軍學校畢業後,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黨,在北京組織法西斯黨支部,自任支部長,從1933年起,積極搜集中國機密情報。

  七七事變後,李安東勾結日本“北支那軍方麵軍司令部報道部”高級特務日高富明,以記者名義,在華北各地多方刺探我國情報,供給日軍。

  在與美國包爾德上校發生情報關係後,李安東接受包爾德的美元、黃金,積極為美國效勞。他收羅日本間諜山口隆一充當情報員,並指使日籍特務日高富明,法籍魏智、亨利,意籍主教馬迪懦,意籍哲立及德籍甘斯納等人,分別搜集我國有關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截至北平解放前夕,李安東先後向包爾德提供情報115件。

  北平解放後,李安東仍在包爾德指使下,利用商務活動,繼續搜集情報,並指使山口隆一刺探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的履曆、住地、電話和汽車號碼,按照個人姓名製成卡片;另外,還搜集我有關人民政府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情報。這些情報,李安東都轉送給包爾德和其他美國間諜。這個時期,李安東搜集我各種情報485件。

  李安東接到包爾德的便函後,約了山口隆一等人按時來到包爾德公寓。

  匆匆收拾完行裝即要離開中國大陸的包爾德,午餐後打了幾個響嗝。

  他的眼神中,已經沒有那份末日來臨的絕望,取而代之的是決不善罷甘休的凶光。他心裏咬牙切齒地說:“離開中國,不是使命的結束,而是新的冒險的開始。失敗與勝利是具有雙重意義的。”

  想到這裏,包爾德向李安東使了個眼色,李安東立即會意,兩人來到包爾德的密室。

  包爾德壓低嗓門授意:

  “你所提供的有關中共《華北建立空軍基地》的情報,已轉交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先生。這些材料很有價值,我們非常高興能得到它。”

  包爾德呷了一口橙子汁,意味深長地望著李安東。

  李安東自然明白主人的意圖,他不無諂媚地說:“親愛的上校,從數年來我們的互相合作,我相信你能夠看出我主張反共的一貫性。現在共產主義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令人關注的重要問題,我們隻有用戰爭才能阻礙它的進程。今天,反共世界均倒向美國。我很願意為美國全力效勞。請您放心!”

  “親愛的湯尼,對此,我表示感謝,我們很需要你這樣的朋友。我相信今後我們會合作得更好、更持久,並且是互利的。”

  “包爾德先生請放心!我們還有對付共產黨中國更有效的措施。”

  “那你們將采取什麽行動?”包爾德像抽了鴉片煙似的頓時來了精神,他支起身子等待李安東的回答。

  李安東神秘地低語:“帶有軍事性質的行動!”

  “哦?”包爾德豁地站起來,又震驚又興奮。

  李安東受了鼓舞,繼續說:

  “我那裏還藏一門stokes式迫擊炮,還有些炮彈、手榴彈。”

  “你準備怎樣使用?”

  “我計劃將來有機會使用。”

  “遇到什麽機會使用呢?”

  “我想等中國政府在天安門開會時,可以在天安門地方試一試。”

  包爾德陰險的眼裏一亮,故意恫嚇他:

  “這是冒險行為!”

  “可以冒險,隻有冒險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爾德立刻攤牌說:

  “如果成功,我們給你們50萬美金!美國戰略情報局可以保證你們到美國或歐洲去自由地從事自己的商務,去做一個百萬富翁!”

  “如果美國政府肯付出代價,我們當然是很願意這樣做的!”

  李安東這個為多國效勞的職業特務,在大把大把的美元誘惑下,又紅了眼。包爾德則對撤出中國大陸以後的情報工作充滿必勝的信心。

  想到這裏,他豁地站起來,一副勝利之師的神情,在室內踱來踱去,突然站定,厲聲說:

  “從現在開始,我與你單線聯係,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以保證不出現意外的問題!”

  “請上校先生放心!”

  包爾德想起了一件往事,毫不客氣地訓斥道:

  “上次你派小孩子送分類材料給我,我很不安。你覺得這樣可以嗎?萬一有人將這些材料從你的小孩子那裏拿走,就會給我們帶來天大的麻煩。現在中國的環境變了,你們要格外謹慎!稍稍一點疏忽就可能導致全軍覆沒!”

  李安東又是點頭又是哈腰:“謝謝上校的指教!”

  包爾德旋即神秘地說:

  “《××對中國華北軍援之計劃》,我即刻轉交美國參議院外交主席,呈主管當局予以考慮。今後的經費將由天津法商‘東方匯理銀行’及‘遠東皮毛公司’密撥給你們。我再提請您注意,我們今後必須保持秘密聯係,按命令辦事。美國戰略情報局將時刻關注著你們!”

  李安東的眼睛裏充滿感謝和討好:

  “預先謝謝您,親愛的上校!”

  天安門連著朝鮮戰場

  1950年9月的華盛頓,太平洋上空的暖流突然離去,在北方冷空氣過早的侵襲下,秋風蕭瑟,落葉紛飛,已是一派暮秋氣息。

  朝鮮半島燃起的戰火,像在廣島上空落下一顆原子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響,也使美國人民受到了震動。

  自從侵朝美軍將領麥克阿瑟同杜魯門總統在威克島海軍基地會晤,決定朝鮮戰爭以後,美國人便急劇卷入了這場戰爭的狂潮和漩渦之中。

  幾個月來朝鮮的戰局,並不像美國新聞報道所預示的那樣樂觀:從北朝鮮采取腹背受攻的兩棲登陸作戰方案,在感恩節前取得在朝鮮北部戰場的勝利,麥克阿瑟將軍對此勝利的可能性充滿信心……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朝鮮人民軍的英勇阻擊下,美軍的正麵進攻處於被動地位,他們不得不對戰爭進行更大的投資。

  另一方麵,美國高層人士在華盛頓多次會晤,反複研究對華政策,決定增派軍隊進駐台灣,封鎖台灣海峽。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就朝鮮局勢發表聲明時宣布: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

  隨之,美國海軍進入台灣海峽巡弋。

  台灣海峽戰雲密布,大戰迫在眉睫。

  然而,戰爭的屬性決定了美國人的命運。美國由於戰爭引起的經濟衰退和軍事的失利,使美國在朝鮮戰場的矛盾急劇尖銳,他們不僅擔心對戰爭的把握,而且更擔心中國和蘇聯是否介入。

  為了從根本上消除這種不利因素,首先要排除中國軍隊援朝的可能性。

  為此,侵朝聯軍高級司令部要求美國戰略情報局:“能在短期內采取致勝的配合朝鮮戰爭的進攻方法。在共產黨中國未介入朝鮮戰爭之前,就狠狠打他一次,而且要打在他的最疼處,包括北京這個中心。”

  於是,間諜工作的重要性,嚴峻地擺在戰爭的麵前。

  遠在東南亞的前駐華使館北平武官處上校包爾德,立刻被美國戰略情報局召回華盛頓。包爾德自從被趕出中國大陸以後,一直從事著專門對付中國的一項秘密的活動。美國特務頭子杜諾萬認為這項活動的時機到了。

  在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間密室裏,一場殺氣騰騰的密謀正在進行。

  杜諾萬用他那有些嘶啞的聲音向包爾德麵授機宜:

  “美國戰略情報局認為,必須立刻組織暗殺隊,潛入中國大陸,刺殺中共領導人。”包爾德輕輕地搖搖頭說:

  “學日本人暗殺斯大林嗎?那樣成功的可能性極小。”

  杜諾萬隨即也陷入了沉思。1938年,日軍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第二年,為了牽製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支援,消除日本軍隊的後顧之憂,日本軍部及其特務機關勾結在中國東北的蘇聯叛徒,在納粹德國的合作下,先後策劃了兩次暗殺斯大林的陰謀。

  由於蘇聯情報人員打進暗殺隊,及時把這一陰謀報告了蘇聯內務部,消滅了暗殺隊,挫敗了兩次暗殺斯大林的陰謀。

  這樣一段失敗的曆史對於間諜們來說,組織這樣的暗殺的確是心有餘悸的。包爾德禁不住哆嗦了一下,說:

  “現在在中國的內部和外國雖然都有我們的人,但是要接近中國領導人是非常困難的。中國的領導人戒備森嚴,深居簡出,而他們現在又有所謂的人民的保護,叫什麽群眾反特力量。因此,就個人而言,我對仿效日本人刺殺斯大林的戰術是懷疑的。”

  杜諾萬將雪茄往煙灰缸內用勁一摁,惡狠狠地說:

  “當前,除此之外,別無他徑,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冒險行動!”

  包爾德用手摸了摸下頜,思慮著說:

  “這樣的暗殺目標隻是一個人,不能從根本上消滅中共領導實體。”

  杜諾萬急不可耐地說:

  “上校先生,你要清楚,朝鮮戰爭勢必演成美蘇世界大戰,成為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戰爭。蘇聯在遠東兵力不足,鞭長莫及,中國很可能近期出兵朝鮮,這對朝鮮戰局十分不利!所以,對中共要馬上采取行動。不一揮而就,就將貽誤戰機!”

  一邊思慮一邊踱步的包爾德站定說:

  “杜諾萬先生,請你放心,我正在考慮在中國大陸進行另外形式的一項大的秘密恐怖行動。所不同於日本人的是,我們不用親自動手,而是用中國兵書《孫子兵法》上所講的策略,要借刀殺人,創造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戰場上所沒有的奇跡!”

  杜諾萬迷惑不解地問:

  “除了暗殺,你還能用什麽行動?”

  包爾德陰險地說:

  “用在中國的雇傭間諜,炮擊天安門!”

  杜諾萬半信半疑:

  “具備行動的條件嗎?”

  “完全具備!”包爾德自信而狂妄地說,“10月1日是中共的第二個國慶日,中共要人都要到天安門,這是一個集中消滅他們的機會!”

  包爾德充滿自信,他與意大利人李安東的秘密交易已在心頭埋藏了很久,隻是等候機會來臨。

  杜諾萬聽完包爾德的計劃,滿臉發光,立刻承諾地說:

  “如果這項成功,我們就能把握朝鮮戰爭的局勢,杜魯門總統也一定會晉升你為將軍的。你立刻回香港,先支付他們一半的費用,立刻下達行動命令。”

  狡詐的杜諾萬又囑咐包爾德:

  “即刻通知台灣國民黨保密局,務必通過一切關係,努力接近共產黨偵察機關內部,盡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壞中共的偵察行動,隻要在十一以前能拖住共產黨偵察機關,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

  包爾德說:“你的預測很對。中共偵察機關在反間諜方麵已經做了工作。但他們對這次行動,可以絕對地說:是毫無察覺的。為了預防萬一,做到絕對保密,我早已停止使用中國大陸的一切使館和知名人士等關係,而改用別的秘密聯絡方式,以避免引起共產黨偵諜機關的注意。”

  杜諾萬連連點頭,說:

  “好好,你不愧為從中國歸來的戰略情報局的人。這次具體行動計劃,對台灣方麵要絕對保密,他們的任務隻是從內部混淆中共的偵察視線,在時間上推遲中共偵察工作的進程。”

  包爾德說:“我認為,中共在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現在離中共國慶隻有20天,我今晚就飛回香港,立刻行動,成功之日,再回華盛頓!”

  杜諾萬為包爾德整了整深紅色的斜紋領帶,快樂地拍了拍包爾德的肩膀,神氣地說:“沒有想到哇,你在中共大陸的間諜工作這樣出色!我想決定朝鮮戰爭勝負的根本問題不在戰場,而在這次的神秘的行動。到那時,杜魯門總統會親自為你援助的!”

  至此,一場跨國界的謀殺計劃從華盛頓“出籠”了。

  北平的秋天是短暫的。

  這天,秋風瑟瑟,崇內大街兩側的槐樹葉子紛紛飄落。

  一個身著米黃色風雨衣的高個子,邁著緩慢的步子在西側便道上由南向北行走。這個人像是在散步,但眼睛卻緊緊盯著在馬路上疾馳的汽車。崇內大街是貫穿南北的交通大幹線,各種車輛像潮水般穿梭往來,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一輛黑色道濟小臥車從北往南飛奔,當車輛快接近這個人時,突然減速緩行,隻聽“嘎”的一聲,汽車在這個人麵前停住了。車門開了。

  隻見這個人飛快地鑽進汽車,汽車徑直向南開去,消失在往來的車輛中。這些動作,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這就是主犯之一,日特山口隆一與美特的接頭地點和接頭方式。

  山口隆一,英文化名Frank,中文化名劉逸。1905年出生於日本東京,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院曆史係考古專業。

  1938年來華,先後在青島市船舶聯合局、華北航業總公會擔任庶務主任、人事、文書、輔導科長。

  1944年來北京,任日偽“華北航業總工會”北京辦事處處長,專事搜集華北沿海船舶及中國人民抗日遊擊隊活動的情報,供給日本海軍省。

  1948年與李安東發生間諜關係。北京解放後,曾直接接受過包爾德給予的間諜任務。他現在的公開身份是法國人在東交民巷開設的法文圖書館中文部圖書目錄編輯。

  甘雨胡同217號,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內栽有兩棵海棠樹,紅色的海棠稀稀拉拉地點綴在片片的枯葉中,秋風吹過,葉片紛紛飄落。

  意大利人李安東素有周末舉辦家庭舞會的慣例,他以邀請外國駐華使館人員跳舞為名,把舞會作為聯絡和交換情報的場所。

  可今晚的舞伴們是顯然減少多了,小舞廳顯得格外冷清。

  晚上8時。舞廳裏猩紅色的地毯上,隻有李安東、山口隆一、哲立、甘納斯四人與幾個在京應聘外國女郎伴著節奏很慢的舞曲在徜徉。百葉窗下,擺放著一架舊式美國留聲機,緩慢地播放著17世紀的意大利鄉村音樂。

  舞會進行時間不久便結束了。今天,李安東沒有心思盡情跳舞,因為他們有比此更重要的事情。

  半小時後,李安東便打發舞女走了。他親自送客,並到外麵觀察了一會動靜,確信像往常一樣沒有異樣的情況,才放心地關上大門,走了回來。

  這位與中國打了幾十年交道的外國人,雖然對中國的一切比較諳熟,可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偵察人員交鋒還沒有實戰經驗。但他深信自己蓄謀已久的計劃的絕對性和可靠性,而且深信這次行動計劃,可能比一場實際戰爭的影響還要巨大。

  他充滿自信地走回客廳,從壁櫥的陳列架上拿下一瓶法國科涅克白蘭地,誇耀地說:“這是在法國存放了40年的白蘭地,是包爾德先生留下的,今天奉獻給各位。同時,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值得慶祝的好消息,美國人已經同意我們的行動,完全答應我們的條件。這樣我們就可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他們優厚的報酬。美國老板口袋裏的鈔票是誘人的。”

  李安東走到餐桌前,滿滿地斟了四杯,分別遞給山口隆一、甘納斯、哲立。

  客廳裏出奇得寂靜。他們知道,為美國人、為金錢冒險的時刻快到了。他們不必在中國久住下去了。

  李安東神秘的目光注視著他們三人,壓低聲音說:

  “現在離中共國慶尚有17天。近日內,包爾德上校將從香港派人來接頭,下達最後命令,從而證實我們得到的消息和財產是否可靠、準確。爾後,我們即刻向東京美國戰略情報局二科報告行動信號。”

  山口隆一插言說:

  “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們在中國政治冒險十幾年,隻有這次,才是一筆大生意!具體行動計劃一定要萬無一失!”

  李安東說:

  “按原定計劃執行。10月1日,是中共第二個國慶。據情報獲悉,中國的領導人都在天安門城樓上露麵。我們的計劃是,在他們宣布國慶大典開始、鳴放禮炮的時候,從我這裏用迫擊炮射擊。根據對目標的測試,射擊的位置,在有效的發射角度和射程內,三顆長彈可連續落在天安門城樓中心。一發炮彈的爆炸麵積為120平方米。所以,即使隻有一顆擊中,就可以把天安門炸毀,讓他們飛上天去。我相信,我們意大利的火器是非常可靠的。”

  山口隆一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

  “炮轟了天安門,中國就是一片大亂!”

  “豈止是中國大亂,重要的是美國可以牢固地控製朝鮮戰局,盡快占領朝鮮,進攻大陸。到那時,就可以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重新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的格局。這不僅是我們的軍事目的,也是我們的政治目的!”

  甘納斯說:

  “好!有美國人的支持,我們絕不可放棄此機會。我們在中國不能再這樣繼續沉默下去了,否則,我們在中國的一切努力都將完全失去!”

  李安東說:

  “墨索裏尼先生有句名言:‘炸彈雖小,可以崩潰大廈。’中國兵法家孫子也有句名言:最高超的戰略是不戰而勝。直接的軍事衝突隻有在戰場上才是必要的。用間接的方法達到目的才是最高超的戰略法則。炮轟了天安門,消滅中共實體,就可以解除美國人的遠東之憂,創造出美國人所期望的新局勢。”

  說著,李安東從衣內拿出幾張花花綠綠的香港匯票,晃了晃說:

  “包爾德先生從香港經天津轉匯了這次行動的報酬五萬美金。包爾德上校已經與美國戰略情報局講妥,給的報酬一半在香港預先付,另一半事後付。這是諸位在香港銀行存款的通知票據!”

  山口隆一、甘納斯、哲立接過後,心安理得地揣進了口袋。

  李安東又吩咐道:

  “山口隆一先生,我們收到包爾德上校的聯絡暗號後,你就立即向東京美國盟軍駐日司令部二科報告行動信號。務必注意,為避免中共偵察機關的注意,信件必須交給那位伊拉克女人,以在京從事商貿事務的商人名義發出。”

  隨之,李安東又命令甘納斯:“提前定好10月1日至2日從天津到香港的國際航班船票,並做好在京車輛的安全保護工作。”

  最後,李安東的眼光落到哲立身上:

  “哲立先生協助我和山口隆一負責火器的準備和發射。”

  稍頃,李安東呷了一口白蘭地,極力按捺住不安的神情,說:“這次行動,是我們在中國關鍵的一仗,也是最後的決戰。”

  拿破侖將軍說過:“戰爭勝敗的關鍵,往往在於最後五分鍾。’其實何止戰爭,我們這次行動,其勝利的關鍵,就在於到達決戰點的最後一瞬間。”

  說著,他狡黠地做了一個打炮的姿勢,就像殺人魔鬼一樣猙獰凶狠。甘納斯這個德國法西斯黨徒在一旁狡猾地詢問:

  “事發之後,我們能保證安全地抵達香港嗎?這中間包爾德是否肯定派艦船到公海去接應我們?”

  哲立也露出滿腹狐疑的神色。

  李安東自信地往圈手椅上一靠,微微一笑說:

  “工程師先生,我們都是懂軍事的人,要充分做好準備。隻要炮擊了天安門,立即開車赴天津,乘中午12點30分國際航班離開港口。我們的車不到兩個小時就可到達天津海港。炮轟了天安門,中共肯定一陣大亂,在他們未鎮定下來的時候,我們早已登船離岸了。10月1日走不成,我們還有10月2日船票。為保證我們的絕對安全,包爾德先生在兩日內從台灣方麵派艦船到公海接應我們。所以我們的退路是有保證的。”

  哲立聽了接著說:

  “諸位放心!現在中共沒有正規的海軍、空軍,而現在美國第七艦隊已進入台灣海峽巡弋。我們一進入公海,中共就奈何不得了!”

  炮轟目標:天安門主席台

  李安東也許堪稱“中國通”,可惜,他卻不知道中國有句俗話:再狡猾的狐狸也鬥不過好獵手。

  他們策劃的這一係列陰謀早已在我偵察人員獵鷹一樣敏銳的視線之內。

  1950年9月18日,北京偵察處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個淡藍色的航空信封。這是剛剛從國際電訊電報郵局截獲的一封航空快件。

  信件的投送地址是:日本國東京都澀學區神泉町20番地7號第一綠C管理室。信的內容為:

  總部OSS:所購消防器10月1日發貨。一切順利!

  致以

  熱烈問候

  山口隆一

  這是一封均以英文拚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機打印的信。信中還附有一張用鉛筆繪製的天安門地勢草圖。

  天安門的輪廓十分清晰地在信紙上顯露出來。天安門前繪有金水橋,指向天安門有兩個目標:

  一是天安門中央主席台的一個人。左邊用日文寫道:“到現在水還是達不到這裏。”

  第二個目標指向天安門頂上,右邊也用日文寫著:

  “從日本買來消防壓水機,能超過這屋項。”

  信中還有一段文字:

  “……據說,最初試用地方在天安門,水從屋頂越過去,是為一件趣事。所謂天安門係紫禁城正中間的一個門,其前建有人民廣場,每當政府祭禮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站在台上,檢閱軍隊分列式和民眾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壓水機僅能壓至毛主席立著的台子附近的樣子……”

  中南海內,微波蕩漾,碧水粼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市委書記彭真同誌聽了匯報,看了證據,肯定地說:“這是炮轟天安門,殺害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破壞我國慶的大案。事不宜遲,迅速破案!”

  李處長斬釘截鐵地立正回答:

  “請黨中央放心,我們保證完成任務!”

  彭真微微點頭,又指示:

  “這一案,要嚴格地把與此案無直接聯係的其他人員區別開來,隻捕要犯。對其他人員要快檢查、快訊問、快釋放,即使是原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人員,隻要與此案無直接聯係,也要區別對待,沒有證據,一律不動他們。此案是新中國第一個涉外大案,國際影響極大,切不可有一點差錯!”

  李處長心領神會:

  “請首長放心!”

  時間:1950年9月27日淩晨。

  一輛滿載公安總隊戰士的卡車疾馳而過。車上的戰士頭戴鋼盔,腰挎盒子槍,精神抖擻。

  一輛輛吉普車、三輪摩托車,帶著隆隆的馬達聲,披著燦爛的朝霞,如猛虎撲向豺狼一般,穿過王府井大街,直奔位於燈市口南側的甘雨胡同。

  甘雨胡同屬於內一公安分局管界,市局早已通知分局布置派出所對住在甘雨胡同乙17號的李安東嚴密控製,深入掌握動態。

  甘雨胡同在晨曦中一片寂靜。李安東有早睡晚起的習慣。但這一天卻起得特別早。

  他心緒不寧地從牆上拿起意大利造的帶消聲器的雙管獵槍,走到院子裏,對準遠處涼棚架上的葡萄“砰”的一聲,目標便應聲落地。

  這個軍火商,瘦骨嶙峋,貌似文雅,骨子裏卻極為凶殘。他在中國的敵占區常以中國戰俘作為活靶子練射擊,槍法可謂百發百中。

  按計劃,他今天應該將拆卸分散隱蔽的迫擊炮零件集中起來,做好射擊的準備。

  山口隆一昨天下午告訴他:

  “又進行了一次目側和步行測量,證明從甘雨胡同到天安門城樓的實際距離與中國的有關地理測繪數據一致。”

  李安東很佩服山口隆一的測繪能力。

  山口隆一在日本航業協會任職時,測繪就是他的專長之一。按他提供的數據,完全可以把天安門炸個一塌糊塗。

  現在隻是在焦急地等待著時機的到來。

  李安東急匆匆地回到臥室,脫下美國式的睡衣,準備親自開車去取武器。

  這時,乙17號的黑漆大門被悄悄打開了。

  “啪!啪!”責任區民警輕輕叩擊著屋門。

  “誰?”李安東下意識地問。

  “派出所查戶口,開門!”

  李安東有種不祥之兆,但他隻得硬著頭皮開了門,偵察科長帶著幾個人走進屋內。

  “你叫什麽名字?”偵察科長審慎地問。

  “李安東。”李安東用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回答。

  “哪國人?”

  “意大利國籍。”

  “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你宣布:你被逮捕了,請你簽字。”

  偵察科長神情莊嚴,聲音低沉,彬彬有禮。

  李安東藍色的眼睛裏射出一絲驚慌和仇視的目光,他故作鎮靜地說:

  “我向你們表示抗議!我是意大利派駐貴國前政府的官員,按照國際外交準則,我要求你們尊重我個人的尊嚴,尊重我外交官的身份!”

  “外交官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殺人的魔王。李安東先生,你違犯中國的法律,企圖武裝行刺,走到了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絕境。我們對你的犯罪事實有確鑿證據,我們按中國的法律和國際法則辦事。”

  李安東蠻橫地歪著頭說:

  “你們的指控是缺乏事實的,我抗議!你們非法逮捕我,我要向國際法庭控告你們!”

  “那是你的自由,李安東先生,簽字吧!”

  李安東頹然低下了頭,在逮捕證上簽字。

  鋥亮的手銬“哢”地一聲卡在了他毛茸茸的手腕上。

  與此同時,東交民巷一隅的法文圖書館內,山口隆一正在虔誠地念經超度:

  “真主啊,萬事聖靈!保我平安地回到香港,回到日本……”

  突然門口響起了馬達聲。

  魏智驚慌失措地跑進來說:

  “先生不好了,共產黨來人了!”

  窮凶極惡的山口隆一絕望了,正欲伸手到辦公桌抽屜裏拿槍,一名偵察員衝了進來,眼疾手快地扭住了他。

  “你被捕了!”偵察員向他出示逮捕證。

  高大、肥胖的山口隆一粗野地吼叫:

  “你們是什麽人?隨便抓我!我犯你們的什麽法!”

  偵察員義正嚴詞地嗬斥道:

  “別裝蒜了!山口隆一先生,你以商人的名義寄往東京的信件就是罪證!你以購買消防器為名,實際是向東京美國盟軍司令部情報二科報告炮轟天安門的行動!這是間諜活動!”

  山口隆一強詞奪理地狡辯:

  “我抗議,那是正當的商務貿易,與間諜活動毫無關係!”

  “與間諜活動毫無關係嗎?你購買高射程滅火器,難道美國盟軍司令部情報科也經營消防器材嗎?再說,你為什麽繪製天安門地形圖?”

  山口隆一開始臉色發黃,鼻尖冒汗,他做夢也沒想到穩操勝券的武裝行刺計劃,轉眼之間就像美國的肥皂劇一樣破滅了。

  在審訊室裏,預審員直截了當地問:

  “你把繪製天安門射擊圖的目的說清楚。”

  “天安門這個圖是我畫的,主席台上站的那個人也是我畫的。”山口隆一的眼睛緊緊地注視著預審員,仿佛要從預審員的臉色變化上窺視出一線生機。

  “接著說下去。”

  “我知道政府開大會的時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門城樓上站著。”

  “圖上畫的那個人是指誰?”

  預審員那淩厲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感到一種強大的壓力。

  “圖上畫的那個人是毛主席,後邊一些政府要人我沒畫出來。”

  山口隆一對畫這張圖的目的卻支支吾吾,他想回避這個要害問題。

  預審員厲聲喝道:

  “你畫天安門圖給誰寄去?”

  山口隆一身子抖了一下,沙啞地說:

  “我寄給日本東京。”

  “這個天安門圖是做什麽用的?”

  “我用鉛筆畫的,我將這個圖寄到東京告訴盟軍總部。”

  山口隆一感到一陣恐懼,眼裏掠過一絲可怕的光。

  “你寄到盟軍總部做什麽?”預審員的問話像連發炮彈一樣,使山口隆一沒有喘息的機會。山口隆一臉色煞白,戰戰兢兢地說:

  “10月1日是中國的國慶日,我想一定要在天安門開會。我給盟軍總部畫這張天安門的圖是指示他們在天安門上毛主席的位置。”

  “指示這個目標做什麽呢?”

  “他們喜歡以後怎麽辦,我就不知道了。”

  “你還想什麽?”

  “我也想過,知道李安東有迫擊炮和槍。”山口隆一這個老牌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免遭一死,兜出了“老底”:“我想做冒險的射擊。”他沒忘記替自己辯護一句,“這隻是想,並沒有做出來。”

  “你為什麽要這樣做?”

  “我有仇視蘇聯共產黨的思想,對中國共產黨同樣也敵對。這是我的思想,事情已經過去,請原諒!”

  這起案件共涉及七人,主犯是李安東、山口隆一。但馬迪懦也是其中的重要間諜。

  9月29日清晨,秋雨霏霏,一層薄薄的雨霧籠罩著坐落在迪茲府的“羅馬教廷”。

  這是幢神聖不可侵犯的充滿寧靜、肅穆的教廷。這迪茲府過去是易具教區所在地。此時馬迪懦主教在綿綿的秋雨中正沉浸在間諜生涯的回憶中。

  就在這時,偵察員已經偵察到一件重要物證。

  “科長,您看這是什麽?”

  在二處辦公室,一名偵察員把這黑乎乎的東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啊!”

  眾人被這東西所震驚。室內一片沉默。

  這是一枚八二迫擊炮彈。

  偵察員根據調查和偵查發現,李安東的武器彈藥,絕大部分隱藏在“羅馬教廷”內。但藏在什麽地方偵察員尚不清楚。

  對這個在國際上有影響的教廷和主教進行搜查必須把情況摸準,取得物證才能動手。於是,就派這位機智的偵察員執行這項特殊使命。

  情況清楚了。當天下午,科長帶著搜查證,率領幾名偵察員,由責任區戶籍民警引路,來到了羅馬教廷。

  馬迪懦正在北屋大廳內閉目養神,教廷內非常肅穆。

  民警敲開屋門。

  “你們找誰?”馬迪懦的中國話說得不流利。

  “你叫什麽名字?”科長單刀直入地問。

  “我叫馬迪懦,是這裏的主教。”馬迪懦的眼睛射出輕蔑的光,神色傲慢地回答。

  “我們是公安局的,現在依法奉命對你的住宅進行搜查!”科長出示了搜查證。

  “這是教廷,不允許任何人侵犯教廷的尊嚴!”

  馬迪懦麵露驚恐,帶著威脅的口吻,用顫抖的聲音說,企圖阻止搜查。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你必須服從中國的法令!”科長理直氣壯地反駁。

  責任區民警找到兩名教廷人員陪著,偵察員從容不迫地打開了北房靠西邊的客廳,在屋內進行搜查。

  不多久,一堆迫擊炮彈、手槍子彈、步槍子彈、手榴彈、炮彈頭火、尾火、引火帽、兵器零件,一件件、一枚枚堆放在大廳內,馬迪懦那種傲慢的神氣完全殆盡了,他低頭不語,神情沮喪,渾身哆嗦。

  偵察員們清點了這些武器彈藥的數目,共532件,其中僅炮彈、子彈就有259發。偵察員把這些武器清點登記後,讓在場的有關人員和馬迪懦簽字。

  馬迪懦無可奈何地顫顫抖抖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們有哪些武器彈藥?”預審員在掌握了確鑿的證據後,對李安東的審訊開門見山。

  “我有迫擊炮一門、手榴彈六枚、手槍一枝、還有迫擊炮彈和幾百發子彈。”

  李安東心裏明白,問題已無法掩蓋,隻好被迫試探著招供。

  “迫擊炮的口徑多少厘米?”

  “50厘米。”

  “這些武器彈藥,解放後你登記過嗎?”預審員明知他私藏武器彈藥,抓住這個要害來突破他心理上的防線。

  “沒有。”李安東果然臉色灰白。

  “這些武器你隱藏在何處?”

  “在甘雨胡同乙17號我家裏,藏有手槍一枝,迫擊炮一門,已拆卸。在迪茲府甲6號馬迪懦家藏有炮彈、手榴彈、子彈。”

  “這些武器作什麽用?”

  “我計劃……將來有機會使用……或者借給別人使用……”

  “遇到什麽機會使用它?”預審員緊追不放。

  “……我說過,可以在天安門那地方試一試……我說,等中國政府在天安門開會時試一試。”

  “你認為這是什麽問題?”預審員突然發問。

  “我……現在完全認罪。請原諒!”

  李安東的精神防線完全垮了。看守民警把絕望的李安東帶出了審訊室。

  一陣瑟瑟秋風卷著殘枝敗葉吹來。

  至此,美日間諜炮轟天安門的陰謀計劃徹底破產了!

  (摘自《天安門廣場風雲錄》)

  “一位老者”觀禮半途退場,國家主席懇談解開疙瘩新中國建立後,日月如梭,轉眼間共和國第三個生日-1951年10月1日這一天就要來到了。

  炎熱的8月剛剛過去,北京市人民政府就開始著手準備共和國第三個生日的慶祝工作。

  首先是由市政府著手籌劃整頓市容和交通秩序。

  北京的旅館業係統、商業係統、衛生部門以及各行各業,都開始為迎接新中國一年一度的國慶活動進行準備工作。

  北京各主要街道的景點開始紮設彩門、安裝霓虹燈。寬闊的長安街和首都所有的大衢小街,開始增設照明和修葺、粉刷工作。

  以繁華著稱的王府井大街以及東單、西單各大商場,開始了裝飾門麵、調整櫃台、廣辟貨源、廣進百貨的全員行動。

  天安門管理部門已作好了對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兩邊赭紅色的觀禮台進行打掃衝洗和塗漆保潔的日程安排。

  9月中旬,距離普天同慶的國慶節還有半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就致電給周世釗,請周世釗並托周世釗邀請家住湖南湘鄉農村的毛澤東的舅舅一道赴北京參加國慶慶典。

  接到毛澤東的電示,周世釗喜出望外。他趕到湘鄉,偕同毛澤東的舅舅一起啟程坐車來到北京。隨即被有關接待人員安排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招待所裏。

  毛澤東的舅舅是鄉下人,很少進過城市,連縣城都很少去過。現在,他第一次來到北京,並且是作為共和國主席的舅舅來到京城,參加國慶觀禮,心情格外激動,一種莫名的高傲情緒也隨之從心底裏油然而升,嘴裏不時說道:“北京好大喲!”

  一轉眼國慶節就到了。

  10月1日,上午9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派車將周世釗和毛澤東的舅舅接到天安門,並把他們兩人安排在天安門廣場左側的第一觀禮台,參加國慶觀禮活動。

  上午10時,慶祝活動正式開始。

  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現在掛滿大紅燈的天安門城樓。這時,匯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數十萬各族群眾,舉手高呼: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萬歲!”

  看到這一場麵,同周世釗坐一起參加國慶觀禮活動的毛澤東的舅舅,突然忿然起身離開座位,找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工作人員,說:

  “我要回招待所去,請你們馬上送我回招待所。”

  工作人員不知道他為什麽現在就要回去,心裏感到很納悶,想問明原因。但毛澤東的舅舅隻是氣呼呼地說:

  “你們不要問原因,我要回招待所去!我就是要回招待所去!”

  周世釗這時也感到莫名其妙,幾次抻扯他的衣服,使勁拉他坐下。但他還是怒氣衝衝,執意要回招待所。無奈,周世釗隻好依了他,幫他對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說:

  “同誌,他老人家堅持要回去,那就請你們派個車子把他送回招待所去吧。”

  工作人員這才派了一輛吉普車把他送回了招待所。

  周世釗參加完國慶觀禮活動後,回到了招待所。進了房間後,問毛澤東的舅舅說:“你老人家今天是不是身體欠佳啊?為何國慶觀禮大會剛剛開始,你老人家就要返回招待所啊?今年的國慶觀禮大會開得很熱鬧哩!有很多好看的東西你老人家沒有看到,實在可惜啊!”

  毛澤東的舅舅這時臉上還帶著不滿情緒,對周世釗說:

  “潤之明明是請我們兩人來北京參加觀禮活動的,他們把我們兩人安排在坪裏的矮台上,而不把我們安排在天安門城樓上。我一到那裏,心裏就不舒服,心裏就有氣。後來我想你是個校長,也是一個官,和我一樣坐在那坪裏的矮台上,我也就算了,也就沒有什麽意見了。最氣人的是,到了大會開始時,當潤之明明從裏麵出來時,坪裏那些開會的人,大家都舉手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我心裏就開始慪氣,火一衝就上來了。你知道的,我是毛主席的舅舅啊!為什麽大家隻喊‘毛主席萬歲’,而把我晾在一邊。這叫我怎能不生氣呢?!起碼要喊我千歲啊!這些人太不懂道理了。我對此有意見,我生氣了,就再也坐不住了,所以,我要回招待所,不想在那個矮台子上坐了。”

  周世釗聽了老人的這番話,心裏真想笑,但卻笑不出來。他也想告訴老人新社會和人民政府的道理,但又不知從何說起。他想做老人的工作,但又不知從何做起。

  最後,周世釗隻好寫一封信托人帶給毛澤東,如實向毛澤東說明了這一情況。過了幾天,毛澤東邀約周世釗和他的舅舅到中南海他的家裏麵敘。

  毛澤東見到他們兩人,寒暄了幾句後,就笑微微地對他的舅舅說:

  “這次我請你老人家和!元兄來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活動,你們來京的時候,我因工作忙,沒有親自去接你們,許多事情都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安排的。工作人員的事情多,很忙,難免有做得不周到之處,那就要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才是!”

  周世釗在一旁向毛澤東解釋說:“他老人家原來有點意見,有點生氣,我當時不知怎樣給他做工作,所以才給你寫了信。第二天,等他老人家的氣消下去之後,我就給他老人家做了解釋,現在他老人家已沒有意見了。”

  毛澤東聽了周世釗的解釋,笑著說:

  “那舅舅你要感謝!元兄對你的幫助啊!不過這也不能責怪你老人家,主要是我的工作沒做好。你老人家是舊社會過來的人,對新社會的情況不大了解,我又沒事先向你老人家講清楚,這是我的不對啊!”

  老人聽了毛澤東這位外甥這麽一講,馬上接過話說:

  “我說潤之呀,你快莫這麽講了!這不能怪你,主要是我坐井觀天,對新社會的情況不了解,我是用老思想、老方法來看新社會。這是我的不對!”

  毛澤東又對他舅舅說:

  “當然,如果按照封建王朝那一套辦法辦事,你老人家的意見當然是對的,喊你老人家千歲也未嚐不可。可是,我們現在是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不能搞封建帝王那一套。我們國家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工作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然人民就不會歡迎他。我這個當主席的,也是人民的勤務員之一,我也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人民才會擁護我。如果我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就會把我唾棄。我們這個國家的工作人員,在為人民服務的時候,有一個原則是大家遵守的,那就是民主集中製。就是我們無論辦什麽事情,都要按照黨的方針和政策,經過大家共同討論,按照多數人發表的意見,作出決定,然後大家就按照決定去辦事,誰也不得違反。”

  說到這裏,毛澤東停了一下,敬給舅舅一支煙,自己也點上一根煙,抽了一口,說:

  “就拿這次國慶節的活動來說吧,哪些人上天安門城樓,哪些人不上天安門城樓,上天安門城樓的人中間,哪些人在第一排,哪些人在第二排;哪些人在左邊,哪些人在右邊,都是要經過國慶辦公室決定的。請些什麽人來參加國慶觀禮活動,也是要經過國慶籌備辦公室會議討論決定。來參加國慶觀禮活動的人,不外乎是全國各地工農業生產和各條戰線上的勞動模範、先進人物,解放軍部隊裏的戰鬥英雄,各少數民族代表模範人物以及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中的代表,港、澳、僑胞中的代表和有關人士。我請你們兩位來北京參加今年的國慶觀禮活動,也是經過國慶籌備辦公室會議通過的,你們就算有關人士。你老人家到天安門廣場觀禮台看了,參加國慶觀禮活動的人那麽多,哪些人坐在左邊,哪些人坐右邊,哪些人坐在左邊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哪些人坐在右邊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也是要經過國慶籌備辦公室討論決定的。他們把你們兩位安排在左邊第一看台,這是工作人員對你們兩位的關照。他們這樣做我看也沒有違反原則。因為舅舅是上了年紀的人,我看這點照顧是可以的。這就叫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如果要是把你們兩位安排在第二台,或者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我看也是可以的。既已安排,我看舅舅就要感謝工作人員對你的關心才對啊!”

  聽了大外甥的這一番話,老人心裏的疙瘩完全解開了,並帶著慚愧內疚的心情說:

  “對,對,潤之你講得對啊!我確實有點不諳事理,有點糊塗了。”

  老人高高興興地離開了外甥的住處,不久又高高興興地回到了家鄉,把在北京和天安門觀禮時見到的一切告訴給了鄉親們。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1954年的國慶閱兵方陣

  1954年在新中國曆史上是意義重大的一年,是我國各項製度走向完善的一年。在黨中央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方針的指引下,進行了工商業、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新中國的各項事業的開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土地改革已經完成,鎮壓反革命運動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績,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的簽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的國慶閱兵,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舉行的。

  閱兵方案審定於1954年6月26日,總參謀部根據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書記劉少奇、秘書長鄧小平審定的閱兵方案,確定了受閱部隊的規模和編組,決定以華北軍區為主組成首都國慶閱兵指揮部,統一領導地麵受閱部隊訓練;由軍委空軍司令部組成空軍閱兵指揮機構,負責組織空軍受閱部隊訓練。9月23日,毛澤東主席任命華北軍區兼京津衛戍區副司令員楊成武為國慶閱兵總指揮。

  這次閱兵,從全軍60多個單位抽調編成。有軍事學院方隊,步兵方隊,炮兵學校方隊,南京工兵學校方隊,第一坦克學校方隊,海軍學校方隊,“重慶號”艦和第五海軍學校抽組的水兵方隊、航空學校方隊,公安二師抽組的公安部方隊,華北軍區三個野戰軍抽組的步兵師、摩托化兵團方隊,內蒙古軍區騎兵五師抽組的騎兵團方隊,空降兵部隊抽組的傘兵方隊,防空部隊抽組的高射炮和探照燈方隊,解放軍炮兵從六個炮兵師和華東軍區一個軍及所屬師炮團抽組的炮兵師方隊及三輪摩托車方隊、航空兵梯隊等,受閱總人數為10384人。

  這次閱兵與開國大典相比,無論從部隊的編成還是從武器裝備,都發生了較大變化。開國大典時,主要由陸軍組成,海軍和空軍數量很少,這反映了當時部隊的狀況。但僅僅幾年時間,共和國的海軍、空軍和陸軍特種兵得以迅速發展。開國大典時,受閱部隊的武器裝備是雜式的,型號、口徑、出產國極不統一,而今的國慶閱兵的武器裝備基本統一是蘇式的,這反映了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一大進步。

  整個受閱部隊從7月1日起,陸續在各自駐地開訓,8月中旬,各受閱部隊陸續進駐北京,進行合練。9月28日,完成合練和預演。

  10月1日,地麵受閱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列隊,空中受閱梯隊在北京附近機場待命起飛。

  9點50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城樓上還有蘇聯、波蘭、朝鮮、羅馬尼亞、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保加利亞、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等國的來賓。

  10時整,北京市市長彭真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國慶典禮開始!”

  國防部長彭德懷,在閱兵總指揮楊成武的陪同下,乘敞篷車檢閱部隊。檢閱部隊後,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時刻保持戰鬥準備,加強軍事、政治訓練,加強集中統一意誌,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努力學習蘇聯軍隊的一切先進經驗,掌握現代化作戰的藝術,發揚革命英雄主義,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為爭取和保證每一個軍事任務的勝利完成而奮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發布之後,分列式開始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軍事學府――軍事學院的學員方隊,第一個列隊進入天安門廣場,赫赫軍姿展現著軍人的威風。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兵學校、坦克學校、航空學校、海軍學校等方隊依次進入廣場。那整齊的隊形,那動作協調一致的陣容,贏得觀禮者熱烈的掌聲。

  來自東海前哨的衛士,祖國南疆的保衛者組成的水兵方隊,緊跟在院校方隊之後,邁著有力的步伐,接受黨和人民的檢閱。

  由手槍方隊、衝鋒槍方隊和步槍方隊組成的公安部隊和步兵師各方隊走進了廣場。他們隊形整齊,步調一致,步槍方隊的劈槍動作幹淨利索,給人以威嚴之感。

  來自內蒙古草原的騎兵受閱部隊,有近50%的功臣模範,他們共編成六個方隊,每個方隊都是毛色相同的軍馬,側麵看,騎兵和戰馬各成一直線,隊形整齊。

  三輪摩托車團、摩托步兵團、傘兵部隊、炮兵部隊、坦克部隊依次通過天安門廣場。行進在炮兵師前麵的是120mm重迫擊炮方隊,跟進的依次是57mm反坦克炮、76.2mm野炮、122mm榴彈炮、132mm火箭炮、37mm高炮、85mm高炮、152mm加農榴彈炮、重型坦克和T-34中型坦克和122mm自行火炮方隊。

  在炮兵部隊通過檢閱台的同時,航空兵受閱部隊飛臨天安門廣場上空。飛在最前麵的,是由一架杜――4重型轟炸機和二架米格――15比斯型殲擊機護航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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