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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治“明星”會聚天安門
毛澤東在西柏坡呆了約有十個月。他熟悉這裏的一切，他喜歡呼吸這裏的新鮮空氣。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香煙，邊抽邊對警衛戰士說：“咱們沒想到，蔣介石更沒想到。”
聽說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興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牆。
毛澤東身穿深灰色中山裝，麵帶笑容向會議代表招手，然後坐在大會主席台右前排101號座位上。
這大概是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
郭沫若代表無黨派民主人士在會上講話。完全體現出他作為一位詩人政治家的特質。
為了紀念七七抗戰，大會首先鳴49響禮炮。
為了物色少數民族代表，新政協籌備會費了很大的力氣。
毛澤東、周恩來“進京趕考”
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是1949年3月23日離開西北坡、向北平進發的。當天上午十點，衛士長李銀橋把毛澤東叫醒。
這天淩晨3點多，毛澤東還在工作。毛澤東的習慣是夜間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時才上床休息。
毛澤東揉了揉眼睛，問道：“銀橋，幾點了？”
李銀橋說：“快10點了。”
毛澤東埋怨他：“要你9點以前叫醒我，為什麽現在才叫？”
李銀橋回答：“這是周副主席的意思。周副主席說，你晚上三四點鍾才休息的，不讓急著叫你起床，讓你多睡一會兒。休息好，怕你路上太疲勞。”
既然是老戰友對自己的關心，毛澤東也就沒有再說什麽。
吃過飯後，毛澤東帶好手頭上用的東西，剛走出門口，周恩來就迎了上去。
周恩來問道：“主席，沒休息好吧？”
毛澤東說：“休息好了，我隻要睡四五個小時，精神就很好了。”
周恩來說：“多休息一會兒好，長時間坐車也是很累的。”
毛澤東風趣地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很高興阿。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
毛澤東把赴平說成是進京“趕考”，這個比喻是意味深長的。
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自信地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11輛吉普車排成一大溜停在西柏坡村邊的大路旁，一大早，司機就發動車，檢查有沒有毛病，最後確信都沒有什麽問題。司機和保衛人員在旁邊整裝待命。
上午11時左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王稼祥、李立三、楊尚昆、陸定一、胡喬木等人，在工作人員的簇擁下，向吉普車隊走過來。
毛澤東上車前，再一次回頭凝視著西柏坡，向西柏坡默默地告別。
毛澤東在西柏坡呆了約有十個月。他熟悉這裏的一切，他喜歡呼吸這裏的新鮮空氣，喜歡這裏寧靜的山間小道，更喜歡柏坡嶺上那一片翠柏。在這裏，他指揮了舉世聞名的三大戰役。在一間僅有16.3平方米的小小民房裏，他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這裏的一切都使他留戀，都使他難以忘懷！
“主席，該上車了。”李銀橋小聲地提醒他。
毛澤東坐上了為他準備的吉普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也都依次坐上吉普車。
車隊發動了，冒出一團團青煙。隨著馬達的轟鳴聲，一支浩浩蕩蕩的草綠色的吉普車隊駛離西柏坡。
車隊最前麵的一輛是帶路車，緊挨著的便是毛澤東的中吉普，其後是其他中央首長的車子。在吉普車隊後麵，是十輛大卡車，其中五輛拉的是少數機關工作人員和行李，另外五輛是中央警衛團的手槍連和一個步兵排。
車隊沿著山間大路，向東北方向駛去。不久，就來到了華北大平原。到了大平原，車上人們的視野頓時開闊起來。
這天的天氣很好，春風吹過，帶來陣陣暖意。毛澤東神采奕奕，興致很高坐在車上，透過玻璃窗，欣賞著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的春色。
有些常年在山溝、農村生活和戰鬥的戰士，急切想看到鐵路和火車，問閻長林：“你說平原上有鐵路和火車，怎麽看不見呀？”
閻長林說：“你別急，有你看的鐵路和火車。”
毛澤東也不斷地加入到警衛戰士們的談話中去，和他們說說笑笑。
毛澤東問閻長林等：“今天又是3月份，為什麽老在3月份咱們有行動呢？你們記得這幾次行動的時間嗎？你們說說。”
閻長林說：“1947年3月18日我們撤離延安。”
毛澤東搬起一個指頭，又問：“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1號，我們由陝北米脂縣的楊家溝出發，向華北前進。”
毛澤東搬起第二個指頭，說：“今天是3月23號，與去年3月21號隻差兩天，我們又向北平前進了。”毛澤東又搬起了第三個指頭，然後又說：“三年三次大行動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該解放全中國了。等全中國解放了，我們再也不搬家了。”
毛澤東的話，引得同車的人都大笑起來。
毛澤東又問大家：“北平是要進的，但是沒有想到這麽快。你們想想，這是什麽原因？”閻長林說：“主席講過，三年到五年打敗蔣介石，五年以後打敗蔣介石也很好啊。我們也沒有想到，撤離延安兩年就進北平了。”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香煙，邊抽邊對警衛戰士說：“咱們沒想到，蔣介石更沒想到。他天天想消滅我們，反而被我們消滅了。他向他的主子美國要錢，要物，要新式武器，把抗日戰爭時期留在大後方的軍隊拉出來，用美國武器裝備起來，又用美國海上的輪船、陸地的汽車和火車、空中的飛機，把軍隊送到前線。蔣介石向美國誇下海口，要三至六個月消滅我們。他們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資保證。我們人少武器差，又缺吃少穿，什麽都沒有保證。但是，他沒有能消滅我們，反而被我們打敗了。這是什麽原因呢？有什麽奧妙呢？道理很簡單。這就是因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反人民的，是非正義的，人民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人民也反對他再繼續殘酷地剝削人民，壓迫人民。人心向背，這就決定了我們必定勝利，蔣介石必定失敗。”
汽車在高低不平的路上繼續前進，村莊、小河、果園不斷地被拋在身後。車隊經過的地方，所看到的人，要麽是婦女和老人，要麽是小孩兒，很少能看到青壯年男子。
閻長林看到這種情況，就對毛澤東說：“主席，你看，農村幾乎沒有青壯年男勞力了，幹活的都是婦女、上歲數的人和小孩子。”
毛澤東歎了一口氣，說：“是呀，為了戰爭的勝利，農民們付出了多麽大的代價。整個解放戰爭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援，要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革命勝利後，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恢複和發展生產，要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
由於路是土路，不好走，車子不能開得太快，當天晚上，中共中央的車隊在唐縣附近的淑閭村停下休息。
24日，毛澤東一行到達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
吃過中午飯後，在會議室裏，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首長匯報了工作。
下午三點多，毛澤東等人離開保定，前往涿縣。
當晚，葉劍英與滕代遠從北平來到涿縣，迎接毛澤東等進入北平。
葉劍英將具體的安排告訴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他說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改乘火車進北平，經過豐台，然後開到清華園火車站，下火車後，再乘汽車夜宿頤和園。3月25日下午，在西苑飛機場舉行入城式，檢閱部隊，接受各界代表的歡迎，與民主人士見麵。
葉劍英、滕代遠和毛澤東等，又具體商量了從涿縣出發的問題，決定明天淩晨兩點，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胡喬木等先乘火車進北平，其餘同誌乘汽車隨中央機關明日出發。
淩晨，迎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專列已在涿縣火車站等候。
中共中央領導人坐上專列後，隨著汽笛一聲長鳴，列車呼嘯著向北平駛去。
專列有兩節軟臥車廂，每位中央領導都住了一個房間。
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葉劍英、滕代遠等先後來到毛澤東的住處。葉劍英向書記處的五大書記匯報了北平的情況。
葉劍英說：“北平這次和平解決，所有的名勝古跡都受到保護，沒有遭到任何損失和破壞。城裏的生產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稱讚共產黨偉大，說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北平，北平也不知道變成什麽樣子呢。北平和平解放後，不少民主人士來到了北平。也有不少民主人士來信來電，表示了他們的心情，堅決擁護共產黨，要和共產黨更好地合作，希望共產黨在北平成立全國性的政府，更好地宣傳，爭取更多的愛國進步人士。和平解放北平，這也是一大奇跡，在古今中外的戰史上，國都、大城市，不是打不下來被迫退兵，就是強行攻占，將敵人消滅。有條件的和平解放，在戰史上是不多見的。”
毛澤東高興地說道：“戰史上不多見，咱們今天就見到了。這也是傅作義將軍立了一大功。他帶了一個好頭。今後，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國民黨的軍隊，還可能這樣做。凡是要求和平解決的地方政府和軍隊，我們都歡迎。因為這樣做對國家對人民對他們自己都有好處。”
葉劍英又繼續說：“北平和平解放後，工廠照常生產，商店照常營業，學生照常上課。北平的政權機關和官辦機構，我們都派了軍代表接管。北平社會秩序很好，沒有發生騷亂。過去那些社會流氓也沒有敢出來搗亂。反動分子和潛伏下來的特務分子，現在還沒有公開進行破壞，對他們說，也許是時機不到。”
毛澤東說：“北平一切照常，這就好了。要對我們參加軍事管製的人員講清楚，我們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們還要能管好大城市。我們人民解放軍和全體黨政幹部，學會管理城市工作和學會做經濟工作，當前來說非常重要。”
周恩來說道：“我們在延安山溝裏的時候，既沒有大城市，也沒有大工業生產，許多外國朋友，包括美國朋友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人士，直到蔣介石政府裏的高級官員，像張治中將軍這類人，都稱讚我們不僅能打仗，將來勝利了，也完全能管理好大城市，管理好國家經濟。因為他們看透了蔣介石集團太腐敗了，離開了外國人就活不下去。我們沒有管理過大城市，但是我們看到蔣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辦法不行，我們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們管理得好。”
幾個人正在談論著，葉劍英往外一看，說：“盧溝橋快到了。”
聽葉劍英這麽一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忙往窗外看。由於天比較黑，隻模模糊糊看了個大概。
列車飛奔，一會兒便駛過了盧溝橋。毛澤東等人又繼續交談起來。
火車過了豐台車站之後，葉劍英對大家說：“再過不遠就能看到北平的城牆了，我們就算到了北平城了。”
聽說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興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牆。
葉劍英感慨地說：“我過去到過北平，那是在軍調部工作的時候。那時在北平，和國民黨的代表麵對麵地鬥爭了一年多。這一回，我比你們先到北平。這一次到北平，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樣。這一次是代表人民去接管北平，心情、環境大不一樣啊！”
毛澤東也說道：“我以前也到過北平，到現在，算起來整整30年了。”
“那時，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到北平的。還不錯，遇到了一位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釗同誌。在他的幫助下，我後來才成了馬列主義者。可惜呀，李大釗同誌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呀。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裏呢。”
毛澤東等人談著，談著，隻聽見火車汽笛一聲長鳴，接著就慢慢停下來，清華園火車站到了。
北平市委書記彭真、華北軍區司令員兼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聶榮臻、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等，在車站迎候中央首長的到來。看到毛澤東等下了火車，他們高興地走上前去和毛澤東等握手問候。接著，一行人坐上小臥車前往頤和園。
1949年3月25日，這是中共中央遷入北平的日子，從此，北平就成了中國的政治心髒。
中共中央遷入北平後，北平的接管工作，便得到了黨中央的直接指導。
“明星”的聲音回蕩在中南海
自從毛澤東和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後，轉眼間夏天就到了。
這是北平解放後的第一個夏天。
天氣已有幾分炎熱。耀眼的麗日懸掛在湛藍無際的天空，將這座新生的都市照得更加美麗，勃勃有生機。
在天安門城樓西側，有一片廣袤的水泊和雜置錯落的古代建築，它就是舉世聞名的中南海。
中南海是中海、南海的統稱，始建於遼、金、元、明三個朝代遞加增飾，至清朝則更臻完善，幾百年來一直是皇家園林，與北海一起被稱為“太液池”、“西海子”或“西苑”。
民國初年，袁世凱占據中南海作為大總統府。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將北京改為北平，第二年，中南海改成公園。北平解放前夕，這裏成為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部的所在地。
中共中央遷入北平後，中南海成了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地點，也成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商議國事，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和建立新中國的主要活動場地。
6月15日傍晚，夕陽把最後的餘輝抹上北平這座古城後，就從西山落下了，大街小巷已亮起了萬家燈火。
7時40分，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的百餘名代表已肅然地坐在勤政殿的座位上。
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這時走進了會場。
大廳內，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身穿深灰色中山裝，麵帶笑容向會議代表招手，然後坐在大會主席台右前排101號座位上。
周恩來坐在毛澤東的右邊，朱德則坐在其左邊。
周恩來擔任大會的臨時主席，並致開幕詞，宣布新政協籌備會正式成立和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
毛澤東走上了主席台。
又是一陣長時間的鼓掌。很多參加籌備會的代表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偉人的風姿和麵容。他們早就想見到這位指揮人民解放軍推翻蔣家王朝、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革命領袖。
待掌聲停止，毛澤東開始用那洪亮的湖南口音發表講話：“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今天開幕了。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力量，統一全中國，有係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全國人民希望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當這樣做。”
接著，毛澤東回憶了發起籌備新政協的過程，介紹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和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並提醒人們對帝國主義及中國殘餘反動勢力互相勾結、繼續破壞中國革命的各種陰謀活動要予以密切的注意。
毛澤東那洪亮的聲音在勤政殿裏回蕩著：“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全中國人民是如此熱烈地盼望我們召開會議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們現在開始的工作，是能夠滿足這個希望的，並且不需要多久的時間就能滿足這個希望。”
勤政殿，位於中南海瀛台島最北端。
瀛台，又名南台，也稱！台，東、南、西三麵臨水，是位於南海之中的半島。四周碧波如畫。島上，人造假山，奇峰峭壁，古木參天，遮天蔽日；黃瓦朱牆，雕梁畫柱，建築精巧，風景宜人，一如海上蓬萊，故名瀛台。這裏不僅是清皇宮遊幸避暑勝地，也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居園理朝聽政之所。
島北的勤政殿為清代所建。光緒時，皇帝與太後多居西苑，即以此作為聽政之處。
民國時，袁世凱將其改建成西式禮堂，作為接見外賓之處。
北平和平解放後，勤政殿又得到了改建。
30年前，毛澤東於1918年和1920年兩次來過北京。那時，他懷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大抱負，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來到北京，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對他的老師楊昌濟、李大釗等人一直念念不忘。
然而，他那時的生活條件是很清苦的。
1936年，他對美國作家斯諾回憶說：“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裏。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這大概是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30年後，56歲的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第一號領袖進入北平，在勤政殿這個帝王之殿聚集天下群英，商籌建國大計。這時再回想30年之前的事，感慨也就要更深了。
勤政殿主席台上，毛澤東用他那激昂有力、充滿信心的語氣結束了講話。他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最後，毛澤東高呼：“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民主聯合政府萬歲！”“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會場裏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暴風雨般的掌聲。
接著，朱德走上主席台發表講話。他說：“今天，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了。經過這個籌備會的工作，將要產生一個真正民主團結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並經過這個會議去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政權。中國的曆史，從此要進入一個新時代。全國人民都要感到萬分的興奮和愉快！”
22年前，朱德率領軍官教導團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成為這次起義的重要領導之一。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掌握武裝和領導人民大眾進行革命鬥爭的曆程。
現在，朱德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回首往昔追求革命真理和曲折的革命鬥爭的曆程時，禁不住心潮澎湃。
前線捷報頻傳，百餘萬人民解放軍自4月21日渡江後，已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蕪湖、南昌、九江、武昌、漢口等大城市；在華北和西北，也相繼解放了太原、大同、新鄉、安陽、西安等地。
朱德仿佛看到了前方戰場飄揚的戰旗、彌漫的硝煙，仿佛聽到了那激烈的廝殺聲……
他站在勤政殿的主席台上，向百多位參與新政協籌備的代表意味深長地說：“這一支中袖毛澤東同誌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戰略戰術的思想指導下而進行戰鬥的。國人民的武裝力量，是在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它經曆過無數次的考驗，也遭受過不少的挫折與失敗，但是它從來沒有在敵人麵前屈服。它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擁護與支持下，和敵人進行頑強的戰鬥，奪取了敵人的裝備而裝備了自己。今天，這一支人民武裝是空前的壯大起來，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了……它是在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誌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戰略戰術的思想指導下而進行戰鬥的。”
最後，朱德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向大家表示：人民解放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最忠實的支持者，現在是新政協及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最忠實的支持者和堅定不移的柱石。他預祝新政協籌備會的成功和新政協會議的迅速召開，預祝獨立、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即將出現於世界。
勤政殿又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在會上講話表示：新政協籌備會，是建設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開始，我們是以非常歡欣鼓舞的心情來參加的。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深謀遠慮地製定好共同建國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的方案。
民盟中央委員沈鈞儒在1946年參加過舊政協，現在又站在新政協籌備會會場的講台上發言，感歎說：“從舊的政治協商會議協議被蔣介石徹底撕毀，到今天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之日止，足足經過了三年整的時間。這三年整的時間，是用千百萬人民的血與淚寫成的曆史，是中國的革命對於反革命進行最後清算鬥爭的曆史，同時也就是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及偉大人民領袖毛澤東先生領導之下爭取徹底解放的曆史。”
這位73歲的老人目睹了20世紀上半個世紀中國政壇所發生的一切，深感人民民主政權來之不易。他充滿信心地表示：“鈞儒和此次民盟出席代表以及全體盟員深深地相信：在中國共產黨和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席領導之下，在籌備會全體同人的一致努力之下，我們一定能夠勝利完成曆史所賦予我們的使命。”
郭沫若代表無黨派民主人士在會上講話。那奔放的情感、浪漫的氣質、優美的語言，完全體現出他作為一位詩人政治家的特質。他說：“舊政協是反動派做主體，反動分子占絕對多數；新政協是革命的民主勢力做主體，反動分子是一個也不會參加了。”
“因此我感覺著，今天的新政協籌備會的開幕，正好像在黑暗中苦鬥著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線上來了。”
“我不能不以滿懷的熱誠，慶賀這新生的太陽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滿懷的熱誠，慶賀這新生的太陽永遠上升，永遠不會下降。”
“這是規模宏大的新民族形式的史詩的序幕，是畸形兒的舊民主主義轉換到新民主主義的光榮的開始。”
1946年1月，郭沫若作為社會賢達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舊政協。舊政協閉幕剛過十天，國民黨特務即襲擊了在校場口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李公仆、章乃器等民主人士被打得頭破血流，郭沫若也被歹徒抓住胸口，打得他眼鏡落地，額角紅腫，人也被推倒在地上，胸口還被狠狠踢了一腳……
然而，郭沫若並未屈服退讓。他對前來慰問的朋友們說：“我自己隻受了一點輕傷，算不了什麽，實現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還有許多血，我是準備第二次、第三次再去流血的的！”
郭沫若所盼望的民主，現在終於開始實現了，他怎麽能不激動而歡歌呢！
20萬人冒雨集會天安門
1949年7月7日，是七七事變12周年紀念日。
這一天，北平城，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但是，北平20萬群眾卻冒雨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七七抗戰20周年並慶祝新政協籌備會成立。
這一天，雖然天公不作美，但會場還是布置得壯麗而輝煌。
天安門城樓上，高懸著七個大宮燈，插著30麵紅旗。
城樓上，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
在兩幅畫像之間，是一個巨大的紅星，遠遠望去，閃爍奪目。
會議在下午召開。廣場上人山人海。到會的20萬人中，有北平市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等65個單位，以及各界市民。
為了紀念七七抗戰，大會首先鳴49響禮炮。
隨後開始演奏《義勇軍進行曲》。
天安門廣場上，風雨聲，禮炮聲，樂曲聲，響成一片。
大會在熱烈的掌聲中，通過了董必武、薄一波、聶榮臻、彭真、葉劍英、李錫九、許德珩、吳晗、韓卓儒、蕭明、李連山、張曉梅、錢瑞升、薛成業、許立群、古奇蹤、楊伯箴、鮑國寶、劉一峰等組成主席團。
然後，全體與會者起立，向抗戰中死難的烈士靜默致哀。
然後由主席團主席彭真講話。
接著，董必武、薄一波、葉劍英、李濟深以及沈鈞儒、許德衍、吳晗、蕭明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作了演講。
毛澤東、周恩來第一次登上天安門
說到毛澤東、周恩來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事，人們對此太熟悉了。這兩位領袖多少次登上了天安門？人們恐怕難以統計清楚。
但是，若問毛澤東、周恩來是什麽時候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呢？一般人可能回答不出來。要回答，也隻會回答他們是在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
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不是開國大典上第一次登上開安門的，而在此之前，1949年7月7日晚上9時20分就已登上天安門城樓了。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來到城樓上後，天安門廣場上的20萬人頓時響起了連續不斷的歡呼聲：
“毛主席萬歲！”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城樓上第一次聽到北平人民喊“毛主席萬歲”，他心裏十分激動和高興，馬上領著全體到會者高呼：
“中國人民萬歲！”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建設新中國！”
在巨雷般的掌聲與口號聲中，毛澤東、朱德、沈鈞儒，分別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及新政協籌備會，接受大會獻旗。
接著，毛澤東在全場的熱烈的歡呼聲中，又領著大家高呼：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反動派！”
“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簽訂和平條約！”
“爭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國人民團結萬歲！”
這時，雖然雨下得越來越大，但參加大會的20萬人卻情緒高昂地在大雨滂沱中跟著毛主席呼喊口號。
晚上十時半，宣布散會。但參加大會的人在傾盆大雨裏，在雄壯的軍樂聲中，在喧天的秧歌鼓聲中，高唱著，歡呼著。
662位政協代表產生的內幕
8月中旬的北京，氣候還是一年中最熱的季節。
蟬兒在樹上不知疲倦地鳴叫著，樹葉被烈日炙烤得發蔫。人們不停地搖著扇子，驅趕身上的熱氣。
雖然氣候炎熱，但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小組的代表們仍照舊緊張忙碌地工作著。
隨著新政協召開的日期一天天臨近，他們的工作也就日益緊張。
8月18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首席代表會聚在這裏，座談關於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問題。
出席會議的有李濟深、彭澤民、陳其尤、馬敘倫、周建人、張奚若等近30人。
當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就《政協代表名單協商經過情形》發了言。
他說：“新政協任務大，籌備會規定了參加單位45個，另設一特邀單位，範圍很廣，這是由於：”
（一）此次會議是首屆會議，是一個曆史的總結的會議，故其範圍包括一切參加奮鬥的方麵，直到最後對地方性的和平解決有貢獻者均包括在內；
（二）這次會議要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要製定憲法性的綱領與組織法。由於整個革命戰爭的發展具備了今天的條件，在去年的情況下，召集像今天這麽大規模的會議是較困難的。今天革命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開這個包括各方麵、各地區，範圍很廣的會議，這是根據政治環境的發展和需要來決定的。
會場裏雖然悶熱，但仍是靜悄悄的，大家聚精會神地聽著李維漢對兩個月來新政協代表名單協商經過情形的報告。
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是一件很複雜、很繁重又繁瑣的工作。它由新政協籌備會第一小組具體負責。
第一小組組長是李維漢，副組長是章伯鈞。組員有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彭澤民、曹孟君、譚平山、蔡廷鍇、陳其尤、聶榮臻、李立三、朱富勝、陳叔通、曾昭掄、許德珩、馮文彬、蔡暢、黃振聲、羅叔章、天寶、陳其瑗等人。秘書為於剛。
實際上，這項工作從1948年下半年就已開始。
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響應。而且第一批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後，即商議於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爾濱召開一個規模比較小的政治協商性質的會議，擬由30個單位，每單位6個人，共180人參加；然後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
隨後，由於人民解放軍進行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所以原來的設想也就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了，形勢的變化迫切需要召開一個具有更加廣泛的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國性大會，製定共同綱領，組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國。
這樣，經過各方麵協商，決定在北平召開新政協，並由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新的方案要求新的政協的陣容必須擴大，具有相當的廣泛性，足以代表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協籌備會和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決定》。
這個決議確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的名額，定為45個單位，代表名額510名。它包括：
黨派代表14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各16人；其他11個單位（中國民主建國會、無黨派民主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分別為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區域代表102人，其中西北、華北、華東、東北、華中等解放區各15人；華南解放區8人；內蒙古自治區6人；北平、天津兩直屬市6人；待解放區民主人士7人。
軍隊代表60人，其中人民解放軍總部及海空軍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戰軍各10人；華南人民解放軍8人。
團體代表206人，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各解放區農民團體各為16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全國工商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中華全國科學會議籌備委員會、全國教育界、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海外華僑民主人士等單位各15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各12人；自由職業界民主人士和國內少數民族各10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各人民團體各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為7人。
6月19日通過的這個決議還規定，凡參加新政協的各單位，其代表名額滿10人者，得推選候補代表2人；不滿10人者，得推選候補代表1人。候補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協商會議。
另外，還確定除已列的45個單位外，另設一特別邀請單位，其代表資格、名額與人選，均由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委會商定。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後，籌備會工作小組在李維漢的組織下，馬上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在8月18日的座談會上，李維漢還介紹說：“按照新政協的章程不能有反動分子參加，此為一原則性的界限，必須嚴格尊重。我們在工作中也極注意此問題，雖然現在的名單中，仍有個別的人，被人舉出帶政治性的材料，如果確切，自當送請其所屬單位考慮，我們希望參加的每一代表，不至有此種問題，名單最後還須請常委會考慮與選擇。”
“在上述原則下，我們盡可能照顧到各方麵，使能較適當配備。例如區域單位當中，中共和政府領導人，隻有一二人參加。其他名額，包括有工會、農民、婦女、文化、財經、私人工商業、民主人士等各方麵。軍隊單位高級領導人很少，盡量照顧到兵團的指戰員、戰鬥英雄及後勤衛生人員等，並注意起義的方麵；又如農民團體，照顧到各地區、待解放區，照顧各省的分配。關於華僑單位，我們同陳嘉庚先生商定，已照顧到各地名額的配備。又如少數民族的代表，實際上共有28位，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宗教單位原想物色一個天主教方麵的，但始終找不到合適的人。無黨派單位，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麵的代表，他們本身也是根據照顧各方麵的原則，來推選代表的。”
李維漢介紹完有關新政協代表名單協商經過情形後，參加座談會的各單位首席代表紛紛發言，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新政協籌備工作開展以後，全國各地各方麵要求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來函達28件之多。對此，新政協籌備會第一工作小組以及籌備會常委一一作了處理。
關於民社黨革新派是否可以參加新政協的問題，1948年10月高崗、李富春等同沈鈞儒、譚平山等民主人士商討時，就有不同的意見，因此沒有提出明確的意見。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上，各方麵對這個問題作了協商，認為民社黨革新派不宜作為一個政黨參加新政協。
6月中旬，民社黨革新派代表汪世銘自香港來到北平，通過李濟深、章伯鈞和陳叔通三人致函周恩來和李維漢，轉交了《民主社會黨黨內鬥爭經過》和《告全黨同誌書》，要求參加新政協。
在新政協籌備會全體會議期間，第一小組又研究了民社黨革新派的要求，提出了處理意見。
6月19日，李維漢在籌備會全體會上作了《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報告了第一小組的意見，指出民社黨革新派內確實存在民主分子，但就整體來說，確實成分複雜，不必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政協，有必要參加的民主分子，可以考慮個別邀請。
6月22日，沙彥楷代表民社黨革新派自上海致電毛澤東和新政協籌備會，聲稱：“貴會公布出席新政協45個單位，竟遺漏本黨名次，深為駭異”“祈即增列本黨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諾言，實民主前途之幸。”
6月27日，李維漢找到汪世銘，親自對他說：“民社黨革新派以其過去曆史來說，實在不算為一個民主黨派，直至去年提出‘五一’口號時，它還是動搖的。所以作為一個黨派來說，它現在應當結束。假如民盟同意，其成員可個別加入民盟。至於其中若幹民主分子可以由籌備會商量邀請其一二人參加。”
這次談話後不久，忽然發現了民社黨革新派出籠的《告全國同胞書》，內容很反動。
李維漢又找到汪世銘，當麵質問他：“民社黨革新派何以幹這樣的事？”
汪世銘顯得有點尷尬，回答說：“發表這份告全國同胞書的內情我不清楚。不過看了之後，我也感到這封告全國同胞書措詞太偏激，實為解決問題的阻礙。我往上海寫過信查問此事，但尚未得到回音。”
李維漢用嚴肅的語氣對汪說：“這份告同胞書不但內容反動，其本身也是民社黨革新派的一個反動的行動。如果你願意，希望能公開駁斥這份告同胞書上的觀點。”
後來汪世銘寫信進行了反駁，但駁的內容很少。
鑒於上述情況，新政協籌備會理所當然地拒絕民社黨革新派關於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並讓汪世銘向北平市公安局聲明其已解散。
為處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中央統戰部特意與該盟負責人許聞天談話，許介紹了他們的反蔣鬥爭和態度的轉變，並且說他們已為此犧牲了不少人。
李維漢表示“孫盟”中的陳惕廬確實因反對蔣介石被殺了，但他過去也確實是有罪的叛徒；還有劉不同，直到去年下半年，還在南京寫文章，一麵罵蔣介石，一麵罵中共和毛主席。作為團體，“孫盟”最好是結束，可個別加入民革。
對少年勞動黨、光複會、中國民治黨、中國農民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民主進步黨等組織，籌備會也進行了慎重的考慮，進行具體研究和分別處理。
對以上組織、團體中有民主運動曆史，在解放戰爭中有實際表現並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們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宣告結束後，新政協籌備會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有的則在聯合政府中作了適當安排。民社黨革新派的沙彥楷、汪世銘，“孫盟”中的許聞天、鄧昊明等，都是以個人身份被邀請參加了政協。少年勞動黨的安若定、光複會的周亞衛等，分別被安排為政務院參事等職務。1954年他們都被邀請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新政協的籌備過程中，政治標準的把握是十分嚴格的。
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共有14個。除中共及香港公開響應“五一”號召的十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外，依照標準又增加了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三個單位。
九三學社成立於1946年。它在解放戰爭中積極參加了民主運動，並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因其總部在北平，直接處在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聲明，所以直到北平解放時才提出來。但是，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符合參加新政協的條件和標準。
台盟是台灣愛國同胞組成的一個政治組織。它的主要成員參加和領導過1947年2月台灣同胞反對美蔣的“二二八”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於當年11月組織台盟，繼續進行革命活動，而且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台盟雖然是一個地區性組織，但它是台灣人民的一個革命組織，籌備會各單位一致同意台盟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至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組織。它成立時間雖比較晚，但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先鋒隊、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對革命的貢獻很大，而且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籌備會都一致讚成它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另外，簡稱“小民革”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是一個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同中共有密切聯係、對民主運動做出過一定貢獻的政治組織。由於民主革命即將在全國獲得勝利，“小民革”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便於1949年9月17日發表聲明，宣告結束。
聲明說：“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一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秘密組成的革命團體，因為人民民主革命獲得了基本的勝利，曆史條件已經變更，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現在公開宣告結束。”
“現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經獲得基本的勝利，國內反動殘餘力量就要全部肅清，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即將成立；本盟過去的曆史任務既已終結，原有的組織也就當然不必存在。在這光明、自由、民主、進步的新中國，本盟盟員都要參加廣大人民的各種工作隊伍，從事新時代的建設事業。”
“本盟中央委員會根據目前形勢和盟員的意誌，鄭重決議，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結束，並授權同人等代表本盟發表這個聲明。”
“小民革”結束後，大部分盟員參加了新政治學會，其領導人物絕大部分都分別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區域單位中被推選為代表，參加了新政協。
新政協代表人選的確定，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另一種是由本人申請。
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籌備會工作小組所有提名都逐個進行了審查，進行了反複研究。
當發現代表候選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況時，則反複進行了調查。籌備會時常為了某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與各地函電往返，多方協商，反複斟酌，費時達幾個星期之久。
對發現有問題的提名或申請人，因不宜參加政協，則取得推薦人的同意而撤銷，或對其本人加以說明。
有時，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參加討論，以確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選。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後，經過籌備會反複協商，征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名額和名單，共分為五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類共有45個單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
第五類即特邀代表確定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達662人。
中央統戰部把新政協籌備會確定的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成一本很厚的表冊，送到中共中央，最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把表冊翻了翻，幽默而風趣地對身邊的人說：“這是一部天書。”
上了這部“天書”名單的人，具有相當的廣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和宗教界等方麵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時期為人民事業做出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協籌備會在確定代表時，吸收了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曆史時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連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後來同情革命，並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選為新政協代表。
為了廣泛吸收各方麵的代表人物，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中，專列“特別邀請人士”一類。在這個單位中，有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的堅強戰士宋慶齡，她被選為特邀單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有中國近代海軍耆宿薩鎮冰；有老同盟會會員張難先；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有曾經是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的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的重要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有老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誌韋和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此外，還有工農方麵的勞動模範、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
對當時尚未解放地區，新政協籌備會也邀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政協，並決定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給這些地區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額，使這些地區解放後可以派代表參加。
以上情況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協籌備會的考慮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國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階段和各方麵人士的積極作用，並盡可能團結各個方麵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建設新中國。
在擬定的新政協代表名單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數民族的代表和婦女代表少了些。
少數民族代表實際共有28位，占4.23%，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
李維漢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這是因為革命的發展，在少數民族地區，比較遲了一些。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別區，也有代表參加。”
為了物色少數民族代表，新政協籌備會費了很大的力氣。
李維漢為此事專門同朱早觀、奎璧、楊靜仁、天寶等少數民族代表進行座談討論，但在物色人選以及交通等方麵都困難重重。
在物色少數民族代表人選時，最大的一個疏漏就是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雖然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人，但不是作為滿族代表出席新政協的。
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公布後，北平城的滿族群眾因沒有代表產生了失落被棄的感覺，有些滿族人為此事哭泣流淚。
這一情況後來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了之後感到遺憾，同情地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啊！”
解放後，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物色和補充了滿族代表。
關於婦女代表，周恩來第一次就新政協會議的一些問題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見時，史良女士對參加會議的婦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銳的意見。
雍容大度的周恩來對史良的批評態度毫不計較，反而稱讚史良的意見提得好。他表示：
“關於婦女代表，黨中央也很重視和注意這個問題。你放心，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歧視的。”
聽了周恩來的話，史良舒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六國飯店內發生了一場國號之爭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後，下設的六個工作小組於6月18日各自舉行了第一次小組全體會議。
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的安排，由第二小組負責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由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第二小組組長為譚平山，副組長為周新民。組員有李德全、符定一、史良、葉聖陶、沈茲九等21人，秘書為陳昭。
在6月18日會議上，第二小組討論了本組的工作。組員們就新政協的任務及其存續性交換了看法。最後推定譚平山、周新民、王紹鏊、葉聖陶、沈茲九五人起草討論提綱。
十天後，第二小組於6月28日召集了第二次會議。
根據討論提綱的安排，這次會議已開始研討新政協組織的基本組成起草委員會。
起草委員會又推周新民、史良起草新政協組織法的初稿。
周、史兩人冒著酷暑苦戰幾天，拿出了初稿，首先是在起草委員會內進行討論，然後征詢各方麵的意見，一再加以修改。
8月18日，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第二小組在中南海勤政殿裏舉行第三次會議，對草案進行了討論修改。經過一番文字整理潤色，然後上交給籌備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草案經常委會通過後，第二小組於9月15日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根據常委會的修改意見進行了處理，並對文字進一步加以整理，然後送常委會提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在原則上獲得了會議的通過。
經過若幹次的討論修改，該草案正式取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
為什麽會叫這個名稱呢？主要是當時考慮到出席新政協的代表達660多人，就成分來說，從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到民族資產階級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區來說，從東北的黑龍江，到西北的新疆，到東南的瓊崖、台灣，各省區都有代表出席，還包括少數民族和國外僑胞。這是一次四麵八方的大團結，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大盛會，所以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更能反映新政協大會的特點和本質。
9月22日，第二小組組長譚平山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報告，介紹了起草和修改這個組織法的經過。
9月2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舉行會議，對該草案進行了最後的審議。
9月27日，這個組織法被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通過。
政協組織法在起草過程中雖有多次修改，但討論中意見爭論不大，因而可以說是比較順利的。
與它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起草過程就複雜一些了。
籌備會第四小組擔負了起草這個組織法的任務。
第四小組組長為董必武，副組長為黃炎培。黃不在北平時，由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代替。秘書為賴亞力。組員有張文、沈鈞儒、張東蓀、胡厥文等22人，全組共有25人。
6月18日，第四小組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會上廣泛地交換了意見。由於沒有準備，沒有參考資料，有點漫談的性質。會上推舉張誌讓等七人先準備一個討論提綱，以便小組全體會上討論時，可獲得若幹基本的共同意見。
7月8日，第四小組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會議根據所擬的“政府組織法中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推定董必武、張奚若、閻寶航、王昆侖、張誌讓五人負責起草政府組織法的初步草案。
隨後，起草委員會於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先後三次開會，征詢了錢瑞升、王之相、鄧初民等政法方麵的專家的意見，寫成了政府組織法的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組召開了第三次全體會議，修正通過了組織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協籌備會的常委會。
此後，常委會於8月26日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指定黃炎培、馬敘倫、張奚若、李立三和董必武對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
8月30日，以上五人聚集開會，進行討論修改。
9月13日，常委會召開第五次會議，對政府組織法草案作了文字修改。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原則上通過政府組織法草案，然後提交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通過。
在起草政府組織法草案的過程中，第四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對國家屬性、政府組織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製、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產生的方法、人民委員會的組織、最高行政機構的名稱、政務院及其下屬各部機構的組織，還有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署的組織和隸屬關係等問題的討論，意見基本上趨於一致，沒什麽大的爭論。
意見分歧最大，爭論最激烈的是關於新中國的國號：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麵是否要加上“中華民國”的簡稱？
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致辭時，最後呼喊的三個口號，有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在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提出了質疑。
張奚若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張奚若一副學者風度，語調顯得有點激動，繼續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製，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再說，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張奚若發言後，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雷潔瓊說：“如果國名太長，使用時不作全稱即須注明是簡稱。”
黃炎培和張誌讓兩人主張要用民主二字，他們的看法被整理為書麵意見：“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以後經過反複討論和征求意見，確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報告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經過時說：“國家名稱的問題，本來過去寫文章或演講，許多人都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張誌讓兩先生曾寫過一個節略，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第四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張奚若先生以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現在采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我們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然而，這時在國號後麵仍拖著一個“尾巴”。在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的國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都帶著一個括號，裏麵寫著“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這容易使人把它與辛亥革命時建立的“中華民國”混為一談，造成誤解。
9月25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裏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麵寫著：
“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請出席。”
接到這種請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歲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應邀者按時趕到六國飯店。計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詳、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黃炎培、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沈雁冰等。他們中隻有幾位不到70歲。
周恩來主持宴會。
宴會之前，周恩來要人關閉了餐廳的大門，開始講話：“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有三幾個人不是，來聽長者的發言。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麽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周恩來說完後，民建代表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我國老百姓教育很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三年一屆，三年之後，我們再來除掉，並無不可。”
接著，辛亥革命老人、72歲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發言。她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讚成，我就不堅持我的意見。”
第三個發言的周致祥。這位清朝末年的進士在辛亥革命後隱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寫“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
他態度堅決，反對用簡稱，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麽‘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苦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年高83歲，耳聰目明，但聽不懂北方漢話，這次由司徒丙鶴陪同赴北平參加新政協。在今天的會上，也由司徒丙鶴把別人的發言口譯給他聽。
聽了之後，司徒美堂激動得站起來，要求發言。
宴會廳裏這裏顯得很安靜了，大家等待著聽這位老人的意見。
他說：我沒有什麽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官國”，與‘民’無涉。22年來更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麽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得改好，為什麽要三年之後才改？語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麽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
司徒美堂的這番話，快言直語，痛快淋漓，擲地有聲。他一說完，大廳裏頓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眾人齊聲稱好。
曾以痛罵國民黨官僚資本而出名的馬寅初也站起來，表示說：“我完全擁護剛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張。括號中的簡稱不倫不類，不像話，應該去掉！”
民盟領導人張瀾老先生，重慶談判時毛澤東當麵稱讚他“老成謀國”，這時表示：“我也反對用什麽簡稱。”
陳叔通也讚成此議。
教育學家車向忱讚成去掉簡稱，並補充說：“如果說人民一時不接受新國號，這隻是一個宣傳教育問題。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次革命政權的性質，萬萬不可因噎廢食。老百姓是否反對用新國號呢？我看不見得。”接著，法律專家沈鈞儒從法律的角度對簡稱問題進行了解釋。他說：“如果有些群眾還要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於堂堂的三大文件裏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遍觀世界各國國號，隻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時，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中華民國’。”
陳嘉庚這時也站起來講話。他一口廈門話，旁人聽不懂，由秘書莊明理翻譯成普通話。
他說：“我也不同意用括號裏的簡稱。大家對‘中華民國’決無好感，落後的人可能一時不會習慣，但過些時候就會好了。”
會上的態度成了一邊倒，除黃炎培主張用‘中華民國’簡稱外，其他的人幾乎都反對用這個簡稱。
最後，周恩來作小結，介紹了文件草案上有這個括號中的“簡稱中華民國”的緣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發表的意見綜合送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參考，並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後決定。”
待周恩來講完話，已是下午一時半。宴席開始。
黃炎培和簡玉階是素食者，另單設素席。簡玉階每飯必先禱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這樣，表情顯得十分嚴肅。
當他還在禱告上帝時，其他吃葷席的人已是談笑風生，互相敬酒，一派歡樂的氣氛。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一致同意和決定：去掉國號後麵“中華民國”的簡稱。
政協代表們認為，簡稱“中華民國”去掉，不等於把中華民國過去革命的曆史意義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曆史意義的。這一點在毛澤東開幕詞中也講過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香煙，邊抽邊對警衛戰士說：“咱們沒想到，蔣介石更沒想到。”
聽說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興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牆。
毛澤東身穿深灰色中山裝，麵帶笑容向會議代表招手，然後坐在大會主席台右前排101號座位上。
這大概是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
郭沫若代表無黨派民主人士在會上講話。完全體現出他作為一位詩人政治家的特質。
為了紀念七七抗戰，大會首先鳴49響禮炮。
為了物色少數民族代表，新政協籌備會費了很大的力氣。
毛澤東、周恩來“進京趕考”
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是1949年3月23日離開西北坡、向北平進發的。當天上午十點，衛士長李銀橋把毛澤東叫醒。
這天淩晨3點多，毛澤東還在工作。毛澤東的習慣是夜間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時才上床休息。
毛澤東揉了揉眼睛，問道：“銀橋，幾點了？”
李銀橋說：“快10點了。”
毛澤東埋怨他：“要你9點以前叫醒我，為什麽現在才叫？”
李銀橋回答：“這是周副主席的意思。周副主席說，你晚上三四點鍾才休息的，不讓急著叫你起床，讓你多睡一會兒。休息好，怕你路上太疲勞。”
既然是老戰友對自己的關心，毛澤東也就沒有再說什麽。
吃過飯後，毛澤東帶好手頭上用的東西，剛走出門口，周恩來就迎了上去。
周恩來問道：“主席，沒休息好吧？”
毛澤東說：“休息好了，我隻要睡四五個小時，精神就很好了。”
周恩來說：“多休息一會兒好，長時間坐車也是很累的。”
毛澤東風趣地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很高興阿。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
毛澤東把赴平說成是進京“趕考”，這個比喻是意味深長的。
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自信地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11輛吉普車排成一大溜停在西柏坡村邊的大路旁，一大早，司機就發動車，檢查有沒有毛病，最後確信都沒有什麽問題。司機和保衛人員在旁邊整裝待命。
上午11時左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王稼祥、李立三、楊尚昆、陸定一、胡喬木等人，在工作人員的簇擁下，向吉普車隊走過來。
毛澤東上車前，再一次回頭凝視著西柏坡，向西柏坡默默地告別。
毛澤東在西柏坡呆了約有十個月。他熟悉這裏的一切，他喜歡呼吸這裏的新鮮空氣，喜歡這裏寧靜的山間小道，更喜歡柏坡嶺上那一片翠柏。在這裏，他指揮了舉世聞名的三大戰役。在一間僅有16.3平方米的小小民房裏，他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這裏的一切都使他留戀，都使他難以忘懷！
“主席，該上車了。”李銀橋小聲地提醒他。
毛澤東坐上了為他準備的吉普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也都依次坐上吉普車。
車隊發動了，冒出一團團青煙。隨著馬達的轟鳴聲，一支浩浩蕩蕩的草綠色的吉普車隊駛離西柏坡。
車隊最前麵的一輛是帶路車，緊挨著的便是毛澤東的中吉普，其後是其他中央首長的車子。在吉普車隊後麵，是十輛大卡車，其中五輛拉的是少數機關工作人員和行李，另外五輛是中央警衛團的手槍連和一個步兵排。
車隊沿著山間大路，向東北方向駛去。不久，就來到了華北大平原。到了大平原，車上人們的視野頓時開闊起來。
這天的天氣很好，春風吹過，帶來陣陣暖意。毛澤東神采奕奕，興致很高坐在車上，透過玻璃窗，欣賞著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的春色。
有些常年在山溝、農村生活和戰鬥的戰士，急切想看到鐵路和火車，問閻長林：“你說平原上有鐵路和火車，怎麽看不見呀？”
閻長林說：“你別急，有你看的鐵路和火車。”
毛澤東也不斷地加入到警衛戰士們的談話中去，和他們說說笑笑。
毛澤東問閻長林等：“今天又是3月份，為什麽老在3月份咱們有行動呢？你們記得這幾次行動的時間嗎？你們說說。”
閻長林說：“1947年3月18日我們撤離延安。”
毛澤東搬起一個指頭，又問：“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1號，我們由陝北米脂縣的楊家溝出發，向華北前進。”
毛澤東搬起第二個指頭，說：“今天是3月23號，與去年3月21號隻差兩天，我們又向北平前進了。”毛澤東又搬起了第三個指頭，然後又說：“三年三次大行動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該解放全中國了。等全中國解放了，我們再也不搬家了。”
毛澤東的話，引得同車的人都大笑起來。
毛澤東又問大家：“北平是要進的，但是沒有想到這麽快。你們想想，這是什麽原因？”閻長林說：“主席講過，三年到五年打敗蔣介石，五年以後打敗蔣介石也很好啊。我們也沒有想到，撤離延安兩年就進北平了。”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香煙，邊抽邊對警衛戰士說：“咱們沒想到，蔣介石更沒想到。他天天想消滅我們，反而被我們消滅了。他向他的主子美國要錢，要物，要新式武器，把抗日戰爭時期留在大後方的軍隊拉出來，用美國武器裝備起來，又用美國海上的輪船、陸地的汽車和火車、空中的飛機，把軍隊送到前線。蔣介石向美國誇下海口，要三至六個月消滅我們。他們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資保證。我們人少武器差，又缺吃少穿，什麽都沒有保證。但是，他沒有能消滅我們，反而被我們打敗了。這是什麽原因呢？有什麽奧妙呢？道理很簡單。這就是因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反人民的，是非正義的，人民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人民也反對他再繼續殘酷地剝削人民，壓迫人民。人心向背，這就決定了我們必定勝利，蔣介石必定失敗。”
汽車在高低不平的路上繼續前進，村莊、小河、果園不斷地被拋在身後。車隊經過的地方，所看到的人，要麽是婦女和老人，要麽是小孩兒，很少能看到青壯年男子。
閻長林看到這種情況，就對毛澤東說：“主席，你看，農村幾乎沒有青壯年男勞力了，幹活的都是婦女、上歲數的人和小孩子。”
毛澤東歎了一口氣，說：“是呀，為了戰爭的勝利，農民們付出了多麽大的代價。整個解放戰爭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援，要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革命勝利後，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恢複和發展生產，要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
由於路是土路，不好走，車子不能開得太快，當天晚上，中共中央的車隊在唐縣附近的淑閭村停下休息。
24日，毛澤東一行到達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
吃過中午飯後，在會議室裏，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首長匯報了工作。
下午三點多，毛澤東等人離開保定，前往涿縣。
當晚，葉劍英與滕代遠從北平來到涿縣，迎接毛澤東等進入北平。
葉劍英將具體的安排告訴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他說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改乘火車進北平，經過豐台，然後開到清華園火車站，下火車後，再乘汽車夜宿頤和園。3月25日下午，在西苑飛機場舉行入城式，檢閱部隊，接受各界代表的歡迎，與民主人士見麵。
葉劍英、滕代遠和毛澤東等，又具體商量了從涿縣出發的問題，決定明天淩晨兩點，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胡喬木等先乘火車進北平，其餘同誌乘汽車隨中央機關明日出發。
淩晨，迎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專列已在涿縣火車站等候。
中共中央領導人坐上專列後，隨著汽笛一聲長鳴，列車呼嘯著向北平駛去。
專列有兩節軟臥車廂，每位中央領導都住了一個房間。
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葉劍英、滕代遠等先後來到毛澤東的住處。葉劍英向書記處的五大書記匯報了北平的情況。
葉劍英說：“北平這次和平解決，所有的名勝古跡都受到保護，沒有遭到任何損失和破壞。城裏的生產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稱讚共產黨偉大，說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北平，北平也不知道變成什麽樣子呢。北平和平解放後，不少民主人士來到了北平。也有不少民主人士來信來電，表示了他們的心情，堅決擁護共產黨，要和共產黨更好地合作，希望共產黨在北平成立全國性的政府，更好地宣傳，爭取更多的愛國進步人士。和平解放北平，這也是一大奇跡，在古今中外的戰史上，國都、大城市，不是打不下來被迫退兵，就是強行攻占，將敵人消滅。有條件的和平解放，在戰史上是不多見的。”
毛澤東高興地說道：“戰史上不多見，咱們今天就見到了。這也是傅作義將軍立了一大功。他帶了一個好頭。今後，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國民黨的軍隊，還可能這樣做。凡是要求和平解決的地方政府和軍隊，我們都歡迎。因為這樣做對國家對人民對他們自己都有好處。”
葉劍英又繼續說：“北平和平解放後，工廠照常生產，商店照常營業，學生照常上課。北平的政權機關和官辦機構，我們都派了軍代表接管。北平社會秩序很好，沒有發生騷亂。過去那些社會流氓也沒有敢出來搗亂。反動分子和潛伏下來的特務分子，現在還沒有公開進行破壞，對他們說，也許是時機不到。”
毛澤東說：“北平一切照常，這就好了。要對我們參加軍事管製的人員講清楚，我們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們還要能管好大城市。我們人民解放軍和全體黨政幹部，學會管理城市工作和學會做經濟工作，當前來說非常重要。”
周恩來說道：“我們在延安山溝裏的時候，既沒有大城市，也沒有大工業生產，許多外國朋友，包括美國朋友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人士，直到蔣介石政府裏的高級官員，像張治中將軍這類人，都稱讚我們不僅能打仗，將來勝利了，也完全能管理好大城市，管理好國家經濟。因為他們看透了蔣介石集團太腐敗了，離開了外國人就活不下去。我們沒有管理過大城市，但是我們看到蔣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辦法不行，我們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們管理得好。”
幾個人正在談論著，葉劍英往外一看，說：“盧溝橋快到了。”
聽葉劍英這麽一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忙往窗外看。由於天比較黑，隻模模糊糊看了個大概。
列車飛奔，一會兒便駛過了盧溝橋。毛澤東等人又繼續交談起來。
火車過了豐台車站之後，葉劍英對大家說：“再過不遠就能看到北平的城牆了，我們就算到了北平城了。”
聽說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興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牆。
葉劍英感慨地說：“我過去到過北平，那是在軍調部工作的時候。那時在北平，和國民黨的代表麵對麵地鬥爭了一年多。這一回，我比你們先到北平。這一次到北平，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樣。這一次是代表人民去接管北平，心情、環境大不一樣啊！”
毛澤東也說道：“我以前也到過北平，到現在，算起來整整30年了。”
“那時，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到北平的。還不錯，遇到了一位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釗同誌。在他的幫助下，我後來才成了馬列主義者。可惜呀，李大釗同誌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呀。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裏呢。”
毛澤東等人談著，談著，隻聽見火車汽笛一聲長鳴，接著就慢慢停下來，清華園火車站到了。
北平市委書記彭真、華北軍區司令員兼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聶榮臻、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等，在車站迎候中央首長的到來。看到毛澤東等下了火車，他們高興地走上前去和毛澤東等握手問候。接著，一行人坐上小臥車前往頤和園。
1949年3月25日，這是中共中央遷入北平的日子，從此，北平就成了中國的政治心髒。
中共中央遷入北平後，北平的接管工作，便得到了黨中央的直接指導。
“明星”的聲音回蕩在中南海
自從毛澤東和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後，轉眼間夏天就到了。
這是北平解放後的第一個夏天。
天氣已有幾分炎熱。耀眼的麗日懸掛在湛藍無際的天空，將這座新生的都市照得更加美麗，勃勃有生機。
在天安門城樓西側，有一片廣袤的水泊和雜置錯落的古代建築，它就是舉世聞名的中南海。
中南海是中海、南海的統稱，始建於遼、金、元、明三個朝代遞加增飾，至清朝則更臻完善，幾百年來一直是皇家園林，與北海一起被稱為“太液池”、“西海子”或“西苑”。
民國初年，袁世凱占據中南海作為大總統府。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將北京改為北平，第二年，中南海改成公園。北平解放前夕，這裏成為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部的所在地。
中共中央遷入北平後，中南海成了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地點，也成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商議國事，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和建立新中國的主要活動場地。
6月15日傍晚，夕陽把最後的餘輝抹上北平這座古城後，就從西山落下了，大街小巷已亮起了萬家燈火。
7時40分，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的百餘名代表已肅然地坐在勤政殿的座位上。
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這時走進了會場。
大廳內，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身穿深灰色中山裝，麵帶笑容向會議代表招手，然後坐在大會主席台右前排101號座位上。
周恩來坐在毛澤東的右邊，朱德則坐在其左邊。
周恩來擔任大會的臨時主席，並致開幕詞，宣布新政協籌備會正式成立和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
毛澤東走上了主席台。
又是一陣長時間的鼓掌。很多參加籌備會的代表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偉人的風姿和麵容。他們早就想見到這位指揮人民解放軍推翻蔣家王朝、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革命領袖。
待掌聲停止，毛澤東開始用那洪亮的湖南口音發表講話：“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今天開幕了。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力量，統一全中國，有係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全國人民希望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當這樣做。”
接著，毛澤東回憶了發起籌備新政協的過程，介紹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和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並提醒人們對帝國主義及中國殘餘反動勢力互相勾結、繼續破壞中國革命的各種陰謀活動要予以密切的注意。
毛澤東那洪亮的聲音在勤政殿裏回蕩著：“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全中國人民是如此熱烈地盼望我們召開會議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們現在開始的工作，是能夠滿足這個希望的，並且不需要多久的時間就能滿足這個希望。”
勤政殿，位於中南海瀛台島最北端。
瀛台，又名南台，也稱！台，東、南、西三麵臨水，是位於南海之中的半島。四周碧波如畫。島上，人造假山，奇峰峭壁，古木參天，遮天蔽日；黃瓦朱牆，雕梁畫柱，建築精巧，風景宜人，一如海上蓬萊，故名瀛台。這裏不僅是清皇宮遊幸避暑勝地，也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居園理朝聽政之所。
島北的勤政殿為清代所建。光緒時，皇帝與太後多居西苑，即以此作為聽政之處。
民國時，袁世凱將其改建成西式禮堂，作為接見外賓之處。
北平和平解放後，勤政殿又得到了改建。
30年前，毛澤東於1918年和1920年兩次來過北京。那時，他懷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大抱負，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來到北京，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對他的老師楊昌濟、李大釗等人一直念念不忘。
然而，他那時的生活條件是很清苦的。
1936年，他對美國作家斯諾回憶說：“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裏。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這大概是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30年後，56歲的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第一號領袖進入北平，在勤政殿這個帝王之殿聚集天下群英，商籌建國大計。這時再回想30年之前的事，感慨也就要更深了。
勤政殿主席台上，毛澤東用他那激昂有力、充滿信心的語氣結束了講話。他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最後，毛澤東高呼：“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民主聯合政府萬歲！”“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會場裏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暴風雨般的掌聲。
接著，朱德走上主席台發表講話。他說：“今天，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了。經過這個籌備會的工作，將要產生一個真正民主團結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並經過這個會議去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政權。中國的曆史，從此要進入一個新時代。全國人民都要感到萬分的興奮和愉快！”
22年前，朱德率領軍官教導團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成為這次起義的重要領導之一。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掌握武裝和領導人民大眾進行革命鬥爭的曆程。
現在，朱德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回首往昔追求革命真理和曲折的革命鬥爭的曆程時，禁不住心潮澎湃。
前線捷報頻傳，百餘萬人民解放軍自4月21日渡江後，已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蕪湖、南昌、九江、武昌、漢口等大城市；在華北和西北，也相繼解放了太原、大同、新鄉、安陽、西安等地。
朱德仿佛看到了前方戰場飄揚的戰旗、彌漫的硝煙，仿佛聽到了那激烈的廝殺聲……
他站在勤政殿的主席台上，向百多位參與新政協籌備的代表意味深長地說：“這一支中袖毛澤東同誌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戰略戰術的思想指導下而進行戰鬥的。國人民的武裝力量，是在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它經曆過無數次的考驗，也遭受過不少的挫折與失敗，但是它從來沒有在敵人麵前屈服。它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擁護與支持下，和敵人進行頑強的戰鬥，奪取了敵人的裝備而裝備了自己。今天，這一支人民武裝是空前的壯大起來，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了……它是在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誌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戰略戰術的思想指導下而進行戰鬥的。”
最後，朱德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向大家表示：人民解放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最忠實的支持者，現在是新政協及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最忠實的支持者和堅定不移的柱石。他預祝新政協籌備會的成功和新政協會議的迅速召開，預祝獨立、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即將出現於世界。
勤政殿又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在會上講話表示：新政協籌備會，是建設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開始，我們是以非常歡欣鼓舞的心情來參加的。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深謀遠慮地製定好共同建國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的方案。
民盟中央委員沈鈞儒在1946年參加過舊政協，現在又站在新政協籌備會會場的講台上發言，感歎說：“從舊的政治協商會議協議被蔣介石徹底撕毀，到今天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之日止，足足經過了三年整的時間。這三年整的時間，是用千百萬人民的血與淚寫成的曆史，是中國的革命對於反革命進行最後清算鬥爭的曆史，同時也就是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及偉大人民領袖毛澤東先生領導之下爭取徹底解放的曆史。”
這位73歲的老人目睹了20世紀上半個世紀中國政壇所發生的一切，深感人民民主政權來之不易。他充滿信心地表示：“鈞儒和此次民盟出席代表以及全體盟員深深地相信：在中國共產黨和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席領導之下，在籌備會全體同人的一致努力之下，我們一定能夠勝利完成曆史所賦予我們的使命。”
郭沫若代表無黨派民主人士在會上講話。那奔放的情感、浪漫的氣質、優美的語言，完全體現出他作為一位詩人政治家的特質。他說：“舊政協是反動派做主體，反動分子占絕對多數；新政協是革命的民主勢力做主體，反動分子是一個也不會參加了。”
“因此我感覺著，今天的新政協籌備會的開幕，正好像在黑暗中苦鬥著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線上來了。”
“我不能不以滿懷的熱誠，慶賀這新生的太陽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滿懷的熱誠，慶賀這新生的太陽永遠上升，永遠不會下降。”
“這是規模宏大的新民族形式的史詩的序幕，是畸形兒的舊民主主義轉換到新民主主義的光榮的開始。”
1946年1月，郭沫若作為社會賢達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舊政協。舊政協閉幕剛過十天，國民黨特務即襲擊了在校場口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李公仆、章乃器等民主人士被打得頭破血流，郭沫若也被歹徒抓住胸口，打得他眼鏡落地，額角紅腫，人也被推倒在地上，胸口還被狠狠踢了一腳……
然而，郭沫若並未屈服退讓。他對前來慰問的朋友們說：“我自己隻受了一點輕傷，算不了什麽，實現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還有許多血，我是準備第二次、第三次再去流血的的！”
郭沫若所盼望的民主，現在終於開始實現了，他怎麽能不激動而歡歌呢！
20萬人冒雨集會天安門
1949年7月7日，是七七事變12周年紀念日。
這一天，北平城，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但是，北平20萬群眾卻冒雨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七七抗戰20周年並慶祝新政協籌備會成立。
這一天，雖然天公不作美，但會場還是布置得壯麗而輝煌。
天安門城樓上，高懸著七個大宮燈，插著30麵紅旗。
城樓上，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
在兩幅畫像之間，是一個巨大的紅星，遠遠望去，閃爍奪目。
會議在下午召開。廣場上人山人海。到會的20萬人中，有北平市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等65個單位，以及各界市民。
為了紀念七七抗戰，大會首先鳴49響禮炮。
隨後開始演奏《義勇軍進行曲》。
天安門廣場上，風雨聲，禮炮聲，樂曲聲，響成一片。
大會在熱烈的掌聲中，通過了董必武、薄一波、聶榮臻、彭真、葉劍英、李錫九、許德珩、吳晗、韓卓儒、蕭明、李連山、張曉梅、錢瑞升、薛成業、許立群、古奇蹤、楊伯箴、鮑國寶、劉一峰等組成主席團。
然後，全體與會者起立，向抗戰中死難的烈士靜默致哀。
然後由主席團主席彭真講話。
接著，董必武、薄一波、葉劍英、李濟深以及沈鈞儒、許德衍、吳晗、蕭明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作了演講。
毛澤東、周恩來第一次登上天安門
說到毛澤東、周恩來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事，人們對此太熟悉了。這兩位領袖多少次登上了天安門？人們恐怕難以統計清楚。
但是，若問毛澤東、周恩來是什麽時候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呢？一般人可能回答不出來。要回答，也隻會回答他們是在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
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不是開國大典上第一次登上開安門的，而在此之前，1949年7月7日晚上9時20分就已登上天安門城樓了。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來到城樓上後，天安門廣場上的20萬人頓時響起了連續不斷的歡呼聲：
“毛主席萬歲！”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城樓上第一次聽到北平人民喊“毛主席萬歲”，他心裏十分激動和高興，馬上領著全體到會者高呼：
“中國人民萬歲！”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建設新中國！”
在巨雷般的掌聲與口號聲中，毛澤東、朱德、沈鈞儒，分別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及新政協籌備會，接受大會獻旗。
接著，毛澤東在全場的熱烈的歡呼聲中，又領著大家高呼：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反動派！”
“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簽訂和平條約！”
“爭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國人民團結萬歲！”
這時，雖然雨下得越來越大，但參加大會的20萬人卻情緒高昂地在大雨滂沱中跟著毛主席呼喊口號。
晚上十時半，宣布散會。但參加大會的人在傾盆大雨裏，在雄壯的軍樂聲中，在喧天的秧歌鼓聲中，高唱著，歡呼著。
662位政協代表產生的內幕
8月中旬的北京，氣候還是一年中最熱的季節。
蟬兒在樹上不知疲倦地鳴叫著，樹葉被烈日炙烤得發蔫。人們不停地搖著扇子，驅趕身上的熱氣。
雖然氣候炎熱，但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小組的代表們仍照舊緊張忙碌地工作著。
隨著新政協召開的日期一天天臨近，他們的工作也就日益緊張。
8月18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首席代表會聚在這裏，座談關於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問題。
出席會議的有李濟深、彭澤民、陳其尤、馬敘倫、周建人、張奚若等近30人。
當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就《政協代表名單協商經過情形》發了言。
他說：“新政協任務大，籌備會規定了參加單位45個，另設一特邀單位，範圍很廣，這是由於：”
（一）此次會議是首屆會議，是一個曆史的總結的會議，故其範圍包括一切參加奮鬥的方麵，直到最後對地方性的和平解決有貢獻者均包括在內；
（二）這次會議要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要製定憲法性的綱領與組織法。由於整個革命戰爭的發展具備了今天的條件，在去年的情況下，召集像今天這麽大規模的會議是較困難的。今天革命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開這個包括各方麵、各地區，範圍很廣的會議，這是根據政治環境的發展和需要來決定的。
會場裏雖然悶熱，但仍是靜悄悄的，大家聚精會神地聽著李維漢對兩個月來新政協代表名單協商經過情形的報告。
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是一件很複雜、很繁重又繁瑣的工作。它由新政協籌備會第一小組具體負責。
第一小組組長是李維漢，副組長是章伯鈞。組員有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彭澤民、曹孟君、譚平山、蔡廷鍇、陳其尤、聶榮臻、李立三、朱富勝、陳叔通、曾昭掄、許德珩、馮文彬、蔡暢、黃振聲、羅叔章、天寶、陳其瑗等人。秘書為於剛。
實際上，這項工作從1948年下半年就已開始。
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響應。而且第一批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後，即商議於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爾濱召開一個規模比較小的政治協商性質的會議，擬由30個單位，每單位6個人，共180人參加；然後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
隨後，由於人民解放軍進行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所以原來的設想也就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了，形勢的變化迫切需要召開一個具有更加廣泛的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國性大會，製定共同綱領，組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國。
這樣，經過各方麵協商，決定在北平召開新政協，並由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新的方案要求新的政協的陣容必須擴大，具有相當的廣泛性，足以代表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協籌備會和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決定》。
這個決議確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的名額，定為45個單位，代表名額510名。它包括：
黨派代表14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各16人；其他11個單位（中國民主建國會、無黨派民主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分別為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區域代表102人，其中西北、華北、華東、東北、華中等解放區各15人；華南解放區8人；內蒙古自治區6人；北平、天津兩直屬市6人；待解放區民主人士7人。
軍隊代表60人，其中人民解放軍總部及海空軍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戰軍各10人；華南人民解放軍8人。
團體代表206人，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各解放區農民團體各為16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全國工商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中華全國科學會議籌備委員會、全國教育界、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海外華僑民主人士等單位各15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各12人；自由職業界民主人士和國內少數民族各10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各人民團體各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為7人。
6月19日通過的這個決議還規定，凡參加新政協的各單位，其代表名額滿10人者，得推選候補代表2人；不滿10人者，得推選候補代表1人。候補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協商會議。
另外，還確定除已列的45個單位外，另設一特別邀請單位，其代表資格、名額與人選，均由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委會商定。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後，籌備會工作小組在李維漢的組織下，馬上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在8月18日的座談會上，李維漢還介紹說：“按照新政協的章程不能有反動分子參加，此為一原則性的界限，必須嚴格尊重。我們在工作中也極注意此問題，雖然現在的名單中，仍有個別的人，被人舉出帶政治性的材料，如果確切，自當送請其所屬單位考慮，我們希望參加的每一代表，不至有此種問題，名單最後還須請常委會考慮與選擇。”
“在上述原則下，我們盡可能照顧到各方麵，使能較適當配備。例如區域單位當中，中共和政府領導人，隻有一二人參加。其他名額，包括有工會、農民、婦女、文化、財經、私人工商業、民主人士等各方麵。軍隊單位高級領導人很少，盡量照顧到兵團的指戰員、戰鬥英雄及後勤衛生人員等，並注意起義的方麵；又如農民團體，照顧到各地區、待解放區，照顧各省的分配。關於華僑單位，我們同陳嘉庚先生商定，已照顧到各地名額的配備。又如少數民族的代表，實際上共有28位，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宗教單位原想物色一個天主教方麵的，但始終找不到合適的人。無黨派單位，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麵的代表，他們本身也是根據照顧各方麵的原則，來推選代表的。”
李維漢介紹完有關新政協代表名單協商經過情形後，參加座談會的各單位首席代表紛紛發言，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新政協籌備工作開展以後，全國各地各方麵要求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來函達28件之多。對此，新政協籌備會第一工作小組以及籌備會常委一一作了處理。
關於民社黨革新派是否可以參加新政協的問題，1948年10月高崗、李富春等同沈鈞儒、譚平山等民主人士商討時，就有不同的意見，因此沒有提出明確的意見。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上，各方麵對這個問題作了協商，認為民社黨革新派不宜作為一個政黨參加新政協。
6月中旬，民社黨革新派代表汪世銘自香港來到北平，通過李濟深、章伯鈞和陳叔通三人致函周恩來和李維漢，轉交了《民主社會黨黨內鬥爭經過》和《告全黨同誌書》，要求參加新政協。
在新政協籌備會全體會議期間，第一小組又研究了民社黨革新派的要求，提出了處理意見。
6月19日，李維漢在籌備會全體會上作了《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報告了第一小組的意見，指出民社黨革新派內確實存在民主分子，但就整體來說，確實成分複雜，不必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政協，有必要參加的民主分子，可以考慮個別邀請。
6月22日，沙彥楷代表民社黨革新派自上海致電毛澤東和新政協籌備會，聲稱：“貴會公布出席新政協45個單位，竟遺漏本黨名次，深為駭異”“祈即增列本黨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諾言，實民主前途之幸。”
6月27日，李維漢找到汪世銘，親自對他說：“民社黨革新派以其過去曆史來說，實在不算為一個民主黨派，直至去年提出‘五一’口號時，它還是動搖的。所以作為一個黨派來說，它現在應當結束。假如民盟同意，其成員可個別加入民盟。至於其中若幹民主分子可以由籌備會商量邀請其一二人參加。”
這次談話後不久，忽然發現了民社黨革新派出籠的《告全國同胞書》，內容很反動。
李維漢又找到汪世銘，當麵質問他：“民社黨革新派何以幹這樣的事？”
汪世銘顯得有點尷尬，回答說：“發表這份告全國同胞書的內情我不清楚。不過看了之後，我也感到這封告全國同胞書措詞太偏激，實為解決問題的阻礙。我往上海寫過信查問此事，但尚未得到回音。”
李維漢用嚴肅的語氣對汪說：“這份告同胞書不但內容反動，其本身也是民社黨革新派的一個反動的行動。如果你願意，希望能公開駁斥這份告同胞書上的觀點。”
後來汪世銘寫信進行了反駁，但駁的內容很少。
鑒於上述情況，新政協籌備會理所當然地拒絕民社黨革新派關於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並讓汪世銘向北平市公安局聲明其已解散。
為處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中央統戰部特意與該盟負責人許聞天談話，許介紹了他們的反蔣鬥爭和態度的轉變，並且說他們已為此犧牲了不少人。
李維漢表示“孫盟”中的陳惕廬確實因反對蔣介石被殺了，但他過去也確實是有罪的叛徒；還有劉不同，直到去年下半年，還在南京寫文章，一麵罵蔣介石，一麵罵中共和毛主席。作為團體，“孫盟”最好是結束，可個別加入民革。
對少年勞動黨、光複會、中國民治黨、中國農民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民主進步黨等組織，籌備會也進行了慎重的考慮，進行具體研究和分別處理。
對以上組織、團體中有民主運動曆史，在解放戰爭中有實際表現並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們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宣告結束後，新政協籌備會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有的則在聯合政府中作了適當安排。民社黨革新派的沙彥楷、汪世銘，“孫盟”中的許聞天、鄧昊明等，都是以個人身份被邀請參加了政協。少年勞動黨的安若定、光複會的周亞衛等，分別被安排為政務院參事等職務。1954年他們都被邀請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新政協的籌備過程中，政治標準的把握是十分嚴格的。
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共有14個。除中共及香港公開響應“五一”號召的十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外，依照標準又增加了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三個單位。
九三學社成立於1946年。它在解放戰爭中積極參加了民主運動，並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因其總部在北平，直接處在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聲明，所以直到北平解放時才提出來。但是，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符合參加新政協的條件和標準。
台盟是台灣愛國同胞組成的一個政治組織。它的主要成員參加和領導過1947年2月台灣同胞反對美蔣的“二二八”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於當年11月組織台盟，繼續進行革命活動，而且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台盟雖然是一個地區性組織，但它是台灣人民的一個革命組織，籌備會各單位一致同意台盟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至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組織。它成立時間雖比較晚，但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先鋒隊、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對革命的貢獻很大，而且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籌備會都一致讚成它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另外，簡稱“小民革”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是一個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同中共有密切聯係、對民主運動做出過一定貢獻的政治組織。由於民主革命即將在全國獲得勝利，“小民革”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便於1949年9月17日發表聲明，宣告結束。
聲明說：“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一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秘密組成的革命團體，因為人民民主革命獲得了基本的勝利，曆史條件已經變更，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現在公開宣告結束。”
“現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經獲得基本的勝利，國內反動殘餘力量就要全部肅清，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即將成立；本盟過去的曆史任務既已終結，原有的組織也就當然不必存在。在這光明、自由、民主、進步的新中國，本盟盟員都要參加廣大人民的各種工作隊伍，從事新時代的建設事業。”
“本盟中央委員會根據目前形勢和盟員的意誌，鄭重決議，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結束，並授權同人等代表本盟發表這個聲明。”
“小民革”結束後，大部分盟員參加了新政治學會，其領導人物絕大部分都分別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區域單位中被推選為代表，參加了新政協。
新政協代表人選的確定，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另一種是由本人申請。
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籌備會工作小組所有提名都逐個進行了審查，進行了反複研究。
當發現代表候選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況時，則反複進行了調查。籌備會時常為了某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與各地函電往返，多方協商，反複斟酌，費時達幾個星期之久。
對發現有問題的提名或申請人，因不宜參加政協，則取得推薦人的同意而撤銷，或對其本人加以說明。
有時，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參加討論，以確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選。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後，經過籌備會反複協商，征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名額和名單，共分為五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類共有45個單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
第五類即特邀代表確定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達662人。
中央統戰部把新政協籌備會確定的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成一本很厚的表冊，送到中共中央，最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把表冊翻了翻，幽默而風趣地對身邊的人說：“這是一部天書。”
上了這部“天書”名單的人，具有相當的廣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和宗教界等方麵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時期為人民事業做出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協籌備會在確定代表時，吸收了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曆史時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連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後來同情革命，並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選為新政協代表。
為了廣泛吸收各方麵的代表人物，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中，專列“特別邀請人士”一類。在這個單位中，有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的堅強戰士宋慶齡，她被選為特邀單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有中國近代海軍耆宿薩鎮冰；有老同盟會會員張難先；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有曾經是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的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的重要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有老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誌韋和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此外，還有工農方麵的勞動模範、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
對當時尚未解放地區，新政協籌備會也邀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政協，並決定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給這些地區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額，使這些地區解放後可以派代表參加。
以上情況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協籌備會的考慮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國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階段和各方麵人士的積極作用，並盡可能團結各個方麵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建設新中國。
在擬定的新政協代表名單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數民族的代表和婦女代表少了些。
少數民族代表實際共有28位，占4.23%，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
李維漢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這是因為革命的發展，在少數民族地區，比較遲了一些。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別區，也有代表參加。”
為了物色少數民族代表，新政協籌備會費了很大的力氣。
李維漢為此事專門同朱早觀、奎璧、楊靜仁、天寶等少數民族代表進行座談討論，但在物色人選以及交通等方麵都困難重重。
在物色少數民族代表人選時，最大的一個疏漏就是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雖然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人，但不是作為滿族代表出席新政協的。
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公布後，北平城的滿族群眾因沒有代表產生了失落被棄的感覺，有些滿族人為此事哭泣流淚。
這一情況後來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了之後感到遺憾，同情地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啊！”
解放後，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物色和補充了滿族代表。
關於婦女代表，周恩來第一次就新政協會議的一些問題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見時，史良女士對參加會議的婦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銳的意見。
雍容大度的周恩來對史良的批評態度毫不計較，反而稱讚史良的意見提得好。他表示：
“關於婦女代表，黨中央也很重視和注意這個問題。你放心，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歧視的。”
聽了周恩來的話，史良舒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六國飯店內發生了一場國號之爭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後，下設的六個工作小組於6月18日各自舉行了第一次小組全體會議。
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的安排，由第二小組負責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由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第二小組組長為譚平山，副組長為周新民。組員有李德全、符定一、史良、葉聖陶、沈茲九等21人，秘書為陳昭。
在6月18日會議上，第二小組討論了本組的工作。組員們就新政協的任務及其存續性交換了看法。最後推定譚平山、周新民、王紹鏊、葉聖陶、沈茲九五人起草討論提綱。
十天後，第二小組於6月28日召集了第二次會議。
根據討論提綱的安排，這次會議已開始研討新政協組織的基本組成起草委員會。
起草委員會又推周新民、史良起草新政協組織法的初稿。
周、史兩人冒著酷暑苦戰幾天，拿出了初稿，首先是在起草委員會內進行討論，然後征詢各方麵的意見，一再加以修改。
8月18日，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第二小組在中南海勤政殿裏舉行第三次會議，對草案進行了討論修改。經過一番文字整理潤色，然後上交給籌備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草案經常委會通過後，第二小組於9月15日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根據常委會的修改意見進行了處理，並對文字進一步加以整理，然後送常委會提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在原則上獲得了會議的通過。
經過若幹次的討論修改，該草案正式取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
為什麽會叫這個名稱呢？主要是當時考慮到出席新政協的代表達660多人，就成分來說，從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到民族資產階級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區來說，從東北的黑龍江，到西北的新疆，到東南的瓊崖、台灣，各省區都有代表出席，還包括少數民族和國外僑胞。這是一次四麵八方的大團結，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大盛會，所以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更能反映新政協大會的特點和本質。
9月22日，第二小組組長譚平山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報告，介紹了起草和修改這個組織法的經過。
9月2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舉行會議，對該草案進行了最後的審議。
9月27日，這個組織法被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通過。
政協組織法在起草過程中雖有多次修改，但討論中意見爭論不大，因而可以說是比較順利的。
與它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起草過程就複雜一些了。
籌備會第四小組擔負了起草這個組織法的任務。
第四小組組長為董必武，副組長為黃炎培。黃不在北平時，由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代替。秘書為賴亞力。組員有張文、沈鈞儒、張東蓀、胡厥文等22人，全組共有25人。
6月18日，第四小組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會上廣泛地交換了意見。由於沒有準備，沒有參考資料，有點漫談的性質。會上推舉張誌讓等七人先準備一個討論提綱，以便小組全體會上討論時，可獲得若幹基本的共同意見。
7月8日，第四小組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會議根據所擬的“政府組織法中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推定董必武、張奚若、閻寶航、王昆侖、張誌讓五人負責起草政府組織法的初步草案。
隨後，起草委員會於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先後三次開會，征詢了錢瑞升、王之相、鄧初民等政法方麵的專家的意見，寫成了政府組織法的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組召開了第三次全體會議，修正通過了組織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協籌備會的常委會。
此後，常委會於8月26日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指定黃炎培、馬敘倫、張奚若、李立三和董必武對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
8月30日，以上五人聚集開會，進行討論修改。
9月13日，常委會召開第五次會議，對政府組織法草案作了文字修改。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原則上通過政府組織法草案，然後提交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通過。
在起草政府組織法草案的過程中，第四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對國家屬性、政府組織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製、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產生的方法、人民委員會的組織、最高行政機構的名稱、政務院及其下屬各部機構的組織，還有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署的組織和隸屬關係等問題的討論，意見基本上趨於一致，沒什麽大的爭論。
意見分歧最大，爭論最激烈的是關於新中國的國號：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麵是否要加上“中華民國”的簡稱？
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致辭時，最後呼喊的三個口號，有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在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提出了質疑。
張奚若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張奚若一副學者風度，語調顯得有點激動，繼續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製，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再說，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張奚若發言後，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雷潔瓊說：“如果國名太長，使用時不作全稱即須注明是簡稱。”
黃炎培和張誌讓兩人主張要用民主二字，他們的看法被整理為書麵意見：“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以後經過反複討論和征求意見，確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報告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經過時說：“國家名稱的問題，本來過去寫文章或演講，許多人都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張誌讓兩先生曾寫過一個節略，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第四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張奚若先生以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現在采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我們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然而，這時在國號後麵仍拖著一個“尾巴”。在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的國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都帶著一個括號，裏麵寫著“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這容易使人把它與辛亥革命時建立的“中華民國”混為一談，造成誤解。
9月25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裏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麵寫著：
“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請出席。”
接到這種請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歲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應邀者按時趕到六國飯店。計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詳、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黃炎培、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沈雁冰等。他們中隻有幾位不到70歲。
周恩來主持宴會。
宴會之前，周恩來要人關閉了餐廳的大門，開始講話：“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有三幾個人不是，來聽長者的發言。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麽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周恩來說完後，民建代表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我國老百姓教育很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三年一屆，三年之後，我們再來除掉，並無不可。”
接著，辛亥革命老人、72歲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發言。她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讚成，我就不堅持我的意見。”
第三個發言的周致祥。這位清朝末年的進士在辛亥革命後隱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寫“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
他態度堅決，反對用簡稱，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麽‘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苦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年高83歲，耳聰目明，但聽不懂北方漢話，這次由司徒丙鶴陪同赴北平參加新政協。在今天的會上，也由司徒丙鶴把別人的發言口譯給他聽。
聽了之後，司徒美堂激動得站起來，要求發言。
宴會廳裏這裏顯得很安靜了，大家等待著聽這位老人的意見。
他說：我沒有什麽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官國”，與‘民’無涉。22年來更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麽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得改好，為什麽要三年之後才改？語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麽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
司徒美堂的這番話，快言直語，痛快淋漓，擲地有聲。他一說完，大廳裏頓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眾人齊聲稱好。
曾以痛罵國民黨官僚資本而出名的馬寅初也站起來，表示說：“我完全擁護剛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張。括號中的簡稱不倫不類，不像話，應該去掉！”
民盟領導人張瀾老先生，重慶談判時毛澤東當麵稱讚他“老成謀國”，這時表示：“我也反對用什麽簡稱。”
陳叔通也讚成此議。
教育學家車向忱讚成去掉簡稱，並補充說：“如果說人民一時不接受新國號，這隻是一個宣傳教育問題。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次革命政權的性質，萬萬不可因噎廢食。老百姓是否反對用新國號呢？我看不見得。”接著，法律專家沈鈞儒從法律的角度對簡稱問題進行了解釋。他說：“如果有些群眾還要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於堂堂的三大文件裏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遍觀世界各國國號，隻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時，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中華民國’。”
陳嘉庚這時也站起來講話。他一口廈門話，旁人聽不懂，由秘書莊明理翻譯成普通話。
他說：“我也不同意用括號裏的簡稱。大家對‘中華民國’決無好感，落後的人可能一時不會習慣，但過些時候就會好了。”
會上的態度成了一邊倒，除黃炎培主張用‘中華民國’簡稱外，其他的人幾乎都反對用這個簡稱。
最後，周恩來作小結，介紹了文件草案上有這個括號中的“簡稱中華民國”的緣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發表的意見綜合送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參考，並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後決定。”
待周恩來講完話，已是下午一時半。宴席開始。
黃炎培和簡玉階是素食者，另單設素席。簡玉階每飯必先禱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這樣，表情顯得十分嚴肅。
當他還在禱告上帝時，其他吃葷席的人已是談笑風生，互相敬酒，一派歡樂的氣氛。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一致同意和決定：去掉國號後麵“中華民國”的簡稱。
政協代表們認為，簡稱“中華民國”去掉，不等於把中華民國過去革命的曆史意義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曆史意義的。這一點在毛澤東開幕詞中也講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