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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天安門風雨見證！如磐夜曙光在前(15)
“六二”，白色恐怖籠罩整個山城，凡有師生被捕的學校都宣布了無限期罷課。下午，重慶市長張篤倫召集各高校、各報社負責人談話，“聽取意見”。會上，許多老教授、老教育工作者極為憤慨，發言時泣不成聲。中央工校校長許傳經說：“我幾乎不能與大家見麵了！”“我辦了幾十年教育，沒有遇見這樣的事。”“這太不像話了，士可殺而不可辱……”鄉建學院教授席朝傑說：“在這次大逮捕時，我校師生受到極大侮辱，甚感痛心。”西南學院代表馬哲民教授說：“我也是被捕者之一，因為學校無人負責，才批準釋放我，並經張市長同意我代表西南學院來參加這次會的。”
重大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中央工校教授會發表了向全國各界人士呼籲的《緊急宣言》。
重大、女師院等先後成立“‘六一’事件後援會”；6月9日，重大、女師院、鄉建學院、西南學院、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校、華西女職校、民建中學、市一中、適存中學、文德女中、蜀都中學、建川中學等學校，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六一’事件後援會”（簡稱“後援會”），賴鬆（女師院地下黨支部書記）參加了領導工作。“後援會”成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重慶當局無條件釋放“六一”被捕的師生、記者等，不達目的，即無限期罷課、罷考。“後援會”成立八天後在重大招待記者，報告營救被捕者的辦法：
（一）先派代表聯合請願，如三日內全體被捕師生未獲釋，參加本會各校就集體請願。
（二）如請願無圓滿結束，則派代表赴南京請願。
（三）以本會名義與京滬平津和其他各地學校聯係，采取一致行動。
（四）以本會名義呼籲本市各校教師聲援。
（五）派代表慰問本市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六）慰問全國各地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七）發表《宣言》，揭露“六一”暴行。
國民政府為平抑民憤，粉飾太平，匆匆以行政院名義故作姿態：
（一）電告四川、廣東及其他各省政府，重申“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逮捕與幹涉”；
（二）通令重慶市政府及其他省政府，要“保障新聞自由及記者安全”。這是騙人的官樣文章。
人抓了，又抓這麽多，學生的態度卻更趨堅決，社會輿論壓力也越來越大，怎麽辦？重慶當局盡管絞盡腦汁，也很難拿出被捕人員的“犯罪事實”。而重慶市長張篤倫在各院校、各報館負責人會議上已經正式表示“正在迅速偵訊，即可公布”。重慶警備司令部實在無可奈何，乃決定於6月5日釋放第一批被捕人員，以後分幾批陸續“交保”釋放，但有20多人被軍警憲特死死抓住不肯釋放，直至1949年蔣介石“下野”後，經有關方麵營救，才被釋放。重大張現華、鄉建楊翱、陳詩伯、川教院易仲康、求精張永昌等人，則被關到中美合作所，在重慶解放前夕“一一二七”大屠殺中壯烈犧牲。
成都：四川大學等聲援“五二”的鬥爭
四川大學（簡稱川大）從峨眉山遷回成都後，在西南地區越來越享有盛譽；從成都波瀾壯闊的學運來說，它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南京發生“五二”血案後，消息傳到成都，群情激憤，川大學生連日舉行聲援活動。
5月24日晚，川大新聞線社、自由新聞社等六個進步社團舉行時事座談會，由袁家興主持，參加者約100人。會議介紹“五二”血案真相後，商討聲援事項，發言者不少，其中以何富華、蔣國基、劉光書最為激烈。當時四川省會警察局檔案這樣記載：“惟何富華、蔣國基先後曾作煽動性之戰局與經濟危機報告，更一再強調：‘此時不應再多沉默畏縮，共軍近來戰勢得利，望同學務希把握時機，值此反內戰呼聲遍及全國，對當局實應作有力抗議。黎明來臨之前一刹那一切也許最黑暗，望同學們對一切困難更應忍耐，勿退縮猶豫。’繼之劉光書發言，一再聲稱我們的口號應‘堅持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反內戰、反饑餓’等語，一時空氣異常熱烈，掌聲四起。”與會的社團草擬了抗議書，分寄全國各地。
5月23日，川大教與學社、時事研導社、旭光學術研究社等進步社團召開“中國當前教育之危機”討論會，討論京滬平津學生運動，聲援“五二”血案。會議由劉光書主持，參加者約400人，並邀請彭迪先、朱劍農、盧劍波、胡鑒民、黃憲章、劉盛亞等六教授指導，氣氛異常熱烈。彭迪先教授大聲疾呼：“時候到了，勿多猶豫。我們應在謹慎中盡力去幹，這是學生今天分內的職責。大學生更應居於領導地位。”會場掌聲四起。接著，七個學生發言，他們強調加強各社團的聯絡，采取更有力的聲援；要求教育經費增加到預算的15%；改善教育製度，普及公費待遇；保障人身自由，懲辦“五二”凶手。會議曆兩小時，在“要求和平！”“反內戰，反饑餓！”口號聲中散會。
連日，川大進步社張貼了不少牆報、簡報，報道全國各地學運動態，聲援“五二”的鬥爭。川大12個社團發表《為聲援“五二血案”告全校同學書》。成都許多學校學生紛紛串聯，準備於6月2日舉行總罷課、大遊行。川大各社團、係會還研究決定5月30日在川大先舉行集會，然後參加全市集會遊行。
與此同時，乙種會報（四川省黨政軍聯席會報）在鄧錫侯主持下進行緊急密商，部署“六一”大逮捕；川大三青團幹事長也召集三青團骨幹開會，策劃破壞川大30日大會。
5月30日晚，由離離草社等20多個社團在大禮堂召開川大響應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大會。大會由李安瀾主持，程天澤司儀，農經係教授劉運籌特邀參加了大會。大會首先由李安瀾致開幕詞，他說，川大為西南最高學府，要發動本市各大中學校參加鬥爭。
李安瀾話音剛落，經濟係三青團骨幹學生×××跳上主席台搶奪話筒，一夥三青團學生嚎叫助威。李安瀾阻止他搶奪話筒，發生爭吵，會場大亂。一些進步學生上台保衛教授和大會主持人。台下學生發出一片怒吼：“×××滾下來！”“×××滾下來！”一些三青團骨幹學生也想跳上台去，但被台下學生團團圍住。×××在台上擺出想大打出手的架勢，拍著腰間的“硬火”（手槍），叫喊：“今天要打死幾個！”學生不畏強暴，繼續與他們鬥爭。這時，李安瀾等在台上商議後，決定改集會為遊行。學生走出大禮堂後，劉光書指揮整隊，女生走在前列，五人一排。有的學生跑回宿舍，取來被單，趕製出“反饑餓！反內戰！”橫幅，隊伍以此為前導，手挽著手，昂首闊步，繞川大校園遊行，口號聲響徹雲霄：“聲援‘五二’！嚴懲凶手！保障人身自由！”“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爭民主、爭自由、反對法西斯專政！”“特務滾出學校去！”
5月31日，李安瀾等學生代表向校長黃季陸請願，要求懲辦肇事凶手×××，並宣布罷課一天；教授44人聯名發表聲明，支持同學罷課的正義行動。這時，進步學生接到通知，軍警憲特可能在成都、在全國進行大逮捕，要求“民協”會員隱蔽精幹，不再舉行集會遊行。進步學生旋即進行疏散轉移。據國民黨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處檔案記載：華西、協和高中、川大、華英女中、成華大學等校學生代表31日在華西大學外籍教授住宅集會，作出響應“六二”等決議，華西大學國民黨、三青團乃與之相對抗，策動之事件未實現。
成都“六一”大逮捕
四川省黨政軍聯席會報（即“乙種會報”，又稱四川省特種工作委員會，簡稱省特委會）5月26日接到南京“官邸會報”秘書處發來的緊急密電，命令在6月3日前，將全省所有中共人員、民主黨派成員和與共產黨有聯係的一切進步人士全部逮捕。這就是對付“六二”罷課遊行的“大行動”。
次日，中統四川調查統計室（簡稱川調室）也接到南京中統局同樣內容的特急密電。29日午後，“乙種會報”又接到“官邸會報”秘書處極機密的緊急電令：電到立即將平日各特務機關調查登記有案的共產黨和民盟分子名單準備完妥，派人複查確實住地並進行監視，按指定時間執行逮捕。
30日上午，“乙種會報”舉行緊急會議，由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主持，參加會議的有：省黨部主任委員、書記長、省政府秘書長、民政廳長、教育廳長、社會處長、保安處長，“乙種會報”代主任秘書，成都警備部司令，省會警察局長、省水上警察司長，成都市長，成都稽查處處長，川康綏署參謀長，副參謀長，第二處處長，中統川調室主任，軍統保密局蓉站站長，憲兵第二團副團長，三青團四川支團部幹事長等，加上各有關單位的列席人員共30多人。會議由“乙種會報”代主任秘書李白英宣讀南京“官邸會報”秘書處的緊急密電後，討論並作出下列決定：
1.由省特委會（即“乙種會報”）、中統川調室、省會警察局、憲兵二團、成都稽查處等單位，分別提供逮捕名單，經共同審核確定後，送鄧錫侯最後裁決。2.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指揮部。
3.執行逮捕時宣布臨時戒嚴。
4.由省特委會密電全省各專區、市、縣特委會同時實施統一逮捕行動。
5.行動經費暫定1000萬元，由省政府支付。
30日下午，臨時行動委員會開會，具體研究這次大逮捕的行動分工和一切措施，並作出相應的決定。
31日，省特委會代主任秘書李白英召集中統川調室、軍統蓉站、稽查處、省會警察局、憲兵二團等單位頭目以及各行動組主管情報、行動、審訊等負責人，根據各單位提供的名單，逐個討論並確定了擬在成都逮捕的黑名單（約100人）。
6月1日上午，鄧錫侯召集黨、政、軍、特、憲、警等執行單位頭子開會，最後商討、圈定逮捕名單。鄧提出區分“必須逮捕”“暫不逮捕”或“不逮捕”的圈定原則，讓大家討論。稽查處處長周導予、省會警察局局長劉崇樸、省特委會代主任秘書李白英、川康綏署二處處長羅伯輪、中統川調室主任邵平等主張：隻要是多數單位提出，認為有明顯活動的共產黨、民主黨派主要和重大嫌疑的人，一律圈入。但是，省黨部主任委員兼川大校長黃季陸主張不要逮捕學校的教授和學生，他說：“武漢才發生大的學潮，各地學生鬧事，政府正難於處理，近來成都各學校還算平靜，若來一個大逮捕，惹出一場風波，隻會給政府增加麻煩。”他並一再表示：“學校方麵，不宜行動。”劉、李、周堅決反對黃的意見，劉說：“鬧學潮、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正是一批學生和教授，怕出事，遲早要出大事。”李說：“一些教授、學生正是共產黨、民盟主要分子，各單位都呈報中央存案，不逮捕，對中央交代不過去。”雙方堅持己見。鄧錫侯說：“黃主任委員的意見，值得考慮！值得考慮！”
在逐個圈點名單時，鄧錫侯看到張誌和、範樸齋、田一平、楊伯愷、於淵等名字時，遲疑起來，說：“這些人情況我很清楚，雖是民盟負責人，其實沒有什麽。”劉、李、周等人竭力反對，說：“這幾個人，正是民盟重要分子，田一平還是共產黨員，怎麽說沒有什麽呢？”鄧仍然猶豫，但經不起這些人反對，最後還是圈定了。但是，他提出張誌和、範樸齋由他親自處理，叫大家不要管。至於川大和其他各校的進步教授黃憲章、彭迪先、李相符、鄧初民，以及學生胡謙、劉光書、劉傳森等40人，均未圈入。
省特委會當天又接到南京“官邸會報”秘書處發來緊急密電，限6月1日午夜12時開始行動，6月2日拂曉前完成逮捕任務。
6月1日晚11時，全市戒嚴。參加捕人的軍、警、憲、特單位幾乎全體人員都參加了。零時整，行動總指揮部一聲令下，各行動組即開始行動。一時口令聲、撞門聲、吆喝聲、警車呼嘯聲響成一片，把好端端的成都市變成烏雲滿天、陰森恐怖的鬼蜮世界。這次大逮捕共捕60餘人，被捕的有知名人士田一平、楊伯愷、於淵（即於幫齊）、孫蘊實（即孫文石）、劉星垣（成華大學外文係主任）和其他革命人士，多數是新聞、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此外，張誌和、範樸齋二人被鄧錫侯用他的小汽車弄到東門外牛市口“厚生農場”――他的別墅軟禁起來。
四川各重要城市，如自貢、宜賓、樂山、瀘縣、內江、南充、綿陽等地區，在當地特委會的主持下，也同時進行了大逮捕，有的捕數人，也有的捕十多人，都由當地特委會報經省特委會進行處理。這次大逮捕中被捕者，除一部分人被認為情節較輕，迫令辦理所謂“自首”“自新”手續，準許陸續交保釋放外，其餘大部分都被長期關押，受盡殘酷的折磨。被認為特別重要的十多人，如田一平、孫蘊實、羅啟維、劉慕宇、張大昌等，被關押到重慶行轅二處渣滓洞監獄，1949年3月始被釋放；而楊伯愷、於淵、王伯高等人，則長期囚禁於省特委會監獄，備受折磨、摧殘，在成都解放前夕被殺害。
第九節 不反內戰無飽飯，誰主內戰是罪人（四）
武漢：“五二二”聯合大遊行
為了響應京滬蘇杭“搶救教育危機，爭取和平”的號召，5月18日，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開了“教育經費問題與公費問題”座談會。19日，召開了“和平運動促進大會”，鄔何良、梁園東、繆朗山、金克木、陳家芷、朱君允（女）等教授應邀參加，會上決定自5月19日起罷課三天，同時召開學生大會，通過《為響應和平運動，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公費數額宣言》，要求，停止自相殘殺的內戰；立即重新和談；要求政府保障人權；增加教育經費；提高學生生活水準；增加公費數額；+撥給充足的外匯購買儀器設備。
南京“五二”血案後，消息傳來，武大廣大師生群情激憤，學生自治會立即約請華中大學、省農學院、省醫學院、武昌藝專等校代表開會，決定於5月22日舉行聯合大遊行，抗議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的暴行。
與此同時，武漢軍政當局為破壞武漢學運，也作了一係列部署。5月中旬，武大三青團和青年軍就召開了聯席會議，決定把武大三青團和青年軍的活動統一起來，並密謀了破壞學運的方略，成立了與學運相對抗的組織機構。“五二二”遊行前夕，三青團湖北支團部聽取了武大三青團的匯報，並指使它組織青年軍滲進遊行隊伍進行破壞；省政府也召集武漢各大、中學校訓導人員開會，指示各校“防範”學潮，並決定用停航封江的辦法來阻止學生的遊行。
22日8時50分，武大學生1700多人高舉“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旗幟，從珞珈山出發，徒步進城，先往武昌閱馬場，與其他兄弟校匯合後，過江到漢口遊行示威，並赴武漢行轅請願。主席團在途中得悉，華大學生遭到阻撓，故在閱馬場未作停留，即長驅入城。經大東門時，就有一批沒帶武器、沒佩符號的軍警約40多人隨行“保護”；至東廠口廣場時，“適遇”軍隊某部舉行演習，機槍密布，如臨大敵，甚為緊張，幸學生均能鎮靜，未生事端。學生一路高呼口號，高唱《你這個壞東西》等歌曲，散發傳單，並在人群密集處作街頭演講，揭露國民黨當局不顧人民死活、發動內戰、製造“五二”血案，博得廣大市民的同情。
華中大學由於校方以高壓手段威脅，因此大部分學生未能參加遊行，但當武大遊行隊伍路經該校校門時，仍有學生數十人不顧高壓，寧願犧牲學分，參加了遊行。當遊行主席團宣布華大同學參加遊行隊伍時，歡呼聲迭起，掌聲雷動，遊行隊伍接應華大同學後，取道糧道街青龍巷到達漢陽門，準備渡江，但輪渡皆停泊於北岸，停航封江了，即使是小帆船亦被軍警禁止泊岸。
重大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中央工校教授會發表了向全國各界人士呼籲的《緊急宣言》。
重大、女師院等先後成立“‘六一’事件後援會”；6月9日，重大、女師院、鄉建學院、西南學院、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校、華西女職校、民建中學、市一中、適存中學、文德女中、蜀都中學、建川中學等學校，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六一’事件後援會”（簡稱“後援會”），賴鬆（女師院地下黨支部書記）參加了領導工作。“後援會”成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重慶當局無條件釋放“六一”被捕的師生、記者等，不達目的，即無限期罷課、罷考。“後援會”成立八天後在重大招待記者，報告營救被捕者的辦法：
（一）先派代表聯合請願，如三日內全體被捕師生未獲釋，參加本會各校就集體請願。
（二）如請願無圓滿結束，則派代表赴南京請願。
（三）以本會名義與京滬平津和其他各地學校聯係，采取一致行動。
（四）以本會名義呼籲本市各校教師聲援。
（五）派代表慰問本市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六）慰問全國各地受傷、被捕的同學、教師、記者。
（七）發表《宣言》，揭露“六一”暴行。
國民政府為平抑民憤，粉飾太平，匆匆以行政院名義故作姿態：
（一）電告四川、廣東及其他各省政府，重申“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逮捕與幹涉”；
（二）通令重慶市政府及其他省政府，要“保障新聞自由及記者安全”。這是騙人的官樣文章。
人抓了，又抓這麽多，學生的態度卻更趨堅決，社會輿論壓力也越來越大，怎麽辦？重慶當局盡管絞盡腦汁，也很難拿出被捕人員的“犯罪事實”。而重慶市長張篤倫在各院校、各報館負責人會議上已經正式表示“正在迅速偵訊，即可公布”。重慶警備司令部實在無可奈何，乃決定於6月5日釋放第一批被捕人員，以後分幾批陸續“交保”釋放，但有20多人被軍警憲特死死抓住不肯釋放，直至1949年蔣介石“下野”後，經有關方麵營救，才被釋放。重大張現華、鄉建楊翱、陳詩伯、川教院易仲康、求精張永昌等人，則被關到中美合作所，在重慶解放前夕“一一二七”大屠殺中壯烈犧牲。
成都：四川大學等聲援“五二”的鬥爭
四川大學（簡稱川大）從峨眉山遷回成都後，在西南地區越來越享有盛譽；從成都波瀾壯闊的學運來說，它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南京發生“五二”血案後，消息傳到成都，群情激憤，川大學生連日舉行聲援活動。
5月24日晚，川大新聞線社、自由新聞社等六個進步社團舉行時事座談會，由袁家興主持，參加者約100人。會議介紹“五二”血案真相後，商討聲援事項，發言者不少，其中以何富華、蔣國基、劉光書最為激烈。當時四川省會警察局檔案這樣記載：“惟何富華、蔣國基先後曾作煽動性之戰局與經濟危機報告，更一再強調：‘此時不應再多沉默畏縮，共軍近來戰勢得利，望同學務希把握時機，值此反內戰呼聲遍及全國，對當局實應作有力抗議。黎明來臨之前一刹那一切也許最黑暗，望同學們對一切困難更應忍耐，勿退縮猶豫。’繼之劉光書發言，一再聲稱我們的口號應‘堅持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反內戰、反饑餓’等語，一時空氣異常熱烈，掌聲四起。”與會的社團草擬了抗議書，分寄全國各地。
5月23日，川大教與學社、時事研導社、旭光學術研究社等進步社團召開“中國當前教育之危機”討論會，討論京滬平津學生運動，聲援“五二”血案。會議由劉光書主持，參加者約400人，並邀請彭迪先、朱劍農、盧劍波、胡鑒民、黃憲章、劉盛亞等六教授指導，氣氛異常熱烈。彭迪先教授大聲疾呼：“時候到了，勿多猶豫。我們應在謹慎中盡力去幹，這是學生今天分內的職責。大學生更應居於領導地位。”會場掌聲四起。接著，七個學生發言，他們強調加強各社團的聯絡，采取更有力的聲援；要求教育經費增加到預算的15%；改善教育製度，普及公費待遇；保障人身自由，懲辦“五二”凶手。會議曆兩小時，在“要求和平！”“反內戰，反饑餓！”口號聲中散會。
連日，川大進步社張貼了不少牆報、簡報，報道全國各地學運動態，聲援“五二”的鬥爭。川大12個社團發表《為聲援“五二血案”告全校同學書》。成都許多學校學生紛紛串聯，準備於6月2日舉行總罷課、大遊行。川大各社團、係會還研究決定5月30日在川大先舉行集會，然後參加全市集會遊行。
與此同時，乙種會報（四川省黨政軍聯席會報）在鄧錫侯主持下進行緊急密商，部署“六一”大逮捕；川大三青團幹事長也召集三青團骨幹開會，策劃破壞川大30日大會。
5月30日晚，由離離草社等20多個社團在大禮堂召開川大響應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大會。大會由李安瀾主持，程天澤司儀，農經係教授劉運籌特邀參加了大會。大會首先由李安瀾致開幕詞，他說，川大為西南最高學府，要發動本市各大中學校參加鬥爭。
李安瀾話音剛落，經濟係三青團骨幹學生×××跳上主席台搶奪話筒，一夥三青團學生嚎叫助威。李安瀾阻止他搶奪話筒，發生爭吵，會場大亂。一些進步學生上台保衛教授和大會主持人。台下學生發出一片怒吼：“×××滾下來！”“×××滾下來！”一些三青團骨幹學生也想跳上台去，但被台下學生團團圍住。×××在台上擺出想大打出手的架勢，拍著腰間的“硬火”（手槍），叫喊：“今天要打死幾個！”學生不畏強暴，繼續與他們鬥爭。這時，李安瀾等在台上商議後，決定改集會為遊行。學生走出大禮堂後，劉光書指揮整隊，女生走在前列，五人一排。有的學生跑回宿舍，取來被單，趕製出“反饑餓！反內戰！”橫幅，隊伍以此為前導，手挽著手，昂首闊步，繞川大校園遊行，口號聲響徹雲霄：“聲援‘五二’！嚴懲凶手！保障人身自由！”“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爭民主、爭自由、反對法西斯專政！”“特務滾出學校去！”
5月31日，李安瀾等學生代表向校長黃季陸請願，要求懲辦肇事凶手×××，並宣布罷課一天；教授44人聯名發表聲明，支持同學罷課的正義行動。這時，進步學生接到通知，軍警憲特可能在成都、在全國進行大逮捕，要求“民協”會員隱蔽精幹，不再舉行集會遊行。進步學生旋即進行疏散轉移。據國民黨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處檔案記載：華西、協和高中、川大、華英女中、成華大學等校學生代表31日在華西大學外籍教授住宅集會，作出響應“六二”等決議，華西大學國民黨、三青團乃與之相對抗，策動之事件未實現。
成都“六一”大逮捕
四川省黨政軍聯席會報（即“乙種會報”，又稱四川省特種工作委員會，簡稱省特委會）5月26日接到南京“官邸會報”秘書處發來的緊急密電，命令在6月3日前，將全省所有中共人員、民主黨派成員和與共產黨有聯係的一切進步人士全部逮捕。這就是對付“六二”罷課遊行的“大行動”。
次日，中統四川調查統計室（簡稱川調室）也接到南京中統局同樣內容的特急密電。29日午後，“乙種會報”又接到“官邸會報”秘書處極機密的緊急電令：電到立即將平日各特務機關調查登記有案的共產黨和民盟分子名單準備完妥，派人複查確實住地並進行監視，按指定時間執行逮捕。
30日上午，“乙種會報”舉行緊急會議，由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主持，參加會議的有：省黨部主任委員、書記長、省政府秘書長、民政廳長、教育廳長、社會處長、保安處長，“乙種會報”代主任秘書，成都警備部司令，省會警察局長、省水上警察司長，成都市長，成都稽查處處長，川康綏署參謀長，副參謀長，第二處處長，中統川調室主任，軍統保密局蓉站站長，憲兵第二團副團長，三青團四川支團部幹事長等，加上各有關單位的列席人員共30多人。會議由“乙種會報”代主任秘書李白英宣讀南京“官邸會報”秘書處的緊急密電後，討論並作出下列決定：
1.由省特委會（即“乙種會報”）、中統川調室、省會警察局、憲兵二團、成都稽查處等單位，分別提供逮捕名單，經共同審核確定後，送鄧錫侯最後裁決。2.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指揮部。
3.執行逮捕時宣布臨時戒嚴。
4.由省特委會密電全省各專區、市、縣特委會同時實施統一逮捕行動。
5.行動經費暫定1000萬元，由省政府支付。
30日下午，臨時行動委員會開會，具體研究這次大逮捕的行動分工和一切措施，並作出相應的決定。
31日，省特委會代主任秘書李白英召集中統川調室、軍統蓉站、稽查處、省會警察局、憲兵二團等單位頭目以及各行動組主管情報、行動、審訊等負責人，根據各單位提供的名單，逐個討論並確定了擬在成都逮捕的黑名單（約100人）。
6月1日上午，鄧錫侯召集黨、政、軍、特、憲、警等執行單位頭子開會，最後商討、圈定逮捕名單。鄧提出區分“必須逮捕”“暫不逮捕”或“不逮捕”的圈定原則，讓大家討論。稽查處處長周導予、省會警察局局長劉崇樸、省特委會代主任秘書李白英、川康綏署二處處長羅伯輪、中統川調室主任邵平等主張：隻要是多數單位提出，認為有明顯活動的共產黨、民主黨派主要和重大嫌疑的人，一律圈入。但是，省黨部主任委員兼川大校長黃季陸主張不要逮捕學校的教授和學生，他說：“武漢才發生大的學潮，各地學生鬧事，政府正難於處理，近來成都各學校還算平靜，若來一個大逮捕，惹出一場風波，隻會給政府增加麻煩。”他並一再表示：“學校方麵，不宜行動。”劉、李、周堅決反對黃的意見，劉說：“鬧學潮、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正是一批學生和教授，怕出事，遲早要出大事。”李說：“一些教授、學生正是共產黨、民盟主要分子，各單位都呈報中央存案，不逮捕，對中央交代不過去。”雙方堅持己見。鄧錫侯說：“黃主任委員的意見，值得考慮！值得考慮！”
在逐個圈點名單時，鄧錫侯看到張誌和、範樸齋、田一平、楊伯愷、於淵等名字時，遲疑起來，說：“這些人情況我很清楚，雖是民盟負責人，其實沒有什麽。”劉、李、周等人竭力反對，說：“這幾個人，正是民盟重要分子，田一平還是共產黨員，怎麽說沒有什麽呢？”鄧仍然猶豫，但經不起這些人反對，最後還是圈定了。但是，他提出張誌和、範樸齋由他親自處理，叫大家不要管。至於川大和其他各校的進步教授黃憲章、彭迪先、李相符、鄧初民，以及學生胡謙、劉光書、劉傳森等40人，均未圈入。
省特委會當天又接到南京“官邸會報”秘書處發來緊急密電，限6月1日午夜12時開始行動，6月2日拂曉前完成逮捕任務。
6月1日晚11時，全市戒嚴。參加捕人的軍、警、憲、特單位幾乎全體人員都參加了。零時整，行動總指揮部一聲令下，各行動組即開始行動。一時口令聲、撞門聲、吆喝聲、警車呼嘯聲響成一片，把好端端的成都市變成烏雲滿天、陰森恐怖的鬼蜮世界。這次大逮捕共捕60餘人，被捕的有知名人士田一平、楊伯愷、於淵（即於幫齊）、孫蘊實（即孫文石）、劉星垣（成華大學外文係主任）和其他革命人士，多數是新聞、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此外，張誌和、範樸齋二人被鄧錫侯用他的小汽車弄到東門外牛市口“厚生農場”――他的別墅軟禁起來。
四川各重要城市，如自貢、宜賓、樂山、瀘縣、內江、南充、綿陽等地區，在當地特委會的主持下，也同時進行了大逮捕，有的捕數人，也有的捕十多人，都由當地特委會報經省特委會進行處理。這次大逮捕中被捕者，除一部分人被認為情節較輕，迫令辦理所謂“自首”“自新”手續，準許陸續交保釋放外，其餘大部分都被長期關押，受盡殘酷的折磨。被認為特別重要的十多人，如田一平、孫蘊實、羅啟維、劉慕宇、張大昌等，被關押到重慶行轅二處渣滓洞監獄，1949年3月始被釋放；而楊伯愷、於淵、王伯高等人，則長期囚禁於省特委會監獄，備受折磨、摧殘，在成都解放前夕被殺害。
第九節 不反內戰無飽飯，誰主內戰是罪人（四）
武漢：“五二二”聯合大遊行
為了響應京滬蘇杭“搶救教育危機，爭取和平”的號召，5月18日，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開了“教育經費問題與公費問題”座談會。19日，召開了“和平運動促進大會”，鄔何良、梁園東、繆朗山、金克木、陳家芷、朱君允（女）等教授應邀參加，會上決定自5月19日起罷課三天，同時召開學生大會，通過《為響應和平運動，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公費數額宣言》，要求，停止自相殘殺的內戰；立即重新和談；要求政府保障人權；增加教育經費；提高學生生活水準；增加公費數額；+撥給充足的外匯購買儀器設備。
南京“五二”血案後，消息傳來，武大廣大師生群情激憤，學生自治會立即約請華中大學、省農學院、省醫學院、武昌藝專等校代表開會，決定於5月22日舉行聯合大遊行，抗議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的暴行。
與此同時，武漢軍政當局為破壞武漢學運，也作了一係列部署。5月中旬，武大三青團和青年軍就召開了聯席會議，決定把武大三青團和青年軍的活動統一起來，並密謀了破壞學運的方略，成立了與學運相對抗的組織機構。“五二二”遊行前夕，三青團湖北支團部聽取了武大三青團的匯報，並指使它組織青年軍滲進遊行隊伍進行破壞；省政府也召集武漢各大、中學校訓導人員開會，指示各校“防範”學潮，並決定用停航封江的辦法來阻止學生的遊行。
22日8時50分，武大學生1700多人高舉“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旗幟，從珞珈山出發，徒步進城，先往武昌閱馬場，與其他兄弟校匯合後，過江到漢口遊行示威，並赴武漢行轅請願。主席團在途中得悉，華大學生遭到阻撓，故在閱馬場未作停留，即長驅入城。經大東門時，就有一批沒帶武器、沒佩符號的軍警約40多人隨行“保護”；至東廠口廣場時，“適遇”軍隊某部舉行演習，機槍密布，如臨大敵，甚為緊張，幸學生均能鎮靜，未生事端。學生一路高呼口號，高唱《你這個壞東西》等歌曲，散發傳單，並在人群密集處作街頭演講，揭露國民黨當局不顧人民死活、發動內戰、製造“五二”血案，博得廣大市民的同情。
華中大學由於校方以高壓手段威脅，因此大部分學生未能參加遊行，但當武大遊行隊伍路經該校校門時，仍有學生數十人不顧高壓，寧願犧牲學分，參加了遊行。當遊行主席團宣布華大同學參加遊行隊伍時，歡呼聲迭起，掌聲雷動，遊行隊伍接應華大同學後，取道糧道街青龍巷到達漢陽門，準備渡江，但輪渡皆停泊於北岸，停航封江了，即使是小帆船亦被軍警禁止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