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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睡獅怒醒盧溝橋！鐵蹄踐踏天安門(28)
眼下，蔣介石和陳布雷都不可能明晰地知道這次“廬山談話”會產生多麽強烈的轟動效應，更無法預測一年後的“告全國軍民書”會被國人高度稱賞。但是，不管他們有意還是無意，都必須肯定，此刻兩人策謀、對話，那是為即將誕生的“名篇”鋪砌著墊腳石，是在給一道算式的分子加大著含量。
蔣示意陳在他的對麵坐下。之後，他搖晃著手中的電文，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處心積慮地謀算我們，難道我們就甘心做甕中鱉？”
陳布雷立即預感到總統今日會有重大決策出台，心頭便不由得產生幾分興奮，說：“就在我們力求和平之時，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連世界輿論也震驚異常。日寇天天都在逼著我們抗戰。”
蔣介石：“近日以來，我常常有一種事態惡化的不祥征兆，惡夢夜夜不斷，不僅僅是個盧溝橋，這座橋以及橋頭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為何不可能變為沈陽？南京又為何不可能變為北平？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盧溝橋事件的推演，關係著整個中國的命運。”
陳布雷：“日軍一麵搞談判，一麵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他們要幹什麽，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的準備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蔣介石：“布雷，你剛才那句話說得極好，現在是日本人逼著我們抗戰，我們不能再猶豫了，要真刀真槍地拚民族的性命，才可求得最後的勝利。”
陳布雷作著記錄。
蔣介石將手中那份電文遞給陳布雷，說：“我要找一些人就抗日問題談一次話，你先擬個稿子，我們剛才談話的主要內容都可以寫進去。當然是越快越好。應該說這個談話很重要，它是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在公開場合第一次動員軍民奮起抗日的談話，要看出政府和我個人的決心。好，就這樣，現在你就去寫，晚上我要看初稿，咱們再一起合議一次。”
陳布雷愉快地答應了。他將傾注全部身心去寫這篇講話。任何一個良心未泯的中國人都會在這時候為抗日出力的。
整個廬山靜極了，仿佛隻有一個聲音在輕輕地猶如蠶吃桑葉似地在響動著，那是陳布雷在奮筆疾書……
7月17日，廬山正在召開100多人的談話會。與會者是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會長蔣介石聯名邀請的全國各大學校長、教授和各階層代表、各社團領袖、新聞界知名人士等。他們就當時對日外交關係問題及國內政治經濟教育等亟待解決的問題進行討論，稱之為共同談話會。16日舉行了第一期談話會。蔣介石那篇著名的《廬山談話》，便是在17日的第二期談話會上發表的，後來被國人稱之為《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我們從1976年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的《革命文獻》第69輯中，引來了全文：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世界輿論也都非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係。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安，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麽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29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曆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隻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分割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惟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察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蔣介石的這個談話，是國民黨政府自“九一八”以來的第一個口氣強硬、態度明朗的政策性談話，表明了保衛國家主權和抵抗侵略的嚴正立場。
毛澤東主席在這四天後所著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蔣介石的這次談話，指出：“7月17日，蔣介石先生在廬山發表了談話。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
毛澤東還把蔣介石的談話和中國共產黨於盧溝橋事變的第二日向全國發表的抗戰宣言並列起來，稱：“以上是國共兩黨對盧溝橋事變的兩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宣言。這兩個宣言的共同點是：主張堅決抗日，反對妥協退讓。”
這是毛澤東對蔣介石這次談活的評價。
還有一個外國人――美國記者白修德後來談到了他當時對蔣先生的印象：
“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盡管表麵上的尊嚴被瘟疫、災荒、侵略和殘忍行為蕩滌殆盡；盡管古老的文化被嶄新的革命理論所窒息，但在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裏麵，一直隱藏著一種過分的民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遺傳所致，什麽東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蔣介石具體體現了這種梗著脖頸的中國人的傲氣。”
要說蔣介石沒有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那是不現實的。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他最終能抗戰，而不投降，於民族大義上，尚是凜凜一軀。
人們高興地看到，蔣介石發表了“廬山談話”的同一天，還親率張衝、邵力子與應邀前來廬山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就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問題舉行談判。雙方的談話都很誠懇，富有成效。
也是這一天，國民黨炮兵第7團開到保定，商震部一個師奉命星夜進駐石家莊。
隻有敵人才可以讓我們變得堅強。這時候每一個中國士兵握著打開了刺刀的槍都會這麽想。
19日下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就日本提出的有限期交涉問題，照會日本駐華使館。這一天是限期的最後一天。照會如下：
自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次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求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示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解決本事件之維持。現在我國政府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部隊撤回原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協商，俾得適當之解決。
像蔣介石的聲明一樣，國民黨政府的照會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蓄意擴大事態的陰謀，重申了中國所采取的不得已的、也是必須付諸行動的自衛立場。
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地從中日雙方的刺刀尖上不時地冒出信號。
槍膛裏的彈丸靜悄悄地窺視著對方的死亡旅程。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發表了“談話”的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已寫，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之方劑，惟此一著耳！書告既發，隻有一意應戰，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他把生與死都放在了世紀的天平上，不僅僅是為了稱出自己的價值，而是要顯示一種尊嚴。
他夜不能寢，當窗站立，諦聽夏聲，體驗人生。
遠方，三疊泉的流水聲徐徐傳來……
瓜田裏的賊兵
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日軍用槍炮聲歡迎蔣介石的“廬山談話”。
河邊正三在蔣介石談話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談話的內容，他似乎連想也沒想就說：
“好嘛，讓他知道一下自己招來的後果是什麽滋味。進攻！”
他肯定是用牙齒咬出了“進攻”兩字，要不為什麽那麽生硬、惡狠。
19日，日軍再次向盧溝橋前線的中國部隊發動炮火襲擊，那是給蔣介石看的。
中國軍隊還擊。
雙方的交鋒持續了近四個小時，都有慘重的傷亡。
正午時分，槍聲、炮聲漸漸停息。
毒陽噴射出毒辣辣的光波，烘烤著田野。本來並不幹渴的莊稼地經過這些天多次的戰爭掃蕩像燒焦了似的顯得疲憊、貧瘠。
燃燒的村莊仍在冒著硝煙。
莊稼苗衰了，野草在焦灰裏悄悄地繁衍著。
田頭、地角、墳地……時不時能看到有一兩具屍體。
蟬也學會了沉默，泥團似地呆趴在樹杆上。
……
失血的田野！
沉重的土地！
這時，一夥日軍兵從被炮彈削掉了一個角的碉堡裏跑出來，餓狼似的撲進了河灘裏的西瓜地……
這片西瓜地足足有3畝。日本兵渴極了，七手八腳地摘扯著西瓜在膝蓋上碰破，熟的，狼吞虎咽般吃著；生的，甩掉，繼續去摘……
滿地的日本兵，滿地的西瓜皮，滿地的磕碎了的還未熟透的破瓜……
吃飽了，喝足了，鬼子們開始喪盡天良地做壞事，他們用刺刀把地裏所剩的西瓜全部捅爛，將瓜蔓撕拽得滾了一地。然後，放一把火，燒著瓜地……
河灘上，一位老者挑著一擔水艱難地舉步移動。一個鬼子舉起槍瞄準老人，扣動了扳機，老人應聲倒下……
一隊中國士兵從河上遊追擊而來，對行凶作惡的日本兵進行射擊。
瓜田裏倒下了一片鬼子的屍體。
燃燒的瓜蔓冒著濕漉漉的烈煙。
田野又歸於死寂……
正是在這種濃濃硝煙的掩護下，日軍按既定方針長驅直入地向華北推進――
19日，奉命增援華北的日軍第20師團近萬人在師團長川岸元三郎的率領下，由朝鮮龍山開往天津，一部分已集結於唐山、山海關；
20日，關東軍獨立第11旅團主力達到高麗營待命。
至此，日軍第一批增援兵力全部進入華北。
華北危在旦夕。
永定河畔，農人們在田裏用鈍鐮刀割著熟透了的穀子，那一陣陣緩慢的聲音像歎息一樣沉重。
一陣暴風雨把農人們打散。
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發表聲明：
“從20日午夜以後，駐屯軍將采取自由行動。”“自由”行動？
就是說，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采取任何手段侵略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為什麽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如此充分的“自由”？
20日淩晨1時30分，日本外務省發表了措詞強硬的聲明：
“目前事態惡化的原因，在於南京政府一麵阻礙協定，一麵不斷調中央軍北上。當此時機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決時局將全然無望。”
緊接著，日本參謀本部部長會議作出以下決定：
“以外交談判終究不能解決事變，為使平津地區安定，現在必須決定使用武力。因此，應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給予新的任務，並把在南滿洲待命的臨時航空兵團編入中國駐屯軍管轄下。同時，著手準備進行國內師團的動員，將以前應急動員的第20師團納入本動員，還要進行屬於這次動員的有關部隊的動員，並把這些部隊派住華北。”
天氣預報說，盧溝橋地區一連三天都有暴雨。
雷聲已經從路的盡頭傳來……
宋哲元至死也不放棄“和平夢”
人的靈魂一旦麻木，一切都成為多餘的宣言，多餘的姿態。
宋哲元感到很冤，一肚子的委屈、抱怨。他說：
“我錯了嗎？我成為罪人了嗎？打心裏說，我是想給國人爭來一個和平的沒有賊兵的天下，讓大人和娃娃都在聞不到硝煙的環境裏過日子。我們有什麽理由不這樣想，不這樣做？”
坐在他對麵聽他發泄的是秦德純、張自忠、張克俠等。他們隻是聽著，什麽也不說，臉上沒有十分的不耐煩，但可以看出內心已經是按捺不住的無奈了。有什麽意義呢？日軍已經把華北推進戰爭的深淵了，還在愚蠢地為自己辯解、表白。
宋哲元確實走得很遠了。也許他鍾愛和平，可和平之神卻遠他而去；也許他是為了民眾，可民眾卻譴責他的無情。
最可怕的是，他還在繼續遠去，還在不遺餘力地為民眾“著想”。瞧，就在他坐在太師椅上，給秦德純和二張發泄心頭怨氣的時候，沒有一點要收斂自己主張和行動的意思。他不顧日軍屢次挑起事端，而且繼續在挑起事端的事實，斷然決定還要采取一係列措施以示他的“和平誠意”。
這是1933年7月19日上午11時――記下這個日子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日軍正炮火連天地進攻中國盧溝橋前線的軍隊。
宋哲元仍然坐在太師椅上，說：“我想了好久，我們既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項要求，就應該拿個姿態出來，免得讓人家又說我們一方麵在搞現地停戰協定，一方麵又在調兵遣將。當然嘍，該調動的部隊我們還是按原定計劃去辦，我是說從另一方麵講，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了我們有力爭和平解決事端的義務和責任。比如關於撤退的問題，關於部隊換防的問題，還有增援部隊是不是都要一窩蜂似地往前擁的問題……”
他列舉的這事情無一不是關係到全局的大事，他根本不是征求在座的各位意見，隻是通報情況，讓大家有個思想準備，不要到時候感到突然，無所適從。
他說：“你們不用表態了，我知道你們很可能不同意我的這些想法、做法，或者說不完全同意。沒關係，我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就想到了我的反對者很可能不會少。昨天我跟德純交換意見時，他就用沉默回答了我。這還不是等於投了反對票嗎？我是這樣想的，我問心無愧，我出於公心，我是冒著風險來進行一件許多人搖頭的工作的。但是，我相信，時間會檢驗我的作為，事實會驗查我的行動。我今天把這些心裏話掏出來，當然是希望得到各位的諒解以至支持……”
蔣示意陳在他的對麵坐下。之後，他搖晃著手中的電文，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處心積慮地謀算我們，難道我們就甘心做甕中鱉？”
陳布雷立即預感到總統今日會有重大決策出台，心頭便不由得產生幾分興奮，說：“就在我們力求和平之時，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連世界輿論也震驚異常。日寇天天都在逼著我們抗戰。”
蔣介石：“近日以來，我常常有一種事態惡化的不祥征兆，惡夢夜夜不斷，不僅僅是個盧溝橋，這座橋以及橋頭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為何不可能變為沈陽？南京又為何不可能變為北平？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盧溝橋事件的推演，關係著整個中國的命運。”
陳布雷：“日軍一麵搞談判，一麵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他們要幹什麽，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的準備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蔣介石：“布雷，你剛才那句話說得極好，現在是日本人逼著我們抗戰，我們不能再猶豫了，要真刀真槍地拚民族的性命，才可求得最後的勝利。”
陳布雷作著記錄。
蔣介石將手中那份電文遞給陳布雷，說：“我要找一些人就抗日問題談一次話，你先擬個稿子，我們剛才談話的主要內容都可以寫進去。當然是越快越好。應該說這個談話很重要，它是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在公開場合第一次動員軍民奮起抗日的談話，要看出政府和我個人的決心。好，就這樣，現在你就去寫，晚上我要看初稿，咱們再一起合議一次。”
陳布雷愉快地答應了。他將傾注全部身心去寫這篇講話。任何一個良心未泯的中國人都會在這時候為抗日出力的。
整個廬山靜極了，仿佛隻有一個聲音在輕輕地猶如蠶吃桑葉似地在響動著，那是陳布雷在奮筆疾書……
7月17日，廬山正在召開100多人的談話會。與會者是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會長蔣介石聯名邀請的全國各大學校長、教授和各階層代表、各社團領袖、新聞界知名人士等。他們就當時對日外交關係問題及國內政治經濟教育等亟待解決的問題進行討論，稱之為共同談話會。16日舉行了第一期談話會。蔣介石那篇著名的《廬山談話》，便是在17日的第二期談話會上發表的，後來被國人稱之為《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我們從1976年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的《革命文獻》第69輯中，引來了全文：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世界輿論也都非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係。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安，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麽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29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曆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隻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分割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惟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察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蔣介石的這個談話，是國民黨政府自“九一八”以來的第一個口氣強硬、態度明朗的政策性談話，表明了保衛國家主權和抵抗侵略的嚴正立場。
毛澤東主席在這四天後所著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蔣介石的這次談話，指出：“7月17日，蔣介石先生在廬山發表了談話。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
毛澤東還把蔣介石的談話和中國共產黨於盧溝橋事變的第二日向全國發表的抗戰宣言並列起來，稱：“以上是國共兩黨對盧溝橋事變的兩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宣言。這兩個宣言的共同點是：主張堅決抗日，反對妥協退讓。”
這是毛澤東對蔣介石這次談活的評價。
還有一個外國人――美國記者白修德後來談到了他當時對蔣先生的印象：
“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盡管表麵上的尊嚴被瘟疫、災荒、侵略和殘忍行為蕩滌殆盡；盡管古老的文化被嶄新的革命理論所窒息，但在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裏麵，一直隱藏著一種過分的民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遺傳所致，什麽東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蔣介石具體體現了這種梗著脖頸的中國人的傲氣。”
要說蔣介石沒有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那是不現實的。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他最終能抗戰，而不投降，於民族大義上，尚是凜凜一軀。
人們高興地看到，蔣介石發表了“廬山談話”的同一天，還親率張衝、邵力子與應邀前來廬山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就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問題舉行談判。雙方的談話都很誠懇，富有成效。
也是這一天，國民黨炮兵第7團開到保定，商震部一個師奉命星夜進駐石家莊。
隻有敵人才可以讓我們變得堅強。這時候每一個中國士兵握著打開了刺刀的槍都會這麽想。
19日下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就日本提出的有限期交涉問題，照會日本駐華使館。這一天是限期的最後一天。照會如下：
自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次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求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示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解決本事件之維持。現在我國政府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部隊撤回原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協商，俾得適當之解決。
像蔣介石的聲明一樣，國民黨政府的照會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蓄意擴大事態的陰謀，重申了中國所采取的不得已的、也是必須付諸行動的自衛立場。
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地從中日雙方的刺刀尖上不時地冒出信號。
槍膛裏的彈丸靜悄悄地窺視著對方的死亡旅程。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發表了“談話”的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已寫，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之方劑，惟此一著耳！書告既發，隻有一意應戰，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他把生與死都放在了世紀的天平上，不僅僅是為了稱出自己的價值，而是要顯示一種尊嚴。
他夜不能寢，當窗站立，諦聽夏聲，體驗人生。
遠方，三疊泉的流水聲徐徐傳來……
瓜田裏的賊兵
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日軍用槍炮聲歡迎蔣介石的“廬山談話”。
河邊正三在蔣介石談話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談話的內容，他似乎連想也沒想就說：
“好嘛，讓他知道一下自己招來的後果是什麽滋味。進攻！”
他肯定是用牙齒咬出了“進攻”兩字，要不為什麽那麽生硬、惡狠。
19日，日軍再次向盧溝橋前線的中國部隊發動炮火襲擊，那是給蔣介石看的。
中國軍隊還擊。
雙方的交鋒持續了近四個小時，都有慘重的傷亡。
正午時分，槍聲、炮聲漸漸停息。
毒陽噴射出毒辣辣的光波，烘烤著田野。本來並不幹渴的莊稼地經過這些天多次的戰爭掃蕩像燒焦了似的顯得疲憊、貧瘠。
燃燒的村莊仍在冒著硝煙。
莊稼苗衰了，野草在焦灰裏悄悄地繁衍著。
田頭、地角、墳地……時不時能看到有一兩具屍體。
蟬也學會了沉默，泥團似地呆趴在樹杆上。
……
失血的田野！
沉重的土地！
這時，一夥日軍兵從被炮彈削掉了一個角的碉堡裏跑出來，餓狼似的撲進了河灘裏的西瓜地……
這片西瓜地足足有3畝。日本兵渴極了，七手八腳地摘扯著西瓜在膝蓋上碰破，熟的，狼吞虎咽般吃著；生的，甩掉，繼續去摘……
滿地的日本兵，滿地的西瓜皮，滿地的磕碎了的還未熟透的破瓜……
吃飽了，喝足了，鬼子們開始喪盡天良地做壞事，他們用刺刀把地裏所剩的西瓜全部捅爛，將瓜蔓撕拽得滾了一地。然後，放一把火，燒著瓜地……
河灘上，一位老者挑著一擔水艱難地舉步移動。一個鬼子舉起槍瞄準老人，扣動了扳機，老人應聲倒下……
一隊中國士兵從河上遊追擊而來，對行凶作惡的日本兵進行射擊。
瓜田裏倒下了一片鬼子的屍體。
燃燒的瓜蔓冒著濕漉漉的烈煙。
田野又歸於死寂……
正是在這種濃濃硝煙的掩護下，日軍按既定方針長驅直入地向華北推進――
19日，奉命增援華北的日軍第20師團近萬人在師團長川岸元三郎的率領下，由朝鮮龍山開往天津，一部分已集結於唐山、山海關；
20日，關東軍獨立第11旅團主力達到高麗營待命。
至此，日軍第一批增援兵力全部進入華北。
華北危在旦夕。
永定河畔，農人們在田裏用鈍鐮刀割著熟透了的穀子，那一陣陣緩慢的聲音像歎息一樣沉重。
一陣暴風雨把農人們打散。
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發表聲明：
“從20日午夜以後，駐屯軍將采取自由行動。”“自由”行動？
就是說，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采取任何手段侵略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為什麽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如此充分的“自由”？
20日淩晨1時30分，日本外務省發表了措詞強硬的聲明：
“目前事態惡化的原因，在於南京政府一麵阻礙協定，一麵不斷調中央軍北上。當此時機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決時局將全然無望。”
緊接著，日本參謀本部部長會議作出以下決定：
“以外交談判終究不能解決事變，為使平津地區安定，現在必須決定使用武力。因此，應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給予新的任務，並把在南滿洲待命的臨時航空兵團編入中國駐屯軍管轄下。同時，著手準備進行國內師團的動員，將以前應急動員的第20師團納入本動員，還要進行屬於這次動員的有關部隊的動員，並把這些部隊派住華北。”
天氣預報說，盧溝橋地區一連三天都有暴雨。
雷聲已經從路的盡頭傳來……
宋哲元至死也不放棄“和平夢”
人的靈魂一旦麻木，一切都成為多餘的宣言，多餘的姿態。
宋哲元感到很冤，一肚子的委屈、抱怨。他說：
“我錯了嗎？我成為罪人了嗎？打心裏說，我是想給國人爭來一個和平的沒有賊兵的天下，讓大人和娃娃都在聞不到硝煙的環境裏過日子。我們有什麽理由不這樣想，不這樣做？”
坐在他對麵聽他發泄的是秦德純、張自忠、張克俠等。他們隻是聽著，什麽也不說，臉上沒有十分的不耐煩，但可以看出內心已經是按捺不住的無奈了。有什麽意義呢？日軍已經把華北推進戰爭的深淵了，還在愚蠢地為自己辯解、表白。
宋哲元確實走得很遠了。也許他鍾愛和平，可和平之神卻遠他而去；也許他是為了民眾，可民眾卻譴責他的無情。
最可怕的是，他還在繼續遠去，還在不遺餘力地為民眾“著想”。瞧，就在他坐在太師椅上，給秦德純和二張發泄心頭怨氣的時候，沒有一點要收斂自己主張和行動的意思。他不顧日軍屢次挑起事端，而且繼續在挑起事端的事實，斷然決定還要采取一係列措施以示他的“和平誠意”。
這是1933年7月19日上午11時――記下這個日子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日軍正炮火連天地進攻中國盧溝橋前線的軍隊。
宋哲元仍然坐在太師椅上，說：“我想了好久，我們既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項要求，就應該拿個姿態出來，免得讓人家又說我們一方麵在搞現地停戰協定，一方麵又在調兵遣將。當然嘍，該調動的部隊我們還是按原定計劃去辦，我是說從另一方麵講，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了我們有力爭和平解決事端的義務和責任。比如關於撤退的問題，關於部隊換防的問題，還有增援部隊是不是都要一窩蜂似地往前擁的問題……”
他列舉的這事情無一不是關係到全局的大事，他根本不是征求在座的各位意見，隻是通報情況，讓大家有個思想準備，不要到時候感到突然，無所適從。
他說：“你們不用表態了，我知道你們很可能不同意我的這些想法、做法，或者說不完全同意。沒關係，我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就想到了我的反對者很可能不會少。昨天我跟德純交換意見時，他就用沉默回答了我。這還不是等於投了反對票嗎？我是這樣想的，我問心無愧，我出於公心，我是冒著風險來進行一件許多人搖頭的工作的。但是，我相信，時間會檢驗我的作為，事實會驗查我的行動。我今天把這些心裏話掏出來，當然是希望得到各位的諒解以至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