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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睡獅怒醒盧溝橋！鐵蹄踐踏天安門(4)
誰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盤；誰都在防著對方的進攻、而自己又絕對不會放棄進攻。
日方推薦他們所豢養的直係餘孽齊燮元擔任天津市長。
宋哲元斷然拒絕。
日方在變化著花招，他們開出了一張不能出任天津市長的19人名單，來限製宋哲元。
宋根本不理睬這個名單，按自己既定的方針行事，建議南京國民黨中央將察哈爾省主席張自忠調為天津市長。這是蔣介石早就所盼的，很快就批準了。
在此之前，蔣就起過一個心思：用張代宋。蔣介石對宋哲元存有戒心這是由來已久的事了，也在情理之中。因為蔣的肚量再大，也不會允許一個曾反對過他的主要對手長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晃悠。蔣想控製華北軍政大權之心一日不滅，就一日不可能不設法讓宋哲元靠邊。於是，就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政權誕生不久，他就特派前西經軍二號人物鹿鍾麟到北平策反。他得到了一些消息，宋哲元與張自忠之間有矛盾，便想利用這種矛盾，促其內部分化，最後順其自然地以張代宋。哪知，鹿鍾麟來到北平一了解，宋與張的矛盾並不像傳說的那麽劇烈，更重要的是張自忠對南京方麵並沒有多少好感。蔣介石的此次策反也就沒有再進行下去的實際意義了。
蔣介石一直想把宋哲元搞掉，但由於難以物色到合適的人選卻一直沒有搞掉。他們的微妙關係就這麽若即若離維係著，猶如沙漠裏的幻景，仿佛隨時都會消失，但總也消失不了……蔣、宋都是具體的人，他們不可能逃脫人世間的所有的喜、怒、哀、樂。隻能這樣說：他們遇到的矛盾肯定會比普通人更多、更激烈，因而也更使其煩惱。
宋哲元總是兩頭奔忙：29軍――政務委員會；政務委員會――29軍。兩頭都是他宣泄自己情緒的場所。一次，宋給官兵們訓話，他突然給大家提了個問題，問：
“我們的敵人是誰？”
官兵們齊聲回答：“日本軍閥！”
宋哲元點了點頭，但是好像還不放心，又叮囑大家說：
“你們心裏明白就好，不要那麽大聲喧嚷。哦！幹叫喚那是一個錢也不值的。要知道我們現在是‘堅忍’與‘備戰’並行並重的。你們千萬要牢牢記住呀！”
這話乍聽含含糊糊，好像缺少主語。但是稍微一琢磨全能明白，即是說給南京方麵聽哩！
開會下來，有人給宋哲元遞了個話，說眼下國人對29軍的首腦人物對待日本帝國主義曖昧不明的態度有所微詞，輿論界很不滿。宋哲元聽了顯得格外激動，忿忿不平地說：
“張學良走了，何應欽走了，華北就應該白白送給日本人嗎？中央要我負責，守大門，又要我本著不抵抗政策，與日本敷衍，又罵我投降日本當漢奸，你看這日子怎麽過？”他冷笑一聲，聲音低了下來：“不管人家罵我們是石敬瑭也好，是張邦昌也好，咱們不賣國，不投降，問心無愧，管他媽的，愛怎麽說就怎麽說，懶得理他！”
繼張自忠調為天津市市長之後，宋哲元又讓劉汝明任察哈爾省主席，隨之，他便建議將馮治安委任為河北省省長、趙登禹為河北省保安司令。至此，平、津、冀、察兩省兩市之大權全操於29軍將領之手了。
應該承認這個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從1935年開始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表明他們用政治手段侵吞華北的陰謀遭到失敗。
新接任的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氣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翹了起來。他從天津專程趕到北平，問他的部屬：
“我們的‘自治’沒有成功，什麽的原因？你們還有什麽招？”
部屬們大眼瞪小眼，不知該如何回答。
田代又回到天津，還用那句話問他們在天津的官員，同樣沒人回答。
田代沒有瘋，但是他說了一句瘋話加渾話：八格牙魯，我們的帝國八格牙魯！
留下這句渾活，他又到北平去了……
中日的矛盾沒有解決，也不會解決。雙方正在向戰爭的道路上邁進，且步伐越來越快。
從1936年初開始，日本又改變了策略，用以經濟手段為主來侵略、控製華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內閣在《對華施策》中表現了急欲占有華北資源的野心：“處理華北的重點，在於使該地區作為防共和親日、滿的特殊地帶，同時有利於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一方麵可以防備蘇聯的侵入，另一方麵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
同一天，日本內閣在《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中則更明確地露出了帶血的貪婪的牙齒：以中日經濟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麵，形成日、滿、華經濟集團，使華北政權保持親日態度，特別是要迅速開發日本國防需要的資源。
把這些稱作日本全麵掠奪華北資源的經濟侵略計劃並不過分。他們要夢想成真，便時刻進行著使藍圖變成現實的或是海盜式的奪搶或是強人之難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發出通牒，脅迫他成立“華北國”。遭宋哲元拒絕。
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進，又提出了“中日經濟提攜”具體計劃。
宋哲元沒言聲，當然也沒搖頭。
就在這時候，南京政府電告宋哲元，對外協商及與外人合資的事業都必須與中央主管部洽商。這實際上是拒絕了田代的要求。
日軍非常惱火，田代拳頭狠勁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滾翻在地。
他們最惱火的還不是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後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頭頭腦腦們尤其可怕的是風起雲湧的中國民眾抗日救亡運動。這是可以與曾經抵擋過無數次侵略者的萬裏長城齊名媲美的另一道銅牆鐵壁。
中國的大地此刻到處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點燃起來的能焚燒一切、淹沒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圖偷走太陽的人必然會變成被燒死的野獸。
這個誰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實不僅被當時的實踐、也被後來的實踐一再的驗證，因而成為亙古不變的評估：日本強盜的燒殺掠奪越瘋狂，它從正義在胸的民眾手中得到的懲罰就越豐盈。
這是一組記載東北抗日聯軍最初打擊日寇的曆史數字：
“1932年，日本關東軍死傷突破了三萬人，1933年死傷高達四萬二千餘人；1934年死傷近五萬五千人。為了維護日本在中國的統治，關東軍出動了僅有的三個師團的主力‘討伐’抗日武裝，如果按兵力和時間計算，關東軍付出了十倍的努力還不能充分達到目的。”
這就是一切侵略者無法抗拒的應得的報應。
華北大地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睜開了憤怒的眼睛，直視著強盜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遺餘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時候，清華大學等十校學生聯名發表了《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義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臉，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國的自由。多麽滑稽，抗日受限製，救國沒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他大中學校的支持、響應。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學生聯合會。12月初，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於12月9日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請願遊行。隨之，指揮總部、糾察隊、交通隊、救護隊和宣傳隊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萬餘名學生在民眾的大力支持下，冒著嚴寒，走向街頭，舉行遊行示威。他們響亮的口號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防共自治”，“武裝保衛華北”……民心沸騰，眾誌成城。學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駐平長官何應欽麵交請願書，何應欽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進了西山的別墅，拒絕會見學生代表。尤其令人氣憤的是警察對學生的愛國正義行動采取殘酷的鎮壓手段，他們封閉了西直門，阻止學生入城參加遊行，派出軍警用水龍驅散遊行隊伍，用大刀、木棍襲擊遊行學生，逮捕30餘人，打傷100多人。
這就是震驚曆史的“一二？九運動”。
華北大地到處是民眾為日寇設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頭已經在燃燒，為遍野越燒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縷光焰。
也是在這時候，發生在南京的同樣是震驚曆史的“汪精衛遇刺”事件，也許更能說明日寇在中國民眾中培植的仇恨達到了怎樣一種不可遏止的程度。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六中全會開幕，出席大會的中央委員100多人，除桂係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馮玉祥、陳濟棠、閻錫山等均參加了會議。蔣介石很得意地說：“這次全會顯示國內趨於團結的喜人形勢。”
9點鍾，中央委員們從紫金山中山陵謁陵之後回到湖南路中央黨部舉行了開幕式。會後，代表們步出大禮堂，集合到中央政治會議廳前等候攝影。可是蔣介石遲遲不到場，合影無法進行。
代表們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攝影機前，靜悄悄地等候著。
蔣還是沒有來。
也許主持會務工作的人覺得這樣無限度地等下去不是個辦法，就隻好宣布拍照。9點35分攝影完畢。缺了主帥，氣氛有些沉悶，照片上每個人的臉肯定是半陰半睛。
正當代表們轉身要邁上台階，打算登樓進入會議室接著開會時，突然從照相機、電影機旁的記者群中“叭”射出一顆子彈，命中站在第一排正在轉身的汪精衛的左眼外角下左顴骨。汪還未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麽事，接著又飛來第二顆子彈，命中了左臂腕部。汪滿臉是血，疼痛難忍，他懵了，直愣愣地呆站，一時不知咋辦。就在第三顆子彈剛要射出來的一瞬間，緊挨汪坐著的何應欽說了聲“危險”，將汪推向一旁，汪半倒了下去。那顆子彈已經飛出，射中了汪的後背第六、第七脊椎骨旁部位。接著又是“叭”一聲，這是第四顆子彈，未擊中。
現場秩序頓時大亂，坐在椅子上的張人傑滾到地上，孔祥熙顧不上新馬褂被扯破，慌忙鑽到旁邊的汽車下。
刺客是晨光通訊社的記者孫鳳鳴，他手握六響左輪式手槍，高喊著“打倒賣國賊”。孫原先是19路軍的一名排長，懷著對淞滬抗戰被出賣的舊恨和東北淪亡的新仇，他才采取了這麽一個“民粹派式”的行動。他的目的在於刺殺蔣介石，因蔣介石未出場，臨時決定將槍口對準汪精衛。
孫鳳鳴在現場被捕――
在慌亂中，第一個起身和孫搏鬥的是站在汪身旁的文官張繼，他急忙奔到孫鳳鳴背後將其攔腰抱住，孫掙紮著又射出兩發子彈。
緊接著武將張學良奔上去猛踢一腳，托起孫的手臂，孫手腕一鬆，手槍落地。
這時，汪精衛的衛士還擊兩槍，孫鳳鳴胸肺中二彈倒地。
“停止射擊！怎麽可以不留活口呢？”
蔣介石從屋裏衝了出來，這樣大聲喊著。他奔向倒在血泊中的汪精衛跟前，跪下左腿將汪抱在自己右膝之上，問：
“汪先生，你，不要緊吧？”
汪撐著雙手半坐起來，臉色蒼白，血氣全無。
10時半，汪精衛被送進了中央醫院，他神誌清醒，言語清楚，左眼下麵腫得脹乎乎的。醫生問他感覺如何，他說：背痛得像穿刺……
親日派汪精衛落得這樣的下場似乎毫不奇怪。年初，他發表了賣國投靠的親日演說，當時遭到了國人上上下下的痛斥他一點也不在乎。此刻，那股伏著主子發威的勁頭哪裏去了？
汪精衛遇刺，給人們留下太多的謎。盡管蔣介石說“要留活口”，但仍然是一個死結。
因為孫鳳鳴是個硬漢。
他被衛士放槍擊中，流血過多，送進醫院後瀕臨死亡。
南京當局為了從孫鳳鳴口中得到刺殺行為的線索，指使醫院每小時給他注射強心針十多次。憲兵司令穀正倫、警察廳長陳焯、內政部長陶履謙等親自守在病房，追問孫鳳鳴是受了誰的指派。
孫鳳鳴的肉體正承受著殘忍的折磨，他絕不會給這些劊子手留下一句供詞。但是，該說的話他不會帶走的。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從微微張著的嘴唇間迸發出幾句凝結著正義和血淚的話留給“追究”他的人：
“我是一個老粗，不懂得什麽黨派和主義，要我刺汪精衛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請你們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六中全會開完就是簽字，再不打日本，我們就要亡國，中國人要做亡國奴了！”
第二天清晨，孫鳳鳴就平靜地死去了。
後來，馮玉祥就孫鳳鳴的事發過幾次感慨，稱讚孫鳳鳴的行為。他說：
“姓孫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見之明的。可是，我們就容不得這樣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監的下監。我們又把汪精衛弄成國民黨的副總裁。到後來汪精衛跑了，要到南京去組織漢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們卻養活了一個漢奸，我們要為那姓孫的青年鑄一個銅像，來紀念他。”
國民黨的高層將領裏也有說公道話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錯。但是，水的力量確實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第二節 憑空啟釁侵宛平，暴雨電閃盧溝橋（二）
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1936年5月，華北駐屯軍擅自將兵力由2000人增加到6000人。
緊接著，日軍又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秘密聯手，簽訂《華北防共協定》，企圖將日本在華北的兵力增加到兩萬人。
宋哲元真不可琢磨，有時候表現得對日軍十分強硬，你瞧多氣派，把政務委員會裏的日軍親信擼掉了好幾個；有時又那麽孫子，日軍給他頭上撒尿他連個屁也不敢放。6000兵力、兩萬兵力？日軍想幹什麽，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他竟然允許他們增兵。這個宋哲元，在關鍵時刻挺不起腰了。怎麽辦？外力促他站起來。
華北的民眾不答應了。
先是天津的萬名工人、學生、市民遊行示威，他們憤怒地高呼著“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口號，像潮水似的從大街上漫過。
隨之，北平的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天津人民鬥爭的遊行示威。
全國各地抗日團體都紛紛來電來函，或舉行活動，表示支持天津民眾的正義鬥爭。國民黨內部也開始發生急劇分化。廣西軍閥李宗仁、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名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之後，兩廣組織“抗日救國軍”，打著北上抗日的旗幟，出兵湖南、江西南部。蔣介石一麵調兵遣將阻止兩廣軍隊北上，一麵收買兩廣軍隊將領，他的收買奏效，7月4日，駐廣東空軍駕機投奔南京，使兩廣出兵失敗。
難怪曆史在某個章節顯得那樣沉重，甚至窒息，原來它的出口處密密匝匝地堆滿了路障和清除這些重石的呐喊。
宋哲元不得不拒絕了日寇增兵的要求。
我們麵前站的不是一個殺手，而是整個仇恨。
1936年末，華北駐屯軍在北平近郊舉行了持續一周的軍事演習。日軍的這次舉動，並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卻給了北平軍民以新的刺激。敵人發泄一次，我們的人民就成熟一次。大概這就是對侵略者在人民麵前示威的最本質的詮注。
就在日軍演習後的第5天，29軍也針鋒相對地舉行了一周的軍事演習。
也許深陷的春天才格外真實。
也許殘缺的年代更能激勵人們去追求完美。
在衝鋒號聲裏，抗日的中國人永遠無法終止自己堅定的步子。
每個人每天都在行路，因而對自己對事物都會有新的感悟。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逐漸地強硬了起來。日寇企圖用經濟手段掠奪和吞並華北的計劃一次又一次遭到碰壁，失敗。
一種等待交鋒的希望在侵略者的心中萌生，這也是一種動力。他們有幾分惱羞成怒，將子彈推上了膛：“用武力征服中國！”
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咬出這句話時，嘴裏分明像含著一杖苦澀的核仁，咽不下，又不想吐出。
咬碎它！這當然是一種仇恨的發泄。
他們的目的暫時沒有達到；他們的野心一定不會收斂。
脆弱，有時也顯得很堅強。
時間，不會因為想拖住它的人而就得慢條斯理地邁八字步，也不會因為急於打發它的人而變得轉瞬即逝。1936年似乎是不緊不慢地晃悠走了。
用什麽樣的語言來形容這個局勢呢？
不知道。
它挖中國人的肉，喝中國人的血，民心浮躁，矛盾交錯，氣候多變，前景莫測。
有多少中國人夜裏不敢睡覺，白天無心做工，在家防著暗殺，出門不知去處。刺刀總在他們眼前浮動，獰笑老在他們耳畔響著。人人隨時都可能挨一刀，傷不著內髒也會砍著骨頭。不管刀刃落在何處都會有鮮血流出。
中國在哭泣。
民眾在怒吼。
人們期望黑暗中會有一盞燈，哪怕是一盞比黑暗稍稍顯得光明的小燈。絕望中的人往往把死亡當成一種義務。
不尚武的“佐藤外交”
出人意料的是，當1937年在一個霪雨霏霏的淩晨踏著鋪雪的小路不知不覺來到後，在不算短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人們預料中的那種狂風卷著的槍聲以及刺刀送來的嬰兒的哭啼。
野獸沒有了殘忍的發作，世界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平靜，人們反而覺得不習慣了。大家太懼怕那種平靜之後突然而來的狂飆了，那是一種摧毀人類的腥風血雨。但是，感情脆弱的民眾還是希望這種短暫的平靜能延長時間而維持下去，哪怕多維持一天也是好的。
這年之初，的確是風平浪靜的。
一隻鴿子正唱著有魔法的歌。
日寇突然變得溫和起來，強硬之中好像兌了一點人情味！1月底，日本的所謂“穩健派”、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以參謀本部的名義向政府提出：“……應改變對華政策，即以互惠互榮為目的，將主要力量投入經濟和文化工作中，並以公正態度對待南京政府的統一行動，不再進行華北的分治工作，而是與南京政府實行‘提攜’共同反共反蘇，建立一個‘思想一元化、國防共國化、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化’的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聯盟。”
日方推薦他們所豢養的直係餘孽齊燮元擔任天津市長。
宋哲元斷然拒絕。
日方在變化著花招，他們開出了一張不能出任天津市長的19人名單，來限製宋哲元。
宋根本不理睬這個名單，按自己既定的方針行事，建議南京國民黨中央將察哈爾省主席張自忠調為天津市長。這是蔣介石早就所盼的，很快就批準了。
在此之前，蔣就起過一個心思：用張代宋。蔣介石對宋哲元存有戒心這是由來已久的事了，也在情理之中。因為蔣的肚量再大，也不會允許一個曾反對過他的主要對手長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晃悠。蔣想控製華北軍政大權之心一日不滅，就一日不可能不設法讓宋哲元靠邊。於是，就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政權誕生不久，他就特派前西經軍二號人物鹿鍾麟到北平策反。他得到了一些消息，宋哲元與張自忠之間有矛盾，便想利用這種矛盾，促其內部分化，最後順其自然地以張代宋。哪知，鹿鍾麟來到北平一了解，宋與張的矛盾並不像傳說的那麽劇烈，更重要的是張自忠對南京方麵並沒有多少好感。蔣介石的此次策反也就沒有再進行下去的實際意義了。
蔣介石一直想把宋哲元搞掉，但由於難以物色到合適的人選卻一直沒有搞掉。他們的微妙關係就這麽若即若離維係著，猶如沙漠裏的幻景，仿佛隨時都會消失，但總也消失不了……蔣、宋都是具體的人，他們不可能逃脫人世間的所有的喜、怒、哀、樂。隻能這樣說：他們遇到的矛盾肯定會比普通人更多、更激烈，因而也更使其煩惱。
宋哲元總是兩頭奔忙：29軍――政務委員會；政務委員會――29軍。兩頭都是他宣泄自己情緒的場所。一次，宋給官兵們訓話，他突然給大家提了個問題，問：
“我們的敵人是誰？”
官兵們齊聲回答：“日本軍閥！”
宋哲元點了點頭，但是好像還不放心，又叮囑大家說：
“你們心裏明白就好，不要那麽大聲喧嚷。哦！幹叫喚那是一個錢也不值的。要知道我們現在是‘堅忍’與‘備戰’並行並重的。你們千萬要牢牢記住呀！”
這話乍聽含含糊糊，好像缺少主語。但是稍微一琢磨全能明白，即是說給南京方麵聽哩！
開會下來，有人給宋哲元遞了個話，說眼下國人對29軍的首腦人物對待日本帝國主義曖昧不明的態度有所微詞，輿論界很不滿。宋哲元聽了顯得格外激動，忿忿不平地說：
“張學良走了，何應欽走了，華北就應該白白送給日本人嗎？中央要我負責，守大門，又要我本著不抵抗政策，與日本敷衍，又罵我投降日本當漢奸，你看這日子怎麽過？”他冷笑一聲，聲音低了下來：“不管人家罵我們是石敬瑭也好，是張邦昌也好，咱們不賣國，不投降，問心無愧，管他媽的，愛怎麽說就怎麽說，懶得理他！”
繼張自忠調為天津市市長之後，宋哲元又讓劉汝明任察哈爾省主席，隨之，他便建議將馮治安委任為河北省省長、趙登禹為河北省保安司令。至此，平、津、冀、察兩省兩市之大權全操於29軍將領之手了。
應該承認這個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從1935年開始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表明他們用政治手段侵吞華北的陰謀遭到失敗。
新接任的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氣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翹了起來。他從天津專程趕到北平，問他的部屬：
“我們的‘自治’沒有成功，什麽的原因？你們還有什麽招？”
部屬們大眼瞪小眼，不知該如何回答。
田代又回到天津，還用那句話問他們在天津的官員，同樣沒人回答。
田代沒有瘋，但是他說了一句瘋話加渾話：八格牙魯，我們的帝國八格牙魯！
留下這句渾活，他又到北平去了……
中日的矛盾沒有解決，也不會解決。雙方正在向戰爭的道路上邁進，且步伐越來越快。
從1936年初開始，日本又改變了策略，用以經濟手段為主來侵略、控製華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內閣在《對華施策》中表現了急欲占有華北資源的野心：“處理華北的重點，在於使該地區作為防共和親日、滿的特殊地帶，同時有利於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一方麵可以防備蘇聯的侵入，另一方麵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
同一天，日本內閣在《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中則更明確地露出了帶血的貪婪的牙齒：以中日經濟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麵，形成日、滿、華經濟集團，使華北政權保持親日態度，特別是要迅速開發日本國防需要的資源。
把這些稱作日本全麵掠奪華北資源的經濟侵略計劃並不過分。他們要夢想成真，便時刻進行著使藍圖變成現實的或是海盜式的奪搶或是強人之難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發出通牒，脅迫他成立“華北國”。遭宋哲元拒絕。
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進，又提出了“中日經濟提攜”具體計劃。
宋哲元沒言聲，當然也沒搖頭。
就在這時候，南京政府電告宋哲元，對外協商及與外人合資的事業都必須與中央主管部洽商。這實際上是拒絕了田代的要求。
日軍非常惱火，田代拳頭狠勁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滾翻在地。
他們最惱火的還不是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後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頭頭腦腦們尤其可怕的是風起雲湧的中國民眾抗日救亡運動。這是可以與曾經抵擋過無數次侵略者的萬裏長城齊名媲美的另一道銅牆鐵壁。
中國的大地此刻到處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點燃起來的能焚燒一切、淹沒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圖偷走太陽的人必然會變成被燒死的野獸。
這個誰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實不僅被當時的實踐、也被後來的實踐一再的驗證，因而成為亙古不變的評估：日本強盜的燒殺掠奪越瘋狂，它從正義在胸的民眾手中得到的懲罰就越豐盈。
這是一組記載東北抗日聯軍最初打擊日寇的曆史數字：
“1932年，日本關東軍死傷突破了三萬人，1933年死傷高達四萬二千餘人；1934年死傷近五萬五千人。為了維護日本在中國的統治，關東軍出動了僅有的三個師團的主力‘討伐’抗日武裝，如果按兵力和時間計算，關東軍付出了十倍的努力還不能充分達到目的。”
這就是一切侵略者無法抗拒的應得的報應。
華北大地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睜開了憤怒的眼睛，直視著強盜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遺餘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時候，清華大學等十校學生聯名發表了《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義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臉，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國的自由。多麽滑稽，抗日受限製，救國沒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他大中學校的支持、響應。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學生聯合會。12月初，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於12月9日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請願遊行。隨之，指揮總部、糾察隊、交通隊、救護隊和宣傳隊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萬餘名學生在民眾的大力支持下，冒著嚴寒，走向街頭，舉行遊行示威。他們響亮的口號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防共自治”，“武裝保衛華北”……民心沸騰，眾誌成城。學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駐平長官何應欽麵交請願書，何應欽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進了西山的別墅，拒絕會見學生代表。尤其令人氣憤的是警察對學生的愛國正義行動采取殘酷的鎮壓手段，他們封閉了西直門，阻止學生入城參加遊行，派出軍警用水龍驅散遊行隊伍，用大刀、木棍襲擊遊行學生，逮捕30餘人，打傷100多人。
這就是震驚曆史的“一二？九運動”。
華北大地到處是民眾為日寇設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頭已經在燃燒，為遍野越燒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縷光焰。
也是在這時候，發生在南京的同樣是震驚曆史的“汪精衛遇刺”事件，也許更能說明日寇在中國民眾中培植的仇恨達到了怎樣一種不可遏止的程度。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六中全會開幕，出席大會的中央委員100多人，除桂係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馮玉祥、陳濟棠、閻錫山等均參加了會議。蔣介石很得意地說：“這次全會顯示國內趨於團結的喜人形勢。”
9點鍾，中央委員們從紫金山中山陵謁陵之後回到湖南路中央黨部舉行了開幕式。會後，代表們步出大禮堂，集合到中央政治會議廳前等候攝影。可是蔣介石遲遲不到場，合影無法進行。
代表們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攝影機前，靜悄悄地等候著。
蔣還是沒有來。
也許主持會務工作的人覺得這樣無限度地等下去不是個辦法，就隻好宣布拍照。9點35分攝影完畢。缺了主帥，氣氛有些沉悶，照片上每個人的臉肯定是半陰半睛。
正當代表們轉身要邁上台階，打算登樓進入會議室接著開會時，突然從照相機、電影機旁的記者群中“叭”射出一顆子彈，命中站在第一排正在轉身的汪精衛的左眼外角下左顴骨。汪還未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麽事，接著又飛來第二顆子彈，命中了左臂腕部。汪滿臉是血，疼痛難忍，他懵了，直愣愣地呆站，一時不知咋辦。就在第三顆子彈剛要射出來的一瞬間，緊挨汪坐著的何應欽說了聲“危險”，將汪推向一旁，汪半倒了下去。那顆子彈已經飛出，射中了汪的後背第六、第七脊椎骨旁部位。接著又是“叭”一聲，這是第四顆子彈，未擊中。
現場秩序頓時大亂，坐在椅子上的張人傑滾到地上，孔祥熙顧不上新馬褂被扯破，慌忙鑽到旁邊的汽車下。
刺客是晨光通訊社的記者孫鳳鳴，他手握六響左輪式手槍，高喊著“打倒賣國賊”。孫原先是19路軍的一名排長，懷著對淞滬抗戰被出賣的舊恨和東北淪亡的新仇，他才采取了這麽一個“民粹派式”的行動。他的目的在於刺殺蔣介石，因蔣介石未出場，臨時決定將槍口對準汪精衛。
孫鳳鳴在現場被捕――
在慌亂中，第一個起身和孫搏鬥的是站在汪身旁的文官張繼，他急忙奔到孫鳳鳴背後將其攔腰抱住，孫掙紮著又射出兩發子彈。
緊接著武將張學良奔上去猛踢一腳，托起孫的手臂，孫手腕一鬆，手槍落地。
這時，汪精衛的衛士還擊兩槍，孫鳳鳴胸肺中二彈倒地。
“停止射擊！怎麽可以不留活口呢？”
蔣介石從屋裏衝了出來，這樣大聲喊著。他奔向倒在血泊中的汪精衛跟前，跪下左腿將汪抱在自己右膝之上，問：
“汪先生，你，不要緊吧？”
汪撐著雙手半坐起來，臉色蒼白，血氣全無。
10時半，汪精衛被送進了中央醫院，他神誌清醒，言語清楚，左眼下麵腫得脹乎乎的。醫生問他感覺如何，他說：背痛得像穿刺……
親日派汪精衛落得這樣的下場似乎毫不奇怪。年初，他發表了賣國投靠的親日演說，當時遭到了國人上上下下的痛斥他一點也不在乎。此刻，那股伏著主子發威的勁頭哪裏去了？
汪精衛遇刺，給人們留下太多的謎。盡管蔣介石說“要留活口”，但仍然是一個死結。
因為孫鳳鳴是個硬漢。
他被衛士放槍擊中，流血過多，送進醫院後瀕臨死亡。
南京當局為了從孫鳳鳴口中得到刺殺行為的線索，指使醫院每小時給他注射強心針十多次。憲兵司令穀正倫、警察廳長陳焯、內政部長陶履謙等親自守在病房，追問孫鳳鳴是受了誰的指派。
孫鳳鳴的肉體正承受著殘忍的折磨，他絕不會給這些劊子手留下一句供詞。但是，該說的話他不會帶走的。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從微微張著的嘴唇間迸發出幾句凝結著正義和血淚的話留給“追究”他的人：
“我是一個老粗，不懂得什麽黨派和主義，要我刺汪精衛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請你們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六中全會開完就是簽字，再不打日本，我們就要亡國，中國人要做亡國奴了！”
第二天清晨，孫鳳鳴就平靜地死去了。
後來，馮玉祥就孫鳳鳴的事發過幾次感慨，稱讚孫鳳鳴的行為。他說：
“姓孫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見之明的。可是，我們就容不得這樣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監的下監。我們又把汪精衛弄成國民黨的副總裁。到後來汪精衛跑了，要到南京去組織漢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們卻養活了一個漢奸，我們要為那姓孫的青年鑄一個銅像，來紀念他。”
國民黨的高層將領裏也有說公道話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錯。但是，水的力量確實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第二節 憑空啟釁侵宛平，暴雨電閃盧溝橋（二）
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1936年5月，華北駐屯軍擅自將兵力由2000人增加到6000人。
緊接著，日軍又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秘密聯手，簽訂《華北防共協定》，企圖將日本在華北的兵力增加到兩萬人。
宋哲元真不可琢磨，有時候表現得對日軍十分強硬，你瞧多氣派，把政務委員會裏的日軍親信擼掉了好幾個；有時又那麽孫子，日軍給他頭上撒尿他連個屁也不敢放。6000兵力、兩萬兵力？日軍想幹什麽，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他竟然允許他們增兵。這個宋哲元，在關鍵時刻挺不起腰了。怎麽辦？外力促他站起來。
華北的民眾不答應了。
先是天津的萬名工人、學生、市民遊行示威，他們憤怒地高呼著“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口號，像潮水似的從大街上漫過。
隨之，北平的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天津人民鬥爭的遊行示威。
全國各地抗日團體都紛紛來電來函，或舉行活動，表示支持天津民眾的正義鬥爭。國民黨內部也開始發生急劇分化。廣西軍閥李宗仁、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名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之後，兩廣組織“抗日救國軍”，打著北上抗日的旗幟，出兵湖南、江西南部。蔣介石一麵調兵遣將阻止兩廣軍隊北上，一麵收買兩廣軍隊將領，他的收買奏效，7月4日，駐廣東空軍駕機投奔南京，使兩廣出兵失敗。
難怪曆史在某個章節顯得那樣沉重，甚至窒息，原來它的出口處密密匝匝地堆滿了路障和清除這些重石的呐喊。
宋哲元不得不拒絕了日寇增兵的要求。
我們麵前站的不是一個殺手，而是整個仇恨。
1936年末，華北駐屯軍在北平近郊舉行了持續一周的軍事演習。日軍的這次舉動，並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卻給了北平軍民以新的刺激。敵人發泄一次，我們的人民就成熟一次。大概這就是對侵略者在人民麵前示威的最本質的詮注。
就在日軍演習後的第5天，29軍也針鋒相對地舉行了一周的軍事演習。
也許深陷的春天才格外真實。
也許殘缺的年代更能激勵人們去追求完美。
在衝鋒號聲裏，抗日的中國人永遠無法終止自己堅定的步子。
每個人每天都在行路，因而對自己對事物都會有新的感悟。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逐漸地強硬了起來。日寇企圖用經濟手段掠奪和吞並華北的計劃一次又一次遭到碰壁，失敗。
一種等待交鋒的希望在侵略者的心中萌生，這也是一種動力。他們有幾分惱羞成怒，將子彈推上了膛：“用武力征服中國！”
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咬出這句話時，嘴裏分明像含著一杖苦澀的核仁，咽不下，又不想吐出。
咬碎它！這當然是一種仇恨的發泄。
他們的目的暫時沒有達到；他們的野心一定不會收斂。
脆弱，有時也顯得很堅強。
時間，不會因為想拖住它的人而就得慢條斯理地邁八字步，也不會因為急於打發它的人而變得轉瞬即逝。1936年似乎是不緊不慢地晃悠走了。
用什麽樣的語言來形容這個局勢呢？
不知道。
它挖中國人的肉，喝中國人的血，民心浮躁，矛盾交錯，氣候多變，前景莫測。
有多少中國人夜裏不敢睡覺，白天無心做工，在家防著暗殺，出門不知去處。刺刀總在他們眼前浮動，獰笑老在他們耳畔響著。人人隨時都可能挨一刀，傷不著內髒也會砍著骨頭。不管刀刃落在何處都會有鮮血流出。
中國在哭泣。
民眾在怒吼。
人們期望黑暗中會有一盞燈，哪怕是一盞比黑暗稍稍顯得光明的小燈。絕望中的人往往把死亡當成一種義務。
不尚武的“佐藤外交”
出人意料的是，當1937年在一個霪雨霏霏的淩晨踏著鋪雪的小路不知不覺來到後，在不算短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人們預料中的那種狂風卷著的槍聲以及刺刀送來的嬰兒的哭啼。
野獸沒有了殘忍的發作，世界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平靜，人們反而覺得不習慣了。大家太懼怕那種平靜之後突然而來的狂飆了，那是一種摧毀人類的腥風血雨。但是，感情脆弱的民眾還是希望這種短暫的平靜能延長時間而維持下去，哪怕多維持一天也是好的。
這年之初，的確是風平浪靜的。
一隻鴿子正唱著有魔法的歌。
日寇突然變得溫和起來，強硬之中好像兌了一點人情味！1月底，日本的所謂“穩健派”、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以參謀本部的名義向政府提出：“……應改變對華政策，即以互惠互榮為目的，將主要力量投入經濟和文化工作中，並以公正態度對待南京政府的統一行動，不再進行華北的分治工作，而是與南京政府實行‘提攜’共同反共反蘇，建立一個‘思想一元化、國防共國化、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化’的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