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24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正式提出對華北的三點主張:
(一)把反滿抗日分子徹底驅逐出華北;
(二)華北經濟圈獨立;
(三)通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防止赤化。
日寇侵吞華北的血口在繼續急劇變大。
10月4日,日本內閣通過了《鼓勵華北自治案》和《外、陸、海三相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在這些文件裏,將廣田外相在日本第68次議會上的演說,即所謂“廣田三原則”公諸於世:
(一)中國應該首先徹底取締排日,並拋棄依賴歐美政策,采取親日政策。
(二)中國最終應該正式承認滿洲國,暫時可對滿洲國作事實上的承認,反滿洲政策自然放棄。華北與滿洲接壤的地區應實行經濟、文化融通與提攜。
(三)來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滿支三國的共同威脅,中國應依日本排除威脅的希望在與外蒙接壤地帶作各種合作設施。
緊鑼密鼓,恨不能一步登天――這便是日本帝國策動華北自治的基本心態。中國人有句俗話:“一口吃不成個胖子。”日本人搖搖頭,說:不,應該口一張就變成個胖子才對。
沒有突破口一切都白搭。他們非常明白這個淺顯卻並不是一下子就能付諸行動的道理。抓住宋哲元不放,對,就從策動他開始。
但是,一次次碰壁。當然,偶爾也有奏效的時候。
宋哲元很有點穩坐釣魚台的氣度,不點頭也不氣惱。
日方代表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案》,限期宋在10日內宣布自治。
隨之便是日軍的武力配合:關東軍司令官下令調動部分陸軍集中在山海關和古北口,部分海軍軍艦駛向大沽口。日軍的飛機像蝗蟲一樣每天在北平上空掠過。
不能不說是強大的壓力,但宋哲元似乎對這一切視而不見。時限已到,他沒有宣布自治,也沒有給日方一個明確的答複。
別說是日本人,就是蔣介石此刻對宋哲元也有些費琢磨。
土肥原賢二來到了北平。
從東北動身時,他對完成此行所擔負的使命滿懷信心:“沒問題,我一定會努力組織起華北自治政府。”對誰他都是這麽說,那份自信從眉眼間足足地溢出來了。
土肥原的工作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切切實實地掌握冀東親日派殷汝耕;第二步說服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
通過殷汝耕來控製冀東,這是土肥原走的一步高棋,算他有“眼光”。
冀東,泛指河北省東北部處於熱河省和平津之間的20多個縣市,著名的開灤煤礦、天然良港秦皇島都在這裏,通往偽滿洲國的鐵路幹線也必須從這裏經過。日本帝國垂涎這塊農業發達、資源豐厚的小綠洲已經好久了。按《塘沽協定》劃分,這裏屬於停戰區,區內的治安由中國保安隊負責,中國軍隊與日軍均不得進入。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河北省將冀東分為東西兩個行政區,西半部以通州為中心,稱薊密行政督察區。東半部以唐山為中心,稱灤榆行政督察區。在這片停戰區執勤的保安隊的大小頭目都是日方指派或推薦的,殷汝耕是停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開始,由日方推薦殷擔任薊密行政督察區專員,灤榆行政督察區專員由陶尚銘擔任。陶曾在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任過職,對日本軍部的話並不是那麽順從,所以殷、陶之間矛盾迭起。後來,陶便憤然辭職,殷就順理成章地兼任了“灤榆”的專員。
殷汝耕是貨真價實的日寇走狗,中華民族的敗類。他曾兩度東渡日本,分別在鹿兒島第一高等學校工科和早稻田大學學習,歸國後使自己全麵“東洋化”,身著和服,口操日語,手挽日妻……他和土肥原等日本實力人物打得火熱,求榮華富貴。他曾參與了《湘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的談判,以出賣祖國主權為樂。
土肥原現在要把宋哲元和殷汝耕捏在一起,從而達到控製華北的目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平津地區的西、北兩麵已經被日軍所控製,如果冀東再落入他們手中,則又可以從東麵對平津加以包圍。這樣,最終侵吞平津乃至整個華北就是手到擒拿的事了。
土肥原頻繁接觸宋哲元,有時一天三次不請自到,上門討好,外加威逼。
宋哲元始終沒有答應。與蔣介石分庭抗禮這是他從開始跟馮玉祥將軍時就抱定的心願,現在要他淪為漢奸,宋某不願上鉤。
土肥原雖然十分惱火,卻沒有失望。隨之而來的是對宋哲元的最後通牒:11月20日是限定實行“自治”的最後時間。土肥原顯得異常堅決,他揚言:如果在規定的時間還不兌現,我們會派五個日本師團到華北,六個師團到山東。
宋哲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在離土肥原的限期隻剩下四天時,他給蔣介石發了份電報,既傾訴苦哀,又施加壓力。電文說:
“華北局勢受環境壓迫,危險萬分,時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脅,更屬刻不容緩,日方要求”
(一)地方自治。
“(二)脫離中央。哲元對此喪權辱國之事,決不去做,已均予以拒絕……但力量薄弱,隻能支持一時,不能永久。伏乞鈞座速示最後整個方針,或派大員來平指導,以全大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這時候,土肥原仍在不失時機到宋府威逼利誘,一次次通報日軍大軍壓境的聲勢。19日午後宋哲元送走了登門“拜訪”的土肥原後,立即離開北平到天津探望老母去了。
土肥原跟腳追到天津……
宋哲元仍然軟頂硬拖,就是不給日方明確的簽複。
日寇按捺不住難以等待的焦急心情,於11月25日將薊密、灤榆兩區合並為灤薊區,並把不屬於停戰區的昌平、寶坻、香河、寧河四縣也納其中,在通州成立了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兒皇帝”殷汝耕被封為委員長。
土肥原顯然是一種完成了使命後的輕鬆喜悅之神態,對新政府的成立表示傾心的祝賀,他在天津某飯店密謀大計的會上,喜滋滋地對殷汝耕說:
“殷君,我們就以香檳舉杯祝賀成功吧!”
日本人很喜歡中國的香檳酒,土肥原在喜慶的日子裏不能不提到它。
殷汝耕這時候巴不得將天津所有的香檳酒買來與主子傾底而幹。不料,全市的香檳酒已脫銷,他不得不改變主意,趕忙向土肥原獻媚:
“咱們用日本酒慶賀比香檳更有意義。”
土肥原聽了,一擊殷汝耕的肩頭,眉飛色舞地說:“殷兄,你大大的忠心帝國,難得!難得!華北的天下非你莫屬。”
慶功宴席至深夜方散。天上無月,厚厚的烏雲籠罩著四方。殷汝耕急於到新政府去坐第一把交椅,連夜摸黑驅車駛向通州。
蔣介石根本不給日方好臉色看,麵對日寇的為所欲為,他斷然采取了幾項措施:
撤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平長官;
派宋哲元擔任冀察綏靖主任;
罷免殷汝耕,拿辦。撤銷灤榆、薊密兩區專員公署。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奉命要求日本政府製止日本華北駐屯軍蔑視中國主權的言行。
不能說蔣介石這幾條措施都是做給日本人的,另外的一層“殺雞給猴看”的含意絕對不可低估:宋哲元,你不要在我老蔣麵前蹺二郎腿,我有能力和氣派收拾你。殷汝耕不是被緝拿了嗎?還有,何應欽北上代表南京政府就任駐平長官,說明華北不是你的獨霸天下。
日本人並沒有被南京政府的強硬態度唬住,他們限期宋哲元宣布“自治”的要求沒有取消,隻是時間又放寬了幾天。
宋哲元頗有點兩頭受夾攻的感覺。誰都在拉他,誰也都在打他。這還是人麽?一氣之下,他便稱病到西山休息去了。
對於蔣介石新委任的冀察綏靖主任的職務,宋哲元堅持不就,連連給南京政府發去電報表達了這個意思。
何應欽奉蔣介石之命匆匆北上,與宋哲元商討安定華北的方案。沒想,宋哲元隻和他照了個麵,敷衍幾句,就躲而不見了。宋哲元知道南京派這個“駐平長官”的良苦用心,不願讓姓何的分化自己的權力。
與此同時,日軍的15架飛機列隊在北平低空盤旋,何應欽的居仁堂收到了殷汝耕署名的傳單,要求南京政府響應“自治”。這是明目張膽地趕何應欽走。
何如坐針氈、如過火海。他感到自己隨時都有把命搭在這裏的危險。擔任北平城防任務的29軍的師長馮治安覺得這時候該給自己的軍座宋哲元說句話了,便在嗚嗚的飛機聲中請見何應欽,給他說寬心話:“首長,請你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完全可以負責。”何應欽對於馮師長的關照自然要表示感謝,但是他總覺得姓馮的這話說得有點欺人太甚,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大家我何應欽的生命完全掌握在29軍手中嗎?他媽的,準是宋哲元教他的師長來羞辱我何應欽的。真不是東西!
何應欽也是腹背受敵呀。別說他,就是把蔣總裁搭上,也難以承受眼下北平這超負荷的壓力。何幾經請示總裁,又和來平的幾位要員商量,決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當日,何應欽與秦德純、蕭振瀛等人擬定了一個“暫紆組織大綱十二條”,規定由宋哲元任委員長兼綏靖主任,管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第二天,蕭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多田駿轉告了這個方案。之後,何應欽、宋哲元見麵,對於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一案作出最後協商。
全國人民用極大的憤怒回擊即將誕生的這個機構。這是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機構。首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北平學聯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華北自治”。全國各地的學生以及民眾跟著從北平街頭傳來的怒濤也紛紛舉行示威活動。
即使在南京方麵也不可能沒有人譴責宋哲元等人勾結日本的行徑。監察院還特地舉行緊急會議,建議政府下令懲辦降敵辱國的宋哲元。國民黨“北方元老”張繼難以按捺一腔激怒,找到蔣介石痛哭流涕地怒罵宋哲元,懇求中央嚴辦這個賣國賊子。蔣介石自有他的考慮和打算,這樣回答張繼與一切不同意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人:單去責怪宋哲元不是辦法,他奉命於敗軍之際,受任於危難之時,撐持華北危局,一切都本中央意旨行事,我們不會真心與日本合作的。
顯然,蔣介石沒有不批準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意思,但是何應欽心裏卻有點發毛,惟恐蔣介石把這事“擱淺”,便努力地給蔣做工作。終於,他如願以償,國民黨南京政府在12月11日發布了《國民黨政府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命令》,預定12月16日成立。宋哲元任委員長,日本推薦漢奸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為委員。
眾怒難犯。舉國上下都在聲討出賣國家的人,處處可見這樣的標語口號:“‘政委會’是變相的華北自治,我們堅決反對這個喪權辱國的機構”。何應欽在北平根本無法呆下去,每日每夜都有成群結隊的人在他住所的街上或門前示威,叫響著他的名字罵他。他不僅僅是處境尷尬,而是生命安全也沒有保證了。於是,12日晚他悄不聲地乘平漢線專車返回南京。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宣布“政務會”延期成立。
蔣介石的主意沒變,南京政府也沒有收回成立“政委會”的命令,何應欽更是賊心不死,鐵了心要設置這個機構。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外交大樓舉行了成立儀式。主辦的當局如臨大敵,當天一早就在外交部街及東單牌樓一帶布置大批軍警,戒備森嚴。大會是悄悄舉行的。會前未敢公布日期,所以會場十分冷落,儀式也很簡單。宋哲元和其他委員出席了成立儀式。宋哲元致開幕詞,從他的神態、表情能看出,他的某些企求得到滿足,因而顯得頗為稱心。但是,細心人還能看出,他仍然有心病,這畢竟是鬼子們下了力氣扶植起來的一個政權,鬼子,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呀!所以,他的眉頭有時皺得像核桃皮,不講話。開幕詞就幾句話,講得簡單、含糊,完全是客套話,看不出任何傾向性,使人感到他很滑頭。
相比之下,他在當天發表的“就職演說”就有些分量了,那是一篇他心靈的自白。
“應本善鄰原則,力謀邦交之親睦,凡以平等互惠待我者,皆我友也。況自《塘沽協定》以來,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為兩國利害計,為東亞和平計,尤應互維互助,實行真正親善,哲元願以最大之誠意,為最後之努力。”
如果不用指名道姓地點出這番話出自誰的口,大概一般人不會想到這是長城抗日戰鬥中那位“抗日英雄”的心跡。當然,人們絕對不會用他的言語去定論他的行動,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他怎麽做。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特殊的機構,屬於半自治政權,它既同國民黨有聯係,又同日軍有聯係;它不同於國民黨政府領導下的各省的地方政權,也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所要求的那種“高度自治”的傀儡政權。這實際上是日本蠶食華北的侵略政策與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相結合的產物。也有人說它是變相的“自治”政權,這是很確切的評價。
作為宋哲元本人,他也是在曆史的夾縫中“忍辱負重”,苦撐局麵。他的工作既受到日本軍方的幹擾,又得聽命於南京的蔣介石。日方企圖逼迫宋哲元進一步脫離南京政府,而提出了“華北明朗化”的要求,以使宋哲元投向日本的懷抱,蔣介石的算盤珠子也撥得蠻如意,他一再派人給宋哲元送去親筆信,要他“忍辱負重”,拖延時間,明明白白告訴他:我們贏得了時間就贏得了勝利。宋哲元難做人了,雙方都有壓力,兩邊都有誘惑,怎麽辦?他經過一番苦想、權衡,終於有了對付日本的策略。對日本提出的無理要求他的對策是:“不說硬話不做軟事。”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對日本要“表麵親善,實際敷衍,絕不屈服”。
日本方麵曾極力幹涉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人選,想盡多地把親日派塞到各個重要崗位上。最初,他們推薦了30多人的名單,其中一大半是他們的心腹,宋哲元拒絕了。後來經過何應欽與日方反複協商,由國民黨政府公布了一個17人的名單。17人中,屬於東北軍係統的4人,屬於西北軍係統的6人,這10人是反日的實力派,是宋哲元力爭的結果。
對於政務委員會中的親日派,宋哲元的態度很明確:他不可能把他們排除掉,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他需要他們平衡自己的心態。但是,他不允許這些人在他的手下胡作非為。他們公開的出賣國家同時也出賣自己的靈魂,他鄙視這些人。姓宋的雖然主張中日親善,但他有脊梁骨,他還不會墮落到在鬼子的胯下爬行。
日方在政務委員會安排的親信主要有:
潘毓桂任政務處長;
陳中孚任外交委員會主任;
陳覺生任交通委員會主任兼北寧鐵路局局長;
王揖唐任委員會常委。
……
這些人身居要職,能量很大,國人對他們無不恨得咬牙切齒。這,宋哲元心裏是有數的,基本的態度是:像對待政務委員會其他各派係勢力代表人物一樣,一律給以禮遇,但是當他們做出十分紮眼的有損國格和宋哲元臉麵的事情時,便毫不客氣地堅決除名。
宋哲元是軍人性格,說一不二,有話音就有行動。
宋哲元硬,日本人也不會軟,他們把自己的勢力安插進來就是為了給宋哲元施加壓力,使政務委員會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那是政務委員會成立不久,宋哲元接到了潘毓桂、陳覺生等人遞上來的一份“冀察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組織法”,讓他審批。
宋看完這份報告,心裏的火氣直衝腦門,他把潘、陳二人找來,責問他們:
“你們的心勁不小啊,漢奸殷汝耕費盡心血沒有幹成的事,看來你們是死心踏地地要幹成功!”
一語戳到痛處,潘毓桂們的額上立即滲出了汗珠。他們的這個“自治方案”與殷汝耕的那個方案幾乎一模一樣,這些人就是要把華北從政治、經濟以至信仰,一律納入日本統治之下。
宋哲元的火氣還沒消去,他進一步逼問道:
“是誰指派你們搞這個方案的?蔣總裁、還是華北的民眾?”
潘毓桂們額上的汗珠又滲出一層,他們無言答對。
宋哲元早就知道,他們的這個方案是在接替土肥原擔任北平特務機關長的鬆室孝良親自授意下出籠的,他就要問這些日本人的親信們,要他們交出自己的“後台老板”。見潘、陳隻是言詞閃爍地支吾著說不出什麽名堂,宋哲元便將文件當場撕毀,摔在了潘毓桂麵前。
土肥原沒有辦成的事鬆室孝良同樣也達不到目的。
宋哲元絕對不允許自己的身邊有這樣的日本暗探存在,隨之他就對冀察政務委員會進行了清理,先撤了潘毓桂的政務處長職務,換上了跟隨自己多年的秘書長楊兆庚。就在這時候,王揖唐又公開站出來強烈要求實行華北獨立,宋哲元堅決拒絕,兩人發生爭吵。宋下令將王免職。一不做二不休,隨後宋又借故驅逐了陳中孚,把外交委員會主任換上自己的兒女親家賈德耀,然後讓29軍參謀長張維藩擔任平綏鐵路局局長,以與陳覺生的北寧鐵路局長相抗衡。
宋哲元該鬆口氣了吧!不。他說:隻要冀察政務委員會存在一天,日本人就一天也不會讓他安生。他已經做好了應付一切麻煩事的足夠準備。
這期間,天津市市長蕭振瀛被迫辭職。原因是肖總是背著宋哲元答應日本提出的一些無理要求,29軍的將領對此極為不滿。想想看,一市之長,失去了自己所轄地麵上實力派軍方的支持、不僅僅是不支持的中立態度而是強烈反對時,他還能存在一天嗎?天津市市長空缺,誰來頂缺?
日本方麵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可以安排自己親信的極好時機;宋哲元也不會使日方的願望就那麽輕而易舉地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