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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11)
1936年10月4日，民先隊在清華大學召開擴大幹部會，研究今後的工作方針。經過代表們的充分討論，大會一致認為目前的救亡運動雖已成為一個有力的運動，但它畢竟還沒有把全國民眾組織起來，全國規模的抗戰還不能立刻爆發，因此救亡運動還沒有完全脫離宣傳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知識分子還是主要的力量，學生是一支生力軍。所以，我們不應當放棄或削減學生運動而專門從事其他工作，而是應使學生運動更加鞏固、更加強化，進而推動整個救亡運動進一步開展。根據以上的認識，大會對今後的工作做出規定：
（一）促成各學校學生會的建立，爭取師生合作；
（二）加緊促成聯合戰線的建立，扶助及推廣文化界、婦女界的救亡友軍；
（三）積極參加社會的各種團體；
（四）支持學聯，準備群眾，以回答敵人的進攻。
北平學聯於10月10日召開代表大會，規定了學聯工作的四項原則：
（一）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擁護政府抗日；
（三）師生合作；
（四）救亡不忘求學。
根據民先隊和學聯的工作方針，北平廣大青年學生和各校學生救亡團體，首先在上層文教界開展了團結愛國教授、學者共同救亡的統一戰線工作。他們先後召集了師生座談會、討論會，由學生救亡團體負責人介紹自己組織的宗旨、機構及活動情況，闡明師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義，虛心地接受愛國師長們的指導與幫助。此後，在開展各項救亡活動時，都盡可能地邀請愛國教師參加指導。在“九一八”五周年紀念的日子裏，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紛紛舉行國恥紀念活動。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紀念會上，北大教授曾昭倫、清華教授馮友蘭、雷海宗、潘光旦、劉宗宏等五人，先後作了有關抗日救亡的講演。從東北回來的同學還介紹了東北同胞的苦難，聽著這些講演和報告，大家都“不自覺地有悲痛的情緒。不論是師長、是同學，誰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10月間，朱自清等66位大學教授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書》，提出了“政府應立即以武力製止走私活動；政府應立即出兵綏東，協助原駐軍隊，剿伐借外力以作亂之土匪”等八項要求。北平學聯馬上發動一個聲勢浩大的簽名運動，積極支持教授們的聲明。各校師生在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攜起手來，並肩戰鬥了。
民先隊和學聯還進行了許多爭取、團結民族工商業者的活動。1936年5月，學聯召開了一次擴大代表大會，決定在北平舉行使用國貨擴大宣傳周，並通電全國一致行動。通電發出後，全國廣泛響應，開展了使用國貨、抵製日貨的運動。“六一三”示威後，學生們除了繼續開展這項活動外，還通過家庭、親友等私人關係，開展了深入到戶的抗日救亡宣傳。民族工商業者對學聯發起的這一運動普遍表示擁護，認為它是對日寇經濟侵略的有力回擊，維護了自己的利益。許多人對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轉向同情和支持。
與此同時，學聯和民先還在黨的直接領導下，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開展爭取宋哲元和29軍抗日的工作。1936年4月，北平學聯發表了《致宋哲元將軍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追述了29軍當年在喜峰口英勇抗日的事跡，並向宋哲元申明：“北平學生聯合會發動過三次大遊行，並不是敵對的表示，乃是忠誠的勸告，血淚的呼籲。所有北平的學生始終希望您能回複到他們的陣線，領導起中國人民抗日圖存的運動。”“六一三”大示威中，北平學生喊出了事先確定好的“擁護29軍抗日！”“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的口號，這對宋哲元的態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激發了29軍廣大官兵的抗日愛國情緒。
8月31日（農曆七月十五日），宋哲元在北海舉行追悼長城抗日陣亡將士的盂蘭大會，給在喜峰口抗擊日軍壯烈犧牲的官兵超度亡靈。北平學聯知道後，立即派代表參加，獻了花圈和挽聯，還上台宣讀了祭文。宋哲元接受了學聯敬獻的花圈、挽聯，實際上是承認了學聯的合法存在。這是自華北危急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它表明了宋哲元態度的變化。
9月18日，駐豐台的29軍1連士兵，在連長率領下出外操練，與日本侵略軍士兵發生了武裝衝突，雙方各有傷亡。20日，冀察當局在日軍的壓力下將駐軍撤離豐台。北平學聯於次日發表了《為豐台駐軍撤退致平津新聞界、教育界的公開信》，希望這些“輿論的領袖和青年的導師……起來作大聲的呼號，領導我們為這垂危的華北奮鬥”。同時要求“29軍領袖顧念軍人大義及國家利害，摒棄任何敷衍一時苟且偷安的思想及行為”，切實負起守土的責任。隨後，學聯組織了慰問團，慰問29軍官兵。這一慰問活動感動了29軍的廣大官兵，一些受傷的士兵激動地說：“我們應該救自己的國家。”
10月下旬起，日寇在平津連續進行武裝演習。騎兵和重炮所到之處，莊稼被踐踏，房屋被拆毀，農民被逐出。11月3日，日寇的演習逐漸升級，大批全副武裝、攜帶重炮的日軍，殺氣騰騰地開著坦克穿行北平城，並在朝陽門軋死了一位年僅11歲的小女孩。
對此奇恥大辱，整個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廣大青年學生憤怒地要求對日寇的演習和野蠻暴行給予有力的回擊。許多學校的師生舉行了悲憤的集會。有的師生還舉手宣誓，要以生命保衛祖國。北平學聯組織各校成立了災區服務團，進行募捐和赴日軍演習地區進行調查賑濟活動。這時，黨組織也及時通過進步刊物、報紙，提出以武裝示威來回答日軍的侵略演習的建議，並向29軍官兵進行宣傳鼓動。很快地，“以演習回答演習”便成了廣大群眾的共同要求。
11月7日和11日，宋哲元帶領29軍官兵分別在紅山口和固安進行實彈對抗演習。北平各校進步學生在學生會、救國會的組織下，長途跋涉，分赴演習地點。在固安演習現場，學生們看到士兵們認真拚刺、軍容整齊、士氣高昂，很受感動，報以熱烈的掌聲，並高呼：“擁護29軍抗日！”“擁護29軍英勇殺敵！”宋哲元在演習結束時，也向學生們表示他本人絕對維護領土完整，“隻要是以國家、社會及民族利益來相談者，本人極願虛心接受。本人本此主張，絕不怕任何艱難與壓迫。”對於宋哲元的這番話，學生們報以熱烈的掌聲。隨後，北平學生代表以學聯的名義向29軍贈送了黃緞旗一麵，上寫“擁護29軍保衛華北”。清華大學學生贈送錦旗一麵，上寫“國家幹城”，官兵們受到很大鼓舞。
在爭取29軍抗日的工作中，廣大進步學生深入到29軍駐地，與士兵聯歡、交談，促進聯係。師大學生會、救國會還組織了體育係學生到南苑29軍駐地，教士兵打籃球、踢足球、練習田徑賽等，同時也帶去宣傳品，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一係列的爭取工作及宋哲元和29軍的變化，不僅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且使廣大青年學生受到了教育，進一步認識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性，認識到團結群眾、爭取抗日武裝的重要性。
這時，綏遠日軍指揮蒙古偽軍李守信部大舉進犯綏東，當地駐軍和各族民眾奮起抗戰的消息，傳到北平。綏遠傅作義將軍的部隊，在蒙漢民眾的支持下，一舉收複了百靈廟和大廟等地。勝利的消息，振奮了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一時間，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支援綏遠抗戰的熱潮。北平學聯於11月17日就綏遠抗戰發出緊急通知，通知各校學生會“綏東抗戰後援，是我們這一階段的中心工作”。並要求各校迅速成立綏遠抗戰將士後援會，把11月19日-25日定為募捐周。
各校學生會、救國會接到通知後，立即行動起來，積極開展募捐和赴綏慰勞服務活動。各校學生開展了“萬件寒衣（棉、皮衣）”運動，男女學生都為前線戰士趕製衣褲。北大全體女同學一齊動手，一天內趕製了絨褲100條，毛絨手套100副。北京大學全體學生組織了綏東抗敵後援會，曾停止爐火三日，節食午餐一頓，加上在校內外募捐，共得2000餘元，決定派代表三人前往勞軍。北平師範大學學生自23日-29日停止取暖一周，節省之款由學生黎原、丁秀等六人組成師大慰問團攜往慰問。他們在那裏還幫助綏遠進步學生組織了民先隊。清華學生郭見恩（郭建）、紀毓秀、鄭庭祥（鄭天翔）、楊戊生（魏東明）等14人組成了赴綏前線服務團，帶了近半個車廂的慰勞品，進行了半個月的慰勞工作。清華大學男女學生、教工家屬及教授夫人們，在四天內趕製了棉衣400件。11月18日清華全體教職員推選中文係主任朱自清為代表，和學生自治會主席王達仁一起攜帶捐款2000餘元赴綏慰問。燕京大學文學院長梅貽寶受該校中國教職員推舉，與學生代表朱燾譜一起赴綏慰勞。北大教職員為援助綏遠抗敵將士捐薪一日，共得款1356元，全部購買醫藥用品，派化學係主任曾昭掄為代表赴綏慰勞抗敵將士。
魯迅的好友劉半農，著名的《大公報》記者範長江及作家謝冰心、著名教授雷潔瓊等，都曾前往綏遠慰問抗日將士。由陳波兒、崔嵬等人率領的上海婦女兒童前線慰問團途徑北平時，清華大學、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校學生代表紛紛參加，共同前往慰問。這個團實際上成了平津滬慰問團。
援綏抗戰運動在全國蓬勃展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緊密地與全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結合在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
勝利的檢閱――“一二一二”大示威
在全國人民援綏抗戰的熱潮中，蔣介石政府對日偽的進攻依然是屈辱投降。隻在綏遠前線收複百靈廟之後，才敷衍塞責地派湯恩伯率八個團的兵力向綏遠增援。與此同時卻布置了胡宗南等260個團的兵力“圍剿”蘇區紅軍。湯恩伯率部進駐綏遠後，不但不準備抗日，反而對抗日軍民進行監視，與日軍謀求妥協，使局部抗戰也不能順利進行。蔣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廣大人民的無比憤慨。
11月，上海、青島日本紗廠工人不堪殘酷壓榨，先後爆發了反日大罷工。12月3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搗毀國民黨青島市黨部，捕去黨部工作人員。國民黨政府屈服其壓力，秘密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同意開除大批工人，撤換公安局長，保證日廠“正常秩序”，不再發生罷工。
南京政府一方麵對日妥協投降，一方麵加緊鎮壓抗日救國運動。1936年11月22日夜，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王造時、史良等七人，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和對國民黨政府的極大憤懣，紛紛發表通電，譴責政府鎮壓愛國運動，要求立即釋放救國會領袖。北平學聯開會決定，25日全市學生舉行兩天總同盟罷課，並派代表南下請願，要求政府釋放救國會七領袖，並以實力援綏。25日，北大、燕京、東大、師大、清華等23校學生宣布罷課，表示抗議。
“一二九”一周年時，北平學聯舉行了紀念大會，參加者有三四千人，會上通過了一個議案：為支援綏遠抗戰和反對政府迫害上海愛國領袖，有必要發動一次大的行動，以表示北平學生不做亡國奴的決心，並促進抗日救國工作向更高階段發展。北平學聯接受了廣大群眾的意見，決定在12月12日舉行抗日大示威。
遊行之前，學聯做了充分的準備，安排好全城的通訊網，成立了由市委俞啟威、學委高承誌、民先隊雷駿隨參加的示威總指揮。指揮部下設三個分部，有交通員傳遞消息。城外的清華、燕京兩校在頭一天晚上派了五六十名先遣隊員進城，住在東北大學第一宿舍，以便接應兩校隊伍。
12月12日，天還沒亮，大街小巷就布滿了軍警。各校門口都有大批武裝警察圍守，妄圖阻止學生外出。但是，學生們毫不畏縮，他們以各種巧妙的方法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地走出戒備森嚴的學校，到預定地點集合整隊。
這次遊行示威的口號是：“援助綏遠抗戰……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救國會領袖！”和“各黨派聯合起來一致抗日！”等。這些口號集中了全國各地正在進行的抗日救亡鬥爭的新內容，反映了在抗日救國的大前提下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
遊行隊伍分三路，在師範大學、東北大學、北京大學的帶領下，開始了大示威。許多分散各處的學生隊伍不斷向大隊匯集。在示威中，學生們隨時向市民進行宣傳，張貼標語，有些市民自動地參加到遊行的隊伍中去。學生們還把一張張《告警士書》送給站崗的警察，警察們不但沒有扔掉，反而捧著細讀。人群中，還常常出現一輛緩緩隨行的漂亮的小汽車，軍警以為汽車裏坐的一定是什麽達官貴人，沒想到從汽車裏送出許多紅紅綠綠的傳單，轉眼間，汽車又不見了。軍警一時瞠目結舌，莫名其妙。
這次遊行吸取了過去遊行的經驗，確定了依客觀環境和形勢而變化的遊擊戰術，即“化整為零，由零集整”。隊伍遇到軍警阻撓，即分散前進，一聲信號，分散的隊伍又馬上集中起來。還有“頭調尾，尾調頭”的戰術。如先頭隊伍遇阻，即迅速改變方向，由後衛帶頭繞道前進。這種靈活機動的行動，使強悍老練的保安隊也疲於奔命。這是民先隊經過多次露營和演習後得到鍛煉的結果。
遊行隊伍走到西單商場旁的東槐裏胡同時，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車。學生們圍著汽車，高呼“擁護29軍保衛冀察”，“擁護宋將軍領導抗日”的口號，並要求宋哲元接見，答複學生們的抗日要求。宋聽到口號後，便打開車門，向學生要了傳單，好一會兒，才麵帶笑容離去。
下午1時，6000多人的遊行隊伍聚集在北大一院操場上。正準備出發遊行時，忽然接到保安隊的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召集學生訓話。遊行隊伍列隊而行，在裝備齊全的警察、保安隊和憲兵的“護送”下，來到景山。直到下午5時許，北平市長秦德純終於代表宋哲元來了。他一走進大門，學生們就高呼：“擁護29軍抗日”，“擁護秦市長領導救亡”。他說：“同學們辛苦了”，大家齊聲回答：“不辛苦，我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秦德純說：今天的示威是民氣的表示，29軍一定要本著喜峰口戰役的英勇精神，適應全國民眾的要求，擔負起民族解放的責任。他表示，今天逮捕的同學，是出於誤會，今晚就全部釋放。學生們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擁護。當他說五年前政府失去東北，是因為準備不足時，全場學生高聲反駁道：“不對，是因為政府不抵抗。”最後，秦德純表示接受同學們提出的幾項要求，但希望不要見報。
天已黑時，大家才整隊走出景山，進行遊行。路兩邊的軍警依然站在那裏，但沒有和學生發生衝突。遊行隊伍唱著歌，意氣昂揚地回到了各自的學校。這樣自由的遊行示威是“一二九”以來所未有過的，它表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一二一二”大示威的成功是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這次運動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及愛國軍警的同情和支持，北平城內出現了各界團結一致、共同救亡的高漲局麵。這次行動也是對自己隊伍的一次檢閱：領導者周密的計劃、靈活的指揮以及集合與分散的遊擊戰術，保證了大示威的順利進行。一天的鬥爭證明了：在這一年裏，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和愛國學生，在黨的教育培養下，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激流中，受到了很大的鍛煉，政治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鬥爭經驗也不斷地豐富起來了。
北平青年與西安事變
就在北平學生舉行“一二一二”大示威的同一天，西安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北平青年運動麵臨著新的考驗。
西安事變是由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西北軍首領楊虎城發動的。這是張、楊在民族大義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的結果；也是“一二？九”運動所掀起的全國抗日救國運動影響的結果。“一二？九”運動爆發不久，張學良派人到北平，慰問參加“一二？九”遊行示威的東北大學學生，並三次打電報，要東大當局“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經過中共北平市委的研究，決定派宋黎等三人以北平學聯和東大學生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宋黎等人到西安後，首先見了楊虎城，並在西北軍將領大會上介紹了“一二？九”運動情況。宋黎慷慨激昂的講演，引起了到會者的強烈共鳴。不久，他們又見到了張學良，向他講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遊行示威的詳細經過以及學生們英勇鬥爭的感人事跡。張學良聽後深受感動，表示要堅決抗日，並說：東北從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親手收複。隨即決定把宋黎留在身邊當秘書。1936年九、十月間，北平學聯和民先隊又正式派出代表團，前往西安，會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們說明北平學生愛國救亡運動的宗旨，還在西安的幾所學校作了報告。代表團又幫助西安的進步學生組織了民先隊。1936年7、8月間，張學良成立了學兵隊，隊員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黨組織介紹去的抗日積極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在北平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中共黨員和民先隊員。黨領導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影響和推動了西安各界抗日救國運動的蓬勃發展。
12月13日，北平學生通過各種途徑聽到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後，反響不一。進步學生奔走相告，沉浸在興奮和歡樂之中。其中一些人認為隻要殺了蔣介石，就可以改變國民黨統治的局麵，組織全國抗日，因而主張公審他殺死他。有的人主張再發動一次遊行來聲援張、楊。少數頭腦冷靜的學生，出於對大局的考慮，主張還是和平解決為好。右派分子則垂頭喪氣，如喪考妣。大多數中間學生則陷入惶惑和疑慮之中，他們有的擔心會爆發大規模的內戰，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有的認為隻有蔣介石可以統率全國武裝力量，蔣介石一死，群龍無首，國內將出現分裂和割據的局麵。
北方局和學委負責人通過學聯掌握了北平學生的各種反應，並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學委開會，傳達了北方局的意見：不可貿然行動，耐心等待中央指示。
事變後第二天，黨中央根據當時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到西安與張、楊協商解決西安事變的方案。經過幾天的艱苦努力，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張、楊提出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同意聯共抗日，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
消息傳到北平，學聯號召各樣學生舉行慶祝活動，歡呼全國上下一致抗日。而國民黨特務及右派分子卻利用這個機會，對抗日救亡運動發起猛烈的政治攻勢。這天晚上，國民黨拚湊了一些學生，舉行火炬遊行。他們敲鑼打鼓，鳴放鞭炮，慶祝“領袖脫險”。第二天，他們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遊行，並召集大會，致電國民黨南京政府，叫喊“嚴懲張學良”“槍斃沈鈞儒等七人”“取消學聯會”等等。會上，右派教授和國民黨學生陰謀策劃成立北平市新學聯會。一部分學校還發生了國民黨學生搗毀愛國學生團體的事件。
（一）促成各學校學生會的建立，爭取師生合作；
（二）加緊促成聯合戰線的建立，扶助及推廣文化界、婦女界的救亡友軍；
（三）積極參加社會的各種團體；
（四）支持學聯，準備群眾，以回答敵人的進攻。
北平學聯於10月10日召開代表大會，規定了學聯工作的四項原則：
（一）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擁護政府抗日；
（三）師生合作；
（四）救亡不忘求學。
根據民先隊和學聯的工作方針，北平廣大青年學生和各校學生救亡團體，首先在上層文教界開展了團結愛國教授、學者共同救亡的統一戰線工作。他們先後召集了師生座談會、討論會，由學生救亡團體負責人介紹自己組織的宗旨、機構及活動情況，闡明師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義，虛心地接受愛國師長們的指導與幫助。此後，在開展各項救亡活動時，都盡可能地邀請愛國教師參加指導。在“九一八”五周年紀念的日子裏，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紛紛舉行國恥紀念活動。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紀念會上，北大教授曾昭倫、清華教授馮友蘭、雷海宗、潘光旦、劉宗宏等五人，先後作了有關抗日救亡的講演。從東北回來的同學還介紹了東北同胞的苦難，聽著這些講演和報告，大家都“不自覺地有悲痛的情緒。不論是師長、是同學，誰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10月間，朱自清等66位大學教授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書》，提出了“政府應立即以武力製止走私活動；政府應立即出兵綏東，協助原駐軍隊，剿伐借外力以作亂之土匪”等八項要求。北平學聯馬上發動一個聲勢浩大的簽名運動，積極支持教授們的聲明。各校師生在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攜起手來，並肩戰鬥了。
民先隊和學聯還進行了許多爭取、團結民族工商業者的活動。1936年5月，學聯召開了一次擴大代表大會，決定在北平舉行使用國貨擴大宣傳周，並通電全國一致行動。通電發出後，全國廣泛響應，開展了使用國貨、抵製日貨的運動。“六一三”示威後，學生們除了繼續開展這項活動外，還通過家庭、親友等私人關係，開展了深入到戶的抗日救亡宣傳。民族工商業者對學聯發起的這一運動普遍表示擁護，認為它是對日寇經濟侵略的有力回擊，維護了自己的利益。許多人對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轉向同情和支持。
與此同時，學聯和民先還在黨的直接領導下，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開展爭取宋哲元和29軍抗日的工作。1936年4月，北平學聯發表了《致宋哲元將軍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追述了29軍當年在喜峰口英勇抗日的事跡，並向宋哲元申明：“北平學生聯合會發動過三次大遊行，並不是敵對的表示，乃是忠誠的勸告，血淚的呼籲。所有北平的學生始終希望您能回複到他們的陣線，領導起中國人民抗日圖存的運動。”“六一三”大示威中，北平學生喊出了事先確定好的“擁護29軍抗日！”“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的口號，這對宋哲元的態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激發了29軍廣大官兵的抗日愛國情緒。
8月31日（農曆七月十五日），宋哲元在北海舉行追悼長城抗日陣亡將士的盂蘭大會，給在喜峰口抗擊日軍壯烈犧牲的官兵超度亡靈。北平學聯知道後，立即派代表參加，獻了花圈和挽聯，還上台宣讀了祭文。宋哲元接受了學聯敬獻的花圈、挽聯，實際上是承認了學聯的合法存在。這是自華北危急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它表明了宋哲元態度的變化。
9月18日，駐豐台的29軍1連士兵，在連長率領下出外操練，與日本侵略軍士兵發生了武裝衝突，雙方各有傷亡。20日，冀察當局在日軍的壓力下將駐軍撤離豐台。北平學聯於次日發表了《為豐台駐軍撤退致平津新聞界、教育界的公開信》，希望這些“輿論的領袖和青年的導師……起來作大聲的呼號，領導我們為這垂危的華北奮鬥”。同時要求“29軍領袖顧念軍人大義及國家利害，摒棄任何敷衍一時苟且偷安的思想及行為”，切實負起守土的責任。隨後，學聯組織了慰問團，慰問29軍官兵。這一慰問活動感動了29軍的廣大官兵，一些受傷的士兵激動地說：“我們應該救自己的國家。”
10月下旬起，日寇在平津連續進行武裝演習。騎兵和重炮所到之處，莊稼被踐踏，房屋被拆毀，農民被逐出。11月3日，日寇的演習逐漸升級，大批全副武裝、攜帶重炮的日軍，殺氣騰騰地開著坦克穿行北平城，並在朝陽門軋死了一位年僅11歲的小女孩。
對此奇恥大辱，整個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廣大青年學生憤怒地要求對日寇的演習和野蠻暴行給予有力的回擊。許多學校的師生舉行了悲憤的集會。有的師生還舉手宣誓，要以生命保衛祖國。北平學聯組織各校成立了災區服務團，進行募捐和赴日軍演習地區進行調查賑濟活動。這時，黨組織也及時通過進步刊物、報紙，提出以武裝示威來回答日軍的侵略演習的建議，並向29軍官兵進行宣傳鼓動。很快地，“以演習回答演習”便成了廣大群眾的共同要求。
11月7日和11日，宋哲元帶領29軍官兵分別在紅山口和固安進行實彈對抗演習。北平各校進步學生在學生會、救國會的組織下，長途跋涉，分赴演習地點。在固安演習現場，學生們看到士兵們認真拚刺、軍容整齊、士氣高昂，很受感動，報以熱烈的掌聲，並高呼：“擁護29軍抗日！”“擁護29軍英勇殺敵！”宋哲元在演習結束時，也向學生們表示他本人絕對維護領土完整，“隻要是以國家、社會及民族利益來相談者，本人極願虛心接受。本人本此主張，絕不怕任何艱難與壓迫。”對於宋哲元的這番話，學生們報以熱烈的掌聲。隨後，北平學生代表以學聯的名義向29軍贈送了黃緞旗一麵，上寫“擁護29軍保衛華北”。清華大學學生贈送錦旗一麵，上寫“國家幹城”，官兵們受到很大鼓舞。
在爭取29軍抗日的工作中，廣大進步學生深入到29軍駐地，與士兵聯歡、交談，促進聯係。師大學生會、救國會還組織了體育係學生到南苑29軍駐地，教士兵打籃球、踢足球、練習田徑賽等，同時也帶去宣傳品，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一係列的爭取工作及宋哲元和29軍的變化，不僅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且使廣大青年學生受到了教育，進一步認識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性，認識到團結群眾、爭取抗日武裝的重要性。
這時，綏遠日軍指揮蒙古偽軍李守信部大舉進犯綏東，當地駐軍和各族民眾奮起抗戰的消息，傳到北平。綏遠傅作義將軍的部隊，在蒙漢民眾的支持下，一舉收複了百靈廟和大廟等地。勝利的消息，振奮了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一時間，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支援綏遠抗戰的熱潮。北平學聯於11月17日就綏遠抗戰發出緊急通知，通知各校學生會“綏東抗戰後援，是我們這一階段的中心工作”。並要求各校迅速成立綏遠抗戰將士後援會，把11月19日-25日定為募捐周。
各校學生會、救國會接到通知後，立即行動起來，積極開展募捐和赴綏慰勞服務活動。各校學生開展了“萬件寒衣（棉、皮衣）”運動，男女學生都為前線戰士趕製衣褲。北大全體女同學一齊動手，一天內趕製了絨褲100條，毛絨手套100副。北京大學全體學生組織了綏東抗敵後援會，曾停止爐火三日，節食午餐一頓，加上在校內外募捐，共得2000餘元，決定派代表三人前往勞軍。北平師範大學學生自23日-29日停止取暖一周，節省之款由學生黎原、丁秀等六人組成師大慰問團攜往慰問。他們在那裏還幫助綏遠進步學生組織了民先隊。清華學生郭見恩（郭建）、紀毓秀、鄭庭祥（鄭天翔）、楊戊生（魏東明）等14人組成了赴綏前線服務團，帶了近半個車廂的慰勞品，進行了半個月的慰勞工作。清華大學男女學生、教工家屬及教授夫人們，在四天內趕製了棉衣400件。11月18日清華全體教職員推選中文係主任朱自清為代表，和學生自治會主席王達仁一起攜帶捐款2000餘元赴綏慰問。燕京大學文學院長梅貽寶受該校中國教職員推舉，與學生代表朱燾譜一起赴綏慰勞。北大教職員為援助綏遠抗敵將士捐薪一日，共得款1356元，全部購買醫藥用品，派化學係主任曾昭掄為代表赴綏慰勞抗敵將士。
魯迅的好友劉半農，著名的《大公報》記者範長江及作家謝冰心、著名教授雷潔瓊等，都曾前往綏遠慰問抗日將士。由陳波兒、崔嵬等人率領的上海婦女兒童前線慰問團途徑北平時，清華大學、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校學生代表紛紛參加，共同前往慰問。這個團實際上成了平津滬慰問團。
援綏抗戰運動在全國蓬勃展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緊密地與全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結合在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
勝利的檢閱――“一二一二”大示威
在全國人民援綏抗戰的熱潮中，蔣介石政府對日偽的進攻依然是屈辱投降。隻在綏遠前線收複百靈廟之後，才敷衍塞責地派湯恩伯率八個團的兵力向綏遠增援。與此同時卻布置了胡宗南等260個團的兵力“圍剿”蘇區紅軍。湯恩伯率部進駐綏遠後，不但不準備抗日，反而對抗日軍民進行監視，與日軍謀求妥協，使局部抗戰也不能順利進行。蔣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廣大人民的無比憤慨。
11月，上海、青島日本紗廠工人不堪殘酷壓榨，先後爆發了反日大罷工。12月3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搗毀國民黨青島市黨部，捕去黨部工作人員。國民黨政府屈服其壓力，秘密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同意開除大批工人，撤換公安局長，保證日廠“正常秩序”，不再發生罷工。
南京政府一方麵對日妥協投降，一方麵加緊鎮壓抗日救國運動。1936年11月22日夜，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王造時、史良等七人，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和對國民黨政府的極大憤懣，紛紛發表通電，譴責政府鎮壓愛國運動，要求立即釋放救國會領袖。北平學聯開會決定，25日全市學生舉行兩天總同盟罷課，並派代表南下請願，要求政府釋放救國會七領袖，並以實力援綏。25日，北大、燕京、東大、師大、清華等23校學生宣布罷課，表示抗議。
“一二九”一周年時，北平學聯舉行了紀念大會，參加者有三四千人，會上通過了一個議案：為支援綏遠抗戰和反對政府迫害上海愛國領袖，有必要發動一次大的行動，以表示北平學生不做亡國奴的決心，並促進抗日救國工作向更高階段發展。北平學聯接受了廣大群眾的意見，決定在12月12日舉行抗日大示威。
遊行之前，學聯做了充分的準備，安排好全城的通訊網，成立了由市委俞啟威、學委高承誌、民先隊雷駿隨參加的示威總指揮。指揮部下設三個分部，有交通員傳遞消息。城外的清華、燕京兩校在頭一天晚上派了五六十名先遣隊員進城，住在東北大學第一宿舍，以便接應兩校隊伍。
12月12日，天還沒亮，大街小巷就布滿了軍警。各校門口都有大批武裝警察圍守，妄圖阻止學生外出。但是，學生們毫不畏縮，他們以各種巧妙的方法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地走出戒備森嚴的學校，到預定地點集合整隊。
這次遊行示威的口號是：“援助綏遠抗戰……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救國會領袖！”和“各黨派聯合起來一致抗日！”等。這些口號集中了全國各地正在進行的抗日救亡鬥爭的新內容，反映了在抗日救國的大前提下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
遊行隊伍分三路，在師範大學、東北大學、北京大學的帶領下，開始了大示威。許多分散各處的學生隊伍不斷向大隊匯集。在示威中，學生們隨時向市民進行宣傳，張貼標語，有些市民自動地參加到遊行的隊伍中去。學生們還把一張張《告警士書》送給站崗的警察，警察們不但沒有扔掉，反而捧著細讀。人群中，還常常出現一輛緩緩隨行的漂亮的小汽車，軍警以為汽車裏坐的一定是什麽達官貴人，沒想到從汽車裏送出許多紅紅綠綠的傳單，轉眼間，汽車又不見了。軍警一時瞠目結舌，莫名其妙。
這次遊行吸取了過去遊行的經驗，確定了依客觀環境和形勢而變化的遊擊戰術，即“化整為零，由零集整”。隊伍遇到軍警阻撓，即分散前進，一聲信號，分散的隊伍又馬上集中起來。還有“頭調尾，尾調頭”的戰術。如先頭隊伍遇阻，即迅速改變方向，由後衛帶頭繞道前進。這種靈活機動的行動，使強悍老練的保安隊也疲於奔命。這是民先隊經過多次露營和演習後得到鍛煉的結果。
遊行隊伍走到西單商場旁的東槐裏胡同時，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車。學生們圍著汽車，高呼“擁護29軍保衛冀察”，“擁護宋將軍領導抗日”的口號，並要求宋哲元接見，答複學生們的抗日要求。宋聽到口號後，便打開車門，向學生要了傳單，好一會兒，才麵帶笑容離去。
下午1時，6000多人的遊行隊伍聚集在北大一院操場上。正準備出發遊行時，忽然接到保安隊的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召集學生訓話。遊行隊伍列隊而行，在裝備齊全的警察、保安隊和憲兵的“護送”下，來到景山。直到下午5時許，北平市長秦德純終於代表宋哲元來了。他一走進大門，學生們就高呼：“擁護29軍抗日”，“擁護秦市長領導救亡”。他說：“同學們辛苦了”，大家齊聲回答：“不辛苦，我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秦德純說：今天的示威是民氣的表示，29軍一定要本著喜峰口戰役的英勇精神，適應全國民眾的要求，擔負起民族解放的責任。他表示，今天逮捕的同學，是出於誤會，今晚就全部釋放。學生們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擁護。當他說五年前政府失去東北，是因為準備不足時，全場學生高聲反駁道：“不對，是因為政府不抵抗。”最後，秦德純表示接受同學們提出的幾項要求，但希望不要見報。
天已黑時，大家才整隊走出景山，進行遊行。路兩邊的軍警依然站在那裏，但沒有和學生發生衝突。遊行隊伍唱著歌，意氣昂揚地回到了各自的學校。這樣自由的遊行示威是“一二九”以來所未有過的，它表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一二一二”大示威的成功是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這次運動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及愛國軍警的同情和支持，北平城內出現了各界團結一致、共同救亡的高漲局麵。這次行動也是對自己隊伍的一次檢閱：領導者周密的計劃、靈活的指揮以及集合與分散的遊擊戰術，保證了大示威的順利進行。一天的鬥爭證明了：在這一年裏，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和愛國學生，在黨的教育培養下，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激流中，受到了很大的鍛煉，政治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鬥爭經驗也不斷地豐富起來了。
北平青年與西安事變
就在北平學生舉行“一二一二”大示威的同一天，西安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北平青年運動麵臨著新的考驗。
西安事變是由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西北軍首領楊虎城發動的。這是張、楊在民族大義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的結果；也是“一二？九”運動所掀起的全國抗日救國運動影響的結果。“一二？九”運動爆發不久，張學良派人到北平，慰問參加“一二？九”遊行示威的東北大學學生，並三次打電報，要東大當局“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經過中共北平市委的研究，決定派宋黎等三人以北平學聯和東大學生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宋黎等人到西安後，首先見了楊虎城，並在西北軍將領大會上介紹了“一二？九”運動情況。宋黎慷慨激昂的講演，引起了到會者的強烈共鳴。不久，他們又見到了張學良，向他講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遊行示威的詳細經過以及學生們英勇鬥爭的感人事跡。張學良聽後深受感動，表示要堅決抗日，並說：東北從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親手收複。隨即決定把宋黎留在身邊當秘書。1936年九、十月間，北平學聯和民先隊又正式派出代表團，前往西安，會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們說明北平學生愛國救亡運動的宗旨，還在西安的幾所學校作了報告。代表團又幫助西安的進步學生組織了民先隊。1936年7、8月間，張學良成立了學兵隊，隊員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黨組織介紹去的抗日積極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在北平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中共黨員和民先隊員。黨領導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影響和推動了西安各界抗日救國運動的蓬勃發展。
12月13日，北平學生通過各種途徑聽到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後，反響不一。進步學生奔走相告，沉浸在興奮和歡樂之中。其中一些人認為隻要殺了蔣介石，就可以改變國民黨統治的局麵，組織全國抗日，因而主張公審他殺死他。有的人主張再發動一次遊行來聲援張、楊。少數頭腦冷靜的學生，出於對大局的考慮，主張還是和平解決為好。右派分子則垂頭喪氣，如喪考妣。大多數中間學生則陷入惶惑和疑慮之中，他們有的擔心會爆發大規模的內戰，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有的認為隻有蔣介石可以統率全國武裝力量，蔣介石一死，群龍無首，國內將出現分裂和割據的局麵。
北方局和學委負責人通過學聯掌握了北平學生的各種反應，並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學委開會，傳達了北方局的意見：不可貿然行動，耐心等待中央指示。
事變後第二天，黨中央根據當時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到西安與張、楊協商解決西安事變的方案。經過幾天的艱苦努力，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張、楊提出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同意聯共抗日，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
消息傳到北平，學聯號召各樣學生舉行慶祝活動，歡呼全國上下一致抗日。而國民黨特務及右派分子卻利用這個機會，對抗日救亡運動發起猛烈的政治攻勢。這天晚上，國民黨拚湊了一些學生，舉行火炬遊行。他們敲鑼打鼓，鳴放鞭炮，慶祝“領袖脫險”。第二天，他們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遊行，並召集大會，致電國民黨南京政府，叫喊“嚴懲張學良”“槍斃沈鈞儒等七人”“取消學聯會”等等。會上，右派教授和國民黨學生陰謀策劃成立北平市新學聯會。一部分學校還發生了國民黨學生搗毀愛國學生團體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