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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10)
“一二？九”抗日愛國學生運動爆發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25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了國內出現的新形勢，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等問題，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科學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與階級關係的變化，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即用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去發動、團結和組織一切抗日力量，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瓦窯堡會議所確定的路線、方向和政策，為剛剛爆發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指明了方向。
在南下擴大宣傳途中醞釀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積極宣傳救亡道理，廣泛團結愛國群眾，得到了迅速發展。兩三個月內，民先隊已從成立時的300人左右，發展到600多人。
廣大民先隊員的政治覺悟和鬥爭藝術，經過了2月反逮捕鬥爭和“三三一”抬棺遊行，有了進一步提高，成為廣大青年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幹力量。盡管當時民先隊的章程沒有標明是黨所領導的組織，但不少隊員也逐漸覺察到了，他們把加入民先隊作為接受黨的領導的愛國行動。這時民先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公開的抗日民主先進青年的群眾性組織。
這一時期，共青團與民先隊並存。當時的共青團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以及反動當局的殘酷鎮壓，已經失去了廣泛的群眾性，成為脫離群眾的狹小組織。1935年六七月間，團北平市委幾經周折，重新恢複起來後，主要工作是恢複和建立各級團組織。直到1936年初，北平的共青團僅有一二百人。在團的工作中，機械地模仿黨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完全采取秘密的工作方式，存在著嚴重的第二黨傾向。團組織的工作內容也很單調，僅限於傳達黨的文件精神，秘密張貼傳單、標語。這時的團組織因色彩太紅，受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嚴密監視，很難公開或半公開地在學生中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救亡活動。同時，團組織比較重視學生運動，而忽視青年工農群眾的工作，致使團組織活動範圍狹窄，其影響和作用都很受限製。這一切表明，盡管當時的廣大團員在“一二？九”運動中起了骨幹作用，但是共青團組織已越來越不適應廣大青年日益高漲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不能很好地擔負起團結一切願意抗日的青年，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曆史重任。
針對這一情況，中共北平市委在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下，於1933年四五月間開始改造共青團組織，由民族解放先鋒隊取而代之。並規定原有的團員一律轉為黨員，團齡算做黨齡。團支部轉為黨支部。接到市委指示後，團市委成員便分頭負責，將自己聯係的那部分團員和團支部轉為黨員、黨支部。北平共青團轉黨的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到六七月間，團的改造工作基本結束。北平共青團組織的改造是成功的，它順應了革命發展的要求，符合廣泛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團員轉為黨員，不僅為黨輸送了大批幹部和新生力量，而且也為黨在這一時期對青年工作指導方針的轉變摸索了經驗。
8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決議精神，在分析了白區團組織的工作後，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發出了指示信，明確指出：“不用共青團的名稱去開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鋒隊之類的名稱，以取得公開或半公開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階層各黨派所影響下的廣大群眾。”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北方局於1936年9月20日正式作出《關於青年團的決定》，明確規定：“共產主義青年團即行取消。”這時，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北方局將左聯、社聯等改用其它名稱，轉為公開團體。
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根據少共國際“六大”的精神，根據抗日救國運動發展的需要和北方局撤銷共青團的實際經驗，正式作出了《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規定：“國民黨區域內，原有第二黨式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該取消”，“必須大批吸引過去青年團團員加入共產黨”。在蘇區，“青年團的組織必須全部改造”，“使之成為全蘇區青年的各種文化、教育、體育、軍事等團體的聯合組織”。這樣，1936年間全國各地先後完成了共青團的改造。
“一二？九”運動中對共青團組織的根本改造，是中國青年運動史上一次成功的組織改造。它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首先，它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在青年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共青團改造以後建立起來的民先隊、青救會、青年救國團、青抗先等各種青年組織，不僅從組織上改變了原共青團組織狹小、脫離青年群眾的不利狀況，而且從工作方式、工作內容等方麵進一步糾正了“左”傾錯誤的影響，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創造了條件。其次，團改造後，為適應抗日救亡形勢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各種青年組織，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展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北平，廣大青年學生積極參加到民先隊中，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成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深入發展的骨幹力量。團員轉為黨員，壯大了黨的隊伍。到1936年底，北平黨員人數比“一二？九”運動前增長了十倍。其中學生黨員約有400人左右，大學200名，中學200名。第三，根本改造共青團組織不僅對“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為以後青年工作如何適應形勢變化，按照黨的指導方針創造生動活潑的工作方法開創了先例，提供了曆史的借鑒。
民先隊的組織發展
北平共青團組織的改造工作促進了青年運動的發展，“六一三”大示威後，北平民先隊的人數從5月底的600人擴展到1200人左右。隨著人員的增加，北平民先隊積極地向全國擴展自己的組織，擴大救亡運動的影響。
這年暑假，返家度假的民先隊員們在各地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幫助當地建立民先組織。如北平師範大學學生曹國智、蕭敏頌、陳澤雲（於剛）等人利用暑假返湘的機會，在長沙建立了民先。東北大學民先隊員劉金聲、劉鵬等人專程前往西安，幫助建立民先組織。清華民先隊在北平民先總隊部的指導下，成立了通訊小隊，通過通訊發展組織，法國巴黎、裏昂的民先組織就是這樣建立的。經過北平民先隊員的積極努力，民先很快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青年組織，它不僅在大、中城市的青年中，而且在國民黨軍隊中（如東北軍），甚至在法國、德國、英國和南洋群島的中國青年中都建立了組織。
1936年9、10月間，北平學聯、民先隊派出代表團到西安幫助建立民先隊組織。代表團由學聯代表、清華大學黃誠、東北大學楊蘊青，民先代表、北師大敖白楓、清華大學何鳳元組成。他們到西安後分別拜訪了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上層人士，並在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了北平學生工作的原則，及學生救亡運動的情況。他們還在西安高中、西安師範秘密建立了民先隊，半個多月發展民先隊員30多人。10月3日，民先代表在西安秘密集會，成立了西安民先隊部，發表了成立宣言。民先成立後，積極開展救亡運動，廣泛團結進步學生、教師，共同開展工作。在此基礎上，11月15日，西安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宣告成立。
1937年1月，北平民先總隊部和北平學聯派清華學生黃超顯（黃秋耘）到廣州、香港發展組織，並對上層人士進行了統戰工作，籌集民先隊報經費。他到廣州後，首先在中山大學建立了民先隊，負責人是早在清華讀書時已參加了民先隊的鬱鍾正（於光遠）。這樣，1937年1月廣州就建立了民先隊組織。他還經廣州地下黨負責人介紹，與香港抗日救國會負責人連貫等同誌會麵，並在香港華僑中學學生中發展了十餘名民先隊員。香港抗日救國會給民先隊捐款100元港幣。在香港的李濟深和原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向民先隊總隊捐款1000元港幣，作為民先隊報的經費。
民先隊逐步擴大和發展後，北平民先總隊部認真總結經驗，及時調整工作方針和整頓組織，使之適應形勢，推動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7月28日北平民先總隊部發出《關於改造組織的決議》，這個決議充分肯定了民先隊成立半年來在抗日救亡的偉大鬥爭中所作出的貢獻，同時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的缺點，其主要表現是沒能抓緊中心，每項工作的執行顯得遲緩；在組織方麵，區隊部和分隊部在工作上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很不夠，有些地方在組織方麵出現了不民主的現象，特別是各級幹部都很缺乏，等等。8月底，北平首先民主改選了各級幹部。清華大學學生雷駿隨（李昌）當選為第二任總隊長，成員還有孫傳文（孫陶林）、顧得歡、楊克冰、楊雨民等。市委除由俞啟威擔任對民先隊的領導外，還派楊維、李明等到民先隊，以加強各方麵的工作。
9月2日，新選出來的民先總隊部發出了《告隊員同誌書》，闡述了改組的意義，指出了今後工作的態度和目標，強調要發揚民主的、革命的、苦幹的精神，努力自我教育，爭取愛國自由，促成全民抗戰，還特別強調了聯合戰線的問題。同時決定把北平民先隊總部改為地方總隊部，並開始醞釀成立全國民先總隊部的工作。通過這次調查與改組，民先的組織更加健全，工作更為活躍，內部民主也進一步擴大，這些工作為把民先隊建設成一個全國性的先進青年的群眾性組織打下了基礎。
為了進一步廣泛團結群眾，爭取各界抗日力量的支持，以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發展的需要，北平民先於10月4日召開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擴大幹部會。到會者125人，會上一致認為過去那種“嚴密”的組織狀態和不靈活的組織方式，已經妨礙了工作的發展。以後各區分隊的負責人，要盡量適應工作的需要，直接聯係各方麵的關係。同時要簡化組織係統，更大程度地發揮廣大隊員的創造性和獨立作戰的能力。從此，民先打破了秘密的組織狀態，確立了內部盡量公開的原則。
經過了廣大民先隊員的努力，截至1936年底前後，全國建立了民先隊組織的城市有：北平、天津、西安、濟南、南京、上海、蘇州、徐州、杭州、淮安、金壇、武昌、漢口、長沙、廣州、香港、北海、南昌、成都、貴陽、青島、煙台、康莊、開封、洛陽、束鹿、保定、唐山、太原、宣化等。另外，巴黎、裏昂、東京等地的留學生也成立了民先隊部。
為了加強對全國各地民先組織的領導，增強彼此間的聯係，改變由北平隊部領導全國民先工作的狀況，1937年2月4日-9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24人，代表著18個地區的6000多名民先隊員，全國各地救國會、華北各界救國會都有代表參加。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在“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名稱前加上“中華”二字，並通過了《政治及工作決議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法》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體隊員同誌書》。並選舉了李昌、李哲人、劉導生等七人為全國民先隊部負責人，李昌當選為總隊長。這次大會建立了統一嚴格的指揮機構，進一步推動了全國民先隊工作的發展。
與此同時，北平民先隊部隨之進行改選，孫傳文擔任隊長。隊員發展到2000多人，有14個區隊，近70個分隊。到“七七”事變前，北平所有大學和絕大多數中學都建立了民先分隊，全市有分隊近百個，隊員3000多人。
豐富多彩的救亡活動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能在一年多的時間內，由平、津兩市擴展到全國各地，組織係統進一步健全，隊員人數迅速增加，是與民先隊以公開或半公開的組織形式，開展豐富多彩的救亡活動分不開的。這些活動吸引了廣大青年群眾，宣傳和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由於北平民先隊處於華北國防前線，隊員們深感學習軍事技術的重要。因此，總隊部設有武裝部，把組織民先隊員學習軍事知識、開展軍事訓練和演習，作為民先隊的重要工作來進行。
早在民先成立不久，黨組織就找到一位有打遊擊經驗的同誌，由王汝梅同誌借用燕京大學美籍教授夏仁德家的客廳，開了一天的訓練班。參加者雖然聽得津津有味，但隻是紙上談兵，而且秘密地教授，參加的人也太少。於是，隊員們紛紛要求多開展這類活動。1936年4月，民先隊西郊區隊的清華、燕京兩個大隊共80餘人，開始在西山舉行行軍和遊擊戰演習，訓練方式比較生動活潑，隊員們學到了一些基本的軍事常識和技術。接著，5月17日，城內民先第一、二、三區隊的200多名民先隊員聯合在郊區舉行演習。那天下著傾盆大雨，同學們雖然一個個被澆得像落湯雞，但仍認真進行了持續六個小時的演習，沒有一個人畏縮不前或感到厭倦。後來這種軍事演習經常進行，並發展成一種綜合性的活動。除了軍事訓練項目外，還有工作研究、時事問題討論和形勢報告、文藝表演等。參加演習的一些非民先隊員，每次演習過後，都有不少人加入民先隊。
1936-1937年間，北平學聯和民先隊還在西山舉辦了三次夏令營，這幾次野營都由學聯出麵，而以民先隊員為骨幹，參加者越來越廣泛。
第一次夏令營從1936年7月10日開始，為期一周。北京大學等大中學校的民先隊員及進步學生200多人參加。夏令營的組織完全是軍事化的，設有學術、庶務等股。大家聚集在櫻桃溝山石東畔的山坡上，自由地討論和研究救亡運動的形勢和政策，或進行打靶、劈刺、衝鋒等基本軍事動作的訓練和遊擊戰術的演習，山穀中飄蕩著學生們憤怒的喊殺聲和激昂的歌曲聲。北京大學學生盧荻（陸平）、清華大學學生趙德尊，在同學們經常圍坐的山石上，用鑿子刻下了蒼勁有力的“保衛華北”四個大字，它準確地表達了此時此刻這些愛國學生的共同心願。如今，這個石刻仍保留在櫻桃溝旁的山石上，“保衛華北”四個大字在峰巒、流水、亭台、草木之中依然清晰可見，它已成為那個時代的曆史見證。
夏令營的生活，給大家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他們感到：“在這種生活中，個人主義毀滅了，大家互相幫助，互相親愛，而且共同學習。”
第二次、第三次夏令營的組織工作，一次比一次圓滿，內容也愈加豐富多彩。除軍事演習和政治講座外，還適當增加了文娛體育活動，組織了歌詠隊、舞蹈隊、管弦樂隊和爬山隊等，吸引了更多的同學參加。第二次有240多人，第三次超過了2000人。在夏令營裏，大家自己打柴、挑水、做飯，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集體生活的鍛煉。
組織政治理論學習，是民先隊活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隨著實際鬥爭的發展，遇到的問題也日益增多和日趨複雜，民先隊員和廣大學生對於革命理論的學習和各種問題的討論興趣也更濃厚了。民先總隊部還不斷地推薦一些圖書組織大家學習，理論書籍有《大眾哲學》《新哲學大綱》《新經濟學大綱》等；文學作品有《母親》《鐵流》《毀滅》《八月的鄉村》和《萍蹤寄語》等。另外還有一些馬列著作和黨內負責同誌的文章，也廣泛地在民先隊內部傳閱，如《國家與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國大革命史》等。有些學校的民先隊還辦有流動讀書室，學習方法是個人閱讀集體討論。這些有針對性的讀書活動，提高了民先隊幹部和廣大隊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水平。
民先總隊部還設有一個機關報《民先隊報》，用來指導和報道各地的救亡運動，宣傳民先隊的政治主張，發布民先總隊部的文件。為了避開國民黨政府的查禁，機關報曾先後用過《民族解放》《解放之路》《一周間》《我們的隊伍》《我們的生活》等名稱。
民先隊除在學生中進行活動外，還突破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圈子，發展到職業青年和工農中去，從而使學生的救亡運動與工農群眾的救亡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強大的抗日救亡的聲勢和力量。在長辛店鐵路工廠的工人民先隊，就是在北平學生民先隊員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1936年夏，清華大學學生、地下黨支部書記、民先隊骨幹吳繼周，受北平黨組織委派到長辛店開展救亡工作。他到廠後，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結交了範船、梁冰（梁炳寅）等幾位青年徒工朋友。他以拉家常的形式向徒工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蔣介石反動政府的賣國罪行。他的話逐漸在青年朋友中產生了影響。一天晚上，這幾位徒工問吳繼周：“怎麽才能聯合起來，打倒日本鬼子？”吳對他們說：“北平城裏的學生組織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你們要是真心救國，就應該參加。”就這樣，北平城外誕生了一支工人民先隊。他們在吳繼周回校後，依然堅持活動，還發展了幾名新隊員。在以後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工人民先隊起到了團結工人群眾、推動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的積極作用。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誕生，就喊出了廣大學生和愛國群眾的心聲，肩負起抗日救國的曆史重任。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代替了共青團組織，出色地完成了在國統區宣傳救亡道理，團結廣大群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光榮任務。民先隊公開或半公開的組織形式、靈活多樣的工作方法以及豐富多彩的救亡活動，適應了新時期形勢發展的需要，克服了左、右傾錯誤的影響，吸引了廣大的進步學生、愛國青年，壯大了自己的隊伍。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無比正確性，它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援，使“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與全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準備迎接抗日戰爭的到來。
第八節 迎接全民抗戰，師生同仇敵愾
大家都“不自覺地有悲痛的情緒。不論是師長、是同學，誰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朱自清等66位大學教授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書》。
對此奇恥大辱，整個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
各校學生開展了“萬件寒衣（棉、皮衣）”運動，男女學生都為前線戰士趕製衣褲。
人群中，還常常出現一輛緩緩隨行的漂亮的小汽車，軍警以為汽車裏坐的一定是什麽達官貴人。
1937年上半年，中國上空已是戰雲密布。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一部分學生為日本的“和平外交”所迷惑。
團結各界抗日力量
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迅猛發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已成為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共同心聲。在這種形勢下，鑒於學生運動在救亡運動中的重大影響，北方局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結合北平的實際情況，於1936年10月成立了“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簡稱學委），加強了對學生運動的領導。學委書記為蔣南翔，委員是高成誌、於啟明，其後是王德、張敬齋和黃誠。北平學委受北方局及北平市委雙重領導，學委的決定一般由學聯提出號召，由民先隊作為骨幹來保證其貫徹執行。從此，學生運動在黨內有了自己的領導機構和專門研究情況、決定對策的組織。所有的活動都在學委領導下進行。
在南下擴大宣傳途中醞釀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積極宣傳救亡道理，廣泛團結愛國群眾，得到了迅速發展。兩三個月內，民先隊已從成立時的300人左右，發展到600多人。
廣大民先隊員的政治覺悟和鬥爭藝術，經過了2月反逮捕鬥爭和“三三一”抬棺遊行，有了進一步提高，成為廣大青年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幹力量。盡管當時民先隊的章程沒有標明是黨所領導的組織，但不少隊員也逐漸覺察到了，他們把加入民先隊作為接受黨的領導的愛國行動。這時民先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公開的抗日民主先進青年的群眾性組織。
這一時期，共青團與民先隊並存。當時的共青團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以及反動當局的殘酷鎮壓，已經失去了廣泛的群眾性，成為脫離群眾的狹小組織。1935年六七月間，團北平市委幾經周折，重新恢複起來後，主要工作是恢複和建立各級團組織。直到1936年初，北平的共青團僅有一二百人。在團的工作中，機械地模仿黨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完全采取秘密的工作方式，存在著嚴重的第二黨傾向。團組織的工作內容也很單調，僅限於傳達黨的文件精神，秘密張貼傳單、標語。這時的團組織因色彩太紅，受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嚴密監視，很難公開或半公開地在學生中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救亡活動。同時，團組織比較重視學生運動，而忽視青年工農群眾的工作，致使團組織活動範圍狹窄，其影響和作用都很受限製。這一切表明，盡管當時的廣大團員在“一二？九”運動中起了骨幹作用，但是共青團組織已越來越不適應廣大青年日益高漲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不能很好地擔負起團結一切願意抗日的青年，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曆史重任。
針對這一情況，中共北平市委在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下，於1933年四五月間開始改造共青團組織，由民族解放先鋒隊取而代之。並規定原有的團員一律轉為黨員，團齡算做黨齡。團支部轉為黨支部。接到市委指示後，團市委成員便分頭負責，將自己聯係的那部分團員和團支部轉為黨員、黨支部。北平共青團轉黨的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到六七月間，團的改造工作基本結束。北平共青團組織的改造是成功的，它順應了革命發展的要求，符合廣泛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團員轉為黨員，不僅為黨輸送了大批幹部和新生力量，而且也為黨在這一時期對青年工作指導方針的轉變摸索了經驗。
8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決議精神，在分析了白區團組織的工作後，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發出了指示信，明確指出：“不用共青團的名稱去開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鋒隊之類的名稱，以取得公開或半公開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階層各黨派所影響下的廣大群眾。”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北方局於1936年9月20日正式作出《關於青年團的決定》，明確規定：“共產主義青年團即行取消。”這時，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北方局將左聯、社聯等改用其它名稱，轉為公開團體。
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根據少共國際“六大”的精神，根據抗日救國運動發展的需要和北方局撤銷共青團的實際經驗，正式作出了《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規定：“國民黨區域內，原有第二黨式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該取消”，“必須大批吸引過去青年團團員加入共產黨”。在蘇區，“青年團的組織必須全部改造”，“使之成為全蘇區青年的各種文化、教育、體育、軍事等團體的聯合組織”。這樣，1936年間全國各地先後完成了共青團的改造。
“一二？九”運動中對共青團組織的根本改造，是中國青年運動史上一次成功的組織改造。它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首先，它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在青年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共青團改造以後建立起來的民先隊、青救會、青年救國團、青抗先等各種青年組織，不僅從組織上改變了原共青團組織狹小、脫離青年群眾的不利狀況，而且從工作方式、工作內容等方麵進一步糾正了“左”傾錯誤的影響，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創造了條件。其次，團改造後，為適應抗日救亡形勢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各種青年組織，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展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北平，廣大青年學生積極參加到民先隊中，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成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深入發展的骨幹力量。團員轉為黨員，壯大了黨的隊伍。到1936年底，北平黨員人數比“一二？九”運動前增長了十倍。其中學生黨員約有400人左右，大學200名，中學200名。第三，根本改造共青團組織不僅對“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為以後青年工作如何適應形勢變化，按照黨的指導方針創造生動活潑的工作方法開創了先例，提供了曆史的借鑒。
民先隊的組織發展
北平共青團組織的改造工作促進了青年運動的發展，“六一三”大示威後，北平民先隊的人數從5月底的600人擴展到1200人左右。隨著人員的增加，北平民先隊積極地向全國擴展自己的組織，擴大救亡運動的影響。
這年暑假，返家度假的民先隊員們在各地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幫助當地建立民先組織。如北平師範大學學生曹國智、蕭敏頌、陳澤雲（於剛）等人利用暑假返湘的機會，在長沙建立了民先。東北大學民先隊員劉金聲、劉鵬等人專程前往西安，幫助建立民先組織。清華民先隊在北平民先總隊部的指導下，成立了通訊小隊，通過通訊發展組織，法國巴黎、裏昂的民先組織就是這樣建立的。經過北平民先隊員的積極努力，民先很快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青年組織，它不僅在大、中城市的青年中，而且在國民黨軍隊中（如東北軍），甚至在法國、德國、英國和南洋群島的中國青年中都建立了組織。
1936年9、10月間，北平學聯、民先隊派出代表團到西安幫助建立民先隊組織。代表團由學聯代表、清華大學黃誠、東北大學楊蘊青，民先代表、北師大敖白楓、清華大學何鳳元組成。他們到西安後分別拜訪了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上層人士，並在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了北平學生工作的原則，及學生救亡運動的情況。他們還在西安高中、西安師範秘密建立了民先隊，半個多月發展民先隊員30多人。10月3日，民先代表在西安秘密集會，成立了西安民先隊部，發表了成立宣言。民先成立後，積極開展救亡運動，廣泛團結進步學生、教師，共同開展工作。在此基礎上，11月15日，西安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宣告成立。
1937年1月，北平民先總隊部和北平學聯派清華學生黃超顯（黃秋耘）到廣州、香港發展組織，並對上層人士進行了統戰工作，籌集民先隊報經費。他到廣州後，首先在中山大學建立了民先隊，負責人是早在清華讀書時已參加了民先隊的鬱鍾正（於光遠）。這樣，1937年1月廣州就建立了民先隊組織。他還經廣州地下黨負責人介紹，與香港抗日救國會負責人連貫等同誌會麵，並在香港華僑中學學生中發展了十餘名民先隊員。香港抗日救國會給民先隊捐款100元港幣。在香港的李濟深和原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向民先隊總隊捐款1000元港幣，作為民先隊報的經費。
民先隊逐步擴大和發展後，北平民先總隊部認真總結經驗，及時調整工作方針和整頓組織，使之適應形勢，推動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7月28日北平民先總隊部發出《關於改造組織的決議》，這個決議充分肯定了民先隊成立半年來在抗日救亡的偉大鬥爭中所作出的貢獻，同時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的缺點，其主要表現是沒能抓緊中心，每項工作的執行顯得遲緩；在組織方麵，區隊部和分隊部在工作上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很不夠，有些地方在組織方麵出現了不民主的現象，特別是各級幹部都很缺乏，等等。8月底，北平首先民主改選了各級幹部。清華大學學生雷駿隨（李昌）當選為第二任總隊長，成員還有孫傳文（孫陶林）、顧得歡、楊克冰、楊雨民等。市委除由俞啟威擔任對民先隊的領導外，還派楊維、李明等到民先隊，以加強各方麵的工作。
9月2日，新選出來的民先總隊部發出了《告隊員同誌書》，闡述了改組的意義，指出了今後工作的態度和目標，強調要發揚民主的、革命的、苦幹的精神，努力自我教育，爭取愛國自由，促成全民抗戰，還特別強調了聯合戰線的問題。同時決定把北平民先隊總部改為地方總隊部，並開始醞釀成立全國民先總隊部的工作。通過這次調查與改組，民先的組織更加健全，工作更為活躍，內部民主也進一步擴大，這些工作為把民先隊建設成一個全國性的先進青年的群眾性組織打下了基礎。
為了進一步廣泛團結群眾，爭取各界抗日力量的支持，以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發展的需要，北平民先於10月4日召開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擴大幹部會。到會者125人，會上一致認為過去那種“嚴密”的組織狀態和不靈活的組織方式，已經妨礙了工作的發展。以後各區分隊的負責人，要盡量適應工作的需要，直接聯係各方麵的關係。同時要簡化組織係統，更大程度地發揮廣大隊員的創造性和獨立作戰的能力。從此，民先打破了秘密的組織狀態，確立了內部盡量公開的原則。
經過了廣大民先隊員的努力，截至1936年底前後，全國建立了民先隊組織的城市有：北平、天津、西安、濟南、南京、上海、蘇州、徐州、杭州、淮安、金壇、武昌、漢口、長沙、廣州、香港、北海、南昌、成都、貴陽、青島、煙台、康莊、開封、洛陽、束鹿、保定、唐山、太原、宣化等。另外，巴黎、裏昂、東京等地的留學生也成立了民先隊部。
為了加強對全國各地民先組織的領導，增強彼此間的聯係，改變由北平隊部領導全國民先工作的狀況，1937年2月4日-9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24人，代表著18個地區的6000多名民先隊員，全國各地救國會、華北各界救國會都有代表參加。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在“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名稱前加上“中華”二字，並通過了《政治及工作決議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法》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體隊員同誌書》。並選舉了李昌、李哲人、劉導生等七人為全國民先隊部負責人，李昌當選為總隊長。這次大會建立了統一嚴格的指揮機構，進一步推動了全國民先隊工作的發展。
與此同時，北平民先隊部隨之進行改選，孫傳文擔任隊長。隊員發展到2000多人，有14個區隊，近70個分隊。到“七七”事變前，北平所有大學和絕大多數中學都建立了民先分隊，全市有分隊近百個，隊員3000多人。
豐富多彩的救亡活動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能在一年多的時間內，由平、津兩市擴展到全國各地，組織係統進一步健全，隊員人數迅速增加，是與民先隊以公開或半公開的組織形式，開展豐富多彩的救亡活動分不開的。這些活動吸引了廣大青年群眾，宣傳和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由於北平民先隊處於華北國防前線，隊員們深感學習軍事技術的重要。因此，總隊部設有武裝部，把組織民先隊員學習軍事知識、開展軍事訓練和演習，作為民先隊的重要工作來進行。
早在民先成立不久，黨組織就找到一位有打遊擊經驗的同誌，由王汝梅同誌借用燕京大學美籍教授夏仁德家的客廳，開了一天的訓練班。參加者雖然聽得津津有味，但隻是紙上談兵，而且秘密地教授，參加的人也太少。於是，隊員們紛紛要求多開展這類活動。1936年4月，民先隊西郊區隊的清華、燕京兩個大隊共80餘人，開始在西山舉行行軍和遊擊戰演習，訓練方式比較生動活潑，隊員們學到了一些基本的軍事常識和技術。接著，5月17日，城內民先第一、二、三區隊的200多名民先隊員聯合在郊區舉行演習。那天下著傾盆大雨，同學們雖然一個個被澆得像落湯雞，但仍認真進行了持續六個小時的演習，沒有一個人畏縮不前或感到厭倦。後來這種軍事演習經常進行，並發展成一種綜合性的活動。除了軍事訓練項目外，還有工作研究、時事問題討論和形勢報告、文藝表演等。參加演習的一些非民先隊員，每次演習過後，都有不少人加入民先隊。
1936-1937年間，北平學聯和民先隊還在西山舉辦了三次夏令營，這幾次野營都由學聯出麵，而以民先隊員為骨幹，參加者越來越廣泛。
第一次夏令營從1936年7月10日開始，為期一周。北京大學等大中學校的民先隊員及進步學生200多人參加。夏令營的組織完全是軍事化的，設有學術、庶務等股。大家聚集在櫻桃溝山石東畔的山坡上，自由地討論和研究救亡運動的形勢和政策，或進行打靶、劈刺、衝鋒等基本軍事動作的訓練和遊擊戰術的演習，山穀中飄蕩著學生們憤怒的喊殺聲和激昂的歌曲聲。北京大學學生盧荻（陸平）、清華大學學生趙德尊，在同學們經常圍坐的山石上，用鑿子刻下了蒼勁有力的“保衛華北”四個大字，它準確地表達了此時此刻這些愛國學生的共同心願。如今，這個石刻仍保留在櫻桃溝旁的山石上，“保衛華北”四個大字在峰巒、流水、亭台、草木之中依然清晰可見，它已成為那個時代的曆史見證。
夏令營的生活，給大家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他們感到：“在這種生活中，個人主義毀滅了，大家互相幫助，互相親愛，而且共同學習。”
第二次、第三次夏令營的組織工作，一次比一次圓滿，內容也愈加豐富多彩。除軍事演習和政治講座外，還適當增加了文娛體育活動，組織了歌詠隊、舞蹈隊、管弦樂隊和爬山隊等，吸引了更多的同學參加。第二次有240多人，第三次超過了2000人。在夏令營裏，大家自己打柴、挑水、做飯，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集體生活的鍛煉。
組織政治理論學習，是民先隊活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隨著實際鬥爭的發展，遇到的問題也日益增多和日趨複雜，民先隊員和廣大學生對於革命理論的學習和各種問題的討論興趣也更濃厚了。民先總隊部還不斷地推薦一些圖書組織大家學習，理論書籍有《大眾哲學》《新哲學大綱》《新經濟學大綱》等；文學作品有《母親》《鐵流》《毀滅》《八月的鄉村》和《萍蹤寄語》等。另外還有一些馬列著作和黨內負責同誌的文章，也廣泛地在民先隊內部傳閱，如《國家與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國大革命史》等。有些學校的民先隊還辦有流動讀書室，學習方法是個人閱讀集體討論。這些有針對性的讀書活動，提高了民先隊幹部和廣大隊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水平。
民先總隊部還設有一個機關報《民先隊報》，用來指導和報道各地的救亡運動，宣傳民先隊的政治主張，發布民先總隊部的文件。為了避開國民黨政府的查禁，機關報曾先後用過《民族解放》《解放之路》《一周間》《我們的隊伍》《我們的生活》等名稱。
民先隊除在學生中進行活動外，還突破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圈子，發展到職業青年和工農中去，從而使學生的救亡運動與工農群眾的救亡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強大的抗日救亡的聲勢和力量。在長辛店鐵路工廠的工人民先隊，就是在北平學生民先隊員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1936年夏，清華大學學生、地下黨支部書記、民先隊骨幹吳繼周，受北平黨組織委派到長辛店開展救亡工作。他到廠後，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結交了範船、梁冰（梁炳寅）等幾位青年徒工朋友。他以拉家常的形式向徒工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蔣介石反動政府的賣國罪行。他的話逐漸在青年朋友中產生了影響。一天晚上，這幾位徒工問吳繼周：“怎麽才能聯合起來，打倒日本鬼子？”吳對他們說：“北平城裏的學生組織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你們要是真心救國，就應該參加。”就這樣，北平城外誕生了一支工人民先隊。他們在吳繼周回校後，依然堅持活動，還發展了幾名新隊員。在以後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工人民先隊起到了團結工人群眾、推動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的積極作用。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誕生，就喊出了廣大學生和愛國群眾的心聲，肩負起抗日救國的曆史重任。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代替了共青團組織，出色地完成了在國統區宣傳救亡道理，團結廣大群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光榮任務。民先隊公開或半公開的組織形式、靈活多樣的工作方法以及豐富多彩的救亡活動，適應了新時期形勢發展的需要，克服了左、右傾錯誤的影響，吸引了廣大的進步學生、愛國青年，壯大了自己的隊伍。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無比正確性，它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援，使“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與全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準備迎接抗日戰爭的到來。
第八節 迎接全民抗戰，師生同仇敵愾
大家都“不自覺地有悲痛的情緒。不論是師長、是同學，誰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朱自清等66位大學教授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書》。
對此奇恥大辱，整個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
各校學生開展了“萬件寒衣（棉、皮衣）”運動，男女學生都為前線戰士趕製衣褲。
人群中，還常常出現一輛緩緩隨行的漂亮的小汽車，軍警以為汽車裏坐的一定是什麽達官貴人。
1937年上半年，中國上空已是戰雲密布。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一部分學生為日本的“和平外交”所迷惑。
團結各界抗日力量
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迅猛發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已成為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共同心聲。在這種形勢下，鑒於學生運動在救亡運動中的重大影響，北方局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結合北平的實際情況，於1936年10月成立了“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簡稱學委），加強了對學生運動的領導。學委書記為蔣南翔，委員是高成誌、於啟明，其後是王德、張敬齋和黃誠。北平學委受北方局及北平市委雙重領導，學委的決定一般由學聯提出號召，由民先隊作為骨幹來保證其貫徹執行。從此，學生運動在黨內有了自己的領導機構和專門研究情況、決定對策的組織。所有的活動都在學委領導下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