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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9)
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劉少奇抓住典型事例，進行理論聯係實際的分析和批評，糾正了北平學生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傾向。4月5日，他從報紙上看到了北平學生“三三一”抬棺遊行的消息。4月10日，他以KV署名在北方局的黨內秘密刊物《火線》上發表文章，題為《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文章深刻地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把黨的秘密工作同群眾公開、半公開的活動既嚴格分開，又正確地結合起來的工作方式、方法及鬥爭藝術。這對鞏固華北地區黨的組織和工作，有著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4月15日，劉少奇再次發表文章：《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具體分析了“三三一”抬棺遊行的得失，對抬棺遊行的形式進行了確當的分析和誠懇的批評。他語重心長地提醒大家：“這樣的行動，如果再一次以至幾次的話，在敵人嚴重進攻之下，會使一切民眾的愛國組織完全不能公開，會使你們完全脫離廣大群眾，使許多組織塌台，使許多同誌和先進的愛國誌士被捕被殺，使漢奸法西斯蒂奪到‘愛國運動’的領導地位來窒殺愛國運動。”他要求大家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懂得在白區工作中積蓄力量、保存骨幹、團結群眾、壯大隊伍的重要性。
劉少奇的分析和批評，使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同誌進一步認識了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在北平學生運動中的影響和危害，統一了思想認識。他們領導著北平學聯和民先隊，在廣大進步學生中開始了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為扭轉目前的困難局麵，使抗日救亡運動再次掀起高潮，做了積極的準備。
1936年4月，北平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國會，北平學聯也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辦公地點設在中國大學。5月，北平學聯和民先隊在北平黨組織的領導下，一改過去隻注重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而忽略深入的思想發動的傾向，加強了對民先隊和進步學生的形勢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5月間，北平學聯召集各校代表討論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指導下，如何同反動當局進行鬥爭和更廣泛地團結群眾的問題。會上，學聯向各校學生會說明，在目前一段時期內，暫不宜開展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要把力量轉向學生內部，要艱苦細致地做好學生的思想發動工作和基層組織工作，要“深入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把廣大學生群眾團結在學聯的周圍。”隻有這樣，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才能取得更大的勝利。
5月17日，民先總隊部召開了一次北平各校民先隊代表大會，集中討論了“聯合陣線”的口號。參加大會的200多名民先隊員，進行了長達6個小時的熱烈討論。通過討論，隊員們認識到，爭取千百萬群眾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深入開展的關鍵。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要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指導下，善於根據不同情況和不同需要，開展多種多樣的救亡活動，以達到團結廣大群眾、共同救亡的目的。
在這一時期，黨組織還特別向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提出了積極開展各項活動，廣交朋友，團結群眾，共同救亡的要求。5月，社聯解散後，北平黨組織在其基礎上，成立了北平大中學生的學術團體――北平求知學會。不久，這個學會就發展到千人左右，並在20多個大中學校中設有分會。北平求知學會積極聯絡各校學術團體，經常組織各種學術講座。楊秀峰、施存統等著名進步教授都應邀作過公開的學術和政治報告。學會還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學生們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抗日救亡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受到大中學生的歡迎。各校還紛紛組織社團，把讀書、抗日救亡等工作結合起來，如師範大學組織了科學戰爭研究會，燕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校組織了時事研究會、牆報社、世界語學會、拉丁化新文字研究會等等。社團及學術團體的相繼成立，在廣大學生中逐漸形成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局麵，那些平日不大關心政治的學生，也在這些活動中受到了教育。
針對“三三一”抬棺遊行後，部分學生在國民黨政府及胡適等人散布的“讀書救國”的影響下，隻埋頭讀書，不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不關心時事政治。黨通過各校校刊和讀書會、座談會、講演會等，在學生中開展了“讀書與救國”的辯論。在辯論中，進步學生有力地批駁了“讀書即救國”“先讀書後救國”“學生隻管讀書，救國是政府的事”等錯誤言論，使大家認識到“讀書救國”論實際是讓學生讀死書，脫離抗日救國的實際鬥爭，麻痹、瓦解學生的愛國精神，極大地削弱了青年學生救國的力量。如果祖國淪亡了，在敵人鐵蹄的蹂躪下，還讀得了書嗎？在批判“讀書救國”論的同時，黨也及時提出了“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特別要求“在救國會負責的同學”，“同樣必須用心讀書”。並強調指出：“我們要做救國工作並不是反對讀書，我們要讀書，同時要救國，而讀書也是為著救國。”在黨組織的幫助和進步同學的帶動下，一些中間同學又逐漸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隊伍中，抗日救亡活動又增添了一項“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新內容，學生運動出現了新風氣。
抗日救亡文藝活動，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大發展，成為團結教育群眾、揭露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這時，北平左聯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解散，左聯成員分別加入到其它的公開團體中去，宣傳和組織群眾。各大學相繼成立了文藝團體，創辦刊物。如燕大的“一二？九”文藝社，清華的清華文學會，中國大學的文藝茶會等。文學刊物有《浪花》《泡沫》《聯合文學》《新地》《動向》等等。這些團體和刊物鍛煉了一批有才能的文學青年。歌詠活動更為普及，各大中學校都成立了歌詠團、歌詠隊，學生們用高昂的歌聲表達抗日救亡的決心。在這些歌曲中，《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打麥歌》《國際歌》《馬賽曲》《伏爾加船夫曲》《保衛馬德裏》等雄壯的抗日歌曲和外國革命歌曲，深受同學們的喜愛。眾多的文藝活動中，戲劇活動尤為突出，各校的戲劇隊伍異常活躍。一些愛好戲劇的學生積極參加劇團，與進步學生一起開展宣傳抗日救亡的活動。當時，著名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是學生們經常表演的劇目，它深深地打動了、教育了市民觀眾。其他如東北大學學生自編自演的話劇《流亡曲》、師範大學學生演出的街頭活報劇《察東之夜》《打回老家去》等等，都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每次演出，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氣氛非常熱烈，全場一陣陣響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雄壯呼聲，抗日救亡的文藝活動，鼓舞了群眾，也教育了參加這些活動的學生。
各校學生自治會和救國會這一時期還特別關心學生生活，舉辦一些生活福利事業，贏得了廣大學生的擁護與信任。如清華大學的學生食堂原來招商承包，夥食費較貴，貧窮學生吃不起，隻好到校外的小飯鋪裏去吃八分錢一斤（1斤=500克）的炒餅。學生會為了幫助大家解決這一困難，就自己辦了一個清寒食堂，派楊學誠等為食堂管理員。他們在工作中任勞任怨，踏踏實實地為學生服務。吃自辦食堂，每月隻交四元錢夥食費，一天三頓，花錢少、吃得好，受到同學們的普遍讚揚。其他學校也辦起類似性質的食堂，都受到同學們的歡迎。
學聯和民先隊及各校學生救國會還通過自己辦的刊物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學聯把不定期刊物《學聯情報》改版為《學聯日報》，民先隊也出版了不定期的機關報。另外，《清華周刊》《燕大周刊》《師大學生》《北大旬刊》《東大周刊》、平大工學院的《救亡》等刊物，都成為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和揭露打擊國民黨反動政府賣國陰謀的重要陣地。
就在學生運動在新的風氣下蓬勃發展之時，北平學聯為進一步擴大影響，糾正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在“五四”17周年紀念日，發表了《告五四運動諸先生書》，登載在《自由評論》上。學聯在書中檢討了過去處理師生關係、同學及當局的關係中某些不妥之處，表示願意改正錯誤。並誠懇地提出，為了中國，為了推動愛國運動，希望得到師長及愛國者的指導、援助與合作。學聯的這些文件，反映了學聯與民先幹部政策水平的提高，使學生運動更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同一天，北大、清華等校都舉行了“五四”紀念會，北大教授周炳琳、馬敘倫、鄭天挺、曾昭倫、許德珩，清華教授羅隆基等出席了大會，並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6月19日，學聯於燕大召開記者招待會，進一步促進師生合作。到會中外記者十餘人。學聯代表介紹了北平學聯的宗旨、機構及活動情況，解釋了學生對抗日救亡、讀書、考試等問題的態度，闡明了師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義，表示願意接受師長的指導，以推動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上述促進師生合作的一係列行動，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下了基礎。
這一時期，黨還引導學生走出校門，到工農群眾中去宣傳，受教育，使學生運動與各界救國運動更好地結合起來。清華、燕大等校學生救國會在附近的農村辦民眾夜校，成立民眾教育研究會，編寫緊密結合形勢的新課本，教識字，講抗日道理。城內的一些學生，則經常與工人、人力車夫談論抗日時事。在與工農的接觸中，學生們了解了工農群眾的疾苦，感受到工農群眾樸實的感情及其內心蘊藏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深刻而生動的階級教育。
經過一係列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以及多種形式的救亡活動的開展，廣泛地團結了對抗日救國運動持同情態度的中間分子，爭取了師生合作，積聚了革命力量。這些工作和活動，克服了以往學生運動中忽視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的弱點，做到了把國家、民族的前途與同學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等切身利益相結合，使他們加深了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唇亡齒寒”的認識和理解，從而自覺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開創了學生救亡運動的新局麵。這種學運新風的形成，是“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深入發展的基礎，是中國學生運動自身發展與完善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在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再次蓬勃發展之時，1936年5月29日，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會議室正式召開。與會者有各地的學聯代表共28人。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大會通過了全國學聯的綱領、簡章和宣言，通過了“派員赴尚未成立學聯的地方共同組織學聯”、“加入世界學聯”等四項重要提案。並決定全國學聯定名為“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會議選出了11個地區的代表為執行委員，北平學聯的劉江陵擔任執行主席，陸璀為宣傳部長，董毓華為組織部長。全國學聯的成立，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它加強了對全國各地學聯的統一領導，加強了與世界學聯及全國各界救國會的聯係，有力地推動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
抗日烽火連三月，學運又起新高潮
1936年夏天，日寇加緊了對華北的進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這年4月18日，日本內閣發布了陸軍第6號軍令，命令將中國華北駐屯軍的兵力增加兩倍，並將一年交替製改為永駐製。新進駐的日軍6月上旬到達平、津一帶。其中軍司令部與步兵第2聯隊駐天津，步兵旅團司令部及第1聯隊主力駐北平，其餘兵力分駐塘沽、灤縣、山海關、秦皇島等地。5月6日，日本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秘密簽訂了《華北防共協定》，規定29軍退至河北南部，日軍進駐平、津，徹底消滅抗日運動等。緊接著，日寇又將其華北駐軍的數量驟增到2萬多人，進占了北寧鐵路沿線，並公然將天津駐屯軍改為華北駐屯軍。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成了日寇控製華北和進攻全中國的最高指揮機關。為了準備侵華戰爭，日本還在北平、天津等地設立特務機關，刺探我國的軍事、外交情報，收買和訓練漢奸。尤其令人發指的是，駐天津的日軍為了保守軍事秘密，殺害了被迫為他們修建軍事工程的數百名中國工人，將屍體投入海河。致海河河麵“自4月起，不斷地出現浮屍，每日最少有三具以上。至5月間，為數更大大增加。據統計，5月份自1日至20日，共計發現屍體一百二十餘具。”“海河浮屍”的慘狀再一次激起廣大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極大憤慨。
劉少奇認真分析了華北的局勢，提出了“反對日寇增兵華北”的政治口號。5月28日，天津學生在中共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的領導下，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大示威，要求國民黨政府為被害的工人同胞報仇，要求全國槍口一致對外。天津學生的愛國行動極其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迫使《華北防共協定》未付諸實行，29軍停止撤往河北南部。5月30日，北平學聯在清華大學開代表大會，出席的有40餘校的代表70多人。會議討論決定：
一、通電全國響應天津學生的愛國行動，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二、責成清華、燕京、師大、東大及大同中學等五校分別發表通電和宣言，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三、各校在停課期間進行聯絡工作。會後，燕京、清華20餘校學生決定罷課3-5日，進行擴大宣傳和聯絡工作。師大學生自治會組織宣傳隊分赴前門、崇文門一帶，宣講日本官商勾結在華北進行武裝走私的情形，動員市民抵製日貨，購買國貨。
為了聲援天津“五二八”示威，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徹查海河浮屍案件，反對日本武裝走私，北平學聯6月11日召開各校代表會議，決定6月13日舉行示威遊行。這次行動事先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劉少奇看到宋哲元對天津“五？二八”遊行及抗日救亡運動的態度有所變化，他分析了當時的局勢及日、蔣、宋之間的矛盾，決定推動宋哲元及其率領的29軍抗日，以進一步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勸導大家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為“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29軍抗日”。
6月13日清晨，各校門前均有軍警把守，不少學校學生沒有能夠列隊出校。平大法商學院、中國大學、民國學院、北京大學等校隻有部分學生得以離校。清華、燕京兩校於12日晚，派先遣隊300人先行入城，次日晨隻有六七十人潛入城內，與東北大學學生會合。上午8時許，南城一帶各校學生逐步向西單集中。到9時，行進在西單北大街的師大、中大遊行隊伍突然把旗幟張開，宣布整隊，一霎時聚起1000多人。隊伍經西四、護國寺、什刹海、後海，向目的地鼓樓方向前進。沿途經過的學校都有學生參加，遊行隊伍壯大到50餘校近1萬人。
示威隊伍在鼓樓召開了市民大會。市民、工人和工商界都派了代表參加。大會一致通過了“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反對武裝走私”“徹查海河浮屍”“反對29軍南調”“督促中央出兵抗日”及“響應西南出兵”等六項決議，還決定各校罷課三天。會後，遊行隊伍繼續向新華門進發。在這次遊行中，北平學生喊出了“擁護29軍抗日”、“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等口號，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激發了宋哲元和29軍廣大官兵的愛國熱情，對他們日後逐步轉向同情、支持抗日救亡運動，起了促進作用。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具體體現。
這一天的遊行示威取得了初步勝利，雖然學生隊伍在西單、宣武門、北長街、東皇城根、府右街南口、南池子等處被警察驅散，但是由於民先隊員和學生們運用了初步學到的軍事知識，采用了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遊擊戰術，隊伍被軍警衝散後又集中起來，先後經曆了七聚七散，最後來了個大集合，一直到新華門前才逐漸散開。
學生運動的新高漲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冀察綏靖公署於6月15日致函各大專院校，下令取締北平學聯及一切學生團體。命令說：“國家處茲嚴重時期，本署負捍衛地方之責，各校結社集會，應即懸為厲禁，除學聯會業奉行政院令解散外，所有學生自治會、糾察隊、宣傳隊、十人團、救國會等種種組織，無論其標榜如何，應即一律取締。相應函請貴校查照禁止，如有抗不服從或其它背景，並希隨時函知，嚴加懲處，以維治安。”南京國民黨政府以“違反校規，不知改悔”的罪名，命令各校當局開除大批愛國學生，僅北平被開除的學生就達100餘人。同時各校解聘了一批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的愛國教授，如清華的張申府、北大的馬敘倫、許德珩、尚仲衣等。
麵對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北平學聯積極地領導各校廣大學生開展反迫害的鬥爭。開始時，學聯曾決議各校無限期罷課，以使當局收回解散學生團體、開除學生、解聘教授的成命。但後來又考慮到長期罷課，分散了學生的力量，對鬥爭不利，同時也不利於團結教授和所有教師共同搞好抗日救亡運動，於是，改正了原來的決議，於6月20日發表了《複考宣言》。《宣言》要求各校，自本月22日起，一律遵照學校所規定的日期，參加考試。學聯、民先隊又分別聲明今後將排除萬難，堅持不懈地進行抗日救亡運動。這些都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
在愛國學生被開除後，各校學生紛紛成立被處分學生後援會，用各種方式進行聲援，要求校方收回開除學生、解聘教授的成命。6月30日，清華救國會發表《敬告全體同學書》，理直氣壯地指出：罷課乃全體學生大會的決議，本會“絕對沒有推翻大會議案的權力”，學校當局如此對待我們，“無疑是整個的摧殘了我們的團體運動，當然更是整個的摧殘了我們的救亡運動。”7月22日，北平學聯發表《為各校開除學生告社會人士書》，指出：“這次被開除的學生，多半都是救亡運動的領袖人才，他們都是赤誠愛國，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他們的被傷害與消沉，正是中華民族的損失……我們誠懇地請求社會人士給那幾位被開除同學更多的援助，我們不忍看他們被逐出校走到絕路。”
反動當局的迫害絲毫也沒有動搖被開除學生的革命意誌，他們在鬥爭中，鍛煉得更加堅強了。北平學聯主席黃誠被清華大學開除後，在《讓我們做最末一次被開除的學生》一文中說：“我是被開除了，我不留戀，我不懊悔，一切都是為了救亡，我要永為救亡而奮鬥！可愛的朋友們，我們是離開了，不過我相信，在同一方向的鬥爭中，共同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是永遠相聚著。”後來經過組織的幫助，他轉入中國大學，並繼續擔任北平學聯主席和學聯黨團書記。一些正直的教授也發表文章，表示對學校當局的不滿以及對被處分同學的同情和支援。在這場鬥爭中，學聯注意了團結群眾，爭取師生合作和社會人士的同情。結果，反動政府對進步學生的迫害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進一步暴露了他們的反動麵目，使自己處於更加孤立的地位。而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在獲得了廣大群眾的同情與支持後，更加向前發展了。
第七節 廣泛聯盟固根基，統一戰線明方向
到1936年底，北平黨員人數比“一二？九”運動前增長了十倍。
那天下著傾盆大雨，同學們雖然一個個被澆得像落湯雞，但仍認真進行了持續六個小時的演習。
民先打破了秘密的組織狀態，確立了內部盡量公開的原則。
“保衛華北”四個大字在峰巒、流水、亭台、草木之中依然清晰可見。
夏令營的生活，給大家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誕生，就喊出了廣大學生和愛國群眾的心聲。
根本改造共青團組織
劉少奇的分析和批評，使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同誌進一步認識了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在北平學生運動中的影響和危害，統一了思想認識。他們領導著北平學聯和民先隊，在廣大進步學生中開始了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為扭轉目前的困難局麵，使抗日救亡運動再次掀起高潮，做了積極的準備。
1936年4月，北平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國會，北平學聯也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辦公地點設在中國大學。5月，北平學聯和民先隊在北平黨組織的領導下，一改過去隻注重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而忽略深入的思想發動的傾向，加強了對民先隊和進步學生的形勢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5月間，北平學聯召集各校代表討論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指導下，如何同反動當局進行鬥爭和更廣泛地團結群眾的問題。會上，學聯向各校學生會說明，在目前一段時期內，暫不宜開展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要把力量轉向學生內部，要艱苦細致地做好學生的思想發動工作和基層組織工作，要“深入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把廣大學生群眾團結在學聯的周圍。”隻有這樣，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才能取得更大的勝利。
5月17日，民先總隊部召開了一次北平各校民先隊代表大會，集中討論了“聯合陣線”的口號。參加大會的200多名民先隊員，進行了長達6個小時的熱烈討論。通過討論，隊員們認識到，爭取千百萬群眾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深入開展的關鍵。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要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指導下，善於根據不同情況和不同需要，開展多種多樣的救亡活動，以達到團結廣大群眾、共同救亡的目的。
在這一時期，黨組織還特別向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提出了積極開展各項活動，廣交朋友，團結群眾，共同救亡的要求。5月，社聯解散後，北平黨組織在其基礎上，成立了北平大中學生的學術團體――北平求知學會。不久，這個學會就發展到千人左右，並在20多個大中學校中設有分會。北平求知學會積極聯絡各校學術團體，經常組織各種學術講座。楊秀峰、施存統等著名進步教授都應邀作過公開的學術和政治報告。學會還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學生們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抗日救亡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受到大中學生的歡迎。各校還紛紛組織社團，把讀書、抗日救亡等工作結合起來，如師範大學組織了科學戰爭研究會，燕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校組織了時事研究會、牆報社、世界語學會、拉丁化新文字研究會等等。社團及學術團體的相繼成立，在廣大學生中逐漸形成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局麵，那些平日不大關心政治的學生，也在這些活動中受到了教育。
針對“三三一”抬棺遊行後，部分學生在國民黨政府及胡適等人散布的“讀書救國”的影響下，隻埋頭讀書，不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不關心時事政治。黨通過各校校刊和讀書會、座談會、講演會等，在學生中開展了“讀書與救國”的辯論。在辯論中，進步學生有力地批駁了“讀書即救國”“先讀書後救國”“學生隻管讀書，救國是政府的事”等錯誤言論，使大家認識到“讀書救國”論實際是讓學生讀死書，脫離抗日救國的實際鬥爭，麻痹、瓦解學生的愛國精神，極大地削弱了青年學生救國的力量。如果祖國淪亡了，在敵人鐵蹄的蹂躪下，還讀得了書嗎？在批判“讀書救國”論的同時，黨也及時提出了“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特別要求“在救國會負責的同學”，“同樣必須用心讀書”。並強調指出：“我們要做救國工作並不是反對讀書，我們要讀書，同時要救國，而讀書也是為著救國。”在黨組織的幫助和進步同學的帶動下，一些中間同學又逐漸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隊伍中，抗日救亡活動又增添了一項“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新內容，學生運動出現了新風氣。
抗日救亡文藝活動，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大發展，成為團結教育群眾、揭露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這時，北平左聯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解散，左聯成員分別加入到其它的公開團體中去，宣傳和組織群眾。各大學相繼成立了文藝團體，創辦刊物。如燕大的“一二？九”文藝社，清華的清華文學會，中國大學的文藝茶會等。文學刊物有《浪花》《泡沫》《聯合文學》《新地》《動向》等等。這些團體和刊物鍛煉了一批有才能的文學青年。歌詠活動更為普及，各大中學校都成立了歌詠團、歌詠隊，學生們用高昂的歌聲表達抗日救亡的決心。在這些歌曲中，《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打麥歌》《國際歌》《馬賽曲》《伏爾加船夫曲》《保衛馬德裏》等雄壯的抗日歌曲和外國革命歌曲，深受同學們的喜愛。眾多的文藝活動中，戲劇活動尤為突出，各校的戲劇隊伍異常活躍。一些愛好戲劇的學生積極參加劇團，與進步學生一起開展宣傳抗日救亡的活動。當時，著名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是學生們經常表演的劇目，它深深地打動了、教育了市民觀眾。其他如東北大學學生自編自演的話劇《流亡曲》、師範大學學生演出的街頭活報劇《察東之夜》《打回老家去》等等，都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每次演出，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氣氛非常熱烈，全場一陣陣響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雄壯呼聲，抗日救亡的文藝活動，鼓舞了群眾，也教育了參加這些活動的學生。
各校學生自治會和救國會這一時期還特別關心學生生活，舉辦一些生活福利事業，贏得了廣大學生的擁護與信任。如清華大學的學生食堂原來招商承包，夥食費較貴，貧窮學生吃不起，隻好到校外的小飯鋪裏去吃八分錢一斤（1斤=500克）的炒餅。學生會為了幫助大家解決這一困難，就自己辦了一個清寒食堂，派楊學誠等為食堂管理員。他們在工作中任勞任怨，踏踏實實地為學生服務。吃自辦食堂，每月隻交四元錢夥食費，一天三頓，花錢少、吃得好，受到同學們的普遍讚揚。其他學校也辦起類似性質的食堂，都受到同學們的歡迎。
學聯和民先隊及各校學生救國會還通過自己辦的刊物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學聯把不定期刊物《學聯情報》改版為《學聯日報》，民先隊也出版了不定期的機關報。另外，《清華周刊》《燕大周刊》《師大學生》《北大旬刊》《東大周刊》、平大工學院的《救亡》等刊物，都成為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和揭露打擊國民黨反動政府賣國陰謀的重要陣地。
就在學生運動在新的風氣下蓬勃發展之時，北平學聯為進一步擴大影響，糾正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在“五四”17周年紀念日，發表了《告五四運動諸先生書》，登載在《自由評論》上。學聯在書中檢討了過去處理師生關係、同學及當局的關係中某些不妥之處，表示願意改正錯誤。並誠懇地提出，為了中國，為了推動愛國運動，希望得到師長及愛國者的指導、援助與合作。學聯的這些文件，反映了學聯與民先幹部政策水平的提高，使學生運動更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同一天，北大、清華等校都舉行了“五四”紀念會，北大教授周炳琳、馬敘倫、鄭天挺、曾昭倫、許德珩，清華教授羅隆基等出席了大會，並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6月19日，學聯於燕大召開記者招待會，進一步促進師生合作。到會中外記者十餘人。學聯代表介紹了北平學聯的宗旨、機構及活動情況，解釋了學生對抗日救亡、讀書、考試等問題的態度，闡明了師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義，表示願意接受師長的指導，以推動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上述促進師生合作的一係列行動，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下了基礎。
這一時期，黨還引導學生走出校門，到工農群眾中去宣傳，受教育，使學生運動與各界救國運動更好地結合起來。清華、燕大等校學生救國會在附近的農村辦民眾夜校，成立民眾教育研究會，編寫緊密結合形勢的新課本，教識字，講抗日道理。城內的一些學生，則經常與工人、人力車夫談論抗日時事。在與工農的接觸中，學生們了解了工農群眾的疾苦，感受到工農群眾樸實的感情及其內心蘊藏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深刻而生動的階級教育。
經過一係列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以及多種形式的救亡活動的開展，廣泛地團結了對抗日救國運動持同情態度的中間分子，爭取了師生合作，積聚了革命力量。這些工作和活動，克服了以往學生運動中忽視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的弱點，做到了把國家、民族的前途與同學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等切身利益相結合，使他們加深了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唇亡齒寒”的認識和理解，從而自覺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開創了學生救亡運動的新局麵。這種學運新風的形成，是“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深入發展的基礎，是中國學生運動自身發展與完善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在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再次蓬勃發展之時，1936年5月29日，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會議室正式召開。與會者有各地的學聯代表共28人。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大會通過了全國學聯的綱領、簡章和宣言，通過了“派員赴尚未成立學聯的地方共同組織學聯”、“加入世界學聯”等四項重要提案。並決定全國學聯定名為“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會議選出了11個地區的代表為執行委員，北平學聯的劉江陵擔任執行主席，陸璀為宣傳部長，董毓華為組織部長。全國學聯的成立，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它加強了對全國各地學聯的統一領導，加強了與世界學聯及全國各界救國會的聯係，有力地推動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
抗日烽火連三月，學運又起新高潮
1936年夏天，日寇加緊了對華北的進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這年4月18日，日本內閣發布了陸軍第6號軍令，命令將中國華北駐屯軍的兵力增加兩倍，並將一年交替製改為永駐製。新進駐的日軍6月上旬到達平、津一帶。其中軍司令部與步兵第2聯隊駐天津，步兵旅團司令部及第1聯隊主力駐北平，其餘兵力分駐塘沽、灤縣、山海關、秦皇島等地。5月6日，日本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秘密簽訂了《華北防共協定》，規定29軍退至河北南部，日軍進駐平、津，徹底消滅抗日運動等。緊接著，日寇又將其華北駐軍的數量驟增到2萬多人，進占了北寧鐵路沿線，並公然將天津駐屯軍改為華北駐屯軍。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成了日寇控製華北和進攻全中國的最高指揮機關。為了準備侵華戰爭，日本還在北平、天津等地設立特務機關，刺探我國的軍事、外交情報，收買和訓練漢奸。尤其令人發指的是，駐天津的日軍為了保守軍事秘密，殺害了被迫為他們修建軍事工程的數百名中國工人，將屍體投入海河。致海河河麵“自4月起，不斷地出現浮屍，每日最少有三具以上。至5月間，為數更大大增加。據統計，5月份自1日至20日，共計發現屍體一百二十餘具。”“海河浮屍”的慘狀再一次激起廣大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極大憤慨。
劉少奇認真分析了華北的局勢，提出了“反對日寇增兵華北”的政治口號。5月28日，天津學生在中共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的領導下，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大示威，要求國民黨政府為被害的工人同胞報仇，要求全國槍口一致對外。天津學生的愛國行動極其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迫使《華北防共協定》未付諸實行，29軍停止撤往河北南部。5月30日，北平學聯在清華大學開代表大會，出席的有40餘校的代表70多人。會議討論決定：
一、通電全國響應天津學生的愛國行動，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二、責成清華、燕京、師大、東大及大同中學等五校分別發表通電和宣言，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三、各校在停課期間進行聯絡工作。會後，燕京、清華20餘校學生決定罷課3-5日，進行擴大宣傳和聯絡工作。師大學生自治會組織宣傳隊分赴前門、崇文門一帶，宣講日本官商勾結在華北進行武裝走私的情形，動員市民抵製日貨，購買國貨。
為了聲援天津“五二八”示威，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徹查海河浮屍案件，反對日本武裝走私，北平學聯6月11日召開各校代表會議，決定6月13日舉行示威遊行。這次行動事先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劉少奇看到宋哲元對天津“五？二八”遊行及抗日救亡運動的態度有所變化，他分析了當時的局勢及日、蔣、宋之間的矛盾，決定推動宋哲元及其率領的29軍抗日，以進一步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勸導大家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為“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29軍抗日”。
6月13日清晨，各校門前均有軍警把守，不少學校學生沒有能夠列隊出校。平大法商學院、中國大學、民國學院、北京大學等校隻有部分學生得以離校。清華、燕京兩校於12日晚，派先遣隊300人先行入城，次日晨隻有六七十人潛入城內，與東北大學學生會合。上午8時許，南城一帶各校學生逐步向西單集中。到9時，行進在西單北大街的師大、中大遊行隊伍突然把旗幟張開，宣布整隊，一霎時聚起1000多人。隊伍經西四、護國寺、什刹海、後海，向目的地鼓樓方向前進。沿途經過的學校都有學生參加，遊行隊伍壯大到50餘校近1萬人。
示威隊伍在鼓樓召開了市民大會。市民、工人和工商界都派了代表參加。大會一致通過了“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反對武裝走私”“徹查海河浮屍”“反對29軍南調”“督促中央出兵抗日”及“響應西南出兵”等六項決議，還決定各校罷課三天。會後，遊行隊伍繼續向新華門進發。在這次遊行中，北平學生喊出了“擁護29軍抗日”、“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等口號，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激發了宋哲元和29軍廣大官兵的愛國熱情，對他們日後逐步轉向同情、支持抗日救亡運動，起了促進作用。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具體體現。
這一天的遊行示威取得了初步勝利，雖然學生隊伍在西單、宣武門、北長街、東皇城根、府右街南口、南池子等處被警察驅散，但是由於民先隊員和學生們運用了初步學到的軍事知識，采用了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遊擊戰術，隊伍被軍警衝散後又集中起來，先後經曆了七聚七散，最後來了個大集合，一直到新華門前才逐漸散開。
學生運動的新高漲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冀察綏靖公署於6月15日致函各大專院校，下令取締北平學聯及一切學生團體。命令說：“國家處茲嚴重時期，本署負捍衛地方之責，各校結社集會，應即懸為厲禁，除學聯會業奉行政院令解散外，所有學生自治會、糾察隊、宣傳隊、十人團、救國會等種種組織，無論其標榜如何，應即一律取締。相應函請貴校查照禁止，如有抗不服從或其它背景，並希隨時函知，嚴加懲處，以維治安。”南京國民黨政府以“違反校規，不知改悔”的罪名，命令各校當局開除大批愛國學生，僅北平被開除的學生就達100餘人。同時各校解聘了一批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的愛國教授，如清華的張申府、北大的馬敘倫、許德珩、尚仲衣等。
麵對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北平學聯積極地領導各校廣大學生開展反迫害的鬥爭。開始時，學聯曾決議各校無限期罷課，以使當局收回解散學生團體、開除學生、解聘教授的成命。但後來又考慮到長期罷課，分散了學生的力量，對鬥爭不利，同時也不利於團結教授和所有教師共同搞好抗日救亡運動，於是，改正了原來的決議，於6月20日發表了《複考宣言》。《宣言》要求各校，自本月22日起，一律遵照學校所規定的日期，參加考試。學聯、民先隊又分別聲明今後將排除萬難，堅持不懈地進行抗日救亡運動。這些都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
在愛國學生被開除後，各校學生紛紛成立被處分學生後援會，用各種方式進行聲援，要求校方收回開除學生、解聘教授的成命。6月30日，清華救國會發表《敬告全體同學書》，理直氣壯地指出：罷課乃全體學生大會的決議，本會“絕對沒有推翻大會議案的權力”，學校當局如此對待我們，“無疑是整個的摧殘了我們的團體運動，當然更是整個的摧殘了我們的救亡運動。”7月22日，北平學聯發表《為各校開除學生告社會人士書》，指出：“這次被開除的學生，多半都是救亡運動的領袖人才，他們都是赤誠愛國，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他們的被傷害與消沉，正是中華民族的損失……我們誠懇地請求社會人士給那幾位被開除同學更多的援助，我們不忍看他們被逐出校走到絕路。”
反動當局的迫害絲毫也沒有動搖被開除學生的革命意誌，他們在鬥爭中，鍛煉得更加堅強了。北平學聯主席黃誠被清華大學開除後，在《讓我們做最末一次被開除的學生》一文中說：“我是被開除了，我不留戀，我不懊悔，一切都是為了救亡，我要永為救亡而奮鬥！可愛的朋友們，我們是離開了，不過我相信，在同一方向的鬥爭中，共同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是永遠相聚著。”後來經過組織的幫助，他轉入中國大學，並繼續擔任北平學聯主席和學聯黨團書記。一些正直的教授也發表文章，表示對學校當局的不滿以及對被處分同學的同情和支援。在這場鬥爭中，學聯注意了團結群眾，爭取師生合作和社會人士的同情。結果，反動政府對進步學生的迫害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進一步暴露了他們的反動麵目，使自己處於更加孤立的地位。而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在獲得了廣大群眾的同情與支持後，更加向前發展了。
第七節 廣泛聯盟固根基，統一戰線明方向
到1936年底，北平黨員人數比“一二？九”運動前增長了十倍。
那天下著傾盆大雨，同學們雖然一個個被澆得像落湯雞，但仍認真進行了持續六個小時的演習。
民先打破了秘密的組織狀態，確立了內部盡量公開的原則。
“保衛華北”四個大字在峰巒、流水、亭台、草木之中依然清晰可見。
夏令營的生活，給大家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誕生，就喊出了廣大學生和愛國群眾的心聲。
根本改造共青團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