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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8)
學生們遭到的真正使他們困惑難解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和理解自己的宣傳對象――農民。雖然早在出發前同學們就決議入鄉隨俗，不穿皮鞋，一律穿藍布大褂。但他們的裝束仍然引起農民的驚異。農民們望著這些足登膠鞋、頭戴航空帽、一路走一路唱的長袍先生和燙發的小姐們，竟有人說：“大冷天，吃教的還下鄉來宣傳，嘴裏還唱著讚美詩呢！”學生們的講演、口號和歌曲，老鄉們也聽不大懂。由於摸不清學生們的來曆，有的見他們到來就把大門關了，悄悄地從門縫裏往外看。宣傳團員們對此深感苦惱和擔憂，不理解農民為什麽躲著他們，從而意識到自己與農民的距離。
當學生們走進農家陰暗而狹小的土坯房進行調查訪問時，都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這些來自平津的大學生，多數是城市知識分子的子女，有些是資產階級、地主官僚的子女，他們在優裕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從未見過這樣的慘景。在這嚴寒的季節，有些學生穿著皮袍還凍得發抖，而那些農家小孩隻圍了一塊單布片，一家五口隻有一床破棉被。不少農家吃的是很稀的糠菜粥，有的竟連這也吃不上。一個農民酸楚地說：“糠菜隻能吃到年底，過了年關就沒吃的了！”農民牛馬般地幹了一年，倒要“二八分糧”，地主拿走八成，再加上數不清的苛捐雜稅，農民還能剩下幾粒糧食呢？
一個佃戶告訴學生，他以高利借來的20塊洋錢佃了三畝地，一場大水，地全被淹掉了，地主把地收回去，還逼著還債，“我們到哪裏去找飯吃啊！”
一戶人家已經一天沒有吃飯了。戶主每天要走70多裏路去集市賣柿子，一天隻能賣得幾十枚銅板換飯吃。昨天他沒有回來，全家老小隻好挨餓，“要等他回來才有飯吃啊！”
此情此景，刺痛了每一位愛國學生的心。這些想下鄉來“宣傳民眾、組織民眾”的學生，自己卻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們開始了解了農村的真實情況，了解了廣大受苦受難的農民。他們感到中華民族的解放，再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了，要真正挽救危亡，僅僅有愛國心是不夠的，還應當為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奮鬥，抗日救國必須和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和剝削的鬥爭結合起來才能成功。漸漸地，學生能夠接近農民了，他們學著用農民的語言進行宣傳，他們從農民的生活說起，說到橫在眼前的年關，說到地主豪紳的剝削，說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些宣傳生動具體，貼近生活，受到了農民的熱烈歡迎。
第三團在馬頭鎮宣傳，當他們講到淪亡後的東北同胞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時，許多農民憤怒地喊道：“幹掉這些日本鬼子！”街頭劇《打回老家去》的演出，更激起了群眾的民族仇恨，台上台下一齊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位50多歲的老大娘，怒不可遏地走上台，大聲喊道：“我們若不打日本，日本就要打我們。我們不能當亡國奴，日本人來一個殺一個，來十個殺十個！”
農民們開始把學生看成自己人了。有的給學生燒水送茶；有的老人給學生講當年義和團和外國強盜拚殺的故事；有的農民把學生拉到家裏，悄悄地講述大革命失敗後高陽、蠡縣農民舉行暴動的情況，還挽留學生多住幾天。這一切使學生們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開始意識到，民族革命的力量深藏在工農群眾中間。
南下途中，宣傳團還組織了有關抗日救國理論和政策的學習討論。有時開時事座談會，有時開全團大會，發動大家討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經過廣泛的討論，初步認清了敵我，明確了隻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動全民堅決抗戰，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抗日救國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後勝利。許多宣傳團員通過這次南下擴大宣傳的實際鬥爭，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有些當年的宣傳團員回憶起這段經曆時，很有感觸地說：“隻有工農群眾才是革命的力量，隻有工農群眾才是我們的前途和希望。跟著工農走，盡管要拋掉優裕的生活，經受艱苦的考驗，但我寧願如此，這是一條惟一的光明大道。”“十多天南下擴大宣傳……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變人們的思想，現實生活畢竟是最有說服力的，最能打動人心的。”“當時我下決心要參加革命。”
民族解放先鋒隊的誕生
南下擴大宣傳團各團在固安會合後，召開了全團大會，重新製定了行動計劃，調整了組織，決定以團為單位分幾路前進。由於第四團人少，指揮部決定將第四團並入第一團，去雄縣、高陽，第二團去新城、容縣，第三團經涿州沿平漢線南下，約定十天後三個團在保定會師。
平津學生的南下擴大宣傳震動了北平反動當局。最初，他們責令學校當局派人勸說學生回校，並下令沿途各縣隨時進行封鎖和破壞，但均未奏效，於是便派出大批軍警、特務，對宣傳團前堵後截，武裝強迫學生返平。
12日，第二團由固安出發，次日到新城縣的辛立莊，住在小學校裏，14日，宣傳隊員利用辛立莊大集，召開了群眾大會。第二天，冀察政務委員會專門派人來“勸說”學生返平。此人自稱“王委員”，帶著警察和特務，新城縣長帶著保安隊，分別乘坐幾輛汽車耀武揚威地來到學校。“王委員”當即對學生訓話，勸學生回校讀書，不要自找苦吃，被“共匪”利用。他的話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怒。師大學生曹國智即席演說，宣傳中國人應當熱愛祖國，並痛斥漢奸賣國賊的無恥行徑。激情滿懷，聲淚俱下。同學們怒罵漢奸不止，並高喊“打倒親日派走狗”等口號。“王委員”等人見狀，隻好灰溜溜地離去。次日一早，特務們開來幾輛大卡車，把小學校裏的學生綁架到車上，押送回平。
二團的一小部分同學在當日深夜跑出學校後門，追上了幾十裏地（1裏=500米）以外的一團，繼續前進。指揮部的董毓華、宋黎連夜趕回北平，向北平市委匯報南下情況。
第三團10日從固安出發，14日到高碑店，住在小學校裏，各小分隊分散到各村進行宣傳。下午4時左右，學校裏突然衝進便衣特務和軍警20多人。他們腰間掛著手槍，手裏拿著繩子，到處搜查，沒收了宣傳品，撕掉了學生的臂章，並把整個三團圍困在一間教室裏。這時，大家明白再向南走已經不可能了，宣傳團即將被解散。領導小組的幾個同學用英語討論著回去後怎麽辦的問題。接著又向全體團員傳達了回去以後決不能解散，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戰鬥團體的意見，大家異口同聲地熱烈擁護。晚8時，學生們自動排好隊，四人一排，手挽著手向火車站行進，於15日清晨乘車回北平。16日，三團在燕大開會，正式成立了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決定凡是參加過高碑店戰鬥的宣傳團員，就是該團的基本成員。
一團及二團的一部分同學於21日到達保定。這時，他們已得到三團被押解回平以及成立永久性團體的消息；市委要求停止南進，立即回平的指示，也傳到宣傳團。
一、二團在保定住下後，因大家心中有事不能安眠，就通宵開會討論宣傳團回去後怎麽辦。大家一致認為要成立組織，繼續宣傳抗日救亡。隨後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組織名稱，提了幾個都不滿意，最後北師大女生曹國智提議叫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場一致鼓掌通過。
次日，一、二團被軍警鎖進鐵皮悶罐車，武裝押送回平。
回平後，三個團聯合開會，決定采納一、二團所取的名稱，將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民族解放先鋒隊合並，定名為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或民先）。1936年2月1日，在北平石駙馬大街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召開民先隊成立大會。會議決定宣傳團員自願加入民先者皆為第一批隊員。會上產生了民先領導機關――總隊部。隊長敖白楓（高錦明），秘書劉文卓（劉導生），組織部長蕭敏頌，宣傳部長王仁忱。俞啟威任民先黨團書記。這時隊員約有300人左右，下設26個分隊。全市設4個區隊部。因民先隊成立之初，隻有平、津兩個地區，因此，北平民先隊部代行全國民先隊部的職責。
成立大會還討論通過了《鬥爭綱領》、《工作綱要》、《組織係統》、《規約》等，並發表成立宣言。民族解放先鋒隊是黨所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性組織，與共青團組織並存。它要求隊員“站在最前列，參加一切救亡工作……與各種救亡團體取得密切聯係，形成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還要學習理論，學習軍事，“準備參加就要到來的戰爭”。
民族解放先鋒隊是黨在白區的一支有力的青年骨幹隊伍，它的建立，不僅使黨的號召得以在廣大學生中貫徹執行，使學聯所發動的各次行動有了組織上的保證，而且把學生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民族解放先鋒隊後來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向全國、向海外發展。它團結了廣大的愛國青年，卓有成效地協助共產黨領導和推動青年抗日救亡運動向廣闊深入方向發展。民族解放先鋒隊在“一二？九”運動中，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有著重要的曆史地位。它的作用，隨著“一二？九”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
在平津學生下鄉宣傳的前後，上海、武漢、廣州、濟南等全國各地愛國學生也紛紛到農村去，宣傳抗日救國，結果均被軍警強製解散了。但是，各地學生的擴大宣傳活動，在民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自己也都受到了一次艱苦的鍛煉和深刻的階級教育。
第六節 曲折發展坎坷路，衝破藩籬迎光明
清華大學學生以2/3的多數通過了褫奪該校“代表”的公權。
師生們說：“堂堂高等學府，豈能容忍軍警如此無理！”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達200餘人。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達200餘人。
到會學生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
到會學生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
“漢奸法西斯蒂奪到‘愛國運動’的領導地位來窒殺愛國運動。”
駐天津的日軍為了保守軍事秘密，殺害了被迫為他們修建軍事工程的數百名中國工人，將屍體投入海河。
傍晚時分，5000多名軍警，包括29軍的大刀隊、機槍連以及保安隊，再次層層包圍清華園。
英勇而缺乏策略的鬥爭
“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進一步喚醒了民眾，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凶焰。但是，國民黨反動當局對此驚恐萬狀，加強了對學生運動的鎮壓與破壞。
1936年1月，由北平各校當局背著學生自治會和救國會指定的所謂學生代表到南京“聆訓”回校後，氣勢洶洶，為虎作倀，鼓吹要絕對信任政府，並要求政府嚴懲鬧事學生。他們公開糾合反動組織，出版反動刊物，如《學生時報》《清華評論》等，妄圖分裂學生運動，瓦解學生的鬥誌。廣大學生對“代表”的“晉京聆訓”已是非常氣憤，他們回來後又如此蠻橫，猶如火上澆油，便與他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清華大學學生以2/3的多數通過了褫奪該校“代表”的公權，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則將他們驅逐出校。北京大學一名“代表”丟失了一張國民黨中央發給的幾千塊錢的巨額支票，被進步同學撿到，同學們便以“拾物招領”的方式把它貼了出去，致使國民黨特務的麵目在廣大同學麵前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就這樣，猖獗一時的國民黨特務學生，在進步同學堅決而有效的回擊下，在廣大同學心目中變得聲名狼藉、不可收拾了。現實鬥爭不僅教育了那些對國民黨政府抱有幻想的中間學生，而且使反動當局分裂學生運動的陰謀破產了。
1936年2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治罪法》，明文規定解散救亡團體，軍警可以逮捕甚至槍殺抗日群眾，鉗製救亡言論。19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又密電平、津兩市長，取締兩地學聯：“若不取締，勢將燎原，擬請明令嚴行取締，以弭隱患。”緊接著，反動當局便在全國對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進行鎮壓，軍警捕人的消息不斷傳來。
2月29日拂曉，400多名反動軍警闖進清華園，包圍了各學生宿舍。一批批武裝軍警手持黑名單，衝進學生住室，進行搜捕。因清華園內的一批進步學生早有準備，已轉移他處，軍警搜捕了半天，一無所獲。反動軍警在各宿舍大搜捕落了空，便闖進圖書館和二院、三院等處，先後扣留了清華中共支部負責人蔣南翔、糾察隊長方左英、學聯負責人姚克廣，還有一位燒鍋爐的工人。
光天化日之下反動軍警的暴行，激起了廣大學生和教師的憤怒，連一向不問政治、隻埋頭學習和教課的學生和教師也被激怒了。他們說：“堂堂高等學府，豈能容忍軍警如此無理！”為了團結廣大學生和教師，共同粉碎反動軍警的大搜捕，清華學生救國會提出了“護校”和“驅逐反動軍警”的自衛口號，馬上得到學生和教師的擁護和支持。於是，在民先隊員的帶領下，學生們衝出宿舍，與軍警展開了搏鬥，反動軍警被打得狼狽不堪，敗陣而去。同學們追至西校門，奮力奪回了被反動軍警捆綁的蔣南翔、姚克廣、方左英等，並拆散、搗毀了反動軍警開來的八輛汽車，使反動軍警在逃跑時隻得拖槍曳刀，悻悻而去。
傍晚時分，5000多名軍警，包括29軍的大刀隊、機槍連以及保安隊，再次層層包圍清華園，他們在校園內整整搜了一夜，而黑名單上的學生早已分散避開或改名換姓了。最後，他們便胡亂抓了20多個學生，回去交差。
就在同一天上午，北平憲兵第五隊隊長盛宣中帶領二十中隊憲兵，會同公安局偵緝隊、內六區署巡官長、警察等50餘人，闖入北河沿北京大學三院學生宿舍，大肆搜查，抄走進步書刊、文件、相片等物品近200件，逮捕了地質係、物理係學生三人，拘於憲兵第五隊隊部。在此以前，1000多名軍警還包圍和闖進了中國大學，捕去學生50餘人。師範大學、東北大學也先後遭到搜查，數十人被捕。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達200餘人。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北平學生運動中的部分領導骨幹轉移陣地。將姚克廣、郭明秋、孫敬文等人先後調至天津、滄州工作。北平城內由於國民黨反動的血腥鎮壓和少數國民黨禦用教授鼓吹讀書救國論的影響，學生的抗日救亡陣線產生分化，有些人思想動搖彷徨，主張鑽入書齋；有的自由散漫，戀愛第一，放棄工作，甚至個別一度在救國運動中表現非常積極的同學，也在白色恐怖的壓力下退卻了。但是，更多的進步學生被反動派的血腥鎮壓所激怒，竭力主張對反動派的鎮壓予以還擊。“二二九”反逮捕鬥爭的勝利，使他們產生了輕敵思想，一種急躁、盲動的情緒滋長蔓延起來。
3月9日，愛國學生郭清被反動派折磨致死的噩耗從獄中傳來，北平愛國學生悲痛異常，氣憤填膺。郭清，1919年生，山西省靈石縣人，1933年考入河北高中（即十七中）。他努力學習，思想進步，是一位極有愛國熱情的進步青年。在2月反逮捕鬥爭中，郭清因抗議校方開除進步學生被捕入獄。在獄中，軍警企圖從他口中得到學聯負責人的姓名、住址，逼他承認自己是學運領袖，對他嚴刑拷打。郭清拒絕回答。最後因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療而慘死獄中。臨終前他說：“我決不怕死，因為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我是中國人，所以我必須救中國！”死時，年僅17歲。北平學聯黨團在進步學生的強烈要求下，決定於3月31日在北大三院禮堂舉行追悼大會。
3月31日，參加追悼會的大約千人左右，大多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民先隊員）和積極分子。禮堂裏燃著蠟燭，四周布滿各校敬獻的大批花圈和挽聯，平津學聯送來了白布橫幅，上寫：“郭清今日不死，為民族而奮鬥，雖死猶生！”整個會場莊嚴肅穆，充滿沉痛氣氛。東北大學學生王庸自己花錢從棺材店裏租來一口棺材，放在主席台上，棺材前掛著郭清的遺像。會上還散發了《郭清烈士及被迫害的事跡》《告各界同胞書》《告警察及士兵書》等宣傳品。學生代表含著熱淚，宣讀了祭文，祭文中說道：
“我們要把這血淋淋的事實大聲告訴全世界，我們要清算這一筆血債。”
“我們今天在你的靈前宣誓，要踏著你的血跡，一齊前進。”
到會學生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最後，大會一致通過決議，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被捕學生，禁止再出現逮捕學生的事件。
這時，會場外大批軍警、特務、打手包圍了北大三院，並在校門口架設機關槍，禁止學生出入。到會學生憤怒了！有人提議抬棺遊行，立刻得到全場同學的熱烈響應。學聯黨團接受了同學們的意見，臨時確定了遊行路線和隊伍序列。北大三院的大門已為反動軍警封鎖，同學們推倒了北大三院與孔德中學之間的一堵牆，便從孔德中學出去，開始了抬棺遊行。清華、燕京學生打前鋒，北大學生壓後尾，楊學誠等人抬著空棺走在隊伍中間。許多同學拿著追悼郭清的大字橫幅、花圈，唱著《五月的鮮花》等歌曲，參加到遊行隊伍中。隊伍一走出長安街，就被保安隊的摩托車隊追上，截住去路。反動軍警向遊行隊伍橫衝亂打，隊伍被打散，54人被捕。
在學生被捕後，學聯四處奔走，進行營救。一直奔波了兩個星期，才知道他們被關在陸軍監獄。隨後，便發動各校學生，不遺餘力地組織營救。在學聯、民先隊及各方人士的積極營救下，4月13日-5月13日，被捕學生先後被全部釋放。暗無天日的鐵窗生活不但沒有銷蝕學生們的革命意誌，反而使他們磨煉得更加堅強了。出獄後，他們緊握同學們的手，激動地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又可以在一起為抗日救國奮鬥了！”
“三三一”抬棺遊行是白色恐怖下北平青年又一次英勇的行動，它使反動當局受到一定的震動，使廣大群眾進一步認識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真正麵目。但是，這次鬥爭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動。由於對形勢缺乏正確的估計，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使敵人費盡心機抓不到的學聯幹部、民先隊骨幹暴露在敵人麵前。有些學生對反動派的鎮壓產生了恐懼情緒，他們感到進步同學的愛國精神雖然可敬，但他們的行動似乎有些過激、有些冒險，為保證自身的安全，他們不再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而埋頭於書本和實驗室了。
從此，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異常艱苦困難的境地，暫時出現了低潮。
學運新風辟天地
1936年春，劉少奇受黨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的到來，對北平學生及整個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首先，劉少奇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了解了華北的形勢、河北省委的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狀況。他看到這裏的黨組織仍然存在著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成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主要障礙。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他便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結合華北形勢和黨的狀況，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了黨在華北地區的工作方針：堅持黨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準備自己、組織群眾、聯合一切願意抗日的黨派和階層，建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當學生們走進農家陰暗而狹小的土坯房進行調查訪問時，都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這些來自平津的大學生，多數是城市知識分子的子女，有些是資產階級、地主官僚的子女，他們在優裕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從未見過這樣的慘景。在這嚴寒的季節，有些學生穿著皮袍還凍得發抖，而那些農家小孩隻圍了一塊單布片，一家五口隻有一床破棉被。不少農家吃的是很稀的糠菜粥，有的竟連這也吃不上。一個農民酸楚地說：“糠菜隻能吃到年底，過了年關就沒吃的了！”農民牛馬般地幹了一年，倒要“二八分糧”，地主拿走八成，再加上數不清的苛捐雜稅，農民還能剩下幾粒糧食呢？
一個佃戶告訴學生，他以高利借來的20塊洋錢佃了三畝地，一場大水，地全被淹掉了，地主把地收回去，還逼著還債，“我們到哪裏去找飯吃啊！”
一戶人家已經一天沒有吃飯了。戶主每天要走70多裏路去集市賣柿子，一天隻能賣得幾十枚銅板換飯吃。昨天他沒有回來，全家老小隻好挨餓，“要等他回來才有飯吃啊！”
此情此景，刺痛了每一位愛國學生的心。這些想下鄉來“宣傳民眾、組織民眾”的學生，自己卻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們開始了解了農村的真實情況，了解了廣大受苦受難的農民。他們感到中華民族的解放，再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了，要真正挽救危亡，僅僅有愛國心是不夠的，還應當為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奮鬥，抗日救國必須和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和剝削的鬥爭結合起來才能成功。漸漸地，學生能夠接近農民了，他們學著用農民的語言進行宣傳，他們從農民的生活說起，說到橫在眼前的年關，說到地主豪紳的剝削，說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些宣傳生動具體，貼近生活，受到了農民的熱烈歡迎。
第三團在馬頭鎮宣傳，當他們講到淪亡後的東北同胞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時，許多農民憤怒地喊道：“幹掉這些日本鬼子！”街頭劇《打回老家去》的演出，更激起了群眾的民族仇恨，台上台下一齊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位50多歲的老大娘，怒不可遏地走上台，大聲喊道：“我們若不打日本，日本就要打我們。我們不能當亡國奴，日本人來一個殺一個，來十個殺十個！”
農民們開始把學生看成自己人了。有的給學生燒水送茶；有的老人給學生講當年義和團和外國強盜拚殺的故事；有的農民把學生拉到家裏，悄悄地講述大革命失敗後高陽、蠡縣農民舉行暴動的情況，還挽留學生多住幾天。這一切使學生們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開始意識到，民族革命的力量深藏在工農群眾中間。
南下途中，宣傳團還組織了有關抗日救國理論和政策的學習討論。有時開時事座談會，有時開全團大會，發動大家討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經過廣泛的討論，初步認清了敵我，明確了隻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動全民堅決抗戰，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抗日救國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後勝利。許多宣傳團員通過這次南下擴大宣傳的實際鬥爭，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有些當年的宣傳團員回憶起這段經曆時，很有感觸地說：“隻有工農群眾才是革命的力量，隻有工農群眾才是我們的前途和希望。跟著工農走，盡管要拋掉優裕的生活，經受艱苦的考驗，但我寧願如此，這是一條惟一的光明大道。”“十多天南下擴大宣傳……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變人們的思想，現實生活畢竟是最有說服力的，最能打動人心的。”“當時我下決心要參加革命。”
民族解放先鋒隊的誕生
南下擴大宣傳團各團在固安會合後，召開了全團大會，重新製定了行動計劃，調整了組織，決定以團為單位分幾路前進。由於第四團人少，指揮部決定將第四團並入第一團，去雄縣、高陽，第二團去新城、容縣，第三團經涿州沿平漢線南下，約定十天後三個團在保定會師。
平津學生的南下擴大宣傳震動了北平反動當局。最初，他們責令學校當局派人勸說學生回校，並下令沿途各縣隨時進行封鎖和破壞，但均未奏效，於是便派出大批軍警、特務，對宣傳團前堵後截，武裝強迫學生返平。
12日，第二團由固安出發，次日到新城縣的辛立莊，住在小學校裏，14日，宣傳隊員利用辛立莊大集，召開了群眾大會。第二天，冀察政務委員會專門派人來“勸說”學生返平。此人自稱“王委員”，帶著警察和特務，新城縣長帶著保安隊，分別乘坐幾輛汽車耀武揚威地來到學校。“王委員”當即對學生訓話，勸學生回校讀書，不要自找苦吃，被“共匪”利用。他的話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怒。師大學生曹國智即席演說，宣傳中國人應當熱愛祖國，並痛斥漢奸賣國賊的無恥行徑。激情滿懷，聲淚俱下。同學們怒罵漢奸不止，並高喊“打倒親日派走狗”等口號。“王委員”等人見狀，隻好灰溜溜地離去。次日一早，特務們開來幾輛大卡車，把小學校裏的學生綁架到車上，押送回平。
二團的一小部分同學在當日深夜跑出學校後門，追上了幾十裏地（1裏=500米）以外的一團，繼續前進。指揮部的董毓華、宋黎連夜趕回北平，向北平市委匯報南下情況。
第三團10日從固安出發，14日到高碑店，住在小學校裏，各小分隊分散到各村進行宣傳。下午4時左右，學校裏突然衝進便衣特務和軍警20多人。他們腰間掛著手槍，手裏拿著繩子，到處搜查，沒收了宣傳品，撕掉了學生的臂章，並把整個三團圍困在一間教室裏。這時，大家明白再向南走已經不可能了，宣傳團即將被解散。領導小組的幾個同學用英語討論著回去後怎麽辦的問題。接著又向全體團員傳達了回去以後決不能解散，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戰鬥團體的意見，大家異口同聲地熱烈擁護。晚8時，學生們自動排好隊，四人一排，手挽著手向火車站行進，於15日清晨乘車回北平。16日，三團在燕大開會，正式成立了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決定凡是參加過高碑店戰鬥的宣傳團員，就是該團的基本成員。
一團及二團的一部分同學於21日到達保定。這時，他們已得到三團被押解回平以及成立永久性團體的消息；市委要求停止南進，立即回平的指示，也傳到宣傳團。
一、二團在保定住下後，因大家心中有事不能安眠，就通宵開會討論宣傳團回去後怎麽辦。大家一致認為要成立組織，繼續宣傳抗日救亡。隨後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組織名稱，提了幾個都不滿意，最後北師大女生曹國智提議叫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場一致鼓掌通過。
次日，一、二團被軍警鎖進鐵皮悶罐車，武裝押送回平。
回平後，三個團聯合開會，決定采納一、二團所取的名稱，將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民族解放先鋒隊合並，定名為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或民先）。1936年2月1日，在北平石駙馬大街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召開民先隊成立大會。會議決定宣傳團員自願加入民先者皆為第一批隊員。會上產生了民先領導機關――總隊部。隊長敖白楓（高錦明），秘書劉文卓（劉導生），組織部長蕭敏頌，宣傳部長王仁忱。俞啟威任民先黨團書記。這時隊員約有300人左右，下設26個分隊。全市設4個區隊部。因民先隊成立之初，隻有平、津兩個地區，因此，北平民先隊部代行全國民先隊部的職責。
成立大會還討論通過了《鬥爭綱領》、《工作綱要》、《組織係統》、《規約》等，並發表成立宣言。民族解放先鋒隊是黨所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性組織，與共青團組織並存。它要求隊員“站在最前列，參加一切救亡工作……與各種救亡團體取得密切聯係，形成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還要學習理論，學習軍事，“準備參加就要到來的戰爭”。
民族解放先鋒隊是黨在白區的一支有力的青年骨幹隊伍，它的建立，不僅使黨的號召得以在廣大學生中貫徹執行，使學聯所發動的各次行動有了組織上的保證，而且把學生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民族解放先鋒隊後來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向全國、向海外發展。它團結了廣大的愛國青年，卓有成效地協助共產黨領導和推動青年抗日救亡運動向廣闊深入方向發展。民族解放先鋒隊在“一二？九”運動中，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有著重要的曆史地位。它的作用，隨著“一二？九”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
在平津學生下鄉宣傳的前後，上海、武漢、廣州、濟南等全國各地愛國學生也紛紛到農村去，宣傳抗日救國，結果均被軍警強製解散了。但是，各地學生的擴大宣傳活動，在民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自己也都受到了一次艱苦的鍛煉和深刻的階級教育。
第六節 曲折發展坎坷路，衝破藩籬迎光明
清華大學學生以2/3的多數通過了褫奪該校“代表”的公權。
師生們說：“堂堂高等學府，豈能容忍軍警如此無理！”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達200餘人。
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達200餘人。
到會學生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
到會學生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
“漢奸法西斯蒂奪到‘愛國運動’的領導地位來窒殺愛國運動。”
駐天津的日軍為了保守軍事秘密，殺害了被迫為他們修建軍事工程的數百名中國工人，將屍體投入海河。
傍晚時分，5000多名軍警，包括29軍的大刀隊、機槍連以及保安隊，再次層層包圍清華園。
英勇而缺乏策略的鬥爭
“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進一步喚醒了民眾，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凶焰。但是，國民黨反動當局對此驚恐萬狀，加強了對學生運動的鎮壓與破壞。
1936年1月，由北平各校當局背著學生自治會和救國會指定的所謂學生代表到南京“聆訓”回校後，氣勢洶洶，為虎作倀，鼓吹要絕對信任政府，並要求政府嚴懲鬧事學生。他們公開糾合反動組織，出版反動刊物，如《學生時報》《清華評論》等，妄圖分裂學生運動，瓦解學生的鬥誌。廣大學生對“代表”的“晉京聆訓”已是非常氣憤，他們回來後又如此蠻橫，猶如火上澆油，便與他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清華大學學生以2/3的多數通過了褫奪該校“代表”的公權，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則將他們驅逐出校。北京大學一名“代表”丟失了一張國民黨中央發給的幾千塊錢的巨額支票，被進步同學撿到，同學們便以“拾物招領”的方式把它貼了出去，致使國民黨特務的麵目在廣大同學麵前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就這樣，猖獗一時的國民黨特務學生，在進步同學堅決而有效的回擊下，在廣大同學心目中變得聲名狼藉、不可收拾了。現實鬥爭不僅教育了那些對國民黨政府抱有幻想的中間學生，而且使反動當局分裂學生運動的陰謀破產了。
1936年2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治罪法》，明文規定解散救亡團體，軍警可以逮捕甚至槍殺抗日群眾，鉗製救亡言論。19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又密電平、津兩市長，取締兩地學聯：“若不取締，勢將燎原，擬請明令嚴行取締，以弭隱患。”緊接著，反動當局便在全國對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進行鎮壓，軍警捕人的消息不斷傳來。
2月29日拂曉，400多名反動軍警闖進清華園，包圍了各學生宿舍。一批批武裝軍警手持黑名單，衝進學生住室，進行搜捕。因清華園內的一批進步學生早有準備，已轉移他處，軍警搜捕了半天，一無所獲。反動軍警在各宿舍大搜捕落了空，便闖進圖書館和二院、三院等處，先後扣留了清華中共支部負責人蔣南翔、糾察隊長方左英、學聯負責人姚克廣，還有一位燒鍋爐的工人。
光天化日之下反動軍警的暴行，激起了廣大學生和教師的憤怒，連一向不問政治、隻埋頭學習和教課的學生和教師也被激怒了。他們說：“堂堂高等學府，豈能容忍軍警如此無理！”為了團結廣大學生和教師，共同粉碎反動軍警的大搜捕，清華學生救國會提出了“護校”和“驅逐反動軍警”的自衛口號，馬上得到學生和教師的擁護和支持。於是，在民先隊員的帶領下，學生們衝出宿舍，與軍警展開了搏鬥，反動軍警被打得狼狽不堪，敗陣而去。同學們追至西校門，奮力奪回了被反動軍警捆綁的蔣南翔、姚克廣、方左英等，並拆散、搗毀了反動軍警開來的八輛汽車，使反動軍警在逃跑時隻得拖槍曳刀，悻悻而去。
傍晚時分，5000多名軍警，包括29軍的大刀隊、機槍連以及保安隊，再次層層包圍清華園，他們在校園內整整搜了一夜，而黑名單上的學生早已分散避開或改名換姓了。最後，他們便胡亂抓了20多個學生，回去交差。
就在同一天上午，北平憲兵第五隊隊長盛宣中帶領二十中隊憲兵，會同公安局偵緝隊、內六區署巡官長、警察等50餘人，闖入北河沿北京大學三院學生宿舍，大肆搜查，抄走進步書刊、文件、相片等物品近200件，逮捕了地質係、物理係學生三人，拘於憲兵第五隊隊部。在此以前，1000多名軍警還包圍和闖進了中國大學，捕去學生50餘人。師範大學、東北大學也先後遭到搜查，數十人被捕。白色恐怖的2月，北平市被捕者多達200餘人。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北平學生運動中的部分領導骨幹轉移陣地。將姚克廣、郭明秋、孫敬文等人先後調至天津、滄州工作。北平城內由於國民黨反動的血腥鎮壓和少數國民黨禦用教授鼓吹讀書救國論的影響，學生的抗日救亡陣線產生分化，有些人思想動搖彷徨，主張鑽入書齋；有的自由散漫，戀愛第一，放棄工作，甚至個別一度在救國運動中表現非常積極的同學，也在白色恐怖的壓力下退卻了。但是，更多的進步學生被反動派的血腥鎮壓所激怒，竭力主張對反動派的鎮壓予以還擊。“二二九”反逮捕鬥爭的勝利，使他們產生了輕敵思想，一種急躁、盲動的情緒滋長蔓延起來。
3月9日，愛國學生郭清被反動派折磨致死的噩耗從獄中傳來，北平愛國學生悲痛異常，氣憤填膺。郭清，1919年生，山西省靈石縣人，1933年考入河北高中（即十七中）。他努力學習，思想進步，是一位極有愛國熱情的進步青年。在2月反逮捕鬥爭中，郭清因抗議校方開除進步學生被捕入獄。在獄中，軍警企圖從他口中得到學聯負責人的姓名、住址，逼他承認自己是學運領袖，對他嚴刑拷打。郭清拒絕回答。最後因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療而慘死獄中。臨終前他說：“我決不怕死，因為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我是中國人，所以我必須救中國！”死時，年僅17歲。北平學聯黨團在進步學生的強烈要求下，決定於3月31日在北大三院禮堂舉行追悼大會。
3月31日，參加追悼會的大約千人左右，大多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民先隊員）和積極分子。禮堂裏燃著蠟燭，四周布滿各校敬獻的大批花圈和挽聯，平津學聯送來了白布橫幅，上寫：“郭清今日不死，為民族而奮鬥，雖死猶生！”整個會場莊嚴肅穆，充滿沉痛氣氛。東北大學學生王庸自己花錢從棺材店裏租來一口棺材，放在主席台上，棺材前掛著郭清的遺像。會上還散發了《郭清烈士及被迫害的事跡》《告各界同胞書》《告警察及士兵書》等宣傳品。學生代表含著熱淚，宣讀了祭文，祭文中說道：
“我們要把這血淋淋的事實大聲告訴全世界，我們要清算這一筆血債。”
“我們今天在你的靈前宣誓，要踏著你的血跡，一齊前進。”
到會學生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最後，大會一致通過決議，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被捕學生，禁止再出現逮捕學生的事件。
這時，會場外大批軍警、特務、打手包圍了北大三院，並在校門口架設機關槍，禁止學生出入。到會學生憤怒了！有人提議抬棺遊行，立刻得到全場同學的熱烈響應。學聯黨團接受了同學們的意見，臨時確定了遊行路線和隊伍序列。北大三院的大門已為反動軍警封鎖，同學們推倒了北大三院與孔德中學之間的一堵牆，便從孔德中學出去，開始了抬棺遊行。清華、燕京學生打前鋒，北大學生壓後尾，楊學誠等人抬著空棺走在隊伍中間。許多同學拿著追悼郭清的大字橫幅、花圈，唱著《五月的鮮花》等歌曲，參加到遊行隊伍中。隊伍一走出長安街，就被保安隊的摩托車隊追上，截住去路。反動軍警向遊行隊伍橫衝亂打，隊伍被打散，54人被捕。
在學生被捕後，學聯四處奔走，進行營救。一直奔波了兩個星期，才知道他們被關在陸軍監獄。隨後，便發動各校學生，不遺餘力地組織營救。在學聯、民先隊及各方人士的積極營救下，4月13日-5月13日，被捕學生先後被全部釋放。暗無天日的鐵窗生活不但沒有銷蝕學生們的革命意誌，反而使他們磨煉得更加堅強了。出獄後，他們緊握同學們的手，激動地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又可以在一起為抗日救國奮鬥了！”
“三三一”抬棺遊行是白色恐怖下北平青年又一次英勇的行動，它使反動當局受到一定的震動，使廣大群眾進一步認識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真正麵目。但是，這次鬥爭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動。由於對形勢缺乏正確的估計，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使敵人費盡心機抓不到的學聯幹部、民先隊骨幹暴露在敵人麵前。有些學生對反動派的鎮壓產生了恐懼情緒，他們感到進步同學的愛國精神雖然可敬，但他們的行動似乎有些過激、有些冒險，為保證自身的安全，他們不再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而埋頭於書本和實驗室了。
從此，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異常艱苦困難的境地，暫時出現了低潮。
學運新風辟天地
1936年春，劉少奇受黨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的到來，對北平學生及整個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首先，劉少奇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了解了華北的形勢、河北省委的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狀況。他看到這裏的黨組織仍然存在著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成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主要障礙。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他便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結合華北形勢和黨的狀況，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了黨在華北地區的工作方針：堅持黨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準備自己、組織群眾、聯合一切願意抗日的黨派和階層，建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