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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4)
第二，在組織內部錯誤地開展反傾向鬥爭，搞宗派主義，壓製不同意見，排擠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同誌，破壞了黨團內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在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統治期間，北方黨團內部曾有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誌對左的指導方針和行動計劃提出不同意見或在行動中予以抵製，例如，“九一八”事變後，北平黨內的一些同誌對“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衛蘇聯”等過左口號發表了不同看法，就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曾經擔任過北平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的李鐵夫曾經依據其長期在白區工作的實踐經驗，用大量事實批評了黨在指導白區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指出了黨內存在的主觀獨斷、左傾空談和行動上的盲動主義傾向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的危害，提出了他對北方革命形勢的估計以及適應於這一形勢所應確定的革命方針、任務、鬥爭策略，並端正對黨所領導的進步團體的任務和作用的認識。擔任過北平團市委書記的王青士也曾根據北平地區的實際情況，在一定範圍內抵製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計劃。但是，這些同誌的意見和主張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采納，反而被扣上右傾的帽子而受到“無情打擊”。根據河北省黨團的指示精神，北平黨團內部也開展了“反鐵夫路線”的鬥爭，對黨團內部一切懷疑不滿、不同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左”傾方針的同誌，廣泛開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撤銷這些同誌的領導職務和工作，甚至以是否積極參加冒險主義的公開鬥爭檢驗黨團員是否忠誠。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排斥、打擊了一大批政治上比較成熟，實際鬥爭經驗比較豐富的幹部，人為地暴露了一些黨團幹部的身份，也使黨內缺乏民主空氣，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集體智慧無從體現，給黨團組織帶來了極大的損失。
第三，左傾路線在北平的貫徹，給北平地區的革命和青年運動帶來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首先，執行“左”傾錯誤的指導方針使北平青年團組織和青年革命力量遭到巨大破壞。自大革命失敗以後，北平黨團頻繁組織的暴動、遊行、示威、飛行集會，違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則，使革命力量損失慘重。例如：1927年10月的“廣州暴動”之後，北平青年團有1/3的團幹部和團員被逮捕，剩下的團員總數僅及破壞前的1/3.據1930年4月26日中共順直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四二”示威遊行使北平黨團組織遭受損失，數量減少1/4，質量下降1/3，團組織的戰鬥力被削弱。另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北平黨團機關遭受大的破壞多達十幾次，黨團員和幹部個別被綁架、殺害的更是無法計算。像這樣頻繁的組織破壞，常常導致黨團領導機構的癱瘓，嚴重影響了黨團組織的戰鬥力。
其次，執行左傾路線，縮小了革命統一戰線，孤立了革命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已經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了”，在這民族矛盾上升的時刻，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們無視全國各階層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反動統治集團內部開始分化的事實，繼續沿用過去的鬥爭口號，把黨的外圍群眾團體全部搞成赤色團體，主張一切灰色群眾組織和黃色工會都要轉變為赤色。在鬥爭形式上，繼續組織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為目標的暴動、遊行、飛行集會，鼓勵冒險精神，用“怕死”、“右傾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打擊那些反對冒險計劃的同誌；在鬥爭策略上，不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做分化瓦解反革命陣營的工作。結果，失去了發展革命形勢的時機，使“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地區一度出現的抗日民主運動高潮很快被鎮壓下去；一些同情革命，主張抗日的民主人士也逐漸與黨、團疏遠。
第四，左傾路線得以在北平貫徹執行並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多方麵的，除黨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的錯誤指導外，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首先，北平不是一個產業工人隊伍龐大的工業城市，而是一個學校林立、學生人數眾多的文化古城。從“五四”以來，學生運動在北平的革命運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學生曆來是北平地區革命鬥爭的主力。北平黨團內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員占了絕大多數，他們身上不可避免地帶有小資產階級的弱點和毛病；又由於他們深入工農少，實際工作經驗不足，因此，在一定條件下便不自覺地暴露出小資產階級的弱點。例如，大革命失敗以後，黨團組織普遍地認識到奪取政權的重要意義，同時，由於對國民黨及奉係軍閥推行屠殺政策的憤恨，使北平黨團內部出現了強烈的複仇心理和急躁情緒。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恰恰迎合了這種情緒，因此，當一係列冒險主義的方針、計劃在北平貫徹時，遇到的阻力不大。
其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北平黨團組織同全國一樣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成熟的政治領導和理論指導。特別是當革命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需要重新分析、認識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基本問題時，黨團幹部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和對中國社會實際的了解都顯得不夠，不能自覺地將馬列主義理論同北平的社會實際相結合，目標明確、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而是盲目照搬外國革命經驗，盲目執行中央指示。當然，這是與黨團幹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夠成熟分不開的。
再次，本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造成了北平黨團幹部思想上的禁錮，阻礙了他們深入地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而是片麵強調學習和照搬蘇聯革命經驗，不問革命形勢是否成熟，敵我力量對比是否有利，就盲目號召進行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等冒險行動。
最後，缺乏在地上環境中與武裝到牙齒的反動當局鬥爭的經驗，不懂得隱蔽革命精幹與發展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左”傾計劃得以貫徹執行的又一原因。
第三節 蔣介石倒行逆施，師生拚死抗爭
蔣介石宣稱：“寧可枉殺千人，不可走漏一個。”
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30萬人之多。
這些書給讀者打開了一個新天地，激發了青年學生對社會主義美好未來的向往和追求。
北方人民出版社就是因為出版馬恩著作和進步書籍而被查封的。
國民黨封鎖革命文化的手段雖然毒辣，但是，進步刊物的發行始終沒有停止。
隨著北平愛國學生的第一聲怒吼，一場規模空前的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終於開始了。
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建立了更加殘酷地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反革命專政。蔣介石上台後，立即以“寧可枉殺千人，不可走漏一個”的野蠻和殘忍，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瘋狂的反撲。血腥的大屠殺在全國各大城市裏大規模地施行。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中說：“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據中國紅色救濟會統計，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29年的兩三年內，工農群眾、革命青年和共產黨員被殺害者約45萬人。當時的中國，正如毛澤東所說：“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但是，共產黨人和革命的青年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人組織各地工農群眾先後發動了“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上百次武裝暴動。在鬥爭的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找到了一條在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鄉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實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這樣，各地武裝起義後保留下來的革命武裝先後走上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道路。從而出現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新時期。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由於反革命力量十分強大，反動統治異常嚴密，單靠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暴動的傳統方式進行革命鬥爭已經很不夠，甚至是不可能了。嚴酷的鬥爭形勢迫切需要白區黨組織找到一種適合於新情況的鬥爭方式。同時，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國民黨統治的高壓政策和革命誌士殷紅的鮮血也呼喚著共產黨人去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問題，探尋配合根據地的武裝鬥爭的戰鬥武器。根據當時城市工作的特點，白區黨組織著重開展思想文化工作，以加強革命理論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的思想覺悟。並首先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識界中組織進步的文化團體，進行革命的文化活動，繼而又在全國範圍內推動、領導了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化運動，形成配合革命戰爭的另一條不可缺少的革命戰線。
左翼文化運動出現於30年代並不是偶然的。首先，左翼文化運動是應中國革命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由於種種曆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理論準備是不足的，黨成立後不久，就投入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無暇深入地研究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投身於革命的文化運動。但是，在經曆了革命的挫折之後，置身於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共產黨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現實生活中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社會的一係列問題，“把在這以前在青年和先進的工農群眾中激蕩著的，對於革命理論，對於生活和現實社會及曆史的理解等等的思想問題和要求，正式作為主要的課題提到文化和文藝運動的日程上來了。”所以，中國革命迫切需要理論指導和文化工作，是左翼文化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國際範圍內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得以產生、發展的重要條件。中國的文學革命倡導於“五四”時期，到了30年代，無產階級的左翼文化運動在許多國家都有較大的發展，蘇聯、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等都先後成立了左翼文化團體，開展了相應的活動。在共產國際的倡導下，1927年和1930年先後兩次在莫斯科和哈爾科夫召開了國際革命作家和無產階級作家大會，成立了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並且用幾種文字發行機關刊物，這些都對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再次，左翼文化運動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鬥爭，雖然鬥爭鋒芒直指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但卻減少了與反動軍隊、警察的直接衝突。在國民黨力量強大的白色區域有利於隱蔽和保存革命骨幹，發動和爭取廣大群眾，是適合於國統區環境的對敵鬥爭形式。因此，盡管國民黨政府采用種種手段禁止革命文化和革命文藝書刊的出版、發行；動用軍隊、警察迫害革命文藝戰士，但卻始終不能根絕革命的文化活動。
最後，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極大地牽製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注意力，使敵人不可能傾全力於“圍剿”革命的文化運動，同時，蘇區的鬥爭也給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以極大的支持和鼓舞，有力地促進了文化運動的發展。
1928年1月，進步文化團體創造社、太陽社，以《文化批判》《創造月刊》《太陽月刊》等雜誌為陣地，發起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化運動，力圖創造一種“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為指導的、為完成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服務的鬥爭文學，並就革命文學的目的、特點、作家世界觀的改造等一係列問題展開了爭論。這實質上就是左翼文化運動的開端。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創造社、太陽社、魯迅及其它左翼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正式成立。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通過了《理論綱領》《行動綱領》和工作方針，確定了左聯成立後的迫切任務。
1930年5月20日，文化界進步人士又相繼成立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和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等團體，同左聯一起組成中國左翼文化陣營。
中國左聯在上海成立後，對北平青年的影響極大。半年之後，北方左翼作家聯盟（又稱北平左聯）在北平建立，成為領導北方地區左翼文化運動的司令部。中國左聯之所以在北平產生這樣大的影響，是由北平特定的環境和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從客觀條件看，自1928年國民黨新軍閥取代奉係軍閥統治北平以後，推行封建法西斯專政，北平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沒有絲毫改善。而連綿不斷的軍閥戰爭，更把北平人民投入災難的深淵。30年代初期，日本又侵入東北、華北，民族危亡的陰影時刻襲擾著北平人民，青年學生更加為個人出路、國家前途擔憂。
其次，從主觀條件看，北平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之多，青年學生之眾居全國之首，各種思潮流傳較快。北平的青年學生是一支經曆過五四運動、“三一八”鬥爭鍛煉的革命生力軍。自共產黨、青年團成立以來，學校就是北平黨團工作的重點，許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在大學和文化界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也鍛煉出領導青年知識分子從事革命工作的經驗。
再次，這一時期，蘇聯及其它國家的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普羅是英文Proletariat的音譯，用音譯有利於逃避國民黨的檢查機關）流入中國，有些書刊譯成中文後，成為在進步青年中廣泛流傳的讀物。青年們通過這些書刊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加深了對社會主義蘇聯的了解和向往。於是，北平地下黨和一些在大革命失敗後失掉組織關係的黨、團員，相繼在學生中組織起各種進步的文學或社會科學研究團體，引導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理論和無產階級文學問題。為了擴大革命影響，他們還出版了一些刊物。北京大學的展望社、師範大學的Our讀書會（Our即英文我們的）就是這類團體中產生較早的兩個。這些革命的文化活動是北平地區左翼文化運動的萌芽。
隨著各學校進步文學研究團體和讀書會的不斷出現，隨著日益廣泛激烈的政治鬥爭，就產生了統一左翼文化團體的組織和行動的需要。1930年3月，在中共北平市委領導下，北平各普羅文藝社團，社會科學研究團體共同組成了北平普羅文化運動大同盟。參加這個同盟的團體有20多個，成員有胡錫奎、謝冰瑩、楊剛、段雪笙、蔣曉海、楊纖如、馬季剛、楊秀怡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正在大學讀書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普羅文化運動大同盟是北平左翼文化社團的大聯合，也是後來北方左聯的雛形。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後，出版了不少刊物和書籍，這對北平左翼文化運動的深入開展起了推動作用。1930年夏季，一些在上海參加過中國左聯成立大會的同誌，如潘漠華、楊纖如等陸續來到北平，他們按照黨的指示，聯絡北平的部分進步學生、作家和教員，積極著手籌備成立北方左聯。中共地下黨對北方左聯的籌備工作十分重視，委派段雪笙、潘漠華等共產黨員具體負責這一工作，組成籌備委員會。一些進步青年在籌備建立左聯的過程中，受到教育和鍛煉，加入了共產黨。
1930年9月18日下午，在北平大學法學院的小禮堂（即北洋軍閥時期的國會眾議院禮堂），召開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大會。到會的有段雪笙、鄭文波、劉尊祺、謝冰瑩、張章、梁冰、張秀岩、陳璧如、李長路、鄭伯奇等30多人。會上，中共北平市委的代表王文正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說明了北方群眾麵臨的鬥爭任務。接著，美國《新群眾》社、北平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濟會的代表在大會上相繼發表演說，祝賀北方左聯的成立。隨後宣讀了北方左聯的《理論綱領》、《行動綱領》和成立宣言，並一致通過了這三個文件。大會還選出了由段雪笙、潘漠華、謝冰瑩、劉尊祺等十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其中正式委員七人，候補委員三人）。最後，代表們通過了參加革命互濟會工作、通電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中國蘇區和紅軍；發展組織，打破狹隘方式，歡迎勞苦大眾參加等提案。
當晚，北方左聯執委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研究了編輯、出版左翼刊物等問題。從此，北方左聯作為中共地下黨的一個重要外圍團體，開始活躍在對敵鬥爭的戰場上。
北方左聯的誕生是黨在進步文化界工作的結果。左聯內部設有黨團，黨團一般由三人組成，其中兩名黨員、一名團員，負責統一左聯內部黨團員的組織與活動，隨時將黨的指示及時貫徹到左聯的工作中去。北方左聯成立後，陸續在北平的一些大、中學校設立了左聯小組（後來發展為支部），其中左聯成員較多、小組規模較大的單位有：北京大學、北平大學法學院、北師大、中國大學、燕京大學，有的學校甚至同時有兩三個小組在活動。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民國大學、大同中學、匯文中學和貝滿女中也成立了左聯指導下的文學研究社、馬克思理論研究會、戲劇研究會、新興美術研究會等進步團體，以此團結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教員。北方左聯還派出盟員分赴天津、濟南、太原、保定、張家口等地，幫助當地愛好文藝的進步青年建立了北方左聯的支部或小組。
北方左聯成立後不久，北方的社會科學研究隊伍和教育、文藝、音樂、美術等領域也先後成立了左翼進步團體，即社聯、劇聯、語聯、教聯、樂聯、美聯等，當時稱為八大聯。八大聯的相繼成立及活動，標誌著北方左翼文化運動有了較深入的發展。此後，為了統一各左翼文化團體的活動，加強團體之間的聯係和協作，在河北省委的指示下，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團體代表在南池子歐美同學會秘密召開會議，成立了北平文化總聯盟（簡稱北平文總），全國文總的代表在大會上作了報告。會上就今後如何開展左翼文化運動等問題作出決議，並決定出版刊物，作為傳達指示、討論問題、提出建議、交流情況的中心。還通過了《北平文化總聯盟綱領》和《北平文化總聯盟章程》，“作為全體盟員今後一致的方針。”北平文總的成立使北方的左翼文化運動出現了更加統一、協調的局麵，同時也進一步加強了黨對北方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
北方左翼文化團體的活動
北方各左翼文化團體成立後，黨根據北方文化界和青年知識分子的特點，發動、組織了許多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話動，為促進革命運動向深入方向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其活動的主要內容是：
1.創辦左翼刊物，出版進步書籍
創辦進步刊物，宣傳革命思想，是左翼文化運動中一項重要的工作。1930年9月，北方左聯成立後的第一次執委會上就決定出版機關刊物《前哨》，1931年2月即開始發行。這個刊物曾登載了陳沂寫的報告文學《我們衝破敵人的最高機關》，記述了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與上海等地學生聯合攻打、搗毀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鬥爭。以後，隨著左翼文化團體及其附屬組織的不斷湧現，各種進步刊物更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計有《我們周報》《北方文藝》《大眾文化》《尖銳》《文學雜誌》《文藝月報》《北平文化》《科學新聞》《社會科學》《今日》《泡沫》《浪花》《新大眾》《開拓》《理論與創作》《北國》《北星》《榴火》《世界文化講座》等數十種。這些刊物主要是發表左翼盟員進步的文學創作，介紹國內外的政治新聞，報道國內外左翼文化運動的消息，針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發表一些短小精悍的街頭詩、牆頭小說、小品文、小雜文等，具有較強的戰鬥性。除了自己出版左翼刊物外，左翼盟員還爭取機會在當時的一些報紙（如《京報》《北辰報》）上開辟文藝副刊，刊登進步的文藝作品，左聯各支部還組織盟員寫稿，投寄給北平的《世界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的專刊、副刊，利用公開的發行麵較廣的報紙傳播革命思想與文化。
第三，左傾路線在北平的貫徹，給北平地區的革命和青年運動帶來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首先，執行“左”傾錯誤的指導方針使北平青年團組織和青年革命力量遭到巨大破壞。自大革命失敗以後，北平黨團頻繁組織的暴動、遊行、示威、飛行集會，違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則，使革命力量損失慘重。例如：1927年10月的“廣州暴動”之後，北平青年團有1/3的團幹部和團員被逮捕，剩下的團員總數僅及破壞前的1/3.據1930年4月26日中共順直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四二”示威遊行使北平黨團組織遭受損失，數量減少1/4，質量下降1/3，團組織的戰鬥力被削弱。另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北平黨團機關遭受大的破壞多達十幾次，黨團員和幹部個別被綁架、殺害的更是無法計算。像這樣頻繁的組織破壞，常常導致黨團領導機構的癱瘓，嚴重影響了黨團組織的戰鬥力。
其次，執行左傾路線，縮小了革命統一戰線，孤立了革命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已經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了”，在這民族矛盾上升的時刻，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們無視全國各階層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反動統治集團內部開始分化的事實，繼續沿用過去的鬥爭口號，把黨的外圍群眾團體全部搞成赤色團體，主張一切灰色群眾組織和黃色工會都要轉變為赤色。在鬥爭形式上，繼續組織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為目標的暴動、遊行、飛行集會，鼓勵冒險精神，用“怕死”、“右傾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打擊那些反對冒險計劃的同誌；在鬥爭策略上，不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做分化瓦解反革命陣營的工作。結果，失去了發展革命形勢的時機，使“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地區一度出現的抗日民主運動高潮很快被鎮壓下去；一些同情革命，主張抗日的民主人士也逐漸與黨、團疏遠。
第四，左傾路線得以在北平貫徹執行並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多方麵的，除黨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的錯誤指導外，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首先，北平不是一個產業工人隊伍龐大的工業城市，而是一個學校林立、學生人數眾多的文化古城。從“五四”以來，學生運動在北平的革命運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學生曆來是北平地區革命鬥爭的主力。北平黨團內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員占了絕大多數，他們身上不可避免地帶有小資產階級的弱點和毛病；又由於他們深入工農少，實際工作經驗不足，因此，在一定條件下便不自覺地暴露出小資產階級的弱點。例如，大革命失敗以後，黨團組織普遍地認識到奪取政權的重要意義，同時，由於對國民黨及奉係軍閥推行屠殺政策的憤恨，使北平黨團內部出現了強烈的複仇心理和急躁情緒。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恰恰迎合了這種情緒，因此，當一係列冒險主義的方針、計劃在北平貫徹時，遇到的阻力不大。
其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北平黨團組織同全國一樣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成熟的政治領導和理論指導。特別是當革命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需要重新分析、認識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基本問題時，黨團幹部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和對中國社會實際的了解都顯得不夠，不能自覺地將馬列主義理論同北平的社會實際相結合，目標明確、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而是盲目照搬外國革命經驗，盲目執行中央指示。當然，這是與黨團幹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夠成熟分不開的。
再次，本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造成了北平黨團幹部思想上的禁錮，阻礙了他們深入地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而是片麵強調學習和照搬蘇聯革命經驗，不問革命形勢是否成熟，敵我力量對比是否有利，就盲目號召進行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等冒險行動。
最後，缺乏在地上環境中與武裝到牙齒的反動當局鬥爭的經驗，不懂得隱蔽革命精幹與發展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左”傾計劃得以貫徹執行的又一原因。
第三節 蔣介石倒行逆施，師生拚死抗爭
蔣介石宣稱：“寧可枉殺千人，不可走漏一個。”
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30萬人之多。
這些書給讀者打開了一個新天地，激發了青年學生對社會主義美好未來的向往和追求。
北方人民出版社就是因為出版馬恩著作和進步書籍而被查封的。
國民黨封鎖革命文化的手段雖然毒辣，但是，進步刊物的發行始終沒有停止。
隨著北平愛國學生的第一聲怒吼，一場規模空前的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終於開始了。
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建立了更加殘酷地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反革命專政。蔣介石上台後，立即以“寧可枉殺千人，不可走漏一個”的野蠻和殘忍，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瘋狂的反撲。血腥的大屠殺在全國各大城市裏大規模地施行。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中說：“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據中國紅色救濟會統計，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29年的兩三年內，工農群眾、革命青年和共產黨員被殺害者約45萬人。當時的中國，正如毛澤東所說：“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但是，共產黨人和革命的青年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人組織各地工農群眾先後發動了“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上百次武裝暴動。在鬥爭的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找到了一條在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鄉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實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這樣，各地武裝起義後保留下來的革命武裝先後走上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道路。從而出現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新時期。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由於反革命力量十分強大，反動統治異常嚴密，單靠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暴動的傳統方式進行革命鬥爭已經很不夠，甚至是不可能了。嚴酷的鬥爭形勢迫切需要白區黨組織找到一種適合於新情況的鬥爭方式。同時，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國民黨統治的高壓政策和革命誌士殷紅的鮮血也呼喚著共產黨人去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問題，探尋配合根據地的武裝鬥爭的戰鬥武器。根據當時城市工作的特點，白區黨組織著重開展思想文化工作，以加強革命理論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的思想覺悟。並首先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識界中組織進步的文化團體，進行革命的文化活動，繼而又在全國範圍內推動、領導了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化運動，形成配合革命戰爭的另一條不可缺少的革命戰線。
左翼文化運動出現於30年代並不是偶然的。首先，左翼文化運動是應中國革命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由於種種曆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理論準備是不足的，黨成立後不久，就投入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無暇深入地研究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投身於革命的文化運動。但是，在經曆了革命的挫折之後，置身於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共產黨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現實生活中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社會的一係列問題，“把在這以前在青年和先進的工農群眾中激蕩著的，對於革命理論，對於生活和現實社會及曆史的理解等等的思想問題和要求，正式作為主要的課題提到文化和文藝運動的日程上來了。”所以，中國革命迫切需要理論指導和文化工作，是左翼文化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國際範圍內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得以產生、發展的重要條件。中國的文學革命倡導於“五四”時期，到了30年代，無產階級的左翼文化運動在許多國家都有較大的發展，蘇聯、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等都先後成立了左翼文化團體，開展了相應的活動。在共產國際的倡導下，1927年和1930年先後兩次在莫斯科和哈爾科夫召開了國際革命作家和無產階級作家大會，成立了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並且用幾種文字發行機關刊物，這些都對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再次，左翼文化運動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鬥爭，雖然鬥爭鋒芒直指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但卻減少了與反動軍隊、警察的直接衝突。在國民黨力量強大的白色區域有利於隱蔽和保存革命骨幹，發動和爭取廣大群眾，是適合於國統區環境的對敵鬥爭形式。因此，盡管國民黨政府采用種種手段禁止革命文化和革命文藝書刊的出版、發行；動用軍隊、警察迫害革命文藝戰士，但卻始終不能根絕革命的文化活動。
最後，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極大地牽製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注意力，使敵人不可能傾全力於“圍剿”革命的文化運動，同時，蘇區的鬥爭也給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以極大的支持和鼓舞，有力地促進了文化運動的發展。
1928年1月，進步文化團體創造社、太陽社，以《文化批判》《創造月刊》《太陽月刊》等雜誌為陣地，發起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化運動，力圖創造一種“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為指導的、為完成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服務的鬥爭文學，並就革命文學的目的、特點、作家世界觀的改造等一係列問題展開了爭論。這實質上就是左翼文化運動的開端。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創造社、太陽社、魯迅及其它左翼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正式成立。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通過了《理論綱領》《行動綱領》和工作方針，確定了左聯成立後的迫切任務。
1930年5月20日，文化界進步人士又相繼成立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和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等團體，同左聯一起組成中國左翼文化陣營。
中國左聯在上海成立後，對北平青年的影響極大。半年之後，北方左翼作家聯盟（又稱北平左聯）在北平建立，成為領導北方地區左翼文化運動的司令部。中國左聯之所以在北平產生這樣大的影響，是由北平特定的環境和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從客觀條件看，自1928年國民黨新軍閥取代奉係軍閥統治北平以後，推行封建法西斯專政，北平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沒有絲毫改善。而連綿不斷的軍閥戰爭，更把北平人民投入災難的深淵。30年代初期，日本又侵入東北、華北，民族危亡的陰影時刻襲擾著北平人民，青年學生更加為個人出路、國家前途擔憂。
其次，從主觀條件看，北平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之多，青年學生之眾居全國之首，各種思潮流傳較快。北平的青年學生是一支經曆過五四運動、“三一八”鬥爭鍛煉的革命生力軍。自共產黨、青年團成立以來，學校就是北平黨團工作的重點，許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在大學和文化界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也鍛煉出領導青年知識分子從事革命工作的經驗。
再次，這一時期，蘇聯及其它國家的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普羅是英文Proletariat的音譯，用音譯有利於逃避國民黨的檢查機關）流入中國，有些書刊譯成中文後，成為在進步青年中廣泛流傳的讀物。青年們通過這些書刊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加深了對社會主義蘇聯的了解和向往。於是，北平地下黨和一些在大革命失敗後失掉組織關係的黨、團員，相繼在學生中組織起各種進步的文學或社會科學研究團體，引導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理論和無產階級文學問題。為了擴大革命影響，他們還出版了一些刊物。北京大學的展望社、師範大學的Our讀書會（Our即英文我們的）就是這類團體中產生較早的兩個。這些革命的文化活動是北平地區左翼文化運動的萌芽。
隨著各學校進步文學研究團體和讀書會的不斷出現，隨著日益廣泛激烈的政治鬥爭，就產生了統一左翼文化團體的組織和行動的需要。1930年3月，在中共北平市委領導下，北平各普羅文藝社團，社會科學研究團體共同組成了北平普羅文化運動大同盟。參加這個同盟的團體有20多個，成員有胡錫奎、謝冰瑩、楊剛、段雪笙、蔣曉海、楊纖如、馬季剛、楊秀怡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正在大學讀書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普羅文化運動大同盟是北平左翼文化社團的大聯合，也是後來北方左聯的雛形。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後，出版了不少刊物和書籍，這對北平左翼文化運動的深入開展起了推動作用。1930年夏季，一些在上海參加過中國左聯成立大會的同誌，如潘漠華、楊纖如等陸續來到北平，他們按照黨的指示，聯絡北平的部分進步學生、作家和教員，積極著手籌備成立北方左聯。中共地下黨對北方左聯的籌備工作十分重視，委派段雪笙、潘漠華等共產黨員具體負責這一工作，組成籌備委員會。一些進步青年在籌備建立左聯的過程中，受到教育和鍛煉，加入了共產黨。
1930年9月18日下午，在北平大學法學院的小禮堂（即北洋軍閥時期的國會眾議院禮堂），召開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大會。到會的有段雪笙、鄭文波、劉尊祺、謝冰瑩、張章、梁冰、張秀岩、陳璧如、李長路、鄭伯奇等30多人。會上，中共北平市委的代表王文正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說明了北方群眾麵臨的鬥爭任務。接著，美國《新群眾》社、北平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濟會的代表在大會上相繼發表演說，祝賀北方左聯的成立。隨後宣讀了北方左聯的《理論綱領》、《行動綱領》和成立宣言，並一致通過了這三個文件。大會還選出了由段雪笙、潘漠華、謝冰瑩、劉尊祺等十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其中正式委員七人，候補委員三人）。最後，代表們通過了參加革命互濟會工作、通電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中國蘇區和紅軍；發展組織，打破狹隘方式，歡迎勞苦大眾參加等提案。
當晚，北方左聯執委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研究了編輯、出版左翼刊物等問題。從此，北方左聯作為中共地下黨的一個重要外圍團體，開始活躍在對敵鬥爭的戰場上。
北方左聯的誕生是黨在進步文化界工作的結果。左聯內部設有黨團，黨團一般由三人組成，其中兩名黨員、一名團員，負責統一左聯內部黨團員的組織與活動，隨時將黨的指示及時貫徹到左聯的工作中去。北方左聯成立後，陸續在北平的一些大、中學校設立了左聯小組（後來發展為支部），其中左聯成員較多、小組規模較大的單位有：北京大學、北平大學法學院、北師大、中國大學、燕京大學，有的學校甚至同時有兩三個小組在活動。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民國大學、大同中學、匯文中學和貝滿女中也成立了左聯指導下的文學研究社、馬克思理論研究會、戲劇研究會、新興美術研究會等進步團體，以此團結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教員。北方左聯還派出盟員分赴天津、濟南、太原、保定、張家口等地，幫助當地愛好文藝的進步青年建立了北方左聯的支部或小組。
北方左聯成立後不久，北方的社會科學研究隊伍和教育、文藝、音樂、美術等領域也先後成立了左翼進步團體，即社聯、劇聯、語聯、教聯、樂聯、美聯等，當時稱為八大聯。八大聯的相繼成立及活動，標誌著北方左翼文化運動有了較深入的發展。此後，為了統一各左翼文化團體的活動，加強團體之間的聯係和協作，在河北省委的指示下，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團體代表在南池子歐美同學會秘密召開會議，成立了北平文化總聯盟（簡稱北平文總），全國文總的代表在大會上作了報告。會上就今後如何開展左翼文化運動等問題作出決議，並決定出版刊物，作為傳達指示、討論問題、提出建議、交流情況的中心。還通過了《北平文化總聯盟綱領》和《北平文化總聯盟章程》，“作為全體盟員今後一致的方針。”北平文總的成立使北方的左翼文化運動出現了更加統一、協調的局麵，同時也進一步加強了黨對北方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
北方左翼文化團體的活動
北方各左翼文化團體成立後，黨根據北方文化界和青年知識分子的特點，發動、組織了許多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話動，為促進革命運動向深入方向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其活動的主要內容是：
1.創辦左翼刊物，出版進步書籍
創辦進步刊物，宣傳革命思想，是左翼文化運動中一項重要的工作。1930年9月，北方左聯成立後的第一次執委會上就決定出版機關刊物《前哨》，1931年2月即開始發行。這個刊物曾登載了陳沂寫的報告文學《我們衝破敵人的最高機關》，記述了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與上海等地學生聯合攻打、搗毀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鬥爭。以後，隨著左翼文化團體及其附屬組織的不斷湧現，各種進步刊物更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計有《我們周報》《北方文藝》《大眾文化》《尖銳》《文學雜誌》《文藝月報》《北平文化》《科學新聞》《社會科學》《今日》《泡沫》《浪花》《新大眾》《開拓》《理論與創作》《北國》《北星》《榴火》《世界文化講座》等數十種。這些刊物主要是發表左翼盟員進步的文學創作，介紹國內外的政治新聞，報道國內外左翼文化運動的消息，針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發表一些短小精悍的街頭詩、牆頭小說、小品文、小雜文等，具有較強的戰鬥性。除了自己出版左翼刊物外，左翼盟員還爭取機會在當時的一些報紙（如《京報》《北辰報》）上開辟文藝副刊，刊登進步的文藝作品，左聯各支部還組織盟員寫稿，投寄給北平的《世界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的專刊、副刊，利用公開的發行麵較廣的報紙傳播革命思想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