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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3)
王明等人對“九一八”事變後我國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熟視無睹，教條主義地重彈他那日帝進攻中國旨在進攻蘇聯，我們的任務是保衛蘇聯的老調。例如，在事變發生後第三天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提出：“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占領東三省，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擊。”《宣言》忽視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反而斷定中間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拒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們還強調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和直接壓迫中國革命的危險，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這樣完全脫離人民抗日要求的口號。他們不是把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擺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不適當地過分強調國內的階級矛盾，提出：必須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進行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在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下，1932年，北平地下黨發動、領導了“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青年學生示威運動，以及三天兩頭地組織學生分頭手持“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小旗，高喊“擁護共產黨”“武裝保衛蘇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舉行飛行集會。發動黨團員和赤色群眾到處寫粉筆標語等。這些不講策略、脫離群眾的公開鬥爭，接連遭到了軍警的鎮壓，使一度轟轟烈烈的抗日高潮開始低落。蔣介石政府與日本簽訂《上海停戰協定》後，更加變本加厲地壓迫人民的抗日活動，不但示威、遊行、罷工、罷課在禁止之列，就連抗日團體、抗日標語也被列為非法。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常常被逮捕、殺害，愛國學生也不斷無故被開除。
為了扭轉革命低落的形勢，7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在清華大學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但是，在左傾路線的指導下，會議不但沒有吸取革命力量屢遭破壞、參加運動和群眾日益減少的教訓，沒有指出種種主客觀條件造成的革命運動暫時低落和中日民族矛盾日趨尖銳的形勢，反而認為當時北平的形勢是“罷工浪潮洶湧澎湃”，“工人鬥爭從反攻走上進攻”。提出“目前北平黨的主要任務是抓住北平工人的急劇鬥爭情緒，加緊組織與領導工人的日常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一直作到發動遊擊戰爭、革命兵變與土地革命運動”和“爭取蘇維埃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左傾口號。在城市工作方麵，強調利用公開形式，反對所謂“舊的秘密工作方式”。在組織上則強調“反對右傾主要危險”，給“和平合法觀念”“白色恐怖觀念”“以無情打擊”。
在這種左傾錯誤的指導下，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了“八一”示威和“九一八”周年紀念日群眾集會示威，結果都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部分黨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捕。但是在支部會上總結這些示威時，總是不顧事實地瞎說：“取得了偉大勝利，擴大了政治影響。”1933年，在極端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北平市委仍然沒有從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組織群眾鬥爭，反而追隨當時中央的左傾錯誤，依靠少數黨團員骨幹，由各支部公開征收共青團員，開展“紅五月”工作競賽和“衝鋒季”活動。
雖然白色恐怖嚴重和“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使北平的革命形勢暫時低落，但由於日寇的加緊侵略和國民黨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日益加深，北平青年的抗日反蔣鬥爭並沒有停止。1932年以後，北平學生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教育和反對軍警行凶迫害的鬥爭此伏彼起。5月，北平大學工學院學生因旅費問題發生了驅逐院長程子雲的鬥爭，遭到國民黨的武裝鎮壓，激起了全市學生的憤怒。中共北平市委抓住這一事件，在學生中廣泛發動，使鬥爭迅速擴展到大、中、小學。並在這次鬥爭中，成立了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聯合會，統一了鬥爭的領導。為了抵製國民黨北平當局的武力鎮壓，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聯合會決定舉行全市學生總罷課，把學生的鬥爭由反對個別專橫的學閥擴展到反對整個國民黨的法西斯教育，使某些學校學生要求免費和選擇校長的分散鬥爭匯合成為北平學生爭取言論、集會自由及爭取教育經費獨立的民主運動。其間，師大學生因向國民黨政府要求派校長請願示威而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了衝突，師大學生在各校學生的援助下，堅持鬥爭兩天。從1931年底起，各校教職員相繼展開的索薪鬥爭，這時也匯合成全市性的運動，並且成立了平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與學生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反抗國民黨壓迫的一股力量。
為了加強對北平的法西斯統治，1933年3、4月間，國民黨政府派遣反動的特務武裝――憲兵三團進駐北平。從此，白色恐怖加劇，北平青年的鬥爭更加艱難。憲兵三團原駐南京，是國民黨政府的“禦林軍”，是仿效法西斯的辦法訓練的一支特務部隊，這次調來北平是專門對付共產黨、青年團和抗日愛國人士的。憲兵三團有一套鎮壓共產黨、破壞群眾運動的反革命經驗，他們不僅利用國民黨原來在各校的組織，還派了帶槍的特務深入各大學頻繁活動，采用綁架、暗殺等手段迫害進步青年，甚至還派特務打入革命隊伍內部刺探情報。因此，地下黨團和外圍革命團體接連遭到破壞。
為了實施反革命的法西斯統治，國民黨當局在北平廣設監獄、看守所。除原有的第一、第二監獄外，30年代初又建立了草嵐子監獄（1932年3月，改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這是一座關押、迫害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的魔窟。這座監獄大約能容納100多人，在這裏被監禁的既有參加過大革命的老黨員，也有大革命失敗後入黨的新黨員；既有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也有許多青年學生。特別是1932年7月以後，關進草嵐子監獄的，大部分是因參加抗日示威遊行而被捕的青年學生。反動當局對被關押的革命者進行了非人的摧殘和迫害。為了同敵人作鬥爭，獄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成立了秘密的黨支部和團支部，成為獄中鬥爭的核心和堡壘。國民黨特務不僅殘酷迫害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學生，連一些知名度很高的進步教授、學者也難幸免。1932年12月初，師大進步教授馬哲民、北平大學進步教授侯外廬先後失蹤，幾天後，北大教授許德珩也被捕。在拘禁期間，許先生親眼看到監獄裏人滿為患，被關押的愛國學生有僅14歲的小學生和17歲的中學生。1934年9月，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著名曆史學教授範文瀾先生也因保護進步學生，支持、資助抗日團體互濟會而被捕，並被戴上鐵鐐押往南京。經多次審訊，始終找不到判罪的證據，竟給範先生加上一個“妨害友邦”的罪名。1933年，在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知名人士的營救下，許德珩、馬哲民、侯外廬相繼出獄。1935年春，範文瀾也在知名人士的營救下被釋放。
為了衝破反動派製造的沉沉黑夜，喚起廣大群眾鬥爭的勇氣，北平黨團組織發動廣大青年同敵人展開了堅韌的戰鬥。1933年4月9日，中共北平市委組織了幾十個抗日團體1000餘人在新華門舉行前線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會議在為抗日陣亡將士致哀後，進行了反日講演，揭露國民黨政府壓迫反日運動的罪行。會後舉行遊行，幾十名前線歸來的負傷軍人也趕來參加。遊行隊伍途經前門、西交民巷，一路高呼“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政府”“歡迎紅軍北上抗日”“民眾自動武裝起來保衛華北平津”等口號。反動當局派出軍警衝散了遊行隊伍。
4月下旬，北平地下黨領導的公葬李大釗的活動，是這段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群眾鬥爭。1927年4月，李大釗被奉係軍閥殺害後，屍體停放在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達六年之久，這次公葬活動是由左翼教授、李大釗子女及生前好友公開發起的。事前，黨組織對鬥爭作了周密的布置，一麵動員所有黨團員和赤色外圍團體踴躍參加，一麵在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選定墓地，準備了一塊刻著鐮刀斧頭標誌的墓碑。還發動青年學生向社會各界公開征集挽聯、募捐，知名人士讚助此項活動的達百餘人。
4月23日清晨，事先早有準備的送葬群眾絡繹不絕地從四麵八方向李大釗靈柩的停放地――浙寺匯集，每個人的胸前都佩戴著白色或藍色的小花。6時，浙寺裏奏起哀樂，送葬群眾在靈前默哀致敬，繼而悲壯的《國際歌》聲衝破了沉悶的空氣。伴隨著這雄壯的旋律，送葬的隊伍護送著李大釗的靈柩從浙寺出發，緩緩前行。送葬隊伍裏有大學教授、工人、農民、士兵、市民，而更多的是對國民黨當局深切不滿的青年學生。在送葬隊伍的前列，高舉著十幾副挽聯，前導橫幅寫著“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下款是“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釗安葬”，兩邊的挽聯是：“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它挽聯的內容也多是沉痛悼念李大釗，怒斥國民黨對日寇妥協投降、對人民血腥鎮壓的。公葬李大釗的活動實際上成了進步人民擁護共產黨的讚歌，反對國民黨的投槍。其表達方式卻是含蓄而犀利，深沉而潑辣，其褒貶影射，皆可意會，具有扣人心弦的強烈感染力和戰鬥力。
送葬的隊伍沿著下斜街、菜市口進宣武門，沿途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人群裏間或有人高呼“李大釗烈士精神不死”“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等口號。隊伍走走停停，不斷有群眾攔路設祭台祭奠。在西單牌樓公祭時，李大釗的棺木上覆蓋著共產黨黨旗，棺前置放著花圈。參祭群眾手裏舉著花圈、挽聯或小紙旗，氣氛莊嚴肅穆，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動著千萬人的心。當隊伍前鋒行至西四牌樓準備舉行公祭時，遭到國民黨憲兵三團和武裝暴徒的襲擊，當場有數十人被捕，僅東北大學就有六七個學生被捕，受傷者不計其數。群眾隊伍被衝散後，又自動集合起來走向萬安公墓，為李大釗舉行公葬。
國民黨反動派在阻撓、破壞和鎮壓公葬活動之後，進一步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負責組織、聯絡公葬李大釗活動的共產黨員洪靈菲被逮捕殺害，北方黨的負責人之一潘漠華也遭敵人毒手。此後，中共北平市委機關及黨團的基層組織也遭到很大破壞。數月之內，黨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捕者上千人，其中四五百人被殺害。黨團的外圍組織損失也很大。5月2日，憲兵三團在師範大學逮捕了黨的外圍組織師大生活社的13名會員。據10月份統計，全市團員僅剩100人，其它進步群眾團體的成員總計不過200人。不久，國民黨政府又增調藍衣社到北平開展特務活動，各大學裏都鑽入不少領藍衣社津貼的特務學生。此外，憲兵三團還開辦了叛徒訓練班，利用背叛革命的無恥之徒充當特務，破壞革命。還派遣奸細打入進步群眾隊伍，冒充幹部或群眾參加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鬥爭，從中偵察、搗亂。當時，北平各火車站、電車、汽車、電影院、戲院、市場、工廠、城門口都派有特務憲警盤查、監視過往行人，稍有懷疑，即暗中盯梢、綁架。反動當局還利用反動報紙和《社聞周報》《老實話》等反動刊物，大造反革命輿論，登載叛徒自首書等，妄圖軟化革命者。1934年5月，北平反動當局又在城郊增設了15個盤查哨所，並推行十戶連坐保證法。全市大中學校都實行特務管製：各校設軍訓主任和軍訓教官，對學生進行法西斯軍事訓練，並設立軍事訓練總隊部，下分大隊、小隊、區隊；在每個學生宿舍設生活指導員，學生的一切言論、行動都受到監視和幹涉；此外，還派遣特務，偽裝進步，混入學生隊伍，專門從事搜集情報、破壞學生愛國運動的勾當。在反動軍、警、特的嚴密監視下，學生被剝奪了愛國的權利和生活的自由，進步學生不但不能從事抗日活動，就連抗日的字眼都得避諱。抗日書籍一律被列為禁書，不許學生閱讀，甚至連閱讀紅色封麵的書籍也被視為“赤化”，輕者將書沒收，重則投入監獄。敵人妄想通過這些恐怖手段摧毀北平黨團和革命群眾團體，將革命力量徹底消滅。
然而，敵人的陰謀是永遠不能得逞的。在異常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公開的群眾鬥爭雖已銷聲匿跡，但黨團領導的地下鬥爭卻沒有停止過。1933年11月，一場公開的鬥爭爆發了。這一天，西直門火車站的300多名鐵路工人在團組織的領導下，為反抗憲兵三團的敲榨勒索和逮捕工人，打傷了站長，進行了十小時的罷工。鬥爭中，憲兵三團逮捕了三名工人，並出動三四百憲兵警察到車站鎮壓。但是，工人們不畏強暴，齊心協力堅持鬥爭，最後，敵人不得不釋放被捕工人，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這一時期，北平學生的反迫害鬥爭也沒有停止。1933年4月北平師範大學發生了學生驅逐訓育主任的鬥爭；6月，北平大學開展了護校運動；1934年5月，弘達學校爆發了反對校長開槍擊傷學生的鬥爭；11月23日晚，北平大學還爆發了反對特務綁架進步學生的鬥爭。這種此伏彼起的反抗，打亂了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秩序，使黑暗中的北平顯露出革命的曙光。
但是，由於反動勢力的強大和黨在秘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使北平地下黨、團和革命群眾組織多次遭到敵人的破壞，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損失。因此，黨和青年團不得不在領導群眾進行反迫害鬥爭的同時，不斷地進行恢複、整頓組織的艱苦工作。在總結鬥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北平地下黨提出下“靈活集中”、注意“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的聯係”等工作原則，注意利用公開合法組織和群眾團體甚至以灰色團體為掩護，開展黨、團的經常性工作。由於這種鬥爭策略的轉變使黨的核心骨幹得以在群眾中隱蔽，而合法組織和群眾團體又能及時得到黨的領導和幫助，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逐步聯係起來，為革命保存了鬥爭骨幹，而且從群眾中不斷發現和培養出革命的新生力量。
“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的左傾錯誤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北平青年運動由低潮走向高潮的時期，也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時期。在此期間，北平青年在共產黨和青年團的領導下，發揚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的精神，衝破重重壓力同國民黨反動派開展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創造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業績。但是，由於這一時期共產黨的三次左傾路線的影響，使青年團在對青年運動的指導上犯了左傾錯誤，從而使青年運動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其表現和危害如下：
第一，大革命失敗以後，錯誤地分析北平地區的革命形勢，在敵人力量異常強大、革命力量十分薄弱的情況下，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禦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鬥爭形式，而繼續采取為當時情況所不允許的進攻形式，盲目地執行“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的錯誤口號。
首先，北平青年團片麵強調政治鬥爭的意義，忽視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結合，不注重研究鬥爭策略，積極參與發動、組織成效不大的政治鬥爭，廣泛動員團員、青年參加示威遊行和飛行集會，過分暴露了革命力量。例如，1927年的“雙十節廣告暴動”；1930年2月7日聲援東京被捕同胞的示威遊行；同年4月，為紀念“五一”進行籌備工作時舉行的“四二”遊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奪取中心城市預演計劃等等，都反映出北平青年團的領導者對當時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對比缺乏正確的認識，誇大了反動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危機。這些帶冒險傾向的鬥爭造成大批革命青年骨幹分子被捕或犧牲。此外，北平黨團組織在“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十月革命節”等革命紀念日都要組織遊行、示威、飛行集會，使當局掌握了我們的活動規律，這些日子就成為他們獵捕革命青年的重點時機。
其次，在曆次鬥爭中往往提出一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鬥爭口號，卻不重視對群眾自發的革命要求和革命運動的支持和領導。例如，大革命失敗後不久，北平黨、團就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準備北方總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此後，又在1930年的“四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示威中，公開喊出“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擁護蘇維埃政權”等進攻性口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內各界民眾的抗日民主呼聲異常高漲，中間階級也有要求抗日的願望，而在南下示威運動中，北平學生卻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建立蘇維埃政權”等不合情理或不能為大多數群眾所接受的口號。黨、團組織還在一段時間內放棄了對於群眾自發的抵製日貨運動的領導，對於東北流亡學生自動組織抗日武裝，進行軍事訓練的愛國行動，黨團不僅沒有動員青年參加，反而進行抵製，使黨失去了領導這些抗日隊伍的機會。這種態度也為國民黨汙蔑共產黨不愛國，為他們宣傳反共提供了口實。1933年，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異常嚴密、異常殘酷的年代裏，北平黨團組織在發動組織公葬李大釗的活動中，還喊出了“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在革命的低潮時期，左傾口號的提出，不僅不能被廣大群眾所理解和接受，反而嚇跑了許多可以團結爭取的中間群眾，孤立了革命力量。還為反動統治者公開鎮壓青年革命運動提供了口實。
再次，不顧反革命勢力的壓迫，在組織工作中，忽視發展黨團的外圍進步群眾團體，忽視發展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卻進行公開征收共青團員，開展革命競賽的活動。在“左”傾路線指導下，1932年5月23日，共青團中央在給河北省團委的信中，批評了北平團市委在組織發展上存在著關門主義問題，要求河北省團委和北平團市委“在‘一個同誌介紹一個’‘有黨的地方要有團’‘趕上黨超過黨’三個口號的精神下，定出具體的發展團員計劃，發動團員為實現這些口號而鬥爭”。並於5月25日布置了開展“衝鋒季”競賽的決定，要求各地團組織在6月4日至9月4日的“衝鋒季”活動中，開展革命競賽和發展團員的競賽運動。根據這一要求，河北省團委也作出了兩個月的衝鋒計劃，規定了發展團員和少先隊員、兒童團員的數字。
這年5月，北平團市委不加分析地執行省委的指示精神，組織了以公開征收團員、進行革命競賽為中心的紅五月活動。這種公開征收團員，擴大組織的作法，為國民黨特務分子混入革命隊伍，破壞團的組織和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相反地，一些本來可以公開活動的群眾團體，如反帝大同盟、青年反帝同盟、左聯、社聯等卻又因革命色彩過濃而被反動當局打入地下。在組織上，黨領導下的這些本應是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團體卻執行了一套關門主義政策，製定了一係列與黨、團員條件相差無幾的會員條件，使很多具有愛國意識的青年被排斥在組織之外，以至形成了第二黨、第二團性質的地下赤色外圍組織，失去了組織公開合法團體開展合法鬥爭的條件，縮小了黨團鬥爭的陣地。
為了扭轉革命低落的形勢，7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在清華大學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但是，在左傾路線的指導下，會議不但沒有吸取革命力量屢遭破壞、參加運動和群眾日益減少的教訓，沒有指出種種主客觀條件造成的革命運動暫時低落和中日民族矛盾日趨尖銳的形勢，反而認為當時北平的形勢是“罷工浪潮洶湧澎湃”，“工人鬥爭從反攻走上進攻”。提出“目前北平黨的主要任務是抓住北平工人的急劇鬥爭情緒，加緊組織與領導工人的日常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一直作到發動遊擊戰爭、革命兵變與土地革命運動”和“爭取蘇維埃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左傾口號。在城市工作方麵，強調利用公開形式，反對所謂“舊的秘密工作方式”。在組織上則強調“反對右傾主要危險”，給“和平合法觀念”“白色恐怖觀念”“以無情打擊”。
在這種左傾錯誤的指導下，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了“八一”示威和“九一八”周年紀念日群眾集會示威，結果都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部分黨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捕。但是在支部會上總結這些示威時，總是不顧事實地瞎說：“取得了偉大勝利，擴大了政治影響。”1933年，在極端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北平市委仍然沒有從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組織群眾鬥爭，反而追隨當時中央的左傾錯誤，依靠少數黨團員骨幹，由各支部公開征收共青團員，開展“紅五月”工作競賽和“衝鋒季”活動。
雖然白色恐怖嚴重和“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使北平的革命形勢暫時低落，但由於日寇的加緊侵略和國民黨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日益加深，北平青年的抗日反蔣鬥爭並沒有停止。1932年以後，北平學生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教育和反對軍警行凶迫害的鬥爭此伏彼起。5月，北平大學工學院學生因旅費問題發生了驅逐院長程子雲的鬥爭，遭到國民黨的武裝鎮壓，激起了全市學生的憤怒。中共北平市委抓住這一事件，在學生中廣泛發動，使鬥爭迅速擴展到大、中、小學。並在這次鬥爭中，成立了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聯合會，統一了鬥爭的領導。為了抵製國民黨北平當局的武力鎮壓，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聯合會決定舉行全市學生總罷課，把學生的鬥爭由反對個別專橫的學閥擴展到反對整個國民黨的法西斯教育，使某些學校學生要求免費和選擇校長的分散鬥爭匯合成為北平學生爭取言論、集會自由及爭取教育經費獨立的民主運動。其間，師大學生因向國民黨政府要求派校長請願示威而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了衝突，師大學生在各校學生的援助下，堅持鬥爭兩天。從1931年底起，各校教職員相繼展開的索薪鬥爭，這時也匯合成全市性的運動，並且成立了平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與學生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反抗國民黨壓迫的一股力量。
為了加強對北平的法西斯統治，1933年3、4月間，國民黨政府派遣反動的特務武裝――憲兵三團進駐北平。從此，白色恐怖加劇，北平青年的鬥爭更加艱難。憲兵三團原駐南京，是國民黨政府的“禦林軍”，是仿效法西斯的辦法訓練的一支特務部隊，這次調來北平是專門對付共產黨、青年團和抗日愛國人士的。憲兵三團有一套鎮壓共產黨、破壞群眾運動的反革命經驗，他們不僅利用國民黨原來在各校的組織，還派了帶槍的特務深入各大學頻繁活動，采用綁架、暗殺等手段迫害進步青年，甚至還派特務打入革命隊伍內部刺探情報。因此，地下黨團和外圍革命團體接連遭到破壞。
為了實施反革命的法西斯統治，國民黨當局在北平廣設監獄、看守所。除原有的第一、第二監獄外，30年代初又建立了草嵐子監獄（1932年3月，改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這是一座關押、迫害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的魔窟。這座監獄大約能容納100多人，在這裏被監禁的既有參加過大革命的老黨員，也有大革命失敗後入黨的新黨員；既有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也有許多青年學生。特別是1932年7月以後，關進草嵐子監獄的，大部分是因參加抗日示威遊行而被捕的青年學生。反動當局對被關押的革命者進行了非人的摧殘和迫害。為了同敵人作鬥爭，獄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成立了秘密的黨支部和團支部，成為獄中鬥爭的核心和堡壘。國民黨特務不僅殘酷迫害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學生，連一些知名度很高的進步教授、學者也難幸免。1932年12月初，師大進步教授馬哲民、北平大學進步教授侯外廬先後失蹤，幾天後，北大教授許德珩也被捕。在拘禁期間，許先生親眼看到監獄裏人滿為患，被關押的愛國學生有僅14歲的小學生和17歲的中學生。1934年9月，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著名曆史學教授範文瀾先生也因保護進步學生，支持、資助抗日團體互濟會而被捕，並被戴上鐵鐐押往南京。經多次審訊，始終找不到判罪的證據，竟給範先生加上一個“妨害友邦”的罪名。1933年，在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知名人士的營救下，許德珩、馬哲民、侯外廬相繼出獄。1935年春，範文瀾也在知名人士的營救下被釋放。
為了衝破反動派製造的沉沉黑夜，喚起廣大群眾鬥爭的勇氣，北平黨團組織發動廣大青年同敵人展開了堅韌的戰鬥。1933年4月9日，中共北平市委組織了幾十個抗日團體1000餘人在新華門舉行前線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會議在為抗日陣亡將士致哀後，進行了反日講演，揭露國民黨政府壓迫反日運動的罪行。會後舉行遊行，幾十名前線歸來的負傷軍人也趕來參加。遊行隊伍途經前門、西交民巷，一路高呼“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政府”“歡迎紅軍北上抗日”“民眾自動武裝起來保衛華北平津”等口號。反動當局派出軍警衝散了遊行隊伍。
4月下旬，北平地下黨領導的公葬李大釗的活動，是這段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群眾鬥爭。1927年4月，李大釗被奉係軍閥殺害後，屍體停放在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達六年之久，這次公葬活動是由左翼教授、李大釗子女及生前好友公開發起的。事前，黨組織對鬥爭作了周密的布置，一麵動員所有黨團員和赤色外圍團體踴躍參加，一麵在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選定墓地，準備了一塊刻著鐮刀斧頭標誌的墓碑。還發動青年學生向社會各界公開征集挽聯、募捐，知名人士讚助此項活動的達百餘人。
4月23日清晨，事先早有準備的送葬群眾絡繹不絕地從四麵八方向李大釗靈柩的停放地――浙寺匯集，每個人的胸前都佩戴著白色或藍色的小花。6時，浙寺裏奏起哀樂，送葬群眾在靈前默哀致敬，繼而悲壯的《國際歌》聲衝破了沉悶的空氣。伴隨著這雄壯的旋律，送葬的隊伍護送著李大釗的靈柩從浙寺出發，緩緩前行。送葬隊伍裏有大學教授、工人、農民、士兵、市民，而更多的是對國民黨當局深切不滿的青年學生。在送葬隊伍的前列，高舉著十幾副挽聯，前導橫幅寫著“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下款是“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釗安葬”，兩邊的挽聯是：“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它挽聯的內容也多是沉痛悼念李大釗，怒斥國民黨對日寇妥協投降、對人民血腥鎮壓的。公葬李大釗的活動實際上成了進步人民擁護共產黨的讚歌，反對國民黨的投槍。其表達方式卻是含蓄而犀利，深沉而潑辣，其褒貶影射，皆可意會，具有扣人心弦的強烈感染力和戰鬥力。
送葬的隊伍沿著下斜街、菜市口進宣武門，沿途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人群裏間或有人高呼“李大釗烈士精神不死”“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等口號。隊伍走走停停，不斷有群眾攔路設祭台祭奠。在西單牌樓公祭時，李大釗的棺木上覆蓋著共產黨黨旗，棺前置放著花圈。參祭群眾手裏舉著花圈、挽聯或小紙旗，氣氛莊嚴肅穆，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動著千萬人的心。當隊伍前鋒行至西四牌樓準備舉行公祭時，遭到國民黨憲兵三團和武裝暴徒的襲擊，當場有數十人被捕，僅東北大學就有六七個學生被捕，受傷者不計其數。群眾隊伍被衝散後，又自動集合起來走向萬安公墓，為李大釗舉行公葬。
國民黨反動派在阻撓、破壞和鎮壓公葬活動之後，進一步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負責組織、聯絡公葬李大釗活動的共產黨員洪靈菲被逮捕殺害，北方黨的負責人之一潘漠華也遭敵人毒手。此後，中共北平市委機關及黨團的基層組織也遭到很大破壞。數月之內，黨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捕者上千人，其中四五百人被殺害。黨團的外圍組織損失也很大。5月2日，憲兵三團在師範大學逮捕了黨的外圍組織師大生活社的13名會員。據10月份統計，全市團員僅剩100人，其它進步群眾團體的成員總計不過200人。不久，國民黨政府又增調藍衣社到北平開展特務活動，各大學裏都鑽入不少領藍衣社津貼的特務學生。此外，憲兵三團還開辦了叛徒訓練班，利用背叛革命的無恥之徒充當特務，破壞革命。還派遣奸細打入進步群眾隊伍，冒充幹部或群眾參加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鬥爭，從中偵察、搗亂。當時，北平各火車站、電車、汽車、電影院、戲院、市場、工廠、城門口都派有特務憲警盤查、監視過往行人，稍有懷疑，即暗中盯梢、綁架。反動當局還利用反動報紙和《社聞周報》《老實話》等反動刊物，大造反革命輿論，登載叛徒自首書等，妄圖軟化革命者。1934年5月，北平反動當局又在城郊增設了15個盤查哨所，並推行十戶連坐保證法。全市大中學校都實行特務管製：各校設軍訓主任和軍訓教官，對學生進行法西斯軍事訓練，並設立軍事訓練總隊部，下分大隊、小隊、區隊；在每個學生宿舍設生活指導員，學生的一切言論、行動都受到監視和幹涉；此外，還派遣特務，偽裝進步，混入學生隊伍，專門從事搜集情報、破壞學生愛國運動的勾當。在反動軍、警、特的嚴密監視下，學生被剝奪了愛國的權利和生活的自由，進步學生不但不能從事抗日活動，就連抗日的字眼都得避諱。抗日書籍一律被列為禁書，不許學生閱讀，甚至連閱讀紅色封麵的書籍也被視為“赤化”，輕者將書沒收，重則投入監獄。敵人妄想通過這些恐怖手段摧毀北平黨團和革命群眾團體，將革命力量徹底消滅。
然而，敵人的陰謀是永遠不能得逞的。在異常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公開的群眾鬥爭雖已銷聲匿跡，但黨團領導的地下鬥爭卻沒有停止過。1933年11月，一場公開的鬥爭爆發了。這一天，西直門火車站的300多名鐵路工人在團組織的領導下，為反抗憲兵三團的敲榨勒索和逮捕工人，打傷了站長，進行了十小時的罷工。鬥爭中，憲兵三團逮捕了三名工人，並出動三四百憲兵警察到車站鎮壓。但是，工人們不畏強暴，齊心協力堅持鬥爭，最後，敵人不得不釋放被捕工人，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這一時期，北平學生的反迫害鬥爭也沒有停止。1933年4月北平師範大學發生了學生驅逐訓育主任的鬥爭；6月，北平大學開展了護校運動；1934年5月，弘達學校爆發了反對校長開槍擊傷學生的鬥爭；11月23日晚，北平大學還爆發了反對特務綁架進步學生的鬥爭。這種此伏彼起的反抗，打亂了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秩序，使黑暗中的北平顯露出革命的曙光。
但是，由於反動勢力的強大和黨在秘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使北平地下黨、團和革命群眾組織多次遭到敵人的破壞，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損失。因此，黨和青年團不得不在領導群眾進行反迫害鬥爭的同時，不斷地進行恢複、整頓組織的艱苦工作。在總結鬥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北平地下黨提出下“靈活集中”、注意“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的聯係”等工作原則，注意利用公開合法組織和群眾團體甚至以灰色團體為掩護，開展黨、團的經常性工作。由於這種鬥爭策略的轉變使黨的核心骨幹得以在群眾中隱蔽，而合法組織和群眾團體又能及時得到黨的領導和幫助，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逐步聯係起來，為革命保存了鬥爭骨幹，而且從群眾中不斷發現和培養出革命的新生力量。
“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的左傾錯誤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北平青年運動由低潮走向高潮的時期，也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時期。在此期間，北平青年在共產黨和青年團的領導下，發揚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的精神，衝破重重壓力同國民黨反動派開展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創造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業績。但是，由於這一時期共產黨的三次左傾路線的影響，使青年團在對青年運動的指導上犯了左傾錯誤，從而使青年運動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其表現和危害如下：
第一，大革命失敗以後，錯誤地分析北平地區的革命形勢，在敵人力量異常強大、革命力量十分薄弱的情況下，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禦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鬥爭形式，而繼續采取為當時情況所不允許的進攻形式，盲目地執行“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的錯誤口號。
首先，北平青年團片麵強調政治鬥爭的意義，忽視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結合，不注重研究鬥爭策略，積極參與發動、組織成效不大的政治鬥爭，廣泛動員團員、青年參加示威遊行和飛行集會，過分暴露了革命力量。例如，1927年的“雙十節廣告暴動”；1930年2月7日聲援東京被捕同胞的示威遊行；同年4月，為紀念“五一”進行籌備工作時舉行的“四二”遊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奪取中心城市預演計劃等等，都反映出北平青年團的領導者對當時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對比缺乏正確的認識，誇大了反動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危機。這些帶冒險傾向的鬥爭造成大批革命青年骨幹分子被捕或犧牲。此外，北平黨團組織在“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十月革命節”等革命紀念日都要組織遊行、示威、飛行集會，使當局掌握了我們的活動規律，這些日子就成為他們獵捕革命青年的重點時機。
其次，在曆次鬥爭中往往提出一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鬥爭口號，卻不重視對群眾自發的革命要求和革命運動的支持和領導。例如，大革命失敗後不久，北平黨、團就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準備北方總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此後，又在1930年的“四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示威中，公開喊出“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擁護蘇維埃政權”等進攻性口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內各界民眾的抗日民主呼聲異常高漲，中間階級也有要求抗日的願望，而在南下示威運動中，北平學生卻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建立蘇維埃政權”等不合情理或不能為大多數群眾所接受的口號。黨、團組織還在一段時間內放棄了對於群眾自發的抵製日貨運動的領導，對於東北流亡學生自動組織抗日武裝，進行軍事訓練的愛國行動，黨團不僅沒有動員青年參加，反而進行抵製，使黨失去了領導這些抗日隊伍的機會。這種態度也為國民黨汙蔑共產黨不愛國，為他們宣傳反共提供了口實。1933年，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異常嚴密、異常殘酷的年代裏，北平黨團組織在發動組織公葬李大釗的活動中，還喊出了“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在革命的低潮時期，左傾口號的提出，不僅不能被廣大群眾所理解和接受，反而嚇跑了許多可以團結爭取的中間群眾，孤立了革命力量。還為反動統治者公開鎮壓青年革命運動提供了口實。
再次，不顧反革命勢力的壓迫，在組織工作中，忽視發展黨團的外圍進步群眾團體，忽視發展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卻進行公開征收共青團員，開展革命競賽的活動。在“左”傾路線指導下，1932年5月23日，共青團中央在給河北省團委的信中，批評了北平團市委在組織發展上存在著關門主義問題，要求河北省團委和北平團市委“在‘一個同誌介紹一個’‘有黨的地方要有團’‘趕上黨超過黨’三個口號的精神下，定出具體的發展團員計劃，發動團員為實現這些口號而鬥爭”。並於5月25日布置了開展“衝鋒季”競賽的決定，要求各地團組織在6月4日至9月4日的“衝鋒季”活動中，開展革命競賽和發展團員的競賽運動。根據這一要求，河北省團委也作出了兩個月的衝鋒計劃，規定了發展團員和少先隊員、兒童團員的數字。
這年5月，北平團市委不加分析地執行省委的指示精神，組織了以公開征收團員、進行革命競賽為中心的紅五月活動。這種公開征收團員，擴大組織的作法，為國民黨特務分子混入革命隊伍，破壞團的組織和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相反地，一些本來可以公開活動的群眾團體，如反帝大同盟、青年反帝同盟、左聯、社聯等卻又因革命色彩過濃而被反動當局打入地下。在組織上，黨領導下的這些本應是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團體卻執行了一套關門主義政策，製定了一係列與黨、團員條件相差無幾的會員條件，使很多具有愛國意識的青年被排斥在組織之外，以至形成了第二黨、第二團性質的地下赤色外圍組織，失去了組織公開合法團體開展合法鬥爭的條件，縮小了黨團鬥爭的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