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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2)
當晚，示威學生火速召開了各地學生代表團聯席會議，一致決議：為了抗議蔣介石集團殘酷鎮壓學生運動，喚起全國民眾武裝抗日的決心，次日繼續舉行聯合大示威。然而，反動當局卻提前下手了。18日黎明，南京當局宣布全市臨時緊急戒嚴，並分頭搜捕進步學生，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的駐地也被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團團包圍，強令學生在操場集中，然後把他們強行塞入汽車，送到火車站，押送回北平。
總結經驗，再創高潮
北平學生南下示威運動的意義是重大的。
第一，南下示威運動是“九一八”事變後，北平青年抗日反蔣鬥爭的第一個高潮，也是大革命失敗後，北平地區革命運動重新高漲的第一聲驚雷。
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建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法西斯專政，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了瘋狂的反撲，革命形勢處於低潮。但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壓迫和瘋狂掠奪，出現了日益尖銳化的趨向。這是革命必然會重新高漲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同時，人民大眾和封建地主、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矛盾也十分尖銳。廣大人民普遍要求抗日，同時也迫切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經濟上的解放。南下示威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這一鬥爭衝破了大革命失敗後長期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沉悶狀態，顯示了革命力量的勃勃生機。同時，愛國學生的行動喚起了各界人民的愛國激情，形成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一次廣泛、深入的動員。
第二，南下示威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政府“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加速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有力地配合了工農紅軍的武裝鬥爭，對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在命令東北軍“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的同時，繼續策劃對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進行“圍剿”。愛國學生的南下示威運動，幹擾了蔣介石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工農紅軍的武裝鬥爭。在南下示威運動期間，江西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設有了較大的發展，鄂豫皖蘇區的紅軍也以輝煌的戰績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紅軍的勝利和人民的抗日呼聲加速了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內部的分化、分裂和動搖。1931年11月，當日軍向黑龍江進犯時，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龍江省軍隊總指揮馬占山率部在嫩江橋抗戰，給進犯的日軍以重創，成了風雲一時的抗日英雄人物，全國各地也紛紛捐款援馬抗日。12月，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26路軍在全國民眾抗日熱潮的感召下，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參加紅軍。
上述形勢，衝擊著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官僚政客的紛爭也更加激化，反蔣各派都乘機向蔣介石集團發起攻擊，使蔣介石陷入內外交困、焦頭爛額的境地。在全國抗日運動怒潮的衝擊下，蔣介石被迫於全國學生總示威的當天，宣布下野。這無疑是人民鬥爭的一個重大勝利。
第三，南下示威運動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推動了全國的民主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無不義憤填膺，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全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南下示威運動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綱領，喚起了各界人民的普遍覺醒。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的英勇抗戰，正是受到愛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抗日行動感召的結果。
同時，南下示威運動也推動了民主運動的進程。由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了求得民族生存這個各階級共同的最大利益，各個階級和階層都聚集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爭取民主，反對妥協投降，反對專製獨裁的呼聲日益強烈。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知名人士及反映他們意見的報刊，紛紛發表言論，要求抗日，抨擊國民黨政府對外的不抵抗主義和對內的專製獨裁。羅隆基在“九一八”事變後寫了《沈陽事件》一文，提出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類人才的主張。王造時發表了《救亡兩大政策》，提出“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的兩大救亡政策。馬相伯也發表了《為日禍敬告國人》書，提出：“我民國主權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徹底充分表現，立息內戰，共禦外侮”。但是，蔣介石卻置人民的愛國正義要求於不顧，公然對愛國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這更激起了各階層人士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不滿。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輿論的報紙，如上海的《申報》、天津的《大公報》、《國聞周報》紛紛要求國民黨在政治上“改弦更張”。《國聞周報》在評論中指出：我們希望以對外的“鎮靜”工夫來對內，以對內的“強硬態度”來對外；希望以對外的“涵養”工夫來對內，以對內的“勇猛”精神來對外；希望以對外的“維持邦交”精神來對內，以對內狡猾的手段來對外。這充分表達了人民群眾對愛國學生的同情、支持和對蔣介石專製獨裁統治的不滿。民眾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是導致蔣介石下野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南下示威運動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發動、領導的學生愛國運動。廣大黨員和共青團員充當了鬥爭的骨幹和中堅，黨團員在鬥爭中表現出的英勇獻身精神，深深地教育、影響著追求進步的青年。同時，廣大青年在與國民黨官僚和軍警的鬥爭中學習了鬥爭藝術，接受了鍛煉和考驗，對青年政治上的成長起了催化作用。因此，領導和參加南下示威運動的實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培養了幹部，準備了力量。
但是，由於南下示威運動爆發時，第三次左傾路線已經統治了中共中央，受其影響，示威團的領導工作中也存在著“左”的偏向。這首先表現在組織南下運動的鬥爭策略上，例如，鬥爭一開始，北平市委過分強調正確的口號是示威，而不是請願，請願的口號會造成學生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幻想，極力勸阻群眾參加請願，並且把參加請願的群眾不加分析地指責為受國民黨特務、國家主義派和托派的影響。在南下途中，示威團黨團又未能以恰當的口號團結更多的群眾，致使南下隊伍在中途分裂，削弱了鬥爭力量。
第二，在示威口號和鬥爭方式上也存在著過激的問題。例如，在示威中毆打國民黨官員，搗毀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牌子，砸國民黨黨徽和玻璃櫥窗，砸《中央日報》館以及部分學生喊出“打倒國民黨”“打倒國民政府”“武裝保衛蘇聯”“擁護蘇維埃”等一般群眾接受不了的口號，嚇跑了部分群眾，也為國民黨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提供了口實。
第三，在南下示威運動中，愛國學生雖然得到了工人群眾的積極支持，但從總體上看，運動自始至終都停留在學生運動的範圍內，沒有將“九一八”以後北平學生深入工廠、鄉村的宣傳活動與學生運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將南下示威運動發展成為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人民革命運動。這是南下示威運動失敗的最重要原因。通過這次鬥爭實踐，進步學生中的先進分子認識到：“必須把學生群眾的革命鬥爭轉入到廣大勞苦民眾的革命鬥爭”，才能把“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鐵蹄下脫離出來，把勞苦民眾從軍閥剝削下解放出來”。
南下示威運動的意義是重大的，其經驗教訓也是深刻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南下示威運動沒有能夠掀起全民族抗日的高潮，卻為以後的青年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二節 革命高潮的前奏，抗日救亡的先聲
東北籍學生則再次要求張學良率軍出關，收複失地。
蔣介石政府仍堅持其所謂“隱忍自重”的外交方針。
蔣介石卻聲稱：“侈言抗日者，殺無赦。”
群眾絡繹不絕地從四麵八方向李大釗靈柩的停放地――浙寺匯集，每個人的胸前都佩戴著白色或藍色的小花。
北平黨團頻繁組織的暴動、遊行、示威、飛行集會，違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鼓勵冒險精神，用“怕死”“右傾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打擊那些反對冒險計劃的同誌。
北平人民的抗日反蔣鬥爭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一味妥協退讓，無異於引狼入室，更加刺激了日帝加快實現其侵略計劃的野心。1932年1月28日夜，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再一次對中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這時，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和影響下，駐紮上海的國民黨十九路軍違背南京中央政府的意誌，奮起還擊，爆發了“一？二八”抗戰。
上海“一？二八”事變的消息迅速傳到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召集反帝大同盟黨團和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黨團的緊急會議，布置發動北平人民援滬抗日的活動。“一？二八”抗戰的消息使北平青年受到極大的鼓舞，在黨團的組織和領導下，燕大、北大等校成立了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事跡，通電聲援十九路軍和上海人民的愛國鬥爭，並派慰問團赴上海慰問抗日將士。其它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也組織了慰勞抗日將士募捐團，向各界群眾募集抗日經費。馮庸大學學生還組織殲倭義勇軍，準備於2月1日赴上海參戰。北大學生組織學生義勇軍，突擊學習《無線電裝置》、《戰地測量》、《傷兵護理》等軍事課程，隨時準備參軍參戰。東北籍學生則再次要求張學良率軍出關，收複失地。
“一？二八”事變時，蔣介石重新上台，他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壞十九路軍的抗戰，籌劃結束上海的戰爭。他采用不給正在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以任何支持，不派部隊增援，不發給養等手段，企圖拖垮十九路軍。何應欽還按照蔣介石的旨意，通令各部隊：“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此外，國民黨政府還借口國難嚴重，稅收減少，而停發十九路軍軍餉，截留各地人民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的捐款。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再次遭到北平人民的譴責。1月30日和2月11日，《世界日報》兩次為上海抗戰發表評論，呼籲“國人速援十九路軍”，批評蔣介石政府所謂“隱忍自重”的外交方針，同時以《誰謂我革命軍人不堪一戰》為題，抨擊了妥協投降的論調，肯定“全民動員，抗日必勝”。
2月7日，中共北平市委組織了以“上海事變”為中心內容的群眾性示威遊行。這是一次以青年和學生為主體的抗日反蔣鬥爭。事前，市委對這次鬥爭做了周密的布置，規定了遊行路線和宣傳口號。從1月30日起到2月初，北大、民大、師大、中大、輔大、東大等各校學生分別在天橋、前門、東單、西單、東四、西四、丹華火柴廠、財政部印製局等處進行演講和其它形式的宣傳活動。2月7日中午，2000多名學生、工人、群眾在和平門外廠甸的海王村集會，紀念“二七”大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反對國民黨出賣上海。在大會宣讀的《北平市抗日團體聯合會為“一？二八”事變告市民書》中，曆數國民黨當局鎮壓北平人民抗日運動的罪行，指出“學生抗日聯合會的被解散，洋車夫及各校學生因參加反日運動而遭逮捕，南下示威團的被屠殺”，說明了“無恥的統治階級對反日的態度”，號召各界群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一天天加緊，統治階級的拍賣民眾日益明顯，帝國主義加緊瓜分中國，直接鎮壓中國革命之時，我們為了自己的解放，隻有鬥爭。”與會群眾不斷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會後，示威群眾沿馬市大騾街經珠市口、印刷局、前門大街等地舉行遊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等口號，散發宣傳品和傳單。在群眾抗日情緒的威懾下，被派往會場準備鎮壓群眾的軍警、偵緝隊沒有公然抓人。當示威隊伍喊著抗日口號衝出軍警警戒區，開始遊行以後，有些士兵、警察也放棄幹涉而跟著聽講演，沿途還有士兵鼓掌歡呼，向示威隊伍敬禮。這次示威，共向群眾散發《紀念“二七”宣言》《為上海事變宣言》《反對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反對國民黨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紅軍告白軍書》以及革命歌謠等萬餘份。直到下午5時，隊伍到達中南海北平大學校部，群眾要求校方恢複被開除的十幾名進步學生的學籍。這時，北平當局出動數百人的大刀隊，強行驅散示威隊伍，並捕去示威群眾數人。
盡管全國人民大力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按兵不動，使十九路軍孤立無援，傷亡日重，被迫休戰。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能留駐上海，而日本侵略軍則可以在上海駐紮。《協定》還要求國民黨政府取締抗日活動。“一？二八”抗戰就這樣失敗了。蔣介石在出賣了上海抗日軍民以後，又把抗日的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去“圍剿”工農紅軍，鎮壓革命。
《上海停戰協定》的簽訂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5月6日、7日，《時事新報》發表文章揭露：“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誤國禍國，政府尤為罪魁。”北平各抗日團體也紛紛通電反對賣國的《上海停戰協定》，青年學生和各界群眾還衝破北平當局的鎮壓，舉行了數次示威。《世界日報》發表了題為《“五九”紀念與新國恥》的文章，激烈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質問：“國民黨政府號稱革命政府，乃亦不免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腳下”，“何以自解於民眾？”
國民黨政府的屢次退讓，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野心。1933年1月，日軍攻占了山海關；3月4日，又攻占了熱河省省會承德。接著，便向長城沿線軍事要塞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進犯，企圖深入冀東，進逼平津。麵對日本侵略軍肆無忌憚地進攻，守衛長城要塞的東北軍和宋哲元部29軍將士忍無可忍，奮力抵抗。在喜峰口，29軍大刀隊與日軍展開數次肉搏，日軍死傷慘重。與此同時，守衛冷口、古北口的東北軍也奮起還擊，堅守陣地。日軍進犯喜峰口、冷口受挫，轉由山海關向灤東地區進攻。4月1日，日軍占領石門寨，冷口腹背受敵，我軍被迫相繼撤出冷口、喜峰口。同時，古北口也淪於敵手。5月初，日軍再次向灤東發動進攻，冀東20餘縣均被日軍侵占。此時，日軍已控製長城各口和冀東，平津危急。
同年春，侵略成性的日軍又向察哈爾東部進犯。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共產黨人吉鴻昌聯合愛國將領馮玉祥、方振武於5月在張家口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聲援和支持下，血戰疆場，抗擊日偽軍，取得了重大勝利。6月，抗日同盟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地。7月，血戰五天，收複多倫，並乘勝追擊，把日偽軍全部趕出察哈爾。這個勝利使全國人民大為振奮。
中國軍隊在長城各口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和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勝利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北平青年的抗日熱情，“九一八”事變後被鎮壓下去的抗日民主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號召下，東大、清華、師大、燕大、北大等校學生紛紛集會，舉行抗日運動周，北大學生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日本帝國主義的炸彈就要落在我們的頭上了，第二個‘九一八’和‘一？二八’的長夜已經來到，在這種萬分緊急的形勢下，不是大學生埋頭用功的時候了！”各樣學生廣泛開展擴大募捐活動，募集皮背心、購置鋼盔、大刀、防毒麵具等軍用物資，並選派代表送往前線，支援抗日將士。學生們還組織了救國軍、宣傳隊、慰勞隊，到戰地去服務。佛教界也發表《抗日救國告僧界書》，號召佛教界青年“寧作戰死鬼，不作亡國僧”。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中共北平地下黨通過左翼群眾團體和抗日組織動員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參軍參戰，一些年青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帶頭奔赴察北，在黨的組織和帶動下，北平有數百名青年學生先後參加抗日同盟軍，走上抗日鬥爭的最前線。
但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用盡各種手段破壞中國軍隊的抗日鬥爭，鎮壓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當日軍侵占熱河，進攻長城各口時，蔣介石下令禁止超過敵人兵力十倍的長城各口駐軍和平津一帶的軍隊抗擊敵寇，公開宣稱：“要以專心致誌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機取巧。”3月9日，蔣介石約張學良在保定會麵，北平群眾聞訊組成代表團赴保定向蔣介石請願，要求抗日。蔣介石卻聲稱：“侈言抗日者，殺勿赦。”他還把熱河失守的罪責全部推到張學良身上，逼張學良下野，任命親日派將領何應欽兼代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務。3月24日，蔣介石又親自到北平召開軍事會議，與何應欽策劃對日妥協、鎮壓抗日活動的辦法。在蔣介石指使下，何應欽放棄了灤東，取消了河北省境內的義勇軍、救國軍等抗日組織。對於自動起來抗擊日寇侵略，保衛長城要塞的29軍等部隊，蔣介石則采用不予增兵，不補充裝備，甚至命令其嫡係部隊監視和牽製作戰部隊的行動等慣用伎倆，使守衛長城的部隊孤立無援，終於失敗。7月，蔣介石又趁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寇英勇奮戰之際，以16個整師、15萬人的兵力，勾結日軍圍攻、夾擊同盟軍。在蔣日聯合進攻下，抗日同盟軍終因彈盡糧絕被迫撤退。
在大片國土喪失、平津危急的形勢下，蔣介石為了全力以赴進行“剿共”，急於同日本妥協。5月3日，蔣介石政府明令設立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親日派黃郛為委員長，負責與日方交涉停戰問題。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和熱河的合法性，並承認冀東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能在那裏駐紮，而日本人則可以自由行動。這樣，整個華北門戶洞開，處在日寇的武裝監視和控製之下，日軍可隨時進占冀察和平津。《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黨賣國政府更加嚴厲地鎮壓人民的抗日活動，禁止人民發表抗日愛國言論、組織抗日團體，“如果違背，定予嚴懲”。何應欽也發出《嚴防共黨通令》。北平的革命活動進入了最艱難的時期。
白色恐怖下此伏彼起的青年運動
1931年1月，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控製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三次在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5月，中共中央發出《目前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提出在大城市中和紅軍工作中的“積極進攻”方針，強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黨組織發動罷工、罷業、罷課，舉行飛行集會和示威，紀念“五卅”運動。
總結經驗，再創高潮
北平學生南下示威運動的意義是重大的。
第一，南下示威運動是“九一八”事變後，北平青年抗日反蔣鬥爭的第一個高潮，也是大革命失敗後，北平地區革命運動重新高漲的第一聲驚雷。
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建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法西斯專政，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了瘋狂的反撲，革命形勢處於低潮。但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壓迫和瘋狂掠奪，出現了日益尖銳化的趨向。這是革命必然會重新高漲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同時，人民大眾和封建地主、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矛盾也十分尖銳。廣大人民普遍要求抗日，同時也迫切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經濟上的解放。南下示威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這一鬥爭衝破了大革命失敗後長期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沉悶狀態，顯示了革命力量的勃勃生機。同時，愛國學生的行動喚起了各界人民的愛國激情，形成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一次廣泛、深入的動員。
第二，南下示威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政府“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加速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有力地配合了工農紅軍的武裝鬥爭，對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在命令東北軍“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的同時，繼續策劃對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進行“圍剿”。愛國學生的南下示威運動，幹擾了蔣介石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工農紅軍的武裝鬥爭。在南下示威運動期間，江西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設有了較大的發展，鄂豫皖蘇區的紅軍也以輝煌的戰績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紅軍的勝利和人民的抗日呼聲加速了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內部的分化、分裂和動搖。1931年11月，當日軍向黑龍江進犯時，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龍江省軍隊總指揮馬占山率部在嫩江橋抗戰，給進犯的日軍以重創，成了風雲一時的抗日英雄人物，全國各地也紛紛捐款援馬抗日。12月，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26路軍在全國民眾抗日熱潮的感召下，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參加紅軍。
上述形勢，衝擊著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官僚政客的紛爭也更加激化，反蔣各派都乘機向蔣介石集團發起攻擊，使蔣介石陷入內外交困、焦頭爛額的境地。在全國抗日運動怒潮的衝擊下，蔣介石被迫於全國學生總示威的當天，宣布下野。這無疑是人民鬥爭的一個重大勝利。
第三，南下示威運動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推動了全國的民主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無不義憤填膺，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全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南下示威運動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綱領，喚起了各界人民的普遍覺醒。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的英勇抗戰，正是受到愛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抗日行動感召的結果。
同時，南下示威運動也推動了民主運動的進程。由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了求得民族生存這個各階級共同的最大利益，各個階級和階層都聚集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爭取民主，反對妥協投降，反對專製獨裁的呼聲日益強烈。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知名人士及反映他們意見的報刊，紛紛發表言論，要求抗日，抨擊國民黨政府對外的不抵抗主義和對內的專製獨裁。羅隆基在“九一八”事變後寫了《沈陽事件》一文，提出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類人才的主張。王造時發表了《救亡兩大政策》，提出“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的兩大救亡政策。馬相伯也發表了《為日禍敬告國人》書，提出：“我民國主權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徹底充分表現，立息內戰，共禦外侮”。但是，蔣介石卻置人民的愛國正義要求於不顧，公然對愛國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這更激起了各階層人士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不滿。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輿論的報紙，如上海的《申報》、天津的《大公報》、《國聞周報》紛紛要求國民黨在政治上“改弦更張”。《國聞周報》在評論中指出：我們希望以對外的“鎮靜”工夫來對內，以對內的“強硬態度”來對外；希望以對外的“涵養”工夫來對內，以對內的“勇猛”精神來對外；希望以對外的“維持邦交”精神來對內，以對內狡猾的手段來對外。這充分表達了人民群眾對愛國學生的同情、支持和對蔣介石專製獨裁統治的不滿。民眾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是導致蔣介石下野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南下示威運動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發動、領導的學生愛國運動。廣大黨員和共青團員充當了鬥爭的骨幹和中堅，黨團員在鬥爭中表現出的英勇獻身精神，深深地教育、影響著追求進步的青年。同時，廣大青年在與國民黨官僚和軍警的鬥爭中學習了鬥爭藝術，接受了鍛煉和考驗，對青年政治上的成長起了催化作用。因此，領導和參加南下示威運動的實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培養了幹部，準備了力量。
但是，由於南下示威運動爆發時，第三次左傾路線已經統治了中共中央，受其影響，示威團的領導工作中也存在著“左”的偏向。這首先表現在組織南下運動的鬥爭策略上，例如，鬥爭一開始，北平市委過分強調正確的口號是示威，而不是請願，請願的口號會造成學生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幻想，極力勸阻群眾參加請願，並且把參加請願的群眾不加分析地指責為受國民黨特務、國家主義派和托派的影響。在南下途中，示威團黨團又未能以恰當的口號團結更多的群眾，致使南下隊伍在中途分裂，削弱了鬥爭力量。
第二，在示威口號和鬥爭方式上也存在著過激的問題。例如，在示威中毆打國民黨官員，搗毀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牌子，砸國民黨黨徽和玻璃櫥窗，砸《中央日報》館以及部分學生喊出“打倒國民黨”“打倒國民政府”“武裝保衛蘇聯”“擁護蘇維埃”等一般群眾接受不了的口號，嚇跑了部分群眾，也為國民黨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提供了口實。
第三，在南下示威運動中，愛國學生雖然得到了工人群眾的積極支持，但從總體上看，運動自始至終都停留在學生運動的範圍內，沒有將“九一八”以後北平學生深入工廠、鄉村的宣傳活動與學生運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將南下示威運動發展成為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人民革命運動。這是南下示威運動失敗的最重要原因。通過這次鬥爭實踐，進步學生中的先進分子認識到：“必須把學生群眾的革命鬥爭轉入到廣大勞苦民眾的革命鬥爭”，才能把“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鐵蹄下脫離出來，把勞苦民眾從軍閥剝削下解放出來”。
南下示威運動的意義是重大的，其經驗教訓也是深刻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南下示威運動沒有能夠掀起全民族抗日的高潮，卻為以後的青年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二節 革命高潮的前奏，抗日救亡的先聲
東北籍學生則再次要求張學良率軍出關，收複失地。
蔣介石政府仍堅持其所謂“隱忍自重”的外交方針。
蔣介石卻聲稱：“侈言抗日者，殺無赦。”
群眾絡繹不絕地從四麵八方向李大釗靈柩的停放地――浙寺匯集，每個人的胸前都佩戴著白色或藍色的小花。
北平黨團頻繁組織的暴動、遊行、示威、飛行集會，違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鼓勵冒險精神，用“怕死”“右傾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打擊那些反對冒險計劃的同誌。
北平人民的抗日反蔣鬥爭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一味妥協退讓，無異於引狼入室，更加刺激了日帝加快實現其侵略計劃的野心。1932年1月28日夜，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再一次對中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這時，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和影響下，駐紮上海的國民黨十九路軍違背南京中央政府的意誌，奮起還擊，爆發了“一？二八”抗戰。
上海“一？二八”事變的消息迅速傳到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召集反帝大同盟黨團和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黨團的緊急會議，布置發動北平人民援滬抗日的活動。“一？二八”抗戰的消息使北平青年受到極大的鼓舞，在黨團的組織和領導下，燕大、北大等校成立了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事跡，通電聲援十九路軍和上海人民的愛國鬥爭，並派慰問團赴上海慰問抗日將士。其它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也組織了慰勞抗日將士募捐團，向各界群眾募集抗日經費。馮庸大學學生還組織殲倭義勇軍，準備於2月1日赴上海參戰。北大學生組織學生義勇軍，突擊學習《無線電裝置》、《戰地測量》、《傷兵護理》等軍事課程，隨時準備參軍參戰。東北籍學生則再次要求張學良率軍出關，收複失地。
“一？二八”事變時，蔣介石重新上台，他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壞十九路軍的抗戰，籌劃結束上海的戰爭。他采用不給正在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以任何支持，不派部隊增援，不發給養等手段，企圖拖垮十九路軍。何應欽還按照蔣介石的旨意，通令各部隊：“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此外，國民黨政府還借口國難嚴重，稅收減少，而停發十九路軍軍餉，截留各地人民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的捐款。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再次遭到北平人民的譴責。1月30日和2月11日，《世界日報》兩次為上海抗戰發表評論，呼籲“國人速援十九路軍”，批評蔣介石政府所謂“隱忍自重”的外交方針，同時以《誰謂我革命軍人不堪一戰》為題，抨擊了妥協投降的論調，肯定“全民動員，抗日必勝”。
2月7日，中共北平市委組織了以“上海事變”為中心內容的群眾性示威遊行。這是一次以青年和學生為主體的抗日反蔣鬥爭。事前，市委對這次鬥爭做了周密的布置，規定了遊行路線和宣傳口號。從1月30日起到2月初，北大、民大、師大、中大、輔大、東大等各校學生分別在天橋、前門、東單、西單、東四、西四、丹華火柴廠、財政部印製局等處進行演講和其它形式的宣傳活動。2月7日中午，2000多名學生、工人、群眾在和平門外廠甸的海王村集會，紀念“二七”大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反對國民黨出賣上海。在大會宣讀的《北平市抗日團體聯合會為“一？二八”事變告市民書》中，曆數國民黨當局鎮壓北平人民抗日運動的罪行，指出“學生抗日聯合會的被解散，洋車夫及各校學生因參加反日運動而遭逮捕，南下示威團的被屠殺”，說明了“無恥的統治階級對反日的態度”，號召各界群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一天天加緊，統治階級的拍賣民眾日益明顯，帝國主義加緊瓜分中國，直接鎮壓中國革命之時，我們為了自己的解放，隻有鬥爭。”與會群眾不斷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會後，示威群眾沿馬市大騾街經珠市口、印刷局、前門大街等地舉行遊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等口號，散發宣傳品和傳單。在群眾抗日情緒的威懾下，被派往會場準備鎮壓群眾的軍警、偵緝隊沒有公然抓人。當示威隊伍喊著抗日口號衝出軍警警戒區，開始遊行以後，有些士兵、警察也放棄幹涉而跟著聽講演，沿途還有士兵鼓掌歡呼，向示威隊伍敬禮。這次示威，共向群眾散發《紀念“二七”宣言》《為上海事變宣言》《反對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反對國民黨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紅軍告白軍書》以及革命歌謠等萬餘份。直到下午5時，隊伍到達中南海北平大學校部，群眾要求校方恢複被開除的十幾名進步學生的學籍。這時，北平當局出動數百人的大刀隊，強行驅散示威隊伍，並捕去示威群眾數人。
盡管全國人民大力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按兵不動，使十九路軍孤立無援，傷亡日重，被迫休戰。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能留駐上海，而日本侵略軍則可以在上海駐紮。《協定》還要求國民黨政府取締抗日活動。“一？二八”抗戰就這樣失敗了。蔣介石在出賣了上海抗日軍民以後，又把抗日的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去“圍剿”工農紅軍，鎮壓革命。
《上海停戰協定》的簽訂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5月6日、7日，《時事新報》發表文章揭露：“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誤國禍國，政府尤為罪魁。”北平各抗日團體也紛紛通電反對賣國的《上海停戰協定》，青年學生和各界群眾還衝破北平當局的鎮壓，舉行了數次示威。《世界日報》發表了題為《“五九”紀念與新國恥》的文章，激烈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質問：“國民黨政府號稱革命政府，乃亦不免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腳下”，“何以自解於民眾？”
國民黨政府的屢次退讓，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野心。1933年1月，日軍攻占了山海關；3月4日，又攻占了熱河省省會承德。接著，便向長城沿線軍事要塞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進犯，企圖深入冀東，進逼平津。麵對日本侵略軍肆無忌憚地進攻，守衛長城要塞的東北軍和宋哲元部29軍將士忍無可忍，奮力抵抗。在喜峰口，29軍大刀隊與日軍展開數次肉搏，日軍死傷慘重。與此同時，守衛冷口、古北口的東北軍也奮起還擊，堅守陣地。日軍進犯喜峰口、冷口受挫，轉由山海關向灤東地區進攻。4月1日，日軍占領石門寨，冷口腹背受敵，我軍被迫相繼撤出冷口、喜峰口。同時，古北口也淪於敵手。5月初，日軍再次向灤東發動進攻，冀東20餘縣均被日軍侵占。此時，日軍已控製長城各口和冀東，平津危急。
同年春，侵略成性的日軍又向察哈爾東部進犯。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共產黨人吉鴻昌聯合愛國將領馮玉祥、方振武於5月在張家口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聲援和支持下，血戰疆場，抗擊日偽軍，取得了重大勝利。6月，抗日同盟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地。7月，血戰五天，收複多倫，並乘勝追擊，把日偽軍全部趕出察哈爾。這個勝利使全國人民大為振奮。
中國軍隊在長城各口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和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勝利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北平青年的抗日熱情，“九一八”事變後被鎮壓下去的抗日民主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號召下，東大、清華、師大、燕大、北大等校學生紛紛集會，舉行抗日運動周，北大學生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日本帝國主義的炸彈就要落在我們的頭上了，第二個‘九一八’和‘一？二八’的長夜已經來到，在這種萬分緊急的形勢下，不是大學生埋頭用功的時候了！”各樣學生廣泛開展擴大募捐活動，募集皮背心、購置鋼盔、大刀、防毒麵具等軍用物資，並選派代表送往前線，支援抗日將士。學生們還組織了救國軍、宣傳隊、慰勞隊，到戰地去服務。佛教界也發表《抗日救國告僧界書》，號召佛教界青年“寧作戰死鬼，不作亡國僧”。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中共北平地下黨通過左翼群眾團體和抗日組織動員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參軍參戰，一些年青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帶頭奔赴察北，在黨的組織和帶動下，北平有數百名青年學生先後參加抗日同盟軍，走上抗日鬥爭的最前線。
但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用盡各種手段破壞中國軍隊的抗日鬥爭，鎮壓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當日軍侵占熱河，進攻長城各口時，蔣介石下令禁止超過敵人兵力十倍的長城各口駐軍和平津一帶的軍隊抗擊敵寇，公開宣稱：“要以專心致誌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機取巧。”3月9日，蔣介石約張學良在保定會麵，北平群眾聞訊組成代表團赴保定向蔣介石請願，要求抗日。蔣介石卻聲稱：“侈言抗日者，殺勿赦。”他還把熱河失守的罪責全部推到張學良身上，逼張學良下野，任命親日派將領何應欽兼代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務。3月24日，蔣介石又親自到北平召開軍事會議，與何應欽策劃對日妥協、鎮壓抗日活動的辦法。在蔣介石指使下，何應欽放棄了灤東，取消了河北省境內的義勇軍、救國軍等抗日組織。對於自動起來抗擊日寇侵略，保衛長城要塞的29軍等部隊，蔣介石則采用不予增兵，不補充裝備，甚至命令其嫡係部隊監視和牽製作戰部隊的行動等慣用伎倆，使守衛長城的部隊孤立無援，終於失敗。7月，蔣介石又趁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寇英勇奮戰之際，以16個整師、15萬人的兵力，勾結日軍圍攻、夾擊同盟軍。在蔣日聯合進攻下，抗日同盟軍終因彈盡糧絕被迫撤退。
在大片國土喪失、平津危急的形勢下，蔣介石為了全力以赴進行“剿共”，急於同日本妥協。5月3日，蔣介石政府明令設立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親日派黃郛為委員長，負責與日方交涉停戰問題。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和熱河的合法性，並承認冀東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能在那裏駐紮，而日本人則可以自由行動。這樣，整個華北門戶洞開，處在日寇的武裝監視和控製之下，日軍可隨時進占冀察和平津。《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黨賣國政府更加嚴厲地鎮壓人民的抗日活動，禁止人民發表抗日愛國言論、組織抗日團體，“如果違背，定予嚴懲”。何應欽也發出《嚴防共黨通令》。北平的革命活動進入了最艱難的時期。
白色恐怖下此伏彼起的青年運動
1931年1月，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控製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三次在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5月，中共中央發出《目前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提出在大城市中和紅軍工作中的“積極進攻”方針，強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黨組織發動罷工、罷業、罷課，舉行飛行集會和示威，紀念“五卅”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