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

十三、投降以來的日本人

　　美國人很有理由為自己對投降後的日本所進行的管理感到驕傲。日本投降時最大的問題是應該對日本實行何種性質的管理。戰勝國是應該利用現存的政府或天皇，還是對其進行清算，或是在美國軍事政府官員的指揮下進行各市各鎮的管理？國務院和海軍部就此重大問題對麥克阿瑟將軍進行了具體的指示，該指示獲得了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力支持。日本國家的管理與重建工作由日本國民自己負責。

　　在美國，我們不斷爭論媾和條款宜嚴還是宜寬。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嚴與寬的問題。問題在於嚴的尺度應該既不多也不少，應該正好打破舊有的、具有侵略性的危險模式，建立新的目標。所采用的方法應根據民族的性格和國家傳統的社會模式而定。在德國，普魯士式的專製主義植根於家庭與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必須簽訂某些適合德國的媾和條款。而在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卻與此不同。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不是粗暴的專製主義。父親對孩子尊重而喜愛，幾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都認為，這種情況在西方經驗中是很罕見的。因為日本的孩子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與父親間有某種真正的友誼，並公開地為父親而自豪，所以，父親隻要改變一下語氣，就能讓孩子遵從自己的願望。父親對於孩子並不嚴厲，因此，青春期不是反抗父母權威的時期。

　　孩子通過幼年與父親相處的經驗而獲得的這種態度變成了一種貫穿日本社會的模式。因為等級地位而最為人尊敬的人不一定專門自己行使特權，處於最高等級的官員也不一定行使實權。自天皇而下，背後都有謀士與隱蔽的力量在活動。如同西方人常說的，每件事情都“間接”完成。他們盡力使獨裁的權威不暴露出來，使每個行為都擺出一種對象征性地位的效忠姿態。一般而言，這種象征性地位與實際權力是分離的。如果日本人感覺到了某種不加掩飾的權力，他們會視其為一種與其社會係統不相符合的剝削性的權力。

　　以這種方式看待社會的日本人麵對剝削和不公會進行反抗，但他們不會采取革命的手段，不會打破社會組織。他們會絲毫不觸及整個製度而進行最徹底的改革，如同明治時代一樣。

　　在重塑一個和平國家時，日本人所能利用的真正的力量在於他們能就一個行動說，“它已經失敗了，”然後將其精力投注於其他途徑。日本人具有一種允許取舍的倫理。他們試圖借戰爭獲得“合適的地位”，但他們失敗了。現在他們可以放棄這一方針了，因為他們所受的整個訓練使他們習慣於在可能的情況下轉變方向。

　　西方人注意到了這種在他們看來是原則性的轉變，並對此加以質疑。然而，在日本，無論是在處理私人關係還是國際關係方麵，這種轉變都是處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人認為，實施某一行動而未達到目標，這是犯了“錯誤”。如果失敗了，他就將其視為失敗的目標加以拋棄，他們並不會執著於失敗的目標。

　　在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下的美國管理機構認可了日本人這種選擇新目標的能力。他們並未堅持以羞辱的方式阻止日本人的選擇。按照西方的倫理，這樣的做法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就西方倫理的原則來說，羞辱與懲罰是使有過失者認罪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認罪是其獲得新生的第一步。如我們所知，日本人是從另一方麵考慮問題的。他們的倫理要求一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負責，一次錯誤的必然後果是使他相信此事是不應該做的。這種必然後果甚至可能是在一次勞民傷財的戰爭中被擊敗。但日本人未必會將由此引起的憤恨視為羞辱。在日本人的詞典中，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是以誹謗、嘲笑、輕視、不敬、堅持使用恥辱性的象征來羞辱其他人或者國家的。當日本人認為自己受到了羞辱，報複就被看作美德。無論西方的倫理如何譴責這些原則，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的成效完全依賴於他們在這一點上的自我克製。

　　美國人的勝利再次改變了日本人的這種狀況。最終的戰敗使日本人按照其慣有的生活態度放棄了他們以前孜孜以求的目標。日本人獨特的倫理允許他們抹去賬單上的一切積怨。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管理避免了在清洗幹淨的賬單上重新塗抹上羞辱的象征，而隻是堅持了在日本人看來屬於戰敗的“必然後果”的事情。這一招很奏效。

　　保留天皇製意義重大。對此事的處理也很巧妙。首先是天皇拜會麥克阿瑟將軍，而非麥克阿瑟將軍拜會天皇，這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事件，其影響的巨大是西方人無法理解的。據說麥克阿瑟將軍建議天皇否定自己的神性，他抗議說，去除自己原本並不具備的東西會讓他感到難堪。他說，日本人並不認為天皇是西方意義中的神，這是實情。但麥克阿瑟的司令部力勸他說，西方人認為他自稱為神，這不利於日本的國際聲譽。天皇同意忍受否定此事帶給自己的難堪。他在新年之際發表了聲明，並要求將全世界報刊對他聲明的評論翻譯給他看。讀完後，他致電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說自己很滿意。顯然，此前外國人並不了解內情，天皇為自己發表聲明而頗感慶幸。

　　當然，無論所采用的政策如何得人心，管理一個戰敗國都是有難度的。不可避免的是，日本的糧食、住所和戰後重建問題極為尖銳。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職員來進行管理，這些問題至少會同樣尖銳。

　　日本人將有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要走，但如果政府預算中不再考慮軍備的話，他們還是有機會提高國民的生活標準的。

　　任何歐洲或亞洲國家，如果在未來十年不再加強軍備，都會比其他注重軍備的國家更有潛在的優勢，因為它可以將其財富用於建設健康繁榮的經濟。

　　美國做不到——其他國家也做不到——用命令來創建一個自由民主的日本。這種方法在任何一個被統治的國家中都從未奏效過。沒有哪個人能對一個與自己習慣與設想完全不同的人發號施令，使其以自己設想的生活方式生活。立法的手段無法使日本人接受選舉出來的人的權威，無法使他們無視他們的等級係統所確定的“適當的位置”。立法的手段也不能使他們接納美國人所習慣的人與人之間自由輕鬆的關係，接納美國人所不可或缺的獨立，還有美國人必須自己選擇同伴、職業、住房和應盡的義務的熱情。但是，對於他們認為是必要的轉變，日本人說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以來，他們的公職人員曾經說過，日本必須鼓勵他們的男女國民過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當然，他們沒有這麽說——但任何日本人都明白——他們對“恥辱”在日本的作用頗有懷疑，他們希望在國民中發展一種新的自由：一種不必擔心“世人”批評與排斥的自由。

　　日本人將侵略戰爭看成一種“錯誤”和失敗的事業，因此，他們向社會轉變邁出了一大步。他們希望贖回自己在和平國家中受人尊敬的地位，這就得實現社會的和平。當前，日本人把軍國主義看作熄滅了的燈。他們將密切注意是否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燈也都熄滅了。如果沒有，他們將重新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以便大顯身手。如果其他地方的燈也熄滅了，日本將會證明，它已經從帝國主義侵略計劃並非是通往榮譽之路這一道理中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