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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兒童的學習
日本的孩子不是按西方人所設想的模式養育的。日本人的人生曲線與美國人相反。它是一個巨大的淺U型，嬰兒和老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寵愛。嬰兒時代結束後，人逐漸受到更多的約束，到他結婚前後，獲得的自由達到最低點。這個最低線在其青壯年時期持續多年，但它會逐漸上升，等到六十歲後，男男女女們便如同孩子一樣，不再為恥辱感所困。
但是，美國人和日本人對人生曲線的安排都著重於一個基本點，那就是確保個人在其盛年時將精力投入其文化。在美國，我們以增加個人在這一階段選擇的自由來保證這一點。而日本則以對個人的極端束縛來實現這一點。一個人在此階段正處於體力與賺錢能力高峰，但這一事實並不能使其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們確信，這種束縛是極好的精神訓練，能夠獲得自由所不能得到的效果。但是，日本人對男男女女在其最具生產能力的階段的束縛絕不意味著這種限製覆蓋了全部的人生。幼年與老年是“自由階段”。
一個人對孩子如此寬容，很可能是因為他需要孩子。日本人就是這樣。首先，他們像美國的父母那樣需要孩子，因為愛孩子是一種樂趣。但他們需要孩子也出於一些在美國人看來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的父母需要孩子，不僅是為了感情的滿足，還因為如果無法傳宗接代，他們的人生就是失敗的。每個日本男人都必須有一個兒子。他需要兒子在自己死後每天在起居室的神龕前祭奠。他需要兒子將家庭的血脈、榮譽、財產流傳下去。在傳統的社會中，父親需要兒子，幾乎像幼小的兒子需要父親一樣。兒子將逐漸取代父親的位置，這通常不被看作是排擠，而是為了使父親安心。若幹年來，父親充當家庭的守護者，隨後，這一職責由兒子承擔。如果父親沒有兒子以傳遞這種職責，那他的這一角色就是毫無意義的。由於有這種根深蒂固的傳承意識，成年兒子對父親的依賴就算比美國延續的時間更長，他也不會感到羞愧與恥辱，而這種感覺，對西方國家的人來說相當普遍。
婦女需要孩子也不僅是為了自身的感情滿足，同時也是因為隻有成為母親，她才能獲得地位。無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極不穩固的，就算不被拋棄，她也無法奢望成為婆婆，借兒子的婚姻樹立權威，對兒媳發號施令。
在日本，生孩子被看作像性生活一樣私密的事，婦女在生育時不能大喊大叫，因為這樣會使此事為人所知。要為孩子準備一張小睡鋪，上麵放著他自己的新鋪蓋。如果沒有自己的新床，這對孩子來說是不吉利的。就算家裏無力購買新鋪蓋，也要將被裏洗淨翻新，使它們看起來像新的一樣。小睡鋪上的被子不像成人的那樣硬，也輕一些。因此，據說嬰兒在自己的鋪上會更舒服。但是，更深層的原因是，為孩子準備單獨的小睡鋪是出於一種善解人意的微妙心理，“新人必須有自己的新床。”嬰兒的小鋪緊靠著母親的睡鋪，但是在嬰兒長到能主動要求與母親同睡前，他還是單獨睡覺。大約一歲大時，他們說嬰兒能伸出胳膊表示自己的要求了，這時他就能在母親的鋪上與母親同睡了。
嬰兒出生三天內並不進食，因為日本人要等真正的乳汁出來。隨後，嬰兒無論是為了進食還是為了舒適，都可以隨時吃奶。母親也願意這樣養育孩子。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感之一，嬰兒也很快就能學會分享母親的快感。乳房不僅是營養之源，同時也能帶來快樂與舒適。一個月之內的嬰兒要躺在自己的小鋪或母親的懷裏。大約三十天時，他被帶去當地的神社中露麵，此時，他的生命才被認為是安全地固定在他的身體上了，才能帶他自由地出入。一個月後，他被母親負在背上，一根雙層肩帶縛在他的腋下與臀下，從母親肩下穿過，在腰前打結。冬天時，母親就穿上厚實的衣服，把嬰兒裹在裏邊。
母親在工作時，把嬰兒放在鋪上。而她出門上街時，無論去哪裏，都要帶上他。她對他說話，哼著小曲，幫他做出禮節性的動作。如果她自己對人回禮，她也會移動嬰兒的頭和肩膀，使他也行禮。嬰兒總是被計算在內的。每天下午她帶他同洗熱水澡，把他放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個月大的嬰兒都裹著尿布，尿布是用很厚的布疊起來的。日本人有時候會將他們的弓形腿歸咎於尿布。日本的嬰兒通常在學會走路前就學會了說話。他們並不鼓勵嬰兒爬行。傳統上認為，嬰兒在一歲前不應該站立或行走，母親也會阻止類似的嚐試。近一二十年，政府在廣泛發行的廉價讀物《母親雜誌》中進行宣傳，說應該鼓勵嬰兒行走，這種情況才變得較為普遍。母親用肩帶環在嬰兒腋下或用手扶著他走。但嬰兒還是說話早於走路。當嬰兒開始能說出單字時，成年人逗弄他們時所用的兒語就變得更有目的性了。他們不會讓嬰兒通過偶然的模仿學習語言，而是教嬰兒學習單詞、語法和敬語。這是孩子和大人都喜歡的遊戲。
孩子通常在能理解成人對他們說的話的時候斷奶。吃飯時他們坐在母親的膝上，由母親喂給他們一點食物。斷奶後，他們會吃得多一些。有的孩子這時會出現喂養問題，因為新的嬰兒誕生了，他們被斷了奶，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很容易理解。母親通常會給他們一些糖果，免得他們索乳。有時候母親會給乳頭上塗上胡椒粉。但是，所有的母親都會逗弄孩子，說如果他們想吃奶，那就證明他們還是小嬰兒。“看看你的堂弟，他是個男人。雖然跟你一樣大，可他已經不吃奶了。”所以當聽到大一點兒的孩子走過來時，那些兩三歲或三四歲還在索乳的孩子會立刻丟下奶頭，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他們也會采取另一種形式逗弄孩子。母親會走向丈夫，然後對孩子說，“我更喜歡你爸爸。他討人喜歡。”孩子的嫉妒心就會油然而生，他會試圖插入父母中間。母親說，“你爸爸不會在房中大喊大叫，也不會跑來跑去。”“不，不，”孩子抗議道，“我也不會那樣，我是個好孩子。你不愛我嗎？”戲演到這裏就足夠了，父母親會相視一笑。對於女孩，他們也像對男孩那樣逗弄。
這種經驗是培養對於嘲笑和排斥產生的恐懼感的良好土壤，這種恐懼在日本成年人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很難說小孩子什麽時候懂得這是一種逗弄，但他們遲早會明白的。一旦他們明白了，受到嘲笑的感覺便與懼怕失去所有那些隨之而來的安全與熟悉的感覺合二為一。當他們長大成人後，一旦被嘲笑，他們就會回想起孩童時代的感受。
兩歲到五歲的孩子對這種逗弄的恐懼反應強烈，因為對他們來說，家的確是安全而可任意撒嬌的天堂。父母在身體和感情上的分工明確，很少以競爭者的麵目出現。無論對男孩還是女孩來說，母親都是持久而根本的慈愛的源泉，三歲大的男孩甚至會以對母親大發雷霆為樂。他從來不會對父親表示出絲毫的反抗。但當他感覺受到了父母的戲弄時，被“出賣”而引起的憤怒會使他以向母親或祖母發泄的方式得到表達。當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會這樣發脾氣，但無論是在農村家庭還是上層社會家庭中，這種脾氣都被看作三至六歲的孩子的生活的一部分。幼兒捶打母親，尖叫，大發雷霆，扯亂母親精心收拾好的頭發。他的母親是個女人，雖然他隻有三歲大，但他顯然是個男人。他就這樣從撒野中得到了快樂。
對於父親，孩子隻能表示尊敬。父親是處於高等級地位的傑出榜樣。按日本人常用的說法，“作為訓練”，孩子必須學會對父親表示恰如其分的尊敬。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日本的父親很少充當訓練者。孩子由女人訓練。通常他以沉默的眼神或簡短的告誡來表示自己對孩子的希望，盡管這種情況很少見，但孩子很快就會遵從。他可能在閑暇時為孩子製作玩具。在孩子會走路後很久，他會偶爾帶他們出去——像母親所做的那樣——偶爾他也會肩負起像美國的父親托付給母親的那種對孩子的養護責任。
哥哥姐姐也受到教育，要愛護小孩子。日本人很清楚我們所謂的下一個孩子出生時上一個孩子麵臨的“失寵”的危險。不再受寵的孩子很容易把自己必須讓出母親的乳房和母親的床這一事實與新生兒聯係起來。新生兒出生前，母親就會告訴孩子，現在他將會有一個真正的活生生的娃娃，而不是“假”娃娃，而他現在不是和母親，而是和父親睡在一起，這可是一種特權。孩子也開始為新生兒的到來做準備工作。孩子一般都真心實意地為新生兒的到來感到激動和興奮，但偶爾也有例外，這被看作意料中的事，不值得過分擔憂。
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還有朋友和親戚們都會給孩子做或買玩偶或其他玩具，就算對窮人來說，玩具也不花什麽錢。小孩子用玩具來玩過家家、結婚和過節的遊戲。在玩遊戲前，他們會討論一番怎樣才是“正確的”成人做法，有時還會把爭論的問題拿去問母親。如果發生了爭執，母親一般會以“大孩子向小孩子讓步是貴人的要求”來進行調解，說，“為什麽不以退為進呢？”她的意思是說，如果大孩子把自己的玩具讓給小的，小孩子玩夠了就會去玩別的東西，這樣，被勸說的孩子就能拿回自己當初放棄的東西了。
除了規勸和逗弄外，吸引並轉移孩子對物品的注意力在日本的幼兒教育中也極為常見。經常給孩子糖果也被看作吸引孩子的手段之一。當孩子快到上學年齡時，就要采用各種“治療”方式了。如果小男孩脾氣大，不懂得服從、吵吵鬧鬧的話，母親就會帶他們到神道教或佛教的寺廟中。她認為，“我們能夠在那裏獲得幫助。”經過一次遠足，負責治療的僧侶嚴肅地與孩子進行交談，詢問他的出生日期和他的問題所在。然後他進去禱告一番，回來就宣稱已經治好了。有時，他會說孩子頑皮是因為有一種蠕蟲或昆蟲，隻要去掉蟲子，孩子就痊愈了。他使孩子變得純淨，然後送他回家。“這能管一段時間。”日本人說。
對付任性的孩子，除了這些手段外，還有一些教給孩子必要的身體技能的習俗。他們十分強調指導者親手扶著孩子做出動作。孩子必須消極服從。
教授傳授書法時，指導者捉住孩子的手寫字。這是為了“給他感覺”。孩子在能認字，更不用說在能寫字前，就學著去體驗在控製下有節奏地運動。在現代的大眾教育中，這種教授方式並不宣諸於口，但仍時常在用。鞠躬、握筷子、射箭，或者在背上綁個枕頭代替嬰兒，都可以通過抓住孩子的手，讓他的身體擺出正確的姿勢來教給他。
除了上層階級的孩子外，其他的孩子在上學前都可以自由地和附近的孩子玩耍。在農村，甚至在城鎮中，三歲大的孩子就可以結幫玩耍。他們出入於擁擠街道上的車輛中，自由程度令人吃驚。他們是擁有特權的一群人，在商店中遊蕩，聽大人們閑談，或者玩跳房子與手球的遊戲。他們聚集在村莊的神廟中，在神的庇護下安全地玩耍。上學前，以及上學後的兩三年間，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在一起玩，但最親密的聯係可能還是存在於同性別、尤其是同年齡的孩子之間。尤其在農村，這種同齡的孩子組成的群體，其友誼是終生的，比其他一切群體都維持得長久。
這些學齡前孩子在其群體間是很自由的。按西方人的看法，他們的很多遊戲都是不知羞恥，近於猥褻的。由於成人們隨意的談話和日本家庭住處的狹小，孩子了解了生活中的一些事實。另外，母親們在同孩子玩或為他們洗澡時，也常常提起他們的生殖器，當然，這樣是對男孩子。除非是在不合適的地方，和不好的夥伴在一起，日本人一般是不會譴責孩子間的性遊戲的。手淫也不被看作是危險的行為。日本人微笑著說，“孩子是不知羞恥的。”“因此，他們才那麽幸福。”在孩子和成人間有著深深的鴻溝，而如果說一個成年人“他不知羞恥”時，那就意味著他有失莊重了。
在家裏培養孩子對超自然之物的態度。僧侶並不“教”他，一般來說，孩子對有組織的宗教的體驗來自於參加公眾節日這種場合，他會和同去的其他人一起，讓僧侶為他灑上聖水。也有些孩子被帶去參加佛教儀式，但這通常也發生在節日中。自己家裏以佛教或神道教的神龕為中心舉行的家庭拜祭給孩子最為經常和持久的宗教體驗。最顯眼的是前麵供著鮮花、樹枝和香的放置祖先牌位的佛龕。那裏每天都要供放食物，家中的年長者要把家庭事務告知祖先，並在龕前鞠躬。夜間，得在那裏點一盞小燈。
把孩子納入日本成年人那種審慎生活模式中這一重要的工作要在他進入學校兩三年後才開始。在此之前，他被教以身體控製，如果他桀驁不馴，就要對他的頑皮進行“治療”，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受到不嚴厲的訓誡，還會受到揶揄。但他仍然可以自行其是，甚至可以對母親使用暴力。他小小的自我受到鼓勵。他剛進學校時，這一切沒有多大的改變。前三年男孩和女孩同校，無論是男老師還是女老師都喜愛孩子，似乎是他們中的一員。但是，無論是在家裏還是在學校，更為強調的都是陷入“尷尬”境地的危險。的確，在這一點上，長輩所要做的不是嘲笑孩子，而是逐漸將嘲笑這一事實與按照對社會的義理而生活這一道德訓誡結合在一起。這些規則根據時間地點的不同而定，很多涉及到我們所謂的禮節問題。它們需要使自己的意願服從於日益增加的對鄰居、家庭和國家的責任。孩子必須自我克製，必須認識到他所承擔的債務。如果想償還所欠債務的話，他必須小心翼翼地獲得債權人的身份。
長大的孩子能體會到這種身份的變化，因為他幼年時所受的逗弄以一種新的嚴肅的模式擴大了。等到他八九歲時，他的家人可能會真的排斥他。如果老師報告說他不服從或者無禮，並給他的操行打不及格的分數，他的家人會真的不理他。如果他因為惡作劇受到店主的批評，“使家庭的名譽蒙羞”，他的家人會一致激烈地譴責他。
直到此時，女孩受到的教育與男孩在性質上毫無二致，但在細節上有些不同。在家裏，她比兄弟更為拘束。她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盡管小男孩有時候也要照顧其他的孩子——在分發禮品和獲得關注方麵，她總是拿小頭。她也沒有男孩特有的脾氣。但就亞洲的小女孩來說，她自由的程度也是驚人的。她可以身著鮮豔的紅裙在街上和男孩一起玩耍、打鬥，而且常常獲勝。她也像孩子一樣“不知羞恥”。像她的兄弟一樣，到六歲至九歲間，她逐漸有了同樣的體驗，了解了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九歲時學校裏男女分班，男孩子對他們新的男性的“團結”非常看重。他們排斥女孩，也不願意讓人們看到自己同女孩說話。母親們也警告女孩，和男孩交往是不合適的。
然而，當他們開始學習自重和對社會的義理時，男孩們還不必承擔日本成年男子所負的所有義務。“從十歲開始，”日本人說，“男孩開始學習對名譽的義理。”當然，他們的意思是男孩要學習對侮辱表示憤恨是一種德行。他也必須學會規則：逼近對手，采用種種間接手段洗刷汙名。
對於那些六年小學畢業後繼續學業的孩子來說，當他們麵臨中學入學考試和每門課程排名上的激烈競爭時，他們對自己的名譽的義理負責的時候也來臨了。他們不是逐漸體會到這些的，因為在小學和家裏，幾乎完全看不到競爭。這種突如其來的新體驗使競爭更為激烈，令人憂心忡忡。對名次的競爭和對老師偏袒的懷疑是很普遍的。但是，這種競爭在日本人的記憶中並不像在中學裏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的虐待那樣占據重要的地位。中學的高年級學生經常隨意支使低年級學生，加諸其種種侮辱。他們強迫他們進行愚蠢而屈辱的表演，由於日本的男孩子不會將這種戲弄看作一種玩笑，因此低年級學生普遍對此都懷有恨意。被迫在高年級學生麵前卑躬屈膝，幹一些低三下四的事情的低年級學生對施暴者極其憎恨，並會圖謀報複。由於無法當場報複，他們也就更加熱衷於報複。這是對自己名譽的義理，他們認為這是美德。
那些沒有上中學的男孩在進入軍隊服役時也會有同樣的體驗。在和平時期，四個男孩就有一個入伍，二年兵對一年兵的羞辱比在中學裏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所做的更甚。
近代日本中學和軍隊中這種體現日本人性格的情形當然來自古代日本有關嘲笑和侮辱的習俗。日本人對嘲笑與侮辱所做的反應並非中學、更高層次的學校與軍隊所造就的。很容易就能看出，傳統的對名譽的義理的要求使得這種習慣性的戲辱在日本比在美國更容易激起憤怒。每個受到戲辱的群體很快就會對新的群體進行戲辱，這一事實並不能阻止遭到如此待遇的男孩處心積慮地報複實際上的施暴者，這也和古老的模式相一致。
女性無需遵循對名譽的義理，她們沒有男性在中學和入伍服役時所獲得的近代體驗，也沒有與之類似的體驗。她們的生活圈比其兄弟們要穩定得多。從她們有記憶起，她們就受到訓練，並接受了一個事實，即獲得的家長的關注和禮物，男孩具有優先權。她們必須遵從人生規則，否認自己具有公開堅持自我主張的特權。
使女孩服從種種限製的責任也完全由她們自己承擔，並不由武斷獨裁的父母負責。父母不是通過肉體懲罰，而是以對女孩平靜而始終不渝的期待使其達到對她的要求。
男孩也通過榜樣與模仿接受細致的習慣訓練，但沒有女孩所受的訓練那麽嚴格。當他“學成”了習慣，人們就不會再接受他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的托辭。然而，青春期後，在他自己生活的一個重要領域，他得依賴自己的主動精神。他的長輩不會教他如何去求愛。在家庭圈子中，所有公開表達情感的行為都不被允許。九歲或十歲後，沒有親戚關係的男孩和女孩被嚴格地隔離開來。日本人的理想是，在他對性產生真正的興趣前，由父母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男孩應該在與女孩交往中感到“害羞”，這才是人們認可的態度。在鄉下，有大量圍繞這個主題發生的讓人嘲笑之事，這也常會讓男孩們感到“害羞”。但是男孩們還是試著去學習。在舊時代，甚至就在最近幾年，在日本許多偏僻的村子裏，仍然有許多女孩——有時候占到大多數，會未婚先孕。這種婚前的經驗是“自由領域”，並不涉及嚴肅的人生大事。父母親在安排婚姻時，也不會在意這些事。日本大多數的年輕男人以另外的方式學習性行為。無論如何，他們並不是在成年人小心翼翼的監護下學習的。這種訓練上的差異向年輕人強調了日本的原則，那就是，性是遠離由長輩主持的嚴肅的人生大事的另一個領域，長輩們不辭勞苦地在其中對年輕人進行習慣訓練。性是自我滿足的圈子，年輕人在其中逐漸擺脫對窘迫的擔憂，變得熟練起來。兩個領域各有其規則。婚後，男子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婚姻外尋找性樂趣，這種行為並不會侵犯其妻子的權利，也不會威脅到婚姻的穩定。
妻子並無此特權。她的責任是對丈夫保持忠貞。偷情隻能偷偷摸摸地進行。即使受到誘惑，也隻有很少的婦女能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生活，把風流韻事遮掩過去。當丈夫出去尋花問柳時，她可以求助於日本人認可的手淫習慣。從農夫之家到高門大戶，婦女都珍藏著此類傳統的器具。而且，如果生過了孩子，鄉村的婦女可以有一些大膽的色情舉動。在成為母親前，她不能在玩笑時涉及性，但在生過孩子，年紀變大後，她在男女共同出席的聚會上的談話中就會充滿這類話題。她也會伴隨著下流小調來回地扭動臀部，隨意跳著充滿性意味的舞蹈為聚會助興。“這種表演總會引起哄堂大笑。”
因此，日本婦女在性的事情方麵具有一定的自由。其地位越低，自由度越大。在她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裏，她們都要遵從很多禁忌，但沒有哪種禁忌要求她們否認自己熟知性的知識。當淫穢能滿足男人時，她們是淫穢的；同樣，當正經能滿足男人時，她們又是正經的。
西方人所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的所有矛盾都能從他們的兒童教育中得到解釋。這種教育使日本人的人生產生了二元性，二者皆不可忽略。他們在兒童時代所體驗的特權與心理自在，在經曆了後來的人生訓練之後，那種“不知道羞恥”的舒適仍然留在記憶裏。他們不必描述未來的天堂，他們過去就生活在天堂裏。他們把自己的童年改寫一番，寫進了關於人性本善、神靈仁愛、做一名日本人最為幸福的理論中。這使他們容易把自己的倫理道德建立在對每個人心中都有“佛性”、每個人死後都能成神的極端解釋上。這使他們獨斷專行，極為自信。這是他們經常樂於承擔甚至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們願意以自己的判斷與政府抗爭，甚至不惜以自殺為證的思想基礎。有時這會導致群體性的自大。
對於這種造成緊張的性格上的二元性，不同的日本人有不同的反應方式。但他們都就同一個本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法，那就是怎樣能使自發性和他在童年時代所體驗的容忍與在人生的隨後階段為保證安全所受到的種種約束協調起來。很多人在解決這一問題時遇到了困難。有些人像學究似的安排自己生活中的每件事情，懼怕生活中任何自發性的衝突。這種恐懼非常強烈，因為這種自發性並非來自幻想，而是他們曾經體驗過的東西。他們離群索居，以墨守自己所製定的成規來將自己看作說話具有權威性的人。還有一些人則人格分裂，他們懼怕自己的好勝心，便將其深埋在靈魂中，以表麵的溫和行為進行掩飾。還有一些人念念不忘童年生活，在麵對成年人所應當履行的義務時感到極度的焦慮，因此在不應依賴他人的時候還是無法獨立。
這就是日本人在擔心加諸於自身的排斥和責難時所特有的危險。但在沒有受到過分壓力的時候，他們在生活中既表現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表現出兒童時代的教育所培養出的不開罪他人的謹言慎行。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幼年生活使他們變得非常自信。但這並沒有喚起沉重的罪惡感。隨後，他們又被以團結夥伴、彼此間應盡義務的名義強加了種種約束。但無論他人在某些事上如何幹預他們的願望，日本人仍然享有特定的滿足內心衝動的“自由領域”。日本人以從瑣細的事情中獲得樂趣而著稱：欣賞櫻花、月亮、菊花、初雪，為了聽取蟲鳴而在籠中養蟲，創作俳句，布置園林，插花，專注於茶道。這不應該是一個內心深受困擾而又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所應有的行為。他們也不是心情沉重地進行消遣的。在發生那些災難性的事件以前的幸福時光裏，日本農村的人們同其他任何國家的人一樣愉快樂天，享受著悠閑的生活。
但日本人對自身要求嚴格。為了避免遭到排斥與誹謗，他們必須放棄所體會到的個人滿足。他們必須克製衝動，關注重要的人生大事。很少有人會冒著失去他人尊敬的風險去違反這一模式。那些自尊的人不是在“善”與“惡”中，而是在“世人期待”與“世人意外”中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將個人需要納入集體的“期待”之中。這些人才是“知恥”並極其慎重的智者，才是能給家庭、村莊和國家帶來榮譽的人。
日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放棄了自己應有的自由，而毫無疑問，美國人極其看重這種自由，他們將其看得如同空氣般重要。我們必須明白，自從戰敗後，日本人也在期待著德謨克拉西（民主），能夠如他們所願單純簡單地行事，無疑會使他們心醉神迷。
在向較大的精神自由轉變時，日本人有某些古老的傳統美德能幫助他們保持平穩行進。其中之一是自我負責——他們稱之為對於“身體之鏽”的責任。這種說法顯然把人的身體看作一把劍。如同佩劍者應保持劍的雪亮一般，每個人也必須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他必須承認並接受因自己的弱點、缺乏毅力、無能所導致的一切必然的後果。自我負責在日本的解釋比在自由的美國嚴格得多。在這一日本意義中，劍不是進攻的象征，而喻指自我負責的理想人格。在尊重個人自由的分配製度下，沒有哪種平衡輪比這種美德更為適用，日本的兒童教育和行為哲學已經逐漸使其成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當今，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日本人已經提議要“將劍棄置一旁”。而在日本人的認識中，他們將會一如既往地保持內心之劍免遭鐵鏽的侵襲。在他們的道德措辭中，劍象征著他們能保持一個更為自由與和平的世界。
但是，美國人和日本人對人生曲線的安排都著重於一個基本點，那就是確保個人在其盛年時將精力投入其文化。在美國，我們以增加個人在這一階段選擇的自由來保證這一點。而日本則以對個人的極端束縛來實現這一點。一個人在此階段正處於體力與賺錢能力高峰，但這一事實並不能使其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們確信，這種束縛是極好的精神訓練，能夠獲得自由所不能得到的效果。但是，日本人對男男女女在其最具生產能力的階段的束縛絕不意味著這種限製覆蓋了全部的人生。幼年與老年是“自由階段”。
一個人對孩子如此寬容，很可能是因為他需要孩子。日本人就是這樣。首先，他們像美國的父母那樣需要孩子，因為愛孩子是一種樂趣。但他們需要孩子也出於一些在美國人看來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的父母需要孩子，不僅是為了感情的滿足，還因為如果無法傳宗接代，他們的人生就是失敗的。每個日本男人都必須有一個兒子。他需要兒子在自己死後每天在起居室的神龕前祭奠。他需要兒子將家庭的血脈、榮譽、財產流傳下去。在傳統的社會中，父親需要兒子，幾乎像幼小的兒子需要父親一樣。兒子將逐漸取代父親的位置，這通常不被看作是排擠，而是為了使父親安心。若幹年來，父親充當家庭的守護者，隨後，這一職責由兒子承擔。如果父親沒有兒子以傳遞這種職責，那他的這一角色就是毫無意義的。由於有這種根深蒂固的傳承意識，成年兒子對父親的依賴就算比美國延續的時間更長，他也不會感到羞愧與恥辱，而這種感覺，對西方國家的人來說相當普遍。
婦女需要孩子也不僅是為了自身的感情滿足，同時也是因為隻有成為母親，她才能獲得地位。無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極不穩固的，就算不被拋棄，她也無法奢望成為婆婆，借兒子的婚姻樹立權威，對兒媳發號施令。
在日本，生孩子被看作像性生活一樣私密的事，婦女在生育時不能大喊大叫，因為這樣會使此事為人所知。要為孩子準備一張小睡鋪，上麵放著他自己的新鋪蓋。如果沒有自己的新床，這對孩子來說是不吉利的。就算家裏無力購買新鋪蓋，也要將被裏洗淨翻新，使它們看起來像新的一樣。小睡鋪上的被子不像成人的那樣硬，也輕一些。因此，據說嬰兒在自己的鋪上會更舒服。但是，更深層的原因是，為孩子準備單獨的小睡鋪是出於一種善解人意的微妙心理，“新人必須有自己的新床。”嬰兒的小鋪緊靠著母親的睡鋪，但是在嬰兒長到能主動要求與母親同睡前，他還是單獨睡覺。大約一歲大時，他們說嬰兒能伸出胳膊表示自己的要求了，這時他就能在母親的鋪上與母親同睡了。
嬰兒出生三天內並不進食，因為日本人要等真正的乳汁出來。隨後，嬰兒無論是為了進食還是為了舒適，都可以隨時吃奶。母親也願意這樣養育孩子。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感之一，嬰兒也很快就能學會分享母親的快感。乳房不僅是營養之源，同時也能帶來快樂與舒適。一個月之內的嬰兒要躺在自己的小鋪或母親的懷裏。大約三十天時，他被帶去當地的神社中露麵，此時，他的生命才被認為是安全地固定在他的身體上了，才能帶他自由地出入。一個月後，他被母親負在背上，一根雙層肩帶縛在他的腋下與臀下，從母親肩下穿過，在腰前打結。冬天時，母親就穿上厚實的衣服，把嬰兒裹在裏邊。
母親在工作時，把嬰兒放在鋪上。而她出門上街時，無論去哪裏，都要帶上他。她對他說話，哼著小曲，幫他做出禮節性的動作。如果她自己對人回禮，她也會移動嬰兒的頭和肩膀，使他也行禮。嬰兒總是被計算在內的。每天下午她帶他同洗熱水澡，把他放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個月大的嬰兒都裹著尿布，尿布是用很厚的布疊起來的。日本人有時候會將他們的弓形腿歸咎於尿布。日本的嬰兒通常在學會走路前就學會了說話。他們並不鼓勵嬰兒爬行。傳統上認為，嬰兒在一歲前不應該站立或行走，母親也會阻止類似的嚐試。近一二十年，政府在廣泛發行的廉價讀物《母親雜誌》中進行宣傳，說應該鼓勵嬰兒行走，這種情況才變得較為普遍。母親用肩帶環在嬰兒腋下或用手扶著他走。但嬰兒還是說話早於走路。當嬰兒開始能說出單字時，成年人逗弄他們時所用的兒語就變得更有目的性了。他們不會讓嬰兒通過偶然的模仿學習語言，而是教嬰兒學習單詞、語法和敬語。這是孩子和大人都喜歡的遊戲。
孩子通常在能理解成人對他們說的話的時候斷奶。吃飯時他們坐在母親的膝上，由母親喂給他們一點食物。斷奶後，他們會吃得多一些。有的孩子這時會出現喂養問題，因為新的嬰兒誕生了，他們被斷了奶，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很容易理解。母親通常會給他們一些糖果，免得他們索乳。有時候母親會給乳頭上塗上胡椒粉。但是，所有的母親都會逗弄孩子，說如果他們想吃奶，那就證明他們還是小嬰兒。“看看你的堂弟，他是個男人。雖然跟你一樣大，可他已經不吃奶了。”所以當聽到大一點兒的孩子走過來時，那些兩三歲或三四歲還在索乳的孩子會立刻丟下奶頭，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他們也會采取另一種形式逗弄孩子。母親會走向丈夫，然後對孩子說，“我更喜歡你爸爸。他討人喜歡。”孩子的嫉妒心就會油然而生，他會試圖插入父母中間。母親說，“你爸爸不會在房中大喊大叫，也不會跑來跑去。”“不，不，”孩子抗議道，“我也不會那樣，我是個好孩子。你不愛我嗎？”戲演到這裏就足夠了，父母親會相視一笑。對於女孩，他們也像對男孩那樣逗弄。
這種經驗是培養對於嘲笑和排斥產生的恐懼感的良好土壤，這種恐懼在日本成年人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很難說小孩子什麽時候懂得這是一種逗弄，但他們遲早會明白的。一旦他們明白了，受到嘲笑的感覺便與懼怕失去所有那些隨之而來的安全與熟悉的感覺合二為一。當他們長大成人後，一旦被嘲笑，他們就會回想起孩童時代的感受。
兩歲到五歲的孩子對這種逗弄的恐懼反應強烈，因為對他們來說，家的確是安全而可任意撒嬌的天堂。父母在身體和感情上的分工明確，很少以競爭者的麵目出現。無論對男孩還是女孩來說，母親都是持久而根本的慈愛的源泉，三歲大的男孩甚至會以對母親大發雷霆為樂。他從來不會對父親表示出絲毫的反抗。但當他感覺受到了父母的戲弄時，被“出賣”而引起的憤怒會使他以向母親或祖母發泄的方式得到表達。當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會這樣發脾氣，但無論是在農村家庭還是上層社會家庭中，這種脾氣都被看作三至六歲的孩子的生活的一部分。幼兒捶打母親，尖叫，大發雷霆，扯亂母親精心收拾好的頭發。他的母親是個女人，雖然他隻有三歲大，但他顯然是個男人。他就這樣從撒野中得到了快樂。
對於父親，孩子隻能表示尊敬。父親是處於高等級地位的傑出榜樣。按日本人常用的說法，“作為訓練”，孩子必須學會對父親表示恰如其分的尊敬。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日本的父親很少充當訓練者。孩子由女人訓練。通常他以沉默的眼神或簡短的告誡來表示自己對孩子的希望，盡管這種情況很少見，但孩子很快就會遵從。他可能在閑暇時為孩子製作玩具。在孩子會走路後很久，他會偶爾帶他們出去——像母親所做的那樣——偶爾他也會肩負起像美國的父親托付給母親的那種對孩子的養護責任。
哥哥姐姐也受到教育，要愛護小孩子。日本人很清楚我們所謂的下一個孩子出生時上一個孩子麵臨的“失寵”的危險。不再受寵的孩子很容易把自己必須讓出母親的乳房和母親的床這一事實與新生兒聯係起來。新生兒出生前，母親就會告訴孩子，現在他將會有一個真正的活生生的娃娃，而不是“假”娃娃，而他現在不是和母親，而是和父親睡在一起，這可是一種特權。孩子也開始為新生兒的到來做準備工作。孩子一般都真心實意地為新生兒的到來感到激動和興奮，但偶爾也有例外，這被看作意料中的事，不值得過分擔憂。
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還有朋友和親戚們都會給孩子做或買玩偶或其他玩具，就算對窮人來說，玩具也不花什麽錢。小孩子用玩具來玩過家家、結婚和過節的遊戲。在玩遊戲前，他們會討論一番怎樣才是“正確的”成人做法，有時還會把爭論的問題拿去問母親。如果發生了爭執，母親一般會以“大孩子向小孩子讓步是貴人的要求”來進行調解，說，“為什麽不以退為進呢？”她的意思是說，如果大孩子把自己的玩具讓給小的，小孩子玩夠了就會去玩別的東西，這樣，被勸說的孩子就能拿回自己當初放棄的東西了。
除了規勸和逗弄外，吸引並轉移孩子對物品的注意力在日本的幼兒教育中也極為常見。經常給孩子糖果也被看作吸引孩子的手段之一。當孩子快到上學年齡時，就要采用各種“治療”方式了。如果小男孩脾氣大，不懂得服從、吵吵鬧鬧的話，母親就會帶他們到神道教或佛教的寺廟中。她認為，“我們能夠在那裏獲得幫助。”經過一次遠足，負責治療的僧侶嚴肅地與孩子進行交談，詢問他的出生日期和他的問題所在。然後他進去禱告一番，回來就宣稱已經治好了。有時，他會說孩子頑皮是因為有一種蠕蟲或昆蟲，隻要去掉蟲子，孩子就痊愈了。他使孩子變得純淨，然後送他回家。“這能管一段時間。”日本人說。
對付任性的孩子，除了這些手段外，還有一些教給孩子必要的身體技能的習俗。他們十分強調指導者親手扶著孩子做出動作。孩子必須消極服從。
教授傳授書法時，指導者捉住孩子的手寫字。這是為了“給他感覺”。孩子在能認字，更不用說在能寫字前，就學著去體驗在控製下有節奏地運動。在現代的大眾教育中，這種教授方式並不宣諸於口，但仍時常在用。鞠躬、握筷子、射箭，或者在背上綁個枕頭代替嬰兒，都可以通過抓住孩子的手，讓他的身體擺出正確的姿勢來教給他。
除了上層階級的孩子外，其他的孩子在上學前都可以自由地和附近的孩子玩耍。在農村，甚至在城鎮中，三歲大的孩子就可以結幫玩耍。他們出入於擁擠街道上的車輛中，自由程度令人吃驚。他們是擁有特權的一群人，在商店中遊蕩，聽大人們閑談，或者玩跳房子與手球的遊戲。他們聚集在村莊的神廟中，在神的庇護下安全地玩耍。上學前，以及上學後的兩三年間，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在一起玩，但最親密的聯係可能還是存在於同性別、尤其是同年齡的孩子之間。尤其在農村，這種同齡的孩子組成的群體，其友誼是終生的，比其他一切群體都維持得長久。
這些學齡前孩子在其群體間是很自由的。按西方人的看法，他們的很多遊戲都是不知羞恥，近於猥褻的。由於成人們隨意的談話和日本家庭住處的狹小，孩子了解了生活中的一些事實。另外，母親們在同孩子玩或為他們洗澡時，也常常提起他們的生殖器，當然，這樣是對男孩子。除非是在不合適的地方，和不好的夥伴在一起，日本人一般是不會譴責孩子間的性遊戲的。手淫也不被看作是危險的行為。日本人微笑著說，“孩子是不知羞恥的。”“因此，他們才那麽幸福。”在孩子和成人間有著深深的鴻溝，而如果說一個成年人“他不知羞恥”時，那就意味著他有失莊重了。
在家裏培養孩子對超自然之物的態度。僧侶並不“教”他，一般來說，孩子對有組織的宗教的體驗來自於參加公眾節日這種場合，他會和同去的其他人一起，讓僧侶為他灑上聖水。也有些孩子被帶去參加佛教儀式，但這通常也發生在節日中。自己家裏以佛教或神道教的神龕為中心舉行的家庭拜祭給孩子最為經常和持久的宗教體驗。最顯眼的是前麵供著鮮花、樹枝和香的放置祖先牌位的佛龕。那裏每天都要供放食物，家中的年長者要把家庭事務告知祖先，並在龕前鞠躬。夜間，得在那裏點一盞小燈。
把孩子納入日本成年人那種審慎生活模式中這一重要的工作要在他進入學校兩三年後才開始。在此之前，他被教以身體控製，如果他桀驁不馴，就要對他的頑皮進行“治療”，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受到不嚴厲的訓誡，還會受到揶揄。但他仍然可以自行其是，甚至可以對母親使用暴力。他小小的自我受到鼓勵。他剛進學校時，這一切沒有多大的改變。前三年男孩和女孩同校，無論是男老師還是女老師都喜愛孩子，似乎是他們中的一員。但是，無論是在家裏還是在學校，更為強調的都是陷入“尷尬”境地的危險。的確，在這一點上，長輩所要做的不是嘲笑孩子，而是逐漸將嘲笑這一事實與按照對社會的義理而生活這一道德訓誡結合在一起。這些規則根據時間地點的不同而定，很多涉及到我們所謂的禮節問題。它們需要使自己的意願服從於日益增加的對鄰居、家庭和國家的責任。孩子必須自我克製，必須認識到他所承擔的債務。如果想償還所欠債務的話，他必須小心翼翼地獲得債權人的身份。
長大的孩子能體會到這種身份的變化，因為他幼年時所受的逗弄以一種新的嚴肅的模式擴大了。等到他八九歲時，他的家人可能會真的排斥他。如果老師報告說他不服從或者無禮，並給他的操行打不及格的分數，他的家人會真的不理他。如果他因為惡作劇受到店主的批評，“使家庭的名譽蒙羞”，他的家人會一致激烈地譴責他。
直到此時，女孩受到的教育與男孩在性質上毫無二致，但在細節上有些不同。在家裏，她比兄弟更為拘束。她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盡管小男孩有時候也要照顧其他的孩子——在分發禮品和獲得關注方麵，她總是拿小頭。她也沒有男孩特有的脾氣。但就亞洲的小女孩來說，她自由的程度也是驚人的。她可以身著鮮豔的紅裙在街上和男孩一起玩耍、打鬥，而且常常獲勝。她也像孩子一樣“不知羞恥”。像她的兄弟一樣，到六歲至九歲間，她逐漸有了同樣的體驗，了解了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九歲時學校裏男女分班，男孩子對他們新的男性的“團結”非常看重。他們排斥女孩，也不願意讓人們看到自己同女孩說話。母親們也警告女孩，和男孩交往是不合適的。
然而，當他們開始學習自重和對社會的義理時，男孩們還不必承擔日本成年男子所負的所有義務。“從十歲開始，”日本人說，“男孩開始學習對名譽的義理。”當然，他們的意思是男孩要學習對侮辱表示憤恨是一種德行。他也必須學會規則：逼近對手，采用種種間接手段洗刷汙名。
對於那些六年小學畢業後繼續學業的孩子來說，當他們麵臨中學入學考試和每門課程排名上的激烈競爭時，他們對自己的名譽的義理負責的時候也來臨了。他們不是逐漸體會到這些的，因為在小學和家裏，幾乎完全看不到競爭。這種突如其來的新體驗使競爭更為激烈，令人憂心忡忡。對名次的競爭和對老師偏袒的懷疑是很普遍的。但是，這種競爭在日本人的記憶中並不像在中學裏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的虐待那樣占據重要的地位。中學的高年級學生經常隨意支使低年級學生，加諸其種種侮辱。他們強迫他們進行愚蠢而屈辱的表演，由於日本的男孩子不會將這種戲弄看作一種玩笑，因此低年級學生普遍對此都懷有恨意。被迫在高年級學生麵前卑躬屈膝，幹一些低三下四的事情的低年級學生對施暴者極其憎恨，並會圖謀報複。由於無法當場報複，他們也就更加熱衷於報複。這是對自己名譽的義理，他們認為這是美德。
那些沒有上中學的男孩在進入軍隊服役時也會有同樣的體驗。在和平時期，四個男孩就有一個入伍，二年兵對一年兵的羞辱比在中學裏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所做的更甚。
近代日本中學和軍隊中這種體現日本人性格的情形當然來自古代日本有關嘲笑和侮辱的習俗。日本人對嘲笑與侮辱所做的反應並非中學、更高層次的學校與軍隊所造就的。很容易就能看出，傳統的對名譽的義理的要求使得這種習慣性的戲辱在日本比在美國更容易激起憤怒。每個受到戲辱的群體很快就會對新的群體進行戲辱，這一事實並不能阻止遭到如此待遇的男孩處心積慮地報複實際上的施暴者，這也和古老的模式相一致。
女性無需遵循對名譽的義理，她們沒有男性在中學和入伍服役時所獲得的近代體驗，也沒有與之類似的體驗。她們的生活圈比其兄弟們要穩定得多。從她們有記憶起，她們就受到訓練，並接受了一個事實，即獲得的家長的關注和禮物，男孩具有優先權。她們必須遵從人生規則，否認自己具有公開堅持自我主張的特權。
使女孩服從種種限製的責任也完全由她們自己承擔，並不由武斷獨裁的父母負責。父母不是通過肉體懲罰，而是以對女孩平靜而始終不渝的期待使其達到對她的要求。
男孩也通過榜樣與模仿接受細致的習慣訓練，但沒有女孩所受的訓練那麽嚴格。當他“學成”了習慣，人們就不會再接受他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的托辭。然而，青春期後，在他自己生活的一個重要領域，他得依賴自己的主動精神。他的長輩不會教他如何去求愛。在家庭圈子中，所有公開表達情感的行為都不被允許。九歲或十歲後，沒有親戚關係的男孩和女孩被嚴格地隔離開來。日本人的理想是，在他對性產生真正的興趣前，由父母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男孩應該在與女孩交往中感到“害羞”，這才是人們認可的態度。在鄉下，有大量圍繞這個主題發生的讓人嘲笑之事，這也常會讓男孩們感到“害羞”。但是男孩們還是試著去學習。在舊時代，甚至就在最近幾年，在日本許多偏僻的村子裏，仍然有許多女孩——有時候占到大多數，會未婚先孕。這種婚前的經驗是“自由領域”，並不涉及嚴肅的人生大事。父母親在安排婚姻時，也不會在意這些事。日本大多數的年輕男人以另外的方式學習性行為。無論如何，他們並不是在成年人小心翼翼的監護下學習的。這種訓練上的差異向年輕人強調了日本的原則，那就是，性是遠離由長輩主持的嚴肅的人生大事的另一個領域，長輩們不辭勞苦地在其中對年輕人進行習慣訓練。性是自我滿足的圈子，年輕人在其中逐漸擺脫對窘迫的擔憂，變得熟練起來。兩個領域各有其規則。婚後，男子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婚姻外尋找性樂趣，這種行為並不會侵犯其妻子的權利，也不會威脅到婚姻的穩定。
妻子並無此特權。她的責任是對丈夫保持忠貞。偷情隻能偷偷摸摸地進行。即使受到誘惑，也隻有很少的婦女能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生活，把風流韻事遮掩過去。當丈夫出去尋花問柳時，她可以求助於日本人認可的手淫習慣。從農夫之家到高門大戶，婦女都珍藏著此類傳統的器具。而且，如果生過了孩子，鄉村的婦女可以有一些大膽的色情舉動。在成為母親前，她不能在玩笑時涉及性，但在生過孩子，年紀變大後，她在男女共同出席的聚會上的談話中就會充滿這類話題。她也會伴隨著下流小調來回地扭動臀部，隨意跳著充滿性意味的舞蹈為聚會助興。“這種表演總會引起哄堂大笑。”
因此，日本婦女在性的事情方麵具有一定的自由。其地位越低，自由度越大。在她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裏，她們都要遵從很多禁忌，但沒有哪種禁忌要求她們否認自己熟知性的知識。當淫穢能滿足男人時，她們是淫穢的；同樣，當正經能滿足男人時，她們又是正經的。
西方人所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的所有矛盾都能從他們的兒童教育中得到解釋。這種教育使日本人的人生產生了二元性，二者皆不可忽略。他們在兒童時代所體驗的特權與心理自在，在經曆了後來的人生訓練之後，那種“不知道羞恥”的舒適仍然留在記憶裏。他們不必描述未來的天堂，他們過去就生活在天堂裏。他們把自己的童年改寫一番，寫進了關於人性本善、神靈仁愛、做一名日本人最為幸福的理論中。這使他們容易把自己的倫理道德建立在對每個人心中都有“佛性”、每個人死後都能成神的極端解釋上。這使他們獨斷專行，極為自信。這是他們經常樂於承擔甚至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們願意以自己的判斷與政府抗爭，甚至不惜以自殺為證的思想基礎。有時這會導致群體性的自大。
對於這種造成緊張的性格上的二元性，不同的日本人有不同的反應方式。但他們都就同一個本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法，那就是怎樣能使自發性和他在童年時代所體驗的容忍與在人生的隨後階段為保證安全所受到的種種約束協調起來。很多人在解決這一問題時遇到了困難。有些人像學究似的安排自己生活中的每件事情，懼怕生活中任何自發性的衝突。這種恐懼非常強烈，因為這種自發性並非來自幻想，而是他們曾經體驗過的東西。他們離群索居，以墨守自己所製定的成規來將自己看作說話具有權威性的人。還有一些人則人格分裂，他們懼怕自己的好勝心，便將其深埋在靈魂中，以表麵的溫和行為進行掩飾。還有一些人念念不忘童年生活，在麵對成年人所應當履行的義務時感到極度的焦慮，因此在不應依賴他人的時候還是無法獨立。
這就是日本人在擔心加諸於自身的排斥和責難時所特有的危險。但在沒有受到過分壓力的時候，他們在生活中既表現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表現出兒童時代的教育所培養出的不開罪他人的謹言慎行。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幼年生活使他們變得非常自信。但這並沒有喚起沉重的罪惡感。隨後，他們又被以團結夥伴、彼此間應盡義務的名義強加了種種約束。但無論他人在某些事上如何幹預他們的願望，日本人仍然享有特定的滿足內心衝動的“自由領域”。日本人以從瑣細的事情中獲得樂趣而著稱：欣賞櫻花、月亮、菊花、初雪，為了聽取蟲鳴而在籠中養蟲，創作俳句，布置園林，插花，專注於茶道。這不應該是一個內心深受困擾而又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所應有的行為。他們也不是心情沉重地進行消遣的。在發生那些災難性的事件以前的幸福時光裏，日本農村的人們同其他任何國家的人一樣愉快樂天，享受著悠閑的生活。
但日本人對自身要求嚴格。為了避免遭到排斥與誹謗，他們必須放棄所體會到的個人滿足。他們必須克製衝動，關注重要的人生大事。很少有人會冒著失去他人尊敬的風險去違反這一模式。那些自尊的人不是在“善”與“惡”中，而是在“世人期待”與“世人意外”中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將個人需要納入集體的“期待”之中。這些人才是“知恥”並極其慎重的智者，才是能給家庭、村莊和國家帶來榮譽的人。
日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放棄了自己應有的自由，而毫無疑問，美國人極其看重這種自由，他們將其看得如同空氣般重要。我們必須明白，自從戰敗後，日本人也在期待著德謨克拉西（民主），能夠如他們所願單純簡單地行事，無疑會使他們心醉神迷。
在向較大的精神自由轉變時，日本人有某些古老的傳統美德能幫助他們保持平穩行進。其中之一是自我負責——他們稱之為對於“身體之鏽”的責任。這種說法顯然把人的身體看作一把劍。如同佩劍者應保持劍的雪亮一般，每個人也必須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他必須承認並接受因自己的弱點、缺乏毅力、無能所導致的一切必然的後果。自我負責在日本的解釋比在自由的美國嚴格得多。在這一日本意義中，劍不是進攻的象征，而喻指自我負責的理想人格。在尊重個人自由的分配製度下，沒有哪種平衡輪比這種美德更為適用，日本的兒童教育和行為哲學已經逐漸使其成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當今，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日本人已經提議要“將劍棄置一旁”。而在日本人的認識中，他們將會一如既往地保持內心之劍免遭鐵鏽的侵襲。在他們的道德措辭中，劍象征著他們能保持一個更為自由與和平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