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討論關於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的國家有中、蘇、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法蘭西聯邦的三個國家――越南、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共9個國家。
這個談判也是相當艱巨的,談判的主要問題是停火、劃區、監督和國際保證。關鍵是前兩項,先實行停火,然後劃區(南北劃界),兩年後進行全國選舉。
這時,談判的主要對手是法國。當時法國由主戰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戰派成員皮杜爾外長率團參加日內瓦會議。加之美國千方百計阻撓,日內瓦會議開始後,法國遲遲不願討論印度支那問題。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原是法國的殖民地。太平洋戰爭之後淪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後,法國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統治,發動印度支那戰爭,先後侵入這三個國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誌明領導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隨後,老撾、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繼建立了寮國、高棉抗戰政府。
但是,法國拒不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以及寮國、高棉的抗戰政府,而把它們視為叛軍,當做交戰的對方。在中國、蘇聯的一再努力下,範文同率領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於5月4日到達日內瓦出席會議。後經越南代表團提議,在中、蘇、越三國努力下,寮國、高棉的代表也到日內瓦進行會外活動。
5月8日,日內瓦會議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
討論印支問題會議的前一天,即5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國人民軍取得奠邊府戰役的輝煌勝利,殲敵16000多人。
5月8日,法國代表團帶著黑紗,打著黑色領帶,哭喪著臉,一掃過去趾高氣揚的勁頭走進會場,低頭就座,一言不發。
越南代表團中有人見此情景,不由笑了一聲。皮杜爾聽到笑聲,氣急敗壞地說:“這麽嚴肅沉重的場合,笑什麽?我們死了那麽多人,你們還幸災樂禍。同你們這些幽靈打交道,真沒有什麽可講的。”
範文同的法文很好,不等翻譯就立即用法文回答:“噢,難道你們是跟幽靈打仗?”
一句話使得法國人無言以對,更顯其狼狽之態。
由於美國的阻撓,加之拉尼埃政府對停戰缺乏誠意,會議進展緩慢。這引起了法國人民的強烈不滿。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上台。17日,孟戴斯?費朗斯組成新內閣,自兼外長,親自率團到日內瓦談判,並向法國公民許諾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和平協議就辭職。所以孟戴斯?費朗斯一上台,就對談判采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雖然法國在越南吃了敗仗,但孟戴斯?費朗斯仍不能放下大國的架子。
盡管美國仍然極力阻撓會議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任何協議,但周恩來運用統戰工作的經驗和方略,同英國代表團團長艾登、法國代表團團長孟戴斯?弗朗斯等人直接交往、會談。這對促進問題的解決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隨著會議的進展,本來就存在著的美法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國日益孤立。
這時應特別指出的是周恩來6月23日專程到伯爾尼拜訪孟戴斯?弗朗斯,並與他交換意見。會談中,雙方不僅坦率地交換了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意見,而且促進了雙方的了解和信任。這對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起了積極的、決定意義的作用。
會前中國代表對印度支那的情況並不太了解,隻同越南民主共和國有來往,同老撾、柬埔寨沒有什麽來往。老撾的代表馮?薩納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會場上一見麵就罵中國是帝國主義。他們隻知道中國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國,因而認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代替中國侵略他們。中國支援越南是支援他抵抗法國的侵略。實際上中國不僅隻支持越南,而且也支持其他印支國家抗擊法國侵略的鬥爭。老撾、柬埔寨代表的上述行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且令人惱火。可是周恩來以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懷,不僅沒有發怒,反而派師哲和王炳南去做他們的工作。周恩來說,他們受了法國人的蒙蔽,必須扭轉這種局麵。
師哲和王炳南請他們到中心花園裏觀賞花木,喝咖啡,聊天。他們見中國代表彬彬有禮,不是帝國主義的麵孔,才知自己上當了。進而周恩來請他們吃飯,推心置腹地談話,他們的態度一下子改變過來了,鬥爭矛頭不再指向中國,而是指向法國帝國主義者。
中國代表從他們的談話中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實際情況,及時地修正了政策。同蘇越代表協商後,5月27日,周恩來提出折衷方案:“關於雙方軍隊集結地區,也就是雙方地區調整問題,印度支那三個國家:越南、高棉、寮國的情況不完全相同,因而在雙方地區調整原則確定之後,還要根據三國的具體情況加以實施,因而解決辦法也會有所不同。”會議因此決定越法雙方軍事代表談判越南問題,外長會議繼續討論老撾和柬埔寨問題。
6月24日,日內瓦會議休會。周恩來利用休會機會,應邀訪問了印度、緬甸,向兩國領導人通報了日內瓦會談情況。7月3日,周恩來在我國柳州同胡誌明等越南領導人會談,達成“7月5日協議”:在越南爭取16度以北的地方劃線停火,在老撾爭取把靠近中國和越南的桑怒和豐沙裏兩省劃為抗戰力量的集結區,在柬埔寨隻能政治解決。隨後,周恩來回到北京向中央詳細匯報。7月12日,周恩來經莫斯科回到日內瓦。
經過多方協調、商議,在越南劃分集結區的談判終於於7月20日下午達成協議。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周恩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開導、說服越南代表不要在劃線問題上過於糾纏。因為法方已給我方交了底:法國目前隻要求給他留個麵子,以便體麵地擺脫在越南的困境,越南還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國分別同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簽訂了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
簽字的那天晚上,周恩來到蘇聯代表團住處訪問,擬會見莫洛托夫,了解情況。但很奇怪,莫洛托夫傍晚9時就外出赴會,直到夜間11時許,還未回來。周恩來在他們的會客室等候了好久,仍不見人回來。
蘇方代表團的人向周恩來解釋說,印度支那三國的代表們早已聚會在會堂裏,但卻拒不簽字,故意找麻煩,拖延時間。其用意是有意給法國方麵的代表們臉上抹黑。原因是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國國民議會許願,說他一定將在7月20日以前達成停戰協定。因此,印度支那三國代表們,非要把簽字儀式拖到當天夜間12點以後,即7月21日淩晨不可。這樣就可以表示關於印支問題的簽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7月21日完成的。
莫洛托夫在簽字儀式完成後回到住地時,已經是7月21日淩晨三四點鍾了,周恩來倦意正濃,昏昏欲睡,忽見莫洛托夫回來了,精神頓時振奮起來。隨後,他倆又談了一席話。莫洛托夫說,在簽字儀式上沒有發生什麽意外,隻是印度支那三國代表有意拖延了一段時間。莫洛托夫還說,印度支那三國這一招,可把法國人嚇壞了,急得他們團團轉,坐立不安,結果是虛驚一場。周恩來這才放了心。東方既白,中國代表團才回到萬花嶺別墅。
日內瓦休會周恩來回國期間,中國代表團大部分成員繼續留在日內瓦,由李克農任代團長。英、美、法、蘇等國代表團都留有人員在日內瓦。代表團之間相互也有接觸。一天,美國代表團要求同中方會談一次。要會談,時間不會太短,起碼得準備半小時講話的內容。應該講些什麽呢?師哲、宦鄉、陳家康等人討論,由宦鄉執筆寫了一個稿子。因為周恩來走後,李克農雖任代理團長,但無權解決談判中的任何實質性問題。因此,我方起草講話稿時,擬定了一個原則,即既要保證能講半小時,又不涉及實質問題,不要把自己拴死。會談時,李克農看著稿子向美國代表宣讀一番,隻是海闊天空,泛泛地談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第二天的報紙對此作了報道,說中國代表團的話講得很好,很有內容,有價值,有水平。
周恩來和莫洛托夫互相合作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常去蘇聯代表團駐地,同莫洛托夫協商問題。這個地方是蘇聯國家購置的一座別墅,管理精心,保密條件很好。莫洛托夫也多次為周恩來及其隨員安排過便宴,熱情招待,以示親近、友好。中國代表團的同誌尊稱莫洛托夫為“莫老”。
因為中國代表團是首次出席如此重大的國際會議,工作人員差不多沒有什麽外交活動常識,尤其沒有同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打交道的經驗,所以對一切都是抱著體驗、考察、學習、研究的態度。
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朝鮮、印支的問題,雖與中國有切身關係,但卻並非直接屬於我國自身的事,涉及的畢竟是第三國的問題,事態非常微妙,需要特別小心謹慎,嚴肅對待。因此,中國必須同自己的朋友經常校正口徑,協調對策、合作關係、方式、步驟等等。蘇聯則既要演帶頭人的角色,又要起中間人的媒介作用。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請周恩來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介紹他們相識。這是中英兩國外長第一次直接接觸,是莫洛托夫事先征得了周恩來的同意而特意作的安排,宴會後,周、莫、艾交談了較長時間,相互揣摩,交換意見。以後,周恩來同艾登還進行了幾次談話,艾登也回訪了周恩來。
莫洛托夫還為中國代表團組織過兩次電影招待晚會,除放映蘇聯影片外,還放映過一次中國片子《梁祝哀史》。這是我國拍製的第一部彩色電影,很成功。
放映前,周恩來曾風趣地介紹說:“請看看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句話,招來了滿堂觀眾。
觀看這部影片時,莫洛托夫極力對周恩來稱讚歐陽菲的俄文翻譯水平,說她的俄語是道地的、標準的、超級的莫斯科俄語,其清雅、優美、悅耳動聽之聲大大超過了一般俄羅斯的鄉下人。
當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處的情節時,驚訝他們互相不苟言笑,不相諧謔。當看到梁山伯訪問祝英台的家而發現後者是一位妙齡女郎時,竟不握手、不擁抱、不接吻時,莫洛托夫極其詫異而驚愕地說:“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國的禮儀和道德準則:看見了自己心愛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個手指頭來,不親吻,不擁抱!”
當天他們招待的客人隻有中國一家,範圍較大,也很隆重。
在日內瓦會議的整個過程中,中蘇雙方自始至終密切聯係,互通情報,協同步調,互相配合得很好。在鬥爭激烈、形勢緊張的日子裏,中蘇兩國首席代表周恩來與莫老幾乎每天都要會麵,並約請有關第三方麵(朝或越)協商、調整步驟。會議期間,形勢變化多端,難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結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於中、蘇、朝、越之間的親密無間的合作,在日內瓦會議上,社會主義陣營取得了比較完滿的結果。盡管鬥爭的對手是十分老練而狡猾的,他們利用他們的一切優勢、有利條件和豐富的鬥爭經驗,施展一切陰謀詭計,但最終幾乎沒有撈到什麽好處,特別是美國。朝鮮問題雖然以無結果而告終,但美國根本不想從朝鮮撤軍,根本不想通過政治會議協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侵略者的麵目卻因此暴露無遺。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取得了更加滿意的結果,最後迫使法國停戰,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緯17度線為臨時分界線。自然,法國也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得以從越南從容撤走。
為了便於發言,中、蘇、朝三國代表團的座位排成倒品字形,三家緊緊靠在一起。這也是費了一番苦工夫,經過細心研究和鬥爭得來的結果。當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團結就是力量。
莫洛托夫是會議主席之一,平時常和艾登會商,很少到其他國家代表團駐地去,但卻到周恩來住處和中國代表團總部來過兩次。
莫洛托夫說:“長時間都是中國同誌到蘇聯代表團住處來,雖屬工作關係,但從外表上看,好像隻是有來而無往。你們中國有句古語:‘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很少來拜訪你們。這從禮節上說,是不妥當的。所以,我們必須前來登門拜訪。”接著他又說:“你們的住處是租賃來的別墅,很難說事先沒有人在這裏安裝竊聽器、錄音器,甚至拍照設施。這使我們不便暢所欲言。這也是我們很少來拜訪你們,而卻經常勞駕你們去我們住處的原因。”
但是,當天周恩來、莫老二人還是在收音機大音量的噪聲中交頭接耳,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對若幹敏感問題交換了意見。
中蘇兩國代表團團長在日內瓦的最後一次會談,是周恩來在張聞天大使陪同下去見莫洛托夫。雙方交談時間不長,用簡練的語言概括了一下日內瓦兩個會議的經驗。
關於朝鮮問題的會談,由於美國、南朝鮮兩家始終沒有達成協議的誠意,步步設置障礙,阻撓會議的進展,最後無結果而告終。這是國際鬥爭中常有的現象,是不足為怪的。
關於印度支那問題,雖然經過種種努力達成了一個協議,但並未徹底解決,留下的麻煩還不少。而且為了實現已達成的協議,仍然需要越南同誌繼續努力,來解決許多實際問題和做好各方麵的工作,特別在勘定劃界、人員轉移、搬遷和安排、組織17度線以南人員的撤退及人事、後勤等方麵,要做的事很多。還應特別充分估計到帝國主義動向。法國,由於國內的困難形勢,加上其他的麻煩,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長期呆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可能要鑽進來。因為它野心勃勃,實際上已開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門拒狼,後門進虎。
周恩來談到他很快就離開日內瓦,東歸途中打算訪問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和波蘭,然後再訪問莫斯科。莫洛托夫認為,東歸時,莫斯科是必經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幾天,參觀、休息都是很適宜的,並表示歡迎。但莫洛托夫卻未理解周恩來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訪問。所以,周恩來訪問東德、波蘭後,7月28日到達莫斯科時,蘇方沒有舉行隆重的正式接待儀式,隻把周恩來作為過路客人來迎接、招待。
周恩來在莫斯科隻待了兩天,就動身回國。途中首次訪問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7月31日,周恩來的專機降落在烏蘭巴托國際機場上。蒙古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在機場舉行了熱烈、壯觀的歡迎儀式,車隊在至賓館的途中,受到蒙古人民群眾的夾道歡迎,烏蘭巴托真是萬人空巷。周恩來拜訪了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桑布,回訪了澤登巴爾,參觀了工廠、博物館、展覽館等,聽取了各項介紹,出席了他們舉行的招待會。8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劉少奇等到機場迎接。
日內瓦會議期間,最忙的是周恩來。一星期中難得有一兩天睡足8小時。他既要參加會議,又要在會外同有關方麵進行協商、談判,還要聽取我代表團各方麵的匯報,研究情況,作出決策,並向中央匯報。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是出自於周恩來。師哲住的房間在周恩來的房間的對麵,常常是他剛剛醒來,師哲利用他上衛生間、洗漱的機會跟著他,向他匯報、請示、商量。匯報中國代表起草的文件和蘇聯的一致不一致,口徑對不對;商量具體的地名、名稱如何稱呼,譯成俄文後準不準。師哲同他商定後指導翻譯。他抓工作具體、認真,一杆子插到底。他常講:“外交無小事。”
周恩來氣宇軒昂,不卑不亢,平易近人;遇事從容不迫,對問題深思熟慮,思考得深入細致周全;對各方麵照顧周到,工作方式方法靈活多樣。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中為我們國家爭得了榮譽,增添了光彩。從此,全世界對周恩來的外交活動的能力、魄力與靈活性、策略性及調解技巧無不稱讚、欽佩和敬重。周恩來堪稱一代偉人。
第二節 台灣特務反水總理傾倒萬隆
當這樣一份重要的情報,轉到外交部後,外交部有關領導同誌未予重視,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的消息傳開之後,不僅給中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的心頭籠罩上了一片烏雲。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於3月初,奉蔣介石之命組織了28個人的敢死暗殺隊,準備對到萬隆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采取謀殺行動。
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
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西部,有個著名的度假勝地叫萬隆,它坐落在群山環抱的山穀之中,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緬甸和錫蘭(現稱斯裏蘭卡)5國總理聯合發起在萬隆召開亞非會議。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一次在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下,由從殖民主義壓迫下取得獨立的亞非國家發起和召開的討論亞非切身利益有關問題的大規模的國際會議。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除印度等5個發起國的政府首腦外,還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亞、黃金海岸(今加納)、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老撾、黎巴嫩、利比裏亞、利比亞、尼泊爾、菲律賓、沙特阿拉伯、蘇丹、敘利亞、泰國、土耳其、越南、也門等國的政府首腦,新中國也在被邀請之列。
這樣一次重要會議,我國當然要出席。經過中央的研究,決定派以周恩來為團長、陳毅為副團長率代表團出席。
關於出國的途徑,先是周恩來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樣可以在船上休息兩天。經與有關方麵研究,認為走海路不行。因為當時來往於香港和印度尼西亞之間的船隻,隻有荷蘭的兩隻小型商船,一隻5000噸,一隻3000噸,單程要走一個星期。如蔣介石特務機關派出特務沿途破壞,則安全很難保障。於是便放棄了坐船走海路的設想,改為由香港乘飛機去印度尼西亞。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封鎖,我們既沒有大型飛機可坐,也沒有去印度尼西亞的國際航線可用,隻能租用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經與印度航空公司商談,決定租用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並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團乘該機啟程時,該機作為正常航班,上午飛抵香港,下午再改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於1時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直飛雅加達。
為了保證我國代表團能準時、安全地出席亞非會議,我公安部門還做了代表團由雲南昆明乘汽車,經滇緬公路出境到緬甸,然後由緬甸換乘飛機飛雅加達的安排。為此,中央警衛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長和伍全奎同誌,緊急赴昆明,要求雲南省有關部門派專人協助,進行實地勘查,並盡快做好全麵的可行性部署。
4月3日,公安部特別就代表團將出席亞非會議通知有關單位的工作人員,要求他們密切監視美國和台灣方麵的動靜,以保證出席這次亞非會議的代表的安全。
兩天後,即4月5日晚上12時,一位從香港返回廣州的廣東省公安廳偵察人員,專程從廣州趕到北京,匯報說:“美國和台灣蔣介石的特務機關已獲悉代表團的行蹤,他們正策劃趁新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之機,謀害周恩來及代表團成員,並已分頭行動,其行動代號為‘1號’。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有可能出現意料不到的情況!”
第二天淩晨3時,周恩來接到了這個緊急情報。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負責人召來,要他們迅速核實情報的準確性,以便采取相應的措施。
淩晨4時,公安部派人與廣東省公安廳那位偵察人員一道,緊急飛廣州,第二天一早即潛入香港,對這宗驚人情報進行核實。不過,公安部特派員在香港的活動亦不怎麽順利,所得的情報與廣東省公安廳的情報大致相同,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
麵對這一嚴峻的情況,是去,還是不去?就成了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於工作人員和同事們的勸說,周恩來坦然地說:“蔣介石太蠻了!以為這樣就可阻止我前去萬隆,當年重慶百萬禁軍之地毛主席也敢闖進去,難道這小小的威脅就能難倒我嗎?”
正當代表團成員全力以赴進行準備之際,周恩來總理接到了緬甸總理吳努發來的電報。電報邀請周總理去萬隆參加亞非會前,先在仰光休息兩天。並稱,屆時他將派飛機到昆明來接。經了解,吳努邀請周恩來在仰光休息兩天的意圖,是想在大會召開前在仰光同幾個主要參加國的領導人先碰一下頭,研究一下會議的有關問題。
吳努總理對中國領導人如此尊重,周恩來自然欣從。於是,決定代表團兵分兩路:一路由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主要成員,於4月7日先去昆明,待緬甸所派飛機試航成功後(那時我國和緬甸之間尚未通航)再啟程去仰光,之後由仰光飛雅加達;另一路,代表團其他成員則按原訂計劃於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抵雅加達。由於敵情複雜、多變,中央決定加派公安部楊奇清副部長隨周恩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等一行乘車離開中南海,駛向西郊機場。這時,中國民航的伊爾-14飛機已經停在停機坪上,機組人員也已做好了一切準備。正當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一行要離開候機室時,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匆匆趕來了,將剛剛收到的一份重要情報交給了總理。這是在代表團出行前我有關部門獲得的又一次情報。情報說,蔣介石特務機關已高價收買香港啟德機場的地勤人員,準備利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加油檢修之機,將定時炸彈放入“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油箱裏,以暗害周總理和代表團人員。
據周恩來總理衛士長成元功日後回憶:對這份重要情報,周總理非常重視,看後當即指示:請轉給在京的有關領導辦理。然而遺憾的是,當這樣一份重要的情報,轉到外交部後,外交部有關領導同誌未予重視,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不幸失事
4月8日,周總理、陳毅副總理一行,乘伊爾-14抵達昆明,此時在北京乍暖還寒,樹木還都光禿禿的,而昆明卻已到處鮮花盛開,春意融融。代表團成員換上了為這次出國新製作的派力司套裝,一個個顯得年輕、神氣多了。
周恩來在動身來昆明之前,剛做過闌尾切除手術,所以北京醫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勵耕陪同來滇,進行護理。此時,到緬甸的航線尚未開通,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訊傳來:試航成功了!代表團成員都非常高興。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由昆明飛仰光,再由仰光飛雅加達了,也省得在滇緬公路乘車受顛簸勞累之苦了。
但周恩來並沒有忘記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團其他同誌的安危。就在試航成功的當天晚上9點多鍾,周總理打電話給北京,囑咐鄧穎超,說他雖不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走,但先行到達香港的同誌要坐,務必轉告羅青長同誌,將情況查清後,讓外交部通報給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杜威廉,請他們務必采取措施,保證中國代表團人員的安全。並要把此情況通報給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團的同誌們。
據成元功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