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勤政殿決勝千裏！紫光閣活佛洗塵(2)
為了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早日進行談判，人民解放軍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於10月6日發起昌都戰役。按照預定計劃，進藏部隊分南北兩線作戰。北線集中4個團的兵力，由鄧柯一線渡過波濤洶湧的金沙江，分頭向昌都攻擊前進；其中1個團協同由玉樹南下的青海騎兵支隊，向昌都以西實行千裏迂回。戰士們昌著冰雪嚴寒，翻山越嶺，不顧空氣稀薄、饑餓掉隊，以連續數十小時的急行軍，進至昌都西北要隘類烏齊，繼以騎兵向南疾馳，先敵一步搶占恩達，切斷了昌都藏軍西撤退路。南線解放軍2個團由康西巴安渡過金沙江，迅速攻克鹽井、寧靜，直出邦達、八宿，堵住藏軍南逃察隅之路。
人民解放軍神勇渡江的消息，使昌都城陷入一片混亂。在寒冷的昂曲河邊，法號嗚咽，鼓鈸齊鳴。這一片喧囂混亂的局麵，在新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噶倫心頭激起陣陣悲愴。他受命到昌都之前，就曾主張去找解放軍談判，卻並不為噶廈所接受；他不得不於8月29日趕到昌都赴任，先是巡查江防、考察民情，再次向噶廈建議：“藏漢雙方最好和平解決”，藏軍“應先從邊境一帶撤出所有部隊”。但是，噶廈拒絕采納他的建議，使他陷於一籌莫展的境地。
10月12日，藏軍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人在昌都以南的寧靜宣布起義。消息傳來，如雪崩一般動搖了昌都藏軍的軍心。眼見解放軍已形成鉗擊昌都的態勢，類烏齊後方也出現了神出鬼沒的漢人騎兵，早就不願抵抗的阿沛總管決定棄城，率藏軍4個代本和總署機關、衛隊於19日退出昌都，向恩達撤退。當發現西撤拉薩之路已被解放軍切斷時，藏軍急忙改道向南，又被搶先抵達宗驛山的解放軍截斷退路。20日，阿沛？阿旺晉美噶倫毅然宣布起義，命令所部2700餘名官兵停止抵抗，向解放軍投誠。24日，昌都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包括爭取起義）5700餘人，約占藏軍總數2/3，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並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昌都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和西藏親帝分裂勢力企圖以武力頑抗的迷夢，加速了西藏上層集團的分化，為和平解放西藏鋪平了道路。
達賴喇嘛親政與遷徙亞東
昌都之戰給西藏上層集團以強烈的震撼，同時在印度洋、大西洋彼岸掀起一陣軒然大波。10月28日，印度政府照會中國政府，竟稱：“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認為是可悲可歎的”；11月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也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行動是“侵略”，“是一件最不幸最嚴重的事件”。《紐約時報》則發表社論，敦促聯合國“幹預”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嚴正駁斥美國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是完全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在中國駐印大使關於同印度外交部次長談西藏問題的報告上，毛澤東筆走龍蛇地寫了如下批語：“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聯合國大會總務委員會經討論，擱置了受美國指使提交的所謂對“入侵”西藏問題“采取適當步驟”的提案……
在雪域拉薩，戒備森嚴的布達拉宮籠罩著緊張而恐懼的氣氛。噶廈官員和三大寺堪布緊急開會研究對策，親帝派分離主義分子堅持讓滯留印度的夏格巴與我駐印使館周旋拖延，並敦請印度政府出麵幹涉；同時，策劃挾持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噶倫然巴和以三大寺為代表的親祖國派堅決反對這種繼續分裂的行徑，主張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雙方激烈論爭，相持不下，隻好決定請乃窮、噶東兩寺的神漢來占卜凶吉，指點迷津。兩寺的護法神漢被迎請到布達拉宮達賴喇嘛的神殿，手舞足蹈輪流跳演了好一個時辰，也說不清是和是戰，由誰來掌管政教大權。眾官員麵麵相覷，神色沮喪，急忙聲稱此係西藏政教存亡、眾生命運的大事，務請神明睜開慧眼，給以明示。幾經折騰之後，噶東神漢突然跪倒在達賴喇嘛座前，口稱“隻有佛爺親自掌權，才能禳解災難，維持政教昌隆。”攝政達紮無奈提出辭職。
11月17日（藏曆十月八日），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丹登嘉措舉行了親政典禮。在1950年這個多事之秋，時年17歲的達賴喇嘛接受了全藏的政教事務大權。他首先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表示他未成年之時，發生了漢藏衝突，甚感痛心，盼望毛主席關懷，施恩於他本人和全體西藏人民。這時，昌都總管署派特使快馬加鞭，日夜兼程，長驅1000多公裏，送來阿沛？阿旺晉美等40位官員聯名寫給達賴喇嘛的信件。信中詳細稟報了藏軍官兵投誠後受到解放軍良好禮遇，指出目前漢藏和談是個時機，一切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商談決定，等等。可是，噶廈大員卻不願相信昌都發生的事實，他們一麵派遣兩名四品官去昌都，和阿沛一道同解放軍指揮官試探談判；一麵和三大寺代表秘密開會，在神前打卦抽簽，竟決定達賴喇嘛不宜久居拉薩，而應出走印度，投靠英國和美國的朋友，以保證西藏政教不致衰敗。剛剛親政的達賴不得不聽憑大活佛和大貴族的擺布，於藏曆十一月十一日淩晨2時，換上普通人服裝，秘密離開了布達拉宮。達賴一行30多名官員在300多名藏軍護衛下，於風雪交加之夜沿拉薩河穀向南疾行，一路渡過雅魯藏布江，含辛茹苦抵達藏南重鎮亞東。不料原來承諾接待達賴喇嘛的印度政府，卻懾於中國政府的警告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不敢明目張膽地策應達賴出逃，隻同意達賴作為難民去印度避難。局勢的遽然演變，使達賴一行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尷尬境地。
1951年1月，轉眼又是一個春天。滯留亞東的噶廈在喜馬拉雅山下的邊境小鎮東噶召集官員會議，由夏格巴講述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轉達的英、美等國的意見，均表示當前形勢下難以為西藏政府提供實際援助。曾幾何時，這些“友好國家”一味鼓動噶廈挾武力頑抗，此刻卻不約而同地聲稱“看來西藏政府能過和平談判是上策”，令噶廈官員們大失所望。西方朋友終歸靠不住，武裝力量又無法進行抵抗，官員會議經反複權衡利弊，總算認請時勢，決定派阿沛和從拉薩前往的兩名官員去北京談判，同時由亞東增派兩名代表取道印度赴京。這是自1949年“驅漢事件”以來，噶廈政府作出的最為明智的決定。
1月18日，亞東方麵派員往新德裏麵見袁仲賢大使，送交達賴喇嘛及西藏官員會議分別致大使的信件、哈達和禮品，通報了亞東增派代表的情況，並請向毛主席轉呈西藏方麵增進藏漢友好關係的純正善良願望。對於西藏地方政府態度的積極轉變，中央於19日複電指出：“歡迎達賴派代表來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並告袁仲賢“代表毛主席祝賀達賴活佛的執政”。中央並指出，應勸達賴喇嘛不要離開西藏，如果離開了，不僅有礙於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談判，達賴也將失去原來在西藏的地位。達賴喇嘛在亞東收到袁大使的複信，尤為毛主席祝賀他親政甚感欣慰，這表示中央對十四世達賴喇嘛地位的承認，使其取得行使職權的合法手續。為此，西藏地方政府又重新擬定了談判方案，以期談判取得成功。
喜馬拉雅的皚皚冰峰上，陰霾開始散去。
千年封凍的雪域之鄉，終於承受到春風的吹拂……
融入祖國的懷抱
北京――拉薩，係著中華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祖國大家庭的團圓近在咫尺，而地緣上的距離在沒有通航的當時條件下，卻顯得那樣遙遠。
1951年2月，達賴喇嘛批準噶廈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全權代表，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為全權代表，由陸路赴北京；任命凱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達為全權代表，由亞東經印度轉道進京。3月17日，阿沛一行3人在數千軍民的夾道歡送下離開昌都，信馬由韁地踏上了萬裏行程。經甘孜、過雅安，曆時一個月，於4月16日到達重慶，受到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的接見。稍事休息後，代表團成員乘飛機經西安赴京，後因北京連日風大，臨時安排在西安換乘火車，於4月22日傍晚抵達北京。在北京車站，阿沛等西藏代表受到周恩來總理、朱德總司令和中央各部委負責人的熱烈迎接。鮮花、兒童的簇擁和中央領導人的親切問候，使剛剛踏上北京陌生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祖國的溫暖和濃濃的春意。4月26日，北京又迎來了從亞東取道印度飛香港、再轉廣州北上的西藏和談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達旦及隨行的翻譯。至此，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團已匯聚北京。
在達賴喇嘛已派出代表團到北京談判的情況下，為了有助於合理地解決西藏問題，中央還同時邀請班禪額爾德尼從青海來京，以便就近協調西藏地方內部各派關係問題。4月27日晚，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偕班禪堪布會議廳官員一行45人，經由西安乘飛機到達北京。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舉行第一次談判，討論洽談的程序和步驟等問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權代表為李維漢，全權代表為張經武、張國華、孫誌遠。李維漢開篇頭句話就說：“我們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辦好。”5月1日，中央邀請西藏代表團全體人員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阿沛和班禪登上天安門城樓友好見麵，並一同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
5月2日，談判繼續進行，集中商談西藏方麵顧慮最大的解放軍入藏問題。李維漢首先闡述了為保衛國防安全、防止帝國主義侵略而必須進軍的道理，指出清代的曆史文獻證明中央有權派軍隊入藏，並早有先例，這說明鞏固國防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務。既然承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又不歡迎強有力的解放軍去保衛國防，豈不是一個矛盾！西藏代表表示承認上述矛盾，請中央確定進軍人數、時間、路線、駐防地等，以便向噶廈匯報。
5月7日第三次談判，中央代表明確表示：進藏的部隊是一個軍左右，駐守在國防線和交通要道，拉薩隻駐少量部隊，藏軍的改編將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屆時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加以照顧。西藏代表對此表示滿意，進而就中央關於和談的“十條公約”提出一些疑問，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一條，與西藏現行製度和達賴地位不予變更這一條，精神是否一致？關於改革西藏舊有製度一條，可否改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再和人民商量”，等等。
5月10日，舉行第四次談判。中央代表發言，詳細解釋中央的民族政策，強調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基本政策，而西藏政治製度不變，則是根據西藏目前情況決定的。假使西藏人民願意有些變動，那由你們自己去作。中央指的是可以不變更。所以，這兩條並不衝突。西藏代表聽過解釋後，表示對“十條公約”再無其他意見。
和談一開始，雙方代表就把主要不同觀點擺在桌麵上，開誠布公，反複協商，努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去尋找解決問題的契合點。接下來談判爭議的焦點，是關於恢複班禪的固有地位問題。“天上有太陽、月亮，地上有達賴、班禪。”藏族的這個民諺，反映了班禪在西藏地方僅次於達賴的崇高地位。可是，由於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的曆史裂痕尚未彌合，噶廈政府並不承認十世班禪靈童的合法地位。西藏代表提出，和談是討論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與班禪問題沒有關係。為此，整整一個星期，談判陷入僵局。
當時遍查各種曆史封冊，確無有關十世班禪的文本。李維漢即著令有關部門迅速搞清班禪地位的合法性問題。幾經查詢，班禪堪布廳的官員出示了前國民政府李宗仁代表總統1949年6月3日在廣州頒布的冊封：“青海靈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圓，靈異夙宿，查係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應即免於掣簽，特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據查，當時國民政府雖自顧不暇，還是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專使，前往西寧主持了十世班禪的坐床大典。這一紙封文，可謂山重水複，柳暗花明。
5月16日舉行第五次談判，中央代表擺出十世班禪受前中央政府正式冊封的事實，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認。次日，阿沛等5位代表接受李維漢的建議，前往暢觀樓拜見了時年隻有14歲的班禪額爾德尼大師，並尊當地習俗畢恭畢敬地行了大禮。5月19日舉行最後一次談判，中央代表說明了協議中列入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是指九世班禪與十三世達賴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西藏代表表示同意。至此，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全部有關問題，終於達成了協議。
經過二十多天和談雙方的共同努力和誠懇協商，5月23日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親切接見西藏和談代表，並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毛澤東發表講話說：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今後，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麵，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麵，都得到發展和進步。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主要內容是：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原有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對西藏的現行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中央不予變更。班禪額爾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職權，應予維持。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學校教育，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的生活。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這個協議維護了祖國的統一，正確地回答了西藏曆史發展中提出的問題，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完全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它的簽訂，是西藏曆史發展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
協議簽訂後，中央人民政府派駐西藏的代表張經武取道香港、印度到亞東，會晤了達賴喇嘛，向他麵交了協議的抄本和毛澤東的親筆信，並詳盡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後，經嘎廈召集全體僧俗官員及三大寺代表討論了協議內容，於10月24日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協議並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毛澤東複電表示歡迎。
為保證協議的實現和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於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進藏部隊沿途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習俗，一路翻越丹達山、冷拉山等十餘座終年積雪的大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拉薩河等數十條湍急河流，穿過大片原始森林、沼澤，戰勝嚴寒缺氧等重重困難，先後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實現了解放中國大陸最後一個省區的曆史壯舉。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國主義及西藏上層分裂分子策劃西藏獨立的迷夢，完成了統一祖國大陸的事業，使西藏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發展時期。這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一個重大勝利。
雪域西藏，迎來了融入祖國大家庭懷抱的第一個生機盎然的春天。
達賴與班禪的曆史積怨
班禪是西藏喇嘛教格魯派（黃教）的兩大活佛之一，在後藏地區擁有廣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代雍正、乾隆以來，一直歸清朝政府駐藏大臣直接領導，與達賴的西藏的地方政府“噶廈”處於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後，清廷駐藏大臣撤銷，噶廈乘機強迫紮什倫布服從達賴的統治。1914年噶廈政府在日喀則增設了後藏總管2人，總管後藏的16個縣及班禪所轄的4個縣和30多個相當於縣的封建莊園。此後噶廈不斷向班禪轄區派糧、派款、征兵、征稅。所有這些，都嚴重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致使班禪與達賴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在此情況下，九世班禪為避不測，被迫於1923年11月，率領少數隨從，逃出西藏，轉入內地。
九世班禪到達內地後，正逢南北軍閥混戰，國家一時無力解決西藏問題。他艱辛地在內蒙古、東北和華北等地過著流浪生活。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達賴派代表在南京設立了辦事處。1929年3月，九世班禪獲得國民黨政府的批準，也在南京設立了辦事處。之後，國民黨政府兩次邀請九世班禪到南京參加國民會議，商討西藏問題和班禪返藏事宣，同時冊封九世班禪為“護國宣傳廣慧大師”，任命九世班禪為“西陲宣化使”。
九世班禪擔任西陲宣化使後，即派代表去拉薩交涉返藏之事。但是，當九世班禪準備返藏，於1936年12月行抵青海玉樹後，受到噶廈派來代表的阻攔。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已無暇顧及處理西藏問題，因此指示九世班禪行轅和護送專使行署，考慮停止入藏。九世班禪回藏被阻後，即染重病，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樹圓寂。九世班禪自1923年逃亡內地以來，在祖國各地流浪了15年，最後客死他鄉，終未實現其返回西藏的夙願。班禪與達賴之間的矛盾和積怨進一步加深。
1941年，班禪堪布會議廳按宗教程序，在青海循化縣溫都鄉一藏胞家中，找到4歲的靈童官保慈丹，並接到青海塔爾寺作為九世班禪化身供養。1949年6月3日國民黨政府頒命令，特準靈童官保慈丹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1949年8月10日，十世班禪在青海塔爾寺舉行坐床典禮，完成了法律上認定的程序。
班禪與達賴積怨冰釋握手言歡
人民解放軍神勇渡江的消息，使昌都城陷入一片混亂。在寒冷的昂曲河邊，法號嗚咽，鼓鈸齊鳴。這一片喧囂混亂的局麵，在新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噶倫心頭激起陣陣悲愴。他受命到昌都之前，就曾主張去找解放軍談判，卻並不為噶廈所接受；他不得不於8月29日趕到昌都赴任，先是巡查江防、考察民情，再次向噶廈建議：“藏漢雙方最好和平解決”，藏軍“應先從邊境一帶撤出所有部隊”。但是，噶廈拒絕采納他的建議，使他陷於一籌莫展的境地。
10月12日，藏軍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人在昌都以南的寧靜宣布起義。消息傳來，如雪崩一般動搖了昌都藏軍的軍心。眼見解放軍已形成鉗擊昌都的態勢，類烏齊後方也出現了神出鬼沒的漢人騎兵，早就不願抵抗的阿沛總管決定棄城，率藏軍4個代本和總署機關、衛隊於19日退出昌都，向恩達撤退。當發現西撤拉薩之路已被解放軍切斷時，藏軍急忙改道向南，又被搶先抵達宗驛山的解放軍截斷退路。20日，阿沛？阿旺晉美噶倫毅然宣布起義，命令所部2700餘名官兵停止抵抗，向解放軍投誠。24日，昌都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包括爭取起義）5700餘人，約占藏軍總數2/3，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並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昌都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和西藏親帝分裂勢力企圖以武力頑抗的迷夢，加速了西藏上層集團的分化，為和平解放西藏鋪平了道路。
達賴喇嘛親政與遷徙亞東
昌都之戰給西藏上層集團以強烈的震撼，同時在印度洋、大西洋彼岸掀起一陣軒然大波。10月28日，印度政府照會中國政府，竟稱：“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認為是可悲可歎的”；11月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也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行動是“侵略”，“是一件最不幸最嚴重的事件”。《紐約時報》則發表社論，敦促聯合國“幹預”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嚴正駁斥美國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是完全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在中國駐印大使關於同印度外交部次長談西藏問題的報告上，毛澤東筆走龍蛇地寫了如下批語：“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聯合國大會總務委員會經討論，擱置了受美國指使提交的所謂對“入侵”西藏問題“采取適當步驟”的提案……
在雪域拉薩，戒備森嚴的布達拉宮籠罩著緊張而恐懼的氣氛。噶廈官員和三大寺堪布緊急開會研究對策，親帝派分離主義分子堅持讓滯留印度的夏格巴與我駐印使館周旋拖延，並敦請印度政府出麵幹涉；同時，策劃挾持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噶倫然巴和以三大寺為代表的親祖國派堅決反對這種繼續分裂的行徑，主張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雙方激烈論爭，相持不下，隻好決定請乃窮、噶東兩寺的神漢來占卜凶吉，指點迷津。兩寺的護法神漢被迎請到布達拉宮達賴喇嘛的神殿，手舞足蹈輪流跳演了好一個時辰，也說不清是和是戰，由誰來掌管政教大權。眾官員麵麵相覷，神色沮喪，急忙聲稱此係西藏政教存亡、眾生命運的大事，務請神明睜開慧眼，給以明示。幾經折騰之後，噶東神漢突然跪倒在達賴喇嘛座前，口稱“隻有佛爺親自掌權，才能禳解災難，維持政教昌隆。”攝政達紮無奈提出辭職。
11月17日（藏曆十月八日），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丹登嘉措舉行了親政典禮。在1950年這個多事之秋，時年17歲的達賴喇嘛接受了全藏的政教事務大權。他首先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表示他未成年之時，發生了漢藏衝突，甚感痛心，盼望毛主席關懷，施恩於他本人和全體西藏人民。這時，昌都總管署派特使快馬加鞭，日夜兼程，長驅1000多公裏，送來阿沛？阿旺晉美等40位官員聯名寫給達賴喇嘛的信件。信中詳細稟報了藏軍官兵投誠後受到解放軍良好禮遇，指出目前漢藏和談是個時機，一切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商談決定，等等。可是，噶廈大員卻不願相信昌都發生的事實，他們一麵派遣兩名四品官去昌都，和阿沛一道同解放軍指揮官試探談判；一麵和三大寺代表秘密開會，在神前打卦抽簽，竟決定達賴喇嘛不宜久居拉薩，而應出走印度，投靠英國和美國的朋友，以保證西藏政教不致衰敗。剛剛親政的達賴不得不聽憑大活佛和大貴族的擺布，於藏曆十一月十一日淩晨2時，換上普通人服裝，秘密離開了布達拉宮。達賴一行30多名官員在300多名藏軍護衛下，於風雪交加之夜沿拉薩河穀向南疾行，一路渡過雅魯藏布江，含辛茹苦抵達藏南重鎮亞東。不料原來承諾接待達賴喇嘛的印度政府，卻懾於中國政府的警告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不敢明目張膽地策應達賴出逃，隻同意達賴作為難民去印度避難。局勢的遽然演變，使達賴一行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尷尬境地。
1951年1月，轉眼又是一個春天。滯留亞東的噶廈在喜馬拉雅山下的邊境小鎮東噶召集官員會議，由夏格巴講述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轉達的英、美等國的意見，均表示當前形勢下難以為西藏政府提供實際援助。曾幾何時，這些“友好國家”一味鼓動噶廈挾武力頑抗，此刻卻不約而同地聲稱“看來西藏政府能過和平談判是上策”，令噶廈官員們大失所望。西方朋友終歸靠不住，武裝力量又無法進行抵抗，官員會議經反複權衡利弊，總算認請時勢，決定派阿沛和從拉薩前往的兩名官員去北京談判，同時由亞東增派兩名代表取道印度赴京。這是自1949年“驅漢事件”以來，噶廈政府作出的最為明智的決定。
1月18日，亞東方麵派員往新德裏麵見袁仲賢大使，送交達賴喇嘛及西藏官員會議分別致大使的信件、哈達和禮品，通報了亞東增派代表的情況，並請向毛主席轉呈西藏方麵增進藏漢友好關係的純正善良願望。對於西藏地方政府態度的積極轉變，中央於19日複電指出：“歡迎達賴派代表來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並告袁仲賢“代表毛主席祝賀達賴活佛的執政”。中央並指出，應勸達賴喇嘛不要離開西藏，如果離開了，不僅有礙於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談判，達賴也將失去原來在西藏的地位。達賴喇嘛在亞東收到袁大使的複信，尤為毛主席祝賀他親政甚感欣慰，這表示中央對十四世達賴喇嘛地位的承認，使其取得行使職權的合法手續。為此，西藏地方政府又重新擬定了談判方案，以期談判取得成功。
喜馬拉雅的皚皚冰峰上，陰霾開始散去。
千年封凍的雪域之鄉，終於承受到春風的吹拂……
融入祖國的懷抱
北京――拉薩，係著中華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祖國大家庭的團圓近在咫尺，而地緣上的距離在沒有通航的當時條件下，卻顯得那樣遙遠。
1951年2月，達賴喇嘛批準噶廈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全權代表，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為全權代表，由陸路赴北京；任命凱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達為全權代表，由亞東經印度轉道進京。3月17日，阿沛一行3人在數千軍民的夾道歡送下離開昌都，信馬由韁地踏上了萬裏行程。經甘孜、過雅安，曆時一個月，於4月16日到達重慶，受到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的接見。稍事休息後，代表團成員乘飛機經西安赴京，後因北京連日風大，臨時安排在西安換乘火車，於4月22日傍晚抵達北京。在北京車站，阿沛等西藏代表受到周恩來總理、朱德總司令和中央各部委負責人的熱烈迎接。鮮花、兒童的簇擁和中央領導人的親切問候，使剛剛踏上北京陌生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祖國的溫暖和濃濃的春意。4月26日，北京又迎來了從亞東取道印度飛香港、再轉廣州北上的西藏和談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達旦及隨行的翻譯。至此，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團已匯聚北京。
在達賴喇嘛已派出代表團到北京談判的情況下，為了有助於合理地解決西藏問題，中央還同時邀請班禪額爾德尼從青海來京，以便就近協調西藏地方內部各派關係問題。4月27日晚，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偕班禪堪布會議廳官員一行45人，經由西安乘飛機到達北京。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舉行第一次談判，討論洽談的程序和步驟等問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權代表為李維漢，全權代表為張經武、張國華、孫誌遠。李維漢開篇頭句話就說：“我們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辦好。”5月1日，中央邀請西藏代表團全體人員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阿沛和班禪登上天安門城樓友好見麵，並一同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
5月2日，談判繼續進行，集中商談西藏方麵顧慮最大的解放軍入藏問題。李維漢首先闡述了為保衛國防安全、防止帝國主義侵略而必須進軍的道理，指出清代的曆史文獻證明中央有權派軍隊入藏，並早有先例，這說明鞏固國防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務。既然承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又不歡迎強有力的解放軍去保衛國防，豈不是一個矛盾！西藏代表表示承認上述矛盾，請中央確定進軍人數、時間、路線、駐防地等，以便向噶廈匯報。
5月7日第三次談判，中央代表明確表示：進藏的部隊是一個軍左右，駐守在國防線和交通要道，拉薩隻駐少量部隊，藏軍的改編將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屆時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加以照顧。西藏代表對此表示滿意，進而就中央關於和談的“十條公約”提出一些疑問，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一條，與西藏現行製度和達賴地位不予變更這一條，精神是否一致？關於改革西藏舊有製度一條，可否改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再和人民商量”，等等。
5月10日，舉行第四次談判。中央代表發言，詳細解釋中央的民族政策，強調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基本政策，而西藏政治製度不變，則是根據西藏目前情況決定的。假使西藏人民願意有些變動，那由你們自己去作。中央指的是可以不變更。所以，這兩條並不衝突。西藏代表聽過解釋後，表示對“十條公約”再無其他意見。
和談一開始，雙方代表就把主要不同觀點擺在桌麵上，開誠布公，反複協商，努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去尋找解決問題的契合點。接下來談判爭議的焦點，是關於恢複班禪的固有地位問題。“天上有太陽、月亮，地上有達賴、班禪。”藏族的這個民諺，反映了班禪在西藏地方僅次於達賴的崇高地位。可是，由於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的曆史裂痕尚未彌合，噶廈政府並不承認十世班禪靈童的合法地位。西藏代表提出，和談是討論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與班禪問題沒有關係。為此，整整一個星期，談判陷入僵局。
當時遍查各種曆史封冊，確無有關十世班禪的文本。李維漢即著令有關部門迅速搞清班禪地位的合法性問題。幾經查詢，班禪堪布廳的官員出示了前國民政府李宗仁代表總統1949年6月3日在廣州頒布的冊封：“青海靈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圓，靈異夙宿，查係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應即免於掣簽，特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據查，當時國民政府雖自顧不暇，還是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專使，前往西寧主持了十世班禪的坐床大典。這一紙封文，可謂山重水複，柳暗花明。
5月16日舉行第五次談判，中央代表擺出十世班禪受前中央政府正式冊封的事實，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認。次日，阿沛等5位代表接受李維漢的建議，前往暢觀樓拜見了時年隻有14歲的班禪額爾德尼大師，並尊當地習俗畢恭畢敬地行了大禮。5月19日舉行最後一次談判，中央代表說明了協議中列入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是指九世班禪與十三世達賴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西藏代表表示同意。至此，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全部有關問題，終於達成了協議。
經過二十多天和談雙方的共同努力和誠懇協商，5月23日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親切接見西藏和談代表，並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毛澤東發表講話說：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今後，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麵，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麵，都得到發展和進步。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主要內容是：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原有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對西藏的現行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中央不予變更。班禪額爾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職權，應予維持。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學校教育，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的生活。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這個協議維護了祖國的統一，正確地回答了西藏曆史發展中提出的問題，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完全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它的簽訂，是西藏曆史發展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
協議簽訂後，中央人民政府派駐西藏的代表張經武取道香港、印度到亞東，會晤了達賴喇嘛，向他麵交了協議的抄本和毛澤東的親筆信，並詳盡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後，經嘎廈召集全體僧俗官員及三大寺代表討論了協議內容，於10月24日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協議並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毛澤東複電表示歡迎。
為保證協議的實現和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於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進藏部隊沿途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習俗，一路翻越丹達山、冷拉山等十餘座終年積雪的大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拉薩河等數十條湍急河流，穿過大片原始森林、沼澤，戰勝嚴寒缺氧等重重困難，先後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實現了解放中國大陸最後一個省區的曆史壯舉。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國主義及西藏上層分裂分子策劃西藏獨立的迷夢，完成了統一祖國大陸的事業，使西藏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發展時期。這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一個重大勝利。
雪域西藏，迎來了融入祖國大家庭懷抱的第一個生機盎然的春天。
達賴與班禪的曆史積怨
班禪是西藏喇嘛教格魯派（黃教）的兩大活佛之一，在後藏地區擁有廣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代雍正、乾隆以來，一直歸清朝政府駐藏大臣直接領導，與達賴的西藏的地方政府“噶廈”處於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後，清廷駐藏大臣撤銷，噶廈乘機強迫紮什倫布服從達賴的統治。1914年噶廈政府在日喀則增設了後藏總管2人，總管後藏的16個縣及班禪所轄的4個縣和30多個相當於縣的封建莊園。此後噶廈不斷向班禪轄區派糧、派款、征兵、征稅。所有這些，都嚴重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致使班禪與達賴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在此情況下，九世班禪為避不測，被迫於1923年11月，率領少數隨從，逃出西藏，轉入內地。
九世班禪到達內地後，正逢南北軍閥混戰，國家一時無力解決西藏問題。他艱辛地在內蒙古、東北和華北等地過著流浪生活。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達賴派代表在南京設立了辦事處。1929年3月，九世班禪獲得國民黨政府的批準，也在南京設立了辦事處。之後，國民黨政府兩次邀請九世班禪到南京參加國民會議，商討西藏問題和班禪返藏事宣，同時冊封九世班禪為“護國宣傳廣慧大師”，任命九世班禪為“西陲宣化使”。
九世班禪擔任西陲宣化使後，即派代表去拉薩交涉返藏之事。但是，當九世班禪準備返藏，於1936年12月行抵青海玉樹後，受到噶廈派來代表的阻攔。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已無暇顧及處理西藏問題，因此指示九世班禪行轅和護送專使行署，考慮停止入藏。九世班禪回藏被阻後，即染重病，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樹圓寂。九世班禪自1923年逃亡內地以來，在祖國各地流浪了15年，最後客死他鄉，終未實現其返回西藏的夙願。班禪與達賴之間的矛盾和積怨進一步加深。
1941年，班禪堪布會議廳按宗教程序，在青海循化縣溫都鄉一藏胞家中，找到4歲的靈童官保慈丹，並接到青海塔爾寺作為九世班禪化身供養。1949年6月3日國民黨政府頒命令，特準靈童官保慈丹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1949年8月10日，十世班禪在青海塔爾寺舉行坐床典禮，完成了法律上認定的程序。
班禪與達賴積怨冰釋握手言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