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勤政殿決勝千裏！紫光閣活佛洗塵(1)
第一節 鄧小平運籌大西藏班禪坎坷回歸故土
格達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圓寂後全身烏黑，皮膚觸手即行脫落，其狀慘不忍睹。當時國民政府雖自顧不暇，還是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專使，前往西寧主持了十世班禪的坐床大典。十世班禪一行在翻越唐古拉山的七天時間中，惡劣的環境奪去了十幾個人和上萬頭駱駝、馬、犛牛的生命。
震驚中外的“驅漢事件”
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曆史的民族之一。自近代以來，英帝國主義勢力挾著鴉片戰爭的炮火，從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印度打開侵入西藏的缺口，他們打著通商的旗號長期從事陰謀活動，妄圖將西藏從中國的圖上分離出去，實現其殖民化的迷夢。這一段曆史，造成了漢藏之間和藏族內部關係的不融洽。早在20年代，藏傳佛教曆來遵奉的兩大領袖失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因不讚同投靠英帝國主義而被逐出後藏日喀則，流亡於青海塔爾寺。西藏地方嘎廈擁戴達賴喇嘛為領袖，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權的隸屬關係並無改變。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熱振活佛擔任攝政，他承襲了內地中央的曆史傳統，反對西藏地主與祖國分離，為此受到嘎廈內部親英勢力的攻訐而被迫引退，後遭囚禁遇害。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權力遂由親帝派攝政達紮活佛把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英帝國在南亞的勢力迅速衰落，意欲盡快使西藏脫離中國版圖，或使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控製和影響力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為其插手西藏事務提供更多的契機。為此，以英印為背景的各色人物以商務為掩護，活躍於西藏政教上層，利用國共內戰的急劇演變來挑撥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權的關係。隨著國民黨政權日益走向崩潰，商務代辦處代表英國人理查遜向噶廈官員捏造說：“拉薩漢人中有共產黨和傾向共產黨的人，留他們在此，將來會充當內應，把解放軍引進來。”當時噶廈正為如何防止共產黨以推翻國民黨政權為由進入西藏而苦無良策，理查遜的慫恿為其指點了迷津。
1949年7月8日，拉薩街頭氣氛異常緊張，全副武裝的藏軍在巴廓街實行戒嚴。噶廈官員突然通知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代理處長陳錫璋說，由於國共兩黨內戰，國民黨軍隊和官員走到哪裏，共產黨就追到哪裏，故西藏民眾大會（實係官員大會）決定西藏政府與國民政府暫時斷絕政治關係，保留宗教關係，限令辦事處全體人員及其他機關準備於兩周之內啟程赴印。同時，噶廈還派人搗毀了國民政府交通部設在拉薩的電台，斷絕與內地一切通訊和郵件往來。次日，西藏當局經印度噶倫堡將此決定電告國民黨政府，聲稱：“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戰爭正在進行，凡中國政府官員及其軍隊所在地，亦即產生共產主義與動亂”，“為西藏佛法領域長治久安計，吾人必須遣走一切可疑之共產黨秘密工作人員”。當時西藏並無共產黨組織的地下活動，西藏當局假此伎倆，妄圖斷絕西藏與祖國之間的聯係，抵製人民解放軍對西藏的解放。當時已遷往廣州的國民政府，雖氣息奄奄自顧不暇，仍複電西藏當局指出，這一做法：於法於理殊多未合。但這個陷入風雨飄搖中的所謂國民政府，已根本無法維持中央對西藏地方的主權，不得不在西藏當局限定的期限內，令其駐藏人員及眷屬、夫役等200餘人，分三批取道印度返回內地。其他在拉薩的漢人，包括商人、學校教師、醫務工作者、寺廟雜役等，甚至連漢籍喇嘛，也悉數被逐。
西藏當局的“驅漢事件”，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西方通訊社乘機鼓噪，遙相呼應。美國合眾社電訊說：“西藏利用國民黨的行將崩潰，完全可能脫離中國政府之主權。”英國路透社專稿稱：“英國從未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並受中國管轄的說法。”在帝國主義勢力參與下，拉薩原有通訊聯絡電台一變為“西藏廣播電台”，晝夜用藏、英、漢三種語言向外界傳播：“漢藏關係隻是宗教上的供施關係，西藏在曆史上就沒屬於過中國。”噶廈當局公然草擬了所謂《西藏獨立宣言》，準備派員去聯合國呼籲，請求支持。值此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西藏上層集團加快了與祖國分離的步伐，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
當時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正發生著曆史轉變，以謀求全民族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1949年9月2日和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並中國的領土――西藏》，《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社論指出：“西藏地方當權者驅逐漢族人民及國民黨駐藏人員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的策劃下發動的，其目的就是企圖在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國的時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進一步喪失獨立自由，變為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奴隸。”然而，中國任人宰割的時代行將過去，“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島、台灣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以外。”這是正在接收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西藏問題明確提出的基本原則和政治主張。
“親善使團”無疾而終
逆曆史潮流而動、背全國人心所向的“西藏獨立”陰謀，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一致聲討和譴責，尤其是藏民族各階層愛國人士對此分裂行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天，藏民族兩大主教之一的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從居留地青海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期盼西藏早日解放。11月，從西藏逃亡內地的愛國人士“熱振派”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寧拜見了中央代表，痛陳西藏當權者迫害愛國勢力的暴行，敦請人民解放軍盡早進軍西藏，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使西藏回到祖國的懷抱。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關心100萬藏族同胞的命運。開國大典後不久，毛澤東、朱德即明確指出：“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定能夠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到1950年春天來臨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勝利地完成了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挺進，凡四川、雲南、西康、甘肅、青海諸省境內的藏族聚居地區全部獲得解放，並陸續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權。祖國大陸尚未解放的國土，隻剩下西藏這最後一個省份。
可是，封閉在雪山高原的噶廈地方政府，卻置藏民族的前途命運於不顧，攝政達紮等人夥同理查遜和美國神秘人物勞爾？湯姆斯密商，策劃組織所謂“親善使團”分赴美、英、印度、尼泊爾等國請求援助。1950年1月14日，合眾社倫敦電訊首次向外界披露：“西藏將派出親善使團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獨立”，這立即引起世界輿論的密切關注，也激起全國各族人民的極大憤慨。1月20日，新華社發表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談話，嚴正駁斥了這種分裂祖國的背叛行為，指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這一鐵的事實，申明拉薩當局根本無權擅自派出任何“使團”，更無權表示所謂的“獨立”，要求拉薩當局在西藏人民成為祖國民主大家庭的一員的原則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和平解放問題。同時，向有關各國發出嚴正警告：“任何接待這種非法使團的國家，將被認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敵意。”
1月31日，班禪堪布會議廳代表西藏愛國人士致電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譴責拉薩當局的倒行逆施，“恭請速發義師，解放西藏。”2月，康藏甘孜、芒康地區的藏族上層愛國知名人士格達活佛等，派出代表前來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進一步表達了藏族各界人民要求解放西藏，並統一於祖國大家庭的迫切願望。由於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和藏族各界人民的堅決反對，英、美等國出於各自利害的考慮，表示不能接待西藏代表團。所謂“親善使團”隻到達印度便無疾而終，未能到英、美等國進行非法活動。
非法派遣對外使團的分裂活動被挫敗後，拉薩當局仍迷途難返，他們對來自中央的警告和規勸充耳不聞，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那世界屋脊下的雪域之鄉，淒厲的法號撕裂了陰霾的天空，各大寺院幽暗的廟堂裏，詛咒漢人解放軍的咒經不絕於耳。16歲以上60歲以下的男丁陸續被征召入伍，藏軍的人數驟然膨脹了一倍。大批美式武器裝備經印度加爾各答源源運到拉薩，足夠裝備起10000人的軍隊。在通往藏東的古驛道上，日夜兼程的藏軍和輜重車卷起滾滾的煙塵。專門從事間諜活動的英國特務福特，在昌都藏軍兵營裏架設了電台，神秘的電波時斷時續地穿透詭譎的夜空……
西藏――這片喜馬拉雅山下古老神奇的土地，環繞3000多個湖泊的美麗高原，遍布原始森林、蘊藏無數寶藏的雪域之鄉，成為西方敵視中國的勢力爭相插足製造民族糾葛的策源地，也成為當時國際社會矚目的一個焦點。
在此情況下，西南軍區進藏部隊普遍進行了解放西藏、建設邊疆、鞏固國防的教育、艱苦奮鬥的傳統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開展了學習藏文、藏語和西藏政治、經濟、兵要地誌的活動；同時，進行在高寒地區行軍作戰的適應性訓練，並投入相當大力量修築進藏公路，籌措和搶運軍需物資。
經過多方麵的準備，西南軍區進藏部隊分別從康西、川中、滇西出發，於10月初陸續到達康藏交界處的甘孜、鄧柯、德格一線，直逼藏東重鎮昌都。西北軍區密切配合，派出青藏騎兵支隊和新疆獨立騎兵師，分別進至青海交界的玉樹和西藏阿裏地區的改則一帶。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此拉開了進軍西藏的序幕。
和平談判一波三折
向曆史上長期封閉的內陸省份西藏進軍，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係列的複雜問題。對此，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指示有關部門盡量收集西藏情況，邀請藏族知識分子座談，組織西藏問題研究會，以為製定政策提供依據。西南局還專門請來大學教授，調查研究西藏曆史、地理和社會情況，並向中央提出具體建議。鄧小平在聽取進藏部隊的匯報時強調說：“我們進軍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一切要從西藏的曆史、社會情況和民族宗教特點的實際出發，要調查研究清楚了再辦事。”遵照這一指示，18軍前敵指揮部進至西康地區後，即實地考察康藏情況，廣泛收集資料，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並相應製定了進軍守則、入城紀律等，把執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團結上層人士放到極為重要的地位，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
在匯集和詳細研究了各個方麵情況之後，中央認為：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下，西藏上層集團已開始分化，親英勢力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有恃無恐。在政教界頗有影響的三大寺不讚成打仗，上層愛國力量在逐漸發展，下層人民則渴望解放，這表明，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比較以前增長了。為此，中央提出在對西藏準備采取軍事行動的同時，爭取實現和平解放的方針。5月17日，中央在給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軍事進攻的同時，利用一切可能，進行政治爭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實行這一方針的基本問題是：“西藏方麵，必須驅逐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準許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我們方麵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製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不變更，並一律加以保護。”實現這一方針，將有助於加強漢藏民族團結，有利於西藏社會穩定。
在重慶嘉陵江畔的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鄧小平伏案疾書，代中央起草關於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條件。5月29日，中共中央批準同意鄧小平草擬的十項談判條件。這十項條件，當時通稱“十大政策”或“十大公約”。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原則，是爭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和指導進軍行動的基本依據。在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下，中央一麵命令人民解放軍充分做好進藏準備，一麵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由於當時西藏與內地斷絕了通郵與電訊聯係，寄信都要繞道印度，要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傳達到拉薩，並非易事。為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辦了少數民族節目，直接用藏語廣播《共同綱領》、中央對西藏的十大政策以及新華社有關社論，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表達中央對西藏的關懷。在西藏上層有不少弟子的喜饒嘉措大師等愛國人士，也通過發表廣播講話，托人帶信等方式，呼籲達賴喇嘛勿聽信帝國主義的謠言，速派代表赴京協商解決西藏問題。這些努力，在西藏上層集團內部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外，中央還通過宗教界愛國人士自發組織勸和團，設法前往拉薩直接做達賴喇嘛的工作，表明中央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真誠願望。
但是，西藏少數分裂主義者把持噶廈政府，仍繼續同中央頑固對抗。在和平談判問題上，西藏當局原於1950年2月派出一個代表團到印度噶倫堡，竟然荒謬地以西藏“外交代表”的名義要求與中央政府在香港談判“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李維漢複函嚴正指出：“隻能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談西藏地方方麵事務的代表團，不能稱作西藏赴中國外交代表團，談判的地點必須在北京，不能在香港。”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代辦申健兩次會見西藏代表團官員廈格巴等人，闡明中央的立場及關於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要他們迅速到北京談判。該團接噶廈密電稱難以接受中央的條件，就借口要派人回拉薩請示，故意拖延時間，以達到遲滯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行動的目的。
對於受中央委托赴西藏勸和的代表團，噶廈政府用盡了阻撓、攔截直至加害等各種手段。當年春夏之交，康藏甘孜白利寺著名的愛國活佛格達致電朱德總司令，主動請求去拉薩促進和談，朱德複電請他在安全有保證的條件下方可前往。格達活佛為西藏早一日祥和解放所激勵，毅然於7月10日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副主席的身份，從甘孜啟程赴西藏。格達活佛一行攜中央的十項條件，沿途向藏族僧俗群眾宣傳中央的政策，以親身所見介紹人民解放軍尊重藏民宗教信仰、保護喇嘛寺廟的事實，勸說土司、頭人、藏軍官兵勿以解放軍為敵。7月24日，格達抵昌都，向拉魯總管說明來意，並寫信給拉薩的熟人舊友，表示即將前往促進和談。格達入藏勸和的愛國義舉，在西藏僧俗各界產生很大影響，同時也引起親帝分裂主義勢力的忌恨。噶廈密示務將格達提留於昌都，不準繼續西行。昌都的分裂主義分子夥同英國特務福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秘密在茶水裏下毒，致格達飲茶中毒後將他軟禁，不準與隨行人員和善男信女接近。格達活佛在生命垂危之際，仍表示死而不悔，但求到拉薩一見達賴活佛，以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這更引起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的恐懼，再次暗下毒藥。8月22日，格達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圓寂後全身烏黑，皮膚觸手即行脫落，其狀慘不忍睹。
格達活佛的被害，實為一樁於教於法於理均不見容的暴行，立刻激起西藏僧俗民眾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極大憤慨。與昌都隔江相望的18軍進藏部隊指戰員，更是群情激奮，紛紛請戰。三天之後，中央軍委批準了西南局關於10月中旬占領昌都的作戰計劃。26日，西南軍區下達了關於昌都戰役的作戰命令。局勢的發展證實了毛澤東所言：解放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集結於康藏金沙江東岸的人民解放軍官兵，枕戈待旦；解放全國大陸的最後一戰，隻待扣弦即發……
昌都之戰
位於瀾滄江上遊兩大支流交匯處的昌都，是由川康入藏的必經之路，也是藏東扼進藏南、北、中三路的咽喉要道。噶廈在昌都設置了總管署，並陸續向這裏增兵。藏軍全部17個代本（團）中，號稱能征善戰的10個代本基本上被調至藏東，並配有英美式武器裝備，加上民兵共計8000餘人，分別部署在以昌都為中心的金沙江西岸地區，企圖倚仗其軍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國際上圍繞西藏問題的新動向。鑒於印度已發表聲明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惟希望和平解決勿用武力；英國也改變了不允許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的態度，毛澤東認為：“如我軍能於10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為此，他在審閱昌都戰役計劃時，指示西南局一方麵要對藏軍的戰鬥力有足夠的估計，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並保證到昌都的公路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築通車；另一方麵，在占領昌都後，暫不進拉薩，並將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方麵表示和平解決的誠意。這是一個“以和為上，以打促談”的精心部署。昌都戰役部署就緒後，毛澤東在8月29日的一個批示中，讓外交部向印度方麵透露：我軍就要向西藏前進了，希望西藏代表團能於9月中旬到達北京談判，並請印度政府給予可能的協助。正所謂有言在先，莫謂言之不預也。
從早春到仲秋，北京一直耐心等待西藏當局醒悟，希望他們能自己敞開談判的大門。可是，拉薩的真實意圖不過是打著“談判”的幌子，欺騙世界輿論，延宕對西藏的解放。盡管中央通過新任駐印大使袁仲賢，再三敦促西藏代表團在規定期限前至京，夏格巴等人卻依然滯留印度，遲遲不來北京。然而，等待不是無限期的。進軍行動從任何角度講都不可能再推遲。在中央對西藏當局的政治爭取做到仁至義盡之後，必須采取必要軍事行動，對集結於昌都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前進的藏軍給以堅決打擊。
格達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圓寂後全身烏黑，皮膚觸手即行脫落，其狀慘不忍睹。當時國民政府雖自顧不暇，還是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專使，前往西寧主持了十世班禪的坐床大典。十世班禪一行在翻越唐古拉山的七天時間中，惡劣的環境奪去了十幾個人和上萬頭駱駝、馬、犛牛的生命。
震驚中外的“驅漢事件”
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曆史的民族之一。自近代以來，英帝國主義勢力挾著鴉片戰爭的炮火，從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印度打開侵入西藏的缺口，他們打著通商的旗號長期從事陰謀活動，妄圖將西藏從中國的圖上分離出去，實現其殖民化的迷夢。這一段曆史，造成了漢藏之間和藏族內部關係的不融洽。早在20年代，藏傳佛教曆來遵奉的兩大領袖失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因不讚同投靠英帝國主義而被逐出後藏日喀則，流亡於青海塔爾寺。西藏地方嘎廈擁戴達賴喇嘛為領袖，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權的隸屬關係並無改變。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熱振活佛擔任攝政，他承襲了內地中央的曆史傳統，反對西藏地主與祖國分離，為此受到嘎廈內部親英勢力的攻訐而被迫引退，後遭囚禁遇害。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權力遂由親帝派攝政達紮活佛把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英帝國在南亞的勢力迅速衰落，意欲盡快使西藏脫離中國版圖，或使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控製和影響力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為其插手西藏事務提供更多的契機。為此，以英印為背景的各色人物以商務為掩護，活躍於西藏政教上層，利用國共內戰的急劇演變來挑撥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權的關係。隨著國民黨政權日益走向崩潰，商務代辦處代表英國人理查遜向噶廈官員捏造說：“拉薩漢人中有共產黨和傾向共產黨的人，留他們在此，將來會充當內應，把解放軍引進來。”當時噶廈正為如何防止共產黨以推翻國民黨政權為由進入西藏而苦無良策，理查遜的慫恿為其指點了迷津。
1949年7月8日，拉薩街頭氣氛異常緊張，全副武裝的藏軍在巴廓街實行戒嚴。噶廈官員突然通知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代理處長陳錫璋說，由於國共兩黨內戰，國民黨軍隊和官員走到哪裏，共產黨就追到哪裏，故西藏民眾大會（實係官員大會）決定西藏政府與國民政府暫時斷絕政治關係，保留宗教關係，限令辦事處全體人員及其他機關準備於兩周之內啟程赴印。同時，噶廈還派人搗毀了國民政府交通部設在拉薩的電台，斷絕與內地一切通訊和郵件往來。次日，西藏當局經印度噶倫堡將此決定電告國民黨政府，聲稱：“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戰爭正在進行，凡中國政府官員及其軍隊所在地，亦即產生共產主義與動亂”，“為西藏佛法領域長治久安計，吾人必須遣走一切可疑之共產黨秘密工作人員”。當時西藏並無共產黨組織的地下活動，西藏當局假此伎倆，妄圖斷絕西藏與祖國之間的聯係，抵製人民解放軍對西藏的解放。當時已遷往廣州的國民政府，雖氣息奄奄自顧不暇，仍複電西藏當局指出，這一做法：於法於理殊多未合。但這個陷入風雨飄搖中的所謂國民政府，已根本無法維持中央對西藏地方的主權，不得不在西藏當局限定的期限內，令其駐藏人員及眷屬、夫役等200餘人，分三批取道印度返回內地。其他在拉薩的漢人，包括商人、學校教師、醫務工作者、寺廟雜役等，甚至連漢籍喇嘛，也悉數被逐。
西藏當局的“驅漢事件”，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西方通訊社乘機鼓噪，遙相呼應。美國合眾社電訊說：“西藏利用國民黨的行將崩潰，完全可能脫離中國政府之主權。”英國路透社專稿稱：“英國從未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並受中國管轄的說法。”在帝國主義勢力參與下，拉薩原有通訊聯絡電台一變為“西藏廣播電台”，晝夜用藏、英、漢三種語言向外界傳播：“漢藏關係隻是宗教上的供施關係，西藏在曆史上就沒屬於過中國。”噶廈當局公然草擬了所謂《西藏獨立宣言》，準備派員去聯合國呼籲，請求支持。值此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西藏上層集團加快了與祖國分離的步伐，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
當時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正發生著曆史轉變，以謀求全民族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1949年9月2日和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並中國的領土――西藏》，《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社論指出：“西藏地方當權者驅逐漢族人民及國民黨駐藏人員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的策劃下發動的，其目的就是企圖在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國的時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進一步喪失獨立自由，變為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奴隸。”然而，中國任人宰割的時代行將過去，“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島、台灣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以外。”這是正在接收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西藏問題明確提出的基本原則和政治主張。
“親善使團”無疾而終
逆曆史潮流而動、背全國人心所向的“西藏獨立”陰謀，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一致聲討和譴責，尤其是藏民族各階層愛國人士對此分裂行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天，藏民族兩大主教之一的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從居留地青海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期盼西藏早日解放。11月，從西藏逃亡內地的愛國人士“熱振派”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寧拜見了中央代表，痛陳西藏當權者迫害愛國勢力的暴行，敦請人民解放軍盡早進軍西藏，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使西藏回到祖國的懷抱。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關心100萬藏族同胞的命運。開國大典後不久，毛澤東、朱德即明確指出：“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定能夠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到1950年春天來臨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勝利地完成了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挺進，凡四川、雲南、西康、甘肅、青海諸省境內的藏族聚居地區全部獲得解放，並陸續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權。祖國大陸尚未解放的國土，隻剩下西藏這最後一個省份。
可是，封閉在雪山高原的噶廈地方政府，卻置藏民族的前途命運於不顧，攝政達紮等人夥同理查遜和美國神秘人物勞爾？湯姆斯密商，策劃組織所謂“親善使團”分赴美、英、印度、尼泊爾等國請求援助。1950年1月14日，合眾社倫敦電訊首次向外界披露：“西藏將派出親善使團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獨立”，這立即引起世界輿論的密切關注，也激起全國各族人民的極大憤慨。1月20日，新華社發表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談話，嚴正駁斥了這種分裂祖國的背叛行為，指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這一鐵的事實，申明拉薩當局根本無權擅自派出任何“使團”，更無權表示所謂的“獨立”，要求拉薩當局在西藏人民成為祖國民主大家庭的一員的原則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和平解放問題。同時，向有關各國發出嚴正警告：“任何接待這種非法使團的國家，將被認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敵意。”
1月31日，班禪堪布會議廳代表西藏愛國人士致電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譴責拉薩當局的倒行逆施，“恭請速發義師，解放西藏。”2月，康藏甘孜、芒康地區的藏族上層愛國知名人士格達活佛等，派出代表前來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進一步表達了藏族各界人民要求解放西藏，並統一於祖國大家庭的迫切願望。由於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和藏族各界人民的堅決反對，英、美等國出於各自利害的考慮，表示不能接待西藏代表團。所謂“親善使團”隻到達印度便無疾而終，未能到英、美等國進行非法活動。
非法派遣對外使團的分裂活動被挫敗後，拉薩當局仍迷途難返，他們對來自中央的警告和規勸充耳不聞，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那世界屋脊下的雪域之鄉，淒厲的法號撕裂了陰霾的天空，各大寺院幽暗的廟堂裏，詛咒漢人解放軍的咒經不絕於耳。16歲以上60歲以下的男丁陸續被征召入伍，藏軍的人數驟然膨脹了一倍。大批美式武器裝備經印度加爾各答源源運到拉薩，足夠裝備起10000人的軍隊。在通往藏東的古驛道上，日夜兼程的藏軍和輜重車卷起滾滾的煙塵。專門從事間諜活動的英國特務福特，在昌都藏軍兵營裏架設了電台，神秘的電波時斷時續地穿透詭譎的夜空……
西藏――這片喜馬拉雅山下古老神奇的土地，環繞3000多個湖泊的美麗高原，遍布原始森林、蘊藏無數寶藏的雪域之鄉，成為西方敵視中國的勢力爭相插足製造民族糾葛的策源地，也成為當時國際社會矚目的一個焦點。
在此情況下，西南軍區進藏部隊普遍進行了解放西藏、建設邊疆、鞏固國防的教育、艱苦奮鬥的傳統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開展了學習藏文、藏語和西藏政治、經濟、兵要地誌的活動；同時，進行在高寒地區行軍作戰的適應性訓練，並投入相當大力量修築進藏公路，籌措和搶運軍需物資。
經過多方麵的準備，西南軍區進藏部隊分別從康西、川中、滇西出發，於10月初陸續到達康藏交界處的甘孜、鄧柯、德格一線，直逼藏東重鎮昌都。西北軍區密切配合，派出青藏騎兵支隊和新疆獨立騎兵師，分別進至青海交界的玉樹和西藏阿裏地區的改則一帶。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此拉開了進軍西藏的序幕。
和平談判一波三折
向曆史上長期封閉的內陸省份西藏進軍，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係列的複雜問題。對此，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指示有關部門盡量收集西藏情況，邀請藏族知識分子座談，組織西藏問題研究會，以為製定政策提供依據。西南局還專門請來大學教授，調查研究西藏曆史、地理和社會情況，並向中央提出具體建議。鄧小平在聽取進藏部隊的匯報時強調說：“我們進軍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一切要從西藏的曆史、社會情況和民族宗教特點的實際出發，要調查研究清楚了再辦事。”遵照這一指示，18軍前敵指揮部進至西康地區後，即實地考察康藏情況，廣泛收集資料，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並相應製定了進軍守則、入城紀律等，把執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團結上層人士放到極為重要的地位，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
在匯集和詳細研究了各個方麵情況之後，中央認為：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下，西藏上層集團已開始分化，親英勢力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有恃無恐。在政教界頗有影響的三大寺不讚成打仗，上層愛國力量在逐漸發展，下層人民則渴望解放，這表明，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比較以前增長了。為此，中央提出在對西藏準備采取軍事行動的同時，爭取實現和平解放的方針。5月17日，中央在給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軍事進攻的同時，利用一切可能，進行政治爭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實行這一方針的基本問題是：“西藏方麵，必須驅逐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準許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我們方麵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製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不變更，並一律加以保護。”實現這一方針，將有助於加強漢藏民族團結，有利於西藏社會穩定。
在重慶嘉陵江畔的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鄧小平伏案疾書，代中央起草關於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條件。5月29日，中共中央批準同意鄧小平草擬的十項談判條件。這十項條件，當時通稱“十大政策”或“十大公約”。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原則，是爭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和指導進軍行動的基本依據。在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下，中央一麵命令人民解放軍充分做好進藏準備，一麵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由於當時西藏與內地斷絕了通郵與電訊聯係，寄信都要繞道印度，要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傳達到拉薩，並非易事。為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辦了少數民族節目，直接用藏語廣播《共同綱領》、中央對西藏的十大政策以及新華社有關社論，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表達中央對西藏的關懷。在西藏上層有不少弟子的喜饒嘉措大師等愛國人士，也通過發表廣播講話，托人帶信等方式，呼籲達賴喇嘛勿聽信帝國主義的謠言，速派代表赴京協商解決西藏問題。這些努力，在西藏上層集團內部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外，中央還通過宗教界愛國人士自發組織勸和團，設法前往拉薩直接做達賴喇嘛的工作，表明中央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真誠願望。
但是，西藏少數分裂主義者把持噶廈政府，仍繼續同中央頑固對抗。在和平談判問題上，西藏當局原於1950年2月派出一個代表團到印度噶倫堡，竟然荒謬地以西藏“外交代表”的名義要求與中央政府在香港談判“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李維漢複函嚴正指出：“隻能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談西藏地方方麵事務的代表團，不能稱作西藏赴中國外交代表團，談判的地點必須在北京，不能在香港。”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代辦申健兩次會見西藏代表團官員廈格巴等人，闡明中央的立場及關於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要他們迅速到北京談判。該團接噶廈密電稱難以接受中央的條件，就借口要派人回拉薩請示，故意拖延時間，以達到遲滯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行動的目的。
對於受中央委托赴西藏勸和的代表團，噶廈政府用盡了阻撓、攔截直至加害等各種手段。當年春夏之交，康藏甘孜白利寺著名的愛國活佛格達致電朱德總司令，主動請求去拉薩促進和談，朱德複電請他在安全有保證的條件下方可前往。格達活佛為西藏早一日祥和解放所激勵，毅然於7月10日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副主席的身份，從甘孜啟程赴西藏。格達活佛一行攜中央的十項條件，沿途向藏族僧俗群眾宣傳中央的政策，以親身所見介紹人民解放軍尊重藏民宗教信仰、保護喇嘛寺廟的事實，勸說土司、頭人、藏軍官兵勿以解放軍為敵。7月24日，格達抵昌都，向拉魯總管說明來意，並寫信給拉薩的熟人舊友，表示即將前往促進和談。格達入藏勸和的愛國義舉，在西藏僧俗各界產生很大影響，同時也引起親帝分裂主義勢力的忌恨。噶廈密示務將格達提留於昌都，不準繼續西行。昌都的分裂主義分子夥同英國特務福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秘密在茶水裏下毒，致格達飲茶中毒後將他軟禁，不準與隨行人員和善男信女接近。格達活佛在生命垂危之際，仍表示死而不悔，但求到拉薩一見達賴活佛，以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這更引起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的恐懼，再次暗下毒藥。8月22日，格達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圓寂後全身烏黑，皮膚觸手即行脫落，其狀慘不忍睹。
格達活佛的被害，實為一樁於教於法於理均不見容的暴行，立刻激起西藏僧俗民眾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極大憤慨。與昌都隔江相望的18軍進藏部隊指戰員，更是群情激奮，紛紛請戰。三天之後，中央軍委批準了西南局關於10月中旬占領昌都的作戰計劃。26日，西南軍區下達了關於昌都戰役的作戰命令。局勢的發展證實了毛澤東所言：解放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集結於康藏金沙江東岸的人民解放軍官兵，枕戈待旦；解放全國大陸的最後一戰，隻待扣弦即發……
昌都之戰
位於瀾滄江上遊兩大支流交匯處的昌都，是由川康入藏的必經之路，也是藏東扼進藏南、北、中三路的咽喉要道。噶廈在昌都設置了總管署，並陸續向這裏增兵。藏軍全部17個代本（團）中，號稱能征善戰的10個代本基本上被調至藏東，並配有英美式武器裝備，加上民兵共計8000餘人，分別部署在以昌都為中心的金沙江西岸地區，企圖倚仗其軍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國際上圍繞西藏問題的新動向。鑒於印度已發表聲明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惟希望和平解決勿用武力；英國也改變了不允許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的態度，毛澤東認為：“如我軍能於10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為此，他在審閱昌都戰役計劃時，指示西南局一方麵要對藏軍的戰鬥力有足夠的估計，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並保證到昌都的公路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築通車；另一方麵，在占領昌都後，暫不進拉薩，並將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方麵表示和平解決的誠意。這是一個“以和為上，以打促談”的精心部署。昌都戰役部署就緒後，毛澤東在8月29日的一個批示中，讓外交部向印度方麵透露：我軍就要向西藏前進了，希望西藏代表團能於9月中旬到達北京談判，並請印度政府給予可能的協助。正所謂有言在先，莫謂言之不預也。
從早春到仲秋，北京一直耐心等待西藏當局醒悟，希望他們能自己敞開談判的大門。可是，拉薩的真實意圖不過是打著“談判”的幌子，欺騙世界輿論，延宕對西藏的解放。盡管中央通過新任駐印大使袁仲賢，再三敦促西藏代表團在規定期限前至京，夏格巴等人卻依然滯留印度，遲遲不來北京。然而，等待不是無限期的。進軍行動從任何角度講都不可能再推遲。在中央對西藏當局的政治爭取做到仁至義盡之後，必須采取必要軍事行動，對集結於昌都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前進的藏軍給以堅決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