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紅牆主人涉險訪蘇！巨人握手各有所思(5)
斯大林高興地向大家揮動雙手致意，毛澤東也起身向人們揮手表示感謝。掌聲和歡呼聲久久不息，震蕩著大廳……
慶祝活動持續了幾天才結束，各國代表團在完成使命後先後回國了，毛澤東則按預定的安排在蘇聯休息一段時間和參觀訪問。
此時期蘇聯新聞機構很少報道毛澤東的活動和行蹤，西方一些好事者於是做了種種編造和猜測。有一天，工作人員把一則“毛澤東已被斯大林扣留”西方報道的捏造消息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付之一笑，放下報紙說：“隨人家說去吧，古往今來總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間又打了幾次電話給毛澤東，還是詢問毛澤東下一步對雙方結盟簽約內容的具體想法，而毛澤東總是不說，當斯大林了解到毛澤東確實在等周恩來以後，也就不再多問下去了。
毛澤東遊覽列寧格勒
毛澤東這段時間的活動安排是豐富而充實的，他參觀了斯大林汽車製造廠和其他一些地方，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除此外，他在住所裏請師哲為他借了大量的曆史人物傳記影片來觀看，全是俄國和歐洲的。毛澤東不愧是曆史學家，他對彼得大帝、拿破侖、庫圖佐夫等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能做出獨到的評價，連斯大林聞訊後也佩服地說：“毛澤東真了不起，很聰明，專看曆史人物傳記片，這是了解曆史最簡捷的辦法。”
幾天後，中蘇聯合發表了一份公報，公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的友好條約已在商談之中……”公報引起了國際輿論的轟動和關注，這份公報的發表是按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意思辦理的。毛澤東在公報發表的第二天，便前往列寧格勒參觀訪問去了。
1月的列寧格勒天氣很冷，一連數日的大雪，使圍繞這座古城的遼闊田野變成了茫茫雪原，各種樹幹樹枝像長出了白色的翎毛，田野裏那些被雪蓋住的冬季作物都成了無數的雪堆。幾輛黑色高級小轎車從雪原上駛來，留下了長長的車輪印跡。
毛澤東到達後，提議去看看波羅的海的芬蘭灣，這兒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
當汽車駛到波羅的海海邊上時，毛澤東踏著長長的海岸線，眺望著十月革命時工人們暴動的喀琅施達特要塞，仿佛又在追尋著曆史的足跡……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是在五四運動中接受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然而為了尋求一條把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同中國國情結合的道路，他和他的戰友們費盡了心血，吃盡了苦頭，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和犧牲。毛澤東清楚地記得，1931年8月在江西南部的根據地黨代表大會上，他被解除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徹底被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而罪名就是反對“要以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和不折不撓性來實現共產國際的決議到實際工作中去”。這不僅僅是王明路線對他的打擊和排斥，也是少數號稱正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擁護者實際上的共產國際錯誤路線的製定者對他的打擊和排斥。正是這些所謂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們，使中國革命走了許多彎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和犧牲。毛澤東正是在這些代價和犧牲中摸索出了一條馬列理論必須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道路，才使中國有了今天，而今毛澤東就站在了十月革命炮聲響起的地方，他怎能不感慨萬千呢？
波羅的海一到冬季，大海沿岸全結了冰，連成一片。毛澤東在一寬闊的冰麵上停了下來，腳下的大地像一片望不到邊的冰淩水晶，置身於這絢麗的千裏冰封中，毛澤東興致很濃，他不顧工作人員的勸阻，邁著瀟灑而輕快的步伐在冰麵上又走了起來。當他那偉岸的身體在一處冰坡前停下來時，隨行人員又懇切地上前勸他休息休息。
毛澤東豪情滿懷地揮揮手，說：“我的願望是從海參崴――到太平洋的西岸至波羅的海――再到大西洋的東岸；然後從黑海邊到北極圈，把蘇聯的東西南北都走個遍。”
“真有氣魄呀！”隨行者中有人感慨地小聲說了一句，人們頓時也被毛澤東的博大胸懷所感染。
在列寧格勒期間，毛澤東還應邀參觀了一些工廠和部分著名的曆史遺跡，盡管他天天都要進行許多既定的訪問和參觀，但心裏卻始終在計算著周恩來到達莫斯科的時間。1月15日晚，工作人員轉告他“周恩來總理已在赴蘇的途中了――”
毛澤東一聽大喜，他顧不得疲勞和辛苦，當即決定：“請通知蘇聯同誌，我們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員勸他再休息兩天，恢複恢複再走。
毛澤東果斷地一擺手：“不用了，我和恩來是有約在先的。”隨即他又幽默地說：“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澤東一行人從列寧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來從途中打來的電話向他請示問候。電話直接接到了毛澤東的住處，因為線路有毛病，通話聲音不好，毛澤東在耳機旁聽了半天，也很難聽清楚。他當即決定，請周恩來到下一站後再次通話。
毛澤東掛上電話後，背著雙手在屋內踱了起來，顯得有些著急。此後他一直守在電話機附近，等待著周恩來的消息。
周恩來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再次打來了電話，毛澤東拿起了話筒，直接與周恩來通話，這次通話的效果不錯。毛澤東竟然坐在沙發上與周恩來長談起來了，他把自己來蘇後的一些看法和分析與周恩來通了氣，並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也把中蘇雙方條約談判和協議簽訂的一些重要問題再次向周恩來做了布置，兩人在電話中談得十分親切，有時還哈哈大笑。
看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外交才幹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任務都交給了自己這位傑出的助手。
兩人的通話竟然講了一個多鍾頭！
通完話，毛澤東顯得格外輕鬆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閑地靠在沙發上抽著煙，欣賞收音機裏的音樂。
一陣深沉雄渾的歌聲在屋內響起來，緩緩的，沉重的，越響越大，像奔騰的河水，流到了人們麵前，這是伏爾加河船夫曲。唱得那麽深沉動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著人們的心胸。毛澤東靜靜地聽著聽著，又漸漸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窗外，那麽專注、深沉……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
1950年1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一行到達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車站廣場，蘇方也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這是周恩來10年後的再次赴蘇，他現在是以新中國政府首腦的身份出現在莫斯科車站。
周恩來身著冬裝，神彩奕奕，麵帶笑容，一下車就以他傑出的外交家風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蘇聯領導人。他們目睹周恩來舉止從容，落落大方，話語有禮有節，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點頭稱讚。斯大林在會見劉少奇時也這樣說過：“我認為新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總理和外交部長的人選周恩來，那的確是當之無愧的。”
與毛澤東一行人相比，周恩來一行人就顯得龐大多了，有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東北工業部部長呂東、東北貿易部副部長張化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以及賴亞力、何謙、沈鴻、蘇農宮、柴樹藩、程明升、王勳、聶春榮、羅維、常彥卿等人。
王稼祥同誌照例趕到200多公裏外去迎接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在1939年6月曾從延安來蘇聯治療摔傷，在蘇聯住了8個多月。正是在這段時期中，共產國際於1940年1月至3月舉行過一次特別執委會議，專門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這也是與中共和中國革命有著千絲萬縷難以分割關係的共產國際在解散前，對中共的工作做的最後一次討論。會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巨大作用，並建議中共及時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非常及時地把共產國際的這些精神帶回了國內，對中國革命的形勢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後，蘇德戰爭爆發和新疆盛世才轉向反共反蘇，阻隔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聯係。共產國際解散後，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繼續保持了同中國革命的關係，而中共也開始了旨在為實現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思想的整風運動，中共中央解除了對共產國際章程的決議所要承擔的義務。對於這段難忘的曆史周恩來是記憶猶新的了，他深知此行責任的重大和意義深遠，他準備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這趟莫斯科之行的曆史使命。
周恩來僅僅在特意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澤東住處的樓上來了。同重慶談判時一樣，兩位老戰友一個住樓上一個住樓下，經常在一起為某些重大問題長談到夜半三更之時。
相比之下，周恩來的時間安排要比毛澤東緊張多了，他白天要到克裏姆林宮去參加談判，晚上還要向毛澤東匯報和商量，常常是一天僅有幾小時休息時間。可他仍舊是精神抖擻，毫無倦意，無論出現在哪兒都顯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參加會談的蘇聯領導人也自歎弗如了。
在談判處於關鍵階段的一天夜裏，已經很晚了，周恩來與毛澤東仍在客廳裏長談著。毛澤東茶幾上的煙缸裏已盛了不少的煙頭，他手指上的煙卷還在冒著縷縷煙霧。毛澤東像是在思索什麽往事，顯得有些心緒難平。
“主席，時間不早了，您休息了吧。”周恩來看了看表，說道。
“恩來，你記得我們黨同共產國際的曆史有多長時間嗎？”毛澤東問。
“從1920年3月開始，到1943年6月為止，有23年多。”周恩來記憶精確地回答。“列寧創建的共產國際20多年來對中國革命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都是有功勞、有幫助的。在整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中，蘇聯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澤東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們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同蘇聯同誌的關係。”周恩來點了點頭。
“對！”毛澤東掐滅了手中的煙頭，轉過身來，“這就是我們在考慮中蘇條約上的曆史前提的呀！曆史提供了我們經驗，曆史也提供了我們的教訓。”
周恩來點了點頭，他明白毛澤東話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黨內出現過的三次左傾錯誤，同當時共產國際的錯誤是有直接聯係的。在抗戰勝利後，斯大林既對中國革命以支持，又對中國共產黨的實力缺乏信心，他在尋求與蔣介石政權發展關係的同時，也把本國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國革命發展之上，對此毛澤東是心中有數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間，美英蘇等國首腦舉行了對戰後世界局勢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在這些會議中，尤其是在雅爾塔會議上，蘇聯為在中國領土上謀求權益而同美國進行了交易。當時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在拍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電報中這樣說過：
昨晚我同斯大林談話時……他說，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即庫頁島）的南部應歸還俄國。他在包括旅順港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半島南部用手畫了一個圈說，俄國人希望再次租借這些港口及其周圍地區……斯大林進一步說，他希望租借中東鐵路。我請他說明，他所關心的究竟是哪條鐵路？斯大林指出是從大連到哈爾濱，再向西北到滿洲裏，向東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這條鐵路，斯大林的答複是肯定的。但他特別重申：蘇聯無意幹涉滿洲的主權。當然，隨著對鐵路管理的控製，蘇聯軍隊可能護路，蘇聯的影響毫無疑問將會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時30分，斯大林同羅斯福正式會晤中認為他的要求是“正義”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難於向人民解釋蘇聯為什麽要出兵對日宣戰。他還向羅斯福表示了這樣的看法，中共應該接受蔣介石的領導，既然他們有一條抗日統一戰線，那為什麽搞不到一塊兒來？斯大林甚至還宣稱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說“沒有哪個共產黨強有力到足以統一中國”。
毛澤東麵對斯大林在中國領土上謀求權益和對中共的幹涉，始終堅持了正確的態度。他以一個偉大戰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堅定而明智的決策：既不直接幹預蘇美與蔣介石從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對斯大林的某些談話，相反的，中國共產黨繼續尊重斯大林和聯共（布）在國際共運中的重要曆史地位，維護團結，為爭取蘇聯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創造中國革命形勢取得大發展的局麵而進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這一係列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的英明決策深得周恩來等許多領導人的擁護和支持。周恩來此行到莫斯科談判簽約，自始至終都在堅定不移地貫徹毛澤東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閃爍，雪野冰霜與星光月影交相映射，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銀灰色的衣裝。屋內，毛澤東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熱水遞到周恩來麵前，關切地問道：“2月14日正式簽約有把握嗎？”
周恩來喝了口熱茶，劍眉一揚回答說：“如果蘇方不再提出新問題，我想，2月14日正式簽約是有把握的。”
“好！”毛澤東點點頭，雙手叉腰，高興地對周恩來說：“你談得很出色，應該記一大功。”
慶祝活動持續了幾天才結束，各國代表團在完成使命後先後回國了，毛澤東則按預定的安排在蘇聯休息一段時間和參觀訪問。
此時期蘇聯新聞機構很少報道毛澤東的活動和行蹤，西方一些好事者於是做了種種編造和猜測。有一天，工作人員把一則“毛澤東已被斯大林扣留”西方報道的捏造消息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付之一笑，放下報紙說：“隨人家說去吧，古往今來總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間又打了幾次電話給毛澤東，還是詢問毛澤東下一步對雙方結盟簽約內容的具體想法，而毛澤東總是不說，當斯大林了解到毛澤東確實在等周恩來以後，也就不再多問下去了。
毛澤東遊覽列寧格勒
毛澤東這段時間的活動安排是豐富而充實的，他參觀了斯大林汽車製造廠和其他一些地方，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除此外，他在住所裏請師哲為他借了大量的曆史人物傳記影片來觀看，全是俄國和歐洲的。毛澤東不愧是曆史學家，他對彼得大帝、拿破侖、庫圖佐夫等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能做出獨到的評價，連斯大林聞訊後也佩服地說：“毛澤東真了不起，很聰明，專看曆史人物傳記片，這是了解曆史最簡捷的辦法。”
幾天後，中蘇聯合發表了一份公報，公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的友好條約已在商談之中……”公報引起了國際輿論的轟動和關注，這份公報的發表是按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意思辦理的。毛澤東在公報發表的第二天，便前往列寧格勒參觀訪問去了。
1月的列寧格勒天氣很冷，一連數日的大雪，使圍繞這座古城的遼闊田野變成了茫茫雪原，各種樹幹樹枝像長出了白色的翎毛，田野裏那些被雪蓋住的冬季作物都成了無數的雪堆。幾輛黑色高級小轎車從雪原上駛來，留下了長長的車輪印跡。
毛澤東到達後，提議去看看波羅的海的芬蘭灣，這兒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
當汽車駛到波羅的海海邊上時，毛澤東踏著長長的海岸線，眺望著十月革命時工人們暴動的喀琅施達特要塞，仿佛又在追尋著曆史的足跡……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是在五四運動中接受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然而為了尋求一條把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同中國國情結合的道路，他和他的戰友們費盡了心血，吃盡了苦頭，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和犧牲。毛澤東清楚地記得，1931年8月在江西南部的根據地黨代表大會上，他被解除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徹底被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而罪名就是反對“要以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和不折不撓性來實現共產國際的決議到實際工作中去”。這不僅僅是王明路線對他的打擊和排斥，也是少數號稱正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擁護者實際上的共產國際錯誤路線的製定者對他的打擊和排斥。正是這些所謂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們，使中國革命走了許多彎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和犧牲。毛澤東正是在這些代價和犧牲中摸索出了一條馬列理論必須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道路，才使中國有了今天，而今毛澤東就站在了十月革命炮聲響起的地方，他怎能不感慨萬千呢？
波羅的海一到冬季，大海沿岸全結了冰，連成一片。毛澤東在一寬闊的冰麵上停了下來，腳下的大地像一片望不到邊的冰淩水晶，置身於這絢麗的千裏冰封中，毛澤東興致很濃，他不顧工作人員的勸阻，邁著瀟灑而輕快的步伐在冰麵上又走了起來。當他那偉岸的身體在一處冰坡前停下來時，隨行人員又懇切地上前勸他休息休息。
毛澤東豪情滿懷地揮揮手，說：“我的願望是從海參崴――到太平洋的西岸至波羅的海――再到大西洋的東岸；然後從黑海邊到北極圈，把蘇聯的東西南北都走個遍。”
“真有氣魄呀！”隨行者中有人感慨地小聲說了一句，人們頓時也被毛澤東的博大胸懷所感染。
在列寧格勒期間，毛澤東還應邀參觀了一些工廠和部分著名的曆史遺跡，盡管他天天都要進行許多既定的訪問和參觀，但心裏卻始終在計算著周恩來到達莫斯科的時間。1月15日晚，工作人員轉告他“周恩來總理已在赴蘇的途中了――”
毛澤東一聽大喜，他顧不得疲勞和辛苦，當即決定：“請通知蘇聯同誌，我們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員勸他再休息兩天，恢複恢複再走。
毛澤東果斷地一擺手：“不用了，我和恩來是有約在先的。”隨即他又幽默地說：“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澤東一行人從列寧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來從途中打來的電話向他請示問候。電話直接接到了毛澤東的住處，因為線路有毛病，通話聲音不好，毛澤東在耳機旁聽了半天，也很難聽清楚。他當即決定，請周恩來到下一站後再次通話。
毛澤東掛上電話後，背著雙手在屋內踱了起來，顯得有些著急。此後他一直守在電話機附近，等待著周恩來的消息。
周恩來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再次打來了電話，毛澤東拿起了話筒，直接與周恩來通話，這次通話的效果不錯。毛澤東竟然坐在沙發上與周恩來長談起來了，他把自己來蘇後的一些看法和分析與周恩來通了氣，並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也把中蘇雙方條約談判和協議簽訂的一些重要問題再次向周恩來做了布置，兩人在電話中談得十分親切，有時還哈哈大笑。
看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外交才幹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任務都交給了自己這位傑出的助手。
兩人的通話竟然講了一個多鍾頭！
通完話，毛澤東顯得格外輕鬆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閑地靠在沙發上抽著煙，欣賞收音機裏的音樂。
一陣深沉雄渾的歌聲在屋內響起來，緩緩的，沉重的，越響越大，像奔騰的河水，流到了人們麵前，這是伏爾加河船夫曲。唱得那麽深沉動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著人們的心胸。毛澤東靜靜地聽著聽著，又漸漸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窗外，那麽專注、深沉……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
1950年1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一行到達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車站廣場，蘇方也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這是周恩來10年後的再次赴蘇，他現在是以新中國政府首腦的身份出現在莫斯科車站。
周恩來身著冬裝，神彩奕奕，麵帶笑容，一下車就以他傑出的外交家風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蘇聯領導人。他們目睹周恩來舉止從容，落落大方，話語有禮有節，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點頭稱讚。斯大林在會見劉少奇時也這樣說過：“我認為新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總理和外交部長的人選周恩來，那的確是當之無愧的。”
與毛澤東一行人相比，周恩來一行人就顯得龐大多了，有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東北工業部部長呂東、東北貿易部副部長張化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以及賴亞力、何謙、沈鴻、蘇農宮、柴樹藩、程明升、王勳、聶春榮、羅維、常彥卿等人。
王稼祥同誌照例趕到200多公裏外去迎接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在1939年6月曾從延安來蘇聯治療摔傷，在蘇聯住了8個多月。正是在這段時期中，共產國際於1940年1月至3月舉行過一次特別執委會議，專門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這也是與中共和中國革命有著千絲萬縷難以分割關係的共產國際在解散前，對中共的工作做的最後一次討論。會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巨大作用，並建議中共及時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非常及時地把共產國際的這些精神帶回了國內，對中國革命的形勢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後，蘇德戰爭爆發和新疆盛世才轉向反共反蘇，阻隔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聯係。共產國際解散後，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繼續保持了同中國革命的關係，而中共也開始了旨在為實現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思想的整風運動，中共中央解除了對共產國際章程的決議所要承擔的義務。對於這段難忘的曆史周恩來是記憶猶新的了，他深知此行責任的重大和意義深遠，他準備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這趟莫斯科之行的曆史使命。
周恩來僅僅在特意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澤東住處的樓上來了。同重慶談判時一樣，兩位老戰友一個住樓上一個住樓下，經常在一起為某些重大問題長談到夜半三更之時。
相比之下，周恩來的時間安排要比毛澤東緊張多了，他白天要到克裏姆林宮去參加談判，晚上還要向毛澤東匯報和商量，常常是一天僅有幾小時休息時間。可他仍舊是精神抖擻，毫無倦意，無論出現在哪兒都顯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參加會談的蘇聯領導人也自歎弗如了。
在談判處於關鍵階段的一天夜裏，已經很晚了，周恩來與毛澤東仍在客廳裏長談著。毛澤東茶幾上的煙缸裏已盛了不少的煙頭，他手指上的煙卷還在冒著縷縷煙霧。毛澤東像是在思索什麽往事，顯得有些心緒難平。
“主席，時間不早了，您休息了吧。”周恩來看了看表，說道。
“恩來，你記得我們黨同共產國際的曆史有多長時間嗎？”毛澤東問。
“從1920年3月開始，到1943年6月為止，有23年多。”周恩來記憶精確地回答。“列寧創建的共產國際20多年來對中國革命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都是有功勞、有幫助的。在整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中，蘇聯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澤東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們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同蘇聯同誌的關係。”周恩來點了點頭。
“對！”毛澤東掐滅了手中的煙頭，轉過身來，“這就是我們在考慮中蘇條約上的曆史前提的呀！曆史提供了我們經驗，曆史也提供了我們的教訓。”
周恩來點了點頭，他明白毛澤東話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黨內出現過的三次左傾錯誤，同當時共產國際的錯誤是有直接聯係的。在抗戰勝利後，斯大林既對中國革命以支持，又對中國共產黨的實力缺乏信心，他在尋求與蔣介石政權發展關係的同時，也把本國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國革命發展之上，對此毛澤東是心中有數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間，美英蘇等國首腦舉行了對戰後世界局勢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在這些會議中，尤其是在雅爾塔會議上，蘇聯為在中國領土上謀求權益而同美國進行了交易。當時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在拍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電報中這樣說過：
昨晚我同斯大林談話時……他說，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即庫頁島）的南部應歸還俄國。他在包括旅順港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半島南部用手畫了一個圈說，俄國人希望再次租借這些港口及其周圍地區……斯大林進一步說，他希望租借中東鐵路。我請他說明，他所關心的究竟是哪條鐵路？斯大林指出是從大連到哈爾濱，再向西北到滿洲裏，向東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這條鐵路，斯大林的答複是肯定的。但他特別重申：蘇聯無意幹涉滿洲的主權。當然，隨著對鐵路管理的控製，蘇聯軍隊可能護路，蘇聯的影響毫無疑問將會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時30分，斯大林同羅斯福正式會晤中認為他的要求是“正義”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難於向人民解釋蘇聯為什麽要出兵對日宣戰。他還向羅斯福表示了這樣的看法，中共應該接受蔣介石的領導，既然他們有一條抗日統一戰線，那為什麽搞不到一塊兒來？斯大林甚至還宣稱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說“沒有哪個共產黨強有力到足以統一中國”。
毛澤東麵對斯大林在中國領土上謀求權益和對中共的幹涉，始終堅持了正確的態度。他以一個偉大戰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堅定而明智的決策：既不直接幹預蘇美與蔣介石從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對斯大林的某些談話，相反的，中國共產黨繼續尊重斯大林和聯共（布）在國際共運中的重要曆史地位，維護團結，為爭取蘇聯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創造中國革命形勢取得大發展的局麵而進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這一係列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的英明決策深得周恩來等許多領導人的擁護和支持。周恩來此行到莫斯科談判簽約，自始至終都在堅定不移地貫徹毛澤東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閃爍，雪野冰霜與星光月影交相映射，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銀灰色的衣裝。屋內，毛澤東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熱水遞到周恩來麵前，關切地問道：“2月14日正式簽約有把握嗎？”
周恩來喝了口熱茶，劍眉一揚回答說：“如果蘇方不再提出新問題，我想，2月14日正式簽約是有把握的。”
“好！”毛澤東點點頭，雙手叉腰，高興地對周恩來說：“你談得很出色，應該記一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