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曆史在北平拐彎！中南海易換新主(7)
今日下午雙方代表團應舉行一次正式會議。在此會議上，宣布從今日起，結束非正式談判階段，進入正式談判階段，其時間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會議上，大略解釋協定草案要點，並征求他們的意見。另向張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須決定問題。18日以後，不論談判成敗，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他們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須回來。南京四要員（李宗仁、於右任、居正、童冠賢，不要張群）如願來平，15日至遲16日必須到達，17日必須舉行簽字式。應爭取南京代表團六人都同意簽字，隻要他們自己願意，亦可簽字。簽字後他們不能回去，設法將他們全體留平。如他們因南京不同意簽字而不敢簽，並有些人要回去，則必須爭取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三代表及四個顧問留北平。
毛澤東
4月13日
毛澤東寫完信，立即吩咐機要秘書立即將信送給周恩來。
在同一天，周恩來派人將《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送交國民黨方麵，並通知當晚9時開正式會議。
會議的地點在中南海勤政殿。
勤政殿大廳中間橫放著一排長桌，兩邊分坐雙方代表。雙方代表後邊各放三張小桌子，坐著雙方列席人員和記錄人員。
會場布置簡樸，氣氛嚴肅。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宣布開會，然後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了說明。
最後，他說，如果和平協定的條款都能實現，我們相信國內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證，南京政府代表團及南京政府中的愛國分子，努力於這個全國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業，當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諒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讚許。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團願意在這裏提出保證，當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以及在籌備開幕時，接受南京愛國分子的參加，同時也參加聯合政府。
周恩來講完之後，由張治中發言。
他說，對國民黨的錯誤，有誠意承認；對國民黨的失敗，也有勇氣接受。張治中把《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不同意接受的各點一一提出。
最後他說，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團諸位先生麵前，不想說什麽恭維的話，今後國家的責任，是落到了你們身上。希望中共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並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之境。張治中表示，願就中共所提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張治中發言後，雙方同意再作會外協商，然後定期舉行第二次會議。
次日，南京代表團經過一天研究，提出了40處修改意見，寫成了一個修正案。修正案用詞力求和緩，同時對軍隊改編、聯合政府兩項進行了若幹修正。當晚，張治中把這個修正案交給周恩來，二人進行了長時間交談。
4月15日早晨，雙方代表分別進行了交談。晚上7點，中共代表團送交南京代表團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周恩來表示，這是最後的文件。
張治中注意到這份文件已刪去“草案”字樣，他明白了一切，但他還是問道：“所謂最後的文件，是不是解釋為最後的通牒？是不是隻許我們說一個對或者不對？”
周恩來嚴肅地點點頭，說：“可以這樣理解。這是我們的最後的態度。”
張治中如釋重負地長籲一口氣，說：“也好，幹脆！”
接著周恩來要求雙方代表團兩個小時的時間研究最後定案。
9點整，會談開始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首先發言，對協定修正案作了詳盡說明。周恩來最後正式宣布說，這個協定是定稿，是不能改變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簽，但無論簽或不簽，到本月20日為止，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將立即渡江。
周恩來最後的宣布，令國民黨代表團個個心旌震蕩。
張治中緩緩站起身，說：“剛才恩來先生說這是最後的文件，那就意味著同意就簽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這樣，我們代表團同仁現在就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和必要了。我們將把這個文件迅速報告我們的政府，請示它作最後的決定，然後再答複中共代表團。”說到此，他略為停頓一下，又繼續說道：不過我想略為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或感想。我要再說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團的意見和感想。
國共兩黨的鬥爭，到今可以說是告一個結束了。誰勝誰敗，誰得誰失，誰是誰非，當然有事實作證明，將來也自有曆史作評判。不過要打個比方來說，我想國共兩黨之爭，好比是兄弟之爭，我們同是中國人，同是一個民族，俗語說‘便宜不出外’，今天誰吃了虧，誰討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認真的。國共兩黨等於兄弟一樣，大哥管家管不好，讓給弟弟管，沒有關係，‘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對於弟弟的能幹，有這個能耐來擔當重責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興，而且要格外的幫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當不好，你來當，希望你當得好，一定當得好。這不僅是站在兄弟立場應該如此，就光是基於人類之愛，同胞之愛，民族之愛，也應該如此。
今天的中國，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孫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們還沒有把中國弄成自由、平等、獨立的國家，我們的同胞，在國外受到人家的鄙視輕視，我們實在感到慚愧和恥辱！
近幾年來，國民黨以國內第一大黨的地位，對待中共實在太狹隘一點，胸襟和態度都狹隘。老實地說，是有很多對不起人家的地方，應該首先作一個自我反省，認識錯誤，感到慚愧，轉變過來。我們國民黨雖然失敗了，但是今後還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機會；我們還是願意重新團結合作，來共同擔負複興中華民族的曆史責任。我們應當把眼光放大些，胸襟開闊些，重新合作，這才是國家民族之福！在國民黨方麵，今後應該有這個眼光，有這個胸襟，有這個態度。這是我個人在自我反省之餘的一點感想，願意提出來請大家指教。
最後，我們沒有別的，隻有祝願兩黨過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誤會，一切恩怨，永遠結束；過去的讓他過去。在我們方麵，當然首先做一個自我反省，同時希望中共也保持著這種遠大的眼光，開闊的胸襟，明朗的態度，來領導未來的曆史性的新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基於過去的努力奮鬥，到今天已經接近――最少可以說接近――到它當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著我們恭維。
“對於其他方麵，沒有任何意見。以上隻是我個人的意見與感想，假使有不對的地方，希望恩來先生和諸位代表先生們加以原諒。”
張治中不囿於一黨一派之利，而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對待國民黨的失敗，真是難能可貴。但是，他的關於“兄弟之爭”的一段話，模糊了國共爭戰的實質，與共產黨人的立場格格不入。
對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立即起身反駁。他說：“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於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說雙方的關係等於兄弟一樣，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麽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願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後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國民黨二十多年來，尤其最近兩年又九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那拉氏進行的鬥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如果說是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表示它的嚴肅性。說是兄弟之爭，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
會議於當晚10時20分結束。
李宗仁做“假皇帝”，什麽主也做不了南京代表團回到住處後，連夜對協定研究。經過充分討論後認為：這個協定定稿已接受所提修正意見的40餘處的大半數，讓步是大的。最後，一致表示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並推黃紹？和屈武攜文件回南京，勸李宗仁、何應欽接受。
李宗仁當的是“代理皇帝”，什麽主也做不了。越是做不了主，就越想做主，於是陷入尷尬的境地。
黃紹？一下飛機，便驅車至李宗仁的官邸。
黃紹？對一籌莫展的李宗仁說：“蔣先生已經沒有前途了，廣西人士應該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該替蔣效犬馬之勞了。”
李宗仁一臉苦笑：“我這個代總統，有其名，無其實，處處受人製約，像簽訂《國內和平協定》這樣大事，沒有姓蔣的點頭還是不成啊，何談另辟求生之道！”
黃紹？急道：“德公，反正政府以促進和平為目標，管它條件怎麽樣，和平總比不和平好。況且人家也做了許多讓步，與其打下去不免一敗，不如這樣收兵算了。”
李宗仁看著黃紹？帶來的周恩來聲明是最後通牒的《國內和平協定》副本，大搖其頭。這樣的協定他能簽字嗎？如此“收兵”他收得了嗎？不簽字和談就破裂，他也隻能落得“飄泊”的下場。李宗仁是打著和談的旗幟上台的，如今和談破裂，他就必須下台。代總統寶座還沒坐熱，眼看又要讓給它的原主人。他像做了一場噩夢，而這場噩夢是從明故宮做起的。
蔣介石離開南京時，李宗仁率文武百官去明故宮機場為他送行，當浩浩蕩蕩車隊來到機場時，卻已人去樓空。
李宗仁回到黃埔路總統府二樓辦公室，心頭如掀開了一塊大石頭似的輕鬆。
他本是來自偏遠省份廣西臨桂縣的農家子弟，祖上世代務農。他六歲讀私塾，後來進新創立的臨桂縣立高等小學。初到城裏，有幾分土氣，加上一些新式學科如數學、英語跟不上，被人譏笑為“鄉下傻瓜”。他隻讀了兩個學期便輟學。以後他棄文習武，考入廣西陸軍小學，步步升遷，沒有想到在中國曆史上他居然會有這麽一個位置，做起了代總統。
李宗仁正有些醺醺然，這時，辦公桌上電話鈴聲響起，把他從沉思中拉回。
“代總統，我是張群……”話筒裏傳來張群的聲音。
代總統？李宗仁的眉頭擰緊了。
“總裁有一個文告，要您過目後發表，能否一晤？”
李宗仁客氣地說：“嶽軍兄，不必客氣，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來到張群宅邸。張群迎出門外，說：“代總統降尊光臨，張群實在不敢當。”
李宗仁連聲道：“哪裏哪裏，不必客氣。”
李宗仁在客廳剛一落座，張群便取出文告，說：“代總統，這是總裁的一份文告和他為您代擬的文告，請代總統過目。”
張群一口一個“代總統”，叫得李宗仁十分惱火。他接過文告細讀起來，臉色越來越嚴峻。
他抬起頭，眼睛直盯張群，說：“嶽軍兄，這文告頗有些不妥。”
張群淡淡地說：“怎麽不妥，願聞其詳。”
李宗仁有些激動地說：“文告上說‘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其職權’，那麽今後蔣先生是什麽身份？沒說。應該加上‘引退’字樣，如‘決身先引退’；第二，依憲法，蔣先生辭職，我就不是‘代行’，而應該是‘繼任’，應該寫‘由李副總統繼任執行總統職權’。”
張群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李宗仁沉下臉來：“名不正，言不順，與其頂一塊空招牌，倒不如還是蔣先生自己幹的好。”
張群麵帶難色地說：“文告是總裁親自定的稿，不好改呀。”李宗仁氣憤地說：“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計較名位，隻是我深知蔣先生的個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預留伏筆，好把我當作他的擋箭牌，而他在幕後操縱，必要時又可東山再起。這樣的事，我不幹！”
張群見李宗仁態度強硬，便放緩口氣說：“德公息怒，容我與總裁再聯係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辭，等他回到總統府，張群的電話也打過來了，張群在電話中說：“總裁說‘遵照李副總統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總統滿意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發表？”
李宗仁一塊石頭落地，慨然答道：“可以。”
次日一早，李宗仁一到辦公室，便吩咐秘書拿來當天報紙。李宗仁攤開報紙，隻氣得渾身顫抖，原來報紙刊載的文告一字未改。
更讓李宗仁難受的是，吳忠信已以政府秘書長的名義，於昨日將文告通令全國各級軍政機關，通令蓋有總統的大印，而李宗仁毫無所知。
李宗仁立即傳來吳忠信，他拍著通令大聲責問：“禮卿兄，這份通令發出去，我為什麽事前毫無所聞。”
吳忠信自知理虧，他麵帶歉疚地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要我發出後再通知你。”李宗仁難過地搖搖頭說：“蔣先生已經下野了，連發道通令這樣的事他還要管，他說要瞞著我，你就瞞著我，你眼裏還有老朋友嗎？”
吳忠信委屈地訴苦道：“你是知道蔣先生的，蔣先生要我這樣辦，我又怎能不辦？”李宗仁仰天長歎道：“禮卿兄，不管怎麽說，你這樣做未免太不夠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幹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職就是了！”
李宗仁的一席話，也引出了吳忠信的心裏話，隻聽他誠懇地說：“德公，我們是老朋友，我願以老朋友的名義勸勸你。你是知道蔣先生的為人的，你應該知道你自己現在的處境。南京現在特務橫行，你身邊的衛士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在爭些什麽呢？爭得不好，在這種局麵下，任何事皆可發生，甚至連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沒有保證。”
李宗仁冷笑著說：“謝謝你直言相告，他蔣先生如此欺人，我是無法幹下去的！”
實際李宗仁的處境比“假皇帝”還慘，蔣介石飛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布置，使李宗仁的一舉一動都處於蔣介石耳目的監視之下，權力不得實施，行動毫無自由。
李宗仁上台後，麵對的是一個爛攤子，正如他自己回憶所說：“在就任代總統之後，我立刻麵臨三大要務，急待處理：第一，我要與中共謀和，結束內戰；第二，我要謀求內部團結，加強民主改革，收拾民心，並阻止共軍渡江，求取光榮和平；第三，我要爭取美援，製止比共軍威脅更大的通貨膨脹。”
但他三件大事一件也幹不成。莫說大事，就是小事也幹不成，因為蔣先生在溪口緊盯著他。
李宗仁一開始對自己的使命還想得天真，他剛上台，就簽發了兩個手令：
行政院院長孫科：立即自國庫提款，代總統親赴武漢前線犒賞三軍；
參謀總長顧祝同：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李宗仁采取的這兩個行動，有很大的宣傳價值，前者是為了振奮日益衰落的軍心，後者是為了在國人、特別是共產黨麵前，表示和平誠意。
然而，他的兩個手令很快落空，孫科板起麵孔告訴他，國庫已空，無款可撥。顧祝同則向他報告說，代總統的手令已分別轉給台灣省主席陳誠和重慶市長兼警備司令楊森。
李宗仁不甘心，馬上派程思遠飛到台灣，向陳誠交涉釋放張學良一事。卻不料陳誠毫不客氣地對程思遠說：“張學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顧，你就轉告德公，不要再堅持了。”
程思遠回到南京，把陳誠的話如實向李宗仁報告，李宗仁聽了竟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程思遠心灰意冷地說：“凡是了解老蔣為人的，都知道他寧饒敵人，不饒朋友。局勢如此危急，在生死存亡關頭，國民黨仍不能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德公，恕我直言，這個黨是沒有指望了，我們既然回天乏術，不如……”
“不如什麽？”李宗仁打斷程思遠的話，態度嚴厲地說：“現在局勢還沒有糟到那一步，我們手裏現在還有牌可打。人家要看我們的笑話，我們自己不能先亂了自己的陣腳。”
程思遠沉默了。李宗仁沉思良久又吩咐他：“你起草一份給毛澤東的電報，就說我接受他們提出的和談條件，我希望盡快開始和談，電報寫好後立即發出去。”
程思遠遲疑地說：“和中共和談，這樣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應該先經過……”李宗仁把手一揮，十分憤慨地說：“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議，就什麽事也辦不成，我是總統，就以我的名義，給毛澤東發電！”
李宗仁致電毛澤東開啟國共和談，選中張治中為國民黨首席代表。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稱“弭戰謀和，已成為今日全國一致之呼聲。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誌，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麵已承認可以作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
電文發出，李宗仁心裏很是快慰，因為這可以視為是桂係對老蔣的一個報複。共產黨不以蔣介石為談判對象，因此，才有桂係的上台，因為共產黨把蔣介石打敗了，才有桂係的生存，乃至有桂係地位的上升。如果戰敗的是共產黨，那麽桂係便是第二個龍雲。
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共產黨不要過江，國共兩方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但能不能實現這個目標，他心中沒底，原因有兩方麵：一是不知道共產黨的胃口多大；二是懷疑自己有無力量守住長江。
要和平，蔣介石必須出國
1944年2月22日，李宗仁的座機“空中行宮”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
坐在飛機上的不是李宗仁，而是李宗仁千呼萬喚請出來主持和共產黨和談大計的張治中。
毛澤東
4月13日
毛澤東寫完信，立即吩咐機要秘書立即將信送給周恩來。
在同一天，周恩來派人將《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送交國民黨方麵，並通知當晚9時開正式會議。
會議的地點在中南海勤政殿。
勤政殿大廳中間橫放著一排長桌，兩邊分坐雙方代表。雙方代表後邊各放三張小桌子，坐著雙方列席人員和記錄人員。
會場布置簡樸，氣氛嚴肅。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宣布開會，然後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了說明。
最後，他說，如果和平協定的條款都能實現，我們相信國內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證，南京政府代表團及南京政府中的愛國分子，努力於這個全國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業，當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諒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讚許。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團願意在這裏提出保證，當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以及在籌備開幕時，接受南京愛國分子的參加，同時也參加聯合政府。
周恩來講完之後，由張治中發言。
他說，對國民黨的錯誤，有誠意承認；對國民黨的失敗，也有勇氣接受。張治中把《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不同意接受的各點一一提出。
最後他說，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團諸位先生麵前，不想說什麽恭維的話，今後國家的責任，是落到了你們身上。希望中共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並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之境。張治中表示，願就中共所提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張治中發言後，雙方同意再作會外協商，然後定期舉行第二次會議。
次日，南京代表團經過一天研究，提出了40處修改意見，寫成了一個修正案。修正案用詞力求和緩，同時對軍隊改編、聯合政府兩項進行了若幹修正。當晚，張治中把這個修正案交給周恩來，二人進行了長時間交談。
4月15日早晨，雙方代表分別進行了交談。晚上7點，中共代表團送交南京代表團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周恩來表示，這是最後的文件。
張治中注意到這份文件已刪去“草案”字樣，他明白了一切，但他還是問道：“所謂最後的文件，是不是解釋為最後的通牒？是不是隻許我們說一個對或者不對？”
周恩來嚴肅地點點頭，說：“可以這樣理解。這是我們的最後的態度。”
張治中如釋重負地長籲一口氣，說：“也好，幹脆！”
接著周恩來要求雙方代表團兩個小時的時間研究最後定案。
9點整，會談開始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首先發言，對協定修正案作了詳盡說明。周恩來最後正式宣布說，這個協定是定稿，是不能改變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簽，但無論簽或不簽，到本月20日為止，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將立即渡江。
周恩來最後的宣布，令國民黨代表團個個心旌震蕩。
張治中緩緩站起身，說：“剛才恩來先生說這是最後的文件，那就意味著同意就簽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這樣，我們代表團同仁現在就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和必要了。我們將把這個文件迅速報告我們的政府，請示它作最後的決定，然後再答複中共代表團。”說到此，他略為停頓一下，又繼續說道：不過我想略為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或感想。我要再說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團的意見和感想。
國共兩黨的鬥爭，到今可以說是告一個結束了。誰勝誰敗，誰得誰失，誰是誰非，當然有事實作證明，將來也自有曆史作評判。不過要打個比方來說，我想國共兩黨之爭，好比是兄弟之爭，我們同是中國人，同是一個民族，俗語說‘便宜不出外’，今天誰吃了虧，誰討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認真的。國共兩黨等於兄弟一樣，大哥管家管不好，讓給弟弟管，沒有關係，‘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對於弟弟的能幹，有這個能耐來擔當重責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興，而且要格外的幫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當不好，你來當，希望你當得好，一定當得好。這不僅是站在兄弟立場應該如此，就光是基於人類之愛，同胞之愛，民族之愛，也應該如此。
今天的中國，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孫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們還沒有把中國弄成自由、平等、獨立的國家，我們的同胞，在國外受到人家的鄙視輕視，我們實在感到慚愧和恥辱！
近幾年來，國民黨以國內第一大黨的地位，對待中共實在太狹隘一點，胸襟和態度都狹隘。老實地說，是有很多對不起人家的地方，應該首先作一個自我反省，認識錯誤，感到慚愧，轉變過來。我們國民黨雖然失敗了，但是今後還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機會；我們還是願意重新團結合作，來共同擔負複興中華民族的曆史責任。我們應當把眼光放大些，胸襟開闊些，重新合作，這才是國家民族之福！在國民黨方麵，今後應該有這個眼光，有這個胸襟，有這個態度。這是我個人在自我反省之餘的一點感想，願意提出來請大家指教。
最後，我們沒有別的，隻有祝願兩黨過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誤會，一切恩怨，永遠結束；過去的讓他過去。在我們方麵，當然首先做一個自我反省，同時希望中共也保持著這種遠大的眼光，開闊的胸襟，明朗的態度，來領導未來的曆史性的新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基於過去的努力奮鬥，到今天已經接近――最少可以說接近――到它當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著我們恭維。
“對於其他方麵，沒有任何意見。以上隻是我個人的意見與感想，假使有不對的地方，希望恩來先生和諸位代表先生們加以原諒。”
張治中不囿於一黨一派之利，而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對待國民黨的失敗，真是難能可貴。但是，他的關於“兄弟之爭”的一段話，模糊了國共爭戰的實質，與共產黨人的立場格格不入。
對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立即起身反駁。他說：“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於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說雙方的關係等於兄弟一樣，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麽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願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後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國民黨二十多年來，尤其最近兩年又九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那拉氏進行的鬥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如果說是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表示它的嚴肅性。說是兄弟之爭，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
會議於當晚10時20分結束。
李宗仁做“假皇帝”，什麽主也做不了南京代表團回到住處後，連夜對協定研究。經過充分討論後認為：這個協定定稿已接受所提修正意見的40餘處的大半數，讓步是大的。最後，一致表示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並推黃紹？和屈武攜文件回南京，勸李宗仁、何應欽接受。
李宗仁當的是“代理皇帝”，什麽主也做不了。越是做不了主，就越想做主，於是陷入尷尬的境地。
黃紹？一下飛機，便驅車至李宗仁的官邸。
黃紹？對一籌莫展的李宗仁說：“蔣先生已經沒有前途了，廣西人士應該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該替蔣效犬馬之勞了。”
李宗仁一臉苦笑：“我這個代總統，有其名，無其實，處處受人製約，像簽訂《國內和平協定》這樣大事，沒有姓蔣的點頭還是不成啊，何談另辟求生之道！”
黃紹？急道：“德公，反正政府以促進和平為目標，管它條件怎麽樣，和平總比不和平好。況且人家也做了許多讓步，與其打下去不免一敗，不如這樣收兵算了。”
李宗仁看著黃紹？帶來的周恩來聲明是最後通牒的《國內和平協定》副本，大搖其頭。這樣的協定他能簽字嗎？如此“收兵”他收得了嗎？不簽字和談就破裂，他也隻能落得“飄泊”的下場。李宗仁是打著和談的旗幟上台的，如今和談破裂，他就必須下台。代總統寶座還沒坐熱，眼看又要讓給它的原主人。他像做了一場噩夢，而這場噩夢是從明故宮做起的。
蔣介石離開南京時，李宗仁率文武百官去明故宮機場為他送行，當浩浩蕩蕩車隊來到機場時，卻已人去樓空。
李宗仁回到黃埔路總統府二樓辦公室，心頭如掀開了一塊大石頭似的輕鬆。
他本是來自偏遠省份廣西臨桂縣的農家子弟，祖上世代務農。他六歲讀私塾，後來進新創立的臨桂縣立高等小學。初到城裏，有幾分土氣，加上一些新式學科如數學、英語跟不上，被人譏笑為“鄉下傻瓜”。他隻讀了兩個學期便輟學。以後他棄文習武，考入廣西陸軍小學，步步升遷，沒有想到在中國曆史上他居然會有這麽一個位置，做起了代總統。
李宗仁正有些醺醺然，這時，辦公桌上電話鈴聲響起，把他從沉思中拉回。
“代總統，我是張群……”話筒裏傳來張群的聲音。
代總統？李宗仁的眉頭擰緊了。
“總裁有一個文告，要您過目後發表，能否一晤？”
李宗仁客氣地說：“嶽軍兄，不必客氣，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來到張群宅邸。張群迎出門外，說：“代總統降尊光臨，張群實在不敢當。”
李宗仁連聲道：“哪裏哪裏，不必客氣。”
李宗仁在客廳剛一落座，張群便取出文告，說：“代總統，這是總裁的一份文告和他為您代擬的文告，請代總統過目。”
張群一口一個“代總統”，叫得李宗仁十分惱火。他接過文告細讀起來，臉色越來越嚴峻。
他抬起頭，眼睛直盯張群，說：“嶽軍兄，這文告頗有些不妥。”
張群淡淡地說：“怎麽不妥，願聞其詳。”
李宗仁有些激動地說：“文告上說‘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其職權’，那麽今後蔣先生是什麽身份？沒說。應該加上‘引退’字樣，如‘決身先引退’；第二，依憲法，蔣先生辭職，我就不是‘代行’，而應該是‘繼任’，應該寫‘由李副總統繼任執行總統職權’。”
張群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李宗仁沉下臉來：“名不正，言不順，與其頂一塊空招牌，倒不如還是蔣先生自己幹的好。”
張群麵帶難色地說：“文告是總裁親自定的稿，不好改呀。”李宗仁氣憤地說：“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計較名位，隻是我深知蔣先生的個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預留伏筆，好把我當作他的擋箭牌，而他在幕後操縱，必要時又可東山再起。這樣的事，我不幹！”
張群見李宗仁態度強硬，便放緩口氣說：“德公息怒，容我與總裁再聯係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辭，等他回到總統府，張群的電話也打過來了，張群在電話中說：“總裁說‘遵照李副總統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總統滿意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發表？”
李宗仁一塊石頭落地，慨然答道：“可以。”
次日一早，李宗仁一到辦公室，便吩咐秘書拿來當天報紙。李宗仁攤開報紙，隻氣得渾身顫抖，原來報紙刊載的文告一字未改。
更讓李宗仁難受的是，吳忠信已以政府秘書長的名義，於昨日將文告通令全國各級軍政機關，通令蓋有總統的大印，而李宗仁毫無所知。
李宗仁立即傳來吳忠信，他拍著通令大聲責問：“禮卿兄，這份通令發出去，我為什麽事前毫無所聞。”
吳忠信自知理虧，他麵帶歉疚地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要我發出後再通知你。”李宗仁難過地搖搖頭說：“蔣先生已經下野了，連發道通令這樣的事他還要管，他說要瞞著我，你就瞞著我，你眼裏還有老朋友嗎？”
吳忠信委屈地訴苦道：“你是知道蔣先生的，蔣先生要我這樣辦，我又怎能不辦？”李宗仁仰天長歎道：“禮卿兄，不管怎麽說，你這樣做未免太不夠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幹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職就是了！”
李宗仁的一席話，也引出了吳忠信的心裏話，隻聽他誠懇地說：“德公，我們是老朋友，我願以老朋友的名義勸勸你。你是知道蔣先生的為人的，你應該知道你自己現在的處境。南京現在特務橫行，你身邊的衛士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在爭些什麽呢？爭得不好，在這種局麵下，任何事皆可發生，甚至連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沒有保證。”
李宗仁冷笑著說：“謝謝你直言相告，他蔣先生如此欺人，我是無法幹下去的！”
實際李宗仁的處境比“假皇帝”還慘，蔣介石飛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布置，使李宗仁的一舉一動都處於蔣介石耳目的監視之下，權力不得實施，行動毫無自由。
李宗仁上台後，麵對的是一個爛攤子，正如他自己回憶所說：“在就任代總統之後，我立刻麵臨三大要務，急待處理：第一，我要與中共謀和，結束內戰；第二，我要謀求內部團結，加強民主改革，收拾民心，並阻止共軍渡江，求取光榮和平；第三，我要爭取美援，製止比共軍威脅更大的通貨膨脹。”
但他三件大事一件也幹不成。莫說大事，就是小事也幹不成，因為蔣先生在溪口緊盯著他。
李宗仁一開始對自己的使命還想得天真，他剛上台，就簽發了兩個手令：
行政院院長孫科：立即自國庫提款，代總統親赴武漢前線犒賞三軍；
參謀總長顧祝同：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李宗仁采取的這兩個行動，有很大的宣傳價值，前者是為了振奮日益衰落的軍心，後者是為了在國人、特別是共產黨麵前，表示和平誠意。
然而，他的兩個手令很快落空，孫科板起麵孔告訴他，國庫已空，無款可撥。顧祝同則向他報告說，代總統的手令已分別轉給台灣省主席陳誠和重慶市長兼警備司令楊森。
李宗仁不甘心，馬上派程思遠飛到台灣，向陳誠交涉釋放張學良一事。卻不料陳誠毫不客氣地對程思遠說：“張學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顧，你就轉告德公，不要再堅持了。”
程思遠回到南京，把陳誠的話如實向李宗仁報告，李宗仁聽了竟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程思遠心灰意冷地說：“凡是了解老蔣為人的，都知道他寧饒敵人，不饒朋友。局勢如此危急，在生死存亡關頭，國民黨仍不能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德公，恕我直言，這個黨是沒有指望了，我們既然回天乏術，不如……”
“不如什麽？”李宗仁打斷程思遠的話，態度嚴厲地說：“現在局勢還沒有糟到那一步，我們手裏現在還有牌可打。人家要看我們的笑話，我們自己不能先亂了自己的陣腳。”
程思遠沉默了。李宗仁沉思良久又吩咐他：“你起草一份給毛澤東的電報，就說我接受他們提出的和談條件，我希望盡快開始和談，電報寫好後立即發出去。”
程思遠遲疑地說：“和中共和談，這樣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應該先經過……”李宗仁把手一揮，十分憤慨地說：“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議，就什麽事也辦不成，我是總統，就以我的名義，給毛澤東發電！”
李宗仁致電毛澤東開啟國共和談，選中張治中為國民黨首席代表。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稱“弭戰謀和，已成為今日全國一致之呼聲。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誌，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麵已承認可以作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
電文發出，李宗仁心裏很是快慰，因為這可以視為是桂係對老蔣的一個報複。共產黨不以蔣介石為談判對象，因此，才有桂係的上台，因為共產黨把蔣介石打敗了，才有桂係的生存，乃至有桂係地位的上升。如果戰敗的是共產黨，那麽桂係便是第二個龍雲。
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共產黨不要過江，國共兩方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但能不能實現這個目標，他心中沒底，原因有兩方麵：一是不知道共產黨的胃口多大；二是懷疑自己有無力量守住長江。
要和平，蔣介石必須出國
1944年2月22日，李宗仁的座機“空中行宮”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
坐在飛機上的不是李宗仁，而是李宗仁千呼萬喚請出來主持和共產黨和談大計的張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