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正色厲言道:“這是什麽意思?他們是誰?”
徐永昌看了看傅作義,語調和緩地解釋說:“宜生兄,請別誤會。共軍一向狡詐多變,善於策反,對此不可不防啊!”
“請次宸兄放心,我傅宜生蒙蔣委員長委以重任,自然知道該怎樣做,怎會不效忠黨國呢!”傅作義口氣堅定,態度坦然。
徐永昌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停了一會兒,他全盤托出了來意:“眼下共軍來勢迅猛,大有難防之勢。蔣委員長的意思是,為了保存實力,讓你考慮率部撤離平津。一路經海路由塘沽撤到青島,另一路從陸上經河北、山東半島的膠東到青島,爾後再待命南撤。這是為你著想,事不宜遲,請宜生兄快作決策。”
傅作義聽了,沒有說話,隻是用冷峻的目光久久地盯著徐永昌。他在琢磨著這個國防部長,也在琢磨著那個蔣委員長。他心想,南撤說說可以,真要動起來就難了。走海路還比較安全,走陸路則要通過共軍層層包圍,沿途傷亡將會很大,而且把察綏軍交給姓蔣的以後,將來結局如何,很難預卜。再說,南京高級軍事會議剛結束不久,自己在會上的表態猶在耳邊,怎能出爾反爾?
傅作義左思右想,便對徐永昌說:“現在南撤恐怕為時已晚了吧!共軍團團包圍,已不可能衝出去,隻有像苦守涿州那樣固守平津了。南撤隻能加快被殲的命運!行不通,絕對行不通!”
徐永昌說:“委員長說了,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即便宜生兄一人歸來,也勝似千軍萬馬,必有重用!”
別開玩笑啦!沒兵沒槍哪會有地位和實權?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尤其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軍界裏更是如此。傅作義思考片刻說:“謝謝蔣委員長和次宸兄的美意,宜生一人死活無礙黨國大事,若突圍南撤遭受重大損失,那宜生將無力再負黨國重任,也無麵再見江南父老。”
“可是……”徐永昌也明白南撤實在不易,至此無話可說,隻好飛回南京複命去了。蔣介石見徐永昌空跑一趟,於12月23日又派次子蔣緯國帶著他的親筆信飛到北平。信中寫道:“……西安雙十二事變,上了共產黨的當,第二次國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訓。今聞吾兄處境危艱,欲與共產黨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緯國前來麵陳。請親自檢察麵陳之事項。”
蔣緯國待傅作義看完信後說:“隻要傅總司令把部隊撤至青島,有一事會叫您放心的,那就是美軍援助南撤。”
傅作義笑了笑說:“請向蔣委員長致意,時至今日,一切都晚了!”
“不晚不晚,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家父希望總司令能顧全大局。”蔣緯國連忙說。傅作義說:“我半生戎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於個人榮辱,更不在意,黨國大局高於一切。我是黃貴華胄,隻要對國家民族有利,個人得失又何足道哉!”
蔣緯國說:“家父說,總司令如果南撤,他一定正式任命你為華東南軍政長官,統帥所有國民黨軍隊。”
“請向蔣委員長致歉,我實難勝任這一要職。”傅作義長歎一聲說:“現在已是‘四麵楚歌’,南下不可能了,隻有與古城共存,以報委座厚愛。”
話已說到這份上,蔣緯國隻好就此罷休。
傅作義很客氣地把蔣公子送走後,感到從來沒有過的輕鬆,同時也覺得很沉重。
1949年1月6日,即傅作義召見張東蓀、周北峰的第二天,天壇臨時機場又降落了一架由南京飛來的專機。蔣介石派遣的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廳長、軍統頭目鄭介民來到北平。傅作義照例接見,心裏比見前二位時更踏實。
鄭介民走進會客廳坐定,就開門見山地說:“總司令,蔣委員長對華北戰局很關心,本想親自前來的,但徐蚌前線緊急,走不開身。因此,特派兄弟來轉告總司令,平津如不可為,還是把部隊南撤為好。東北共軍進關勢大,還是讓他們一下,俗話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嘛。”
傅作義不置可否地“嗯”了一聲,良久才緩慢地說:“委員長將華北委托與我,半壁江山,事關黨國前途和大局,要慎重考慮考慮。”
“聽說北平在搞什麽和平運動?談判代表都出城與共黨接頭了?”鄭介民的語調陰陽怪氣,陰森森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傅作義。
傅作義早有戒心,警惕的思維在片刻之間便覺悟了過來。他平靜地笑了笑,用不值一談的口氣說:“有這麽回事。是前市長何思源老兄和市參議會組織的,出城無非為了向共軍呼籲停戰。”
“沒有跟共黨和談?外麵可都這麽說的。”
傅作義沒回答,隻是笑了一聲。
鄭介民煞有介事地說:“雖然這些都是文人,鬧不成什麽事兒,但是影響軍心。”
他瞅了一眼傅作義,發現對方反應冷淡,便改用一種他自己認為最容易讓人樂意接受的口氣勸道:“傅總司令還是抽空管管為好。”
傅作義輕輕歎息一聲,表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話裏帶話地說:“現在不是有股和平風嗎?聽說有幾個省的參議會還通過了和平通電,南京的氣氛也很濃。這事可不大好管,他們都是些文人名流,在社會上有活動能量,在輿論上也影響很大。再說‘民主’‘和平’還得要講,人言可畏啊!反正誤不了大事,我們心裏有數就行了。”
鄭介民軟了。他又重複了徐永昌、蔣緯國所陳述的那些內容,話語裏夾帶著深深的關切甚至焦急。
他對傅作義說:“總司令,依鄙人之愚見,還是趕快南撤吧!這些天來,委員長一再重複‘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這句聖言,他對你是寄托殷切希望的。你軍務繁忙,大概還未來得及對走留之利弊作一權衡,恕我冒昧地說幾句。你留在華北固守?敵眾我寡,取勝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前途是暗淡的;與共黨講和?他們處於優勢,又在猖獗之時,除了逼你無條件投降之外,什麽條件也不會答應。否則,他們就不會把傅總司令列入所謂‘戰爭罪犯’的名單中,並加以惡毒抨擊。”
稍停片刻,鄭介民接著說:“在北平的軍統人員可以密切配合傅總司令南撤。他們絕對服從傅總司令的指揮,就像服從蔣委員長的指揮一樣。”
傅作義堅決地說:“南撤不得!至少是現在南撤不得……”
雙方的話都說完了。
為了穩住傅作義,鄭介民在傅作義為他舉行的師以上軍官參加的宴會上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在眼前,美國必勝,蘇聯必敗,美國為了勝利,必然幫助盟友中華民國。”
他掃視了一下宴會廳,提高聲音說:“蔣委員長命令我轉告諸位,不管北平城發生什麽變化,你們都要始終服從傅總司令的指揮。”
他端起酒杯說:“來,讓我們為傅總司令的英明指揮,為北平的勝利,幹杯!”
說完,鄭介民當場分發了簽有“蔣中正”三個字的一封信,信中說:“傅總司令善於守城,要在他的指揮下曆經艱險,不成功便成仁……”
鄭介民在北平期間,還找了蔣係部隊的重要將領交談,了解情況和布置破壞和平談判,並向軍統人員下達了暗殺和平人士及搜捕共產黨人的任務。經過一番緊張活動之後,於1月8日飛回南京。
就在蔣介石頻頻派人敦促傅作義南撤的同時,美國杜魯門政府出於保住它在華利益的考慮,也派人到北平遊說傅作義。此人是美國太平洋艦隊中將司令白吉爾。
白吉爾帶著幾分哀求對傅作義說:“蔣先生看來是不行啦,我們美國政府直接支持閣下。我們的海軍將在沿海援助您的部隊南撤。”
傅作義聽後很反感,他像不需要蔣介石的“好心”一樣也不需要洋人的“友好”。值此解放軍大軍壓城之際,美援已難解燃眉之急。他微笑著說:“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我作為一個南京政府領導下的地方軍政長官,怎好繞開蔣總統直接接受貴國援助?我們是一個國家,你們要援助就去南京說吧。”
白吉爾也許把傅作義的婉言拒絕當成了客氣,又說:“你們中國不是有句話叫‘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嗎?您是有雄心有力量的將軍,具備了成就事業的條件。今後我們將繞開蔣先生,直接支援您。確是如此!”
傅作義笑了一聲。就一聲。
白吉爾進一步解釋說:“我們用海空力量把傅將軍的部隊南撤青島,定能成功。如果您不願再往南去的話,則可以青島為核心基地在沿海一帶堅持與共產黨抗爭,與我們美國合作,共圖大事。貴部的一切軍火和給養,全由美國政府包了,要多少給多少。”
傅作義不由自主地“哦”了兩聲,搖頭歎道:“難呐,地盤狹小,又沒有後方。再說蔣先生乃作義衷心擁戴的最高統帥,不經他同意而固守一方,不妥不妥。”
白吉爾發急似地說:“製海權在我們手裏,我們直接向您提供大量軍援嘛。你們出人,我們政府出槍,還可以考慮派軍事顧問。”
“派軍事顧問?”傅作義堅決地說:“不行,萬萬不行!除軍火援助之外,本部一切事務都不需要勞駕任何外國朋友。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深信中國人終究會解決好我們中國自己的事情。”
白吉爾像重重挨了一棒,終於醒悟了。傅先生是有骨氣有智謀的中國軍隊將領,對這位總司令已不能指望什麽了。但是,他仍有禮貌地站起來,和傅作義握手告別。
傅作義禮尚往來,也很客氣地送走了這位“友好”的美國將軍。
白吉爾討了個沒趣,敗興地飛回青島去了。
打發走白吉爾,傅作義長長籲了口氣,心頭的沉重感並沒有減去多少。蔣介石是不甘心於自己手下的將領跟共產黨走的,絕對不甘心!
傅作義找來秘書長王克俊,邊踱步邊說:“共產黨逼我,蔣介石也在逼我,其用心之不良並不比共產黨遜色……”他沉吟了一陣,說:“狡兔尚且營造三窟以備不虞。在此多事危難之秋,生死攸關之際,我們沒有幾手準備豈能安身?原來預定的辦法用不上了,形勢一變,一切都被衝亂。依我看,現在最好想方設法要共產黨答應我們的條件,走和平道路。一旦和談不成,戰下去又無可為,則揮師南撤。至於下策,就固守到底吧,重現涿州之戰的輝煌。”
傅作義一改以往先讓部屬發表意見再作決策的習慣,首先談了他自己應付局勢的上、中、下三策。
王克俊說:“與中共方麵和談,我完全擁護,並要為此竭盡全力。把南撤列為中策,克俊實難表示讚同和從命。我們有幾萬被俘官兵在共軍手中,現在平津守城那些官兵都跟您轉戰了多年,我們怎能忍心丟下他們不管呢?再說再撤青島、江南以後,蔣委員長……唉,這就不必多說啦。至於固守拚命之策……”他的嘴唇動了動,沒有說下去,一副痛苦憂傷的樣子。
傅作義歎息道:“我說克俊呀,你真是個文人,書生氣太濃。上策固然不錯,但中共方麵的力量強大,且處於得勝上升之勢,形勢發展由不得你我左右。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對中共方麵的態度和意圖畢竟不夠了解,如果他們不答應我們的條件,怎麽辦?即便合作以後,他們要是抓住我們的過去不放,又不允許我們說話做事,我們的日子該怎麽過?總得有個中、下策以作回旋吧?”
王克俊解釋說:“我不是說不要考慮這些,而是說把南撤作為中策不妥,把固守作為下策更是要不得……”
傅作義說:“我知道你完全出於公心,講的也有道理。可是,現在情況變了,委員長身邊沒有人啦。徐蚌一敗,蔣的嫡係部隊元氣大傷,精兵名將被共軍收拾得差不多了。劉峙、杜聿明等人都處於危險境地和重圍之中,終要戰死或被俘。西北的胡宗南,全線潰敗在即。武漢的白崇禧,還有李宗仁,他們跟委員長壓根兒就不是一條心。如今還有誰能替他帶兵打仗,替他穩住陣腳?寥寥無幾。他得靠咱們,而不會隨便把我們一腳踢開的。這是一。”
傅作義停了停,繼續說:“在北平的蔣係部隊都願意撤,這是明擺的事,可謂人心所向嘛。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路上遇到阻擊時他們不拚命作戰。再說,美國朋友對我的態度一直不錯,就憑這一點,一心想要得到美國人支持的蔣委員長也不敢把咱們怎麽樣。當然,我們不是一切都依賴美國人,完全聽他們指揮。另外,我們在綏遠還有一些力量,雖然稍嫌單薄,但到了南方尚可發展。當年是那樣困難還打開了局麵,如今的條件可比昔日強多啦。”
最後,傅作義說:“我真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如果中共方麵逼人太甚,不給我地盤,不放被俘官兵,不讓帶出軍隊,不給咱們光明出路,依舊視我為戰爭罪犯,我立即南撤。我可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
王克俊哽咽著,一聲也沒吭。他知道總司令的難處和苦衷,這是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會走的一步險棋。他往沙發背上一靠,兩隻淌著淚水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天花板……
臘月初八,和談代表悄悄出了西直門
1949年1月6日清晨,天氣很冷,幹巴巴的寒風帶著哨音從地上掠過,城裏的行人比往日明顯少得多。這一天恰是中國農曆“臘月初八”,北方有句諺語說:“臘七臘八,凍掉下巴。”
一輛黑色小臥車由李閣老胡同(即力學胡同)悄然駛出,朝著西直門方向開去。
車上坐著二位教授打扮模樣的人,他們就是傅作義派出的正式和談代表周北峰和張東蓀。
西直門到了,車子被攔停下來接受檢查。
一位軍官上前打開車門,看了看車裏的人,驚喜地說:“周主任,您還認識我嗎?”
周北峰愣了愣,仔細瞧了瞧,似乎覺得認識,但又想不起來這位軍官到底是誰,隻好含糊其辭地說:“麵熟得很!”
“我叫衛樹槐。”軍官接著說:“在河曲時,我在軍官訓練團受訓,那時您是我們的政治主任。現在我在101軍當團長,奉命在這裏送你們。”
周北峰、張東蓀不約而同地點點頭,沒有說話,但他們的目光都充滿著信認和感激。軍官又說:“你們出西直門後,直奔萬牲園(即動物園),在前麵白石橋拐彎處,有人接你們。請吧!”
軍官關上車門,敬禮。周北峰、張東蓀招手,告別。
果不其然,車子開到白石橋拐彎處時被人攔住,也是一位軍官。他示意汽車停下,看了看車牌,然後才打開車門,望了望車上的人,說:“汽車不能向前開了,請下車吧!”待周北峰、張東蓀下了車,軍官又說:“這是第二道防線,距前沿戰壕不到500米,你們步行到那裏後,有人會指給你們穿越火線的路線和辦法。我給你們一個條子,把它交給那個人就行啦,他是個連長。”他說著把一張巴掌大的紙條遞給了周北峰。
周北峰和張東蓀一前一後向前沿戰壕走去。他們頭戴毛茸茸的棉皮帽,胳膊夾著皮包,拄著手杖。
天地間籠罩著一股死氣沉沉的寂靜,鉛塊似的雲低低地壓著頭頂,好像要下雪了。他們走了十多米,忽然聽見後麵那位軍官大聲喊道:“喂,請走馬路中間,千萬別走兩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他們遵從囑咐,沿馬路中間向前走,轉眼間便到了戰壕附近。從路旁草棚裏走出一個肩挎著衝鋒槍的軍人,他就是周北峰他們要找的那個連長。周北峰把紙條遞了上去。
連長接過紙條,看了看,點點頭,然後指著前方說:“你們過去吧!從昨天到今天這裏很安靜,沒有響過槍。不過,你們還是小心點為好,聽見槍聲就臥倒,等到那邊有人招手再向前去。”
看來,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不過,周北峰、張東蓀心裏還是很緊張,畢竟是到了兩軍對峙的交界處。
他們謹慎小心地向前走,走了約100米,突然前麵傳來“站住!”的喊聲。
周北峰、張東蓀立刻收住腳步,順著喊聲望去,前麵不遠的農研所門口外石橋上有六七個解放軍戰士。張東蓀趕忙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小白旗,在空中搖晃了幾下。對方似乎明白了什麽,不再喊了,揮手示意讓他們過去。
等周、張來到石橋跟前時,解放軍問:“你們是幹什麽的?”
“我倆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好久沒有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張東蓀答道。
一個班長模樣的戰士向前走了幾步,打量了一番兩位教授,然後很嚴肅地說:“你們跟我走!”
兩位教授被帶到了海澱鎮西南角的一個大院裏,受到解放軍一個幹部的迎接。周北峰覺得時候到了,便說出了預先定好的聯絡信號:“我們找王東。”
那個幹部明白了,點頭微笑著說:“歡迎你們!”隨後,又很熱情地招待兩位教授吃了一頓熱氣騰騰的麵條。
周、張長長地籲了口氣。他們感到這半天時間過得很長,好像半年甚至幾年似的。
兩個小時後,他們在另一位解放軍幹部的陪同下乘車來到了西山腳下的一個小村莊。
汽車在一個大院門口停下,有個軍人正在門口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