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夢回故苑八百春！太液水雲皆典故(11)
“洪憲”皇帝寶座，八抬，金漆加繪五彩花紋，四角盤龍，椅腳雕金漆小獅，是袁做皇帝時特製的。又有虎皮椅一座，八抬，後隨曲柄“影傘”一頂。杠夫頭戴金邊大黃帽，身穿緙絲鑾駕衣，黃套褲，青布靴。
挽聯幾十對，由執事手持行送。
執紼賓客，內有外交使節，清室代表（送到中華門止）。又有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軍服，文官穿黑紗馬褂和藍色長袍，胸掛白花，臂圍黑紗。他們都步行送喪。
女眷送葬轎子分為三等：
白布轎，無頂，坐著袁的大太太、女兒、媳婦等。藍白相間的布轎，坐著姨太太等。藍黑相間的布轎，坐著遠親及袁世凱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種轎子共一二百乘。此外，還有馬車，坐著政府高級官吏的眷屬。
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喪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頭的隊伍已到西車站，後麵的大杠還在新華門口。儀仗到了西車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隊伍，等候靈車開行。
西車站外，由“棚陳”及“貴壽彩子行”預先搭就藍白布素彩五門牌坊一座，三層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擱在金漆木凳上，由執紼的國務總理主祭，文武官吏（文東武西）排隊陪祭。祭畢，改用24名軟杠，把袁柩抬到車站月台，上靈車。這輛靈車是京漢路局事先改裝的清朝隆裕太後的靈車。
列車開動時，由軍隊鳴禮炮101響。
這一天，京漢路客車停駛。除了袁世凱的靈車外還特為袁家開駛了兩列車。一列車載運衛兵、消防隊、轎夫、杠夫、鼓樂、紮把匠、紮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餘人，這列車還裝著大杠、小杠、素轎、香亭、影亭、彩亭、鬆亭、各色冥器以及喪禮處需用的家具雜物等。袁生前的坐騎一匹也掛了一節棚車運去。另一列車是送葬的袁世凱舊部和政府高級官吏乘坐的。這兩列車在靈車後開，但早半天到達彰德以便迎靈。
在西車站附近，觀看的人群十分擁擠，擔任警衛的警察、保安隊對擁擠的人們和路旁的黃包車動輒揮鞭亂打，有些車輛竟被打壞。正陽門橋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陣擁擠，有幾個人竟被擠倒，與橋上的欄杆一同掉入河裏。這種意外的事態，當時報紙未敢登載。
因袁世凱生前遺囑，死後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凱的靈柩運往洹上村入葬。
黎元洪瀛台新主
當20世紀晨曦微露之際，曆經200多年風雨滄桑的大清帝國，正步履蹣跚地走向其曆史的盡頭。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編練新式軍隊，企圖孤注一擲，垂死掙紮。隨著編練新軍熱潮的逐漸升級，從北方的直隸和南方的武漢有兩支陸軍精銳脫穎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另一支則是張之洞的“南洋新軍”。在清廷自1906年以後所舉行的曆次秋操中，南北兩支勁旅在各軍中爭領風騷，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別是“南洋新軍”曾在盛況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對北軍三戰三捷，大出風頭，威名遠揚，被視為新軍之冠。而幾次臨陣指揮的南軍統帥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舉世公認的“南洋名將”。
但事實上，所謂的“南洋名將”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軍發起攻擊，其中數發炮彈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煙蔽日，烈焰衝天。黎元洪再也顧不得都督的“威嚴”，慌忙上轎出城，一口氣逃出60餘裏，才停住腳步。
盡管如此，當1912年1月1日，眾望所歸的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黎元洪被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兼領湖北都督。
但竊國大盜袁世凱得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惱羞成怒，竟恬不知恥地叫囂“他們這樣做，將置我於何地？”於是，立即使出其翻雲覆雨的招數，下令中斷正在進行中的南北議和，使北洋軍再次炮轟武昌，來勢洶洶，殺氣騰騰。
孫中山以大局為重，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於2月13日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並舉薦袁世凱繼任，在辭呈中特別提出要以建都南京……
袁世凱不愧為亂世奸雄，他深知孫中山之舉意在調虎離山，使其不能為所欲為，故藉口北方局勢不穩，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為都。
黎元洪在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之後又一次被選為副總統。眼看南北二巨頭在建都問題上各不相讓，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為之一勃，暗想到：孫中山、袁世凱二人之所以一個要求建都南京，一個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將政敵置於自己的統治範圍之內，使之不能為所欲為，如果能夠乘機說服他們將國都建在武昌，還怕他們不唯我黎元洪的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後，便於2月15日操縱湖北省臨時議會正式作出了所謂“建都宜在武昌”的決議。並公開提出建都武昌的三個理由：第一是“武漢倡義，為全國人心所歸”；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樞”；第三是果如此，則“既滌除北京舊染之汙，亦免蹈建業（即南京）偏安之習”。
與此同時，黎元洪先後致電袁世凱、段祺瑞表明此意，並正式派出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王正廷到北京，請袁世凱“駕臨江漢，共同商議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組織計劃”。
袁世凱老謀深算，企圖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與之結成聯盟，共同反對孫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張。於是，便用撲朔迷離之語複電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鉤。
黎元洪接到袁世凱的複電後，似乎領悟到袁世凱對武漢地位重要的承認與不反對定都武昌的意圖，心中異常高興。於是，在言行上開始向袁世凱靠攏，並不失時機地向孫中山發難，說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凱在利用黎元洪攻擊孫中山的同時，一麵與蔡元培等人虛以委蛇，表示“極願早日南行”；另一麵則唆使親信曹錕等將領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兵變；東西列強也逢場作戲，紛紛調兵遣將，雲集京津，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此時孫中山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
此時黎元洪則如夢方醒，他意識到了自己在袁世凱所導演的這一出新的“逼宮”戲中扮演了一個多麽可憐又多麽可惡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隻能是一條道走到黑。於是，他決定放棄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凱。
3月3日，黎元洪發出了聳人聽聞的“四亡”通電，舉出當前麵臨著“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種種危險，而追根溯源，則“本於爭都之一念”，公然指責孫中山的堅持原則乃“爭意氣”之舉，壓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凱讓步。
孫中山孤掌難鳴，在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讓步。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依舊任副總統。兩位前清的奴仆，搖身一變成了創造民國的赫赫元勳。
但好戲還在後頭。
1913年3月，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家宋教仁，正當躊躇滿誌實現其政黨內閣宿願之際，不幸被袁世凱陰謀刺殺身亡。消息傳來，全國上下，人心鼎沸，袁世凱假共和真國賊的麵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黎元洪全然不顧全國討袁怒聲震於寰宇，連續發表通電，極力為袁政府辯護，並惡意指責宋案辦案人員和被謀殺罪行激怒的人們是鼓動人心，破壞大局。更有甚者，黎元洪竟不合時宜地向袁世凱大唱頌歌，說什麽“袁項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經驗……”隨後還不顧身份，向袁世凱大獻殷勤：“民國之興，發之者雖由元洪；而成之者實我總統也。元洪愛民國如命，即愛我總統如命，力所能濟，生死以之。”
其實一向頗善察言閱色的黎元洪始終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他通過宋教仁被刺一案，再次領教了袁世凱的厲害，因此，他決心全力投向袁世凱。二次革命前夕，他致電袁世凱，賭咒發誓，大表“忠誠”，表示“元洪惟知服從中央。長江下遊，誓死砥柱，決不瞻顧。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凱見電後，喜出望外，速回電道：“世凱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見，亦罪在不赦。”
一封電函，黎元洪便敞開了北大門，迎接袁的嫡係北洋軍第六師南下，過武勝關，開進了湖北。
二次革命爆發後，黎元洪即派軍助戰，隨後又派兵開赴鄂贛邊界，防止江西討袁軍北上。整個戰爭期間，黎元洪與袁世凱密電飛傳，頗有同舟共濟，心心相印之感。不過，在這次革命中，黎元洪確實為袁世凱出了大力，由於黎元洪靠向袁世凱，使各省討袁軍紛紛失敗。
袁世凱當然不會忘記黎元洪，8月初，袁世凱贈黎元洪以一等文虎章，讚揚黎元洪“砥柱東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袁世凱親筆書寫“民國柱石”四個大字，製成橫匾一方，派人專程送至武昌；鎮壓“二次革命”後，為感謝黎元洪在戰事中鼎力相助，袁世凱揮毫“中華民國副總統府”八字，製成長匾，掛在湖北都督府門外，以示對黎的寵信。
但這一切都是袁世凱設下的圈套。從表麵上看，黎元洪對袁世凱恭順有加，奉命惟謹，但畢竟不是北洋嫡係，加上手握兵權，這就成了袁世凱的一塊心病。盡管袁世凱幾次嘉獎黎元洪，但其本意是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機會將黎元洪調出湖北，安置虛職，褫奪兵權。袁世凱正式走馬上任後，便開始一步一步地實施了。袁世凱先是三番五次地授以黎元洪為總參謀長、江西都督、湖南都督等職，並4次電請黎元洪進京。
但黎元洪並非等閑之人，他深知其中利害關係：有兵才有實權，有地盤才有勢力，不可輕易離鄂赴京，因此幾次也都以謙詞婉言回絕。
但袁世凱豈能罷休，他見此計不行，便破釜沉舟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凱的頭號心腹北洋名將段祺瑞不告抵達漢口，匆匆一麵之後，便催黎元洪登上早已準備好的專車，進京磋商要政。黎元洪這次是無話可說了。9日晚，黎元洪離鄂，10日北京即發布總統命令，任命段祺瑞為湖北都督。此時，黎無洪還在路途中。
11日晨，黎元洪所乘專列到達北京，袁世凱為他舉行了熱烈而隆重的歡迎儀式。
黎元洪整理衣冠，入總統府拜謁袁世凱，寒暄過後，袁世凱告訴黎元洪，段祺瑞已被任命為湖北都督，黎元洪臉上露出一絲震驚，然後唯唯表示讚同。這是黎元洪精明之處，不讚同又有什麽好處呢？
短暫的會見之後，黎元洪被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耐人尋味的是此地正是當年慈禧太後囚禁光緒皇帝的地方。
黎元洪來到瀛台，感慨萬千，心中真不是滋味，後悔不該來京城，但畢竟還是來了，既來之，則安之罷，黎元洪安慰著自己，走進了瀛台住所。
幾日之後，黎元洪的家眷也陸續來到北京，一一安排在四麵環水的瀛台。黎元洪月俸1萬元，公費2萬元，合計月支3萬元，與孫中山當年在北京時的禮遇規格完全一致。
黎元洪居住瀛台，袁世凱心放了下來，還時時地給予照顧，做到有求必應。袁世凱為了籠絡黎元洪，托湯化龍作媒，將黎元洪的次女紹芳許配給袁世凱的九子袁克玖為妻，從此黎袁兩家結為兒女親家。表麵上看，袁世凱與黎元洪一日比一日親密無間，可是隨著段祺瑞進駐湖北，遣散湖北軍隊，變三楚重地為袁氏囊中之物，黎元洪日益明白，自己已成為袁世凱的政治俘虜。欲出不能，欲歸無望，完全失去了行動自由的黎元洪憂形於色，日趨消沉，人漸消瘦。
1914年6月，袁世凱為實現當皇帝的美夢，特成立了名為代行立法院，實為禦用機構的參政院，又抬出黎元洪這一“共和元勳”兼任參政院院長，以混淆視聽，障人耳目。黎元洪深知袁世凱的用心，幾度推脫未準，無可奈何之下，隻好充當傀儡。
但不管怎麽說，黎元洪對於複辟帝製，是堅決反對的。當袁世凱征詢他的意見時，他說：“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親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但黎元洪在公開場合，並不敢表明反對稱帝的態度，隻好在行動上進行消極抵製。
8月底，黎元洪正式提出辭去參政院院長一職。9月底，黎元洪攜家眷遷出南海瀛台，住進東城東廠胡同將校俱樂部，從此閉戶不出，有賓客謁見，一概謝絕，對政事裝聾作啞，不聞不問。
袁世凱對黎元洪此舉，已無奈了。但作為兒女親家，逢年過節，還是有禮尚往來。1915年年末，袁世凱送黎家禮物時，特意用紅帖寫上：“賞武義親王”的字樣，差人送至黎宅，誘黎元洪默認。黎元洪雖做事一向優柔，但是對辭王拒封一事倒是認了死理，堅拒不從，因此對袁世凱以這種方式送來的禮物，死活不收。袁世凱沒有辦法，隻好改用“姻愚弟袁世凱”字樣再次送來禮物，黎元洪才收下。黎元洪拒受“武義親王”，也算是保全了“開國元勳”的一點名節。
瀛台新主黎元洪因腦溢血病逝於天津英租界10號，時間為1928年5月28日，享年65歲。
對於黎元洪，有人這樣評述了他的一生：黎元洪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由湖北新軍混成軍協統，平步青雲，一躍而為湖北大都督，在隨後的政治生涯中，又三任民國副總統，兩次榮膺總統桂冠，然而，作為一個不入流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並無建樹，加之性格柔暗，胸無城府，這異乎尋常的青雲直上帶給他的卻隻是悲劇，一個令後人感慨和深思的悲劇。
盡管黎元洪一生沒有擺脫位尊權輕、任人擺布的命運，但畢竟他的名字與中華民國史上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緊緊地聯在一起。他的儉樸、他的謙遜，與同時代橫征暴斂，不可一世的封建軍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為他多少贏得些尊重。
賄選總統曹錕被囚延慶樓
1923年10月，曹錕通過賄選登上總統寶座，自以為得計，樂不可支，但好景不長，他就嚐遍了前幾屆總統所遇到的兵不能裁、督不能廢、軍餉無法應付、財政無從整理等種種苦頭。他不但無法履行上台許下的“統一全國”的諾言，就連直係內部也統一不起來。曹錕當上總統後，直係諸將紛紛以功臣自居，要求論功行賞。吳佩孚則更是擁兵自重，大權獨攬，目中無人。馮玉祥、王承斌、文燮元結合起來組成了反吳三角同盟。從此直係軍閥由鼎盛而日趨衰敗，逐步走向瓦解和滅亡。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接到張作霖從奉天發來挑戰書後，便急如星火地接連電召吳佩孚進京主持作戰要務。曹錕一日之內向洛陽連拍電報，由十萬火急到百萬火急，再到限時限刻，最後還派出一批勸駕專使到洛陽，催促吳佩孚啟程北上。
9月17日，吳佩孚專列到京。曹錕為此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從車站到總統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國務總理、各部部長，在京的直係諸將及各界代表都到車站恭候，一時盛況空前。
晚上，曹錕又舉行盛宴。宴會上，他誠懇地對吳佩孚說：“子玉啊，辛苦你了。我已經老了，不中用了，以後的大事你就拿主意吧。”
宴會後隨即舉行了秘密軍事會議。曹錕在會上宣讀了對張作霖的討伐令。宣讀討伐令後，曹錕以大總統身份，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總司令。
9月18日晚，吳佩孚在中南海內四照堂召集會議。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點將。
這個晚上，四照堂四周的玻璃窗被電燈照得亮如白晝。在長條形會議桌的前端坐著吳佩孚，兩旁分別坐著文武官員。吳佩孚身穿一件紫色綢緞的夾襖，披一件黑色坎肩，下身穿一條白色褲子。
吳佩孚叼著一支紙煙在椅子上坐下，斜著身子靠著條桌。會議開始前。他和國務總理顏惠慶、“討逆軍”副總司令王承斌聊天，二人都稱“大帥”，對吳畢恭畢敬。
吳佩孚不免得意。他忽然想到去年50壽辰時，康有為當場手撰的一副對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這副壽聯很快傳遍四方，為天下人知曉。
會議開始了。吳佩孚首先簡單談了幾句關於當前形勢的話，表示了對奉作戰的決心和信心。然後直奔主題，開始點將。
由於曹錕予以全權，諸將唯唯聽命。點將一直進行到夜裏12點，吳佩孚這一夜真是過足了一把“全國兵馬大元帥”的癮。
第二天，他蠻有把握地向各國記者說：“我出兵20萬，兩個月內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但吳佩孚不知道，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剛發動之時，馮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孫嶽等早已籌劃了兩個計劃：一個是吳佩孚勝了，他們就將自己的軍隊集中榆關，不叫吳進京，而壓迫曹錕任命吳為東三省巡閱使，這是排吳而不倒曹的計劃；另一個是吳佩孚敗了，他們就回師北京舉行政變，這是曹、吳並倒的計劃。
馮玉祥素與吳佩孚不和是眾所周知之事。1922年他在河南開封誘殺寶德全，引起吳佩孚不滿，撤了他的河南督軍之職，還要查辦他。為此，馮玉祥非常憎恨吳佩孚。
馮玉祥反曹錕，並非個人恩怨，而是以革命的名義反曹。
正是由於馮玉祥有反戈的準備計劃，所以吳佩孚中南海四照堂點將之後，遲遲不行動。最後不得已行動時，部隊則是以每天二三十裏的速度緩慢而行。10月1日到達古北口時，便又駐軍不走了，任憑熱河戰場的直奉兩軍打得天翻地覆，他隻冷眼作壁上觀。
10月19日，馮玉祥獲悉直軍犧牲慘重的戰情報道，同時接到總部參謀長張方的急電，電中“大局轉危為安在斯一舉”的一句話，使馮玉祥感到，回師北京的時機已經到來。
於是，馮玉祥向所屬部隊下達了回師北京的命令。
22日晚9時，馮玉祥的第8旅旅長李鳴鍾、第22旅旅長鹿鍾麟兩部首先開回北京，迅速占領了車站、電報局、電話局等交通電信機關，並派兵把守各城門。
隨後，馮玉祥便命令22旅旅長鹿鍾麟率兵逼宮，趕曹錕下台。
馮玉祥可以稱得是逼宮專家。一年前，他逼走了黎元洪，為布販子曹錕當總統掃清了障礙。今日，他又以革命的名義，讓曹錕滾蛋。
10月23日，鹿鍾麟帶一個營和孫嶽的部隊一起接管了曹錕的總統府。
但總統府有一個衛隊營，要抓住曹錕，必須先解決衛隊營。
上午10點多鍾，曹錕的幹兒子孫海清從中南海出來了，態度非常強硬蠻橫。但當聽到衛隊營不投降時，曹錕的性命就難保後，猶豫了，遂轉身跑回中南海延慶樓，向曹錕報告。
中南海延慶樓，在居仁堂北麵民國初年新建的一座小樓。曹錕在這座小樓裏正在美夢時。北京城已翻了天。他不知一夜間北京城到底發生了什麽事，醒來時，找不到幕僚，打不通電話，隻好派幹兒子孫海清出去打聽情況。
孫海清滿頭大汗地跑進延慶樓，見到曹錕，話還沒出口，竟大哭起來。
早已六神無主的曹錕急忙說：“別哭，別哭，有事慢慢講。”
好半天，孫海清才收住眼淚，將馮玉祥政變及中南海外的情形說了一遍。
曹錕聽後，頓時呆了。
“馮玉祥……政變”，他機械地重複了一遍，又搖了搖頭，他有些不相信。
但這畢竟是事實！這時，他便有些後悔了。因為吳佩孚離開北京赴山海關時，曾千叮萬囑，要他提防馮玉祥，但他……
“事已至此，你們還是投降吧！一個小小的衛隊營，怎能抵擋住馮玉祥的大軍！”此時的曹錕倒冷靜下來了，並勸孫海清繳械。
一個鍾頭以後，孫海清的衛隊離開了總統府，鹿鍾麟的一個營駐進中南海，團團圍住曹錕的延慶樓。沒有馮玉祥的命令，曹錕半步都不得離開延慶樓。
下午，內閣總理顏惠慶到延慶樓，向曹錕呈上馮玉祥的三條條件：一、曹錕引咎解職；二、顏惠慶內閣全體解職；三、免去吳佩孚本職，任命為青海墾務督辦。
曹錕看完，長歎一聲，無奈地對顏惠慶說：“責任內閣的事，你自己去辦吧，不必再請示我。”
顏惠慶從延慶樓出來，回到他的私宅召集全體閣員開會。會上規定自即日起直奉兩方軍隊退守原防，聽候中央籌議結束辦法，有違令不遵者，仍當強行製止。同時下令：免去吳佩孚現職，去青海任墾務督辦。山海關軍隊由王承斌、彭壽莘“妥為維持”。
下午6時，顏惠慶拿著會稿到延慶樓請曹錕蓋章。曹錕又是長歎一聲：“對不起子玉呀！”便蓋上了總統大印。
馮玉祥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氣概。他急令緝捕他所痛恨之人。李彥青，總統府收支處長，把握財務大權，他和財政部長王克敏一道，克扣馮玉祥的軍餉。對這樣的人，定殺不饒。隻是王克敏得知了消息，逃了，而李彥青還在睡夢中，便被荷槍實彈的馮軍捉去，沒有任何法律手續，殺！
曹錕在延慶樓得知此訊，號啕大哭。李彥青是他心腹中的心腹，長年累月為他洗澡搓背，還不時給他提供各方麵“消息”。
但更令曹錕驚得發怔的是，他的四弟曹銳也活不了幾日了。
軍需總監曹銳，一生風流成性，與無數女人同過床，可謂纏綿高手。但他得知李彥青被殺後，自己心中害怕，便跑到他哥哥曹錕的延慶樓躲避。
但馮玉祥豈肯放過他，便令士兵尋找。
曹銳怕影響曹錕，便要出去，曹錕不準。曹錕說：“馮玉祥現在殺人殺紅了眼，你要出去，性命難保，還是我出去，我倒是看看這幫人能把我怎樣？”
曹錕在延慶樓的大門口，麵對來尋找曹銳的士兵厲聲道：“你們是什麽東西，敢在這胡鬧！有事去找你們的馮檢閱使來。”
士兵們見曹錕發了火，不知所措。領頭的排長隻好向曹錕打了個敬禮，便帶眾士兵走了。
挽聯幾十對，由執事手持行送。
執紼賓客，內有外交使節，清室代表（送到中華門止）。又有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軍服，文官穿黑紗馬褂和藍色長袍，胸掛白花，臂圍黑紗。他們都步行送喪。
女眷送葬轎子分為三等：
白布轎，無頂，坐著袁的大太太、女兒、媳婦等。藍白相間的布轎，坐著姨太太等。藍黑相間的布轎，坐著遠親及袁世凱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種轎子共一二百乘。此外，還有馬車，坐著政府高級官吏的眷屬。
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喪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頭的隊伍已到西車站，後麵的大杠還在新華門口。儀仗到了西車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隊伍，等候靈車開行。
西車站外，由“棚陳”及“貴壽彩子行”預先搭就藍白布素彩五門牌坊一座，三層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擱在金漆木凳上，由執紼的國務總理主祭，文武官吏（文東武西）排隊陪祭。祭畢，改用24名軟杠，把袁柩抬到車站月台，上靈車。這輛靈車是京漢路局事先改裝的清朝隆裕太後的靈車。
列車開動時，由軍隊鳴禮炮101響。
這一天，京漢路客車停駛。除了袁世凱的靈車外還特為袁家開駛了兩列車。一列車載運衛兵、消防隊、轎夫、杠夫、鼓樂、紮把匠、紮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餘人，這列車還裝著大杠、小杠、素轎、香亭、影亭、彩亭、鬆亭、各色冥器以及喪禮處需用的家具雜物等。袁生前的坐騎一匹也掛了一節棚車運去。另一列車是送葬的袁世凱舊部和政府高級官吏乘坐的。這兩列車在靈車後開，但早半天到達彰德以便迎靈。
在西車站附近，觀看的人群十分擁擠，擔任警衛的警察、保安隊對擁擠的人們和路旁的黃包車動輒揮鞭亂打，有些車輛竟被打壞。正陽門橋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陣擁擠，有幾個人竟被擠倒，與橋上的欄杆一同掉入河裏。這種意外的事態，當時報紙未敢登載。
因袁世凱生前遺囑，死後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凱的靈柩運往洹上村入葬。
黎元洪瀛台新主
當20世紀晨曦微露之際，曆經200多年風雨滄桑的大清帝國，正步履蹣跚地走向其曆史的盡頭。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編練新式軍隊，企圖孤注一擲，垂死掙紮。隨著編練新軍熱潮的逐漸升級，從北方的直隸和南方的武漢有兩支陸軍精銳脫穎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另一支則是張之洞的“南洋新軍”。在清廷自1906年以後所舉行的曆次秋操中，南北兩支勁旅在各軍中爭領風騷，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別是“南洋新軍”曾在盛況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對北軍三戰三捷，大出風頭，威名遠揚，被視為新軍之冠。而幾次臨陣指揮的南軍統帥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舉世公認的“南洋名將”。
但事實上，所謂的“南洋名將”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軍發起攻擊，其中數發炮彈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煙蔽日，烈焰衝天。黎元洪再也顧不得都督的“威嚴”，慌忙上轎出城，一口氣逃出60餘裏，才停住腳步。
盡管如此，當1912年1月1日，眾望所歸的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黎元洪被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兼領湖北都督。
但竊國大盜袁世凱得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惱羞成怒，竟恬不知恥地叫囂“他們這樣做，將置我於何地？”於是，立即使出其翻雲覆雨的招數，下令中斷正在進行中的南北議和，使北洋軍再次炮轟武昌，來勢洶洶，殺氣騰騰。
孫中山以大局為重，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於2月13日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並舉薦袁世凱繼任，在辭呈中特別提出要以建都南京……
袁世凱不愧為亂世奸雄，他深知孫中山之舉意在調虎離山，使其不能為所欲為，故藉口北方局勢不穩，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為都。
黎元洪在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之後又一次被選為副總統。眼看南北二巨頭在建都問題上各不相讓，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為之一勃，暗想到：孫中山、袁世凱二人之所以一個要求建都南京，一個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將政敵置於自己的統治範圍之內，使之不能為所欲為，如果能夠乘機說服他們將國都建在武昌，還怕他們不唯我黎元洪的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後，便於2月15日操縱湖北省臨時議會正式作出了所謂“建都宜在武昌”的決議。並公開提出建都武昌的三個理由：第一是“武漢倡義，為全國人心所歸”；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樞”；第三是果如此，則“既滌除北京舊染之汙，亦免蹈建業（即南京）偏安之習”。
與此同時，黎元洪先後致電袁世凱、段祺瑞表明此意，並正式派出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王正廷到北京，請袁世凱“駕臨江漢，共同商議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組織計劃”。
袁世凱老謀深算，企圖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與之結成聯盟，共同反對孫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張。於是，便用撲朔迷離之語複電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鉤。
黎元洪接到袁世凱的複電後，似乎領悟到袁世凱對武漢地位重要的承認與不反對定都武昌的意圖，心中異常高興。於是，在言行上開始向袁世凱靠攏，並不失時機地向孫中山發難，說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凱在利用黎元洪攻擊孫中山的同時，一麵與蔡元培等人虛以委蛇，表示“極願早日南行”；另一麵則唆使親信曹錕等將領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兵變；東西列強也逢場作戲，紛紛調兵遣將，雲集京津，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此時孫中山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
此時黎元洪則如夢方醒，他意識到了自己在袁世凱所導演的這一出新的“逼宮”戲中扮演了一個多麽可憐又多麽可惡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隻能是一條道走到黑。於是，他決定放棄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凱。
3月3日，黎元洪發出了聳人聽聞的“四亡”通電，舉出當前麵臨著“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種種危險，而追根溯源，則“本於爭都之一念”，公然指責孫中山的堅持原則乃“爭意氣”之舉，壓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凱讓步。
孫中山孤掌難鳴，在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讓步。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依舊任副總統。兩位前清的奴仆，搖身一變成了創造民國的赫赫元勳。
但好戲還在後頭。
1913年3月，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家宋教仁，正當躊躇滿誌實現其政黨內閣宿願之際，不幸被袁世凱陰謀刺殺身亡。消息傳來，全國上下，人心鼎沸，袁世凱假共和真國賊的麵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黎元洪全然不顧全國討袁怒聲震於寰宇，連續發表通電，極力為袁政府辯護，並惡意指責宋案辦案人員和被謀殺罪行激怒的人們是鼓動人心，破壞大局。更有甚者，黎元洪竟不合時宜地向袁世凱大唱頌歌，說什麽“袁項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經驗……”隨後還不顧身份，向袁世凱大獻殷勤：“民國之興，發之者雖由元洪；而成之者實我總統也。元洪愛民國如命，即愛我總統如命，力所能濟，生死以之。”
其實一向頗善察言閱色的黎元洪始終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他通過宋教仁被刺一案，再次領教了袁世凱的厲害，因此，他決心全力投向袁世凱。二次革命前夕，他致電袁世凱，賭咒發誓，大表“忠誠”，表示“元洪惟知服從中央。長江下遊，誓死砥柱，決不瞻顧。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凱見電後，喜出望外，速回電道：“世凱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見，亦罪在不赦。”
一封電函，黎元洪便敞開了北大門，迎接袁的嫡係北洋軍第六師南下，過武勝關，開進了湖北。
二次革命爆發後，黎元洪即派軍助戰，隨後又派兵開赴鄂贛邊界，防止江西討袁軍北上。整個戰爭期間，黎元洪與袁世凱密電飛傳，頗有同舟共濟，心心相印之感。不過，在這次革命中，黎元洪確實為袁世凱出了大力，由於黎元洪靠向袁世凱，使各省討袁軍紛紛失敗。
袁世凱當然不會忘記黎元洪，8月初，袁世凱贈黎元洪以一等文虎章，讚揚黎元洪“砥柱東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袁世凱親筆書寫“民國柱石”四個大字，製成橫匾一方，派人專程送至武昌；鎮壓“二次革命”後，為感謝黎元洪在戰事中鼎力相助，袁世凱揮毫“中華民國副總統府”八字，製成長匾，掛在湖北都督府門外，以示對黎的寵信。
但這一切都是袁世凱設下的圈套。從表麵上看，黎元洪對袁世凱恭順有加，奉命惟謹，但畢竟不是北洋嫡係，加上手握兵權，這就成了袁世凱的一塊心病。盡管袁世凱幾次嘉獎黎元洪，但其本意是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機會將黎元洪調出湖北，安置虛職，褫奪兵權。袁世凱正式走馬上任後，便開始一步一步地實施了。袁世凱先是三番五次地授以黎元洪為總參謀長、江西都督、湖南都督等職，並4次電請黎元洪進京。
但黎元洪並非等閑之人，他深知其中利害關係：有兵才有實權，有地盤才有勢力，不可輕易離鄂赴京，因此幾次也都以謙詞婉言回絕。
但袁世凱豈能罷休，他見此計不行，便破釜沉舟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凱的頭號心腹北洋名將段祺瑞不告抵達漢口，匆匆一麵之後，便催黎元洪登上早已準備好的專車，進京磋商要政。黎元洪這次是無話可說了。9日晚，黎元洪離鄂，10日北京即發布總統命令，任命段祺瑞為湖北都督。此時，黎無洪還在路途中。
11日晨，黎元洪所乘專列到達北京，袁世凱為他舉行了熱烈而隆重的歡迎儀式。
黎元洪整理衣冠，入總統府拜謁袁世凱，寒暄過後，袁世凱告訴黎元洪，段祺瑞已被任命為湖北都督，黎元洪臉上露出一絲震驚，然後唯唯表示讚同。這是黎元洪精明之處，不讚同又有什麽好處呢？
短暫的會見之後，黎元洪被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耐人尋味的是此地正是當年慈禧太後囚禁光緒皇帝的地方。
黎元洪來到瀛台，感慨萬千，心中真不是滋味，後悔不該來京城，但畢竟還是來了，既來之，則安之罷，黎元洪安慰著自己，走進了瀛台住所。
幾日之後，黎元洪的家眷也陸續來到北京，一一安排在四麵環水的瀛台。黎元洪月俸1萬元，公費2萬元，合計月支3萬元，與孫中山當年在北京時的禮遇規格完全一致。
黎元洪居住瀛台，袁世凱心放了下來，還時時地給予照顧，做到有求必應。袁世凱為了籠絡黎元洪，托湯化龍作媒，將黎元洪的次女紹芳許配給袁世凱的九子袁克玖為妻，從此黎袁兩家結為兒女親家。表麵上看，袁世凱與黎元洪一日比一日親密無間，可是隨著段祺瑞進駐湖北，遣散湖北軍隊，變三楚重地為袁氏囊中之物，黎元洪日益明白，自己已成為袁世凱的政治俘虜。欲出不能，欲歸無望，完全失去了行動自由的黎元洪憂形於色，日趨消沉，人漸消瘦。
1914年6月，袁世凱為實現當皇帝的美夢，特成立了名為代行立法院，實為禦用機構的參政院，又抬出黎元洪這一“共和元勳”兼任參政院院長，以混淆視聽，障人耳目。黎元洪深知袁世凱的用心，幾度推脫未準，無可奈何之下，隻好充當傀儡。
但不管怎麽說，黎元洪對於複辟帝製，是堅決反對的。當袁世凱征詢他的意見時，他說：“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親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但黎元洪在公開場合，並不敢表明反對稱帝的態度，隻好在行動上進行消極抵製。
8月底，黎元洪正式提出辭去參政院院長一職。9月底，黎元洪攜家眷遷出南海瀛台，住進東城東廠胡同將校俱樂部，從此閉戶不出，有賓客謁見，一概謝絕，對政事裝聾作啞，不聞不問。
袁世凱對黎元洪此舉，已無奈了。但作為兒女親家，逢年過節，還是有禮尚往來。1915年年末，袁世凱送黎家禮物時，特意用紅帖寫上：“賞武義親王”的字樣，差人送至黎宅，誘黎元洪默認。黎元洪雖做事一向優柔，但是對辭王拒封一事倒是認了死理，堅拒不從，因此對袁世凱以這種方式送來的禮物，死活不收。袁世凱沒有辦法，隻好改用“姻愚弟袁世凱”字樣再次送來禮物，黎元洪才收下。黎元洪拒受“武義親王”，也算是保全了“開國元勳”的一點名節。
瀛台新主黎元洪因腦溢血病逝於天津英租界10號，時間為1928年5月28日，享年65歲。
對於黎元洪，有人這樣評述了他的一生：黎元洪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由湖北新軍混成軍協統，平步青雲，一躍而為湖北大都督，在隨後的政治生涯中，又三任民國副總統，兩次榮膺總統桂冠，然而，作為一個不入流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並無建樹，加之性格柔暗，胸無城府，這異乎尋常的青雲直上帶給他的卻隻是悲劇，一個令後人感慨和深思的悲劇。
盡管黎元洪一生沒有擺脫位尊權輕、任人擺布的命運，但畢竟他的名字與中華民國史上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緊緊地聯在一起。他的儉樸、他的謙遜，與同時代橫征暴斂，不可一世的封建軍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為他多少贏得些尊重。
賄選總統曹錕被囚延慶樓
1923年10月，曹錕通過賄選登上總統寶座，自以為得計，樂不可支，但好景不長，他就嚐遍了前幾屆總統所遇到的兵不能裁、督不能廢、軍餉無法應付、財政無從整理等種種苦頭。他不但無法履行上台許下的“統一全國”的諾言，就連直係內部也統一不起來。曹錕當上總統後，直係諸將紛紛以功臣自居，要求論功行賞。吳佩孚則更是擁兵自重，大權獨攬，目中無人。馮玉祥、王承斌、文燮元結合起來組成了反吳三角同盟。從此直係軍閥由鼎盛而日趨衰敗，逐步走向瓦解和滅亡。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接到張作霖從奉天發來挑戰書後，便急如星火地接連電召吳佩孚進京主持作戰要務。曹錕一日之內向洛陽連拍電報，由十萬火急到百萬火急，再到限時限刻，最後還派出一批勸駕專使到洛陽，催促吳佩孚啟程北上。
9月17日，吳佩孚專列到京。曹錕為此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從車站到總統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國務總理、各部部長，在京的直係諸將及各界代表都到車站恭候，一時盛況空前。
晚上，曹錕又舉行盛宴。宴會上，他誠懇地對吳佩孚說：“子玉啊，辛苦你了。我已經老了，不中用了，以後的大事你就拿主意吧。”
宴會後隨即舉行了秘密軍事會議。曹錕在會上宣讀了對張作霖的討伐令。宣讀討伐令後，曹錕以大總統身份，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總司令。
9月18日晚，吳佩孚在中南海內四照堂召集會議。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點將。
這個晚上，四照堂四周的玻璃窗被電燈照得亮如白晝。在長條形會議桌的前端坐著吳佩孚，兩旁分別坐著文武官員。吳佩孚身穿一件紫色綢緞的夾襖，披一件黑色坎肩，下身穿一條白色褲子。
吳佩孚叼著一支紙煙在椅子上坐下，斜著身子靠著條桌。會議開始前。他和國務總理顏惠慶、“討逆軍”副總司令王承斌聊天，二人都稱“大帥”，對吳畢恭畢敬。
吳佩孚不免得意。他忽然想到去年50壽辰時，康有為當場手撰的一副對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這副壽聯很快傳遍四方，為天下人知曉。
會議開始了。吳佩孚首先簡單談了幾句關於當前形勢的話，表示了對奉作戰的決心和信心。然後直奔主題，開始點將。
由於曹錕予以全權，諸將唯唯聽命。點將一直進行到夜裏12點，吳佩孚這一夜真是過足了一把“全國兵馬大元帥”的癮。
第二天，他蠻有把握地向各國記者說：“我出兵20萬，兩個月內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但吳佩孚不知道，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剛發動之時，馮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孫嶽等早已籌劃了兩個計劃：一個是吳佩孚勝了，他們就將自己的軍隊集中榆關，不叫吳進京，而壓迫曹錕任命吳為東三省巡閱使，這是排吳而不倒曹的計劃；另一個是吳佩孚敗了，他們就回師北京舉行政變，這是曹、吳並倒的計劃。
馮玉祥素與吳佩孚不和是眾所周知之事。1922年他在河南開封誘殺寶德全，引起吳佩孚不滿，撤了他的河南督軍之職，還要查辦他。為此，馮玉祥非常憎恨吳佩孚。
馮玉祥反曹錕，並非個人恩怨，而是以革命的名義反曹。
正是由於馮玉祥有反戈的準備計劃，所以吳佩孚中南海四照堂點將之後，遲遲不行動。最後不得已行動時，部隊則是以每天二三十裏的速度緩慢而行。10月1日到達古北口時，便又駐軍不走了，任憑熱河戰場的直奉兩軍打得天翻地覆，他隻冷眼作壁上觀。
10月19日，馮玉祥獲悉直軍犧牲慘重的戰情報道，同時接到總部參謀長張方的急電，電中“大局轉危為安在斯一舉”的一句話，使馮玉祥感到，回師北京的時機已經到來。
於是，馮玉祥向所屬部隊下達了回師北京的命令。
22日晚9時，馮玉祥的第8旅旅長李鳴鍾、第22旅旅長鹿鍾麟兩部首先開回北京，迅速占領了車站、電報局、電話局等交通電信機關，並派兵把守各城門。
隨後，馮玉祥便命令22旅旅長鹿鍾麟率兵逼宮，趕曹錕下台。
馮玉祥可以稱得是逼宮專家。一年前，他逼走了黎元洪，為布販子曹錕當總統掃清了障礙。今日，他又以革命的名義，讓曹錕滾蛋。
10月23日，鹿鍾麟帶一個營和孫嶽的部隊一起接管了曹錕的總統府。
但總統府有一個衛隊營，要抓住曹錕，必須先解決衛隊營。
上午10點多鍾，曹錕的幹兒子孫海清從中南海出來了，態度非常強硬蠻橫。但當聽到衛隊營不投降時，曹錕的性命就難保後，猶豫了，遂轉身跑回中南海延慶樓，向曹錕報告。
中南海延慶樓，在居仁堂北麵民國初年新建的一座小樓。曹錕在這座小樓裏正在美夢時。北京城已翻了天。他不知一夜間北京城到底發生了什麽事，醒來時，找不到幕僚，打不通電話，隻好派幹兒子孫海清出去打聽情況。
孫海清滿頭大汗地跑進延慶樓，見到曹錕，話還沒出口，竟大哭起來。
早已六神無主的曹錕急忙說：“別哭，別哭，有事慢慢講。”
好半天，孫海清才收住眼淚，將馮玉祥政變及中南海外的情形說了一遍。
曹錕聽後，頓時呆了。
“馮玉祥……政變”，他機械地重複了一遍，又搖了搖頭，他有些不相信。
但這畢竟是事實！這時，他便有些後悔了。因為吳佩孚離開北京赴山海關時，曾千叮萬囑，要他提防馮玉祥，但他……
“事已至此，你們還是投降吧！一個小小的衛隊營，怎能抵擋住馮玉祥的大軍！”此時的曹錕倒冷靜下來了，並勸孫海清繳械。
一個鍾頭以後，孫海清的衛隊離開了總統府，鹿鍾麟的一個營駐進中南海，團團圍住曹錕的延慶樓。沒有馮玉祥的命令，曹錕半步都不得離開延慶樓。
下午，內閣總理顏惠慶到延慶樓，向曹錕呈上馮玉祥的三條條件：一、曹錕引咎解職；二、顏惠慶內閣全體解職；三、免去吳佩孚本職，任命為青海墾務督辦。
曹錕看完，長歎一聲，無奈地對顏惠慶說：“責任內閣的事，你自己去辦吧，不必再請示我。”
顏惠慶從延慶樓出來，回到他的私宅召集全體閣員開會。會上規定自即日起直奉兩方軍隊退守原防，聽候中央籌議結束辦法，有違令不遵者，仍當強行製止。同時下令：免去吳佩孚現職，去青海任墾務督辦。山海關軍隊由王承斌、彭壽莘“妥為維持”。
下午6時，顏惠慶拿著會稿到延慶樓請曹錕蓋章。曹錕又是長歎一聲：“對不起子玉呀！”便蓋上了總統大印。
馮玉祥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氣概。他急令緝捕他所痛恨之人。李彥青，總統府收支處長，把握財務大權，他和財政部長王克敏一道，克扣馮玉祥的軍餉。對這樣的人，定殺不饒。隻是王克敏得知了消息，逃了，而李彥青還在睡夢中，便被荷槍實彈的馮軍捉去，沒有任何法律手續，殺！
曹錕在延慶樓得知此訊，號啕大哭。李彥青是他心腹中的心腹，長年累月為他洗澡搓背，還不時給他提供各方麵“消息”。
但更令曹錕驚得發怔的是，他的四弟曹銳也活不了幾日了。
軍需總監曹銳，一生風流成性，與無數女人同過床，可謂纏綿高手。但他得知李彥青被殺後，自己心中害怕，便跑到他哥哥曹錕的延慶樓躲避。
但馮玉祥豈肯放過他，便令士兵尋找。
曹銳怕影響曹錕，便要出去，曹錕不準。曹錕說：“馮玉祥現在殺人殺紅了眼，你要出去，性命難保，還是我出去，我倒是看看這幫人能把我怎樣？”
曹錕在延慶樓的大門口，麵對來尋找曹銳的士兵厲聲道：“你們是什麽東西，敢在這胡鬧！有事去找你們的馮檢閱使來。”
士兵們見曹錕發了火，不知所措。領頭的排長隻好向曹錕打了個敬禮，便帶眾士兵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