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克林頓訪華譜新曲！江澤民迎賓開紀元(32)
――海事協商：雙方將於1999年7月舉行軍事海事協商協議會議，防止海上意外事故發生。
――觀察員交流：雙方軍隊均將派軍事人員觀察另一方的軍事訓練演習。
人權對話：
――對話：高級官員將於1998年下半年恢複人權問題對話。
經濟和商業：
――世界貿易組織：已取得某些進展，並定於7月20日舉行更多的談判。
――亞洲金融危機：雙方將努力促進亞洲的穩定和經濟增長。美國歡迎中國作出的維持人民幣穩定承諾。
――中國的改革計劃：美國政府和商界將與中國一道努力完成住房、退休金體製和保險業的私有化。
能源與環境保護：
――煤炭利用：美國將協助中國減少造成嚴重汙染的煤炭的大量使用。
法律領域合作：
――培訓：雙方將加強他們在法律領域的合作，並將於1999年11月舉行法律保護宗教自由問題的專題討論會。
――禁毒：華盛頓和北京互派禁毒官員駐於各自的大使館。
民間交流：
――學習：富布賴特獎學金計劃將擴大，學生交流將增加。
記得一位已故的中國領導人曾經說過，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是對柬埔寨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放，而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70年代初，中美關係的緩和導致了日本和西歐的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此次克林頓訪華可能在中國對西方世界的開放上產生的滾雪球效應似乎已經開始顯現。歐洲聯盟已經表示要拓展與中國的聯係。法國總理和英國首相也將在下半年陸續訪問我國。由這次訪問所產生的連鎖效應無疑會把中國的對外開放以及中國進一步匯入人類的主流文明的努力提升到一個新的台階。
不同的未來
針對克林頓的訪問給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可能帶來的正麵影響，新加坡《聯合早報》中的一篇題為“中國，你大膽地向前走”的署名文章以充滿感慨的筆觸這樣寫到：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曆史上的由盛而衰，首先是起因於封殺不同觀點所導致的思想和智慧的枯竭，而後才歸於外族入侵、自然災害等其他原因。以狹隘、自私和短見的政治行為，閹割犧牲了整個民族的活力、進步、尊嚴和光榮，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大致命誤區。其對中華民族發展的自我摧殘刻骨銘心，遺患至今……當中國首次在電視上向全國現場直播中國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聯合記者招待會，讓中美兩國就政治體製、人權民主等方麵的不同觀念的爭執悉數在普通中國人麵前“曝光”時，海內外一切關懷熱愛中國的人們都注意到了這史無前例的新鮮之舉，並由此看到了21世紀新中國的一線曙光……中國古話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中國此次對江克記者會電視直播在消息發布，問題準備，人員配合上也采取了一定的“調控”措施，以減輕事情可能的“負”效應。參照中國的曆史國情，這樣的作法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實際上，公眾和社會對言論開放的反應也不過是個習慣的過程，在初始階段反應可能會較熱情敏感，待見得多了，聽得多了，大家的反應就會趨於理智和平和。譬如此次中國領導層在看到中國社會對江克記者會反應較為平穩後，乃再接再厲，又安排向全國電視直播了克林頓在北大的演講會。普遍認為，中美此番交手，克林頓因充分生動地傳達了民主自由理念而在會上得分，江澤民則因開明果敢地允許信息自由流動而在會外得分，兩人平分秋色……以上成功應給中國領導層一個重要啟示，即中國除了要以法製國，以經濟持國，以科教興國外，還可以“化”潤國。“化”指化解、平撫、中和之道。用漸進的、圓熟的、有宏觀調控的“軟著陸”方法，輕開民心，漸啟民意，以“百煉鋼化成繞指柔”之功化解漫長曆史所積澱下來的偏激、成見、誤解、仇恨、黨派之怨、意識形態之爭，最終達成古老文化成功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不亂而勝”的上之上境界。保守僵化死路一條，“休克療法”絕不可取，中國要化解極端，在不偏離中國發展進步最高目標的前提下，大膽嚐試，大膽創造，勇敢開啟中國人自己的天路曆程。
這番言論表明，克林頓總統的訪問給中國造成的政治衝擊是絕對不能低估的，這種衝擊帶來的影響將會在今後幾年中逐漸顯現出來。這次訪問給中國衝擊最大的，應是現場實況轉播的兩國元首的記者招待會。在這次招待會上，中國人幾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另一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表達與中國最高領導人不同的意見，而且雙方既各持己見，又心平氣和地“交鋒”。中國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國家領導人的觀點受到了公開的批評和挑戰。
民主的本質之一就是給不同的聲音以充分表達的機會，這種權利不能被壓製、禁錮，而應被容忍、理解。若是有一天，中國人能從電視上看到一個地道的中國人，而不是外國的總統，在表達其與最高領導人不同的見解，而領導人居然能夠像這次記者招待會上一樣，心平氣和地加以對待，不同的意見可以暢所欲言，中國大概就開始邁入民主政治的門檻了，走向了一個不同的未來。當中國領導人開始同意公開地與外國領導人討論雙方在一些重大而敏感的問題上的分歧時，在中國領導人與中國公民之間進行這樣談論的日子大概也為時不遠了。
像布什總統在1989年初對中國的訪問一樣，克林頓總統的這次訪問預示了中國新的政治活躍期的到來。這種活躍當然離不開追求自由與民主的願望在中國的搏動。究其原因，如同克林頓總統在此次中國之行的不同場合分別指出的：“對每一位國民的價值、尊嚴、潛力和自由的尊敬，是美國國力和成功的重要源泉。在這個全球化的信息時代，經濟增長和個人機遇都建立在觀念的基礎上。致力於為全人類提供開拓他們的全部潛能的機會，這對新中國的國力和成功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個人權利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對行使那些權利的人如此，而且對國家也是同樣的重要。這些國家在21世紀的成功，有賴於個人的知識、創造力、自由交流與進取的精神。”
所以，克林頓總統相信，“……有遠見、有勇氣和想象力的領袖會發現辦法，將中國放在曆史正確的一邊，並保持下去。就算人們正身處改革的過程中，他們也許不會像我們一樣認為這是一種道德上正確的選擇，但他們能夠認識到，這樣做是利益使然，他們的國家將會由此更強大……如果要想避免這種激烈的動蕩，就必須要有一些建設性的做法……要有一個常規的渠道讓人民去表達不同的意見。”
承擔世界責任
在克林頓抵達西安開始為期九天的中國之行後，中國方麵為克林頓舉行的盛大歡迎儀式和場麵，國際許多大報均刊登了大幅照片配合報道。它們認為，中國為歡迎克林頓舉行盛大的歡迎活動旨在向世界，尤其是向美國公眾展示中國的形象，中國希望通過克林頓的訪問改變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希望世界承認中國在外交和經濟方麵都發揮了一個世界大國的作用。
在北京之行前，克林頓政府有一個加強“對華接觸”的政策，其戰略核心之一是削減在完全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方麵尚存的貿易壁壘，並在將中國納入國際經濟框架問題上施加影響。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還是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克林頓政府長期猶豫的問題。在美國商界和實業界看來，美國在所以需要同中國保持接觸，是因為中國迫切希望實現經濟現代化，如果美國幫助中國實行這種過渡，美國的經濟會從幫助培育世界最大市場中得到極大好處。與此同時，中國將看到政治上的自由怎樣與經濟上的成功相得益彰，並使之得到加強，而不是使之受到損害。
當然，中美貿易關係需要持續的、高層次的和建設性的商談。但也有人對此抱懷疑態度。如美國《紐約郵報》刊登的裏根執政時期的貿易副代表羅伯特？萊蒂格的一篇文章，認為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之間的相互關係確實沒有經驗方麵的根據。在過去25年裏，東亞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經常是在並非全麵民主的政治製度下取得的。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四個亞洲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985年到1995年每年以5.5%到8.5%的速度增長。事實上，商業往往具有一種激勵反對政治變革的強大力量。所以，認為增加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會解決政治緊張關係是愚蠢的。牢固的貿易關係不是和平關係的保障。貿易不是能解決所有緊張關係的魔杖，光是貿易不能澆滅相互敵對的火焰。實際上，繁榮往往造成衝突。美國政治家不能期望貿易在中國促進人權，也不能期望貿易確保中國不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些問題必須由政治家來解決，而不是由企業家來解決。
克林頓總統是一位政治家。他在就任之初，曾經對中國的人權政策采取嚴厲的態度。但是從1994年開始采取了“對華接觸政策”。這項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經濟與安全方麵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而在人權問題及其他問題上不采取對抗態度，通過對話解決問題。在克林頓總統動身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帶著執著的希望，希望使北京的領導人在許多方麵融入世界的主流，從核不擴散、經濟貿易到進一步實現民主化。這次為期九天、涉及五個城市的訪問所取得的成果，正如一位白宮高級官員所說：“希望美國人從各個角度看一看普通的中國社會。通過電視向美國人介紹活生生的中國，這是最好的外交。”這稱得上是“活生生的現實主義”。
此次訪問是美國總統自1989年布什總統訪問北京以來的首次中國之行。這也是克林頓對一個國家最長的一次訪問。美方官員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去年10月江澤民主席對美國進行十天訪問的回報。此次中國之行，有克林頓總統的隨行人員，還包括由數架波音747飛機滿載的數百名記者、內閣部長、白宮助手和其他政府官員。這次訪問於6月25日在著名的兵馬俑故鄉古都西安開始，最後於7月3日在象征中國充滿潛力和未來的香港結束，隨後，“空軍一號”飛機返回了華盛頓，克林頓同夫人希拉裏和女兒切爾西一起抵達華盛頓郊外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美國報紙積極評價克林頓的中國之行，各報普遍認為，克林頓對中國的九天訪問在國內影響和對外政策方麵對兩位領導人都是有益的，幫助他們提高了在各自國家的形象。江澤民向世人展示了他作為一名“自信的權力繼承人和高水平的政治家”的形象。江澤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地成了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是一位能與克林頓這樣的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家。如何評價此次克林頓訪華，中美雙方是否達到了各自的目的，世界輿論傾向於從用外交勝利的典型標誌――簽署的條約和達成的協定來衡量。
――美中首腦會談在戰略導彈互不瞄準對方和不擴散導彈技術等問題上取得成果。在這次首腦會談中，兩位領導人宣布：中美兩國同意美中兩國互不把各自戰略核導彈瞄準對方，中國表示要積極研究參加限製有關導彈技術出口的問題。這從中國的一貫立場來看是對美國作出了讓步。然而，中國收到的效果也是重大的，這就是讓人強烈感到中國正在履行作為擁有核武器國家的責任。
――在台灣問題上克林頓總統表明了這樣的意見：不支持台灣獨立和台灣加入聯合國。對中國方麵來說，這是重大成果。
――在中國恢複政府級別的人權對話、包括聯合海上演習在內的軍事交流等問題上，中國方麵同意了美國方麵的建議。
――中國同意美國檢查其出口給中國的高技術的“終極用途”，兩國同意為確保任何一方不擁有生物武器而進行正式檢查，中國同意為全麵禁止殺傷性地雷而努力。
――關於南亞局勢問題，兩位領導人保證共同阻止該地區的“核升級”，並促進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和解，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等。
――兩國還簽訂了價值30億美元的合同（1997年10月江澤民訪美時簽訂了價值42億多美元的合同）。
――雙方決定，美國將幫助中國發展住房市場、社會保險和退休保險等。
――雙方政府決定今年9月在北京舉行一次雙邊會議，目的是促進貿易和美國企業在中國能源方麵的投資。
――美國商務部長將在1999年初訪問中國，以促進在發展基礎設施方麵的合作。
――中國和美國將重新開始1994年中斷的有關人權問題的對話，大部分分析家都認為，這是總統成功的訪問，其影響可能比初步想象的更為深刻。
兩國領導人未能解決一些重大問題，包括美國一些公司將美國的空間技術非法轉讓給中國，北京不願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拆除貿易壁壘，以及中國繼續拒絕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承諾。
如果從這些記錄來衡量，這次首腦會談突出表明，中美兩國已就安全保障和經濟發展這些全球範圍的問題采取了協調行動，可以認為中美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美兩國由於1972年尼克鬆總統和毛澤東主席的曆史性和解而建立了關係，當時中美的主要政治敵人是前蘇聯。當中國開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和裏根確立了所謂的“務實關係”。冷戰結束和1989年“政治風波”以後，中美關係起初是冷落，後來是漂泊不定。
有人認為這段時期所表現的動搖，是冷戰結束後世界秩序不透明時代的產物。在美國有些人看來，中國是蘇聯解體後能夠向美國的一極控製進行挑戰的惟一超級大國，“中國威脅論”曾經在美國一度風行。而在中國看來，美國則是把歐美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的惟一超級大國。由於李登輝訪美以及1996年台灣海峽出現的緊張局勢，中美的緊張關係達到了頂點。然而即便如此，兩國的經濟關係仍然在發展。1994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首次超過對日本的逆差。克林頓政府將人權問題與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脫鉤。在經濟方麵，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市場是美國國家利益之所在。對於中國來說，美國的投資和市場對於維持自己的高速增長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對於冷戰結束後亞洲的安全保障來說，中國的建設性參與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如果不用簽署的條約和達成的協定來衡量，而是以中國更加開放來評價克林頓訪華，可能有另外的意義。首先，兩國領導人至少成為有一定信任度的朋友。他們或許是國際政治中一對最奇特的對手，或者說最奇特的朋友，分別來自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最大的共產黨大國。在中國的九天裏，他們談論共同喜歡的電影，共同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演奏，就政治哲學思想進行辯論，客氣地發表不同見解，又為他們的分歧開懷。在政治實踐的舞台上，江澤民給了克林頓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他通過電視實況轉播直接向中國人民發表談話。新聞媒介對這件事的充分報道使“新中國”的形象首次深入美國千家萬戶。克林頓不是個新手，他當了六年總統，遭遇過各種外交和新聞攻擊，是一個有天賦的演說家。他同江澤民主席進行通過電視向全國直播的辯論，是沒有加以編輯的實況轉播。
克林頓同江澤民的辯論不能與1959年尼克鬆副總統同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爭論他們對立的製度及其武器“廚房”的辯論相提並論。那是冷戰時期的辯論，更準確地說，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表態。而克林頓和江澤民遠遠不是揮舞手中的武器，而是在宣布雙方把核導彈的攻擊目標不再對準對方達成協議之後進行辯論的。克林頓表現了老練的美國政治鬥爭的技巧，如同幾天以後在上海同公民舉行圓桌會談，在上海電台直播室作嘉賓回答聽眾熱線電話那樣，他發表清晰明確的講話，通常談的是人權，向中國廣大民眾大力宣揚自由。同時，當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形象閃現在中國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上時，他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支持江澤民主席實行改革。
這次記者招待會對於中國和美國都是不尋常的一天。美國官員和專家讚揚江澤民主席對美國在人權方麵的批評表現了一種樂於討論的意願。幾天之後，6月29日，克林頓在上海向中國的年輕人展示了美國式的“電視民主”，這在中國是一個新事物。白宮官員說，克林頓和江澤民之間已經建立了一種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講究實際的關係。他們兩人在極為敏感的問題，如人權問題、西藏問題和政治犯問題上針鋒相對地發表了各自的意見，但是，最後他們開懷大笑，並熱烈握手。
中國表現出來的開放態度，具有更重大的意義。開放的態度意味著中國可以在非常廣泛的問題上同美國對話，而且完全有可能與美國成為朋友，當然是“建設性戰略夥伴”意義上的朋友。這樣的開放態度也向美國表明，不必恐懼崛起的中國龍，中國這個“敵人”無非是美國政黨為了國內政治需要而製造並誇大出來的。毫無疑問克林頓受到了考驗。他明確地表達出他的國家的價值觀念和目標，而不是到中國去為第三季度爭取生產定單。
隨著中美共同努力建立一種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僅經濟對話可以沿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了，政治對話也進入了新階段。雖然中美戰略夥伴關係不一定會立即顯現出來，中美兩國在製定政策時，現在已常常能夠考慮對方的戰略意圖，從這個意義來說，兩國的戰略關係將會得到加強。友好關係不是一種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損的遊戲。加強中美合作，就是加速中國的開放、法製、自由和民主的最好方式。克林頓總統在西安說過這樣一段話：要使美國和中國成為“對世界的將來負有特別責任的兩個大國”。
對於中國來說，為了謀求經濟發展需要使國有企業、金融和政府機構等三大改革取得成功。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就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而且最重要的是與超級大國――美國建立穩定的關係。美國的經濟合作與技術合作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起支撐作用，而是起保證作用。
――觀察員交流：雙方軍隊均將派軍事人員觀察另一方的軍事訓練演習。
人權對話：
――對話：高級官員將於1998年下半年恢複人權問題對話。
經濟和商業：
――世界貿易組織：已取得某些進展，並定於7月20日舉行更多的談判。
――亞洲金融危機：雙方將努力促進亞洲的穩定和經濟增長。美國歡迎中國作出的維持人民幣穩定承諾。
――中國的改革計劃：美國政府和商界將與中國一道努力完成住房、退休金體製和保險業的私有化。
能源與環境保護：
――煤炭利用：美國將協助中國減少造成嚴重汙染的煤炭的大量使用。
法律領域合作：
――培訓：雙方將加強他們在法律領域的合作，並將於1999年11月舉行法律保護宗教自由問題的專題討論會。
――禁毒：華盛頓和北京互派禁毒官員駐於各自的大使館。
民間交流：
――學習：富布賴特獎學金計劃將擴大，學生交流將增加。
記得一位已故的中國領導人曾經說過，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是對柬埔寨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放，而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70年代初，中美關係的緩和導致了日本和西歐的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此次克林頓訪華可能在中國對西方世界的開放上產生的滾雪球效應似乎已經開始顯現。歐洲聯盟已經表示要拓展與中國的聯係。法國總理和英國首相也將在下半年陸續訪問我國。由這次訪問所產生的連鎖效應無疑會把中國的對外開放以及中國進一步匯入人類的主流文明的努力提升到一個新的台階。
不同的未來
針對克林頓的訪問給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可能帶來的正麵影響，新加坡《聯合早報》中的一篇題為“中國，你大膽地向前走”的署名文章以充滿感慨的筆觸這樣寫到：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曆史上的由盛而衰，首先是起因於封殺不同觀點所導致的思想和智慧的枯竭，而後才歸於外族入侵、自然災害等其他原因。以狹隘、自私和短見的政治行為，閹割犧牲了整個民族的活力、進步、尊嚴和光榮，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大致命誤區。其對中華民族發展的自我摧殘刻骨銘心，遺患至今……當中國首次在電視上向全國現場直播中國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聯合記者招待會，讓中美兩國就政治體製、人權民主等方麵的不同觀念的爭執悉數在普通中國人麵前“曝光”時，海內外一切關懷熱愛中國的人們都注意到了這史無前例的新鮮之舉，並由此看到了21世紀新中國的一線曙光……中國古話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中國此次對江克記者會電視直播在消息發布，問題準備，人員配合上也采取了一定的“調控”措施，以減輕事情可能的“負”效應。參照中國的曆史國情，這樣的作法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實際上，公眾和社會對言論開放的反應也不過是個習慣的過程，在初始階段反應可能會較熱情敏感，待見得多了，聽得多了，大家的反應就會趨於理智和平和。譬如此次中國領導層在看到中國社會對江克記者會反應較為平穩後，乃再接再厲，又安排向全國電視直播了克林頓在北大的演講會。普遍認為，中美此番交手，克林頓因充分生動地傳達了民主自由理念而在會上得分，江澤民則因開明果敢地允許信息自由流動而在會外得分，兩人平分秋色……以上成功應給中國領導層一個重要啟示，即中國除了要以法製國，以經濟持國，以科教興國外，還可以“化”潤國。“化”指化解、平撫、中和之道。用漸進的、圓熟的、有宏觀調控的“軟著陸”方法，輕開民心，漸啟民意，以“百煉鋼化成繞指柔”之功化解漫長曆史所積澱下來的偏激、成見、誤解、仇恨、黨派之怨、意識形態之爭，最終達成古老文化成功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不亂而勝”的上之上境界。保守僵化死路一條，“休克療法”絕不可取，中國要化解極端，在不偏離中國發展進步最高目標的前提下，大膽嚐試，大膽創造，勇敢開啟中國人自己的天路曆程。
這番言論表明，克林頓總統的訪問給中國造成的政治衝擊是絕對不能低估的，這種衝擊帶來的影響將會在今後幾年中逐漸顯現出來。這次訪問給中國衝擊最大的，應是現場實況轉播的兩國元首的記者招待會。在這次招待會上，中國人幾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另一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表達與中國最高領導人不同的意見，而且雙方既各持己見，又心平氣和地“交鋒”。中國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國家領導人的觀點受到了公開的批評和挑戰。
民主的本質之一就是給不同的聲音以充分表達的機會，這種權利不能被壓製、禁錮，而應被容忍、理解。若是有一天，中國人能從電視上看到一個地道的中國人，而不是外國的總統，在表達其與最高領導人不同的見解，而領導人居然能夠像這次記者招待會上一樣，心平氣和地加以對待，不同的意見可以暢所欲言，中國大概就開始邁入民主政治的門檻了，走向了一個不同的未來。當中國領導人開始同意公開地與外國領導人討論雙方在一些重大而敏感的問題上的分歧時，在中國領導人與中國公民之間進行這樣談論的日子大概也為時不遠了。
像布什總統在1989年初對中國的訪問一樣，克林頓總統的這次訪問預示了中國新的政治活躍期的到來。這種活躍當然離不開追求自由與民主的願望在中國的搏動。究其原因，如同克林頓總統在此次中國之行的不同場合分別指出的：“對每一位國民的價值、尊嚴、潛力和自由的尊敬，是美國國力和成功的重要源泉。在這個全球化的信息時代，經濟增長和個人機遇都建立在觀念的基礎上。致力於為全人類提供開拓他們的全部潛能的機會，這對新中國的國力和成功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個人權利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對行使那些權利的人如此，而且對國家也是同樣的重要。這些國家在21世紀的成功，有賴於個人的知識、創造力、自由交流與進取的精神。”
所以，克林頓總統相信，“……有遠見、有勇氣和想象力的領袖會發現辦法，將中國放在曆史正確的一邊，並保持下去。就算人們正身處改革的過程中，他們也許不會像我們一樣認為這是一種道德上正確的選擇，但他們能夠認識到，這樣做是利益使然，他們的國家將會由此更強大……如果要想避免這種激烈的動蕩，就必須要有一些建設性的做法……要有一個常規的渠道讓人民去表達不同的意見。”
承擔世界責任
在克林頓抵達西安開始為期九天的中國之行後，中國方麵為克林頓舉行的盛大歡迎儀式和場麵，國際許多大報均刊登了大幅照片配合報道。它們認為，中國為歡迎克林頓舉行盛大的歡迎活動旨在向世界，尤其是向美國公眾展示中國的形象，中國希望通過克林頓的訪問改變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希望世界承認中國在外交和經濟方麵都發揮了一個世界大國的作用。
在北京之行前，克林頓政府有一個加強“對華接觸”的政策，其戰略核心之一是削減在完全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方麵尚存的貿易壁壘，並在將中國納入國際經濟框架問題上施加影響。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還是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克林頓政府長期猶豫的問題。在美國商界和實業界看來，美國在所以需要同中國保持接觸，是因為中國迫切希望實現經濟現代化，如果美國幫助中國實行這種過渡，美國的經濟會從幫助培育世界最大市場中得到極大好處。與此同時，中國將看到政治上的自由怎樣與經濟上的成功相得益彰，並使之得到加強，而不是使之受到損害。
當然，中美貿易關係需要持續的、高層次的和建設性的商談。但也有人對此抱懷疑態度。如美國《紐約郵報》刊登的裏根執政時期的貿易副代表羅伯特？萊蒂格的一篇文章，認為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之間的相互關係確實沒有經驗方麵的根據。在過去25年裏，東亞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經常是在並非全麵民主的政治製度下取得的。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四個亞洲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985年到1995年每年以5.5%到8.5%的速度增長。事實上，商業往往具有一種激勵反對政治變革的強大力量。所以，認為增加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會解決政治緊張關係是愚蠢的。牢固的貿易關係不是和平關係的保障。貿易不是能解決所有緊張關係的魔杖，光是貿易不能澆滅相互敵對的火焰。實際上，繁榮往往造成衝突。美國政治家不能期望貿易在中國促進人權，也不能期望貿易確保中國不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些問題必須由政治家來解決，而不是由企業家來解決。
克林頓總統是一位政治家。他在就任之初，曾經對中國的人權政策采取嚴厲的態度。但是從1994年開始采取了“對華接觸政策”。這項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經濟與安全方麵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而在人權問題及其他問題上不采取對抗態度，通過對話解決問題。在克林頓總統動身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帶著執著的希望，希望使北京的領導人在許多方麵融入世界的主流，從核不擴散、經濟貿易到進一步實現民主化。這次為期九天、涉及五個城市的訪問所取得的成果，正如一位白宮高級官員所說：“希望美國人從各個角度看一看普通的中國社會。通過電視向美國人介紹活生生的中國，這是最好的外交。”這稱得上是“活生生的現實主義”。
此次訪問是美國總統自1989年布什總統訪問北京以來的首次中國之行。這也是克林頓對一個國家最長的一次訪問。美方官員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去年10月江澤民主席對美國進行十天訪問的回報。此次中國之行，有克林頓總統的隨行人員，還包括由數架波音747飛機滿載的數百名記者、內閣部長、白宮助手和其他政府官員。這次訪問於6月25日在著名的兵馬俑故鄉古都西安開始，最後於7月3日在象征中國充滿潛力和未來的香港結束，隨後，“空軍一號”飛機返回了華盛頓，克林頓同夫人希拉裏和女兒切爾西一起抵達華盛頓郊外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美國報紙積極評價克林頓的中國之行，各報普遍認為，克林頓對中國的九天訪問在國內影響和對外政策方麵對兩位領導人都是有益的，幫助他們提高了在各自國家的形象。江澤民向世人展示了他作為一名“自信的權力繼承人和高水平的政治家”的形象。江澤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地成了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是一位能與克林頓這樣的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家。如何評價此次克林頓訪華，中美雙方是否達到了各自的目的，世界輿論傾向於從用外交勝利的典型標誌――簽署的條約和達成的協定來衡量。
――美中首腦會談在戰略導彈互不瞄準對方和不擴散導彈技術等問題上取得成果。在這次首腦會談中，兩位領導人宣布：中美兩國同意美中兩國互不把各自戰略核導彈瞄準對方，中國表示要積極研究參加限製有關導彈技術出口的問題。這從中國的一貫立場來看是對美國作出了讓步。然而，中國收到的效果也是重大的，這就是讓人強烈感到中國正在履行作為擁有核武器國家的責任。
――在台灣問題上克林頓總統表明了這樣的意見：不支持台灣獨立和台灣加入聯合國。對中國方麵來說，這是重大成果。
――在中國恢複政府級別的人權對話、包括聯合海上演習在內的軍事交流等問題上，中國方麵同意了美國方麵的建議。
――中國同意美國檢查其出口給中國的高技術的“終極用途”，兩國同意為確保任何一方不擁有生物武器而進行正式檢查，中國同意為全麵禁止殺傷性地雷而努力。
――關於南亞局勢問題，兩位領導人保證共同阻止該地區的“核升級”，並促進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和解，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等。
――兩國還簽訂了價值30億美元的合同（1997年10月江澤民訪美時簽訂了價值42億多美元的合同）。
――雙方決定，美國將幫助中國發展住房市場、社會保險和退休保險等。
――雙方政府決定今年9月在北京舉行一次雙邊會議，目的是促進貿易和美國企業在中國能源方麵的投資。
――美國商務部長將在1999年初訪問中國，以促進在發展基礎設施方麵的合作。
――中國和美國將重新開始1994年中斷的有關人權問題的對話，大部分分析家都認為，這是總統成功的訪問，其影響可能比初步想象的更為深刻。
兩國領導人未能解決一些重大問題，包括美國一些公司將美國的空間技術非法轉讓給中國，北京不願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拆除貿易壁壘，以及中國繼續拒絕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承諾。
如果從這些記錄來衡量，這次首腦會談突出表明，中美兩國已就安全保障和經濟發展這些全球範圍的問題采取了協調行動，可以認為中美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美兩國由於1972年尼克鬆總統和毛澤東主席的曆史性和解而建立了關係，當時中美的主要政治敵人是前蘇聯。當中國開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和裏根確立了所謂的“務實關係”。冷戰結束和1989年“政治風波”以後，中美關係起初是冷落，後來是漂泊不定。
有人認為這段時期所表現的動搖，是冷戰結束後世界秩序不透明時代的產物。在美國有些人看來，中國是蘇聯解體後能夠向美國的一極控製進行挑戰的惟一超級大國，“中國威脅論”曾經在美國一度風行。而在中國看來，美國則是把歐美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的惟一超級大國。由於李登輝訪美以及1996年台灣海峽出現的緊張局勢，中美的緊張關係達到了頂點。然而即便如此，兩國的經濟關係仍然在發展。1994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首次超過對日本的逆差。克林頓政府將人權問題與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脫鉤。在經濟方麵，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市場是美國國家利益之所在。對於中國來說，美國的投資和市場對於維持自己的高速增長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對於冷戰結束後亞洲的安全保障來說，中國的建設性參與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如果不用簽署的條約和達成的協定來衡量，而是以中國更加開放來評價克林頓訪華，可能有另外的意義。首先，兩國領導人至少成為有一定信任度的朋友。他們或許是國際政治中一對最奇特的對手，或者說最奇特的朋友，分別來自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最大的共產黨大國。在中國的九天裏，他們談論共同喜歡的電影，共同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演奏，就政治哲學思想進行辯論，客氣地發表不同見解，又為他們的分歧開懷。在政治實踐的舞台上，江澤民給了克林頓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他通過電視實況轉播直接向中國人民發表談話。新聞媒介對這件事的充分報道使“新中國”的形象首次深入美國千家萬戶。克林頓不是個新手，他當了六年總統，遭遇過各種外交和新聞攻擊，是一個有天賦的演說家。他同江澤民主席進行通過電視向全國直播的辯論，是沒有加以編輯的實況轉播。
克林頓同江澤民的辯論不能與1959年尼克鬆副總統同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爭論他們對立的製度及其武器“廚房”的辯論相提並論。那是冷戰時期的辯論，更準確地說，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表態。而克林頓和江澤民遠遠不是揮舞手中的武器，而是在宣布雙方把核導彈的攻擊目標不再對準對方達成協議之後進行辯論的。克林頓表現了老練的美國政治鬥爭的技巧，如同幾天以後在上海同公民舉行圓桌會談，在上海電台直播室作嘉賓回答聽眾熱線電話那樣，他發表清晰明確的講話，通常談的是人權，向中國廣大民眾大力宣揚自由。同時，當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形象閃現在中國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上時，他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支持江澤民主席實行改革。
這次記者招待會對於中國和美國都是不尋常的一天。美國官員和專家讚揚江澤民主席對美國在人權方麵的批評表現了一種樂於討論的意願。幾天之後，6月29日，克林頓在上海向中國的年輕人展示了美國式的“電視民主”，這在中國是一個新事物。白宮官員說，克林頓和江澤民之間已經建立了一種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講究實際的關係。他們兩人在極為敏感的問題，如人權問題、西藏問題和政治犯問題上針鋒相對地發表了各自的意見，但是，最後他們開懷大笑，並熱烈握手。
中國表現出來的開放態度，具有更重大的意義。開放的態度意味著中國可以在非常廣泛的問題上同美國對話，而且完全有可能與美國成為朋友，當然是“建設性戰略夥伴”意義上的朋友。這樣的開放態度也向美國表明，不必恐懼崛起的中國龍，中國這個“敵人”無非是美國政黨為了國內政治需要而製造並誇大出來的。毫無疑問克林頓受到了考驗。他明確地表達出他的國家的價值觀念和目標，而不是到中國去為第三季度爭取生產定單。
隨著中美共同努力建立一種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僅經濟對話可以沿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了，政治對話也進入了新階段。雖然中美戰略夥伴關係不一定會立即顯現出來，中美兩國在製定政策時，現在已常常能夠考慮對方的戰略意圖，從這個意義來說，兩國的戰略關係將會得到加強。友好關係不是一種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損的遊戲。加強中美合作，就是加速中國的開放、法製、自由和民主的最好方式。克林頓總統在西安說過這樣一段話：要使美國和中國成為“對世界的將來負有特別責任的兩個大國”。
對於中國來說，為了謀求經濟發展需要使國有企業、金融和政府機構等三大改革取得成功。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就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而且最重要的是與超級大國――美國建立穩定的關係。美國的經濟合作與技術合作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起支撐作用，而是起保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