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克林頓訪華譜新曲！江澤民迎賓開紀元(31)
我感覺到，與中國保持一種建設性關係，其真正的關注是安全的原因和經濟的原因，而且我們並沒有把人權問題放在非常顯著的位置上，我是這樣認為的。我想任何一位總統都會說，一旦你幹上這種工作，你就會多少理解了所有政策都有其微妙之處，不當總統就不理解。但是我又認為，平衡地說，在接觸戰略中我們有著比以前要多的人權因素，我覺得這是相當重要的。
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同中國政府爭論，我這樣做並非在於我們當眾向他們施壓，而是在於這是正確的做法――正確的做法就是改變整個政策。總而言之，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一向表現出，我的看法是，重大的誤解，包括中國對我們所提議題的動機的誤解。
通過直接與中國人民交往，從與（江澤民）主席的交往開始，尤其是通過利用這次在全中國人民麵前舉行的自由公開的辯論，我覺得我能夠在短期和長期內為推進人權問題的解決做更多的事情。
我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所展開的新的――迄今為止也是史無前例的――公開辯論，將會推進（人權）進步。我們認為，還要有許多紀律約束，還要作出許多努力。但我們認為，這種戰略最有可能推進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事業。
問：我是愛爾蘭時報的記者，我提一個問題。總統先生，我知道您在這次行程中一直密切關注著北愛爾蘭的局勢，而且您還在“空軍一號”上就北愛爾蘭本周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打電話給愛爾蘭各黨派的領導人，同他們談論過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請問，關於北愛爾蘭發生的焚毀十座天主教堂的事件，您對反對派會有什麽說法？我還想問一句，既然北愛爾蘭大選已過，您是否可能在今年訪問北愛爾蘭？
克林頓：是的，我的確和特瑞堡先生和休姆先生通過電話，祝賀他們的政黨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就，以及取得的領導地位――當時正值大選的前夕，我是指領導人的選舉――我們估計到特瑞堡先生將會當選，而第一副職將在休姆先生或黨內另一位候選人馬龍先生中產生，後來是馬龍先生當選。當時我想同他們討論美國如何能繼續支持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化解圍繞著遊行季節發生的衝突，特別是德拉姆克裏大遊行的緊張局勢。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友好交談，他們說將盡力爭取選舉成功。他們想就和平進程征求當時正好在北愛爾蘭的（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意見，還想與（愛爾蘭）首相霍恩進行聯係和磋商，並且希望我們同意在那些日子直到大遊行盡可能多地保持聯係，以便把事情做好。我認為愛爾蘭人民應該給這個新議會一次努力的機會，這一點很重要――我是說北愛爾蘭人民。我還認為如果任何一方對遊行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感到失望而不顧大局的話，那將是個悲劇。我們要防止這種情況出現。
很顯然，我個人認為焚毀教堂這一行為極其恐怖。在我們國家，最近幾年以及民權運動的時候，都發生過多起燒毀教堂的事件，這反映出我們有些人在逆境時會爆發非常黑暗的衝動。我在此呼籲，那些不管出於什麽原因幹這種事的人，你們要把教堂從你們的名單上去掉，你們要把暴力從你們的行動表上去掉。
問：總統先生，今天早上你提到日本銀行改革方案，你還說這些改革值得歡迎。你是否認為這些改革以及其他那些金融措施可以製止日元的滑坡，防止日本經濟進一步衰退？日元滑坡和經濟衰退是否會把恐慌擴散到中國、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以及美國？
克林頓：日本經濟增長放慢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增長也有相當一段時間了。例如，當看到香港這裏的經濟失調，就能明白，如果日本不景氣，就會發生地區性的連鎖反應。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和其他國家都出了問題。
我要再次強調，我認為中國做得很好，維持了人民幣的穩定，而且沒有參與使貨幣競相貶值。我希望中國繼續這樣做。但是，除非日本（經濟）可以重新恢複增長，否則我不認為有人會真的認為亞洲的金融形勢會好轉，而且恢複全球經濟景氣，不給美國和其他國家造成破壞性影響。我們所有國家在此（亞洲）都有既得利益，所有國家對日本人民都有良好的期望。
我感到很受鼓舞，（日本）首相宣布了這項改革計劃，他考慮了幾天就宣布了。而且我認為，市場需要的是實際行動，還需要一種感覺。如果實施了這項計劃還不足夠的話，那就再想辦法。
在我看來，認為日本經濟會進一步達到計劃的要求，這種看法並不太合理。日本在經濟上還是很強大的，是一個自由社會，有大量的傑出人才，商業很成功，潛力還待開發。幾乎可以說現在出現了曆史上不正常的現象。現在我們已經大致知道問題的原因是什麽了。但我非常非常地希望，那些大選盡快有結果。不光是在日本政府那裏，而且在日本人民那裏，都會有堅強的決斷力和自信心的。我也非常非常地希望，我們大家盡其所能助日本一臂之力，幫助他們擺脫困境。但是，讓日本的經濟複蘇過來也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認為仍然可做，因為日本人民和日本經濟究竟具備了基本的力量。但是我又認為，這需要采取一些真正的聯合行動。即使最初的步驟不奏效，也要繼續堅持下去。要堅持努力，直到局麵好轉。
這和美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情形不同。當時美國的恢複用了許多許多年，因為那時我們跌得更慘，遠比日本今天的情形差得多。而且在30年代，我們很多東西都沒有，既沒有複雜的認識，也沒有複雜的經濟、複雜的能力，而這些日本現在都有。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我們大家，包括美國和中國，對日本既要有良好的期望，又要有決心。但是要理解，我們可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日本則要全力以赴。不過我認為，這次大選之後，我們會看到一些機會的。
問：總統先生，這個星期您和江澤民有過數次公開或私下的接觸，您能否對他個人做一個評價，不僅從戰略性夥伴的方麵，而且從一個領導人和中國變革的促進者的角度，談談您對他的看法？
克林頓：首先，我對江澤民的能力非常景仰。就在前些年，人們還普遍認為他隻是一個過渡型人物。但和他第一次接觸後，我就強烈地感覺到，他極有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中國的領袖。他的智力非同一般，精力過人，非常有活力，有遠見和想象力，他的這些素質對於我們正處於巨大變革的曆史時期非常重要。
他有很好的想象力，他有遠見；他會描繪圖景，構想與現在不同的一種未來。尤其是他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就是朱？基總理。朱？基具有出色的技術能力，盛傳他對消極怠工、對官僚體製、對無所事事固步自封深惡痛絕。所以我的看法是，我們有相當大的潛力達成戰略性夥伴關係。
但是我認為，和其他人一樣，江澤民需要努力去爭取支持他的選民。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相信，這次訪問會使我們構建一個良好的、積極的夥伴關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理解，美國希望中國好；我們並不想圍堵中國。我們的人權政策並不是什麽手腕，沒有隱藏什麽更進一步的戰略動機。我們確實是這樣看的。我們相信這在道德上是正確的，我們相信從長遠的眼光看，作為一個具體的問題，對中國是最好的。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中國在合適的時機擁有了適合的領導者，而且他們了解他們所麵臨的挑戰的實質：咄咄逼人和龐大。他們希望我們能夠了解，和十年前以及尼克鬆總統訪華時比起來，中國已享有更多的個人自由。但我認為，中國也需理解，這是一個展開的過程，他們需要繼續努力。我希望在中國我們可以成為一種積極的力量。
問：我想接著這個話題提問。那三次全國電視實況轉播，您是否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江主席對您個人的報償？
克林頓：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也可能是這樣吧――我覺得這是江澤民對我們之間建立正確關係充滿信心的一種個人體現。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江澤民主席可以非常有信心地麵對中國人民來回答問題，他不僅回答中國媒體的問題，也回答美國媒體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報償，正確地說是信心。我可以告訴你，這之後我到過的所有地方――你知道的，我到了上海或者飛來香港，我遇到很多很多人，都對我提及這件事。這件事確實是有意義的，它改變了以往發生的那些事情的全部性質。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做法很好，我也堅信江主席的做法也很好。
問：尚慕傑大使在本周初說，他相信共產主義在中國即將結束。您剛才也說到民主將要在中國實現。您知道這件事發生的時間表嗎？您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嗎？
克林頓：我當然希望如此。（笑聲）您這就如同在問――我並不想弱化這個問題，不過讓我這麽說吧――您相信婦女會當選為美國總統嗎？我相信。你認為這是件好事嗎？我認為是好事。你認為什麽時候到來？我不知道。誰來作出這種決定？美國人民。
我說過，我相信，有遠見、有勇氣和想象力的領袖會發現辦法，將中國放在曆史正確的一邊，並保持下去。而且我也相信，就算人們正身處改變的過程中，他們也許不會像我們一樣認為這是一種道德上正確的選擇。但他們能夠認識到，這樣做是利益使然，他們的國家將會更強大；他們能夠認識到，人民會作出反應的。看一看過去50年的中國曆史，看一看那些反反複複的事件，如果要想避免這種激烈的動蕩，就必須要有一些建設性的做法。凡是有冤屈不平的人，不論他們是對是錯，――即使是批評家，也不可能句句都是對的；政府也是一樣，政府官員也不可能都是對的――要有一個常規的渠道讓人民去表達不同的意見，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前後一致的過程，近乎一條直線通向未來，而不是反反複複地動蕩。這是一種能力，說出心裏話的能力，即使你覺得不能傳播這些想法，但說出心裏話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表現。
因為如此，我所希望的就是――中國領導人深深打動我的，是他們那種強烈的曆史使命感，他們總是注意尋找相同點和不同點。這是很明智的。我國人民應該更多地了解我們的曆史，了解曆史有可能與現在和將來有關係，也有可能沒有關係。假設這樣考慮問題，如果我來處理這樣一個巨大的轉型階段的話――順便說一句，我告訴你們一件事，上海市長告訴我說，過去兩年中，上海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達120萬，但他們當中的100萬已經找到了新的工作，而這隻不過是在中國的一個地區。如果我來處理這種轉型的話，我將設法使這種轉型上軌道，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猛烈的搖擺，不使其陷入失控的局麵。
總而言之，我的希望已經實現了，我的希望還將繼續實現。
瑙勒爾先生，我回答你的問題，然後就結束了――你們也許還想多買些什麽吧。（笑聲）
問：假如照你的觀點，“建設性接觸”是正確處理中國問題的政策，那為什麽不用來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比如古巴？為什麽對古巴就不合適了呢？
克林頓：也許你原本不是想問這個問題（笑聲）――我是說，我還以為你要提標準的問題。我認為每一種政策都要根據具體情況。說到古巴，我們曾試著做過努力――你還記得吧――我們曾經不止一次以良好的誠意與古巴接觸過，就是我們用在中國的那種可以發展互動的方式。
1992年國會通過了後來布什總統也簽署了的《古巴民主化法案》，我在當時的競選期間也予以堅決支持。根據這個法案，我們有了一個很清晰的行車路線圖。我們可以怎麽做、古巴可以怎麽做的那種平衡的行動。我認為，我們是按照這個行車路線圖循序推進的，直到一些人，包括美國公民，遭到違法傷害，甚至被殺害。這些事件導致了赫爾姆斯――伯頓法案。
在此以後，甚至在教皇訪問古巴後，我采取了進一步的行動，也就是根據赫爾姆斯――伯頓法案我有權采取的那些行動，試圖促進人們和古巴人民的交往，加強作為公民社會工具之一的宗教的力量，並且試圖發出信號：我並不希望美國永遠和古巴人民相互疏遠。
我確實相信我們有其他的行動選擇，我認為古巴是一個例子，因為它與美國近在咫尺，因為我們在這個地區所占據的位置，我們的政策成功的機會是不小的。即使如此，問題是，無論奉行什麽政策，還要有耐心，有耐心地去努力，心裏懷著希望，這些努力最終會有成效的。沒有什麽能使我更高興的是，如果我們能得到清晰的訊息，古巴願意更開放、更自由、更民主，願意為一個共同的未來努力，願意同這個半球的國家在一起。你知道，除了古巴，我們這個半球的所有國家都是民主製。所以我很願意看到――沒有什麽能使我更高興的事了――看到我們兩國人民最終能建立友好關係，特別因為在我們國家裏居住著龐大的古巴裔族群。謝謝各位。
香港：起點與歸宿
香港是克林頓此次訪華的最後一站。為什麽選擇香港作為行程的終點呢？克林頓本人提供了一些答案。據7月4日《香港商報》報道：“美國總統克林頓在離港前的記者招待會總結他的訪華行程時說，他在這次訪問中看到，中美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的潛力很大，兩國關係已走上更為積極和富有成果的軌道，這對中美雙方都是有利的。對全世界都有積極作用”。
克林頓在談話中指出，他從古老的西安，走到現代的北京，又走到中國的將來――上海和香港，看到了中國發展的道路。他在中國的接觸麵是很廣泛的，從國家領導層到農村、學校、教堂、證交所，他可以通過電視、電台向全國人民談論人權價值和個人自由觀。他說，任何人都不可能否認中國正在經曆的重大變革。克林頓在談到他對中國國家領導層的印象時說：“中國現有的國家領導層是能夠改變中國麵貌，能夠帶領中國麵對未來的。”這就是說，香港雖是他這次訪問的最後一站，卻是中國未來的開始。
原來克林頓是想看看中國以西安為代表的曆史傳統，以北京為代表的現在和以香港為代表的中國未來。他的行程安排如願以償。可以推測，他的用心並未遭到中國領導人的拒絕。
國家的友誼到私人的友誼
如同克林頓在北京所說的，他與江澤民主席在過去的五年中見過七次麵，如此頻繁的接觸，自然會在代表國家的交往中結成個人的友誼。若考慮到他們年齡之間的差距，也許稱這種友誼為“忘年交”更為貼切。
6月29日香港《文匯報》轉載路透社的一篇電訊指出：江澤民與克林頓可能是世界政治中最獨特的一對朋友，分別貴為首屈一指資本主義大國和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但在他們有時態度強硬地說出他們之間歧見的後麵，美國總統克林頓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正在發展一種美國人認為行之有效的友好關係――並提供許多變化的空間。白宮官員認為，克林頓和江澤民有一種相互尊重的務實的關係。他們周六的記者會演變為一次辯論。江澤民首先令中國觀眾對讓電視直播記者會實況感到驚奇。美國官員說，盡管美中關係在某些方麵仍然存在著分歧，不過，雙方現今能公開及坦誠解決它們的問題。白宮發言人麥柯裏說：“他們能在分歧的領域做這些困難工作，沒有大量苛刻的言語。”
據白宮官員說，克林頓和江澤民之間已經建立了一種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講究實際的關係。另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說，你們看到的是兩位非常講究實際的政治家，他們的關係已經到了一種相互適應的水平，這使得他們能夠討論許多話題，從亞洲金融危機到他們共同喜歡的電影。
克林頓在記者招待會上還表示欣賞江澤民、朱？基的才華。他說：“我很欣賞江主席的才華。我認為他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以他的年齡或者是任何年齡來說，他的精力是極其充沛的。在這個多變的時期，他很有遠見、有想象力、能夠預見到未來。朱？基總理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
作為兩國高層互訪與接觸的製度化的體現，中國總理朱？基對美國的訪問也在計劃之中，這將是十多年來中國總理對美國的首次訪問。
成果一覽表
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這次訪華之行，從政治的角度看，已經給雙方帶來若幹顯眼的結果。在國際政治方麵，雙方就控製南亞的核軍備競賽、防止核武器擴散和導彈出售等事項達成了高度的一致，雙方在共同打擊跨國販毒方麵建立了正式的協調機構。雙方同意互不把核彈瞄準對方，決定加強中美在法律方麵的交流（如培訓法官和律師）和執法上的合作，並將進一步加強兩軍的互相交往，包括互派人員觀察對方聯合軍事演習。雙方還商定在政府和非政府級別上進行人權對話（包括舉行政府間人權對話並設立中美非政府人權論壇）。這些包括法律、軍事、人權和文化、經濟方麵的合作一旦生效，將大大淡化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方麵的根本對立。據6月28日香港《大公報》報道：星期六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首腦會，開創了中美關係的新時期。中美兩國在導彈和經濟等問題上達成重要協議。這次首腦會最大的成就是雙方達成核導彈互不瞄準的協議。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北京的具有曆史意義的首腦會上，共達成47點共識，以下是主要的具體成果：
加強核控製：
――互不瞄準：中美兩國核戰略導彈互不瞄準對方。
――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試：中美雙方同意致力於防止印巴武器競賽，促進這兩個國家和平解決分歧。
――導彈控製：中國宣布積極著手研究加入導彈技術控製條約，中美兩國年底將進一步就此進行磋商。
――化學武器：中國宣布擴大控製化學原料出口清單的範圍，中美雙方進一步加強控製軍民兩用化學物質的出口。
政治與安全對話：
――通訊：克林頓和江澤民肯定雙方熱線的作用，通過熱線他們討論了世界、局部地區和雙邊的種種議題。
――地區穩定：雙方發表共同聲明，加強增進地區局勢穩定的對話，尤其是朝鮮半島的政治對話。
兩軍關係：
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同中國政府爭論，我這樣做並非在於我們當眾向他們施壓，而是在於這是正確的做法――正確的做法就是改變整個政策。總而言之，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一向表現出，我的看法是，重大的誤解，包括中國對我們所提議題的動機的誤解。
通過直接與中國人民交往，從與（江澤民）主席的交往開始，尤其是通過利用這次在全中國人民麵前舉行的自由公開的辯論，我覺得我能夠在短期和長期內為推進人權問題的解決做更多的事情。
我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所展開的新的――迄今為止也是史無前例的――公開辯論，將會推進（人權）進步。我們認為，還要有許多紀律約束，還要作出許多努力。但我們認為，這種戰略最有可能推進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事業。
問：我是愛爾蘭時報的記者，我提一個問題。總統先生，我知道您在這次行程中一直密切關注著北愛爾蘭的局勢，而且您還在“空軍一號”上就北愛爾蘭本周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打電話給愛爾蘭各黨派的領導人，同他們談論過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請問，關於北愛爾蘭發生的焚毀十座天主教堂的事件，您對反對派會有什麽說法？我還想問一句，既然北愛爾蘭大選已過，您是否可能在今年訪問北愛爾蘭？
克林頓：是的，我的確和特瑞堡先生和休姆先生通過電話，祝賀他們的政黨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就，以及取得的領導地位――當時正值大選的前夕，我是指領導人的選舉――我們估計到特瑞堡先生將會當選，而第一副職將在休姆先生或黨內另一位候選人馬龍先生中產生，後來是馬龍先生當選。當時我想同他們討論美國如何能繼續支持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化解圍繞著遊行季節發生的衝突，特別是德拉姆克裏大遊行的緊張局勢。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友好交談，他們說將盡力爭取選舉成功。他們想就和平進程征求當時正好在北愛爾蘭的（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意見，還想與（愛爾蘭）首相霍恩進行聯係和磋商，並且希望我們同意在那些日子直到大遊行盡可能多地保持聯係，以便把事情做好。我認為愛爾蘭人民應該給這個新議會一次努力的機會，這一點很重要――我是說北愛爾蘭人民。我還認為如果任何一方對遊行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感到失望而不顧大局的話，那將是個悲劇。我們要防止這種情況出現。
很顯然，我個人認為焚毀教堂這一行為極其恐怖。在我們國家，最近幾年以及民權運動的時候，都發生過多起燒毀教堂的事件，這反映出我們有些人在逆境時會爆發非常黑暗的衝動。我在此呼籲，那些不管出於什麽原因幹這種事的人，你們要把教堂從你們的名單上去掉，你們要把暴力從你們的行動表上去掉。
問：總統先生，今天早上你提到日本銀行改革方案，你還說這些改革值得歡迎。你是否認為這些改革以及其他那些金融措施可以製止日元的滑坡，防止日本經濟進一步衰退？日元滑坡和經濟衰退是否會把恐慌擴散到中國、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以及美國？
克林頓：日本經濟增長放慢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增長也有相當一段時間了。例如，當看到香港這裏的經濟失調，就能明白，如果日本不景氣，就會發生地區性的連鎖反應。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和其他國家都出了問題。
我要再次強調，我認為中國做得很好，維持了人民幣的穩定，而且沒有參與使貨幣競相貶值。我希望中國繼續這樣做。但是，除非日本（經濟）可以重新恢複增長，否則我不認為有人會真的認為亞洲的金融形勢會好轉，而且恢複全球經濟景氣，不給美國和其他國家造成破壞性影響。我們所有國家在此（亞洲）都有既得利益，所有國家對日本人民都有良好的期望。
我感到很受鼓舞，（日本）首相宣布了這項改革計劃，他考慮了幾天就宣布了。而且我認為，市場需要的是實際行動，還需要一種感覺。如果實施了這項計劃還不足夠的話，那就再想辦法。
在我看來，認為日本經濟會進一步達到計劃的要求，這種看法並不太合理。日本在經濟上還是很強大的，是一個自由社會，有大量的傑出人才，商業很成功，潛力還待開發。幾乎可以說現在出現了曆史上不正常的現象。現在我們已經大致知道問題的原因是什麽了。但我非常非常地希望，那些大選盡快有結果。不光是在日本政府那裏，而且在日本人民那裏，都會有堅強的決斷力和自信心的。我也非常非常地希望，我們大家盡其所能助日本一臂之力，幫助他們擺脫困境。但是，讓日本的經濟複蘇過來也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認為仍然可做，因為日本人民和日本經濟究竟具備了基本的力量。但是我又認為，這需要采取一些真正的聯合行動。即使最初的步驟不奏效，也要繼續堅持下去。要堅持努力，直到局麵好轉。
這和美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情形不同。當時美國的恢複用了許多許多年，因為那時我們跌得更慘，遠比日本今天的情形差得多。而且在30年代，我們很多東西都沒有，既沒有複雜的認識，也沒有複雜的經濟、複雜的能力，而這些日本現在都有。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我們大家，包括美國和中國，對日本既要有良好的期望，又要有決心。但是要理解，我們可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日本則要全力以赴。不過我認為，這次大選之後，我們會看到一些機會的。
問：總統先生，這個星期您和江澤民有過數次公開或私下的接觸，您能否對他個人做一個評價，不僅從戰略性夥伴的方麵，而且從一個領導人和中國變革的促進者的角度，談談您對他的看法？
克林頓：首先，我對江澤民的能力非常景仰。就在前些年，人們還普遍認為他隻是一個過渡型人物。但和他第一次接觸後，我就強烈地感覺到，他極有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中國的領袖。他的智力非同一般，精力過人，非常有活力，有遠見和想象力，他的這些素質對於我們正處於巨大變革的曆史時期非常重要。
他有很好的想象力，他有遠見；他會描繪圖景，構想與現在不同的一種未來。尤其是他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就是朱？基總理。朱？基具有出色的技術能力，盛傳他對消極怠工、對官僚體製、對無所事事固步自封深惡痛絕。所以我的看法是，我們有相當大的潛力達成戰略性夥伴關係。
但是我認為，和其他人一樣，江澤民需要努力去爭取支持他的選民。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相信，這次訪問會使我們構建一個良好的、積極的夥伴關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理解，美國希望中國好；我們並不想圍堵中國。我們的人權政策並不是什麽手腕，沒有隱藏什麽更進一步的戰略動機。我們確實是這樣看的。我們相信這在道德上是正確的，我們相信從長遠的眼光看，作為一個具體的問題，對中國是最好的。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中國在合適的時機擁有了適合的領導者，而且他們了解他們所麵臨的挑戰的實質：咄咄逼人和龐大。他們希望我們能夠了解，和十年前以及尼克鬆總統訪華時比起來，中國已享有更多的個人自由。但我認為，中國也需理解，這是一個展開的過程，他們需要繼續努力。我希望在中國我們可以成為一種積極的力量。
問：我想接著這個話題提問。那三次全國電視實況轉播，您是否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江主席對您個人的報償？
克林頓：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也可能是這樣吧――我覺得這是江澤民對我們之間建立正確關係充滿信心的一種個人體現。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江澤民主席可以非常有信心地麵對中國人民來回答問題，他不僅回答中國媒體的問題，也回答美國媒體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報償，正確地說是信心。我可以告訴你，這之後我到過的所有地方――你知道的，我到了上海或者飛來香港，我遇到很多很多人，都對我提及這件事。這件事確實是有意義的，它改變了以往發生的那些事情的全部性質。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做法很好，我也堅信江主席的做法也很好。
問：尚慕傑大使在本周初說，他相信共產主義在中國即將結束。您剛才也說到民主將要在中國實現。您知道這件事發生的時間表嗎？您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嗎？
克林頓：我當然希望如此。（笑聲）您這就如同在問――我並不想弱化這個問題，不過讓我這麽說吧――您相信婦女會當選為美國總統嗎？我相信。你認為這是件好事嗎？我認為是好事。你認為什麽時候到來？我不知道。誰來作出這種決定？美國人民。
我說過，我相信，有遠見、有勇氣和想象力的領袖會發現辦法，將中國放在曆史正確的一邊，並保持下去。而且我也相信，就算人們正身處改變的過程中，他們也許不會像我們一樣認為這是一種道德上正確的選擇。但他們能夠認識到，這樣做是利益使然，他們的國家將會更強大；他們能夠認識到，人民會作出反應的。看一看過去50年的中國曆史，看一看那些反反複複的事件，如果要想避免這種激烈的動蕩，就必須要有一些建設性的做法。凡是有冤屈不平的人，不論他們是對是錯，――即使是批評家，也不可能句句都是對的；政府也是一樣，政府官員也不可能都是對的――要有一個常規的渠道讓人民去表達不同的意見，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前後一致的過程，近乎一條直線通向未來，而不是反反複複地動蕩。這是一種能力，說出心裏話的能力，即使你覺得不能傳播這些想法，但說出心裏話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表現。
因為如此，我所希望的就是――中國領導人深深打動我的，是他們那種強烈的曆史使命感，他們總是注意尋找相同點和不同點。這是很明智的。我國人民應該更多地了解我們的曆史，了解曆史有可能與現在和將來有關係，也有可能沒有關係。假設這樣考慮問題，如果我來處理這樣一個巨大的轉型階段的話――順便說一句，我告訴你們一件事，上海市長告訴我說，過去兩年中，上海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達120萬，但他們當中的100萬已經找到了新的工作，而這隻不過是在中國的一個地區。如果我來處理這種轉型的話，我將設法使這種轉型上軌道，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猛烈的搖擺，不使其陷入失控的局麵。
總而言之，我的希望已經實現了，我的希望還將繼續實現。
瑙勒爾先生，我回答你的問題，然後就結束了――你們也許還想多買些什麽吧。（笑聲）
問：假如照你的觀點，“建設性接觸”是正確處理中國問題的政策，那為什麽不用來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比如古巴？為什麽對古巴就不合適了呢？
克林頓：也許你原本不是想問這個問題（笑聲）――我是說，我還以為你要提標準的問題。我認為每一種政策都要根據具體情況。說到古巴，我們曾試著做過努力――你還記得吧――我們曾經不止一次以良好的誠意與古巴接觸過，就是我們用在中國的那種可以發展互動的方式。
1992年國會通過了後來布什總統也簽署了的《古巴民主化法案》，我在當時的競選期間也予以堅決支持。根據這個法案，我們有了一個很清晰的行車路線圖。我們可以怎麽做、古巴可以怎麽做的那種平衡的行動。我認為，我們是按照這個行車路線圖循序推進的，直到一些人，包括美國公民，遭到違法傷害，甚至被殺害。這些事件導致了赫爾姆斯――伯頓法案。
在此以後，甚至在教皇訪問古巴後，我采取了進一步的行動，也就是根據赫爾姆斯――伯頓法案我有權采取的那些行動，試圖促進人們和古巴人民的交往，加強作為公民社會工具之一的宗教的力量，並且試圖發出信號：我並不希望美國永遠和古巴人民相互疏遠。
我確實相信我們有其他的行動選擇，我認為古巴是一個例子，因為它與美國近在咫尺，因為我們在這個地區所占據的位置，我們的政策成功的機會是不小的。即使如此，問題是，無論奉行什麽政策，還要有耐心，有耐心地去努力，心裏懷著希望，這些努力最終會有成效的。沒有什麽能使我更高興的是，如果我們能得到清晰的訊息，古巴願意更開放、更自由、更民主，願意為一個共同的未來努力，願意同這個半球的國家在一起。你知道，除了古巴，我們這個半球的所有國家都是民主製。所以我很願意看到――沒有什麽能使我更高興的事了――看到我們兩國人民最終能建立友好關係，特別因為在我們國家裏居住著龐大的古巴裔族群。謝謝各位。
香港：起點與歸宿
香港是克林頓此次訪華的最後一站。為什麽選擇香港作為行程的終點呢？克林頓本人提供了一些答案。據7月4日《香港商報》報道：“美國總統克林頓在離港前的記者招待會總結他的訪華行程時說，他在這次訪問中看到，中美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的潛力很大，兩國關係已走上更為積極和富有成果的軌道，這對中美雙方都是有利的。對全世界都有積極作用”。
克林頓在談話中指出，他從古老的西安，走到現代的北京，又走到中國的將來――上海和香港，看到了中國發展的道路。他在中國的接觸麵是很廣泛的，從國家領導層到農村、學校、教堂、證交所，他可以通過電視、電台向全國人民談論人權價值和個人自由觀。他說，任何人都不可能否認中國正在經曆的重大變革。克林頓在談到他對中國國家領導層的印象時說：“中國現有的國家領導層是能夠改變中國麵貌，能夠帶領中國麵對未來的。”這就是說，香港雖是他這次訪問的最後一站，卻是中國未來的開始。
原來克林頓是想看看中國以西安為代表的曆史傳統，以北京為代表的現在和以香港為代表的中國未來。他的行程安排如願以償。可以推測，他的用心並未遭到中國領導人的拒絕。
國家的友誼到私人的友誼
如同克林頓在北京所說的，他與江澤民主席在過去的五年中見過七次麵，如此頻繁的接觸，自然會在代表國家的交往中結成個人的友誼。若考慮到他們年齡之間的差距，也許稱這種友誼為“忘年交”更為貼切。
6月29日香港《文匯報》轉載路透社的一篇電訊指出：江澤民與克林頓可能是世界政治中最獨特的一對朋友，分別貴為首屈一指資本主義大國和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但在他們有時態度強硬地說出他們之間歧見的後麵，美國總統克林頓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正在發展一種美國人認為行之有效的友好關係――並提供許多變化的空間。白宮官員認為，克林頓和江澤民有一種相互尊重的務實的關係。他們周六的記者會演變為一次辯論。江澤民首先令中國觀眾對讓電視直播記者會實況感到驚奇。美國官員說，盡管美中關係在某些方麵仍然存在著分歧，不過，雙方現今能公開及坦誠解決它們的問題。白宮發言人麥柯裏說：“他們能在分歧的領域做這些困難工作，沒有大量苛刻的言語。”
據白宮官員說，克林頓和江澤民之間已經建立了一種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講究實際的關係。另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說，你們看到的是兩位非常講究實際的政治家，他們的關係已經到了一種相互適應的水平，這使得他們能夠討論許多話題，從亞洲金融危機到他們共同喜歡的電影。
克林頓在記者招待會上還表示欣賞江澤民、朱？基的才華。他說：“我很欣賞江主席的才華。我認為他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以他的年齡或者是任何年齡來說，他的精力是極其充沛的。在這個多變的時期，他很有遠見、有想象力、能夠預見到未來。朱？基總理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
作為兩國高層互訪與接觸的製度化的體現，中國總理朱？基對美國的訪問也在計劃之中，這將是十多年來中國總理對美國的首次訪問。
成果一覽表
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這次訪華之行，從政治的角度看，已經給雙方帶來若幹顯眼的結果。在國際政治方麵，雙方就控製南亞的核軍備競賽、防止核武器擴散和導彈出售等事項達成了高度的一致，雙方在共同打擊跨國販毒方麵建立了正式的協調機構。雙方同意互不把核彈瞄準對方，決定加強中美在法律方麵的交流（如培訓法官和律師）和執法上的合作，並將進一步加強兩軍的互相交往，包括互派人員觀察對方聯合軍事演習。雙方還商定在政府和非政府級別上進行人權對話（包括舉行政府間人權對話並設立中美非政府人權論壇）。這些包括法律、軍事、人權和文化、經濟方麵的合作一旦生效，將大大淡化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方麵的根本對立。據6月28日香港《大公報》報道：星期六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首腦會，開創了中美關係的新時期。中美兩國在導彈和經濟等問題上達成重要協議。這次首腦會最大的成就是雙方達成核導彈互不瞄準的協議。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北京的具有曆史意義的首腦會上，共達成47點共識，以下是主要的具體成果：
加強核控製：
――互不瞄準：中美兩國核戰略導彈互不瞄準對方。
――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試：中美雙方同意致力於防止印巴武器競賽，促進這兩個國家和平解決分歧。
――導彈控製：中國宣布積極著手研究加入導彈技術控製條約，中美兩國年底將進一步就此進行磋商。
――化學武器：中國宣布擴大控製化學原料出口清單的範圍，中美雙方進一步加強控製軍民兩用化學物質的出口。
政治與安全對話：
――通訊：克林頓和江澤民肯定雙方熱線的作用，通過熱線他們討論了世界、局部地區和雙邊的種種議題。
――地區穩定：雙方發表共同聲明，加強增進地區局勢穩定的對話，尤其是朝鮮半島的政治對話。
兩軍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