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克林頓訪華譜新曲！江澤民迎賓開紀元(30)
我們看見了一些積極措施。昨天，日本宣布新的且富有潛力的銀行改革方案的細節，對此我們表示歡迎。泰國和韓國正在采取斷然的措施來履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支持的改革方案。印度尼西亞有了新的機會加深其民主基礎和應付其麵臨的經濟挑戰。感謝江主席和朱總理，中國采取抑製貨幣競相貶值是一個非常英明的政策，因為貨幣貶值將會威脅到中國的、地區的甚至整個世界的經濟。
你們自己的經濟與亞洲的經濟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些變動的壓力。香港繼續成為維持穩定的力量。由於有對待危機的強硬的政策，對規律的尊重，有強大的財政規定及監督係統並與所有國家合作，香港將幫助亞洲走出這段不穩定時期。這都歸功於中國政府提供投資資金並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改革。
我相信最後一個教訓就是政治自由。對人權的尊重和支持民選政府是正確的，這將成為21世紀世界穩定的最好保障。
今年春天，全世界都抱著極大興趣看到勇敢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站起來反對腐敗和破壞民族經濟的政府政策。他們為了變革，為了有權利選舉對他們負責的領導人而遊行。僅僅在兩個星期後，對民主和責任政府的廣泛要求，成功地改變了他們的政治前途。
美國將站在人民和為世界民主自由潮流奮鬥的人們一邊。有些人擔心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和反對者高昂的聲音會分裂國家，有些國家因它們慘痛的曆史而為不穩定擔憂，認為民主會帶來一個動蕩的21世紀。然而，我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
為什麽？民主深深植根於一個事實，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被平等對待，有權利選舉他們的領導人。沒有哪個人或哪個團體會如此聰明地使用人民的權利來作出所有的決定。信息時代也為我們帶來了對民主的其他爭論，它給了我們一個基於信息的全球經濟。大量的思想不僅給個人而且給整個國家帶來了難以言表的發展和機會。在上海，當我會見12個優秀的中國企業家時，我又看見了在這個經濟時代思想所創造的財富。
現在，在我看來，充滿各種思想的社會在一個新的國家最有可能取得成功並保持穩定。但困難來到時，如果他們所做的仍然是重蹈曆史的覆轍，就不可能擺脫困難。我認為敞開的爭論和反傳統的觀念似乎能幫助國家更快地克服在發展中不可預見的各種困難。
讓我問問你們，一年前，當你們慶祝香港從英國統治下回歸中國，在領導者們的演說結束之後，每個人都在私下談論什麽？這樣的製度行得通嗎？“一國兩製”行得通嗎？我們是否能保留選舉製度？新辦法行嗎？有多少人在角落裏說：你知道，這可不是回歸的好時機，因為在今後的一年裏亞洲經濟將會崩潰，我們在這個世界裏如何處理呢？我認為，當你無法預見將來，在麻煩出現時，你不得不使用全新的思考方式。社會環境越開放，一個國家對危機的反應就越快。我相信，這是絕頂重要的。
我也相信在每個社會都存在為不滿提供發泄的渠道――因為沒有完美無缺的地方，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經曆――找到一種方法使每個人都有權利並且有成為社會一員的感覺。自由產生責任。沒有一個開放、變化的21世紀，一個社會顯然不會成功。
因此，我認為曆史的力量將會帶領所有充滿變革觀念的人民，包括亞洲人，帶著他們努力工作創造的財產、智慧、教育，奔向更自由、更民主的社會。
對於我，我們必須帶著這些教訓走入新的世紀，在這轉折、變革的時候，我們將加深美國與亞洲的夥伴關係。成功屬於那些投資在他們人民積極的潛力方麵的國家，而不是那些投資在武器方麵並想毀滅其他國家的國家。開放的政府和法製對持久的繁榮是基本的保障。自由和民主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也是國家穩定和進步的最好保證。
現在，正如我所說，一年多以前，沒有能預測今天麵對金融危機我們將會忍受什麽。但是我相信香港將會度過這段時期，而且會幫助這個地區度過難關，因為我所提到的教訓，也因為它們很久以來就是你們生活構成的部分。
許多年來，香港人享受到了在法律允許下組織公眾遊行的權利，43家報紙，700家刊物，給予責任政府以活力、爭論、自由與開放。所有這一切都應該繼續，整個世界都因你們5月選舉的結果而印象深刻。結果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是更快而不是更慢地走向政治自由。我期待著全體香港人實現完全充分的民主權利和責任的一天。
我認為，我們應該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宣誓，建立這樣一個未來，一個把人民團結起來而不是分開的未來；法製、可預見、開放地行事的未來；發揮各自潛力、組織合眾權威的未來。
我被告知這個雄偉的會議中心是以一隻在一塊填海創造的土地上飛翔的小鳥的形狀所建成的。在全亞洲，在我們與亞洲的關係之中，這是令人鼓舞的香港的象征。兩天前，香港慶祝了她回歸中國一周年，明天我將回國慶祝美國成立220周年。
願這塊象征中國、中美及亞洲友誼的特別的地方，像給予這幢建築物生機的小鳥一樣飛翔。非常感謝！（掌聲）
克林頓總統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和答記者問
1998年7月3日下午5時23分，香港君悅酒店，克林頓總統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
下午好！我知道大多數在這兒的美國記者如同我一樣期待著7月4日返回祖國。但是我不想對這次旅行沒有任何反應和不給你們任何機會提問的情況下就離開中國。
首先，我向陪同我訪問並努力工作的人們表示感謝來開始我的講話。他們是：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魯賓部長，莎琳？巴爾舍夫斯基，戴利部長，格力克曼部長，珍尼特？耶倫，馬克？吉爾讓。我特別感謝全體白宮工作人員，他們為了準備這次旅行做了大量工作。同時特別感謝內閣部長們。我也向國會代表團，參議員阿卡卡，參議員洛克菲勒，參議員波克斯，國會眾議員丁格爾和馬基以及大使館工作人員和領事們表示感謝。
在過去的一周內，我們在西安了解了中國輝煌的過去，在北京，我們見到現在的變革，在上海和香港，我們看見了它光輝的前景。我認為每個參加這次訪問的人，都會讚歎在中國正在進行的轉變，當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訪問過一個村莊，他們在自由選舉中挑選出自己領導人。我看到了移動電話和電腦，傳遞著世界上各種思想、信息及圖像。我有機會通過全國電視直接和中國人民交談，談論為什麽我們高度評價人權和個人自由。
我參加過在北京一所教堂裏有2000人的禮拜。我在北京大學向中國未來的領導者講了話。我也和那些致力改革法律、學術、商業以及藝術的人交談過，以及在電台的談話熱線上同普通中國人談過話。在上海的世界上最先進的股票交易所，我目睹了一幢幢的摩天大廈。在桂林，我會見了環境專家，討論了中國在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方麵的挑戰。現在香港，我結束了這次行程，我希望中國的未來從這裏開始，即在法製之下，言論自由以及自由市場充分發展的地方。
顯而易見，中國正在變化。但仍然存在著抵製這種變化的強大力量，其證據就是政府繼續限製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信仰自由。在訪問的過程中，我設定的留待今後解決的許多問題之一，就是我們要如何以最有可能的積極方式對待這些問題。我認為答案很清楚：直接地、有力地、以尊重的態度同中國人談論我們的價值觀。
在過去的一周內，我不僅向中國領導人而且向中國人民談到了我們的經驗，談到了民主是一種普遍的渴望，還談到了我的信念：在21世紀，民主將在實踐上和道德上仍然是正確的事業，可以帶來更多的穩定和更大的進步。
同時，擴大我們同中國合作的領域也促進了我們的利益――如亞洲的穩定、核不擴散、法製、科學技術、與國際犯罪和毒品的鬥爭以及環境保護。我們兩國的關係異常重要。我們做了艱苦工作，把兩國的關係置於了一個堅實的、富有成果的基礎之上。這有益於美國，有益於中國，有益於亞洲，也有益於世界。
現在我期望快些回去，在諸多方麵努力促進：通過一項平衡的預算，為21世紀我們所需的教育和研究投資；擴大醫療保障，製定一個病人權利法案；進行競選資金改革；保護我們的兒童不受煙草的危害。
現在，我很願意回答你們提出的問題。
問：總統先生，從您的隨行人員到江澤民主席都一致認為，您這趟訪問相當成功――我們在這兒有一個象征性的協議。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告訴我們，當回到國會，您到底如何向您的批評者說明，您這次旅行達到了預期目的？謝謝。
克林頓：從實質上說，我認為我們增強了我們對地區安全的共同責任，我相信在以後幾個月對香港、在今後兩年對韓國，會發揮很大的作用。對我們在南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做的工作，也會有很大的作用。此外，我們在防止核武器擴散問題上取得了實質上的進展，不僅在核武器互不瞄準方麵，還包括別的方麵。我們還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承諾，全麵參與導彈技術控製體製。另外我們在法製方麵也達成了協議，我認為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我認為這些法製的問題將會大大改變中國人民的生活，不僅可以規範商業交易活動。而且可以有助於人們解決日常的生活遇到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公正地充分地解決，就會觸犯到自由。
我很高興我們簽訂了科技等方麵的協議，這些協議已經給中美兩國產生了重大好處。我也很高興我們和中國有了和平隊的協議。而且我認為我們環境保護方麵也已經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我再重複一遍，中美兩國對本國人們、對全世界人民都負有重大責任。
我們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辯論這些有歧見的議題，我認為這件事也是相當重要的，所以我可以說，很多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說，他們從某種角度來認為，中國主席和我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公開的討論，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對中國的人權前景產生重大影響，以前香港的任何事件都比不了。
我也坦白地說，我們在貿易上沒有取得我所期望的進展，但是我對中國的情況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中國想加入世貿組織，他們也想在開放市場上負起責任，想降低關稅，允許更多投資。但可以理解的是，既然他們要致力於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會造成大量的失業，為此就要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他們想有一個進入世貿組織的時間表，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吸納那些從國有企業下崗的勞動力。
我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回國後，如何集思廣益，製定一兩項計劃，推進我們與中國的貿易進程。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在所有領域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問：總統先生，您是否和江澤民主席達成了您說過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何謂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您說過中國不公平地限製了美國商業，那麽，對這樣的國家您又是如何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呢？
克林頓：一方麵而言，我認為，中國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我們不能完全地、公平地進入其市場的國家。我們和日本也有貿易逆差，盡管日本是我們及其他一些國家非常密切的盟友。所以，即使沒有完美的關係，也可能結成戰略夥伴關係。
我考慮的是――首先請各位想一想什麽是我們的利益所在。我們在一個穩定的、正在進步的亞洲有著深遠的利益。我們在同世界最大的國家建立夥伴關係方麵有著深遠的利益。在那些地區如果沒有這種夥伴關係，很多問題就難以解決――我是指印度次大陸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我們麵臨的環境挑戰，這都是些例子。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利益是很清楚的，而且我還認為我們（和中國）做得很好，正在進一步擴大合作領域，不斷地確定並開誠布公地對待我們的分歧，而這些分歧恰恰又是夥伴關係的重要因素。
問：總統先生，在您與江澤民主席舉行的記者會上，他提到過你曾向他提出籌集競選資金的問題。您能否告訴我們，您到底對他講過些什麽話？還有，江澤民主席還說過，中國就此做過調查，政治獻金完全是空穴來風。您這樣說是否暗指，江澤民可能會同（美國）司法部和國會合作進行調查？
克林頓：我可以這樣說，他的著眼點在一個――用我的話說，一個狹窄的、但又是很重要的――問題上，在我看，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也就是這裏所提出的那個造成混亂的問題：中國政府的高層官員是否曾對（美國）總統競選甚至議員競選批準或參與了輸送資金，以致違反了美國的法律。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指控。他（江澤民主席）說，中國政府已經調查過，對此他非常肯定，我也相信他，即他從來沒有下過命令，也沒有批準或授權過這類事情。他還說他找不到任何證據證實有政府官員這樣做過。
他還說，他不能肯定是否有人追求商業利益曾做過這種事。他並沒有說有人這樣做，也沒有說他知道有人這樣做。我想把這一點說清楚，他隻說了他關心的是政府部門的行為。我告訴他，對這件事我們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我還告訴他，如果有人與他（江澤民主席）――也就是中國政府聯係，提出合理的要求，如果中國政府能把真實情況告訴他們，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使他們有滿意的結果，對此我會非常感謝。因為我確實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問：總統先生，在訪問大陸之前的一段時間，美國國會曾就強製墮胎舉行過轟動一時的聽證――各種指責，據說在中國仍然存在強製墮胎。您是否專門向江澤民主席提出過強製墮胎問題？如果你提出過，針對這些指責，他對你是如何回答的？
克林頓：他們的說法是一樣的。他們說強製墮胎不是中國的政策，而是違反中國政策的做法。我的看法是，如果這些報道是準確的，說明對首都之外發生的事情，對發出政令、傳遞政令到執行政令之間的過程，其監控可能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希望，通過我們的訪問和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我要補充一句，這個問題最初是第一夫人在兩年前以強烈的方式提出的，當時她到北京參加世界婦女大會。我非常希望在這個問題上會有所進步，也希望在以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有進展。那些報告這些問題的人能夠告訴我們，在這方麵已經有了確實的進步。
問：您跟江主席提出過此事嗎？
克林頓：我和江澤民簡單地談起過此事，但他們的說法是一樣的。所有的人都說，這並不是政策；這一點他們講得很明確。但我也講得非常清楚：這種事對我們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不過，我也說過，我相信如果事實上執行政策與北京公布的政策有差別的話，我們會在幾星期幾個月後看到事情有所改善。我希望是這樣。
問：總統先生，您在中國的時候，科索沃省的種族清洗似乎仍在繼續。您和國務卿曾嚴肅地與米洛舍維奇總統談過停止種族清洗，但事實上並沒停止。您有沒有什麽辦法來解決這個事態，還是事實上幹脆等著米洛舍維奇攤牌。
克林頓：不，我覺得這樣說不準確。我想說，首先，我認為形勢嚴峻。但我仍然堅信，作為一個實際問題，解決它的惟一辦法是各方坐在一起進行談判和對話。我認為貝爾格萊德應負主要責任。但其他各方，如果哪一天或哪一星期在軍事前線打了勝仗，就不願意進行會談了。所以我認為這是各方都應認真對待的事。
自從開始這次訪問，我幾乎每天都察看科索沃的形勢，並和我們的同盟一起強烈支持繼續執行北約的計劃，而且繼續堅持一個清楚的、毫不含糊的觀點，即我們並不排除、我們也不應該排除其他的選擇。並且我希望這也是我們歐洲盟友的立場。
問：當北約在作安排部署的時候，每天都有人死亡。
克林頓：是每天都死人，唐納德森先生，衝突正在繼續；雙方都卷入其中。到底是誰願意進行談判，誰不願意，並不清楚。我們正在盡力解決這些問題。
問：幾分鍾前您談到在中國抵製變革的勢力很強大，您真的相信中國會有民主嗎？
克林頓：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他們能有民主，還相信他們一定會有。我願意看到，現任主席和現任總理很明顯地致力於改革，他們領導的現任政府駕馭改革的浪潮，把中國整個帶進21世紀，基本上消除那些阻礙。我相信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
非常公正地說，盡管我非常高度評價我和我的國家在這兒起到的作用，但對中國而言，最好不要有外國的進入來推動人權和民主的事業。
問：總統先生，美國的政策過去致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之間通過協商和解。但是台灣有些人認為，您認可了“三不”政策，從而美國政府就喪失了某些必不可少的討價還價的砝碼。您在意這個問題嗎？您是否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麽您認為需要公開宣示“三不”政策，而台灣的人一直在說這樣做會使事情更難辦？
還有，請原諒我再提一個簡短的問題――回過頭看，美國過去六年裏的中國政策一直遊移不定，而在1992年您對喬治？布什的批評卻非常嚴厲，甚至有針對他個人的言詞，對此你是否有過後悔遺憾的心情？
克林頓：先來回答台灣的問題。首先，我認為台灣方麵有不同看法。昨天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說，美國一向堅持不以任何方式損害台灣和台灣權益的責任。我也公開聲明，因為公開問到我關於台灣的問題，我認為我的公開談話在那種情況下是恰如其分的，而且我並沒有宣布任何政策的改變。事實上，美國一向不支持台灣獨立，而且台灣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我相信我的作法是對的，簡明地向雙方澄清了我們的政策並沒有改變。我們政策的實質內容中國政府是同意的。我想台灣領導人願意聽到的是，我們支持海峽兩岸的對話，我們認為進行這種對話應該是和平的，循序漸進的。我認為，這也是中國政府的意願和承諾。
所以，我不曾打算，或者說我認為我不曾打算以任何方式和手段改變我們的立場。我肯定不會這樣做。
問：但你說過……
克林頓：噢，對不起，我忘了（前一個問題）。好吧，讓我們回顧一下那些過程。我想在那種時候――可能你保存有很好的記錄，知道到底說了什麽，沒說什麽――我非常突出地體會到，對於九年前那個時候所發生的事件，美國譴責的立場應該是非常清楚的，毫不含糊的。以後怎麽辦，我們需要有一條清楚的道路――不是孤立中國人，而是試圖既堅持我們既有的立場，又在實質上拓寬我們的政策。
你們自己的經濟與亞洲的經濟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些變動的壓力。香港繼續成為維持穩定的力量。由於有對待危機的強硬的政策，對規律的尊重，有強大的財政規定及監督係統並與所有國家合作，香港將幫助亞洲走出這段不穩定時期。這都歸功於中國政府提供投資資金並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改革。
我相信最後一個教訓就是政治自由。對人權的尊重和支持民選政府是正確的，這將成為21世紀世界穩定的最好保障。
今年春天，全世界都抱著極大興趣看到勇敢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站起來反對腐敗和破壞民族經濟的政府政策。他們為了變革，為了有權利選舉對他們負責的領導人而遊行。僅僅在兩個星期後，對民主和責任政府的廣泛要求，成功地改變了他們的政治前途。
美國將站在人民和為世界民主自由潮流奮鬥的人們一邊。有些人擔心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和反對者高昂的聲音會分裂國家，有些國家因它們慘痛的曆史而為不穩定擔憂，認為民主會帶來一個動蕩的21世紀。然而，我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
為什麽？民主深深植根於一個事實，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被平等對待，有權利選舉他們的領導人。沒有哪個人或哪個團體會如此聰明地使用人民的權利來作出所有的決定。信息時代也為我們帶來了對民主的其他爭論，它給了我們一個基於信息的全球經濟。大量的思想不僅給個人而且給整個國家帶來了難以言表的發展和機會。在上海，當我會見12個優秀的中國企業家時，我又看見了在這個經濟時代思想所創造的財富。
現在，在我看來，充滿各種思想的社會在一個新的國家最有可能取得成功並保持穩定。但困難來到時，如果他們所做的仍然是重蹈曆史的覆轍，就不可能擺脫困難。我認為敞開的爭論和反傳統的觀念似乎能幫助國家更快地克服在發展中不可預見的各種困難。
讓我問問你們，一年前，當你們慶祝香港從英國統治下回歸中國，在領導者們的演說結束之後，每個人都在私下談論什麽？這樣的製度行得通嗎？“一國兩製”行得通嗎？我們是否能保留選舉製度？新辦法行嗎？有多少人在角落裏說：你知道，這可不是回歸的好時機，因為在今後的一年裏亞洲經濟將會崩潰，我們在這個世界裏如何處理呢？我認為，當你無法預見將來，在麻煩出現時，你不得不使用全新的思考方式。社會環境越開放，一個國家對危機的反應就越快。我相信，這是絕頂重要的。
我也相信在每個社會都存在為不滿提供發泄的渠道――因為沒有完美無缺的地方，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經曆――找到一種方法使每個人都有權利並且有成為社會一員的感覺。自由產生責任。沒有一個開放、變化的21世紀，一個社會顯然不會成功。
因此，我認為曆史的力量將會帶領所有充滿變革觀念的人民，包括亞洲人，帶著他們努力工作創造的財產、智慧、教育，奔向更自由、更民主的社會。
對於我，我們必須帶著這些教訓走入新的世紀，在這轉折、變革的時候，我們將加深美國與亞洲的夥伴關係。成功屬於那些投資在他們人民積極的潛力方麵的國家，而不是那些投資在武器方麵並想毀滅其他國家的國家。開放的政府和法製對持久的繁榮是基本的保障。自由和民主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也是國家穩定和進步的最好保證。
現在，正如我所說，一年多以前，沒有能預測今天麵對金融危機我們將會忍受什麽。但是我相信香港將會度過這段時期，而且會幫助這個地區度過難關，因為我所提到的教訓，也因為它們很久以來就是你們生活構成的部分。
許多年來，香港人享受到了在法律允許下組織公眾遊行的權利，43家報紙，700家刊物，給予責任政府以活力、爭論、自由與開放。所有這一切都應該繼續，整個世界都因你們5月選舉的結果而印象深刻。結果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是更快而不是更慢地走向政治自由。我期待著全體香港人實現完全充分的民主權利和責任的一天。
我認為，我們應該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宣誓，建立這樣一個未來，一個把人民團結起來而不是分開的未來；法製、可預見、開放地行事的未來；發揮各自潛力、組織合眾權威的未來。
我被告知這個雄偉的會議中心是以一隻在一塊填海創造的土地上飛翔的小鳥的形狀所建成的。在全亞洲，在我們與亞洲的關係之中，這是令人鼓舞的香港的象征。兩天前，香港慶祝了她回歸中國一周年，明天我將回國慶祝美國成立220周年。
願這塊象征中國、中美及亞洲友誼的特別的地方，像給予這幢建築物生機的小鳥一樣飛翔。非常感謝！（掌聲）
克林頓總統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和答記者問
1998年7月3日下午5時23分，香港君悅酒店，克林頓總統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
下午好！我知道大多數在這兒的美國記者如同我一樣期待著7月4日返回祖國。但是我不想對這次旅行沒有任何反應和不給你們任何機會提問的情況下就離開中國。
首先，我向陪同我訪問並努力工作的人們表示感謝來開始我的講話。他們是：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魯賓部長，莎琳？巴爾舍夫斯基，戴利部長，格力克曼部長，珍尼特？耶倫，馬克？吉爾讓。我特別感謝全體白宮工作人員，他們為了準備這次旅行做了大量工作。同時特別感謝內閣部長們。我也向國會代表團，參議員阿卡卡，參議員洛克菲勒，參議員波克斯，國會眾議員丁格爾和馬基以及大使館工作人員和領事們表示感謝。
在過去的一周內，我們在西安了解了中國輝煌的過去，在北京，我們見到現在的變革，在上海和香港，我們看見了它光輝的前景。我認為每個參加這次訪問的人，都會讚歎在中國正在進行的轉變，當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訪問過一個村莊，他們在自由選舉中挑選出自己領導人。我看到了移動電話和電腦，傳遞著世界上各種思想、信息及圖像。我有機會通過全國電視直接和中國人民交談，談論為什麽我們高度評價人權和個人自由。
我參加過在北京一所教堂裏有2000人的禮拜。我在北京大學向中國未來的領導者講了話。我也和那些致力改革法律、學術、商業以及藝術的人交談過，以及在電台的談話熱線上同普通中國人談過話。在上海的世界上最先進的股票交易所，我目睹了一幢幢的摩天大廈。在桂林，我會見了環境專家，討論了中國在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方麵的挑戰。現在香港，我結束了這次行程，我希望中國的未來從這裏開始，即在法製之下，言論自由以及自由市場充分發展的地方。
顯而易見，中國正在變化。但仍然存在著抵製這種變化的強大力量，其證據就是政府繼續限製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信仰自由。在訪問的過程中，我設定的留待今後解決的許多問題之一，就是我們要如何以最有可能的積極方式對待這些問題。我認為答案很清楚：直接地、有力地、以尊重的態度同中國人談論我們的價值觀。
在過去的一周內，我不僅向中國領導人而且向中國人民談到了我們的經驗，談到了民主是一種普遍的渴望，還談到了我的信念：在21世紀，民主將在實踐上和道德上仍然是正確的事業，可以帶來更多的穩定和更大的進步。
同時，擴大我們同中國合作的領域也促進了我們的利益――如亞洲的穩定、核不擴散、法製、科學技術、與國際犯罪和毒品的鬥爭以及環境保護。我們兩國的關係異常重要。我們做了艱苦工作，把兩國的關係置於了一個堅實的、富有成果的基礎之上。這有益於美國，有益於中國，有益於亞洲，也有益於世界。
現在我期望快些回去，在諸多方麵努力促進：通過一項平衡的預算，為21世紀我們所需的教育和研究投資；擴大醫療保障，製定一個病人權利法案；進行競選資金改革；保護我們的兒童不受煙草的危害。
現在，我很願意回答你們提出的問題。
問：總統先生，從您的隨行人員到江澤民主席都一致認為，您這趟訪問相當成功――我們在這兒有一個象征性的協議。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告訴我們，當回到國會，您到底如何向您的批評者說明，您這次旅行達到了預期目的？謝謝。
克林頓：從實質上說，我認為我們增強了我們對地區安全的共同責任，我相信在以後幾個月對香港、在今後兩年對韓國，會發揮很大的作用。對我們在南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做的工作，也會有很大的作用。此外，我們在防止核武器擴散問題上取得了實質上的進展，不僅在核武器互不瞄準方麵，還包括別的方麵。我們還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承諾，全麵參與導彈技術控製體製。另外我們在法製方麵也達成了協議，我認為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我認為這些法製的問題將會大大改變中國人民的生活，不僅可以規範商業交易活動。而且可以有助於人們解決日常的生活遇到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公正地充分地解決，就會觸犯到自由。
我很高興我們簽訂了科技等方麵的協議，這些協議已經給中美兩國產生了重大好處。我也很高興我們和中國有了和平隊的協議。而且我認為我們環境保護方麵也已經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我再重複一遍，中美兩國對本國人們、對全世界人民都負有重大責任。
我們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辯論這些有歧見的議題，我認為這件事也是相當重要的，所以我可以說，很多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說，他們從某種角度來認為，中國主席和我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公開的討論，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對中國的人權前景產生重大影響，以前香港的任何事件都比不了。
我也坦白地說，我們在貿易上沒有取得我所期望的進展，但是我對中國的情況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中國想加入世貿組織，他們也想在開放市場上負起責任，想降低關稅，允許更多投資。但可以理解的是，既然他們要致力於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會造成大量的失業，為此就要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他們想有一個進入世貿組織的時間表，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吸納那些從國有企業下崗的勞動力。
我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回國後，如何集思廣益，製定一兩項計劃，推進我們與中國的貿易進程。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在所有領域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問：總統先生，您是否和江澤民主席達成了您說過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何謂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您說過中國不公平地限製了美國商業，那麽，對這樣的國家您又是如何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呢？
克林頓：一方麵而言，我認為，中國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我們不能完全地、公平地進入其市場的國家。我們和日本也有貿易逆差，盡管日本是我們及其他一些國家非常密切的盟友。所以，即使沒有完美的關係，也可能結成戰略夥伴關係。
我考慮的是――首先請各位想一想什麽是我們的利益所在。我們在一個穩定的、正在進步的亞洲有著深遠的利益。我們在同世界最大的國家建立夥伴關係方麵有著深遠的利益。在那些地區如果沒有這種夥伴關係，很多問題就難以解決――我是指印度次大陸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我們麵臨的環境挑戰，這都是些例子。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利益是很清楚的，而且我還認為我們（和中國）做得很好，正在進一步擴大合作領域，不斷地確定並開誠布公地對待我們的分歧，而這些分歧恰恰又是夥伴關係的重要因素。
問：總統先生，在您與江澤民主席舉行的記者會上，他提到過你曾向他提出籌集競選資金的問題。您能否告訴我們，您到底對他講過些什麽話？還有，江澤民主席還說過，中國就此做過調查，政治獻金完全是空穴來風。您這樣說是否暗指，江澤民可能會同（美國）司法部和國會合作進行調查？
克林頓：我可以這樣說，他的著眼點在一個――用我的話說，一個狹窄的、但又是很重要的――問題上，在我看，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也就是這裏所提出的那個造成混亂的問題：中國政府的高層官員是否曾對（美國）總統競選甚至議員競選批準或參與了輸送資金，以致違反了美國的法律。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指控。他（江澤民主席）說，中國政府已經調查過，對此他非常肯定，我也相信他，即他從來沒有下過命令，也沒有批準或授權過這類事情。他還說他找不到任何證據證實有政府官員這樣做過。
他還說，他不能肯定是否有人追求商業利益曾做過這種事。他並沒有說有人這樣做，也沒有說他知道有人這樣做。我想把這一點說清楚，他隻說了他關心的是政府部門的行為。我告訴他，對這件事我們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我還告訴他，如果有人與他（江澤民主席）――也就是中國政府聯係，提出合理的要求，如果中國政府能把真實情況告訴他們，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使他們有滿意的結果，對此我會非常感謝。因為我確實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問：總統先生，在訪問大陸之前的一段時間，美國國會曾就強製墮胎舉行過轟動一時的聽證――各種指責，據說在中國仍然存在強製墮胎。您是否專門向江澤民主席提出過強製墮胎問題？如果你提出過，針對這些指責，他對你是如何回答的？
克林頓：他們的說法是一樣的。他們說強製墮胎不是中國的政策，而是違反中國政策的做法。我的看法是，如果這些報道是準確的，說明對首都之外發生的事情，對發出政令、傳遞政令到執行政令之間的過程，其監控可能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希望，通過我們的訪問和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我要補充一句，這個問題最初是第一夫人在兩年前以強烈的方式提出的，當時她到北京參加世界婦女大會。我非常希望在這個問題上會有所進步，也希望在以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有進展。那些報告這些問題的人能夠告訴我們，在這方麵已經有了確實的進步。
問：您跟江主席提出過此事嗎？
克林頓：我和江澤民簡單地談起過此事，但他們的說法是一樣的。所有的人都說，這並不是政策；這一點他們講得很明確。但我也講得非常清楚：這種事對我們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不過，我也說過，我相信如果事實上執行政策與北京公布的政策有差別的話，我們會在幾星期幾個月後看到事情有所改善。我希望是這樣。
問：總統先生，您在中國的時候，科索沃省的種族清洗似乎仍在繼續。您和國務卿曾嚴肅地與米洛舍維奇總統談過停止種族清洗，但事實上並沒停止。您有沒有什麽辦法來解決這個事態，還是事實上幹脆等著米洛舍維奇攤牌。
克林頓：不，我覺得這樣說不準確。我想說，首先，我認為形勢嚴峻。但我仍然堅信，作為一個實際問題，解決它的惟一辦法是各方坐在一起進行談判和對話。我認為貝爾格萊德應負主要責任。但其他各方，如果哪一天或哪一星期在軍事前線打了勝仗，就不願意進行會談了。所以我認為這是各方都應認真對待的事。
自從開始這次訪問，我幾乎每天都察看科索沃的形勢，並和我們的同盟一起強烈支持繼續執行北約的計劃，而且繼續堅持一個清楚的、毫不含糊的觀點，即我們並不排除、我們也不應該排除其他的選擇。並且我希望這也是我們歐洲盟友的立場。
問：當北約在作安排部署的時候，每天都有人死亡。
克林頓：是每天都死人，唐納德森先生，衝突正在繼續；雙方都卷入其中。到底是誰願意進行談判，誰不願意，並不清楚。我們正在盡力解決這些問題。
問：幾分鍾前您談到在中國抵製變革的勢力很強大，您真的相信中國會有民主嗎？
克林頓：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他們能有民主，還相信他們一定會有。我願意看到，現任主席和現任總理很明顯地致力於改革，他們領導的現任政府駕馭改革的浪潮，把中國整個帶進21世紀，基本上消除那些阻礙。我相信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
非常公正地說，盡管我非常高度評價我和我的國家在這兒起到的作用，但對中國而言，最好不要有外國的進入來推動人權和民主的事業。
問：總統先生，美國的政策過去致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之間通過協商和解。但是台灣有些人認為，您認可了“三不”政策，從而美國政府就喪失了某些必不可少的討價還價的砝碼。您在意這個問題嗎？您是否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麽您認為需要公開宣示“三不”政策，而台灣的人一直在說這樣做會使事情更難辦？
還有，請原諒我再提一個簡短的問題――回過頭看，美國過去六年裏的中國政策一直遊移不定，而在1992年您對喬治？布什的批評卻非常嚴厲，甚至有針對他個人的言詞，對此你是否有過後悔遺憾的心情？
克林頓：先來回答台灣的問題。首先，我認為台灣方麵有不同看法。昨天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說，美國一向堅持不以任何方式損害台灣和台灣權益的責任。我也公開聲明，因為公開問到我關於台灣的問題，我認為我的公開談話在那種情況下是恰如其分的，而且我並沒有宣布任何政策的改變。事實上，美國一向不支持台灣獨立，而且台灣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我相信我的作法是對的，簡明地向雙方澄清了我們的政策並沒有改變。我們政策的實質內容中國政府是同意的。我想台灣領導人願意聽到的是，我們支持海峽兩岸的對話，我們認為進行這種對話應該是和平的，循序漸進的。我認為，這也是中國政府的意願和承諾。
所以，我不曾打算，或者說我認為我不曾打算以任何方式和手段改變我們的立場。我肯定不會這樣做。
問：但你說過……
克林頓：噢，對不起，我忘了（前一個問題）。好吧，讓我們回顧一下那些過程。我想在那種時候――可能你保存有很好的記錄，知道到底說了什麽，沒說什麽――我非常突出地體會到，對於九年前那個時候所發生的事件，美國譴責的立場應該是非常清楚的，毫不含糊的。以後怎麽辦，我們需要有一條清楚的道路――不是孤立中國人，而是試圖既堅持我們既有的立場，又在實質上拓寬我們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