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千秋家國統一夢！台獨濁流定成空(3)
在這次炮擊金門和解放浙東沿海島嶼的過程中，暴露了美台之間的矛盾。在防守金門、馬祖問題上，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本身把金、馬等沿海島嶼排除在條約適用範圍之外，而在《台灣決議案》中規定，美國“協防”的範圍“包括該地區現由友方掌握之有關陣地及領土之防衛”。台灣當局據此認為，這就是指的金、馬等島嶼。加上蔣介石多次重申“保衛”金、馬的決心，所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明確宣布：“為了不損害自由中國的士氣及斷絕他們的希望，美國決心協防金門、馬祖以鞏固台澎地位。”
但是，美國的這種態度招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的不滿。丘吉爾告誡美國，對於蔣介石“應給以保持之盾，而不給以動武之矛”。加拿大外長皮爾遜宣布，他的國家將不為沿海島嶼而戰。對此，美國再三向盟國解釋，說明美國不會輕易地卷入遠東的衝突。同時堅決向台灣當局表示，沒有成功的希望決不同意蔣介石反攻大陸。
台灣方麵卻再三表示，決心“保衛”金門、馬祖。蔣介石不顧美國的反對，源源不斷地向金門、馬祖增兵，使金、馬兵力達到台灣軍隊總數的1/3.總之，在防守金、馬問題上，美台矛盾十分尖銳，美國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周恩來：“蔣中正絕不會低於國務院總理的地位”
由於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其原子彈威懾和戰爭叫囂，遠東局勢頓時緊張起來，引起了許多亞洲國家的憂慮和不安。
1955年4月的亞非會議上，中國、印度等八國代表團團長專門就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尤其是台灣問題進行會談。周恩來在會談中，一方麵闡明台灣問題的性質和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一方麵又在4月23日公開發表聲明，指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
4月26日，美國國務卿在勒斯代表政府出麵表示，願意與中國政府對話。
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一場劍拔弩張的危機變成了談判桌上的和平對峙。會談未取得實質性結果，但中美政府畢竟有了一條正式的外交接觸通道，為以後改善兩國關係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條件。
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這標誌著中共對台政策的重大轉變。周恩來指出：“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的調整，是根據以下三方麵情況作出的。第一，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逐步發生了變化。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變化決定了國共兩黨盡管仍處於嚴重對抗階段，但如何最後解決台灣國民黨問題，則要服從國內主要矛盾的需要。第二，當時，台灣島內的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也有很大變化，國民黨已經能夠控製台、澎、金、馬這一地區，在維護祖國統一這一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下求同存異，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又逐漸具備了可能性。第三，美國企圖以海峽為界，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國共兩黨則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這樣，在處理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上，就不能不考慮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由此，中共中央從民族大義和海峽兩岸的現狀出發，通過多種渠道向台灣當局表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並進一步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主張。
1955年7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說：“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和台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並自1955年夏季起，解放軍停止了對國民黨軍的主動攻擊，隻是在遭襲擾時予以還擊。
1956年5月12日，周恩來在會見原國民黨中常委程思遠先生時指出：我們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有過兩次合作，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到了今天，彼此處境不同，隻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國共兩黨仍然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爭取第三次合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於是，便有了本章開篇提及的1956年的對台新政策。
於是，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標題是：“毛主席說：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是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關於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首次公開談話，也是第一次見諸報端公告於世。
1958年8月間，迫於複雜國際政治背景的壓力，毛澤東再次命令炮兵部隊炮擊金門，以打擊反華勢力的氣焰。10月5日，毛澤東指示福建前線部隊從次日起停止炮擊，中央軍委也確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決策。
也就是在前不久的印度加爾各答，當一位記者問周恩來，如果蔣介石歸國，“是否給蔣介石一個部長職務？”
周恩來豪爽而大度地笑了：“部長太低了！如果蔣中正回歸祖國，絕不會低於國務院總理的地位！”
鄧小平的“一國兩製”構想，中國將不放棄使用武力
雖然美國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作出了對台灣安全的保證，這種保證為台灣20年來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可靠的庇護，但是，在1971年尼克鬆總統對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及“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席位之後，蔣介石對美國保證的連續性日益感到懷疑。
1972年尼克鬆訪華和《上海公報》發表之後，周恩來和鄧小平多次會見了幾批海外華僑，強調了台灣人民在解放台灣中的重要作用。周和鄧都強調，為了實現統一，需要長時期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敗，他們並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在向台灣人民努力發出呼籲時，明顯地緩和了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態度，認為試圖分裂的領導人雖然固執，但還可挽救。
1976年，台灣“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宣稱：“我們的態度是：決不同共產黨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聯係。”拒絕合作的蔣經國以此為借口，拒絕和談。
1977年至1978年，美國駐台北大使曾預先警告台灣領導人：美國政府正準備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攤牌的時刻到了！盡管如此，當1978年12月15日，吉米？卡特總統宣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時（此決定僅提前數小時通知蔣經國），台灣當局再次吞下被美國遺棄的苦果！以至於月底，當副國務卿克裏斯托弗的代表團抵達台北時，竟發生了代表團遭到侮辱性圍攻的醜劇！
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決定從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同時廢除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從該日起的一年內終止同“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在4個月內撤出在台灣的所有剩餘軍事人員。經華盛頓和北京同意的聯合公報宣布：美國將與台灣保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官方的關係。美國也承認中國的立場，即“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在一項單獨聲明中稱：美國繼續對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感興趣，並希望中國人自己會和平解決此問題。中國政府則宣布，台灣回歸祖國的方式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在宣布關係正常化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中國共產黨主席華國鋒透露，中美兩國政府在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上存有分歧。在會議期間，美國曾表示，將繼續向台灣供應數量有限的防禦性武器，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同意。
1981年秋，中國領導人警告華盛頓：除非美國規定出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時間表，否則中美關係將會惡化！
1982年8月17日，經過長期的反複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一個措詞嚴謹的聯合公報。美國同意“逐漸減少對台灣的武器銷售”。
中國領導人呼籲台灣批準同大陸通商、通航、通郵的“三通”和實行人員往來，並表示尊重台灣的現狀，將采取合理政策解決統一問題，以使人民免遭損失。
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參議員代表團時說：在統一之後，實行一國兩製，台灣將享受充分自由，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和經濟製度以及武裝力量。隻有在台灣當局無限期拒絕談判，或者蘇聯進行幹涉時，中國才會對台灣使用武力。
1981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了一個關於統一問題的全麵的九點建議，讓台灣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權”。他說，中央政府將不幹涉台灣的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的社會、經濟製度不變，與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葉還許諾不侵犯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繼承權和外國投資。葉也答應向台灣提供經濟援助，並在大陸的全國性政治機構中，為台灣官員安排領導職位。他呼籲國共兩黨代表會晤，以便就統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和過去對付北京的提議的做法一樣，台灣當局竟然再次拒絕了葉的建議，重申他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談判、不接觸的政策。
香港問題解決以後，鄧小平“一國兩製”本來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設計的。但首先用到香港上，有點湊巧。
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至少在80年代初就成熟了。鄧不急於收回，要等兩年再宣布，這好理解，為了取得英國的合作，讓香港有個轉彎的過程，來得平穩一點。為什麽要等十幾年，等到1997年？這不是因為租期未滿的緣故，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既然是不平等的，就不存在租期問題。99年的租期頂多隻說明拖到1997年以後不妥，而不能說明一定要等到1997年。真正的原因還是鄧說的：“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鄧小平文選》）一紐約教授說：我個人感覺，從中共眼光看的話，台灣問題未解決前，香港問題不但不會讓它解決，而且會故意讓它拖。這話怎麽說呢？因為它一定要做成一個公開的模式，將來吸引台灣。
台灣跟香港不同，僅靠示範還不足以把它吸引過來。1986年，鄧小平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時，表示希望美國“鼓勵、勸說台灣首先跟我們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郵。通過這種接觸，能增進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為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創造條件”。
江澤民的八項主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1987年，台灣當局抵擋不住回大陸探親的民間熱潮，終於開放了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的禁令。台灣探親潮邁出了兩岸交流的第一步。
1989年，中國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總書記繼續執行“一國兩製”的大政方針；第二年，台灣正式開放台商赴大陸投資辦廠，並推出大陸物品管理辦法，兩岸經貿交流從此步入法製化軌道。
台胞回大陸探親，台商到大陸投資，以及兩岸貿易的增長，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是維持和鞏固了兩岸僅存的同宗意識和民族感情。台北一直想“擴大國際生存空間”，擴大之後以“對等的政治實體”與北京交手。而北京為了防止台灣獨立和外國插手，在國際上一改對台灣采取孤立政策。凡是與中國建交稱友的國家，都必須接受一個前提：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承諾不與台灣發生任何正式的官方關係。這樣作無疑會加深台北對北京的敵意！兩岸間頻繁的經貿往來和感情交流恰好起到了某種補償作用，證明大陸的上述政策並非有意孤立打擊台灣，隻是希望台灣離大陸更近一點。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歐美國家競相製裁中國，台商正好趁虛而入，湧向大陸的投資大幅度增長。這等於在危難時刻拉了大陸兄弟一把，有利於大陸頂住西方的製裁。台商當然也得了好處，肥水沒有外流。於是雙方都獲得一種共識：血畢竟濃於水。
1992年，汪辜會談令世界大吃一驚，但是，海基、海協“兩會”的最高領導人畢竟終於在新加坡舉行了曆史性的會晤，並簽署了4項協議。這是兩岸隔絕40年以來最高層次的接觸。從此，“兩會”一直發揮著兩岸關係中介團體的作用，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
一些台灣的有識之士看到；即使兩岸的政治關係搖擺不定，台商受到大陸市場的巨大誘惑，兩岸經貿往來已是一條“不歸路”。
到1994年，台商對大陸的投資總額已達37億美元，投資項目達10305個，成為大陸次於香港的第二大外資來源；據說1994年台灣的外貿順差幾乎全部來自對大陸的貿易。更有人預測；台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在5-10年內將超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
在此大好形勢下，江澤民總書記在八項主張中明確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主張。如果不發生台獨或外國幹涉，台灣海峽將是和平的，這是北京領導人一再重申的。事實上，自兩岸恢複交往以來，一直到1995年夏天，台灣海峽不僅十分平靜，而且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活躍。北京方麵對動用武力是十分克製的，盡管台灣軍隊一再射殺大陸漁民，北京方麵並未予以還手，或者說，給予必要的“回敬”。
直到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訪美，以及隨後製造的兩岸關係緊張局勢，北京方麵的領導人都保持著高度的克製。眾所周知，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中共領導人從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來解放台灣。麵對李登輝一再大搞台獨的表演，北京方麵明確宣布，如果出現台獨和外國幹涉，就一定要動用武力，並且不惜作出巨大的民族犧牲。
百年悠夢，百年滄桑，千秋家國夢，統一祖國的重任再次選擇了邁向新世紀的中國人。“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開國元勳毛澤東夙夜憂思的統一大業，卻讓他留下了一個陸遊式的遺憾！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彌留之際，召見了中央對台工作的羅青長，專門談了台灣問題。過後，又讓工作人員將他寫著“托、托、托”三個字的紙條轉給羅青長。周總理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候仍念念不忘台灣回歸，一心係著祖國統一的未竟事業。
“一國兩製”、“和平統一”是新一代領導人對台的基本政策，但如果出現“台獨”，我們當然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祖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千秋家國夢，為了讓父輩們不再遺憾；千秋家園夢，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又為何不能手拉手地還給二十世紀一個巨大的奇跡，一個偉大的夢想呢？
第二節 台獨源流緣何處分裂氣焰豈能久
蔣氏父子在打擊台獨勢力這一點上還是值得肯定的。李登輝大搞“台獨”，是“本性”難移，可謂“血脈”相傳。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一係列軍事演習，“體現了我們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力量”。
“台獨”的源與流
60年代，蔣介石光複大陸的希望日漸渺茫，便加大了思想和政治上的獨裁統治，蔣氏父子同時也開始注意打擊另一股政治力量――台獨勢力。
最初，台獨者是以對抗蔣氏父子高壓政策的民主鬥士身份出現在台灣政治舞台的。隨著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過去，來台的國民黨政權與台灣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開始緩和，但對國民黨的專權行為卻是抱怨不斷。
1965年，國立台灣大學政治係原係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製傳單，號召台灣人奮起反抗，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此人後來被譽為“台獨教父”，並和另兩名同謀者被處8年的徒刑，之後被減刑，並逃離台灣，開始在海外鼓吹台獨運動。但該運動主要在日本和美國進行，力量弱小，且受內部派係鬥爭困擾，在台灣本土影響不大。
1965年曾在11年前被東京的一群台灣流亡者任命為“福摩薩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的托馬斯？廖（廖文毅），脫離該運動並返回台灣，之後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歸台灣。
日本是早期台獨勢力的溫床。高玉樹（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過教育的台籍工程師，在1964年的選舉中智勝國民黨。再次蟬聯五大城市中，有三個為非國民黨人士擔任市長，為了在未來的台北市選舉中不出現同國民黨競爭的局麵，蔣介石於1967年將該市定為“特別市”，直屬行政院領導，並指定高玉樹為首任委任市長，從而巧妙地將台灣人的不滿化為烏有。
1965年，陳誠去世，蔣經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消除了，並於1978年正式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台灣政治體製的獨裁性質並沒有立即改變。70年代初，有一家叫《台灣政論》的月刊，曾大膽引用一位在海外的反國民黨知識分子的話說，台灣人民的選擇隻有兩條：一是推翻國民黨建立獨立國家，一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實行統一，兩者必居其一。
該雜誌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編輯隨後以煽動叛亂罪處以10年徒刑。應該說，蔣氏父子在打擊台獨勢力這一點上還是值得肯定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是希望祖國統一的。但蔣經國在挑選接班人卻錯了一著棋，將年輕時與台獨分子打成一片的李登輝推舉為他們的繼承者。據說，當年蔣經國賞識乃至重用李氏，除了看重他是本省籍出身的學者以外，更主要的是考慮到他沒有強大的政治“靠山”，沒有黨政派係班底，本人似乎也沒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和權力欲。
特別是李登輝步入政壇以後，由於國民黨元老人物謝東閔等人的一再引薦，才受到蔣經國的賞識，從此在台灣政壇上平步青雲，由“行政院”政務委員而台北市長，由台北市長而台灣省主席、“副總統”，直至蔣經國逝世後繼承“大位”，期間，為了表現出對蔣經國的“感恩圖報”和對國民黨的“忠貞”，不得拿出“內斂”功夫，將其分裂祖國的意圖埋在內心深處，轉而對“台獨”問題采取了“鮮明”的反對態度。
他一再強調“中國隻有一個”、“台灣和大陸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蔣氏去世後，卻完全判若兩人。
且看今日之李登輝
隨著現任台灣國民黨“總統”李登輝圖謀破壞祖國統一，大搞“台獨”的氣焰甚囂，加之美國五角大樓指派“獨立”號和被稱之為“海上堡壘”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染指台灣附近海域，虎視眈眈，助紂為虐，一時間令本來平靜的海峽兩岸如狂風突起，火藥味兒彌漫，大有劍拔弩張之勢。然而，製造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罪魁是誰？其又是怎樣一副嘴臉和居心？世人又是怎樣客觀評說？台灣終究要走向何處去？大凡有尊嚴的中國人和大凡有正義感的海外人士，無不在關切、在注視、在憂慮。
李登輝訪美逞威，美利堅養虎貽患
李登輝自從當選為台灣國民黨“總統”後，便詭秘地開始實施他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陰謀，最後實現其“台灣獨立”的野心。他深信，美國一直充當台灣的保護傘，而要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必須要不惜一切代價訪問美國。於是，通過秘密策劃，他通過自己操縱的所謂民間學術機構――台灣綜合研究院與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以所謂“校友外交”為名簽約三年，每年不惜花費一百五十萬美元，雇傭卡西迪公司為其聯係和遊說美國國會和新聞媒體等，以達到其訪美的目的。據卡西迪公司的發言人史蒂夫？科利克斯透露，1994年7月18日國民黨黨產管理委員會主委、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劉泰英以台灣綜合研究院的名義與該公司簽訂了為期三年的合約，總金額為四百五十萬美元。卡西迪公司著重政治遊說，重點是對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施加影響；而下屬的子公司鮑威爾？泰德公司負責公共關係，重點與各主要新聞媒體的記者和編輯打交道；另一個子公司白克爾？高萬公司則專司民間性工作，重點是聯絡美國各主要民間社會團體。卡西迪發言人聲稱，其聯絡和遊說的目的，就是按照“台約”規定使美國各界乃至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獨立政治和經濟狀況取得認同。而首要的工作目標就是促成李登輝訪問美國。
卡西迪公司總部設在華盛頓，在波士頓、芝加哥、費城設有辦事處。公司老板卡西迪曾在1969年至1973年間擔任美國參議院營養及人道需求委員會的首席法律顧問，1974年至1975年任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法律顧問。鮑威爾？泰德公司的董事長鮑威爾曾擔任卡特政府的白宮新聞秘書，而總裁泰德則曾任裏根總統夫人南茜的新聞秘書及布什競選總統時的發言人。他們正是利用他們的這些特殊背景，在美國上層社會和新聞輿論界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
另一方麵，也是最根本方麵，由於美國國會議員中一些極右分子，一貫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顧中美三個“公報”中明確的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問題，不斷向國會提交邀請李登輝訪美的提案，公然幹涉中國內政，支持李登輝實現“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圖謀，最後克林頓政府競然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抗議，居然允許李登輝訪問美國。
李登輝到了美國後，立刻撕下“校友外交”的外衣，在演說中赤裸裸叫囂“中華民國在台灣”等“台獨”的言論，徹底暴露了其妄圖分裂祖國的狼子野心。一時間，本來比較平靜的台灣海峽風浪乍起。
“台獨教父”的門生李登輝親“獨”有源
李登輝究竟是何許人也？人們未必詳細了解他的家底。這裏，先與大眾開列其一個履曆表：李登輝，男，漢族，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1月15日生於台灣省台北縣三芝鄉，現年73歲。
其父李金龍，男，生卒年代不詳，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任刑警。
李登輝小學畢業後，意欲入師範學校就讀，但未被錄取，同年插班進入淡江中學。
16歲前後，自感性格浮躁，開始學禪。
1953年，30歲的李登輝前往美國衣阿華大學進修，兩年後回台進入“林業廳”、“農複會”，又成了基督徒。
1966年，李再次赴美，得到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
1972年，李登輝在蔣經國扶植栽培下，自“農複”組長躍升為“行政院政務委員”。1978年，又被蔣經國提拔執掌台北市政。
1988年12月，經過所謂選舉，李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作為一個中國人，李登輝卻有深厚的日、美情結，而沒有中國人的民族情感。他為什麽如此包庇和縱容“台獨”活動、抗拒統一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翻翻李登輝的曆史，人們就不難找到答案。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曾做過日本殖民者的刑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李登輝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長大，自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作為台灣當局的負責人，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受到的殖民苦難無動於衷，洋洋自得地自稱曾作過22年的日本“國民”。據台灣報紙透露，他特別喜歡與那些熱衷於搞分裂中國的日本“朋友”說剖白心跡的話。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談”中，他就透露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他要像《出埃及記》中的摩西一樣帶領台灣人建立台灣人的“國家”。他對日本在台灣50年的殘酷統治頂禮膜拜，他說，“因為內人受過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以可以安心工作”，說什麽“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鼓吹要“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去年李登輝曾對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島嶺雄說，“村山首相為何要對50年前的戰爭之類的事情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與此相比對於日本而言更重要的應該是擁有作為亞洲的領導者麵向未來的明確視野吧！”去年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深受日本侵略者蹂躪之苦的亞、澳各國人民紛紛舉行紀念活動，獨不見李登輝有何舉措。無怪乎日本《郵報周刊》說，“李（登輝）‘總統’，比現在的日本還要有日本人的心情”。
李登輝與“台獨”勢力也有著拉扯不斷的聯係。其中“台獨教父”彭明敏，是李登輝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同窗，兩人自日本返台又同時進入台灣大學，都住在台大學生宿舍。彭、李二人與另一從京都帝國大學返台任台大政治係副教授的劉慶瑞關係極為密切，當時的台大師生稱他們三人為“鐵三角”。劉慶瑞曾於60年代初暗中炮製《台灣新憲法》，因病死而未完成。彭明敏因搞“台獨”活動，於1964年被捕入獄。據彭明敏親口說，“被捕的前一天還與李登輝在一起”。彭明敏在美國期間，李登輝曾密令其學生和好友與彭明敏取得聯係。此後，兩人關係不斷。彭明敏曾公開表示，他在美國時常給李登輝寫信，李登輝也非常重視他的建議。1990年2月，國民黨高層內鬥時，彭明敏公開發表聲明，支持李登輝競選台灣第八任“總統”，對李登輝繼任“總統”以來的政策表示肯定和支持。李登輝當選“總統”後，立即向遠在美國的彭明敏發出邀請函，要彭返台參加“國是會議”，“共商國事”。1992年5月，彭明敏給李登輝打電話，勸李登輝確定未來台灣“總統”選舉采取“直接民選”的方式。去年底，李登輝力促彭明敏返台定居。多年來，彭明敏一直是李登輝的“超級幕僚”，李登輝所謂的台灣是“獨立主權國家”、“兩岸分裂分治”、“總統直選”政治綱領等都來源於彭明敏的思想。幾年來的事實證明，是他，支持修改“刑法一百條”，使“台獨”活動變為“合法”！是他，默許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又是他，利用反對黨與“台獨”勢力打擊國民黨內反對“台獨”人士，製造國民黨的分裂！
由此可見，李登輝大搞“台獨”，是“本性”難移，可謂“血脈”相傳。
三軍演習，震懾“台獨”逆流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這是每一個中國人乃至大凡具有曆史常識和具有正義感的海外人士都不會否定的。但是，一貫敵視中國的美國極右分子，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完全是別有用心，是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
對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於李登輝的“台獨”罪惡，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管的。
但是，美國的這種態度招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的不滿。丘吉爾告誡美國，對於蔣介石“應給以保持之盾，而不給以動武之矛”。加拿大外長皮爾遜宣布，他的國家將不為沿海島嶼而戰。對此，美國再三向盟國解釋，說明美國不會輕易地卷入遠東的衝突。同時堅決向台灣當局表示，沒有成功的希望決不同意蔣介石反攻大陸。
台灣方麵卻再三表示，決心“保衛”金門、馬祖。蔣介石不顧美國的反對，源源不斷地向金門、馬祖增兵，使金、馬兵力達到台灣軍隊總數的1/3.總之，在防守金、馬問題上，美台矛盾十分尖銳，美國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周恩來：“蔣中正絕不會低於國務院總理的地位”
由於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其原子彈威懾和戰爭叫囂，遠東局勢頓時緊張起來，引起了許多亞洲國家的憂慮和不安。
1955年4月的亞非會議上，中國、印度等八國代表團團長專門就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尤其是台灣問題進行會談。周恩來在會談中，一方麵闡明台灣問題的性質和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一方麵又在4月23日公開發表聲明，指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
4月26日，美國國務卿在勒斯代表政府出麵表示，願意與中國政府對話。
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一場劍拔弩張的危機變成了談判桌上的和平對峙。會談未取得實質性結果，但中美政府畢竟有了一條正式的外交接觸通道，為以後改善兩國關係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條件。
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這標誌著中共對台政策的重大轉變。周恩來指出：“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的調整，是根據以下三方麵情況作出的。第一，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逐步發生了變化。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變化決定了國共兩黨盡管仍處於嚴重對抗階段，但如何最後解決台灣國民黨問題，則要服從國內主要矛盾的需要。第二，當時，台灣島內的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也有很大變化，國民黨已經能夠控製台、澎、金、馬這一地區，在維護祖國統一這一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下求同存異，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又逐漸具備了可能性。第三，美國企圖以海峽為界，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國共兩黨則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這樣，在處理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上，就不能不考慮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由此，中共中央從民族大義和海峽兩岸的現狀出發，通過多種渠道向台灣當局表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並進一步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主張。
1955年7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說：“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和台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並自1955年夏季起，解放軍停止了對國民黨軍的主動攻擊，隻是在遭襲擾時予以還擊。
1956年5月12日，周恩來在會見原國民黨中常委程思遠先生時指出：我們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有過兩次合作，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到了今天，彼此處境不同，隻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國共兩黨仍然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爭取第三次合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於是，便有了本章開篇提及的1956年的對台新政策。
於是，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標題是：“毛主席說：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是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關於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首次公開談話，也是第一次見諸報端公告於世。
1958年8月間，迫於複雜國際政治背景的壓力，毛澤東再次命令炮兵部隊炮擊金門，以打擊反華勢力的氣焰。10月5日，毛澤東指示福建前線部隊從次日起停止炮擊，中央軍委也確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決策。
也就是在前不久的印度加爾各答，當一位記者問周恩來，如果蔣介石歸國，“是否給蔣介石一個部長職務？”
周恩來豪爽而大度地笑了：“部長太低了！如果蔣中正回歸祖國，絕不會低於國務院總理的地位！”
鄧小平的“一國兩製”構想，中國將不放棄使用武力
雖然美國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作出了對台灣安全的保證，這種保證為台灣20年來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可靠的庇護，但是，在1971年尼克鬆總統對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及“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席位之後，蔣介石對美國保證的連續性日益感到懷疑。
1972年尼克鬆訪華和《上海公報》發表之後，周恩來和鄧小平多次會見了幾批海外華僑，強調了台灣人民在解放台灣中的重要作用。周和鄧都強調，為了實現統一，需要長時期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敗，他們並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在向台灣人民努力發出呼籲時，明顯地緩和了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態度，認為試圖分裂的領導人雖然固執，但還可挽救。
1976年，台灣“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宣稱：“我們的態度是：決不同共產黨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聯係。”拒絕合作的蔣經國以此為借口，拒絕和談。
1977年至1978年，美國駐台北大使曾預先警告台灣領導人：美國政府正準備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攤牌的時刻到了！盡管如此，當1978年12月15日，吉米？卡特總統宣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時（此決定僅提前數小時通知蔣經國），台灣當局再次吞下被美國遺棄的苦果！以至於月底，當副國務卿克裏斯托弗的代表團抵達台北時，竟發生了代表團遭到侮辱性圍攻的醜劇！
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決定從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同時廢除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從該日起的一年內終止同“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在4個月內撤出在台灣的所有剩餘軍事人員。經華盛頓和北京同意的聯合公報宣布：美國將與台灣保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官方的關係。美國也承認中國的立場，即“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在一項單獨聲明中稱：美國繼續對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感興趣，並希望中國人自己會和平解決此問題。中國政府則宣布，台灣回歸祖國的方式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在宣布關係正常化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中國共產黨主席華國鋒透露，中美兩國政府在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上存有分歧。在會議期間，美國曾表示，將繼續向台灣供應數量有限的防禦性武器，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同意。
1981年秋，中國領導人警告華盛頓：除非美國規定出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時間表，否則中美關係將會惡化！
1982年8月17日，經過長期的反複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一個措詞嚴謹的聯合公報。美國同意“逐漸減少對台灣的武器銷售”。
中國領導人呼籲台灣批準同大陸通商、通航、通郵的“三通”和實行人員往來，並表示尊重台灣的現狀，將采取合理政策解決統一問題，以使人民免遭損失。
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參議員代表團時說：在統一之後，實行一國兩製，台灣將享受充分自由，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和經濟製度以及武裝力量。隻有在台灣當局無限期拒絕談判，或者蘇聯進行幹涉時，中國才會對台灣使用武力。
1981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了一個關於統一問題的全麵的九點建議，讓台灣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權”。他說，中央政府將不幹涉台灣的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的社會、經濟製度不變，與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葉還許諾不侵犯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繼承權和外國投資。葉也答應向台灣提供經濟援助，並在大陸的全國性政治機構中，為台灣官員安排領導職位。他呼籲國共兩黨代表會晤，以便就統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和過去對付北京的提議的做法一樣，台灣當局竟然再次拒絕了葉的建議，重申他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談判、不接觸的政策。
香港問題解決以後，鄧小平“一國兩製”本來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設計的。但首先用到香港上，有點湊巧。
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至少在80年代初就成熟了。鄧不急於收回，要等兩年再宣布，這好理解，為了取得英國的合作，讓香港有個轉彎的過程，來得平穩一點。為什麽要等十幾年，等到1997年？這不是因為租期未滿的緣故，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既然是不平等的，就不存在租期問題。99年的租期頂多隻說明拖到1997年以後不妥，而不能說明一定要等到1997年。真正的原因還是鄧說的：“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鄧小平文選》）一紐約教授說：我個人感覺，從中共眼光看的話，台灣問題未解決前，香港問題不但不會讓它解決，而且會故意讓它拖。這話怎麽說呢？因為它一定要做成一個公開的模式，將來吸引台灣。
台灣跟香港不同，僅靠示範還不足以把它吸引過來。1986年，鄧小平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時，表示希望美國“鼓勵、勸說台灣首先跟我們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郵。通過這種接觸，能增進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為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創造條件”。
江澤民的八項主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1987年，台灣當局抵擋不住回大陸探親的民間熱潮，終於開放了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的禁令。台灣探親潮邁出了兩岸交流的第一步。
1989年，中國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總書記繼續執行“一國兩製”的大政方針；第二年，台灣正式開放台商赴大陸投資辦廠，並推出大陸物品管理辦法，兩岸經貿交流從此步入法製化軌道。
台胞回大陸探親，台商到大陸投資，以及兩岸貿易的增長，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是維持和鞏固了兩岸僅存的同宗意識和民族感情。台北一直想“擴大國際生存空間”，擴大之後以“對等的政治實體”與北京交手。而北京為了防止台灣獨立和外國插手，在國際上一改對台灣采取孤立政策。凡是與中國建交稱友的國家，都必須接受一個前提：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承諾不與台灣發生任何正式的官方關係。這樣作無疑會加深台北對北京的敵意！兩岸間頻繁的經貿往來和感情交流恰好起到了某種補償作用，證明大陸的上述政策並非有意孤立打擊台灣，隻是希望台灣離大陸更近一點。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歐美國家競相製裁中國，台商正好趁虛而入，湧向大陸的投資大幅度增長。這等於在危難時刻拉了大陸兄弟一把，有利於大陸頂住西方的製裁。台商當然也得了好處，肥水沒有外流。於是雙方都獲得一種共識：血畢竟濃於水。
1992年，汪辜會談令世界大吃一驚，但是，海基、海協“兩會”的最高領導人畢竟終於在新加坡舉行了曆史性的會晤，並簽署了4項協議。這是兩岸隔絕40年以來最高層次的接觸。從此，“兩會”一直發揮著兩岸關係中介團體的作用，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
一些台灣的有識之士看到；即使兩岸的政治關係搖擺不定，台商受到大陸市場的巨大誘惑，兩岸經貿往來已是一條“不歸路”。
到1994年，台商對大陸的投資總額已達37億美元，投資項目達10305個，成為大陸次於香港的第二大外資來源；據說1994年台灣的外貿順差幾乎全部來自對大陸的貿易。更有人預測；台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在5-10年內將超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
在此大好形勢下，江澤民總書記在八項主張中明確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主張。如果不發生台獨或外國幹涉，台灣海峽將是和平的，這是北京領導人一再重申的。事實上，自兩岸恢複交往以來，一直到1995年夏天，台灣海峽不僅十分平靜，而且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活躍。北京方麵對動用武力是十分克製的，盡管台灣軍隊一再射殺大陸漁民，北京方麵並未予以還手，或者說，給予必要的“回敬”。
直到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訪美，以及隨後製造的兩岸關係緊張局勢，北京方麵的領導人都保持著高度的克製。眾所周知，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中共領導人從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來解放台灣。麵對李登輝一再大搞台獨的表演，北京方麵明確宣布，如果出現台獨和外國幹涉，就一定要動用武力，並且不惜作出巨大的民族犧牲。
百年悠夢，百年滄桑，千秋家國夢，統一祖國的重任再次選擇了邁向新世紀的中國人。“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開國元勳毛澤東夙夜憂思的統一大業，卻讓他留下了一個陸遊式的遺憾！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彌留之際，召見了中央對台工作的羅青長，專門談了台灣問題。過後，又讓工作人員將他寫著“托、托、托”三個字的紙條轉給羅青長。周總理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候仍念念不忘台灣回歸，一心係著祖國統一的未竟事業。
“一國兩製”、“和平統一”是新一代領導人對台的基本政策，但如果出現“台獨”，我們當然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祖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千秋家國夢，為了讓父輩們不再遺憾；千秋家園夢，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又為何不能手拉手地還給二十世紀一個巨大的奇跡，一個偉大的夢想呢？
第二節 台獨源流緣何處分裂氣焰豈能久
蔣氏父子在打擊台獨勢力這一點上還是值得肯定的。李登輝大搞“台獨”，是“本性”難移，可謂“血脈”相傳。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一係列軍事演習，“體現了我們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力量”。
“台獨”的源與流
60年代，蔣介石光複大陸的希望日漸渺茫，便加大了思想和政治上的獨裁統治，蔣氏父子同時也開始注意打擊另一股政治力量――台獨勢力。
最初，台獨者是以對抗蔣氏父子高壓政策的民主鬥士身份出現在台灣政治舞台的。隨著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過去，來台的國民黨政權與台灣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開始緩和，但對國民黨的專權行為卻是抱怨不斷。
1965年，國立台灣大學政治係原係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製傳單，號召台灣人奮起反抗，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此人後來被譽為“台獨教父”，並和另兩名同謀者被處8年的徒刑，之後被減刑，並逃離台灣，開始在海外鼓吹台獨運動。但該運動主要在日本和美國進行，力量弱小，且受內部派係鬥爭困擾，在台灣本土影響不大。
1965年曾在11年前被東京的一群台灣流亡者任命為“福摩薩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的托馬斯？廖（廖文毅），脫離該運動並返回台灣，之後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歸台灣。
日本是早期台獨勢力的溫床。高玉樹（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過教育的台籍工程師，在1964年的選舉中智勝國民黨。再次蟬聯五大城市中，有三個為非國民黨人士擔任市長，為了在未來的台北市選舉中不出現同國民黨競爭的局麵，蔣介石於1967年將該市定為“特別市”，直屬行政院領導，並指定高玉樹為首任委任市長，從而巧妙地將台灣人的不滿化為烏有。
1965年，陳誠去世，蔣經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消除了，並於1978年正式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台灣政治體製的獨裁性質並沒有立即改變。70年代初，有一家叫《台灣政論》的月刊，曾大膽引用一位在海外的反國民黨知識分子的話說，台灣人民的選擇隻有兩條：一是推翻國民黨建立獨立國家，一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實行統一，兩者必居其一。
該雜誌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編輯隨後以煽動叛亂罪處以10年徒刑。應該說，蔣氏父子在打擊台獨勢力這一點上還是值得肯定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是希望祖國統一的。但蔣經國在挑選接班人卻錯了一著棋，將年輕時與台獨分子打成一片的李登輝推舉為他們的繼承者。據說，當年蔣經國賞識乃至重用李氏，除了看重他是本省籍出身的學者以外，更主要的是考慮到他沒有強大的政治“靠山”，沒有黨政派係班底，本人似乎也沒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和權力欲。
特別是李登輝步入政壇以後，由於國民黨元老人物謝東閔等人的一再引薦，才受到蔣經國的賞識，從此在台灣政壇上平步青雲，由“行政院”政務委員而台北市長，由台北市長而台灣省主席、“副總統”，直至蔣經國逝世後繼承“大位”，期間，為了表現出對蔣經國的“感恩圖報”和對國民黨的“忠貞”，不得拿出“內斂”功夫，將其分裂祖國的意圖埋在內心深處，轉而對“台獨”問題采取了“鮮明”的反對態度。
他一再強調“中國隻有一個”、“台灣和大陸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蔣氏去世後，卻完全判若兩人。
且看今日之李登輝
隨著現任台灣國民黨“總統”李登輝圖謀破壞祖國統一，大搞“台獨”的氣焰甚囂，加之美國五角大樓指派“獨立”號和被稱之為“海上堡壘”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染指台灣附近海域，虎視眈眈，助紂為虐，一時間令本來平靜的海峽兩岸如狂風突起，火藥味兒彌漫，大有劍拔弩張之勢。然而，製造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罪魁是誰？其又是怎樣一副嘴臉和居心？世人又是怎樣客觀評說？台灣終究要走向何處去？大凡有尊嚴的中國人和大凡有正義感的海外人士，無不在關切、在注視、在憂慮。
李登輝訪美逞威，美利堅養虎貽患
李登輝自從當選為台灣國民黨“總統”後，便詭秘地開始實施他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陰謀，最後實現其“台灣獨立”的野心。他深信，美國一直充當台灣的保護傘，而要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必須要不惜一切代價訪問美國。於是，通過秘密策劃，他通過自己操縱的所謂民間學術機構――台灣綜合研究院與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以所謂“校友外交”為名簽約三年，每年不惜花費一百五十萬美元，雇傭卡西迪公司為其聯係和遊說美國國會和新聞媒體等，以達到其訪美的目的。據卡西迪公司的發言人史蒂夫？科利克斯透露，1994年7月18日國民黨黨產管理委員會主委、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劉泰英以台灣綜合研究院的名義與該公司簽訂了為期三年的合約，總金額為四百五十萬美元。卡西迪公司著重政治遊說，重點是對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施加影響；而下屬的子公司鮑威爾？泰德公司負責公共關係，重點與各主要新聞媒體的記者和編輯打交道；另一個子公司白克爾？高萬公司則專司民間性工作，重點是聯絡美國各主要民間社會團體。卡西迪發言人聲稱，其聯絡和遊說的目的，就是按照“台約”規定使美國各界乃至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獨立政治和經濟狀況取得認同。而首要的工作目標就是促成李登輝訪問美國。
卡西迪公司總部設在華盛頓，在波士頓、芝加哥、費城設有辦事處。公司老板卡西迪曾在1969年至1973年間擔任美國參議院營養及人道需求委員會的首席法律顧問，1974年至1975年任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法律顧問。鮑威爾？泰德公司的董事長鮑威爾曾擔任卡特政府的白宮新聞秘書，而總裁泰德則曾任裏根總統夫人南茜的新聞秘書及布什競選總統時的發言人。他們正是利用他們的這些特殊背景，在美國上層社會和新聞輿論界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
另一方麵，也是最根本方麵，由於美國國會議員中一些極右分子，一貫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顧中美三個“公報”中明確的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問題，不斷向國會提交邀請李登輝訪美的提案，公然幹涉中國內政，支持李登輝實現“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圖謀，最後克林頓政府競然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抗議，居然允許李登輝訪問美國。
李登輝到了美國後，立刻撕下“校友外交”的外衣，在演說中赤裸裸叫囂“中華民國在台灣”等“台獨”的言論，徹底暴露了其妄圖分裂祖國的狼子野心。一時間，本來比較平靜的台灣海峽風浪乍起。
“台獨教父”的門生李登輝親“獨”有源
李登輝究竟是何許人也？人們未必詳細了解他的家底。這裏，先與大眾開列其一個履曆表：李登輝，男，漢族，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1月15日生於台灣省台北縣三芝鄉，現年73歲。
其父李金龍，男，生卒年代不詳，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任刑警。
李登輝小學畢業後，意欲入師範學校就讀，但未被錄取，同年插班進入淡江中學。
16歲前後，自感性格浮躁，開始學禪。
1953年，30歲的李登輝前往美國衣阿華大學進修，兩年後回台進入“林業廳”、“農複會”，又成了基督徒。
1966年，李再次赴美，得到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
1972年，李登輝在蔣經國扶植栽培下，自“農複”組長躍升為“行政院政務委員”。1978年，又被蔣經國提拔執掌台北市政。
1988年12月，經過所謂選舉，李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作為一個中國人，李登輝卻有深厚的日、美情結，而沒有中國人的民族情感。他為什麽如此包庇和縱容“台獨”活動、抗拒統一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翻翻李登輝的曆史，人們就不難找到答案。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曾做過日本殖民者的刑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李登輝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長大，自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作為台灣當局的負責人，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受到的殖民苦難無動於衷，洋洋自得地自稱曾作過22年的日本“國民”。據台灣報紙透露，他特別喜歡與那些熱衷於搞分裂中國的日本“朋友”說剖白心跡的話。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談”中，他就透露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他要像《出埃及記》中的摩西一樣帶領台灣人建立台灣人的“國家”。他對日本在台灣50年的殘酷統治頂禮膜拜，他說，“因為內人受過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以可以安心工作”，說什麽“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鼓吹要“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去年李登輝曾對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島嶺雄說，“村山首相為何要對50年前的戰爭之類的事情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與此相比對於日本而言更重要的應該是擁有作為亞洲的領導者麵向未來的明確視野吧！”去年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深受日本侵略者蹂躪之苦的亞、澳各國人民紛紛舉行紀念活動，獨不見李登輝有何舉措。無怪乎日本《郵報周刊》說，“李（登輝）‘總統’，比現在的日本還要有日本人的心情”。
李登輝與“台獨”勢力也有著拉扯不斷的聯係。其中“台獨教父”彭明敏，是李登輝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同窗，兩人自日本返台又同時進入台灣大學，都住在台大學生宿舍。彭、李二人與另一從京都帝國大學返台任台大政治係副教授的劉慶瑞關係極為密切，當時的台大師生稱他們三人為“鐵三角”。劉慶瑞曾於60年代初暗中炮製《台灣新憲法》，因病死而未完成。彭明敏因搞“台獨”活動，於1964年被捕入獄。據彭明敏親口說，“被捕的前一天還與李登輝在一起”。彭明敏在美國期間，李登輝曾密令其學生和好友與彭明敏取得聯係。此後，兩人關係不斷。彭明敏曾公開表示，他在美國時常給李登輝寫信，李登輝也非常重視他的建議。1990年2月，國民黨高層內鬥時，彭明敏公開發表聲明，支持李登輝競選台灣第八任“總統”，對李登輝繼任“總統”以來的政策表示肯定和支持。李登輝當選“總統”後，立即向遠在美國的彭明敏發出邀請函，要彭返台參加“國是會議”，“共商國事”。1992年5月，彭明敏給李登輝打電話，勸李登輝確定未來台灣“總統”選舉采取“直接民選”的方式。去年底，李登輝力促彭明敏返台定居。多年來，彭明敏一直是李登輝的“超級幕僚”，李登輝所謂的台灣是“獨立主權國家”、“兩岸分裂分治”、“總統直選”政治綱領等都來源於彭明敏的思想。幾年來的事實證明，是他，支持修改“刑法一百條”，使“台獨”活動變為“合法”！是他，默許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又是他，利用反對黨與“台獨”勢力打擊國民黨內反對“台獨”人士，製造國民黨的分裂！
由此可見，李登輝大搞“台獨”，是“本性”難移，可謂“血脈”相傳。
三軍演習，震懾“台獨”逆流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這是每一個中國人乃至大凡具有曆史常識和具有正義感的海外人士都不會否定的。但是，一貫敵視中國的美國極右分子，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完全是別有用心，是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
對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於李登輝的“台獨”罪惡，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