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和平統一早公論兩岸本是同根生
“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已被宣布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務。“局促東隅,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1958年8月間,迫於複雜國際政治背景的壓力,毛澤東再次命令炮兵部隊炮擊金門。鄧小平“一國兩製”本來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設計的。江澤民總書記在八項主張中明確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主張。
毛澤東提出對台工作新精神
一位西方學者這樣說過:“生活在歐洲和美洲的10億左右歐洲人,分成約50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而10多億中國人卻生活在一個國家中。歐洲人沒能恢複羅馬帝國,而中國卻成功地恢複了自己的帝國,這單純從地理上和民族差異上來解釋是不夠的。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戰國埋藏的混亂局麵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為最高理想,統一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當蔣介石重新出任“總統”(代總統李宗仁拒絕赴台,逃往美國)時,中共領導人已經在策劃進入南中國海的海南島和上海東南的舟山群島,並分別於1950年4月和5月占領上述兩地。“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已被宣布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務,由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大將擔任總指揮。1949年12月,惶惶不安的蔣介石任命受過美國教育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替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並委任受過美國教育、曾指揮美訓新1軍在緬甸和東北作戰,又在台灣任編練司令的孫立人將軍為“陸軍總司令”。
盡管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挽救了蔣介石的政治生命,促使美國作出了長達20年的對台灣安全的保證,但和平統一的巨大洪流卻從未因此而被阻隔,而且,更具有警世意義的是,李宗仁、吳國楨、陳誠、孫立人這些當年的國民黨要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讓信任他們的“總統”大失所望:李宗仁、吳國楨拒絕回台灣,陳誠遺囑表示不願違背民族大義、孫立人因不滿蔣的獨裁而遭終身囚禁,成為“張學良第二”……
誠然,對於生活在20世紀的每一個中國人來說,中國的統一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
1956年,毛澤東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是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台灣那裏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毛澤東還宣布:“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根據這個精神,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了對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指出:凡是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人,不管他們過去犯過什麽罪,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既往不咎,可以回大陸省親會友,參觀學習,來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予應得的獎勵。此時,我國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方針已從“武力解決台灣”正式轉為“和平解放台灣”,但也沒有放棄用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國民黨派員赴京摸底
1956年,中共中央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李克農、羅瑞卿負責,羅青長、淩雲和童小鵬開展具體工作。同年6月28日,周總理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愛國不分先後”,“既往不咎”和“來去自由”的口號,還提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7月16日,周總理同香港記者曹聚仁談話,講到國共兩黨可以第三次合作時說:“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周總理希望曹聚仁將此消息轉達給台灣當局。
為了摸清中共對台政策的意圖,國民黨遂於1957年春派“立法委員”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實地考察”。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會見了他。中共提出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統一後,台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台灣的政務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前往幹預;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務的領導工作,但外國軍事力量一定要撤離台灣海峽。周恩來解釋說: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歸他們管。在這次接觸中,中共首次表明從“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轉為“和平統一”的方針,也是最早提出“一國兩製”的設想。然而,台灣當局沒有作出進一步的反應。
其時,美國政府繼續幹涉中國內政,直接插手台灣事務,竭力推行“兩個中國”,企圖製造“劃峽而治”的事實。1958年,在美國的唆使下,國民黨當局聲稱“反攻大陸”,以金門、馬祖為基地,出動軍隊,不斷對我沿海地區進行騷擾活動。為粉碎“兩個中國”的陰謀,是年8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親自組織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的戰略行動,通過有限的軍事行動,用炮火與台、澎、金、馬保持“聯係”,維持中國內戰的態勢,並利用美蔣的矛盾,打擊美國企圖霸占台灣、讓台灣蔣介石集團把台灣同大陸分開、劃峽而治的陰謀。
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方針是“聯蔣抵美”
針對美國的陰謀,我黨對台方針有了重大的轉變。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方針是“聯蔣抵美”。炮擊金門時,毛澤東請章士釗先生寫信約蔣介石,並把“聯蔣抵美”的方針事先告知台灣。台灣當時心領神會,拒絕了美國政府要求國民黨製造“一中一台”的陰謀。1958年8月的一天,毛澤東接見了國民黨派來了解情況的記者曹聚仁,並談了話。把炮擊金門的行動讓曹轉告台灣,曹在《南洋商報》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30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25日,毛澤東再次以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台灣同胞書》,文中指出:“中國人的事隻能由我們中國人民自己解決,一時難以解決,可以從長商議”,“我們兩黨間的事情很好辦”,“化敵為友,此其時矣”,“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美國人強迫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不容許其實現的。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一切愛國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麽帝國主義者。”
章士釗擔任兩地信使
此時與國共兩黨高層領導都有私誼的章士釗先生從北京到香港,向台灣高層轉達中共和談條件:一種是暫時不談,雙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觸,如互訪、通郵通電,然後通機通航;另一種是台灣可擁有自己的地方政府、軍隊、黨組織,經費可由大陸負擔,隻要求台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是,台灣方麵對此和談條件表示冷淡。1959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對省、市委書記的講話中指出,對台灣“給他飯吃,可以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當時,雖然還停留在“和平解放台灣”的口號上,但實際上,毛澤東為實現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進而和平統一祖國指明了方向。
1959年12月14日,周恩來接見首批特赦戰犯溥儀、杜聿明等11人時,曾經寄語杜聿明向台灣傳話:“海峽兩岸人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是一家人。”又聲明“反對托管台灣”,“反對搞兩個中國”。“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1960年底,周恩來在與美國記者費利克斯?格林的訪談中指出願意與美國談判的同時,再次聲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是我國的內政問題”。
1960年7月,章士釗先生到香港向台灣高層轉達中共關於和談信息。章赴港前的7月17日晚住在北戴河寓所,周恩來與章士釗作了一次談話。當時童小鵬在場。總理說,雷嘯琴已回香港,吳鑄人可能來香港(按:雷、吳都是台灣當局派出了解情況的人),會談時,可以將以下意思透露過去:蔣目前的關鍵問題是名和利。利的問題,隻要把台灣歸還祖國,國家是可以補助的;名的問題,當然不隻在台灣,還可以在全國。榮譽職務很多,可以解決的,中共自有善處。既有台灣之實(權利),又有全國之名,不比隻做台灣的一個小頭而且遲早被美國換掉更好嗎?但蔣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國的矛盾爆發時才會選擇的。美蔣的矛盾總是要爆發的。章士釗說:“是否可以把張嶽軍(即張群)作為一個對象來談?”總理說:“張對這件事根本還未接觸,目前還不適宜。”章提到對台灣寫信問題,總理說:“他們如果要求的話可以寫。”
周總理歸納對台政策為一綱四目,國共達成六項共識
1960年,根據毛澤東多次指示的精神,並經毛澤東審定,周恩來將中共的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為:一是台灣統一於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二是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是台灣的社會改革或以從緩,等候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四是雙方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毛澤東講,你不派白色特務,我不派紅色特務。中共中央領導人一再表示:台灣當局隻要一天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與台灣的關係。
1962年的一天,周恩來邀張治中、傅作義、屈武在釣魚台吃飯。席間,談到台灣問題時,周恩來希望他們寫信給台灣當局,告訴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後來,屈武給於右任、張治中給陳誠、傅作義給張群分別寫了信,傳達周恩來的意思。
1962年至1963年,周恩來多次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能成為美國占領下的保護國,也不能搞兩個中國”。周恩來幾次談話,都在國共第三次合作問題上,表現了堅定的原則性和靈活的策略性。
1965年,經過曹聚仁的溝通,國共兩黨進行了一次秘密談判,並且初步達成了六項共識:
(一)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場所。(二)蔣經國任台灣省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和軍事外,北京隻堅持農業方麵的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款額照撥補助;(四)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的控製,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1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3個師駐在台灣。(五)廈門與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的。(六)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隻可提高,不準降低。可是,作為可作國共第三次合作基礎的協定,卻因大陸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和蔣介石的剛愎自用而耽擱下來。
與台灣當局上層秘密聯絡工作,都是經過周恩來直接向毛澤東報告的,通過國共兩黨高層都有深交的張治中、傅作義、李濟深、邵力子、章士釗等愛國民主人士,分頭尋找線索和渠道,把中共和平解決台灣的信息傳達給蔣氏父子和陳誠。蔣介石利用中共宣布與台灣談判的公開號召,派一些人員來大陸摸底。周恩來分析,這是蔣介石的一種政治手腕,刺探我們的高級情報,來摸我們對台政策的底牌。這一時期,蔣介石通過各種名義和各種關係派了一些人到大陸,說要與中共高層接觸。有一次派了四個人來,三個到北京,一個駐香港。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了其中一些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這些人帶來了各種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論是真是假,是虛是實,一時也判斷不清,我們要以假當真,假戲真做,心中有數。
陳誠遺囑:不違背民族大義
陳誠將軍戎馬一生,曆經幾十年的政治和軍事風雲,60年代他身為國民黨副總統,在台灣政界德高望重,被傳聞認為是最有支持力和影響力的“接班人”,其主要競爭者就是當時台灣安全情報工作的總負責人蔣經國。陳誠和周恩來之間頗有交誼,對周的為人和才識也十分敬重。
周恩來通過張治中給蔣介石寫信。信中主要內容為四句話:“局促東隅,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不幸的是,1965年3月,68歲的陳誠病故。台灣報紙發表了他的遺囑。
台灣當局高級官員當時一般的遺囑,都要講國民黨的反共八股,包括兩個方麵:“反共”與“反攻大陸”。而陳誠作為國民黨副總裁、副總統,遺囑一沒有講反共,二沒講反攻大陸。我們通過有關途徑反饋回來的消息得知,陳誠要周恩來、張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陳誠遺書發表後,周恩來在政協高層民主人士的會議上講了這個問題,他說,從陳誠的遺囑看,我們對台灣當局高層進行通所、傳話、傳信的工作,是有效果、有影響的。
“代總統”李宗仁和“末代皇帝”相聚在北京
1965年,正當國共兩黨緊鑼密鼓地談判之際,卻發生了一件震驚國民黨朝野上下和國際政治家的大事,那就是“代總統”李宗仁回歸祖國大陸,這是令蔣介石十分難堪的一幕曆史諷刺劇。
1965年5月,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委派他的秘書程思遠從香港秘密回國,向中央請示李宗仁先生回國事宜。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晤見程思遠,請他向李宗仁先生轉達中央的“四可”原則,這“四可”是:一、李宗仁可以回來在祖國定居;二、可以回來,也可以再去美國;三、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四、回來以後可以再出去,如果還願意回來,可以再回來。程思遠把“四可”原則原原本本地向李宗仁先生作了傳達,李宗仁先生決心返回祖國定居。
周恩來在大寨時,程思遠又受李宗仁先生之托,啟程回國,最後一次安排李宗仁先生返國事宜。周恩來回京後,即安排會晤程思遠,對李宗仁先生回國事宜作了仔細的安排。程思遠非常感激,對周恩來說:“李宗仁先生在美國經常翻閱溥儀先生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很受啟發。縱觀上下幾千年,縱橫五大洲,曆史上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權能夠這樣?把一位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在新製度下過著自由幸福的生活。這充分證明了共產黨的政策是多麽偉大。這也是李先生下定決心萬裏回歸的重要原因。李先生很想盡早見到溥儀先生。”周恩來肯定地說:“你回去告訴李宗仁先生,他的這個願望完全可以滿足,我將動員溥儀先生到機場迎接你們。”
程思遠見諸事已妥當,準備告辭,周恩來說:“為了保密,我不能送你。你們回返時,一定要注意安全,台灣方麵將對你們有所動作。我已指示有關部門配合你們。你們一定要按計劃行動嘍,絕對不能讓李宗仁先生受到傷害。”程思遠點點頭:“總理你就放心吧,我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程思遠走後,周恩來拿起電話,向有關部門下達了準備迎接李宗仁先生歸國的命令。這些事辦完了,周恩來又把秘書叫來,吩咐他說:“李宗仁先生馬上就要回國了,他急於見到溥儀先生。但溥儀先生最近身體不好,你代我去看看他吧,聽說他住院動了手術,請醫院盡力想辦法,恢複溥儀先生的健康。”秘書答應一聲走了。
秘書來到醫院,看到溥儀先生的夫人李淑賢女士在病床旁守護著,遂向他們轉送了周恩來的問候。在此之前,溥儀夫婦已收到章行嚴老先生受毛澤東之托送來的一筆款子(毛澤東的稿費)。溥儀對中央領導的關心十分感動,請秘書代為向總理問候。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溥儀被蘇聯紅軍俘虜,送往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拘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方麵於1950年7月把溥儀等偽滿洲國戰犯移交給中國戰犯管理所。1959年9月,劉少奇主席頒布特赦令,對溥儀和國民黨集團的戰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鄭庭芨、曾擴清、陳長捷、楊伯濤、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實行特赦。溥儀獲得特赦後,毛澤東、周恩來數次接見,勉勵他好好學習。溥儀覺得自己對故宮情況熟悉,要求到故宮當一名解說員,反省自己過去的腐朽生活和罪行,中央領導人沒有同意,安排他到全國政協文史館當專員,每月工資200元人民幣。
溥儀特赦出獄後,他以前的幾位皇後貴人早已四散而去,和他一同獲釋的將軍周振強托人把北京市朝陽區一家醫院的護士李淑賢介紹給他,二人經過一段戀愛後,於1962年結婚,周恩來等領導人親自參加婚禮,轟動一時。
溥儀結婚後,在李淑賢的幫助下,開始寫作《我的前半生》,在這本回憶錄中,他對自己的前半生作了總結,深刻反省自己在偽滿洲國犯下的戰爭罪行,回顧了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學習生活和體會。全書生動地介紹了一個時刻夢想複辟的末代皇帝被共產黨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的過程,披露了末代皇帝的清宮、偽滿、戰犯生活的許多鮮為人知事情,1964年正式出版後,引起了世界性的轟動,後來還被改編拍成了電影《末代皇帝》。
秘書回去,把溥儀的情形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說:“你再去一趟醫院,讓醫院絕對保證溥儀的休息。另外,你通知一下政協,給溥儀補助點錢。他們來往人多,又都有病,又都不怎麽會過日子,單靠溥儀那點工資怎麽夠呢。”秘書答應著去了。
秘書走後,周恩來又由溥儀聯想到李宗仁來,忽然,電話鈴大響,周恩來聽了幾句,神色大變,吩咐說:“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國民黨特務加害李宗仁先生。”他放下電話,不安地在辦公室走來走去。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歸國是件震動中外的大事,必將在政治上產生極大的影響,可不能出半點差錯。
那麽,李宗仁先生到底碰上了什麽危險呢?原來,他還沒有從美國動身,台灣國民黨保密局已派出一批特務來美國,準備把李宗仁先生劫持去台灣。李宗仁先生回國乃是件極端秘密的事,李宗仁從政治軍數十年,豈能不知其中的厲害。所以他把歸國的安排工作隻交給他的老友和部下程思遠先生一人,外人概莫與聞。但是,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況且李宗仁先生在歸國之前,經常發表聲明,早已引起了美國和世界輿論的注意。李宗仁先生是否要回歸祖國成為美國和香港報紙經常議論的一個話題,香港報紙還數次報道過李宗仁已回歸祖國的消息。這些消息雖然純為子虛烏有,但已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
李宗仁先生是1949年12月從香港赴美治病的,原來還準備等白崇禧在軍事上守住海南島後回來視事。不料中國人民解放軍來了個大包抄,把白崇禧的主力部隊殲滅於大陸,海南島不久也被解放軍解放。白崇禧被蔣介石許以國防部長之職騙入台灣,從此再不能出來。李宗仁隻好在美國紐約當了寓公。旅美初期,蔣介石數次派出使團勸說李宗仁赴台,李宗仁知道去台灣後就會變成張學良第二,堅不赴台。
朝鮮停戰以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日增,程思遠又受邀自港返京觀光,所見所聞,令人鼓舞。李宗仁得知這些情況後,思想發生變化,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百廢俱興,建設規模之大與成就之速,實為史無前例。中國百餘年來戰亂頻仍,民窮財盡,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設的機會,這是國家由貧窮落後走向繁榮強大的曆史轉折點。1958年8月,李宗仁在美國發表聲明,建議國共再度和談。為國家統一作出適當安排;要求美國正式發表聲明,承認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從台灣海峽撤走第七艦隊。
以後,李宗仁又多次發表聲明,呼籲促進祖國統一。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後,他仔細閱讀,更受啟發,甚至為自己的失敗而高興。台灣當局看到李宗仁思想的變化,便加緊監視,數年下來,看李宗仁足不出戶,門庭冷落,毫無回大陸的跡象,便放心了,他們也不相信代總統敢回大陸。
李宗仁從1964年以來,一直悄悄地準備著返回祖國。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離美乘飛機去了瑞士。李宗仁走後,他的夫人郭德潔女士委托律師出售新澤西州的一所房子。有人驚問她為什麽賣掉房子,郭德潔回答說:“我身染重病,無力再照顧這所房子。賣掉它以後,我要去瑞士治病。”聽者深以為然。原來郭德潔女士已患絕症多時,瑞士風光秀美,是治病療養的好地方,郭德潔女士去那裏治病是很自然的事。
兩天以後,郭德潔女士離開紐約飛到瑞士,與李宗仁聚齊,等了幾天,程思遠由香港飛到蘇黎世,與李宗仁會了麵,告訴他一切都已安排就緒,請他立即起飛。李宗仁因為還要等著約好的吳尚鷹一同走,遲遲不肯動身。程思遠擔心繼續等下去會出問題。果然,到了7月11日,程思遠接到一個秘密通知,要他們立即離開蘇黎世,否則將遭殺身之禍。程思遠趕緊報告了李宗仁,請他立即動身。李宗仁知道這個消息的份量,趕緊和程思遠一起由親戚陪著去了機場。李宗仁的親戚剛回到住所,就見幾個彪形大漢在門口守著,一見他回來就拿出一份電報說:“這是白健生先生給李德鄰先生的電報,我們要親自交給德鄰先生。”那位親戚抹了下頭上的冷汗,不由得心裏叫了聲“好險”,對這幾名老特說:“李德鄰先生去羅馬旅遊去了,你們走吧。”這幾名老特不相信,便說:“好吧,我們在這裏等他回來。”從此,這幾名老特嚴密地監視著李宗仁的這位親戚,與他形影不離。
李宗仁離開蘇黎世後,香港《快報》立即刊出消息“李宗仁將返大陸”。鑒於香港報紙以前放過幾次空炮,世界各大通訊社都紛紛向台灣當局提出谘詢。台灣當局一口否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鑒於台灣當局的特務係統向以消息靈通著稱於世,世界傳媒也都認為香港《快報》這次又放了空炮。李宗仁離開蘇黎世後的去向成為輿論界猜測的有趣題目之一。
世界上隻有少數幾個人知道李宗仁的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就是其中的一個。
1965年7月20日上午,北京機場戒備森嚴,周恩來總理率彭真、郭沫若、賀楷、陳毅、羅瑞卿、徐冰、高崇民、許德珩、葉劍英、傅作義、蔡延鍇、溥儀、王昆侖、朱蘊山、盧漢、劉仲容、邵力子、黃紹?、杜聿明、宋希濂、範漢傑、廖耀湘及他們的夫人們一早就來到機場。今日將有一位曆史性人物蒞臨北京,來迎接的人們興奮地互相交談著……且慢,範漢傑、廖耀湘不是在遼沈戰役中被俘了嗎?怎麽他們也跑到北京機場來了,原來自1959年第一次特赦戰犯後,1960年11月國家第二次行赦戰犯,範漢傑、廖耀湘、沈醉等人就是在這次被特赦的。
將近11點時,從南邊傳來隆隆的飛機聲,大家不由得在驕陽下,手搭涼篷向南方的天際望去,隻見藍藍的天際上出現了一個銀色的亮點,不一會便變成了一架大型噴氣式客機。飛機轟鳴著,向著跑道降了下來,一會兒就滑行到停機坪停下來。周恩來率歡迎人群向飛機走去。機艙門打開了,一個70多歲的老者出現在艙門口,隻見他中等身材粗壯有力,一行一動都還帶著軍人的姿態。他是誰呢?正是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桂係領袖,前國民黨政府副總統、代總統李宗仁先生。
李宗仁站在機艙口,一眼就認出了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副委員長,還有賀龍、葉劍英……總而言之都是熟人。北伐期間,八年抗戰,重慶談判,大家一起共商國事,那該是讓人多麽振奮,那麽留戀的歲月。可惜國民黨不識時務,發動內戰,以致生靈塗炭,最後被人民打敗。李宗仁邊想邊向人群看過去,杜聿明、宋希濂……啊!他們也都來了。想起他們的戰敗被俘,自已也有責任,現在是認輸的時候了。他向人們笑著揮手致意,快步從舷梯上走下來。周恩來緊走一步,握住李宗仁的手說:“德鄰先生,我代表祖國歡迎你回國定居。”李宗仁激動地說:“周部長――啊,不,周總理,感謝政府對我的關懷。這位是我的夫人郭德潔女士。”周恩來和郭德潔女士握手,告訴她說:“你身體有病,要注意節勞,我已經在北京醫院為您安排了病房,明天,你和德鄰先生去檢查一下身體。”郭德潔致謝說:“還在抗戰時期,我就知道你體貼人。二十多年過去了,你還是這麽心細。穎超大姐呢?”周恩來抱歉地說:“她早就準備要來機場接你們,結果臨時有事要處理,不能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