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江澤民入主中南海(3)
或許為了節省開支，或許隻是口味和愛好的原因，江澤民特別喜歡吃麵條，竟在上海留下了“麵條市長”的美稱，這個挺不錯的習慣必定帶進了中南海，隻是大家還不曾叫他“麵條總書記”罷了。
那時江澤民還在上海，身材結實，肩膀寬挺，臉龐方正，前額飽滿，給人以一種淳厚敦實的感覺。他那一口帶點蘇北味的普通話，以及偶爾插科打諢來上幾句蠻道地的上海話，使人覺得親切中帶點幽默感。而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很有特色的深色邊框的大眼鏡，鏡片後麵那雙深邃的眼睛，則又顯露出一種富於機智和涵養的學者風度。
1985年秋，數月前由北京電子工業部部長調任上海市市委副書記、市長的江澤民同誌，舉家搬進康平路市委大院來了。
搬家這一天，工作人員跑去問江澤民：可要為你家準備午餐？江說：搬搬弄弄，怕是沒有時間自己燒飯了。這樣好嘍，就請食堂為我家一人來一碗蓋澆麵吧，別的什麽也不要弄。工作人員又問：麵條燒好，要不要給送來？江擺擺手說：不要添麻煩了，我們到食堂來吃，講好了，就來一碗蓋澆麵，別的什麽也別弄。
中午，食堂像往常一樣開飯，蒸飯、饅頭，四五種菜，供應市委印刷廠和機關的七八百號人分批用餐，忙乎了一陣子。等到就餐者都走得差不多了，夥房裏也稍許空下來，工作人員就請大師傅準備下麵條，同時請江澤民一家來吃午飯。老老少少，他家來了八口子，到食堂一坐下，江澤民就叫他的一個媳婦去買飯菜票。老少無欺，每個3兩5角，當場付掉。麵條端出來，一人一碗，澆頭是肉絲、筍絲、鹽菜絲。江澤民看上去胃口挺好，呼啦呼啦吃得挺香。一麵吃，他一麵對行政處的一位同誌說：“聽你的口音，你是湖北人口羅？噢，沔陽，那是洪湖赤衛隊的老鄉口羅。”說到這裏，他腔調一轉，講起像模像樣的湖北話來，“我在湖北工作過，接觸的人也不少，你們湖北人很聰明。湖北人喜歡吃辣，湖北的豆豉也很好吃，我最喜歡吃湖北的豆豉了。今天，我吃到上海的麵條了，也很好吃，你們食堂搞得不錯，大飯店也沒吃到過這麽好的麵條喲。”
吃完麵條，江澤民叫家人先回去，他走進夥房，與幾位大師傅一一握手打招呼：“你們辛苦了，今後，我們要在一起工作啦。”王師傅滿手油汙，不好意思把手伸出來，江澤民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說：“老師傅，麻煩你啦。”他在夥房的各個角落和食堂的樓上樓下都轉了一圈，順便了解食堂的供應情況。餘慶路上的市委機關食堂是一幢二層樓房，原先隻開上麵一層，後來就餐者不斷增加，過於擁擠，遂將原來堆物用的底層也辟為餐廳了。等江澤民一走，幾位大師傅打開了話匣子：“看起來，這位新書記沒什麽架子，待人倒是挺和氣的。”
後來，江澤民有時去外灘市府辦公，會議往往又多又長，遇上來不及回家吃午飯，通常就到市府食堂買上三兩蓋澆麵，呼啦呼啦吃個精光。有開玩笑者為此送了他一個謔號：“麵條市長”。
江家保姆珍貴的回憶
在安徽，有個叫小紅的姑娘，她有著令人羨慕的經曆――曾給江澤民家當過保姆，說起那段生活，這位清秀的女性眼睛忍不住濕潤起來。
江澤民在上海期間，家中先後用過兩個保姆。頭一個是從北京跟來的小紅，安徽人，剛到上海時還不滿20歲。幹了二三年，未婚夫催小紅回去成親，此時她已對江家有了感情，不忍離去，江家也舍不得放她走，但不能耽誤人家的終身大事呀，最終還是依依不舍地讓她走了。小紅走後，江家有很長時間沒用保姆，揚州一個姑媽曾來幫著燒燒飯，家務事大部分都是由江澤民的夫人王冶坪挑在肩上。後來王冶坪生病住院，這才由行政處安排，臨時找了個小王，幫江家燒燒飯，料理一點家務。
江家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保姆同桌吃飯，保姆不到，飯桌不開。舉家上下，皆把保姆看做自家人，客客氣氣，和和睦睦。江澤民的嶽母，家人都稱她“老阿太”，80多歲了，身體尚健，一天到晚閑不住，不管家裏用不用保姆，她不是幫著擇擇菜，掃掃地，就是幫著抹抹桌子、收拾碗筷。按國家規定，省市委負責人每月有若幹元保姆費，江家把這筆錢如數付給保姆不算，還貼上幾十元湊個整數。用江澤民的話說，他家裏人口多，零零碎碎的家務事總歸多一些，按勞付酬，不能虧待了保姆。
小王從常熟來，比小紅大10歲，第一次踏進江澤民的家門時，心裏很緊張，想象不出這麽大的官兒家裏，是何等排場，有哪些規矩，擔心自己幹不好這份差事。江澤民見她手足無措的樣子，便安慰她說：“你不用緊張，隻要把飯菜燒熟，我們就滿足了。我們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家，王冶坪身體不好，你給我們燒燒飯，就幫了我們最大的忙了。”江澤民邊跟她打趣說：“我們都是家鄉人，你是常熟，我是揚州，老鄉幫老鄉。”
小王在江家幹了三個月，因為心髒病發，根據醫生的意見，回老家養病去了。臨走時，王冶坪送了她一袋水果和麥乳精，一直把她送到大門口，還一再囑咐她回去後要養好身體，有空全家一起到上海來玩。小王是個很樸實的城鎮婦女，她含著淚水，與江家依依而別：“我剛來時，非常緊張，路也不敢走，還怕燒不好飯菜，三個月下來，想不到你們吃住都這麽普通，待我都這麽好，我真感到離不開你們了。”
根據江澤民夫婦的意思，小王走後，行政處專門跟小王所在的常熟支塘鎮取得了聯係，請鎮上對她的治病與工作安排給予適當的照顧。後來，小王與丈夫到上海來看望江澤民及家人，江家熱情接待，晚上就讓小王夫婦睡在他們家裏。
“第一夫人”的笑話
在裝修房子期間，王冶坪還鬧過一個小笑話。那時江澤民剛到上海，臨時住虹橋迎賓館。一天中午，王冶坪吃過午飯，用童車推著愛孫“毛頭”，到馬路對麵的一家賓館看望一位北京來的老同誌。到了賓館門口，被門衛擋了駕，不讓進。王冶坪說找北京來的住某某號房間的某某人，這位門衛打了電話，證實某某房間確有某某人，這才同意放她進去，但要她填一張會客單，對於不乘轎車進出者，這也是例行公事。這時，坐在門房的另一位門衛發話了：“算了算了，別難為她了，人家當保姆的，又不識字，你要人家填什麽單子？”正說著，北京的某某同誌從裏麵走出來了，一見到王冶坪，就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說：“喔，江書記的夫人來了。”兩位門衛麵麵相覷，頗為尷尬。王冶坪一笑了之。也難怪門衛，王冶坪平時衣著極為普通，且不燙發，不施脂粉，這一天上身穿的是一件很平常的棕灰色毛衣，下穿藏青色褲子，腳上一雙平口布鞋，又推著一輛童坐車，跟出現在某些電影電視片中的那種雍容華貴的官太太相比，實難對得上號。
這位後來的“第一夫人”曾多次向公家借鋪蓋，這是怎麽回事呢？
王冶坪頭一次開口向管理科借兩條被子時，工作人員都很詫異：借被子幹嗎？原來，江家有親戚從揚州來上海，主人打算在家裏攤兩個地鋪，留客人住上幾天。
工作人員建議，可以住行政處的小招待所嘛，路不遠，也不是賓館，一共三十來個床位，弄得還算幹淨，收費也較便宜，本來就是為機關一般幹部的親戚朋友來上海臨時住上幾天派用場的。江澤民說：“不找你們麻煩了，我們自己克服一下。再說家鄉來的人，住在一起談談家常，也更親熱些。”後來，工作人員不再把王冶坪向管理科借臥具看成稀罕事了，這似乎也是江家的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老家來人，就在家裏睡地鋪。他家親戚來上海的不算少，一年總有五六次，每次少則一二人，多則三四人，王冶坪一年也就要向管理科借五六次臥具，冬天借被子，夏天借席子。平心而論，江家由於人口多，住得並不寬敞。二、三樓三個房間，加起來50多平方米，一間是江澤民的辦公室，擺著一桌、一椅、一櫥和一個沙發，後來還放進了那架新買的鋼琴。一間是臥室，住著江氏夫婦和“毛頭”三個人。還有一間住著二媳婦與她的女兒。底樓二房一廳，一間住著老阿太與保姆，一間吃飯用，中間的廳作了會客室，也是全家人包括保姆吃過晚飯圍著看電視的地方。遇有老家來人住宿，就在客廳或辦公室裏打地鋪。底樓廚房之外還有一個小房間，半個多世紀前的建築師設計房屋結構時，這種正房之外的小間是讓傭人住的。現在的主人考慮這個小房間的光線、朝向都比較差，沒讓保姆住，往裏麵堆堆雜物，偶爾才臨時住上個把人。
總書記回“母校”
金秋的一個上午，旭陽初照，兩輛麵包車開進了西安交大校園，江澤民總書記來了！剛剛得到這個消息的潘季、史維祥等校領導同江澤民總書記緊緊握手。江澤民總書記身穿一件深藍色夾克衫，步履輕捷，滿麵紅光，顯得格外精神。在行政樓三樓的走廊裏，江澤民同誌趕上了走在前麵的一位滿頭白發、拄著手杖的老人。他就是1947年江澤民在交通大學就讀時，教過他“電機設計”課的老師嚴教授，江澤民上前握住了老教授的手：“嚴老師，您好。”83歲高齡的嚴教授同他這位學生上一次見麵還在50年代中期。時隔30多年，老教授怎麽也想不到，江澤民還一眼認出了他。
會議室洋溢著歡聲笑語。總書記坐在沙發上，麵對著他的老師們，向前欠起身子，關切地詢問著他們的身體，拉起了家常：“記得我們的係主任是鍾兆琳教授，現在住在華東醫院，我在上海時，幾乎每次去華東醫院，都要去看望他。”接著他深情地談起了幾位給他留下難忘印象的老師。他說：“當時念的什麽書，作者是誰，我都記得。我在長春汽車製造廠當總工的時候，嚴老師、沈老師、蔣老師去了，我盡地主之誼，請他們在長春飯店吃了便飯，後來還合了影，現在我還保留著這幾張照片。”說到這裏，江澤民環顧在場的人加強了語氣。他說，“我講這些想說明一個什麽意思呢？想說明尊師啊。它是我們中華民族很好的傳統，我們任何一個人的成長，從小開始就受到多少教師的培養，這些都是很難忘的。講這個意見，就是對現在的年輕學生要進行這方麵的教育，發揚這個傳統。尊師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直到現在，包括在上海當市長、市委書記時，見了鍾老師總是畢恭畢敬的。”
當潘季、史維祥匯報了校園建設，談起遷校和遷校後的巨大發展變化時，江澤民強調說：遷校那是周總理親自做動員。他感慨地說：“現在是一片鬱鬱蔥蔥啊。”他轉過身，對坐在身旁的蘇莊同誌說：“這是你很大的功勞。”
這時，學經濟法和半導體的兩個同學匆匆走了進來。江澤民站起身，熱情地同他們握手，詢問他們念什麽專業。當一位同學告訴他是學經濟法的，江澤民高興地說：“太好了，我們缺少搞經濟法的人才。”
見到年輕的同學們，仿佛又勾起了江澤民對自己學生時代的眷戀，他重新坐回沙發，接著說：“交大是我的母校。我讀的電機係基本都遷過來了，應該說這裏是我的母校。嚴教授是我的老師，教我‘電機設計’，沈教授，教我‘照明學’，蔣教授高我幾班，他當時是助教，也是我的老師。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應該來看望一下母校。看望看望我的老師。”他轉向同學們接著說：“你們沒來之前，我講了一番尊師之道，老師是很重要的。我進來之後，很羨慕你們，當年在上海時的交大校園可沒這麽好。”他轉過話題繼續說：“我們要把四個現代化搞上去啊，我看要有兩條。一條就是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整天亂哄哄的搞什麽建設。我們中國再也經不起折騰了。11億人啊，吃飯是個大問題，而且11億人的吃飯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必須靠我們自己。所以，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是個大問題，我們大家必須共同維護好安定團結。第二條，中國要把經濟搞上去。中國人腦子都聰明得很啊！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我看我們應該很好重視科技教育，要把四個現代化建設搞上去，沒有現代化的技術、科學，不教育培養出許多知識分子，四化是搞不成的。歸根結底，我們大家要齊心協力把經濟搞上去了，任何外國人，評頭論足也好，反對我們的也好，最後都會到我們這裏來。所以，我們一個是要維護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一個是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這就要依靠我們的科技教育，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江澤民還談起一件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前幾年給我出了個題目，說你到我們這裏來座談一下，來傳授傳授經驗，就是你怎麽從一個學電機的當上了上海市長。1986年，我到上海交大去了。我對他們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大學裏有市長係。我怎麽當市長呢，就一條經驗，幹什麽學什麽。”說到這裏，江澤民又對那個學經濟法的同學講，“你學的經濟法，我們國家現在最缺少的就是法製。要講民主就要講法製，講民主沒有法製那就是無政府狀態。我們有些人還缺乏民主法製觀念。比如說新聞自由吧，世界上哪有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所標榜的那個新聞自由？美國所有報紙都控製在各個財團手裏。假如你當他那個財團的新聞記者你罵他，他第二天就‘炒魷魚’嘍。”
江澤民的風趣又引起一片笑聲。
40多分鍾的聚談結束了。江澤民站起身來，同老師們一一握手，親切地祝願他們健康長壽。電機係等幾位學生走過來向江澤民問好。江澤民握著他們的手，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們：“希望你們把書念好。”
江澤民當教授
3月，上海已是春意盎然了，紅黃藍……各色各種花卉開了一片又一片，花團錦簇，煞是好看。
上海交通大學校園裏，男女大學生一個個健壯、美麗，歡聲笑語不時揚起來，那攜帶青春氣息的聲音飛入天空，融入無限的時空中去了。
上海交大今天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這位從上海交大畢業的優秀學士今天要被上海交大聘為教授之銜了。
這是母校所能給予的最大榮譽了。
現在，江澤民儼然是個真正的學者，他在受聘儀式上作了題為《能源發展趨勢與主要的節能措施》的學術報告。
在長達兩小時的學術報告中，江澤民對全球普遍關注的能源問題作了詳細闡述。他在著重分析了我國能源的狀況及能源消耗的特點後指出，我國能源的供需矛盾和緊張狀態不可能在短時期內解決，出路在於節能，要樹立起長期節約能源的思想。在報告中，他提出了節能的三項主要措施，即加強節能宣傳，提高廣大群眾的節能意識；依靠科技進步，大力推進節能技術改造；采取有力的組織措施，加強節能的綜合管理，利用行政、經濟、法律的手段促進節能工作的開展。
跟記者交朋友
有一位新華社記者叫李安定，是個高個子中年男子，他撰文披露了自己與江澤民長達數年、久經考驗的友誼：
鵝毛大雪紛紛揚揚下了一夜，清晨從落地窗望出去，陽台欄杆、院子裏的白皮鬆都披上了厚厚的銀裝。雪片仍在密密匝匝地落著，香爐峰則被雪幕完全遮住了。
住在香山飯店的是一批中國汽車界的巨頭和元老，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正在這裏舉行理事擴大會。本來通知說，江澤民總書記上午9點半要來看看老朋友――他曾在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過七年，可是人們估計他今天不會來了，因為雪大路滑，聽說山下的公共汽車都已經停駛了。
快到9點半，我想還是到門口看一看，這隻是出於一種記者的責任感。沒想到剛出電梯，就聽人們在說，“來了，來了。”走過去看，果然是江澤民總書記和眾人一道正往會議廳走去。我們正好迎麵相遇，他認出我，越過身邊的警衛和我握手。隨後，他指指我開始顯出中年人體態的腹部：“注意啊，不要和我一樣了。”
他先會見了和他共事過的老同事，又到會議廳看望全體與會代表，他完全沒有總書記的架子，並表現出一種用語言和情緒把握群眾的才能，使會場裏充滿一種老友重逢的鬆快氣氛。他說：“中國人有個道德觀念：不能忘本。算起來，我在一汽工作和生活了七年。人生幾何，七年，可不算短，看見曾經朝夕相處的朋友們，我又想起我們的老廠長饒斌同誌，當時的一汽集聚了全國的人才，是個培養人、鍛煉人的大熔爐。”
按安排，本來是禮儀性會見，可是江澤民坐下，海闊天空娓娓談了一個多小時，談汽車，談行業公會，談國情資源，談世界風雲，無遮無掩，談笑風生，會議廳裏不時響起一片笑聲。最後他打住話頭：“今天我們是老朋友會見，講話‘滑邊’之處在所難免。”說到此，他抬眼四下裏尋找，“安定同誌，我們達成協議，今天的講話notto bere ported（不供發表），你需要采訪什麽，我們以後可以專門談。”
對於這位中國目前黨的最高領導人，我局限於視野有限，無從作出全麵評價，但我和江澤民認識近十年間，他待友真誠、念舊思故給我印象頗深。
我初次接觸江澤民是在1981年秋，在他做國家進出口委副主任任上。當時我受副總理穀牧之派，跑了一個多月，寫了一篇部門間互相扯皮的調查報告，眾多中央負責人在報告上作了指示。由於報告所涉及的是一個出口企業的擴建問題，國務院確定由江澤民主持處理。我作為采寫這個報告的新華社記者，也獲準參與處理工作。
這是一件很棘手的工作，報告中涉及的十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坐在一起，由於有可能對具體責任者進行追究，與會者個個像立起芒刺的刺蝟。要分清責任，真是談何容易。處理過程長達三星期，真是按下葫蘆起來瓢。我在一邊旁視，暗暗佩服江澤民這位主持人協調和分析問題的才幹。處理的結論，已經和初衷有了很大不同，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而把板子打在體製上，即：我們體製的現狀，如同一筐螃蟹，彼此牽製，無法順利運作。這是一個深刻而又人人能接受的結論，一場各部門劍拔弩張的風波遂告平息。這下我才懂得，處理危機的確是一種藝術。
處理的結果，江澤民要給中央寫一份報告，我要據此寫一份材料。因此每次會後，他常常留我一起商量。他對我這個當時還涉世不深的年輕記者不擺架子，完全做平等的合作者，字斟句酌地推敲，有時過了開飯時間，他就帶我到樓下食堂買兩個冷饅頭和一角五分一份的熬茄子草草地對付一餐。
當時，國家機關高層領導裏，像他這種解放後成長起來的知識型、技術型領導者還並不多。與他們接觸，會強烈感到一種務實的、不打官腔的快節奏。
不久，進出口委撤銷，江澤民做了電子部部長。一次電子部某公司在北京莫斯科餐廳開成立招待會。我因故去晚了，主人已經開始致詞，我在最後一桌找空坐下，遠遠看見江坐在主賓席，隻見他幾次抬起手臂，我也並沒有在意。致詞後，午餐開始，我看見江部長起身徑直向我走來，“安定，好久不見。”他拍拍我的肩膀，“看見你進來，我一直在招呼你。”他說。我連忙站起來說：“實在對不起，沒想到您是在招呼我。”真的，如果說，招手致意是禮貌的舉止，離席來和我敘舊，則讓我感到了種具有人情味的親切。
1985年6月，江澤民調任上海市長，次年3月，他作為補選的上海代表，第一次參加全國人代會。我當時作駐會記者，在日常報道之餘，《）+望》雜誌約我寫一篇關於江市長的專訪。他在上海剛接待新西蘭總理朗伊，晚到一兩天，一來就很忙――趁到北京開會，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和各部門接洽。去采訪的記者很多，但他對秘書說，對於老朋友，無論如何要擠時間談。
我每次和江澤民談話或采訪，總有個印象，他並不是高高在上應付記者，也不是按他需要的調子讓你湊成一篇稿子。我們談話總是放得很開，寫他家鄉揚州的詩詞到他在市長任上碰到的怪事。
由於主人開了綠燈，我獲得了專訪機會。剛剛坐下，又巧遇副市長們來匯報工作。
江市長忙把他們往客廳裏讓，一麵說：“安定等了我好幾天了，你們請坐一下，我先和他談。”這下，我真是有些不自在了：“不，你們研究的是大事，你們先談，不介意的話，我旁聽如何。”於是大家落座，市長們討論，我邊聽邊記。顧及讓我能聽明白，有時江市長還轉向我作一些簡明的解釋。他捧出一本精美的規劃圖冊告訴我：“這次規劃試圖擺脫過去‘麵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麵’‘攤大餅’的老做法，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作了城鄉一體化的通盤考慮。總的布局，由中心城區、衛星城、小城鎮、農村集鎮四個層次組成。”他特別提到浦東：“上海的中心區包括現在的市區和將要開發的浦東，以此為主體，把吳淞、嘉定、閔行、金山等七個衛星城連起來，形成指狀形態。在伸開的五指之間，規劃成大片的楔形綠地。”邊說，他邊伸出粗壯的大手，因此，這個形象的比喻至今我還曆曆在目。
副市長們告辭已是深夜，江市長往沙發上一靠，說：“終於靜下來了，可以回答你的提問了。”當晚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據我所知，以前你並沒有做市長的經驗甚至思想準備，那你靠什麽當好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的市長？”江澤民沉思片刻：“我是上海的第一個平民市長。曆任的上海市長，從陳老總的大將風範到我的前任汪市長的博學之才，他們都是在建國前就具備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而當時我隻是一個剛剛參加革命的大學生。前不久，交通大學同學會來信，約我談談怎樣從一個電機係的大學生成為市長的。我的答案是一句話：幹什麽，學什麽；幹一行，愛一行。我從交大畢業，在食品廠當動力師，上海解放後我當廠長，正逢國民黨轟炸、炸壞了發電廠，那時，我每天兩點鍾就起來，自己動手發電。我沒有想過以後要當部長、當市長，隻想把手裏的工作幹好，不要等老了再歎青春荒度。”當晚，我離開時，已經淩晨一點鍾了，但江澤民始終精力充沛，沒有絲毫不耐煩。事後我為《）+望》周刊寫了一篇專訪《上海應當麵向世界，麵向未來――訪上海市長江澤民》。
1990年3月，中共中央江澤民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總編輯的采訪，擔任美方翻譯的是一位在北京大學讀過書的美國姑娘，她告訴江澤民：“早在1986年，我就在《）+望》上讀過關於您的文章。”江回答說：“那是新華社記者李安定撰寫的，我們是老朋友了。”
給總書記講課的年輕人
1994年12月10日上午8點50分，飛往上海的1501航班準時從首都機場起飛。乘務員向乘客分發當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機艙後部一位穿著普通的乘客麵前停下來，乘務員看看手中的報紙，又看看這位三十八九歲的乘客，他不就是昨天給江澤民總書記講課的曹建明老師嗎？
他正是曹建明。此刻，他有些不好意思：不知不覺間，自己已成了新聞人物。
1994年12月9日上午，曹建明來到中南海懷仁堂，他作為第一課的主講老師，為中央領導講授“國際商貿法律製度及關貿總協定”。走過鋪著紅地毯的走廊，進入中廳，這是政治局委員開會的地方，中央橢圓形會議桌四周，擺放著22把椅子。
國務委員彭佩雲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早早來到懷仁堂，曾慶紅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他熱情地向曹建明表示歡迎，他怕曹建明緊張，一再鼓勵道：“你要放開講，我們都是學生，你是老師，你要像老師對學生那樣。”
接著，曹建明看著陸續進來的領導同誌劉華清、任建新、司馬義？艾買提、李鐵映、李瑞環、胡錦濤；8點59分，喬石、江澤民進入懷仁堂。司法部長肖揚向江澤民介紹：“這是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係主任、教授曹建明，今天的主講老師。”江澤民親切地和曹建明握手。
喬石同誌落座時，對坐在身旁的劉華清說：“當學生，我是積極的！”劉華清同誌接著說：“我比你來得還早！”喬石同誌風趣地說：“向解放軍同誌學習！”引起一陣笑聲。中央領導平易近人的風度和說笑，驅散了曹建明心頭的最後一點緊張，他精神抖擻地坐在江澤民總書記對麵的主講席上。其他聽講的同誌分左右兩側入座，每個人麵前都有一份簡明的講稿，大家同桌而坐，氣氛親切自然。
講課正式開始，江總書記用了5分鍾致主持詞，曹建明認真聽著，江總書記鮮明地提出的依法治國思想，給了他無形的鼓勵。
曹建明講得很瀟灑，豐富的理論和生動的實例相結合，引用大量的最新數據，虛實兼顧，侃侃而談。江澤民等領導同誌時而凝神聽講，時而提筆記錄。曹建明準確無誤地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議。他在講課中談到侵權商標問題又談到反傾銷問題。江澤民說：“外經貿部的同誌到沒有，有關這方麵的問題，一定要好好研究，要好好聽一聽。”
中央領導同誌聽課之後，像認真的學生一樣開始自由發言，還提出一些問題，如“中國複關的法律障礙”、“企業無序競爭給中國對外貿易帶來的影響和損失”等。討論中，曹建明認真地進行了解說，並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知不覺間，已經11點多，學生和老師仍意猶未盡。在江澤民同誌提議下，學生們以熱烈的掌聲向曹建明老師表示了謝意。
大家陸續退出中廳，曹建明低頭忙著整理自己的講稿，有人悄悄告訴他，江總書記還等著向他致謝，曹建明抬頭一看，江澤民同誌已站著等候了好一會兒，看到他整理完畢，馬上向他走來，曹建明激動地迎上前去。江總書記緊握住他的手，連聲說：“謝謝老師！”這時胡錦濤也走過來，握著曹建明的手說：“你是南通人吧？你的課講得很好，謝謝！”
作為一名普通教師，看到這些年齡比自己大的中央領導同誌這樣重視知識，尊重老師，曹建明心裏十分感動，他感到作為一名年輕法律工作者的重任。
曹建明生長在上海一個普通家庭裏，父親當了30多年廠長，母親在一家紡織廠任車間黨總支書記。他是老大，下麵還有兩個妹妹，1972年初中畢業後，他在安徽績溪工作幾年，後來到上海市衛生局衛生處任政工組負責人。粉碎“四人幫”後，他參與了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曹建明在辦案中意識到，一個國家，多麽需要健全的法製建設啊！1979年，他參加高考，填了八個誌願，有六個是法律專業。
隨著華東政法學院的恢複重建，作為第一批學生，曹建明在這裏迎來了我國法學界的春天。他發憤刻苦鑽研，獲碩士學位；又教書八年，從講師到副教授到教授，都是破格晉升，在法學特別是國際法學領域成為中青年學科帶頭人。近年來，他主編和參加編寫的法學著作有19部，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190多篇，他還是上海市1990至1994年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中法學著作的惟一獲得者。
1989年8月，正在比利時根特大學法學院學習的曹建明，應瑞士著名法學權威勝雅津教授邀請到瑞士洛桑的比較法研究所訪問。
8月的洛桑，花園般美麗，而曹建明訪問的一周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和勝雅津教授在研究所的辦公室裏度過的。他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坦率地表述自己的觀點，談中國法律的發展……勝雅津教授從書架上抽出曹建明的《國際產品責任法》和他主編的《論文集》，說“我很喜歡你對學術的認真研究精神”。看到教授這麽關注一個中國青年學者，曹建明非常驚訝，同時內心充滿了感激。
臨行前，兩人已結下深厚的友誼，曹建明感謝教授的盛情款待，他開玩笑地說：“這一星期，我喝了你這麽多可口可樂。”勝雅津教授用流利的漢語說：“不要謝我，你喝了我的可口可樂，我從你這裏喝了許多知識可樂。”兩人大笑起來。勝雅津教授認真地說：“你是個很有才華的年輕人，有一點可惜，你沒有在這裏讀博士學位，你如果願意，我可以為你介紹。”看著教授那誠摯的目光，曹建明明確地說：“我的事業在中國。”
1989年10月27日，曹建明從比利時回國，懷著對祖國的一腔摯愛和對中國法學事業的執著追求，他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白天緊張工作，夜間挑燈夜戰，每學期他完成的教學工作總是比規定的高出2至3倍。領導關心他的身體，幾次安排他去休養，他都推辭了。
作為上海市政府的立法谘詢專家，他大量的數據來自調查研究。這幾年，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多少星期天、節假日都是在調研、講課中度過的。
1993年7月，曹建明應邀赴日本參加“太平洋地區國際法會議”，會議第二天，他登上了講台，用英語作了《中國國際投資法的新發展》的報告。他從改革開放後已開辦10萬多家外資企業講到中國500多部涉外法規的特點；從經濟特區講到浦東新區；從中國鼓勵外商投資領域的擴大到現行投資法規與國際慣例接軌……這一切都使各國教授和專家感到極大的興趣。盡管在他之後發言的還有兩位教授，但大會討論的主題幾乎都集中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上。
曹建明在國外獲得如此殊榮，卻沒有半點改變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辦公室很簡陋，五六張辦公桌擠在一起。作為係主任，他的辦公桌靠窗放著，桌上擺滿了講義、文件和各種資料，電話鈴聲此起彼伏，他忙得不亦樂乎。新年前夕，他要趕赴台灣，台灣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生前曾親筆邀他去參加“海峽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會上他將就中國國際經濟法的新發展作專題報告。從台灣回來後，他還將赴北京，為有關部長、廳局長再舉辦講座。他有幹不完的事情，身上煥發著勃勃朝氣和活力。
江主席心係億萬人民健康
肝髒在人體複雜的生命過程中，擔負著物質代謝、解毒排泄、造血和凝血等數千種功能，是“人體化工廠”和“營養庫”。
然而，肝癌作為一種高發性疾病，在發展中國家無情地蔓延、肆虐，吞噬著人民的生命。在我國，每年死於肝癌的患者達13萬之眾，已成為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大敵。為了製服這一病魔，心係12億人民健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我國著名肝膽外科專家、中科院院士、一級教授吳孟超，圍繞肝膽外科事業的發展，進行了親切的交往。
1995年10月6日，北京京豐賓館廣場。江澤民主席會見參加全軍後勤科技大會的代表，當走到吳孟超教授麵前時，腳步停住了，他一麵與吳老握手，一麵捏了捏吳老的衣服，關切地問：“您怎麽穿這麽少的衣服，可別凍著了啊！”江主席轉身向劉華清副主席介紹道：“這是吳孟超教授，著名的肝膽外科專家。”劉副主席笑道：“認識，認識。”
1995年5月20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江主席會見駐滬三軍師以上幹部，講話一開始就說：“離開上海幾年來，由於幹部的成長與交流，你們當中好多同誌我都不認識了，但吳孟超同誌我是熟悉的，他領導的東方肝膽外科是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
1994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吳孟超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他和其他獲獎者一起受到了江主席的親切會見。
1992年1月18日，駐滬某部禮堂。江主席在會見駐滬三軍領導幹部時，左右環顧，一時沒看到吳老，便關切地問道：“二醫的吳孟超教授來了沒有？”當聽到站在後排的吳老應聲答到時，江主席向他招手致意。
1991年5月10日，江主席在總後會見全軍醫學科委會成員時，握著吳老的手介紹說：
“我和吳孟超教授是老朋友了。”
在吳老的書房，珍藏著近五年來江主席12次會見他的照片資料，僅1992年就達五次之多。人們不禁會問：“江主席怎麽這樣關心吳孟超教授？”
個中奧秘，就是：江主席心係中華民族億萬人民的健康和中國肝膽外科事業，而吳孟超在該領域功勳卓著。正是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把我黨第三代領導核心和一代名醫連在了一起。
那時江澤民還在上海，身材結實，肩膀寬挺，臉龐方正，前額飽滿，給人以一種淳厚敦實的感覺。他那一口帶點蘇北味的普通話，以及偶爾插科打諢來上幾句蠻道地的上海話，使人覺得親切中帶點幽默感。而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很有特色的深色邊框的大眼鏡，鏡片後麵那雙深邃的眼睛，則又顯露出一種富於機智和涵養的學者風度。
1985年秋，數月前由北京電子工業部部長調任上海市市委副書記、市長的江澤民同誌，舉家搬進康平路市委大院來了。
搬家這一天，工作人員跑去問江澤民：可要為你家準備午餐？江說：搬搬弄弄，怕是沒有時間自己燒飯了。這樣好嘍，就請食堂為我家一人來一碗蓋澆麵吧，別的什麽也不要弄。工作人員又問：麵條燒好，要不要給送來？江擺擺手說：不要添麻煩了，我們到食堂來吃，講好了，就來一碗蓋澆麵，別的什麽也別弄。
中午，食堂像往常一樣開飯，蒸飯、饅頭，四五種菜，供應市委印刷廠和機關的七八百號人分批用餐，忙乎了一陣子。等到就餐者都走得差不多了，夥房裏也稍許空下來，工作人員就請大師傅準備下麵條，同時請江澤民一家來吃午飯。老老少少，他家來了八口子，到食堂一坐下，江澤民就叫他的一個媳婦去買飯菜票。老少無欺，每個3兩5角，當場付掉。麵條端出來，一人一碗，澆頭是肉絲、筍絲、鹽菜絲。江澤民看上去胃口挺好，呼啦呼啦吃得挺香。一麵吃，他一麵對行政處的一位同誌說：“聽你的口音，你是湖北人口羅？噢，沔陽，那是洪湖赤衛隊的老鄉口羅。”說到這裏，他腔調一轉，講起像模像樣的湖北話來，“我在湖北工作過，接觸的人也不少，你們湖北人很聰明。湖北人喜歡吃辣，湖北的豆豉也很好吃，我最喜歡吃湖北的豆豉了。今天，我吃到上海的麵條了，也很好吃，你們食堂搞得不錯，大飯店也沒吃到過這麽好的麵條喲。”
吃完麵條，江澤民叫家人先回去，他走進夥房，與幾位大師傅一一握手打招呼：“你們辛苦了，今後，我們要在一起工作啦。”王師傅滿手油汙，不好意思把手伸出來，江澤民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說：“老師傅，麻煩你啦。”他在夥房的各個角落和食堂的樓上樓下都轉了一圈，順便了解食堂的供應情況。餘慶路上的市委機關食堂是一幢二層樓房，原先隻開上麵一層，後來就餐者不斷增加，過於擁擠，遂將原來堆物用的底層也辟為餐廳了。等江澤民一走，幾位大師傅打開了話匣子：“看起來，這位新書記沒什麽架子，待人倒是挺和氣的。”
後來，江澤民有時去外灘市府辦公，會議往往又多又長，遇上來不及回家吃午飯，通常就到市府食堂買上三兩蓋澆麵，呼啦呼啦吃個精光。有開玩笑者為此送了他一個謔號：“麵條市長”。
江家保姆珍貴的回憶
在安徽，有個叫小紅的姑娘，她有著令人羨慕的經曆――曾給江澤民家當過保姆，說起那段生活，這位清秀的女性眼睛忍不住濕潤起來。
江澤民在上海期間，家中先後用過兩個保姆。頭一個是從北京跟來的小紅，安徽人，剛到上海時還不滿20歲。幹了二三年，未婚夫催小紅回去成親，此時她已對江家有了感情，不忍離去，江家也舍不得放她走，但不能耽誤人家的終身大事呀，最終還是依依不舍地讓她走了。小紅走後，江家有很長時間沒用保姆，揚州一個姑媽曾來幫著燒燒飯，家務事大部分都是由江澤民的夫人王冶坪挑在肩上。後來王冶坪生病住院，這才由行政處安排，臨時找了個小王，幫江家燒燒飯，料理一點家務。
江家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保姆同桌吃飯，保姆不到，飯桌不開。舉家上下，皆把保姆看做自家人，客客氣氣，和和睦睦。江澤民的嶽母，家人都稱她“老阿太”，80多歲了，身體尚健，一天到晚閑不住，不管家裏用不用保姆，她不是幫著擇擇菜，掃掃地，就是幫著抹抹桌子、收拾碗筷。按國家規定，省市委負責人每月有若幹元保姆費，江家把這筆錢如數付給保姆不算，還貼上幾十元湊個整數。用江澤民的話說，他家裏人口多，零零碎碎的家務事總歸多一些，按勞付酬，不能虧待了保姆。
小王從常熟來，比小紅大10歲，第一次踏進江澤民的家門時，心裏很緊張，想象不出這麽大的官兒家裏，是何等排場，有哪些規矩，擔心自己幹不好這份差事。江澤民見她手足無措的樣子，便安慰她說：“你不用緊張，隻要把飯菜燒熟，我們就滿足了。我們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家，王冶坪身體不好，你給我們燒燒飯，就幫了我們最大的忙了。”江澤民邊跟她打趣說：“我們都是家鄉人，你是常熟，我是揚州，老鄉幫老鄉。”
小王在江家幹了三個月，因為心髒病發，根據醫生的意見，回老家養病去了。臨走時，王冶坪送了她一袋水果和麥乳精，一直把她送到大門口，還一再囑咐她回去後要養好身體，有空全家一起到上海來玩。小王是個很樸實的城鎮婦女，她含著淚水，與江家依依而別：“我剛來時，非常緊張，路也不敢走，還怕燒不好飯菜，三個月下來，想不到你們吃住都這麽普通，待我都這麽好，我真感到離不開你們了。”
根據江澤民夫婦的意思，小王走後，行政處專門跟小王所在的常熟支塘鎮取得了聯係，請鎮上對她的治病與工作安排給予適當的照顧。後來，小王與丈夫到上海來看望江澤民及家人，江家熱情接待，晚上就讓小王夫婦睡在他們家裏。
“第一夫人”的笑話
在裝修房子期間，王冶坪還鬧過一個小笑話。那時江澤民剛到上海，臨時住虹橋迎賓館。一天中午，王冶坪吃過午飯，用童車推著愛孫“毛頭”，到馬路對麵的一家賓館看望一位北京來的老同誌。到了賓館門口，被門衛擋了駕，不讓進。王冶坪說找北京來的住某某號房間的某某人，這位門衛打了電話，證實某某房間確有某某人，這才同意放她進去，但要她填一張會客單，對於不乘轎車進出者，這也是例行公事。這時，坐在門房的另一位門衛發話了：“算了算了，別難為她了，人家當保姆的，又不識字，你要人家填什麽單子？”正說著，北京的某某同誌從裏麵走出來了，一見到王冶坪，就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說：“喔，江書記的夫人來了。”兩位門衛麵麵相覷，頗為尷尬。王冶坪一笑了之。也難怪門衛，王冶坪平時衣著極為普通，且不燙發，不施脂粉，這一天上身穿的是一件很平常的棕灰色毛衣，下穿藏青色褲子，腳上一雙平口布鞋，又推著一輛童坐車，跟出現在某些電影電視片中的那種雍容華貴的官太太相比，實難對得上號。
這位後來的“第一夫人”曾多次向公家借鋪蓋，這是怎麽回事呢？
王冶坪頭一次開口向管理科借兩條被子時，工作人員都很詫異：借被子幹嗎？原來，江家有親戚從揚州來上海，主人打算在家裏攤兩個地鋪，留客人住上幾天。
工作人員建議，可以住行政處的小招待所嘛，路不遠，也不是賓館，一共三十來個床位，弄得還算幹淨，收費也較便宜，本來就是為機關一般幹部的親戚朋友來上海臨時住上幾天派用場的。江澤民說：“不找你們麻煩了，我們自己克服一下。再說家鄉來的人，住在一起談談家常，也更親熱些。”後來，工作人員不再把王冶坪向管理科借臥具看成稀罕事了，這似乎也是江家的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老家來人，就在家裏睡地鋪。他家親戚來上海的不算少，一年總有五六次，每次少則一二人，多則三四人，王冶坪一年也就要向管理科借五六次臥具，冬天借被子，夏天借席子。平心而論，江家由於人口多，住得並不寬敞。二、三樓三個房間，加起來50多平方米，一間是江澤民的辦公室，擺著一桌、一椅、一櫥和一個沙發，後來還放進了那架新買的鋼琴。一間是臥室，住著江氏夫婦和“毛頭”三個人。還有一間住著二媳婦與她的女兒。底樓二房一廳，一間住著老阿太與保姆，一間吃飯用，中間的廳作了會客室，也是全家人包括保姆吃過晚飯圍著看電視的地方。遇有老家來人住宿，就在客廳或辦公室裏打地鋪。底樓廚房之外還有一個小房間，半個多世紀前的建築師設計房屋結構時，這種正房之外的小間是讓傭人住的。現在的主人考慮這個小房間的光線、朝向都比較差，沒讓保姆住，往裏麵堆堆雜物，偶爾才臨時住上個把人。
總書記回“母校”
金秋的一個上午，旭陽初照，兩輛麵包車開進了西安交大校園，江澤民總書記來了！剛剛得到這個消息的潘季、史維祥等校領導同江澤民總書記緊緊握手。江澤民總書記身穿一件深藍色夾克衫，步履輕捷，滿麵紅光，顯得格外精神。在行政樓三樓的走廊裏，江澤民同誌趕上了走在前麵的一位滿頭白發、拄著手杖的老人。他就是1947年江澤民在交通大學就讀時，教過他“電機設計”課的老師嚴教授，江澤民上前握住了老教授的手：“嚴老師，您好。”83歲高齡的嚴教授同他這位學生上一次見麵還在50年代中期。時隔30多年，老教授怎麽也想不到，江澤民還一眼認出了他。
會議室洋溢著歡聲笑語。總書記坐在沙發上，麵對著他的老師們，向前欠起身子，關切地詢問著他們的身體，拉起了家常：“記得我們的係主任是鍾兆琳教授，現在住在華東醫院，我在上海時，幾乎每次去華東醫院，都要去看望他。”接著他深情地談起了幾位給他留下難忘印象的老師。他說：“當時念的什麽書，作者是誰，我都記得。我在長春汽車製造廠當總工的時候，嚴老師、沈老師、蔣老師去了，我盡地主之誼，請他們在長春飯店吃了便飯，後來還合了影，現在我還保留著這幾張照片。”說到這裏，江澤民環顧在場的人加強了語氣。他說，“我講這些想說明一個什麽意思呢？想說明尊師啊。它是我們中華民族很好的傳統，我們任何一個人的成長，從小開始就受到多少教師的培養，這些都是很難忘的。講這個意見，就是對現在的年輕學生要進行這方麵的教育，發揚這個傳統。尊師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直到現在，包括在上海當市長、市委書記時，見了鍾老師總是畢恭畢敬的。”
當潘季、史維祥匯報了校園建設，談起遷校和遷校後的巨大發展變化時，江澤民強調說：遷校那是周總理親自做動員。他感慨地說：“現在是一片鬱鬱蔥蔥啊。”他轉過身，對坐在身旁的蘇莊同誌說：“這是你很大的功勞。”
這時，學經濟法和半導體的兩個同學匆匆走了進來。江澤民站起身，熱情地同他們握手，詢問他們念什麽專業。當一位同學告訴他是學經濟法的，江澤民高興地說：“太好了，我們缺少搞經濟法的人才。”
見到年輕的同學們，仿佛又勾起了江澤民對自己學生時代的眷戀，他重新坐回沙發，接著說：“交大是我的母校。我讀的電機係基本都遷過來了，應該說這裏是我的母校。嚴教授是我的老師，教我‘電機設計’，沈教授，教我‘照明學’，蔣教授高我幾班，他當時是助教，也是我的老師。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應該來看望一下母校。看望看望我的老師。”他轉向同學們接著說：“你們沒來之前，我講了一番尊師之道，老師是很重要的。我進來之後，很羨慕你們，當年在上海時的交大校園可沒這麽好。”他轉過話題繼續說：“我們要把四個現代化搞上去啊，我看要有兩條。一條就是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整天亂哄哄的搞什麽建設。我們中國再也經不起折騰了。11億人啊，吃飯是個大問題，而且11億人的吃飯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必須靠我們自己。所以，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是個大問題，我們大家必須共同維護好安定團結。第二條，中國要把經濟搞上去。中國人腦子都聰明得很啊！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我看我們應該很好重視科技教育，要把四個現代化建設搞上去，沒有現代化的技術、科學，不教育培養出許多知識分子，四化是搞不成的。歸根結底，我們大家要齊心協力把經濟搞上去了，任何外國人，評頭論足也好，反對我們的也好，最後都會到我們這裏來。所以，我們一個是要維護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一個是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這就要依靠我們的科技教育，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江澤民還談起一件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前幾年給我出了個題目，說你到我們這裏來座談一下，來傳授傳授經驗，就是你怎麽從一個學電機的當上了上海市長。1986年，我到上海交大去了。我對他們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大學裏有市長係。我怎麽當市長呢，就一條經驗，幹什麽學什麽。”說到這裏，江澤民又對那個學經濟法的同學講，“你學的經濟法，我們國家現在最缺少的就是法製。要講民主就要講法製，講民主沒有法製那就是無政府狀態。我們有些人還缺乏民主法製觀念。比如說新聞自由吧，世界上哪有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所標榜的那個新聞自由？美國所有報紙都控製在各個財團手裏。假如你當他那個財團的新聞記者你罵他，他第二天就‘炒魷魚’嘍。”
江澤民的風趣又引起一片笑聲。
40多分鍾的聚談結束了。江澤民站起身來，同老師們一一握手，親切地祝願他們健康長壽。電機係等幾位學生走過來向江澤民問好。江澤民握著他們的手，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們：“希望你們把書念好。”
江澤民當教授
3月，上海已是春意盎然了，紅黃藍……各色各種花卉開了一片又一片，花團錦簇，煞是好看。
上海交通大學校園裏，男女大學生一個個健壯、美麗，歡聲笑語不時揚起來，那攜帶青春氣息的聲音飛入天空，融入無限的時空中去了。
上海交大今天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這位從上海交大畢業的優秀學士今天要被上海交大聘為教授之銜了。
這是母校所能給予的最大榮譽了。
現在，江澤民儼然是個真正的學者，他在受聘儀式上作了題為《能源發展趨勢與主要的節能措施》的學術報告。
在長達兩小時的學術報告中，江澤民對全球普遍關注的能源問題作了詳細闡述。他在著重分析了我國能源的狀況及能源消耗的特點後指出，我國能源的供需矛盾和緊張狀態不可能在短時期內解決，出路在於節能，要樹立起長期節約能源的思想。在報告中，他提出了節能的三項主要措施，即加強節能宣傳，提高廣大群眾的節能意識；依靠科技進步，大力推進節能技術改造；采取有力的組織措施，加強節能的綜合管理，利用行政、經濟、法律的手段促進節能工作的開展。
跟記者交朋友
有一位新華社記者叫李安定，是個高個子中年男子，他撰文披露了自己與江澤民長達數年、久經考驗的友誼：
鵝毛大雪紛紛揚揚下了一夜，清晨從落地窗望出去，陽台欄杆、院子裏的白皮鬆都披上了厚厚的銀裝。雪片仍在密密匝匝地落著，香爐峰則被雪幕完全遮住了。
住在香山飯店的是一批中國汽車界的巨頭和元老，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正在這裏舉行理事擴大會。本來通知說，江澤民總書記上午9點半要來看看老朋友――他曾在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過七年，可是人們估計他今天不會來了，因為雪大路滑，聽說山下的公共汽車都已經停駛了。
快到9點半，我想還是到門口看一看，這隻是出於一種記者的責任感。沒想到剛出電梯，就聽人們在說，“來了，來了。”走過去看，果然是江澤民總書記和眾人一道正往會議廳走去。我們正好迎麵相遇，他認出我，越過身邊的警衛和我握手。隨後，他指指我開始顯出中年人體態的腹部：“注意啊，不要和我一樣了。”
他先會見了和他共事過的老同事，又到會議廳看望全體與會代表，他完全沒有總書記的架子，並表現出一種用語言和情緒把握群眾的才能，使會場裏充滿一種老友重逢的鬆快氣氛。他說：“中國人有個道德觀念：不能忘本。算起來，我在一汽工作和生活了七年。人生幾何，七年，可不算短，看見曾經朝夕相處的朋友們，我又想起我們的老廠長饒斌同誌，當時的一汽集聚了全國的人才，是個培養人、鍛煉人的大熔爐。”
按安排，本來是禮儀性會見，可是江澤民坐下，海闊天空娓娓談了一個多小時，談汽車，談行業公會，談國情資源，談世界風雲，無遮無掩，談笑風生，會議廳裏不時響起一片笑聲。最後他打住話頭：“今天我們是老朋友會見，講話‘滑邊’之處在所難免。”說到此，他抬眼四下裏尋找，“安定同誌，我們達成協議，今天的講話notto bere ported（不供發表），你需要采訪什麽，我們以後可以專門談。”
對於這位中國目前黨的最高領導人，我局限於視野有限，無從作出全麵評價，但我和江澤民認識近十年間，他待友真誠、念舊思故給我印象頗深。
我初次接觸江澤民是在1981年秋，在他做國家進出口委副主任任上。當時我受副總理穀牧之派，跑了一個多月，寫了一篇部門間互相扯皮的調查報告，眾多中央負責人在報告上作了指示。由於報告所涉及的是一個出口企業的擴建問題，國務院確定由江澤民主持處理。我作為采寫這個報告的新華社記者，也獲準參與處理工作。
這是一件很棘手的工作，報告中涉及的十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坐在一起，由於有可能對具體責任者進行追究，與會者個個像立起芒刺的刺蝟。要分清責任，真是談何容易。處理過程長達三星期，真是按下葫蘆起來瓢。我在一邊旁視，暗暗佩服江澤民這位主持人協調和分析問題的才幹。處理的結論，已經和初衷有了很大不同，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而把板子打在體製上，即：我們體製的現狀，如同一筐螃蟹，彼此牽製，無法順利運作。這是一個深刻而又人人能接受的結論，一場各部門劍拔弩張的風波遂告平息。這下我才懂得，處理危機的確是一種藝術。
處理的結果，江澤民要給中央寫一份報告，我要據此寫一份材料。因此每次會後，他常常留我一起商量。他對我這個當時還涉世不深的年輕記者不擺架子，完全做平等的合作者，字斟句酌地推敲，有時過了開飯時間，他就帶我到樓下食堂買兩個冷饅頭和一角五分一份的熬茄子草草地對付一餐。
當時，國家機關高層領導裏，像他這種解放後成長起來的知識型、技術型領導者還並不多。與他們接觸，會強烈感到一種務實的、不打官腔的快節奏。
不久，進出口委撤銷，江澤民做了電子部部長。一次電子部某公司在北京莫斯科餐廳開成立招待會。我因故去晚了，主人已經開始致詞，我在最後一桌找空坐下，遠遠看見江坐在主賓席，隻見他幾次抬起手臂，我也並沒有在意。致詞後，午餐開始，我看見江部長起身徑直向我走來，“安定，好久不見。”他拍拍我的肩膀，“看見你進來，我一直在招呼你。”他說。我連忙站起來說：“實在對不起，沒想到您是在招呼我。”真的，如果說，招手致意是禮貌的舉止，離席來和我敘舊，則讓我感到了種具有人情味的親切。
1985年6月，江澤民調任上海市長，次年3月，他作為補選的上海代表，第一次參加全國人代會。我當時作駐會記者，在日常報道之餘，《）+望》雜誌約我寫一篇關於江市長的專訪。他在上海剛接待新西蘭總理朗伊，晚到一兩天，一來就很忙――趁到北京開會，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和各部門接洽。去采訪的記者很多，但他對秘書說，對於老朋友，無論如何要擠時間談。
我每次和江澤民談話或采訪，總有個印象，他並不是高高在上應付記者，也不是按他需要的調子讓你湊成一篇稿子。我們談話總是放得很開，寫他家鄉揚州的詩詞到他在市長任上碰到的怪事。
由於主人開了綠燈，我獲得了專訪機會。剛剛坐下，又巧遇副市長們來匯報工作。
江市長忙把他們往客廳裏讓，一麵說：“安定等了我好幾天了，你們請坐一下，我先和他談。”這下，我真是有些不自在了：“不，你們研究的是大事，你們先談，不介意的話，我旁聽如何。”於是大家落座，市長們討論，我邊聽邊記。顧及讓我能聽明白，有時江市長還轉向我作一些簡明的解釋。他捧出一本精美的規劃圖冊告訴我：“這次規劃試圖擺脫過去‘麵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麵’‘攤大餅’的老做法，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作了城鄉一體化的通盤考慮。總的布局，由中心城區、衛星城、小城鎮、農村集鎮四個層次組成。”他特別提到浦東：“上海的中心區包括現在的市區和將要開發的浦東，以此為主體，把吳淞、嘉定、閔行、金山等七個衛星城連起來，形成指狀形態。在伸開的五指之間，規劃成大片的楔形綠地。”邊說，他邊伸出粗壯的大手，因此，這個形象的比喻至今我還曆曆在目。
副市長們告辭已是深夜，江市長往沙發上一靠，說：“終於靜下來了，可以回答你的提問了。”當晚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據我所知，以前你並沒有做市長的經驗甚至思想準備，那你靠什麽當好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的市長？”江澤民沉思片刻：“我是上海的第一個平民市長。曆任的上海市長，從陳老總的大將風範到我的前任汪市長的博學之才，他們都是在建國前就具備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而當時我隻是一個剛剛參加革命的大學生。前不久，交通大學同學會來信，約我談談怎樣從一個電機係的大學生成為市長的。我的答案是一句話：幹什麽，學什麽；幹一行，愛一行。我從交大畢業，在食品廠當動力師，上海解放後我當廠長，正逢國民黨轟炸、炸壞了發電廠，那時，我每天兩點鍾就起來，自己動手發電。我沒有想過以後要當部長、當市長，隻想把手裏的工作幹好，不要等老了再歎青春荒度。”當晚，我離開時，已經淩晨一點鍾了，但江澤民始終精力充沛，沒有絲毫不耐煩。事後我為《）+望》周刊寫了一篇專訪《上海應當麵向世界，麵向未來――訪上海市長江澤民》。
1990年3月，中共中央江澤民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總編輯的采訪，擔任美方翻譯的是一位在北京大學讀過書的美國姑娘，她告訴江澤民：“早在1986年，我就在《）+望》上讀過關於您的文章。”江回答說：“那是新華社記者李安定撰寫的，我們是老朋友了。”
給總書記講課的年輕人
1994年12月10日上午8點50分，飛往上海的1501航班準時從首都機場起飛。乘務員向乘客分發當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機艙後部一位穿著普通的乘客麵前停下來，乘務員看看手中的報紙，又看看這位三十八九歲的乘客，他不就是昨天給江澤民總書記講課的曹建明老師嗎？
他正是曹建明。此刻，他有些不好意思：不知不覺間，自己已成了新聞人物。
1994年12月9日上午，曹建明來到中南海懷仁堂，他作為第一課的主講老師，為中央領導講授“國際商貿法律製度及關貿總協定”。走過鋪著紅地毯的走廊，進入中廳，這是政治局委員開會的地方，中央橢圓形會議桌四周，擺放著22把椅子。
國務委員彭佩雲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早早來到懷仁堂，曾慶紅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他熱情地向曹建明表示歡迎，他怕曹建明緊張，一再鼓勵道：“你要放開講，我們都是學生，你是老師，你要像老師對學生那樣。”
接著，曹建明看著陸續進來的領導同誌劉華清、任建新、司馬義？艾買提、李鐵映、李瑞環、胡錦濤；8點59分，喬石、江澤民進入懷仁堂。司法部長肖揚向江澤民介紹：“這是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係主任、教授曹建明，今天的主講老師。”江澤民親切地和曹建明握手。
喬石同誌落座時，對坐在身旁的劉華清說：“當學生，我是積極的！”劉華清同誌接著說：“我比你來得還早！”喬石同誌風趣地說：“向解放軍同誌學習！”引起一陣笑聲。中央領導平易近人的風度和說笑，驅散了曹建明心頭的最後一點緊張，他精神抖擻地坐在江澤民總書記對麵的主講席上。其他聽講的同誌分左右兩側入座，每個人麵前都有一份簡明的講稿，大家同桌而坐，氣氛親切自然。
講課正式開始，江總書記用了5分鍾致主持詞，曹建明認真聽著，江總書記鮮明地提出的依法治國思想，給了他無形的鼓勵。
曹建明講得很瀟灑，豐富的理論和生動的實例相結合，引用大量的最新數據，虛實兼顧，侃侃而談。江澤民等領導同誌時而凝神聽講，時而提筆記錄。曹建明準確無誤地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議。他在講課中談到侵權商標問題又談到反傾銷問題。江澤民說：“外經貿部的同誌到沒有，有關這方麵的問題，一定要好好研究，要好好聽一聽。”
中央領導同誌聽課之後，像認真的學生一樣開始自由發言，還提出一些問題，如“中國複關的法律障礙”、“企業無序競爭給中國對外貿易帶來的影響和損失”等。討論中，曹建明認真地進行了解說，並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知不覺間，已經11點多，學生和老師仍意猶未盡。在江澤民同誌提議下，學生們以熱烈的掌聲向曹建明老師表示了謝意。
大家陸續退出中廳，曹建明低頭忙著整理自己的講稿，有人悄悄告訴他，江總書記還等著向他致謝，曹建明抬頭一看，江澤民同誌已站著等候了好一會兒，看到他整理完畢，馬上向他走來，曹建明激動地迎上前去。江總書記緊握住他的手，連聲說：“謝謝老師！”這時胡錦濤也走過來，握著曹建明的手說：“你是南通人吧？你的課講得很好，謝謝！”
作為一名普通教師，看到這些年齡比自己大的中央領導同誌這樣重視知識，尊重老師，曹建明心裏十分感動，他感到作為一名年輕法律工作者的重任。
曹建明生長在上海一個普通家庭裏，父親當了30多年廠長，母親在一家紡織廠任車間黨總支書記。他是老大，下麵還有兩個妹妹，1972年初中畢業後，他在安徽績溪工作幾年，後來到上海市衛生局衛生處任政工組負責人。粉碎“四人幫”後，他參與了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曹建明在辦案中意識到，一個國家，多麽需要健全的法製建設啊！1979年，他參加高考，填了八個誌願，有六個是法律專業。
隨著華東政法學院的恢複重建，作為第一批學生，曹建明在這裏迎來了我國法學界的春天。他發憤刻苦鑽研，獲碩士學位；又教書八年，從講師到副教授到教授，都是破格晉升，在法學特別是國際法學領域成為中青年學科帶頭人。近年來，他主編和參加編寫的法學著作有19部，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190多篇，他還是上海市1990至1994年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中法學著作的惟一獲得者。
1989年8月，正在比利時根特大學法學院學習的曹建明，應瑞士著名法學權威勝雅津教授邀請到瑞士洛桑的比較法研究所訪問。
8月的洛桑，花園般美麗，而曹建明訪問的一周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和勝雅津教授在研究所的辦公室裏度過的。他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坦率地表述自己的觀點，談中國法律的發展……勝雅津教授從書架上抽出曹建明的《國際產品責任法》和他主編的《論文集》，說“我很喜歡你對學術的認真研究精神”。看到教授這麽關注一個中國青年學者，曹建明非常驚訝，同時內心充滿了感激。
臨行前，兩人已結下深厚的友誼，曹建明感謝教授的盛情款待，他開玩笑地說：“這一星期，我喝了你這麽多可口可樂。”勝雅津教授用流利的漢語說：“不要謝我，你喝了我的可口可樂，我從你這裏喝了許多知識可樂。”兩人大笑起來。勝雅津教授認真地說：“你是個很有才華的年輕人，有一點可惜，你沒有在這裏讀博士學位，你如果願意，我可以為你介紹。”看著教授那誠摯的目光，曹建明明確地說：“我的事業在中國。”
1989年10月27日，曹建明從比利時回國，懷著對祖國的一腔摯愛和對中國法學事業的執著追求，他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白天緊張工作，夜間挑燈夜戰，每學期他完成的教學工作總是比規定的高出2至3倍。領導關心他的身體，幾次安排他去休養，他都推辭了。
作為上海市政府的立法谘詢專家，他大量的數據來自調查研究。這幾年，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多少星期天、節假日都是在調研、講課中度過的。
1993年7月，曹建明應邀赴日本參加“太平洋地區國際法會議”，會議第二天，他登上了講台，用英語作了《中國國際投資法的新發展》的報告。他從改革開放後已開辦10萬多家外資企業講到中國500多部涉外法規的特點；從經濟特區講到浦東新區；從中國鼓勵外商投資領域的擴大到現行投資法規與國際慣例接軌……這一切都使各國教授和專家感到極大的興趣。盡管在他之後發言的還有兩位教授，但大會討論的主題幾乎都集中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上。
曹建明在國外獲得如此殊榮，卻沒有半點改變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辦公室很簡陋，五六張辦公桌擠在一起。作為係主任，他的辦公桌靠窗放著，桌上擺滿了講義、文件和各種資料，電話鈴聲此起彼伏，他忙得不亦樂乎。新年前夕，他要趕赴台灣，台灣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生前曾親筆邀他去參加“海峽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會上他將就中國國際經濟法的新發展作專題報告。從台灣回來後，他還將赴北京，為有關部長、廳局長再舉辦講座。他有幹不完的事情，身上煥發著勃勃朝氣和活力。
江主席心係億萬人民健康
肝髒在人體複雜的生命過程中，擔負著物質代謝、解毒排泄、造血和凝血等數千種功能，是“人體化工廠”和“營養庫”。
然而，肝癌作為一種高發性疾病，在發展中國家無情地蔓延、肆虐，吞噬著人民的生命。在我國，每年死於肝癌的患者達13萬之眾，已成為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大敵。為了製服這一病魔，心係12億人民健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我國著名肝膽外科專家、中科院院士、一級教授吳孟超，圍繞肝膽外科事業的發展，進行了親切的交往。
1995年10月6日，北京京豐賓館廣場。江澤民主席會見參加全軍後勤科技大會的代表，當走到吳孟超教授麵前時，腳步停住了，他一麵與吳老握手，一麵捏了捏吳老的衣服，關切地問：“您怎麽穿這麽少的衣服，可別凍著了啊！”江主席轉身向劉華清副主席介紹道：“這是吳孟超教授，著名的肝膽外科專家。”劉副主席笑道：“認識，認識。”
1995年5月20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江主席會見駐滬三軍師以上幹部，講話一開始就說：“離開上海幾年來，由於幹部的成長與交流，你們當中好多同誌我都不認識了，但吳孟超同誌我是熟悉的，他領導的東方肝膽外科是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
1994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吳孟超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他和其他獲獎者一起受到了江主席的親切會見。
1992年1月18日，駐滬某部禮堂。江主席在會見駐滬三軍領導幹部時，左右環顧，一時沒看到吳老，便關切地問道：“二醫的吳孟超教授來了沒有？”當聽到站在後排的吳老應聲答到時，江主席向他招手致意。
1991年5月10日，江主席在總後會見全軍醫學科委會成員時，握著吳老的手介紹說：
“我和吳孟超教授是老朋友了。”
在吳老的書房，珍藏著近五年來江主席12次會見他的照片資料，僅1992年就達五次之多。人們不禁會問：“江主席怎麽這樣關心吳孟超教授？”
個中奧秘，就是：江主席心係中華民族億萬人民的健康和中國肝膽外科事業，而吳孟超在該領域功勳卓著。正是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把我黨第三代領導核心和一代名醫連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