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江澤民入主中南海(1)
第一節 江澤民臨危受命十三大光耀千秋
胡耀邦突然站起來，一邊吃力地說著“我胸悶，難受”。胡耀邦的病逝，成為觸發動亂的直接導火線。“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他們代表著當時全國4600多萬名黨員。此外，大會尚有列席來賓96人，並有400多名中外記者（其中包括1名台灣記者）采訪了大會，這是曆次代表大會都沒有過的。
鄧小平主持開幕式，趙紫陽向大會作了《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
大會討論並通過了上述報告及中顧委和中紀委的書麵報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大會還首次采用差額選舉的方式選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員和110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新的中央委員會；選出了由200人組成的中顧委和由69人組成的中紀委。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是係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大會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曆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製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
大會指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曆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
大會對當前我國社會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麵，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已經確立，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國家經濟實力有了巨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有了相當發展。另一方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於世界後列。生產力的落後，決定了在生產關係方麵，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所必要的生產社會化程度還很低，商品經濟和國內市場還很不發達，社會主義經濟製度還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層建築方麵，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係列經濟文化條件很不充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小生產習慣勢力在社會上還有廣泛影響，並且經常侵襲黨的幹部和國家公務員隊伍。這種狀況說明，我們今天仍然遠沒有超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些科學論斷，為理解建國以來的成功和失誤提供了一把鑰匙，也為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大會係統闡明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這條基本路線，被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所一貫堅持的路線。實踐已經證明，貫徹執行這條基本路線，是各項工作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離開了它，就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
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出發把十二大所規定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個三步走的戰略部署是鄧小平在1985年經過反複考慮後提出的。
十三大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關於經濟體製改革，大會提出，要圍繞轉變企業經營機製這個中心環節，分階段地進行計劃、投資、物資、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麵體製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製的基本框架。為此，大會要求：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搞活全民所有製企業；促進橫向經濟聯合的進一步發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係；逐步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係；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和正確的分配政策。大會根據幾年來的實踐經驗，分析了經濟體製改革的艱巨性，改變了中共中央在關於“七五”計劃建議中提出的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新的經濟體製的基礎的要求，指出，“現在看來，建立新體製框架所需的時間，會比原來的估計要長一些。”這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
十三大指出，經濟體製改革的展開和深入，對政治體製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政治體製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的領導體製。根據鄧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黨和國家在這方麵已經采取了若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實行黨政分開、下放權力、加強法製建設和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方麵取得了顯著進展。十三大前後，這些改革在繼續進行。
十三大指出，60多年來，在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有兩次曆史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勝利；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30多年來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沿著這條道路前進，是把我們的事業引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鄧小平仍是掌舵人
11月2日召開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為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為第一副主席，楊尚昆為常務副主席；批準陳雲為中顧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窮為副主任，喬石為中紀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向全會提出：鄧小平雖然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會，但他作為黨和國家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改變，在重大關頭仍然需要他掌舵，這是黨的事業的需要。這個意見，得到了全會的讚同。
1988年3月至4月舉行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楊尚昆為國家主席，萬裏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治理整頓的開始
從十二大到十三大這五年間，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和困難。這些問題和困難，有些是多年積累下來短時期不可能完全解決的，有些則是這幾年在前進過程中產生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執行正確的戰略、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具體指導是有失誤的。在農業方麵，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一度過於樂觀，放鬆了對農業的指導和投入，以致糧食生產在1984年大豐收後連續幾年徘徊不前。在工業方麵，對加工工業的盲目發展糾正不力；在改革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經濟體製的過程中，忽視了必要的適當集中；在強調微觀搞活的同時，忽視了綜合平衡和加強宏觀調控。由於對國情仍然缺乏全麵深刻的認識，在建設和改革兩方麵都存在急於求成的偏向。十三大雖然對經濟發展再度提出實事求是的要求，但實際工作中的急於求成的傾向遠未得到扭轉。經濟工作中的問題，同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開的。
對1984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的經濟過熱等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未能及時采取果斷措施加以遏製。當時曾經提出了所謂“軟著陸”的主張，結果不但沒有“著陸”，經濟過熱的現象反而繼續發展。1987年雖然提出財政信貸雙緊方針，但又沒有堅決加以貫徹，以致問題越積越多。突出地表現在通貨膨脹加劇，社會生產和消費總量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經濟秩序混亂。經濟發展中深層次的問題主要是：社會總需求遠遠超過社會總供給，1984年至1988年，國民收入增長70%（按現價計算增長149%），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4%，城鄉居民貨幣收入增長200%。由於糧食生產連續幾年徘徊，加上人口過快增長（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一度放鬆），人均糧食產量下降。而工業生產增長過快，攤子越鋪越大，又出現了工農業比例關係失調。工業內部基礎工業、基礎設施與加工工業比例關係也失調，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應能力支撐不了過大的加工工業，大量工業生產能力長期閑置，資金、外匯、物資的分配權過度分散。1984年至1988年，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減弱。生產、建設流通領域普遍存在著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費、低效率的現象。1985年至1988年，通貨膨脹呈明顯加劇之勢，1988年全國零售物價指數在連續幾年上漲幅度較大的基礎上，又上漲18.5%，這樣大的漲幅是多年來所沒有過的。這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嚴重不安。
在通貨膨脹加劇的情況下，1988年8月，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雖然會議指出要采取強有力措施綜合治理通貨膨脹，但仍強調目前是進行價格、工資改革的有利時機。價格改革無疑是必要的，但在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沒有充分考慮國家、企業和群眾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進行價格改革，這在實際上成為觸發1988年下半年全國性搶購風潮的一個誘因。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同年9月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麵深化改革的方針，並決定把1989、1990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全會指出，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壓縮社會總需求，抑製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秩序，就是要整頓目前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在這兩方麵都要采取堅決有力的措施。進行治理整頓，是符合經濟建設和經濟體製改革客觀要求的正確決策。
胡耀邦的病牽動了整個中南海
十三大上，胡耀邦再次被代表們選舉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成了惟一的一個不負責具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
十三大開完以後，胡耀邦動身前往煙台和湖南故鄉休養、小住。所到之處，悄無聲息深居簡出……
湖南寧鄉，劉少奇誕生90周年紀念活動隆重舉行，中央的主要領導同誌趕到長沙參加活動，以示對偉人的哀悼。胡耀邦遠離人群，一個人獨自去了花明樓，寄托自己的哀思。
湖南張家界，當地領導人聽說胡耀邦來了，忙著要搞迎送。胡耀邦感謝他們的熱情，同時也拒絕了他們的提議，他要靜靜地享受大自然的神奇之美。當地領導人帶著崇敬服從了。
談及自己的政治待遇，胡耀邦對人說，他本來不想再擔任任何職務，但一位中央領導同誌代表黨中央對他說，無論如何他要參加政治局，可以不派具體工作。對這個問題他的態度是兩句話12個字，即：“服從黨的領導，維護黨的團結。”
這兩句話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持的原則。
1989年3月，七屆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休息時，有人突然發現胡耀邦正坐在一個不起眼的座位上。這是自1987年以來，他第一次公開露麵，整個會場騷動起來，許多人擁向他，請他簽名留念。記者更是忙不迭地架起了相機，伸過去話筒。
胡耀邦麵帶微笑，與代表們說著話。人們發現他和一些中央領導人在一起時，依舊談笑風生，十分快活。
胡耀邦此次露麵，是因為年初時，社會上曾一度謠傳他投奔了蘇聯，而且議論紛紛。為了澄清事實，維護黨的團結，他便有時公開露麵。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起得比平時早一些，今天政治局要開會，他不能遲到。活動活動身體之後，胡耀邦便去吃早飯。家裏人發現，他情緒挺好。
8點50分，胡耀邦來到懷仁堂。大家都很熱情地與他打招呼。詢問身體狀況，他笑眯眯地與他們握手寒暄。
會議於9點整開始。這是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
趙紫陽主持會議。他說，這個文件草案已經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討論會議討論之後，準備將這個決定草案在黨內外更大範圍進一步征求意見，適當時候，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予以審議。
趙紫陽講完話便讓工作人員宣讀決定草案，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們認真聽著，一邊對照著手中發的材料。會場很安靜，沒有人說話，偶爾傳出幾聲咳嗽和茶杯蓋碰撞發出的聲音。決定草案整整念了40分鍾。
之後，李鐵映發言，他向大家介紹了這個決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過程。在所有委員中，他可以算得上是年齡小的一個，一身得體的黑西服使他顯得尤為精神。
正在這時，胡耀邦突然站起來，一邊吃力地說著“我胸悶，難受”，一邊扶著椅子想離開會場。李鐵映停止了講話，吃驚地看著胡耀邦，沒聽見他說話，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坐在胡耀邦旁邊的幾位同誌最先發現了胡耀邦的氣色不好，他們見他額頭盡是汗珠，臉色難看極了，忙站起來扶住了他。這時是上午9點48分。
趙紫陽一句話提醒了大家，說：“是不是心髒病啊？千萬不能動，趕快坐下。”想把他往外架的同誌一下子不敢動了。旁邊的秦基偉輕輕扶著他坐在原位上。他的一隻手被胡耀邦緊緊地抓住，他感覺胡耀邦的手冰涼。
早已有人打電話通知醫生了。懷仁堂的多部電話機同時撥通，三部警衛車呼嘯著去接醫生……
首先趕到的是中南海保健處的醫生。二三分鍾之後，北京醫院的醫生開著救護車趕來，他們帶來了全套急救設備和一張臨時的床，就地進行搶救。
醫生小心地將胡耀邦挪到病床上，病人似乎沒有了知覺。打完針之後，醫生告訴趙紫陽，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許移動，建議在這設臨時病房。
趙紫陽點點頭，對身邊的人說：“按醫生說的，政治局會議挪到其他會議室開，這裏整理一下當病房。”同時，他指示溫家寶和中辦副主任楊德中留在懷仁堂照料病人。
來來往往的警衛車給中南海增添了一份緊張，許多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原來，為了搶救胡耀邦，首都許多心血管病專家都被接來了，有北京醫院的主任醫師、主治醫師，北京阜外醫院和協和醫院的大夫等等。
經專家會診，胡耀邦是突發性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合並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陣發性心房撲動、房室傳導障礙，病情十分危險。專家們全力搶救之後，穩住了他的病情。這時是上午11點15分。政治局會議在一種不安的氣氛中結束。所有的人都在擔心胡耀邦的病。會議一散，委員們都過來了，大部分人聽說沒事就沒進臨時病房。
趙紫陽進去看了看胡耀邦，叮囑醫生一定要盡全力搶救。
喬石和胡啟立向醫生詢問了病情，還與專家們商討了治療方案。
一直到下午，懷仁堂前人跡不斷，許多人聞訊趕來詢問病情。
下午4點20分，醫生認為病人可以上救護車，建議送醫院治療。同胡耀邦家人商量之後，將他送進北京醫院。
北京醫院，一個特區、特護小組成立，為胡耀邦精心治療。
經儀器檢查發現，胡耀邦心髒和下壁、後壁及右心室有大麵積梗塞。肌酸激酶正常人僅132單位，而他卻3340單位。
胡耀邦的病牽動了整個中南海。鄧小平派秘書前往醫院探視，趙紫陽兩次來看望，楊尚昆、彭真、宋任窮也來了兩次，李鵬即將出訪日本，臨行前放心不下，專門到醫院探望。陳雲、李先念打電話詢問治療情況。鄧穎超寫了一封長信讓人送給胡耀邦，信中盡是鼓勵之詞，要他堅強地戰勝病魔。
許多老同誌都去了醫院或打電話詢問病情。
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一些同誌，中顧委、中紀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政協的領導同誌也分別前往醫院探望。
根據醫生的建議，大部分人隻向病人家屬表示問候而未進病房。
胡耀邦的病情時好時壞。有時一天雙眼緊閉靠氧氣維持生命，有時卻能輕鬆地與醫生和家人說話。
趙紫陽第一次來看他時，胡耀邦對他說：“你肩上擔子很重，事情繁忙，就不要到醫院來看我啦。”
李鵬來醫院時，胡耀邦也告訴他：“你工作很忙，就不要來了。”他還讚賞地對李鵬說：“你幹得很努力，不過要注意身體。”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早早地醒來，情緒特別好。醫生讓他多睡一會兒，他高興地說：“我已經睡了七天了，七天沒有事就不會再有事了，危險期都過去啦。”
醫生被他的話逗笑了。他又說：“我今天要打掃個人衛生。”他讓工作人員將刮胡刀準備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醫生建議他準備大小解，他一看7點半到了，便同意先大解然後刮胡子。
工作人員扶著他的手，胡耀邦還對他歉意地說：“辛苦你了，我會很快好的。”工作人員點點頭沒說話，胡耀邦知道別人不想引他說話也就不說了，靜躺著大解。
7點40分，胡耀邦突然手一鬆，頭一歪，昏過去了，在場的人都大吃一驚。
最緊急的搶救開始了，7點53分，胡耀邦的心髒停止了跳動。醫護人員知道一切行動將於事無補，但還是流著眼淚給他的心髒做了一個多小時的按摩，可是他再也沒能蘇醒過來。
再偉大的人也難違大自然的規律。
胡耀邦病逝
1987年初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由於趙紫陽的消極對待，沒有堅持進行下去。
到5月中旬，趙紫陽武斷地宣稱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傾向已經具有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險，須要同等地加以反對，這樣，鬥爭就被扭轉了方向。
一度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濫起來。
趙紫陽還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對黨的風氣、社會風氣趨於惡化的情況和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中滋長的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製和解決。一時間，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大大降低，黨的戰鬥力也相應削弱。
物價的大幅度上漲和經濟秩序的混亂引起群眾的不滿，治理整頓中的暫時困難也使人們發生了某些誤解和憂慮。
利用這些情況，黨內外一些熱衷於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對黨的領導進行了攻擊。他們借政治體製改革的名義發表他們的政治主張，直接要求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全盤西化，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
與此同時，國外敵對勢力也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施加影響。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泛濫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猖獗的反社會主義勢力活動，更使中國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幹大城市，特別在北京，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陸續舉行意在根本改變國家製度的政治集會、政治上書和其他活動。一場動亂在醞釀之中。
胡耀邦的病逝，成為觸發動亂的直接導火線。
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於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分子長期策劃和背後操縱，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蠱惑人心的謊言，悼念活動很快發展成為政治性的示威遊行。一時間謠言四起，出現了大量的大小字報和標語口號，攻擊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短短幾天內，連續發生了聚眾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的嚴重事件，出現了占領天安門廣場的非法行動和更大規模的非法遊行示威。
在西安、長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燒等犯罪活動。
李鵬主持常委會
在此期間，動亂製造者們通過學潮提出了一係列帶綱領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徹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對胡耀邦辭職的處理；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在反自由化中受過批評和處分的人平反。這表明動亂一開始就表現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對於這種嚴重情況，黨的總書記趙紫陽顯示了和胡耀邦同樣的傾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但不反對和抵製，實際上是采取縱容和支持的態度。
4月23日，趙紫陽赴朝鮮訪問。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鵬主持下召開會議，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已經擺在麵前，決定在中央成立製止動亂小組，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指出這場鬥爭的性質。
4月25日，鄧小平發表重要談話，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了深刻分析，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動亂。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極少數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使絕大多數幹部明確了動亂的性質，也使許多學生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中蘇高級會晤受到嚴重幹擾
5月4日以後，80%的罷課學生複課，全國各地的局勢迅速趨向平穩。
這時，回國才幾天的趙紫陽突然改變對鄧小平談話表示讚成的態度，指責根據政治局常委決定和鄧小平談話精神寫的《人民日報》社論定性錯誤，提出要加以糾正。
趙紫陽的錯誤主張，受到了常委其他同誌的抵製和反對。5月4日，他在事先沒有征求常委任何同誌意見的情況下，在會見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的各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時，發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場和方針完全不同的談話。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情況下，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隻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並且把中央的內部分歧公開暴露於世。
動亂策劃者從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進行種種活動，使本來已經趨向平緩的局勢驟然逆轉。
5月6日，趙紫陽又同中央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人談話。他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這番談話使輿論上迅速出現了支持學潮和動亂的錯誤導向。首都乃至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參加的人數越來越多。
動亂的策劃者玩弄兩麵手法，一麵表示願意同政府“對話”，一麵組織絕食活動，並於5月13日開始，煽動和挾持部分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把他們當做“人質”，作為實現其政治陰謀的“賭注”。
由於學生絕食引起社會上部分人從各種不同角度出發的同情，加上輿論的錯誤導向，前往“聲援”的人越來越多，從幾萬、十幾萬發展到幾十萬之眾。
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也因此而受到嚴重幹擾，一些國事活動日程被迫變更，有的被迫取消。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會城市遊行人數急劇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現了遊行，這是前所未有的。
平息反革命暴亂
在十分險惡的形勢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於5月16日晚召開緊急會議。常委中的多數人認為，麵對險惡的形勢，絕對不能退讓，隻能更加堅決地反對動亂，製止動亂。趙紫陽不聽常委多數同誌的意見，仍然堅持退讓。
第二天，遊行示威的人數和對鄧小平的攻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時，為趙紫陽鼓吹的標語口號充斥於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為了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已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於5月17日開會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並於5月19日晚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號召緊急行動起來，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趙紫陽反對中央的決定，並且拒絕出席大會。
根據國務院令：自5月20日10時起，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動亂的策劃者繼續占據天安門廣場，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動亂加劇，終於使動亂在北京地區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
在這次學潮和學生絕食的整個過程中，黨和政府采取了極其克製的態度，在各方麵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6月3日，在部分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首都戒嚴地區的過程中，非法組織的頭頭策動在一些路口設置路障，阻截軍車，並且發生了焚燒軍車和殺害解放軍官兵的嚴重事件。他們還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個暴動的態勢，企圖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
在這萬分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於6月3日晚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
部隊在開進過程中由於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蠻襲擊，不得不實行必要的武裝自衛。
鄧小平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門廣場的數千名學生被戒嚴部隊以極大的耐心和毅力勸告和勒令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全部完成。
以天安門廣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嚴部隊全部到位為標誌，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北京的局勢很快平穩下來，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複了正常秩序。
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具有深刻的社會和曆史背景。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從國際環境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度過戰後危機重新獲得發展，特別是新的科學技術革命使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科技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也大為加快，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產生困惑，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製度仍然存在種種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決策上發生了不少嚴重失誤，致使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以至社會主義製度本來具有的優越性未能始終一貫地發揮出來。這就不能不影響到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思潮相當嚴重地泛濫開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有計劃地通過種種渠道對社會主義國家加緊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動搖和奪取社會主義已經取得的陣地。這種“大氣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界、青年學生乃至黨內的一些人所產生的嚴重影響，是決不可以低估的。
從國內環境來看，在粉碎“四人幫”後就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1979年初，在這股思潮剛剛冒頭的時候，鄧小平就旗幟鮮明地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後，他又嚴肅地提出了反對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任務。但是，多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沒有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趙紫陽接替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沒有受到遏製，相反地愈益發展，以致泛濫成災。一批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並從事政治陰謀活動的人，便成了動亂和暴亂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
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勝利，鞏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給黨和人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
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召開
在平息北京地區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條件下，中共中央於1989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之前，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擴大會議，為全會的召開做了必要的準備。
四中全會的主題是討論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作出相應的組織處理。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麵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在他主持黨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據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在隨後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趙紫陽又被撤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
四中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會由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六人組成，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書記處書記，免去在動亂期間支持趙紫陽的錯誤立場的胡啟立等三人在政治局和書記處擔任的職務。
中共中央考慮過去、未來
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即指出，經曆了春夏之交的這場政治風波之後，我們要“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以便“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全會本著這個精神，初步總結了教訓，明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黨的方針和任務。
胡耀邦突然站起來，一邊吃力地說著“我胸悶，難受”。胡耀邦的病逝，成為觸發動亂的直接導火線。“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他們代表著當時全國4600多萬名黨員。此外，大會尚有列席來賓96人，並有400多名中外記者（其中包括1名台灣記者）采訪了大會，這是曆次代表大會都沒有過的。
鄧小平主持開幕式，趙紫陽向大會作了《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
大會討論並通過了上述報告及中顧委和中紀委的書麵報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大會還首次采用差額選舉的方式選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員和110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新的中央委員會；選出了由200人組成的中顧委和由69人組成的中紀委。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是係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大會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曆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製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
大會指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曆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
大會對當前我國社會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麵，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已經確立，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國家經濟實力有了巨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有了相當發展。另一方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於世界後列。生產力的落後，決定了在生產關係方麵，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所必要的生產社會化程度還很低，商品經濟和國內市場還很不發達，社會主義經濟製度還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層建築方麵，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係列經濟文化條件很不充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小生產習慣勢力在社會上還有廣泛影響，並且經常侵襲黨的幹部和國家公務員隊伍。這種狀況說明，我們今天仍然遠沒有超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些科學論斷，為理解建國以來的成功和失誤提供了一把鑰匙，也為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大會係統闡明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這條基本路線，被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所一貫堅持的路線。實踐已經證明，貫徹執行這條基本路線，是各項工作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離開了它，就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
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出發把十二大所規定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個三步走的戰略部署是鄧小平在1985年經過反複考慮後提出的。
十三大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關於經濟體製改革，大會提出，要圍繞轉變企業經營機製這個中心環節，分階段地進行計劃、投資、物資、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麵體製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製的基本框架。為此，大會要求：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搞活全民所有製企業；促進橫向經濟聯合的進一步發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係；逐步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係；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和正確的分配政策。大會根據幾年來的實踐經驗，分析了經濟體製改革的艱巨性，改變了中共中央在關於“七五”計劃建議中提出的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新的經濟體製的基礎的要求，指出，“現在看來，建立新體製框架所需的時間，會比原來的估計要長一些。”這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
十三大指出，經濟體製改革的展開和深入，對政治體製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政治體製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的領導體製。根據鄧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黨和國家在這方麵已經采取了若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實行黨政分開、下放權力、加強法製建設和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方麵取得了顯著進展。十三大前後，這些改革在繼續進行。
十三大指出，60多年來，在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有兩次曆史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勝利；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30多年來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沿著這條道路前進，是把我們的事業引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鄧小平仍是掌舵人
11月2日召開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為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為第一副主席，楊尚昆為常務副主席；批準陳雲為中顧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窮為副主任，喬石為中紀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向全會提出：鄧小平雖然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會，但他作為黨和國家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改變，在重大關頭仍然需要他掌舵，這是黨的事業的需要。這個意見，得到了全會的讚同。
1988年3月至4月舉行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楊尚昆為國家主席，萬裏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治理整頓的開始
從十二大到十三大這五年間，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和困難。這些問題和困難，有些是多年積累下來短時期不可能完全解決的，有些則是這幾年在前進過程中產生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執行正確的戰略、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具體指導是有失誤的。在農業方麵，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一度過於樂觀，放鬆了對農業的指導和投入，以致糧食生產在1984年大豐收後連續幾年徘徊不前。在工業方麵，對加工工業的盲目發展糾正不力；在改革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經濟體製的過程中，忽視了必要的適當集中；在強調微觀搞活的同時，忽視了綜合平衡和加強宏觀調控。由於對國情仍然缺乏全麵深刻的認識，在建設和改革兩方麵都存在急於求成的偏向。十三大雖然對經濟發展再度提出實事求是的要求，但實際工作中的急於求成的傾向遠未得到扭轉。經濟工作中的問題，同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開的。
對1984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的經濟過熱等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未能及時采取果斷措施加以遏製。當時曾經提出了所謂“軟著陸”的主張，結果不但沒有“著陸”，經濟過熱的現象反而繼續發展。1987年雖然提出財政信貸雙緊方針，但又沒有堅決加以貫徹，以致問題越積越多。突出地表現在通貨膨脹加劇，社會生產和消費總量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經濟秩序混亂。經濟發展中深層次的問題主要是：社會總需求遠遠超過社會總供給，1984年至1988年，國民收入增長70%（按現價計算增長149%），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4%，城鄉居民貨幣收入增長200%。由於糧食生產連續幾年徘徊，加上人口過快增長（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一度放鬆），人均糧食產量下降。而工業生產增長過快，攤子越鋪越大，又出現了工農業比例關係失調。工業內部基礎工業、基礎設施與加工工業比例關係也失調，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應能力支撐不了過大的加工工業，大量工業生產能力長期閑置，資金、外匯、物資的分配權過度分散。1984年至1988年，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減弱。生產、建設流通領域普遍存在著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費、低效率的現象。1985年至1988年，通貨膨脹呈明顯加劇之勢，1988年全國零售物價指數在連續幾年上漲幅度較大的基礎上，又上漲18.5%，這樣大的漲幅是多年來所沒有過的。這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嚴重不安。
在通貨膨脹加劇的情況下，1988年8月，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雖然會議指出要采取強有力措施綜合治理通貨膨脹，但仍強調目前是進行價格、工資改革的有利時機。價格改革無疑是必要的，但在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沒有充分考慮國家、企業和群眾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進行價格改革，這在實際上成為觸發1988年下半年全國性搶購風潮的一個誘因。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同年9月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麵深化改革的方針，並決定把1989、1990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全會指出，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壓縮社會總需求，抑製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秩序，就是要整頓目前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在這兩方麵都要采取堅決有力的措施。進行治理整頓，是符合經濟建設和經濟體製改革客觀要求的正確決策。
胡耀邦的病牽動了整個中南海
十三大上，胡耀邦再次被代表們選舉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成了惟一的一個不負責具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
十三大開完以後，胡耀邦動身前往煙台和湖南故鄉休養、小住。所到之處，悄無聲息深居簡出……
湖南寧鄉，劉少奇誕生90周年紀念活動隆重舉行，中央的主要領導同誌趕到長沙參加活動，以示對偉人的哀悼。胡耀邦遠離人群，一個人獨自去了花明樓，寄托自己的哀思。
湖南張家界，當地領導人聽說胡耀邦來了，忙著要搞迎送。胡耀邦感謝他們的熱情，同時也拒絕了他們的提議，他要靜靜地享受大自然的神奇之美。當地領導人帶著崇敬服從了。
談及自己的政治待遇，胡耀邦對人說，他本來不想再擔任任何職務，但一位中央領導同誌代表黨中央對他說，無論如何他要參加政治局，可以不派具體工作。對這個問題他的態度是兩句話12個字，即：“服從黨的領導，維護黨的團結。”
這兩句話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持的原則。
1989年3月，七屆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休息時，有人突然發現胡耀邦正坐在一個不起眼的座位上。這是自1987年以來，他第一次公開露麵，整個會場騷動起來，許多人擁向他，請他簽名留念。記者更是忙不迭地架起了相機，伸過去話筒。
胡耀邦麵帶微笑，與代表們說著話。人們發現他和一些中央領導人在一起時，依舊談笑風生，十分快活。
胡耀邦此次露麵，是因為年初時，社會上曾一度謠傳他投奔了蘇聯，而且議論紛紛。為了澄清事實，維護黨的團結，他便有時公開露麵。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起得比平時早一些，今天政治局要開會，他不能遲到。活動活動身體之後，胡耀邦便去吃早飯。家裏人發現，他情緒挺好。
8點50分，胡耀邦來到懷仁堂。大家都很熱情地與他打招呼。詢問身體狀況，他笑眯眯地與他們握手寒暄。
會議於9點整開始。這是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
趙紫陽主持會議。他說，這個文件草案已經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討論會議討論之後，準備將這個決定草案在黨內外更大範圍進一步征求意見，適當時候，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予以審議。
趙紫陽講完話便讓工作人員宣讀決定草案，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們認真聽著，一邊對照著手中發的材料。會場很安靜，沒有人說話，偶爾傳出幾聲咳嗽和茶杯蓋碰撞發出的聲音。決定草案整整念了40分鍾。
之後，李鐵映發言，他向大家介紹了這個決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過程。在所有委員中，他可以算得上是年齡小的一個，一身得體的黑西服使他顯得尤為精神。
正在這時，胡耀邦突然站起來，一邊吃力地說著“我胸悶，難受”，一邊扶著椅子想離開會場。李鐵映停止了講話，吃驚地看著胡耀邦，沒聽見他說話，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坐在胡耀邦旁邊的幾位同誌最先發現了胡耀邦的氣色不好，他們見他額頭盡是汗珠，臉色難看極了，忙站起來扶住了他。這時是上午9點48分。
趙紫陽一句話提醒了大家，說：“是不是心髒病啊？千萬不能動，趕快坐下。”想把他往外架的同誌一下子不敢動了。旁邊的秦基偉輕輕扶著他坐在原位上。他的一隻手被胡耀邦緊緊地抓住，他感覺胡耀邦的手冰涼。
早已有人打電話通知醫生了。懷仁堂的多部電話機同時撥通，三部警衛車呼嘯著去接醫生……
首先趕到的是中南海保健處的醫生。二三分鍾之後，北京醫院的醫生開著救護車趕來，他們帶來了全套急救設備和一張臨時的床，就地進行搶救。
醫生小心地將胡耀邦挪到病床上，病人似乎沒有了知覺。打完針之後，醫生告訴趙紫陽，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許移動，建議在這設臨時病房。
趙紫陽點點頭，對身邊的人說：“按醫生說的，政治局會議挪到其他會議室開，這裏整理一下當病房。”同時，他指示溫家寶和中辦副主任楊德中留在懷仁堂照料病人。
來來往往的警衛車給中南海增添了一份緊張，許多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原來，為了搶救胡耀邦，首都許多心血管病專家都被接來了，有北京醫院的主任醫師、主治醫師，北京阜外醫院和協和醫院的大夫等等。
經專家會診，胡耀邦是突發性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合並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陣發性心房撲動、房室傳導障礙，病情十分危險。專家們全力搶救之後，穩住了他的病情。這時是上午11點15分。政治局會議在一種不安的氣氛中結束。所有的人都在擔心胡耀邦的病。會議一散，委員們都過來了，大部分人聽說沒事就沒進臨時病房。
趙紫陽進去看了看胡耀邦，叮囑醫生一定要盡全力搶救。
喬石和胡啟立向醫生詢問了病情，還與專家們商討了治療方案。
一直到下午，懷仁堂前人跡不斷，許多人聞訊趕來詢問病情。
下午4點20分，醫生認為病人可以上救護車，建議送醫院治療。同胡耀邦家人商量之後，將他送進北京醫院。
北京醫院，一個特區、特護小組成立，為胡耀邦精心治療。
經儀器檢查發現，胡耀邦心髒和下壁、後壁及右心室有大麵積梗塞。肌酸激酶正常人僅132單位，而他卻3340單位。
胡耀邦的病牽動了整個中南海。鄧小平派秘書前往醫院探視，趙紫陽兩次來看望，楊尚昆、彭真、宋任窮也來了兩次，李鵬即將出訪日本，臨行前放心不下，專門到醫院探望。陳雲、李先念打電話詢問治療情況。鄧穎超寫了一封長信讓人送給胡耀邦，信中盡是鼓勵之詞，要他堅強地戰勝病魔。
許多老同誌都去了醫院或打電話詢問病情。
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一些同誌，中顧委、中紀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政協的領導同誌也分別前往醫院探望。
根據醫生的建議，大部分人隻向病人家屬表示問候而未進病房。
胡耀邦的病情時好時壞。有時一天雙眼緊閉靠氧氣維持生命，有時卻能輕鬆地與醫生和家人說話。
趙紫陽第一次來看他時，胡耀邦對他說：“你肩上擔子很重，事情繁忙，就不要到醫院來看我啦。”
李鵬來醫院時，胡耀邦也告訴他：“你工作很忙，就不要來了。”他還讚賞地對李鵬說：“你幹得很努力，不過要注意身體。”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早早地醒來，情緒特別好。醫生讓他多睡一會兒，他高興地說：“我已經睡了七天了，七天沒有事就不會再有事了，危險期都過去啦。”
醫生被他的話逗笑了。他又說：“我今天要打掃個人衛生。”他讓工作人員將刮胡刀準備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醫生建議他準備大小解，他一看7點半到了，便同意先大解然後刮胡子。
工作人員扶著他的手，胡耀邦還對他歉意地說：“辛苦你了，我會很快好的。”工作人員點點頭沒說話，胡耀邦知道別人不想引他說話也就不說了，靜躺著大解。
7點40分，胡耀邦突然手一鬆，頭一歪，昏過去了，在場的人都大吃一驚。
最緊急的搶救開始了，7點53分，胡耀邦的心髒停止了跳動。醫護人員知道一切行動將於事無補，但還是流著眼淚給他的心髒做了一個多小時的按摩，可是他再也沒能蘇醒過來。
再偉大的人也難違大自然的規律。
胡耀邦病逝
1987年初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由於趙紫陽的消極對待，沒有堅持進行下去。
到5月中旬，趙紫陽武斷地宣稱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傾向已經具有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險，須要同等地加以反對，這樣，鬥爭就被扭轉了方向。
一度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濫起來。
趙紫陽還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對黨的風氣、社會風氣趨於惡化的情況和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中滋長的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製和解決。一時間，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大大降低，黨的戰鬥力也相應削弱。
物價的大幅度上漲和經濟秩序的混亂引起群眾的不滿，治理整頓中的暫時困難也使人們發生了某些誤解和憂慮。
利用這些情況，黨內外一些熱衷於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對黨的領導進行了攻擊。他們借政治體製改革的名義發表他們的政治主張，直接要求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全盤西化，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
與此同時，國外敵對勢力也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施加影響。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泛濫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猖獗的反社會主義勢力活動，更使中國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幹大城市，特別在北京，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陸續舉行意在根本改變國家製度的政治集會、政治上書和其他活動。一場動亂在醞釀之中。
胡耀邦的病逝，成為觸發動亂的直接導火線。
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於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分子長期策劃和背後操縱，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蠱惑人心的謊言，悼念活動很快發展成為政治性的示威遊行。一時間謠言四起，出現了大量的大小字報和標語口號，攻擊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短短幾天內，連續發生了聚眾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的嚴重事件，出現了占領天安門廣場的非法行動和更大規模的非法遊行示威。
在西安、長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燒等犯罪活動。
李鵬主持常委會
在此期間，動亂製造者們通過學潮提出了一係列帶綱領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徹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對胡耀邦辭職的處理；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在反自由化中受過批評和處分的人平反。這表明動亂一開始就表現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對於這種嚴重情況，黨的總書記趙紫陽顯示了和胡耀邦同樣的傾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但不反對和抵製，實際上是采取縱容和支持的態度。
4月23日，趙紫陽赴朝鮮訪問。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鵬主持下召開會議，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已經擺在麵前，決定在中央成立製止動亂小組，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指出這場鬥爭的性質。
4月25日，鄧小平發表重要談話，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了深刻分析，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動亂。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極少數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使絕大多數幹部明確了動亂的性質，也使許多學生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中蘇高級會晤受到嚴重幹擾
5月4日以後，80%的罷課學生複課，全國各地的局勢迅速趨向平穩。
這時，回國才幾天的趙紫陽突然改變對鄧小平談話表示讚成的態度，指責根據政治局常委決定和鄧小平談話精神寫的《人民日報》社論定性錯誤，提出要加以糾正。
趙紫陽的錯誤主張，受到了常委其他同誌的抵製和反對。5月4日，他在事先沒有征求常委任何同誌意見的情況下，在會見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的各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時，發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場和方針完全不同的談話。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情況下，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隻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並且把中央的內部分歧公開暴露於世。
動亂策劃者從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進行種種活動，使本來已經趨向平緩的局勢驟然逆轉。
5月6日，趙紫陽又同中央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人談話。他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這番談話使輿論上迅速出現了支持學潮和動亂的錯誤導向。首都乃至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參加的人數越來越多。
動亂的策劃者玩弄兩麵手法，一麵表示願意同政府“對話”，一麵組織絕食活動，並於5月13日開始，煽動和挾持部分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把他們當做“人質”，作為實現其政治陰謀的“賭注”。
由於學生絕食引起社會上部分人從各種不同角度出發的同情，加上輿論的錯誤導向，前往“聲援”的人越來越多，從幾萬、十幾萬發展到幾十萬之眾。
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也因此而受到嚴重幹擾，一些國事活動日程被迫變更，有的被迫取消。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會城市遊行人數急劇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現了遊行，這是前所未有的。
平息反革命暴亂
在十分險惡的形勢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於5月16日晚召開緊急會議。常委中的多數人認為，麵對險惡的形勢，絕對不能退讓，隻能更加堅決地反對動亂，製止動亂。趙紫陽不聽常委多數同誌的意見，仍然堅持退讓。
第二天，遊行示威的人數和對鄧小平的攻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時，為趙紫陽鼓吹的標語口號充斥於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為了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已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於5月17日開會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並於5月19日晚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號召緊急行動起來，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趙紫陽反對中央的決定，並且拒絕出席大會。
根據國務院令：自5月20日10時起，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動亂的策劃者繼續占據天安門廣場，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動亂加劇，終於使動亂在北京地區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
在這次學潮和學生絕食的整個過程中，黨和政府采取了極其克製的態度，在各方麵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6月3日，在部分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首都戒嚴地區的過程中，非法組織的頭頭策動在一些路口設置路障，阻截軍車，並且發生了焚燒軍車和殺害解放軍官兵的嚴重事件。他們還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個暴動的態勢，企圖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
在這萬分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於6月3日晚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
部隊在開進過程中由於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蠻襲擊，不得不實行必要的武裝自衛。
鄧小平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門廣場的數千名學生被戒嚴部隊以極大的耐心和毅力勸告和勒令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全部完成。
以天安門廣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嚴部隊全部到位為標誌，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北京的局勢很快平穩下來，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複了正常秩序。
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具有深刻的社會和曆史背景。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從國際環境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度過戰後危機重新獲得發展，特別是新的科學技術革命使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科技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也大為加快，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產生困惑，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製度仍然存在種種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決策上發生了不少嚴重失誤，致使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以至社會主義製度本來具有的優越性未能始終一貫地發揮出來。這就不能不影響到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思潮相當嚴重地泛濫開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有計劃地通過種種渠道對社會主義國家加緊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動搖和奪取社會主義已經取得的陣地。這種“大氣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界、青年學生乃至黨內的一些人所產生的嚴重影響，是決不可以低估的。
從國內環境來看，在粉碎“四人幫”後就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1979年初，在這股思潮剛剛冒頭的時候，鄧小平就旗幟鮮明地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後，他又嚴肅地提出了反對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任務。但是，多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沒有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趙紫陽接替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沒有受到遏製，相反地愈益發展，以致泛濫成災。一批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並從事政治陰謀活動的人，便成了動亂和暴亂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
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勝利，鞏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給黨和人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
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召開
在平息北京地區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條件下，中共中央於1989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之前，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擴大會議，為全會的召開做了必要的準備。
四中全會的主題是討論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作出相應的組織處理。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麵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在他主持黨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據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在隨後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趙紫陽又被撤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
四中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會由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六人組成，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書記處書記，免去在動亂期間支持趙紫陽的錯誤立場的胡啟立等三人在政治局和書記處擔任的職務。
中共中央考慮過去、未來
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即指出，經曆了春夏之交的這場政治風波之後，我們要“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以便“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全會本著這個精神，初步總結了教訓，明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黨的方針和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