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抒寫高峽出平湖！宣告神女確無恙(10)
4月18日上午，錢正英在全國政協會議室會見記者時指出：“我現在想到的是如何執行決議。我們論證領導小組在4月4日下午便開會研究了這個問題。人大決議歸結起來是三句話：一、人大批準把三峽工程列入十年規劃；二、由國務院選擇適當時機組織實施；三、對已發現的問題要繼續研究，妥善解決。前兩句是人大、國務院的事，第三句是我們小組要做的。所以，我們4日開會不是慶功，而是研究怎樣貫徹執行。人大會議期間提出了許多問題，六個方麵的問題：一是優化設計，屬技術問題；二是移民規劃方麵的問題；三是進一步專門研究對重慶及下遊環境的影響；四是集資方案問題；五是建設管理體製問題；六是關於長江的綜合治理問題。我們將六類問題作了分工，並對有關方麵提出了大體要求。”錢正英的聲音凝重起來：“大家認識到，人大決議通過後，我們的曆史責任更重大，要保證工程能造福子孫，不留後患。我們一定要認真領會周總理的一貫教導。他說過，處理水利要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為國務院選擇時機做好各方麵的工作。”
決議通過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於工程的支持。
記者走訪國務院三峽審查委員會、中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籌）得知，從4月3日起，各界人士不斷來信來電，自發捐款，表現了很高的熱情。
四川大學周波等同學來信說：“我們希望三峽高壩不僅僅由鋼筋混凝土加鈔票築成，更應該由中華民族11億炎黃子孫折不彎、摧不垮的向心力、凝聚力所築就。”一位攀枝花鋼廠的工人捐了300元，說：“三峽需要600億元，我隻捐了二億分之一，實在太少了。”浙江諸暨水電局的一位幹部表示要響應《人民日報》提出的“從各方麵為三峽工程做出貢獻”的號召，要從現在起，每年4月3日都要寄捐100元，直至三峽建成。
許多中小學生節省早點錢、零用錢，或是賣廢紙攢錢，為三峽工程獻上自己的童心。4月下旬至5月初，四川正在開始形成“三峽熱”。許多地方正在籌備參與三峽工程建設的技術、經濟活動，庫區更是“人心思變”，進行積極的準備。在重慶鋼鐵公司，總經理郭代議告訴記者，他們正籌備成立三峽工程配套公司，並在重慶大渡口區成立建材市場。
年近九旬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賈宜斌對三峽工程衷心擁護，寫了一副對聯以表心誌。上聯是：雲夢澤早已非澤；下聯是：洞庭湖即將非湖；橫批：快上三峽。
4月23日，重慶市副市長竇瑞華談到三峽工程對重慶市的影響時說：“雖然會有許多困難，但如果處理得當，三峽工程將給重慶帶來新的機遇。”
台灣記者的視野
1992年3月30日，台灣《聯合報》在《人大會三峽工程大論辯難得一見》的標題下，刊登該報特派記者發自北京的一則報道，全文如下：
備受各方關注的三峽工程議案，成為本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大會上的熱門焦點議題，尤其是負責審議三峽工程議案的全國人大代表，更對這項跨世紀巨大工程展開熱烈討論。中共主管官員亦多次到場聽取人大代表的正反意見，並對三峽工程作出政策辯護。人大代表與官員之間圍繞三峽工程進行難得一見的“對話”，是本次全國人大的一大特色。
“設想了70年，調查了50年，勘測了40年，爭論了30年”的三峽工程，已經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興建，至於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隻是一項程序。誠如李鵬總理在全國人大開議之前會見一些省市官員時即稱：人大代表以負責任態度提出不同意見，有助於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更加全麵；而水利部長楊振懷亦表示，中央對三峽工程的態度是十分慎重的、有把握的，希望地方能“服從全局”。
三峽工程對長江中遊的湖北省、湖南省有利，來自該地的人大代表支持三峽議案，自無疑義；而位於三峽庫區的四川省受到影響最大，全國人大四川團於是成為反映不同聲音最多的地方，他們對三峽工程論證報告紛紛提出質疑，認為中央論證工作不夠科學化，有必要進一步加強論證，不宜貿然上馬。
三峽工程應否上馬屬於經濟問題，人大代表陳述反對意見，不致觸犯政治路線上的錯誤，因而他們在討論過程中猶能侃侃而談，來自四川省的代表們更利用機會暢所欲言，充分反映當地百姓的疑慮。
而中共官員麵對來自人大代表的種種質疑，也提出論證報告結論，作為政策辯護的依據，做代表們的工作，企圖以科學數據說服代表投票支持三峽工程上馬。
三峽工程工期長，投資大，需要遷徙移民人數多達百萬之眾；各方擔心的是，在現行中共政治體製下，能否周詳規劃並將災害風險減至最低？尤有甚者，當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是否能藉助某種有效的方式來製衡人為的幹擾，以及官本位思想可能產生的錯誤發生？
三峽工程議案在本屆人大定案已是定局，連重慶人大代表也表示雖然在會上傳達當地反對民意，但在投票時還是要投讚成票。鄧小平曾言：“中國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人民，對於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係千秋萬代的大事，一定會周密考慮，決不會草率從事。”
然而，當地方民意與中央意旨不一致時，作為中共最高權力機關成員的人大代表如何取決，確實是代表們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爭論仍在繼續
我們知道，關於三峽工程的方案，關於三峽工程的實施時機及條件，關於三峽工程論證的組織，乃至關於三峽工程的可行性等等，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還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這種討論和爭論一直持續到人大決議通過的前後。
3月30日，在七屆人大五次會議主席團第二次會議上，針對對於工程的不同意見，萬裏委員長說：這項工程巨大，牽涉麵廣，國務院對此一直十分慎重，組織了各方麵的專家進行了40多年的論證。論證的結論是興建三峽工程效益顯著，利大於弊。既然如此，就不應再議而不決了……當然，同意興建三峽工程也並不是馬上就上馬，隻是批準國務院將它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不管在批準前或批準後，都歡迎代表繼續提出意見。
在這期間，記者采訪了一些知名的持有不同意見的老同誌。他們多年來坦誠進言，從另一個方麵推進了論證工作。
3月29日，在中顧委委員、前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同誌的家裏。李銳可說是最早對三峽工程持異議的代表。1956年，他和林一山就三峽工程開始公開爭論。1958年，黨中央南寧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請林、李到會陳述各自觀點，並提出了“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那次會議上，毛主席還決定李銳兼任他的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上，李銳因彭德懷問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從此從政治舞台上消失。1979年恢複工作後，李銳仍通過上書、著述，反複強調推遲上馬的意見。當記者對李銳進行采訪時，他明確表示堅持“現在不能上馬”的觀點。雖然曆經磨難，李銳仍然顯得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他以湖南人特有的熱情談起自己如何與三峽工程結下不解之緣，又如何至今欲罷不能。
李銳不同意把防洪作為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主要理由。他說：“現在雖然與50年代條件大不相同，但並非在經濟、技術和生態環境上都絕無問題了，特別是泥沙淤積等不少關鍵問題，還難下最後結論。世上有些事情包括戰爭允許冒一定風險，可是三峽工程關係四川、長江流域乃至整個國家安危之事，絕對不允許冒一點風險。當務之急就是要認真抓緊完成曆年提出的長江中下遊防洪方案，因為這是最有效、最易辦、最省錢的辦法。中外古今的防洪實踐，最有效的是采取綜合措施，即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選擇和最佳結合，這主要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自然和社會條件，必須實事求是，因時、因情、因河、因地而異。我認為三峽工程還是到21世紀各方麵條件成熟時再決定為好。”
4月1日，記者訪問了原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田方及林發棠教授，他們是從研究移民問題開始接觸三峽工程的，按他們的說法是：“一旦鑽進去，便出不來了。”幾年來多次發表文章，出版專著，反對三峽工程近期上馬。田方對我說：“這個工程不光是修壩的工程技術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社會、軍事、環境等等，不能光讓專業性的部門去論證。1991年的洪災不能證明三峽工程必須上，隻是說明過去水利工作方針有缺點。洪澇災害是因河道太淺，修多少壩也擋不住洪水。如果修三峽壩，隻能擋200萬立方米水，發生1954年型的洪水，下遊防不了洪，上遊反會加重。”
林發棠說：“如果說通航，在幾十公裏狹長的航道上連續五個升船梯級，很不可靠。我們認為應先開發上遊和支流。大西南是我國現代化有後勁的地區，水力資源豐富，目前隻開發了6！7%。”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三峽工程論證防洪專題組顧問陸欽侃，在兩會期間曾在電視台發表了不同意見。記者4月6日登門拜訪時，他表示對長江防洪問題的隱憂。他說，長江最大四個月的洪水量8000億立方米，是黃河最大4個月洪水量的22倍。宜昌1870年最大洪峰流量是10.5萬立方米/秒，與黃河陝縣1843年調查的洪峰流量差3倍。長江洪水量特別大，必須采取各種措施綜合治理，包括河道清障、堤防、分蓄洪區、排澇設施、幹支流水庫和水土保持等。如果說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不可代替，那其他措施也是不可代替的。三峽工程隻是綜合防洪體係的一部分。三峽工程可以削減洪峰、減輕向南漫潰對洞庭湖區的巨大災害，但中遊和上遊的防洪矛盾將很尖銳。三峽工程工期18年，20年移民完成才能發揮設計的防洪作用，長江1931年和1954年發生嚴重的全國性大洪水，間隔23年。自1954年至今已37年之久，近期再發生這樣大的洪水的可能性很大，決不應存僥幸心理。陸欽侃擁護中央對三峽工程一貫所持積極而又慎重的方針，認為應選擇合適時機，不同意早上、快上的意見。
著名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裏是根本反對修建三峽工程的。1957年，他曾對當時修建三門峽水庫的蘇聯專家方案提出針鋒相對的意見，一度陷入困境。4月7日，記者到清華園訪問時，80歲的黃老看起來仍十分健康爽朗。他直言快語：“我是主張永不可修的。我青年時代從美國留學回國，在長江上做了很長時期測量隊長。1938！1942年，沿長江赤足走了3000公裏，有一次幾乎淹死在激流中。我發現河底石子是在運動的。河流造床質是卵石，下麵是岩基。有些專家把長江水說成隻是含懸浮的泥沙，是不對的。由於卵石移動，建大壩後，卵石排不出去、會形成堵塞。我一直堅持反對在三峽修壩。”
90高齡的施嘉煬教授是我國當代最早的水利學專家。他是主張低壩方案的。4月9日，記者來到他家。青年時代是體育能手的施老，至今仍然精神飽滿，甚至興致勃勃地陪我們逛了清華園。他說：“我同意上三峽，但主張低壩。我在水位組任顧問，1990年7月第二次提出采用160米正常蓄水位方案。交通部門反對，說枯水期對航運不利。我認為不一定要萬噸級船隊直達重慶，湊一個噸級沒必要。175米要5級船閘過壩，160米隻用3級，移民和工期可大大節省。從人防觀點看，160米是合理的，放到安全水位的時間比較合適。我們還是要從最壞處著想。”施老拿出他計算的大量圖表、計算稿，反複解釋自己的論據。看到那麽厚的手稿、那麽密密麻麻而又清秀整齊的字跡，真難以相信這是一位九旬老人親自勞作的成果。
4月21日，記者到成都。在北京聽說原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張廣欽曾就三峽工程多次上書言事，便想有機會一訪。4月23日，張廣欽親自到賓館來找我，進行了坦率的交談。張廣欽現任四川省政協顧問、四川省顧問等多項職務，還繼續研究西南地區開發問題，主持編寫了《論開發長江上遊》等著作。他談到自己從當水電廳廳長開始接觸水電事業幾十年的體會。他說，有人說要保下遊1000萬人口，但三峽修好解決不了武漢一盆水問題，也解決不了荊江分洪問題，而現在對上遊危害考慮得不夠。國民經濟實力有限，說是三峽上了，支流照樣可能上，我不大相信。建設總是要抓重點的。中國共有3.7億千瓦可供開發的電力，雲貴川就占1.7億千瓦。而防洪隻要上遊多修幾個水庫就行，解決了下遊80%的問題，而先修上遊水庫投資少。張廣欽提出：“長江主河流中段建大壩不可取，鯀治水的老路――堵的辦法，是效法不得的。”
聽說成都科技大學管理科學及工程係正在開展三峽工程的專題研究，記者便拜訪了這個係的主任，同時也是這項課題的負責人郭濤。郭濤對記者說：“我們實地進行了多方考察，認為三峽工程弊多利少。我想特別提醒，任何水庫都是有壽命的。三峽工程建成後幾十年，水庫淤塞了會怎麽樣？”
三峽牽動千萬人的心。大家都在關心它。民主的討論將會使我們的認識更加完整和深入。
針對種種關於工程的議論，記者決定訪問在三峽工程論證工作中負有領導責任的專家，希望能得到全麵的、正確的解釋。
4月2日，學部委員、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能源部總工程師、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潘家錚在他的辦公室接待了記者。
決議通過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於工程的支持。
記者走訪國務院三峽審查委員會、中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籌）得知，從4月3日起，各界人士不斷來信來電，自發捐款，表現了很高的熱情。
四川大學周波等同學來信說：“我們希望三峽高壩不僅僅由鋼筋混凝土加鈔票築成，更應該由中華民族11億炎黃子孫折不彎、摧不垮的向心力、凝聚力所築就。”一位攀枝花鋼廠的工人捐了300元，說：“三峽需要600億元，我隻捐了二億分之一，實在太少了。”浙江諸暨水電局的一位幹部表示要響應《人民日報》提出的“從各方麵為三峽工程做出貢獻”的號召，要從現在起，每年4月3日都要寄捐100元，直至三峽建成。
許多中小學生節省早點錢、零用錢，或是賣廢紙攢錢，為三峽工程獻上自己的童心。4月下旬至5月初，四川正在開始形成“三峽熱”。許多地方正在籌備參與三峽工程建設的技術、經濟活動，庫區更是“人心思變”，進行積極的準備。在重慶鋼鐵公司，總經理郭代議告訴記者，他們正籌備成立三峽工程配套公司，並在重慶大渡口區成立建材市場。
年近九旬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賈宜斌對三峽工程衷心擁護，寫了一副對聯以表心誌。上聯是：雲夢澤早已非澤；下聯是：洞庭湖即將非湖；橫批：快上三峽。
4月23日，重慶市副市長竇瑞華談到三峽工程對重慶市的影響時說：“雖然會有許多困難，但如果處理得當，三峽工程將給重慶帶來新的機遇。”
台灣記者的視野
1992年3月30日，台灣《聯合報》在《人大會三峽工程大論辯難得一見》的標題下，刊登該報特派記者發自北京的一則報道，全文如下：
備受各方關注的三峽工程議案，成為本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大會上的熱門焦點議題，尤其是負責審議三峽工程議案的全國人大代表，更對這項跨世紀巨大工程展開熱烈討論。中共主管官員亦多次到場聽取人大代表的正反意見，並對三峽工程作出政策辯護。人大代表與官員之間圍繞三峽工程進行難得一見的“對話”，是本次全國人大的一大特色。
“設想了70年，調查了50年，勘測了40年，爭論了30年”的三峽工程，已經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興建，至於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隻是一項程序。誠如李鵬總理在全國人大開議之前會見一些省市官員時即稱：人大代表以負責任態度提出不同意見，有助於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更加全麵；而水利部長楊振懷亦表示，中央對三峽工程的態度是十分慎重的、有把握的，希望地方能“服從全局”。
三峽工程對長江中遊的湖北省、湖南省有利，來自該地的人大代表支持三峽議案，自無疑義；而位於三峽庫區的四川省受到影響最大，全國人大四川團於是成為反映不同聲音最多的地方，他們對三峽工程論證報告紛紛提出質疑，認為中央論證工作不夠科學化，有必要進一步加強論證，不宜貿然上馬。
三峽工程應否上馬屬於經濟問題，人大代表陳述反對意見，不致觸犯政治路線上的錯誤，因而他們在討論過程中猶能侃侃而談，來自四川省的代表們更利用機會暢所欲言，充分反映當地百姓的疑慮。
而中共官員麵對來自人大代表的種種質疑，也提出論證報告結論，作為政策辯護的依據，做代表們的工作，企圖以科學數據說服代表投票支持三峽工程上馬。
三峽工程工期長，投資大，需要遷徙移民人數多達百萬之眾；各方擔心的是，在現行中共政治體製下，能否周詳規劃並將災害風險減至最低？尤有甚者，當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是否能藉助某種有效的方式來製衡人為的幹擾，以及官本位思想可能產生的錯誤發生？
三峽工程議案在本屆人大定案已是定局，連重慶人大代表也表示雖然在會上傳達當地反對民意，但在投票時還是要投讚成票。鄧小平曾言：“中國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人民，對於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係千秋萬代的大事，一定會周密考慮，決不會草率從事。”
然而，當地方民意與中央意旨不一致時，作為中共最高權力機關成員的人大代表如何取決，確實是代表們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爭論仍在繼續
我們知道，關於三峽工程的方案，關於三峽工程的實施時機及條件，關於三峽工程論證的組織，乃至關於三峽工程的可行性等等，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還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這種討論和爭論一直持續到人大決議通過的前後。
3月30日，在七屆人大五次會議主席團第二次會議上，針對對於工程的不同意見，萬裏委員長說：這項工程巨大，牽涉麵廣，國務院對此一直十分慎重，組織了各方麵的專家進行了40多年的論證。論證的結論是興建三峽工程效益顯著，利大於弊。既然如此，就不應再議而不決了……當然，同意興建三峽工程也並不是馬上就上馬，隻是批準國務院將它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不管在批準前或批準後，都歡迎代表繼續提出意見。
在這期間，記者采訪了一些知名的持有不同意見的老同誌。他們多年來坦誠進言，從另一個方麵推進了論證工作。
3月29日，在中顧委委員、前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同誌的家裏。李銳可說是最早對三峽工程持異議的代表。1956年，他和林一山就三峽工程開始公開爭論。1958年，黨中央南寧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請林、李到會陳述各自觀點，並提出了“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那次會議上，毛主席還決定李銳兼任他的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上，李銳因彭德懷問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從此從政治舞台上消失。1979年恢複工作後，李銳仍通過上書、著述，反複強調推遲上馬的意見。當記者對李銳進行采訪時，他明確表示堅持“現在不能上馬”的觀點。雖然曆經磨難，李銳仍然顯得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他以湖南人特有的熱情談起自己如何與三峽工程結下不解之緣，又如何至今欲罷不能。
李銳不同意把防洪作為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主要理由。他說：“現在雖然與50年代條件大不相同，但並非在經濟、技術和生態環境上都絕無問題了，特別是泥沙淤積等不少關鍵問題，還難下最後結論。世上有些事情包括戰爭允許冒一定風險，可是三峽工程關係四川、長江流域乃至整個國家安危之事，絕對不允許冒一點風險。當務之急就是要認真抓緊完成曆年提出的長江中下遊防洪方案，因為這是最有效、最易辦、最省錢的辦法。中外古今的防洪實踐，最有效的是采取綜合措施，即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選擇和最佳結合，這主要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自然和社會條件，必須實事求是，因時、因情、因河、因地而異。我認為三峽工程還是到21世紀各方麵條件成熟時再決定為好。”
4月1日，記者訪問了原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田方及林發棠教授，他們是從研究移民問題開始接觸三峽工程的，按他們的說法是：“一旦鑽進去，便出不來了。”幾年來多次發表文章，出版專著，反對三峽工程近期上馬。田方對我說：“這個工程不光是修壩的工程技術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社會、軍事、環境等等，不能光讓專業性的部門去論證。1991年的洪災不能證明三峽工程必須上，隻是說明過去水利工作方針有缺點。洪澇災害是因河道太淺，修多少壩也擋不住洪水。如果修三峽壩，隻能擋200萬立方米水，發生1954年型的洪水，下遊防不了洪，上遊反會加重。”
林發棠說：“如果說通航，在幾十公裏狹長的航道上連續五個升船梯級，很不可靠。我們認為應先開發上遊和支流。大西南是我國現代化有後勁的地區，水力資源豐富，目前隻開發了6！7%。”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三峽工程論證防洪專題組顧問陸欽侃，在兩會期間曾在電視台發表了不同意見。記者4月6日登門拜訪時，他表示對長江防洪問題的隱憂。他說，長江最大四個月的洪水量8000億立方米，是黃河最大4個月洪水量的22倍。宜昌1870年最大洪峰流量是10.5萬立方米/秒，與黃河陝縣1843年調查的洪峰流量差3倍。長江洪水量特別大，必須采取各種措施綜合治理，包括河道清障、堤防、分蓄洪區、排澇設施、幹支流水庫和水土保持等。如果說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不可代替，那其他措施也是不可代替的。三峽工程隻是綜合防洪體係的一部分。三峽工程可以削減洪峰、減輕向南漫潰對洞庭湖區的巨大災害，但中遊和上遊的防洪矛盾將很尖銳。三峽工程工期18年，20年移民完成才能發揮設計的防洪作用，長江1931年和1954年發生嚴重的全國性大洪水，間隔23年。自1954年至今已37年之久，近期再發生這樣大的洪水的可能性很大，決不應存僥幸心理。陸欽侃擁護中央對三峽工程一貫所持積極而又慎重的方針，認為應選擇合適時機，不同意早上、快上的意見。
著名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裏是根本反對修建三峽工程的。1957年，他曾對當時修建三門峽水庫的蘇聯專家方案提出針鋒相對的意見，一度陷入困境。4月7日，記者到清華園訪問時，80歲的黃老看起來仍十分健康爽朗。他直言快語：“我是主張永不可修的。我青年時代從美國留學回國，在長江上做了很長時期測量隊長。1938！1942年，沿長江赤足走了3000公裏，有一次幾乎淹死在激流中。我發現河底石子是在運動的。河流造床質是卵石，下麵是岩基。有些專家把長江水說成隻是含懸浮的泥沙，是不對的。由於卵石移動，建大壩後，卵石排不出去、會形成堵塞。我一直堅持反對在三峽修壩。”
90高齡的施嘉煬教授是我國當代最早的水利學專家。他是主張低壩方案的。4月9日，記者來到他家。青年時代是體育能手的施老，至今仍然精神飽滿，甚至興致勃勃地陪我們逛了清華園。他說：“我同意上三峽，但主張低壩。我在水位組任顧問，1990年7月第二次提出采用160米正常蓄水位方案。交通部門反對，說枯水期對航運不利。我認為不一定要萬噸級船隊直達重慶，湊一個噸級沒必要。175米要5級船閘過壩，160米隻用3級，移民和工期可大大節省。從人防觀點看，160米是合理的，放到安全水位的時間比較合適。我們還是要從最壞處著想。”施老拿出他計算的大量圖表、計算稿，反複解釋自己的論據。看到那麽厚的手稿、那麽密密麻麻而又清秀整齊的字跡，真難以相信這是一位九旬老人親自勞作的成果。
4月21日，記者到成都。在北京聽說原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張廣欽曾就三峽工程多次上書言事，便想有機會一訪。4月23日，張廣欽親自到賓館來找我，進行了坦率的交談。張廣欽現任四川省政協顧問、四川省顧問等多項職務，還繼續研究西南地區開發問題，主持編寫了《論開發長江上遊》等著作。他談到自己從當水電廳廳長開始接觸水電事業幾十年的體會。他說，有人說要保下遊1000萬人口，但三峽修好解決不了武漢一盆水問題，也解決不了荊江分洪問題，而現在對上遊危害考慮得不夠。國民經濟實力有限，說是三峽上了，支流照樣可能上，我不大相信。建設總是要抓重點的。中國共有3.7億千瓦可供開發的電力，雲貴川就占1.7億千瓦。而防洪隻要上遊多修幾個水庫就行，解決了下遊80%的問題，而先修上遊水庫投資少。張廣欽提出：“長江主河流中段建大壩不可取，鯀治水的老路――堵的辦法，是效法不得的。”
聽說成都科技大學管理科學及工程係正在開展三峽工程的專題研究，記者便拜訪了這個係的主任，同時也是這項課題的負責人郭濤。郭濤對記者說：“我們實地進行了多方考察，認為三峽工程弊多利少。我想特別提醒，任何水庫都是有壽命的。三峽工程建成後幾十年，水庫淤塞了會怎麽樣？”
三峽牽動千萬人的心。大家都在關心它。民主的討論將會使我們的認識更加完整和深入。
針對種種關於工程的議論，記者決定訪問在三峽工程論證工作中負有領導責任的專家，希望能得到全麵的、正確的解釋。
4月2日，學部委員、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能源部總工程師、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潘家錚在他的辦公室接待了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