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抒寫高峽出平湖！宣告神女確無恙(2)
大水過後，毛澤東改變了原先的先南水北調、三峽計劃暗中慢慢設計的思想，他決意要把三峽工程推向國家議事日程。
1954年12月，快下班的林一山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幾句話後，他掛了電話，立即驅車往漢口火車站趕。一列火車正在上客，可他沒有上車的意圖，而是徑直走向停在那兒的一列專列。
車上會議廂中，坐著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他們分別與林一山握了握手。
剛坐定，毛澤東就問：“三峽大壩技術是否可行？”
林一山說，如果中央要求早上的話，自己立即與蘇聯專家聯係，憑自己的技術再加蘇聯專家的指導，是可以完成的。
大概是林一山說得太肯定了，毛澤東不放心，又問了很多問題，林一山一一作了答複。毛澤東這一次是有備而來的。當講到有一段壩區是片麻岩區時，劉少奇問：“什麽是片麻岩？”沒等林一山回答，毛澤東搶過去說：“片麻岩是花崗岩的變質岩，在片麻岩地區選壩址沒有風化問題。”
這次四個人會談之後，周恩來便按毛澤東的指示照會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請求派蘇聯專家來幫助中國修建三峽工程。
技術與專家已不成問題，毛澤東充滿了信心。於是，就有了他的在1956年作的“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詩句。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毛澤東那樣愛沉浸於理想，有人冷靜地看現實，便看出了三峽工程的許多問題。他們提出生態環境問題、移民問題、泥沙問題，還有資金、技術水平、設備、航運等等問題。提問題的人越來越多。
問題最多的還是日後持反對意見的李銳。當時他是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兼水電總局局長，他是一個專家，而且頭銜不小。三峽問題開始引起國人的關注。李銳提的每一個問題都明顯地表明一個事實：他反對三峽工程。
林一山、李銳在報刊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他們不僅自己著文，還組織擁護自己的專家分別著文反駁對方。林一山的觀點是先幹流後支流，要建三峽；李銳認為，應該先支流後幹流，先不要建三峽。
1956年的這場關於三峽工程之爭，就是水電界著名的“林、李之爭”。
1958年1月，中共南寧會議。
此次會議是後來進行的“大躍進”運動的預備會。在會議的最後一項毛澤東把三峽問題正式提交政治局討論。
林一山是必不可少的出席人。毛澤東在討論三峽問題前，提出把林一山請進會議室。有人說還有一個水利專家叫李銳，他極力反對三峽工程。毛澤東覺得提提反對意見也好，看他說得有沒有道理。於是，他指示：立即用專機把李銳接來。
毛澤東接李銳來參加會議，出乎大家的意料。
當李銳在辦公室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報時，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讓他第二天乘專機經武漢接上林一山一起飛南寧。電報上還寫著去南寧的目的是討論三峽的事情。
聰明的李銳一下子悟出，此次南行一定是為三峽，否則決不會把他和林一山拉到一起的。說心裏話，李銳不想去南寧，在當時中央高層大部分熱衷三峽工程的時候，他這個反對派處境很不利，這次出門一定凶多吉少。可又不能不去。
他登上了飛機，途經武漢時，飛機接上了林一山。倆人一路無話，直至南寧。
毛澤東沒有想到，他的三峽建議首先遭到政治局內部同誌的反對，反對態度最明顯的就是朱德。
當林、李趕到會議室時，南寧會議已近尾聲。
毛澤東劈頭就問林一山，“你要講多長時間？”林一山想都沒想便說：“兩個小時。”毛澤東又問李銳，李銳回答，“半小時。”
自然是林一山先講，他講了不止兩小時。李銳話短，可卻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不僅朱德等人點頭稱是，連毛澤東似乎也被打動了。他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對李銳動怒，態度甚至有些相反。
發言之後，毛澤東讓他倆在三天之內各呈交一份材料，三天後繼續討論。他倆誰也沒想到毛澤東會當堂叫他們寫“作文”，林一山還好，帶了不少材料，還帶了一個秘書，李銳除了一個小公文包外，什麽都沒有。
三天之後，他們都交上了自己的東西。毛澤東看了以後，似乎對李銳的更感興趣，他指著李銳對其他同誌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毛澤東對李銳的態度使人吃驚，連周恩來也不明白是為什麽，李銳可是在朱德等中央領導同誌反對毛澤東的三峽工程之後又澆了一盆冷水的人呀！
在政治局這樣最高層機構中，直接反對毛澤東觀點的人不多，而在反對之後，又讓毛澤東態度發生轉變的，更是史無前例。李銳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會議最後，毛澤東說：“中央並沒有要修建的決定，對三峽我還是有興趣的。”這句話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三峽建議被否決的說明。
毛澤東轉臉對周恩來說：“三峽事情以後交給周恩來管吧。”周恩來以他一貫謙讓的態度說：“還是主席管吧。”毛澤東搖搖頭笑笑說：“我哪有這麽多時間，你每年至少要管四次！”周恩來笑著點點頭同意了。
南寧會議，好像李銳的反對派稍占了上風。
兩個月之後，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地點選在成都，所以又叫“成都會議”。
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意見》的決議，簡稱是“三峽決議”，毛澤東在決議草稿上批了“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八個大字。
李銳參加了會議，他準備再一次據理力爭，阻止三峽決議的通過，可當他看到決議的全文時，他似乎覺得沒有多少力爭的必要了。
三峽決議明擺著是要把三峽工程進行“冷處理”了。會議通過了30多個決議，惟有三峽決議調子異常的冷淡。“不予考慮”的意義非常明顯。成都會議是全國進行“大躍進”的號召會，所以有人說，這次會議對三峽是“熱背景，冷處理”。
成都會議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在三峽問題上猶豫了。
毛澤東身邊的田家英、胡喬木、朱德、薄一波等人的反對態度在這次會議上更加明顯。
在這個一切都大呼隆上的年代，三峽工程卻非常理智而科學地被擱置下來。
“大躍進”的失敗，使中國國內形勢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局麵，毛澤東已無暇顧及三峽問題。
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體學突然向毛澤東請求上三峽工程的事，毛澤東想了半天，不急不慢地說：“現在要準備打仗，你腦殼上200億方水，怕不怕？”
以後仍有人提出上三峽工程，都遭到毛澤東的拒絕。
此時的林一山，正在“靠邊站”。毛澤東還時常想起他，當聽說林一山“倒黴”了後，毛澤東問“能不能站出來”。
1970年2月，林一山“站出來”了，他被召到北京開計劃會，而且他要唱這個計劃會的主角。
會上，一份厚厚的關於興建三峽的報告發到每個代表手上。林一山激動不已，他等的就是這一天。可林一山還沒來得及笑出聲，這份三峽報告突然被全部收回，沒有解釋。
毛澤東又一次拒絕了三峽工程。
不久，葛洲壩在一片口號聲中上了馬。然而，毛澤東念念不忘三峽夢，他感傷地對人說道：“將來我死了，三峽修成後，不要忘了在祭中提到我啊！”
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帶著三峽夢未圓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林一山至今還忘不了毛澤東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你能不能找人替我當國家主席，我來給你當助手，幫你修建三峽大壩？”
第一個正式文件
1958年1月，毛澤東委托周恩來親自抓三峽工程。毛澤東伸出四個手指頭，笑著對周恩來說：“恩來，你來抓三峽工程，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至3月間，周恩來率中央和地方有關負責人及中外專家100多人察勘了荊江大堤和三峽壩址，並在途中主持了討論會議。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成都召開。會議聽取了周恩來率隊考察三峽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這次會議指出過去曾有過的壩高220米甚至更高的設想是不現實的。會議第一次明確壩高不超過200米，重慶不能受淹，並確定了長江流域規劃的基本原則是：統一規劃，全麵發展，適當分工，分期進行。《意見》非常審慎地指出，“從國家的長遠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方麵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估計三峽工程的整個勘測設計和施工時間約需15至20年。”《意見》明確指出，“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
作為中共中央關於三峽問題的第一個文件，《意見》提出了對三峽工程要采取積極準備和論證充分可靠的方針，在全國“大躍進”的非正常氣氛中是難能可貴的。
1958年11月，長江水利委員會完成了《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要點報告》，將正常蓄水位定為200米，並首次推薦了三鬥坪壩址。此後，長江水利委員會又針對一些爭論較大的問題，開展了對工程防護、泥沙淤積、壩址選擇、水庫壽命、船閘、機組等一係列重大技術問題的深入研究。長委、水電部等200個單位，華羅庚、周培源、張文佑等近萬名科研人員參加了這項工程。
半路殺出的“葛洲壩工程”
1958年到1976年，由於“大躍進”運動和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三峽工程一度擱淺。富有戲劇意義的是：兀立在長江的第一座大壩不是三峽工程，而是半路殺出的葛洲壩工程。
1969年9月，毛澤東在湖北視察，當時湖北省軍政負責人建議毛澤東批準三峽工程。但當時毛澤東認為：國際局勢對中國不利，戰爭隨時可能爆發。毛澤東對曾思玉說：“在目前備戰時期不宜作此想。”
稍後，湖北又向中央提出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的建議。
1970年12月，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會議，聽取關於葛洲壩工程的匯報。林一山出席了會議，不同意先上葛洲壩工程。他認為：葛洲壩工程還隻是一個草圖，匆匆上馬，可能遇到很多始料未及的問題和風險；再者，先建葛洲壩，將使三峽壩區水位抬高20多米，會大大增加將來三峽工程施工難度。
即後，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認為葛洲壩工程應該上馬。同時，周恩來非常審慎地讓林一山寫了一份表明不同觀點的意見書，一並呈交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讚成興建此壩。現在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但是，要準備修改設計。”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壩工地上響起了開工的轟隆聲。
葛洲壩工程本著“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方針，以群眾大會戰的方式奮戰了兩年，由於設計、施工、地質勘測等各方麵原因，工程出現重大失誤，難以為繼。1973年初，周恩來在決定停工的會議上心情沉重地說：“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是要載入黨史的……我對這個問題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不能太自信。”會後，周恩來起用原長委主任林一山主持技術委員會，停工重行設計。
曆經數年曲曲折折，葛洲壩工程終於在80年代陸續建成。一期工程中的2號和3號船閘於1981年6月建成投產；工程規模與2號船閘基本相同的1號船閘，於1988年投入營運。1991年，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第三期工程通過國家正式驗收。至此，葛洲壩工程曆經20年已全部竣工。
葛洲壩工程實際上成了三峽工程的預演，它在實踐中培養了一批熟悉長江泥沙、深水圍堰、大江截流、大規模機械化施工、大型船閘和大型機電設備的設計製造與安裝等方麵的優秀人才。葛洲壩工程也正在發揮著自身獨特而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鄧小平：“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尤其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曆史轉折以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運動轉到了經濟建設上麵來。在新的契機麵前，冷卻了十年的三峽論證又重新擺在黨和國家的重大議案裏。新一輪的三峽熱開始升溫了！
1979年，水利部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把三峽工程作為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戰略性工程，爭取在90年代建成。
同年，規劃單位建議三峽壩址選在西陵峽的三鬥坪。
同時，李銳與林一山的三峽論爭又起。李銳再次上書認為“三峽水庫防洪作用有限，而投資過大……國家財力顯然難以負擔。”林一山初衷不改，要求組織“決策性的討論，對一些不同意見作出分析判斷……”。
曆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三峽問題再一次成為中國最高決策層的焦點問題。
1980年初，全國計劃會議預備會議認為，根據當時的經濟形勢，三峽工程十年之內可能不能上馬。此時，葛洲壩工程正準備大江截流，專家們都期待著幹完葛洲壩工程再接著幹三峽工程。因此，他們聽到這個傳達後，心裏很著急，希望中央領導人能聽聽他們的意見。
3月，新華社記者李永長來到葛洲壩工程，采訪了葛洲壩工程工地設計技術負責人魏廷王爭。經過多次長談，魏廷王爭向記者介紹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基本情況，包括規劃、設計、施工、設備供應、資金需求等問題以及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的關係。李永長據此寫了長篇內部報道，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這篇材料。
1954年12月，快下班的林一山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幾句話後，他掛了電話，立即驅車往漢口火車站趕。一列火車正在上客，可他沒有上車的意圖，而是徑直走向停在那兒的一列專列。
車上會議廂中，坐著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他們分別與林一山握了握手。
剛坐定，毛澤東就問：“三峽大壩技術是否可行？”
林一山說，如果中央要求早上的話，自己立即與蘇聯專家聯係，憑自己的技術再加蘇聯專家的指導，是可以完成的。
大概是林一山說得太肯定了，毛澤東不放心，又問了很多問題，林一山一一作了答複。毛澤東這一次是有備而來的。當講到有一段壩區是片麻岩區時，劉少奇問：“什麽是片麻岩？”沒等林一山回答，毛澤東搶過去說：“片麻岩是花崗岩的變質岩，在片麻岩地區選壩址沒有風化問題。”
這次四個人會談之後，周恩來便按毛澤東的指示照會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請求派蘇聯專家來幫助中國修建三峽工程。
技術與專家已不成問題，毛澤東充滿了信心。於是，就有了他的在1956年作的“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詩句。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毛澤東那樣愛沉浸於理想，有人冷靜地看現實，便看出了三峽工程的許多問題。他們提出生態環境問題、移民問題、泥沙問題，還有資金、技術水平、設備、航運等等問題。提問題的人越來越多。
問題最多的還是日後持反對意見的李銳。當時他是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兼水電總局局長，他是一個專家，而且頭銜不小。三峽問題開始引起國人的關注。李銳提的每一個問題都明顯地表明一個事實：他反對三峽工程。
林一山、李銳在報刊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他們不僅自己著文，還組織擁護自己的專家分別著文反駁對方。林一山的觀點是先幹流後支流，要建三峽；李銳認為，應該先支流後幹流，先不要建三峽。
1956年的這場關於三峽工程之爭，就是水電界著名的“林、李之爭”。
1958年1月，中共南寧會議。
此次會議是後來進行的“大躍進”運動的預備會。在會議的最後一項毛澤東把三峽問題正式提交政治局討論。
林一山是必不可少的出席人。毛澤東在討論三峽問題前，提出把林一山請進會議室。有人說還有一個水利專家叫李銳，他極力反對三峽工程。毛澤東覺得提提反對意見也好，看他說得有沒有道理。於是，他指示：立即用專機把李銳接來。
毛澤東接李銳來參加會議，出乎大家的意料。
當李銳在辦公室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報時，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讓他第二天乘專機經武漢接上林一山一起飛南寧。電報上還寫著去南寧的目的是討論三峽的事情。
聰明的李銳一下子悟出，此次南行一定是為三峽，否則決不會把他和林一山拉到一起的。說心裏話，李銳不想去南寧，在當時中央高層大部分熱衷三峽工程的時候，他這個反對派處境很不利，這次出門一定凶多吉少。可又不能不去。
他登上了飛機，途經武漢時，飛機接上了林一山。倆人一路無話，直至南寧。
毛澤東沒有想到，他的三峽建議首先遭到政治局內部同誌的反對，反對態度最明顯的就是朱德。
當林、李趕到會議室時，南寧會議已近尾聲。
毛澤東劈頭就問林一山，“你要講多長時間？”林一山想都沒想便說：“兩個小時。”毛澤東又問李銳，李銳回答，“半小時。”
自然是林一山先講，他講了不止兩小時。李銳話短，可卻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不僅朱德等人點頭稱是，連毛澤東似乎也被打動了。他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對李銳動怒，態度甚至有些相反。
發言之後，毛澤東讓他倆在三天之內各呈交一份材料，三天後繼續討論。他倆誰也沒想到毛澤東會當堂叫他們寫“作文”，林一山還好，帶了不少材料，還帶了一個秘書，李銳除了一個小公文包外，什麽都沒有。
三天之後，他們都交上了自己的東西。毛澤東看了以後，似乎對李銳的更感興趣，他指著李銳對其他同誌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毛澤東對李銳的態度使人吃驚，連周恩來也不明白是為什麽，李銳可是在朱德等中央領導同誌反對毛澤東的三峽工程之後又澆了一盆冷水的人呀！
在政治局這樣最高層機構中，直接反對毛澤東觀點的人不多，而在反對之後，又讓毛澤東態度發生轉變的，更是史無前例。李銳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會議最後，毛澤東說：“中央並沒有要修建的決定，對三峽我還是有興趣的。”這句話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三峽建議被否決的說明。
毛澤東轉臉對周恩來說：“三峽事情以後交給周恩來管吧。”周恩來以他一貫謙讓的態度說：“還是主席管吧。”毛澤東搖搖頭笑笑說：“我哪有這麽多時間，你每年至少要管四次！”周恩來笑著點點頭同意了。
南寧會議，好像李銳的反對派稍占了上風。
兩個月之後，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地點選在成都，所以又叫“成都會議”。
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意見》的決議，簡稱是“三峽決議”，毛澤東在決議草稿上批了“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八個大字。
李銳參加了會議，他準備再一次據理力爭，阻止三峽決議的通過，可當他看到決議的全文時，他似乎覺得沒有多少力爭的必要了。
三峽決議明擺著是要把三峽工程進行“冷處理”了。會議通過了30多個決議，惟有三峽決議調子異常的冷淡。“不予考慮”的意義非常明顯。成都會議是全國進行“大躍進”的號召會，所以有人說，這次會議對三峽是“熱背景，冷處理”。
成都會議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在三峽問題上猶豫了。
毛澤東身邊的田家英、胡喬木、朱德、薄一波等人的反對態度在這次會議上更加明顯。
在這個一切都大呼隆上的年代，三峽工程卻非常理智而科學地被擱置下來。
“大躍進”的失敗，使中國國內形勢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局麵，毛澤東已無暇顧及三峽問題。
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體學突然向毛澤東請求上三峽工程的事，毛澤東想了半天，不急不慢地說：“現在要準備打仗，你腦殼上200億方水，怕不怕？”
以後仍有人提出上三峽工程，都遭到毛澤東的拒絕。
此時的林一山，正在“靠邊站”。毛澤東還時常想起他，當聽說林一山“倒黴”了後，毛澤東問“能不能站出來”。
1970年2月，林一山“站出來”了，他被召到北京開計劃會，而且他要唱這個計劃會的主角。
會上，一份厚厚的關於興建三峽的報告發到每個代表手上。林一山激動不已，他等的就是這一天。可林一山還沒來得及笑出聲，這份三峽報告突然被全部收回，沒有解釋。
毛澤東又一次拒絕了三峽工程。
不久，葛洲壩在一片口號聲中上了馬。然而，毛澤東念念不忘三峽夢，他感傷地對人說道：“將來我死了，三峽修成後，不要忘了在祭中提到我啊！”
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帶著三峽夢未圓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林一山至今還忘不了毛澤東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你能不能找人替我當國家主席，我來給你當助手，幫你修建三峽大壩？”
第一個正式文件
1958年1月，毛澤東委托周恩來親自抓三峽工程。毛澤東伸出四個手指頭，笑著對周恩來說：“恩來，你來抓三峽工程，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至3月間，周恩來率中央和地方有關負責人及中外專家100多人察勘了荊江大堤和三峽壩址，並在途中主持了討論會議。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成都召開。會議聽取了周恩來率隊考察三峽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這次會議指出過去曾有過的壩高220米甚至更高的設想是不現實的。會議第一次明確壩高不超過200米，重慶不能受淹，並確定了長江流域規劃的基本原則是：統一規劃，全麵發展，適當分工，分期進行。《意見》非常審慎地指出，“從國家的長遠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方麵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估計三峽工程的整個勘測設計和施工時間約需15至20年。”《意見》明確指出，“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
作為中共中央關於三峽問題的第一個文件，《意見》提出了對三峽工程要采取積極準備和論證充分可靠的方針，在全國“大躍進”的非正常氣氛中是難能可貴的。
1958年11月，長江水利委員會完成了《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要點報告》，將正常蓄水位定為200米，並首次推薦了三鬥坪壩址。此後，長江水利委員會又針對一些爭論較大的問題，開展了對工程防護、泥沙淤積、壩址選擇、水庫壽命、船閘、機組等一係列重大技術問題的深入研究。長委、水電部等200個單位，華羅庚、周培源、張文佑等近萬名科研人員參加了這項工程。
半路殺出的“葛洲壩工程”
1958年到1976年，由於“大躍進”運動和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三峽工程一度擱淺。富有戲劇意義的是：兀立在長江的第一座大壩不是三峽工程，而是半路殺出的葛洲壩工程。
1969年9月，毛澤東在湖北視察，當時湖北省軍政負責人建議毛澤東批準三峽工程。但當時毛澤東認為：國際局勢對中國不利，戰爭隨時可能爆發。毛澤東對曾思玉說：“在目前備戰時期不宜作此想。”
稍後，湖北又向中央提出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的建議。
1970年12月，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會議，聽取關於葛洲壩工程的匯報。林一山出席了會議，不同意先上葛洲壩工程。他認為：葛洲壩工程還隻是一個草圖，匆匆上馬，可能遇到很多始料未及的問題和風險；再者，先建葛洲壩，將使三峽壩區水位抬高20多米，會大大增加將來三峽工程施工難度。
即後，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認為葛洲壩工程應該上馬。同時，周恩來非常審慎地讓林一山寫了一份表明不同觀點的意見書，一並呈交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讚成興建此壩。現在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但是，要準備修改設計。”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壩工地上響起了開工的轟隆聲。
葛洲壩工程本著“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方針，以群眾大會戰的方式奮戰了兩年，由於設計、施工、地質勘測等各方麵原因，工程出現重大失誤，難以為繼。1973年初，周恩來在決定停工的會議上心情沉重地說：“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是要載入黨史的……我對這個問題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不能太自信。”會後，周恩來起用原長委主任林一山主持技術委員會，停工重行設計。
曆經數年曲曲折折，葛洲壩工程終於在80年代陸續建成。一期工程中的2號和3號船閘於1981年6月建成投產；工程規模與2號船閘基本相同的1號船閘，於1988年投入營運。1991年，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第三期工程通過國家正式驗收。至此，葛洲壩工程曆經20年已全部竣工。
葛洲壩工程實際上成了三峽工程的預演，它在實踐中培養了一批熟悉長江泥沙、深水圍堰、大江截流、大規模機械化施工、大型船閘和大型機電設備的設計製造與安裝等方麵的優秀人才。葛洲壩工程也正在發揮著自身獨特而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鄧小平：“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尤其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曆史轉折以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運動轉到了經濟建設上麵來。在新的契機麵前，冷卻了十年的三峽論證又重新擺在黨和國家的重大議案裏。新一輪的三峽熱開始升溫了！
1979年，水利部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把三峽工程作為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戰略性工程，爭取在90年代建成。
同年，規劃單位建議三峽壩址選在西陵峽的三鬥坪。
同時，李銳與林一山的三峽論爭又起。李銳再次上書認為“三峽水庫防洪作用有限，而投資過大……國家財力顯然難以負擔。”林一山初衷不改，要求組織“決策性的討論，對一些不同意見作出分析判斷……”。
曆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三峽問題再一次成為中國最高決策層的焦點問題。
1980年初，全國計劃會議預備會議認為，根據當時的經濟形勢，三峽工程十年之內可能不能上馬。此時，葛洲壩工程正準備大江截流，專家們都期待著幹完葛洲壩工程再接著幹三峽工程。因此，他們聽到這個傳達後，心裏很著急，希望中央領導人能聽聽他們的意見。
3月，新華社記者李永長來到葛洲壩工程，采訪了葛洲壩工程工地設計技術負責人魏廷王爭。經過多次長談，魏廷王爭向記者介紹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基本情況，包括規劃、設計、施工、設備供應、資金需求等問題以及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的關係。李永長據此寫了長篇內部報道，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這篇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