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熊熊的戰火已經映紅了金邊以東的天空,但這裏的生活似乎並沒有任何陷落前的忙亂與慌張。金邊廣播電台仍一如既往地宣布柬埔寨軍隊在反擊越南入侵戰鬥中的重大勝利;總理府所屬的各部仍如同往常一樣在正常運轉,甚至比過去的效率還要高得多;波爾布特等高級領導人時不時地在一些場合露一下麵,人們一看領導人還在堅持工作,心裏也就安穩了許多。隻是波成東國際機場上,援助這個國家的幾千名外國技術人員和專家們從新年那天開始撤離,標誌著這個城市即將遭遇陷落的命運。
1月5日晚,當西哈努克和家人剛剛從馬德望返回金邊後不久,喬森潘便來到了王宮。他對親王說,波爾布特希望見見親王,並同親王一起品茶,希望親王不要拒絕。莫尼克在剛剛經曆了旅途勞頓之後,尚未來得及休息,一聽要叫丈夫出外,心裏頓時掠過一絲陰影,生怕大亂之際,親王會遭遇不測,一時間緊抓住親王的手不忍放開,直到喬森潘向她保證親王不會有任何安全上的問題,莫尼克公主這才讓親王進了他的梅塞德斯轎車。
當車抵達原來的法國總督官邸時,波爾布特來到門口迎住親王,甚至還向親王躬了一下身。兩人當時都穿著短袖的白色襯衫和黑色的長褲,這種裝束是波爾布特多年前就很提倡的。波爾布特用他當年在宮中生活時就學會的宮廷語言稱呼親王,顯得十分恭敬和尊重。後來,親王對人談起了波爾布特同他的這次會見,說:波爾布特身上反映出來的領導人氣質十分讓人著迷,對他的招待無可挑剔。
兩個人的這次談話持續了四個小時。他們先是互相問候、致意,使用著彼此認為對對方充滿恭敬的詞匯。波爾布特喝著桔子汁,回顧起了他們五年前――1973年在解放區的會見,同時他很真誠地向親王抱歉,說自全國解放以來,他忙得不可開交,沒有能去王宮看看親王,對此他深表歉意。
親王笑著接受了波爾布特的這種解釋,很有禮貌地對波爾布特工作的繁忙程度表示理解,說他不必為沒有能去王宮感到抱歉。
在對親王的理解表示感謝後,波爾布特開始談起了當前的形勢,接著建議說:親王去聯合國的講壇,為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向全世界呼籲。他告訴親王,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一架來自中國的大型客機將從金邊起飛,同機的還有一些駐柬埔寨的外國外交官和他們的親屬、隨員。親王的親屬也將乘這架飛機離開。
親王幾乎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項使命。在他看來,任何矛盾都比不上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為了國家他願意承擔任何責任。
看親王接受了他的建議,波爾布特顯得十分高興。正是晚飯時間,波爾布特請親王入席,第一次同親王共進晚餐。麵對擺滿了可口佳肴的餐桌,兩人並沒有什麽興致,隻繼續接著剛才的話題談起對今後局勢的預測。晚飯一過,波爾布特又帶親王來到一間掛有一張巨大地圖的房間,給西哈努克介紹當前的軍事形勢。親王發現,波爾布特對打敗越南人充滿信心,言談間盡是樂觀的語氣。
“由於我們的嚴密部署。”波爾布特告訴親王,“我們可望在兩個月內,幹淨徹底地殲滅入侵的越南人。到那時候,我將會非常高興地歡迎親王重新回到金邊。”
“我相信我們的軍隊可以打垮任何侵略者。”親王道,“我也將非常高興回到沒有任何外國侵略者的祖國。”
親王回到王宮,已是深夜。莫尼克公主一看丈夫安然無事地歸來,禁不住長長舒了口氣。
第二天下午,即1月6日,親王乘坐的飛機準時離開波成東國際機場,飛往北京。這正好是越南軍隊到達金邊郊外的前24小時。這是從金邊撤退的最後一架班機,上麵除了西哈努克和家人之外,如同波爾布特頭天告訴親王的,還有駐金邊的外國使館的餘留人員。它起飛之後,整個波成東機場除了幾架直升機和幾架待修的飛機外,再沒有任何固定翼飛機從這裏升空。
柬共政權各個部門的人員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乘火車離開金邊。
1979年1月7日晚上,越南軍隊攻入金邊。
由波爾布特和他的叢林戰士們在1975年4月17日開創的一個時代就此結束,曆時將近四年。
另一個時代在炮聲中拉開了序幕。
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炮火聲中,中國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當時擔任著政府副總理的鄧小平對外國記者直截了當地說:“正義在柬埔寨一邊。”這位中國的第二代領袖以戰略家的眼光分析著發生在不遠處的這場戰爭,“越南人明目張膽地、大規模地侵略柬埔寨,這件事情不是孤立的,而是大國霸權主義全球戰略的一部分。他的影響絕不是在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甚至也可以說,它不僅影響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它關係到整個國際局勢。所以我們認為,全世界一切要求國際和平、安全和穩定的人,都要關心這件事情。正義在柬埔寨這一邊,應當支持柬埔寨反對越南的侵略。”
向來率直的鄧小平明確表達了中國的基本立場:“我們一貫支持柬埔寨反對越南霸權主義、反對越南侵略的鬥爭。”“我們給柬埔寨各種形式的物資幫助,但是,柬埔寨人不需要我們的顧問,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經驗。”
鄧小平這個時候已經在向外界暗示中國的注意力:“越南在進攻柬埔寨的同時,為了實現大國霸權主義的戰略意圖,向中國進行不斷的挑釁。理所當然,我們比其他國家更加關心這個問題。”
就在他說這番話的同時,中國軍隊已經在向中越邊界集結,準備打一場反對地區霸權主義的戰爭。
1979年1月6日晚上,民主柬埔寨政府治下起飛的最後一架班機載著西哈努克抵達北京。
站在飛機的舷梯上,西哈努克就看見了冒著凜冽寒風等待他的鄧小平。過去親王到北京的時候,等候在機場的總是周恩來總理,鄧小平作為周總理的副手,也常常對親王的到來致以熱情的歡迎。現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去世了,但他們把中國對柬埔寨的友誼,把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感情傳了下來。
鄧小平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繼承者。
在國賓館門前,親王一行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夫人、中國人大副委員長鄧穎超的熱情歡迎。三年多未見,人去物非,彼此都有太多的話想要敘說,親王一時間竟然濕潤了眼睛。
一個月之後,中國的第二代領袖鄧小平終於說出:“要教訓一下越南。”
1979年2月27日,中國軍隊在與越南交界的廣西、雲南邊界,“被迫對越南侵略者奮起還擊”。
這場戰爭一直打了十年,直到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中國人民再一次用鮮血和生命,表達了對正義與和平的責任。
北京說:越軍必須撤出柬埔寨
越南對柬埔寨的占領,導致了柬國內愛國力量的強烈抵抗。從越南入侵開始,人民紛紛拿起武器,在叢林曠野裏與侵略者進行戰鬥,各種抵抗力量逐漸融合,最後形成了三大派別:民柬政府抵抗力量;以西哈努克為主席的“爭取柬埔寨獨立、中立、和平與合作民族團結陣線”;以老資格政治家宋雙為首的“佛教社會民主黨”。
一向主持正義的中國與東盟各國多次發表聲明,要求越南立即無條件地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並同國際社會一道對柬三方愛國力量予以大力支持。隨著抗越鬥爭的深入,柬三方武裝力量逐步發展壯大,中國和東盟各國積極促成柬三方的聯合。
經過多方協商,1982年6月2日,柬抗越三方在吉隆坡發表聯合宣言。7月9日,西哈努克親王宣布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正式成立,西哈努克親王任民主柬埔寨主席,宋雙任聯合政府總理,喬森潘任負責外交事務的副主席。
為表達中國堅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鬥爭,1983年4月,中國駐民柬大使在柬解放區向西哈努克遞交了國書。從1983年至1989年,中國每年都邀請西哈努克親王率領民柬聯合政府代表團正式訪華。在每年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中國都投票支持有關要求外國軍隊撤出柬埔寨、恢複柬埔寨獨立與主權的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曾致電西哈努克親王,表示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繼續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義鬥爭,支持民柬聯合政府提出的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各項建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明確表示:
――隻要蘇聯繼續支持越南的侵略戰爭和它對柬埔寨的占領,中蘇關係就不能改善和正常化。
――隻要越南拒絕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中越關係就不能正常化。
中國的態度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中國把柬埔寨問題放在能否改善與蘇聯、越南兩個周邊國家關係的地位,足見中國對於柬埔寨問題的高度重視。
與此同時,法國、美國和東盟各國的領導人紛紛發表談話,表示民柬聯合政府提出的建議是“合情合理和可行的”,“越南拒絕這一建議是沒有道理的”。
當然,人們不可能沒有注意到,一向態度強硬的紅色高棉第一次同意與韓桑林政權進行談判,外電認為,這很可能是因為中國人做了工作,“反映了中國在方式上緩和了對越南的立場”。他們認為,在民柬聯合政府三方領導人會談結束時,中國共產黨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在會見中的講話已經表示了“和平姿態”,在1979年中國對越南的自衛還擊作戰之後,“中國正徐徐修正路線,即由軍事攻勢轉為和平攻勢”。
另一個發生在北京的跡象也引起了外國觀察家們的注意:當民柬三方領導人正在北京會談之時,蘇聯副總理阿爾希波夫訪問了北京。人們認為,在這個時候安排蘇聯領導人訪華,表明中國想通過此舉強調,在蘇聯支持的越南軍隊撤出柬埔寨之前,中國不會和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而這很快就由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證實。
堅決支持民柬抗越鬥爭的中國和一直支持越南對柬埔寨占領的蘇聯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同一度發生邊界軍事爭端的越南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關鍵。
此時的蘇聯,正在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倡導下,進行一係列的變革。當然,當時還沒有人能意識得到,這個由列寧創建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在一步步走向解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將成為一個曆史名詞。
1985年,鄧小平向戈爾巴喬夫表示:如果中蘇雙方能達成諒解,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他願意同戈氏會晤。後來,蘇聯在“三大障礙”問題上態度有所鬆動,特別是1986年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蘇聯無意於再對柬埔寨承擔更大的責任,也無意於對越南占領柬埔寨繼續提供援助,而是主張讓這個地區的人們――首先是中國和越南――進行談判。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祖國進行的改革一開始就困難重重,政治上舉步維艱,經濟陷入僵局。在國內事務已經顯露危機的時刻,蘇聯已經無力顧及它昔日的盟友和東南亞的小夥伴了。至少在經濟上蘇聯可以擺脫沉重的包袱:從1979年越南占領柬埔寨至1986年,蘇聯向柬埔寨提供了不下5億美元的援助,此外還有大量的武器裝備,如T54、T55型坦克和武裝直升機、裝甲運兵車等。而蘇聯每年給越南提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高達20億美元以上。由於越南在經濟和軍事上對蘇聯的高度依賴,這就決定了蘇聯足以對越南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就有人大聲直言:減少對外援助,把錢用到國內的老百姓頭上!
蘇聯關於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和1988年從阿富汗撤出蘇軍的實際行動,不僅反映了蘇聯在解決複雜國際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的某些變化,而且也為柬埔寨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樣板”和“示範”。1989年5月中旬,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中蘇首腦舉行會晤,這一轟動世界的新聞,不僅表明了中蘇兩國30年對立曆史的結束,也反映出蘇聯領導人在柬埔寨問題上立場和態度的明顯變化。
國際大風向的轉變,自然導致了地區性的相應變化。越南盡管在撤軍問題上態度強硬,但實際上已經在原來的立場上後退,準備“第二套方案”。越南人提出:隻要不把撤軍作為“破壞柬埔寨的和平與穩定的機會”,那麽越南就將在1990年以內分期分批地撤回它的軍隊。
就越南本身而言,國內已經麵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使得侵柬戰爭瀕臨窮途末路。1987年,越南糧食歉收150萬噸,全國有好幾百萬人在饑餓線上掙紮。就連越南士兵們也是窮途潦倒,相當一部分士兵供應不上軍服,中越邊界的越軍士兵有四分之一穿著便服。工業情況也相當糟糕,資金短缺、設備陳舊、技術落後,工廠開工率僅達半數。從1980年至1987年,物價猛漲了50至60倍,貨幣流通量增加了20倍,並欠下了81億美元的外債。越南人民已經承受了長期戰爭給他們帶來的水深火熱,已經很難容忍再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後,曾宣布從1989年9月21日從柬埔寨撤軍,並於當月26日宣布實現了“全部撤軍”。這次撤軍是在沒有國際監督下進行的,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一場騙局,聯合國大會也在1989年11月16日以空前壓倒多數的票數再次通過柬埔寨問題的決議,宣布越南的所謂“已從柬埔寨撤軍無效”。
在國際輿論的譴責下,越南外長阮基石和金邊洪森終於承認仍有越南軍隊在柬埔寨,隻是把人數降到了最低點,說隻有26000人。而喬森潘憤然指出,“越南正規軍在柬埔寨的總數至少1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