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親王情係中南海！中柬友誼源流長(15)
在西哈努克夫婦逗留於柬埔寨解放區，視察抵抗運動局勢的時候，3月10日，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來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起用在文革初期被打倒、被放逐到江西勞動的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
毛澤東起用鄧小平的決策，是費了一二年時間思考才作出的。林彪垮台，對毛澤東是一個巨大刺激。他公開接受林彪的吹捧，並親自選定林彪為自己的接班人，而這位“接班人”居然準備對他痛下毒手，最後逃之夭夭，死於非命，他的威信無疑也受到了很大影響。慘痛的教訓使他多少有所觸動。他重用的江青等人，隻會造反、破壞、整人，並不是平安天下、治國安邦之才，而真正能治理國家的人才，還是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反複權衡利弊，毛澤東下了決心。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的決定後，大喜過望，但他強抑住激動，仔細地思考起這件事的具體辦理方法來。他認為，鄧小平回北京的日子，還應當等上一個時期。
在處理國內問題上，再一次顯示出周恩來如同處理國際問題一樣的巧妙、及時、穩妥。過早提出啟用鄧小平的問題，說不定會適得其反，而太晚，又成了馬後炮。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折騰，周恩來早已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已是每況愈下，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鋼鐵鑄就的人，也經不起超負荷的運轉了。但國家的大權，無論如何不能落到江青這樣的人手裏，能代替他繼續支撐中國這座大廈的人，惟有鄧小平。毛澤東說鄧小平是“人才難得”，這個評價相當公允。
1973年4月10日，經毛澤東和周恩來提議，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正式恢複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接下來，就是找一個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現在全國人民麵前，給他以實際上的“平反”。
正好在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的第二天，結束視察柬埔寨解放區的西哈努克一行回到了北京。周恩來決定，4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西哈努克親王，請鄧小平一同作陪。
4月13日那天晚上，當周恩來和鄧小平陪同著西哈努克並肩步入人民大會堂的時候，國內外的記者紛紛擁上前來，拍攝新聞照片。一開始，人們隻注意了西哈努克，想從他臉上看出仆仆風塵或者對獲得勝利的信心來。當親王由周恩來介紹給鄧小平的時候，這位中國領導人的老朋友也吃了一驚。他早就知道，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已經被打倒放逐了，他也絕沒有想到，今天會在這樣的場合再次與這位精明強幹的中國領導人會麵。由於親王在文革前多次到中國訪問，與鄧小平有過多次會麵，所以算得上是老朋友，一見麵雙方都顯得有些激動，伸手緊緊相握。
宴會廳裏擺放著西哈努克從解放區帶回來的一些紀念品和照片。當出席宴會的人們走上前來，圍著拿著示意棍在柬埔寨地圖前介紹國內局勢的親王的時候，有人注意到了站在後麵、保持著沉默的鄧小平。
鄧小平複出的消息隨著西哈努克回到北京的報道出現在中國人民眼前。當然，對中國人民而言，它比西哈努克帶回的柬埔寨國內的大好局勢更令人感到興奮。
告別中國，告別毛澤東、周恩來
北京的4月正是春光爛漫的季節。人們脫下厚厚的冬裝，開始在和煦的輕風和溫暖的陽光下展露自己的輕盈。
在民柬政府和柬埔寨民族團結統一陣線北京總部的大樓裏，此時洋溢出與氣候很適宜的輕快氣氛。抵抗武裝攻占金邊和馬德望等大城市，意味著這場戰爭已經走到了盡頭，也意味著從1970年3月開始的流亡生活即將結束。有的人已經著手收拾行裝，隨時準備回歸祖國。
看到國內於攻占金邊當天發來的電報，西哈努克十分激動，當即回電，對柬人民和抵抗武裝戰勝朗諾集團、掀開柬埔寨新的曆史篇章表示熱烈祝賀。在這份電報中，親王提到：柬埔寨是世界上第一個打敗有史以來最為傲慢的帝國主義、也即美帝國主義的國家。5月1日，西哈努克又在北京發表聲明，宣布攻占金邊的4月17日為柬埔寨國慶節。
在此之前，柬埔寨的國慶為11月9日。1953年，法國結束了在柬埔寨的殖民統治，在這天全部撤出了它在柬的所有武裝部隊，將國家的所有權力交給了柬埔寨人民。西哈努克由於在爭取獨立中的功績，被人稱作“獨立之父”，每一年的11月9日，西哈努克都要舉行盛大的慶典。
但昔日的榮光為新的輝煌取代了。因為“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首都金邊光榮地被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解放的日子”。“這是柬埔寨兩千年曆史的最偉大、最美好和最完全的勝利……因此，4月17日應作為柬埔寨曆史和民族生活的最光榮的日子來紀念。”
但駐北京的外國觀察家們注意到，西哈努克似乎並不急於回國。攻占金邊之日，正是其母哥莎瑪王後病重之時。醫院裏的檢查證實，王後已身患絕症，生命去日無多。西哈努克從來對母親就孝敬尊重，朗諾政變時，哥莎瑪王後被困金邊，令西哈努克日日牽腸掛肚，經多方努力，才得以使朗諾對王後放行，到北京與兒子團聚。現在，勝利到來，而母親卻難以在王宮裏與子民們共同慶賀了，想到這裏，親王不禁熱淚盈眶。
當然，西哈努克沒有立即返回金邊決不僅僅因為母親的疾病。由於戰火甫熄，百廢待興，出於種種考慮，住在金邊火車站二樓上的波爾布特沒有向親王發出回國的邀請。但是，無論是紅色高棉的領導者們還是普通的柬埔寨人民，人人都在勝利之日想到了親王，有的人公開找出在朗諾時期藏匿起來的親王肖像，恭恭敬敬地掛到牆上。
盡管朗諾早已否定了西哈努克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否定了親王所代表的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但在一個君主製實行了上千年的國家，怎麽可能讓人們在一夜之間就拋開國王王後，進入到另一種社會形態之中呢？盡管西哈努克其父去世後，親王沒有再歸王位，但是他以親王身份擔任國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實際上一如他當年擔任國王時的情形，所以，西哈努克的畫像、紅牆黃瓦的王宮，都是君主王權和國家統一的象征，令人們頂禮膜拜。朗諾政變之後，宣布廢除君主製，實行共和，切斷了君主與國家和人民之間的聯係，在篤信王權的人民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國家不再有了統一的象征，奉行千年的權威頃刻之間喪失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注定了朗諾得不到人民支持從而必定垮台的命運。
對於波爾布特等人來說，當然明白西哈努克對於抵抗運動的重要意義。即便是在勝利之後，他們在想到親王時也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他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和朝鮮主席金日成的良好私人關係，同時也想到他在國內政治生活和國際講壇上其他柬埔寨人不可取代的崇高聲望。因此，當波爾布特和他的同事們把金邊變成了一座安靜的城市之後，他們開始考慮讓親王回到柬埔寨，並在國際上為樹立新政權的形象而發揮作用。
由於朗諾政權實際上已不存在，舊政權在國際各類機構中所占據的位置自然要由新政權取代。8月份，負責外交的英薩利代表新政權參加了在利馬召開的不結盟國家會議，初露頭角。但是，人們對於這個政權和代表這個政權的人實在是了解得太少了，而新政權又迫不及待地需要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支持。因此，在如何組成將於10月召開的第30屆聯合國大會柬埔寨代表團的問題上，柬共中央委員會有一番熱烈的議論，最後決定：由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紐約出席大會。
這是柬埔寨新政權在聯合國的第一次亮相，關係到國際社會對這個政權的最初印象。按照波爾布特的想法，在聯合國大會結束之後，親王還將到一些對新政權持友好態度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訪問。由於西哈努克遠在北京，而新政權如何在國際講壇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表述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確需要一番反反複複的認真研究；再則，西哈努克對於新政權有些什麽看法，他會如何看待自己的這次外交使命，對波爾布特等人而言，也是一個急需了解的問題。
為了顯示新政權對親王的尊重和誠意，同時也表示此次使命的重大意義，波爾布特決定派出喬森潘、英薩利夫人英蒂麗前往北京，邀請親王返回金邊。
兩位特使在北京親王的豪華別墅裏一講明來意，西哈努克便毫無猶豫地點頭應允，並雙手合十向兩位特使表示感謝。“這些年來，我朝思暮想回到祖國，回到我熱愛的人民中間。這種愛是發自內心的，沒有任何個人的私利考慮。”停了停，他又說道，“我非常感謝革命組織對我的信任，交給我這樣的任務，使我能實實在在地為我國人民做一些事情。我相信我能夠圓滿地做好這次聯合國工作。”
“我們想請親王盡快動身，早一點回國，以便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我們的外交政策。”喬森潘用征詢的目光看著親王。
“在我方麵沒有任何問題。”西哈努克很爽快地答應，“隻是，我想在回國前，去向周恩來總理和毛主席辭行。這些年來，中國給了我們全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感謝。”
喬森潘和英蒂麗相互對視一眼，彼此都點頭表示同意。
當天，西哈努克就收到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答複：同意會見，時間由親王決定。同時，也邀請喬森潘和英蒂麗參加。
作為東方君主製代表人物的西哈努克和共產黨中國兩位領袖的特殊友誼，是世人盡知的。自從1955年親王同周恩來第一次會見起，兩個國家的關係一直在穩定地發展。1970年朗諾政變，使兩國的關係經受了嚴峻考驗，中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支持弱小國家維護獨立和尊嚴、反對外來幹涉和侵略的嚴正立場。在北京的許多外交場合上，隻要一有機會，周恩來總是要盡可能地邀請西哈努克參加，熱情地把他介紹給一些中國的新知故舊。對於西哈努克在中國期間的生活和他外出訪問參觀等活動，事無巨細，周恩來都要親自過問，並讓人為親王的外出安排舒適的專列或專機。從1970年西哈努克到中國至1975年親王離華回柬埔寨的五年中，他訪問了朝鮮、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毛裏塔尼亞、摩洛哥、伊拉克、埃及、蘇丹、坦桑尼亞、讚比亞、烏幹達、索馬裏等國，全部都是乘座周恩來總理特別為他安排的專機，另外還有一架貨運飛機裝運親王在訪問中要贈送的禮品。每一次西哈努克出訪，周恩來都堅持要親自到機場送行，歸來時又親自到機場迎接，關懷之情讓人感動不已。
1965年親王訪問中國時，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陪同他乘船遊覽長江。麵對滾滾向東而去的江水和兩岸壯美秀麗的景色，西哈努克激動不已，寫下了《歌唱您，中國》這首歌獻給中國人民。八年之後，也即1973年，西哈努克在視察柬解放區回到北京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個有600人參加的大型宴會，席間，中國著名的軍樂隊非常熟練地演奏起了這支曲子。周恩來一聽，便停止了進餐，和著樂曲哼了起來，令西哈努克大受感動。後來，西哈努克又在天津譜寫了一首題為《中國，我可愛的第二故鄉》的曲子，派駐柬民族團結統一陣線的中國代表當即就把這個消息告訴給了正陪同幾內亞總理在天津訪問的周恩來。當天，周恩來便邀請幾內亞客人到天津的音樂廳，欣賞親王的又一傑作。
對周恩來的這番苦心的關懷，親王焉能體味不出、不感銘在心？現在，當他即將啟程回國之際，又怎能忘記向中國的總理道聲“謝謝”和“再見”。
此時的周恩來，已經身染沉屙，虛弱不堪地躺在醫院病床上。幾十年來為革命的辛勤操勞、嘔心瀝血，已耗盡了這位偉大革命家的心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來近十年翻天覆地的浩劫，周恩來在長久地苦撐危局之後，終於累倒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崗位上。當時隻有很少人知道，這個曾代表了一個時代風範的偉大靈魂，即將熄滅沉寂。
當西哈努克、莫尼克公主、賓努親王、喬森潘以及英蒂麗來到醫院時，身穿長袍睡衣的周恩來正倚靠在沙發上閉目休息。在護士的攙扶下，周恩來撐起身子，按柬埔寨禮節一一向人們雙手合十致意。
盡管周恩來已經非常疲憊虛弱，但他神誌仍一如往常清醒，一雙眼睛炯炯閃亮。西哈努克告訴周恩來，他即將返回祖國並代表新政權前往聯合國，周總理一聽顯得十分高興，連連向親王表示祝賀。然後，他轉向了喬森潘和英蒂麗。
毛澤東起用鄧小平的決策，是費了一二年時間思考才作出的。林彪垮台，對毛澤東是一個巨大刺激。他公開接受林彪的吹捧，並親自選定林彪為自己的接班人，而這位“接班人”居然準備對他痛下毒手，最後逃之夭夭，死於非命，他的威信無疑也受到了很大影響。慘痛的教訓使他多少有所觸動。他重用的江青等人，隻會造反、破壞、整人，並不是平安天下、治國安邦之才，而真正能治理國家的人才，還是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反複權衡利弊，毛澤東下了決心。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的決定後，大喜過望，但他強抑住激動，仔細地思考起這件事的具體辦理方法來。他認為，鄧小平回北京的日子，還應當等上一個時期。
在處理國內問題上，再一次顯示出周恩來如同處理國際問題一樣的巧妙、及時、穩妥。過早提出啟用鄧小平的問題，說不定會適得其反，而太晚，又成了馬後炮。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折騰，周恩來早已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已是每況愈下，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鋼鐵鑄就的人，也經不起超負荷的運轉了。但國家的大權，無論如何不能落到江青這樣的人手裏，能代替他繼續支撐中國這座大廈的人，惟有鄧小平。毛澤東說鄧小平是“人才難得”，這個評價相當公允。
1973年4月10日，經毛澤東和周恩來提議，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正式恢複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接下來，就是找一個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現在全國人民麵前，給他以實際上的“平反”。
正好在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的第二天，結束視察柬埔寨解放區的西哈努克一行回到了北京。周恩來決定，4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西哈努克親王，請鄧小平一同作陪。
4月13日那天晚上，當周恩來和鄧小平陪同著西哈努克並肩步入人民大會堂的時候，國內外的記者紛紛擁上前來，拍攝新聞照片。一開始，人們隻注意了西哈努克，想從他臉上看出仆仆風塵或者對獲得勝利的信心來。當親王由周恩來介紹給鄧小平的時候，這位中國領導人的老朋友也吃了一驚。他早就知道，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已經被打倒放逐了，他也絕沒有想到，今天會在這樣的場合再次與這位精明強幹的中國領導人會麵。由於親王在文革前多次到中國訪問，與鄧小平有過多次會麵，所以算得上是老朋友，一見麵雙方都顯得有些激動，伸手緊緊相握。
宴會廳裏擺放著西哈努克從解放區帶回來的一些紀念品和照片。當出席宴會的人們走上前來，圍著拿著示意棍在柬埔寨地圖前介紹國內局勢的親王的時候，有人注意到了站在後麵、保持著沉默的鄧小平。
鄧小平複出的消息隨著西哈努克回到北京的報道出現在中國人民眼前。當然，對中國人民而言，它比西哈努克帶回的柬埔寨國內的大好局勢更令人感到興奮。
告別中國，告別毛澤東、周恩來
北京的4月正是春光爛漫的季節。人們脫下厚厚的冬裝，開始在和煦的輕風和溫暖的陽光下展露自己的輕盈。
在民柬政府和柬埔寨民族團結統一陣線北京總部的大樓裏，此時洋溢出與氣候很適宜的輕快氣氛。抵抗武裝攻占金邊和馬德望等大城市，意味著這場戰爭已經走到了盡頭，也意味著從1970年3月開始的流亡生活即將結束。有的人已經著手收拾行裝，隨時準備回歸祖國。
看到國內於攻占金邊當天發來的電報，西哈努克十分激動，當即回電，對柬人民和抵抗武裝戰勝朗諾集團、掀開柬埔寨新的曆史篇章表示熱烈祝賀。在這份電報中，親王提到：柬埔寨是世界上第一個打敗有史以來最為傲慢的帝國主義、也即美帝國主義的國家。5月1日，西哈努克又在北京發表聲明，宣布攻占金邊的4月17日為柬埔寨國慶節。
在此之前，柬埔寨的國慶為11月9日。1953年，法國結束了在柬埔寨的殖民統治，在這天全部撤出了它在柬的所有武裝部隊，將國家的所有權力交給了柬埔寨人民。西哈努克由於在爭取獨立中的功績，被人稱作“獨立之父”，每一年的11月9日，西哈努克都要舉行盛大的慶典。
但昔日的榮光為新的輝煌取代了。因為“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首都金邊光榮地被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解放的日子”。“這是柬埔寨兩千年曆史的最偉大、最美好和最完全的勝利……因此，4月17日應作為柬埔寨曆史和民族生活的最光榮的日子來紀念。”
但駐北京的外國觀察家們注意到，西哈努克似乎並不急於回國。攻占金邊之日，正是其母哥莎瑪王後病重之時。醫院裏的檢查證實，王後已身患絕症，生命去日無多。西哈努克從來對母親就孝敬尊重，朗諾政變時，哥莎瑪王後被困金邊，令西哈努克日日牽腸掛肚，經多方努力，才得以使朗諾對王後放行，到北京與兒子團聚。現在，勝利到來，而母親卻難以在王宮裏與子民們共同慶賀了，想到這裏，親王不禁熱淚盈眶。
當然，西哈努克沒有立即返回金邊決不僅僅因為母親的疾病。由於戰火甫熄，百廢待興，出於種種考慮，住在金邊火車站二樓上的波爾布特沒有向親王發出回國的邀請。但是，無論是紅色高棉的領導者們還是普通的柬埔寨人民，人人都在勝利之日想到了親王，有的人公開找出在朗諾時期藏匿起來的親王肖像，恭恭敬敬地掛到牆上。
盡管朗諾早已否定了西哈努克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否定了親王所代表的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但在一個君主製實行了上千年的國家，怎麽可能讓人們在一夜之間就拋開國王王後，進入到另一種社會形態之中呢？盡管西哈努克其父去世後，親王沒有再歸王位，但是他以親王身份擔任國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實際上一如他當年擔任國王時的情形，所以，西哈努克的畫像、紅牆黃瓦的王宮，都是君主王權和國家統一的象征，令人們頂禮膜拜。朗諾政變之後，宣布廢除君主製，實行共和，切斷了君主與國家和人民之間的聯係，在篤信王權的人民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國家不再有了統一的象征，奉行千年的權威頃刻之間喪失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注定了朗諾得不到人民支持從而必定垮台的命運。
對於波爾布特等人來說，當然明白西哈努克對於抵抗運動的重要意義。即便是在勝利之後，他們在想到親王時也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他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和朝鮮主席金日成的良好私人關係，同時也想到他在國內政治生活和國際講壇上其他柬埔寨人不可取代的崇高聲望。因此，當波爾布特和他的同事們把金邊變成了一座安靜的城市之後，他們開始考慮讓親王回到柬埔寨，並在國際上為樹立新政權的形象而發揮作用。
由於朗諾政權實際上已不存在，舊政權在國際各類機構中所占據的位置自然要由新政權取代。8月份，負責外交的英薩利代表新政權參加了在利馬召開的不結盟國家會議，初露頭角。但是，人們對於這個政權和代表這個政權的人實在是了解得太少了，而新政權又迫不及待地需要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支持。因此，在如何組成將於10月召開的第30屆聯合國大會柬埔寨代表團的問題上，柬共中央委員會有一番熱烈的議論，最後決定：由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紐約出席大會。
這是柬埔寨新政權在聯合國的第一次亮相，關係到國際社會對這個政權的最初印象。按照波爾布特的想法，在聯合國大會結束之後，親王還將到一些對新政權持友好態度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訪問。由於西哈努克遠在北京，而新政權如何在國際講壇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表述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確需要一番反反複複的認真研究；再則，西哈努克對於新政權有些什麽看法，他會如何看待自己的這次外交使命，對波爾布特等人而言，也是一個急需了解的問題。
為了顯示新政權對親王的尊重和誠意，同時也表示此次使命的重大意義，波爾布特決定派出喬森潘、英薩利夫人英蒂麗前往北京，邀請親王返回金邊。
兩位特使在北京親王的豪華別墅裏一講明來意，西哈努克便毫無猶豫地點頭應允，並雙手合十向兩位特使表示感謝。“這些年來，我朝思暮想回到祖國，回到我熱愛的人民中間。這種愛是發自內心的，沒有任何個人的私利考慮。”停了停，他又說道，“我非常感謝革命組織對我的信任，交給我這樣的任務，使我能實實在在地為我國人民做一些事情。我相信我能夠圓滿地做好這次聯合國工作。”
“我們想請親王盡快動身，早一點回國，以便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我們的外交政策。”喬森潘用征詢的目光看著親王。
“在我方麵沒有任何問題。”西哈努克很爽快地答應，“隻是，我想在回國前，去向周恩來總理和毛主席辭行。這些年來，中國給了我們全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感謝。”
喬森潘和英蒂麗相互對視一眼，彼此都點頭表示同意。
當天，西哈努克就收到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答複：同意會見，時間由親王決定。同時，也邀請喬森潘和英蒂麗參加。
作為東方君主製代表人物的西哈努克和共產黨中國兩位領袖的特殊友誼，是世人盡知的。自從1955年親王同周恩來第一次會見起，兩個國家的關係一直在穩定地發展。1970年朗諾政變，使兩國的關係經受了嚴峻考驗，中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支持弱小國家維護獨立和尊嚴、反對外來幹涉和侵略的嚴正立場。在北京的許多外交場合上，隻要一有機會，周恩來總是要盡可能地邀請西哈努克參加，熱情地把他介紹給一些中國的新知故舊。對於西哈努克在中國期間的生活和他外出訪問參觀等活動，事無巨細，周恩來都要親自過問，並讓人為親王的外出安排舒適的專列或專機。從1970年西哈努克到中國至1975年親王離華回柬埔寨的五年中，他訪問了朝鮮、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毛裏塔尼亞、摩洛哥、伊拉克、埃及、蘇丹、坦桑尼亞、讚比亞、烏幹達、索馬裏等國，全部都是乘座周恩來總理特別為他安排的專機，另外還有一架貨運飛機裝運親王在訪問中要贈送的禮品。每一次西哈努克出訪，周恩來都堅持要親自到機場送行，歸來時又親自到機場迎接，關懷之情讓人感動不已。
1965年親王訪問中國時，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陪同他乘船遊覽長江。麵對滾滾向東而去的江水和兩岸壯美秀麗的景色，西哈努克激動不已，寫下了《歌唱您，中國》這首歌獻給中國人民。八年之後，也即1973年，西哈努克在視察柬解放區回到北京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個有600人參加的大型宴會，席間，中國著名的軍樂隊非常熟練地演奏起了這支曲子。周恩來一聽，便停止了進餐，和著樂曲哼了起來，令西哈努克大受感動。後來，西哈努克又在天津譜寫了一首題為《中國，我可愛的第二故鄉》的曲子，派駐柬民族團結統一陣線的中國代表當即就把這個消息告訴給了正陪同幾內亞總理在天津訪問的周恩來。當天，周恩來便邀請幾內亞客人到天津的音樂廳，欣賞親王的又一傑作。
對周恩來的這番苦心的關懷，親王焉能體味不出、不感銘在心？現在，當他即將啟程回國之際，又怎能忘記向中國的總理道聲“謝謝”和“再見”。
此時的周恩來，已經身染沉屙，虛弱不堪地躺在醫院病床上。幾十年來為革命的辛勤操勞、嘔心瀝血，已耗盡了這位偉大革命家的心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來近十年翻天覆地的浩劫，周恩來在長久地苦撐危局之後，終於累倒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崗位上。當時隻有很少人知道，這個曾代表了一個時代風範的偉大靈魂，即將熄滅沉寂。
當西哈努克、莫尼克公主、賓努親王、喬森潘以及英蒂麗來到醫院時，身穿長袍睡衣的周恩來正倚靠在沙發上閉目休息。在護士的攙扶下，周恩來撐起身子，按柬埔寨禮節一一向人們雙手合十致意。
盡管周恩來已經非常疲憊虛弱，但他神誌仍一如往常清醒，一雙眼睛炯炯閃亮。西哈努克告訴周恩來，他即將返回祖國並代表新政權前往聯合國，周總理一聽顯得十分高興，連連向親王表示祝賀。然後，他轉向了喬森潘和英蒂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