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親王情係中南海！中柬友誼源流長(11)
有了中國和印度支那另外兩個國家的支持，國內的紅色高棉武裝力量又表示擁護他領導一個抵抗運動，另外他還接連不斷地收到世界許多國家政府或領導人對他的道義和政治上的聲援，這樣一來，西哈努克原來擔憂的外部環境基本得到了保障。現在，他開始著手建立他抵抗運動的核心――民族團結政府。
五月初，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這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是柬埔寨境內的武裝抵抗力量的領導人――即紅色高棉的首腦和海外的柬埔寨愛國者們組成的。大會的結果是誕生了四項決定：擬定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政治綱領；推行西哈努克擔任統一陣線的主席；選出了由11人組成的統一陣線政治局；任命了以賓努親王為首相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
仔細研究當年這份第一屆民族團結政府的名單，是一件很有曆史意味的事情。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受到了清洗，有的在監獄裏結束了生命，有的則遠走他鄉，但也有的至今仍活躍在柬埔寨政壇，成為舉世聞名的人物。
在這份名單上，民族團結政府的內閣成員有12人。首相賓努是老資格的政治家，在60年代就曾擔任過首相，頗具威望，是西哈努克的密友和高級顧問；前駐開羅大使沙林察，被任命為外交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擔任財政大臣；前駐莫斯科大使謝桑，任司法大臣；曾擔任西哈努克私人秘書的周成，擔任特別使命大臣。內閣成員中，引人注目的有兩位將軍：曾任過國防大臣的楊森安少將，和曾擔任過武裝部隊參謀長與空軍司令的努呼中將。36歲的江裕朗，在此之前，是駐塞內加爾大使，這次擔任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十幾年後，他擔任民柬政府駐北京大使，中國的廣播電視中時有露麵，中國人對他並不陌生。
內閣成員之中，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但一宣布仍然使人感慨頓生的，是三位一直在國內從事武裝鬥爭的柬埔寨前議員――喬森潘、胡榮、符寧。三人自50年代後期便是柬埔寨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頗受青年知識分子的擁戴。現在，他們從叢林中走進了西哈努克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可謂是從地下轉入了公開。40歲的喬森潘被任命為國防大臣；41歲的符寧擔任了新聞、宣傳大臣；42歲的胡榮成為內政、鄉村改革與合作社大臣。
當這三位被稱作“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名字公布之時，全場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曾經反對西哈努克政權的武裝鬥爭，被曆史又引導進了西哈努克的陣營，成為反對朗諾政權的有生力量。當年被通緝、被逮捕的人物，成為今日抵抗政府的實力大臣。
據說，西哈努克在同喬森潘握手時說：“讓我們忘了過去吧！”喬森潘很沉靜地看著他當年的對手，說：“親王，我一直是在您的領導下工作的人，我今後會為我們的國家盡我的義務。”
他當然不會提及往事。當年，西哈努克為了爭取這位在青年中頗有影響的議員，曾贈送他一輛梅塞德斯高級轎車，可是卻被喬森潘當場拒絕了。他依然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在金邊走街穿巷，宣傳他的革命真理。
同樣引人注意的是這個內閣中的兩個特征：相當年輕，平均年齡48歲，正好是西哈努克當年的貴庚；文化程度相當高，基本全到國外留過學，受到過西方文化的熏陶。這與後來的洪森政權的內閣有天壤之別，他和他的部長們大都隻有小學文化。
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擔任柬埔寨首相的洪森，主要黨派人民黨主席的韓桑林，以及議會主席謝興，當時都是喬森潘所在的“紅色高棉”遊擊隊裏的下級軍官，算得上是反對朗諾的“抵抗戰士”。洪森為此被炸瞎了一隻眼睛。
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建立，標誌著柬埔寨人民反對朗諾集團的武裝鬥爭有了一個合法正式的領導機構。對廣大人民來說，西哈努克就意味著政府，就意味著法律，金邊的朗諾政府則被看做是一個反叛的政權。
但是，也有人問：既然有了政府，那這個政府怎麽不在國內領導鬥爭，反而在另外一個國家發號施令呢。西方的一些記者甚至直接向西哈努克提問：為什麽您不離開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領導戰場上的抵抗部隊？
西哈努克的一些大臣們認為：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繼續陰謀削弱親王影響的新動向。就西哈努克本人而言，他那種容易衝動的性格常常驅使他立即動身，往南回到自己的祖國，到解放區去，以證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不能這麽做。
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記者說：“當納粹入侵法國時，戴高樂將軍也沒有在他自己國內領導抵抗運動嘛！他是在倫敦進行領導的，因為英國是個盟國，而且提供了一個很安全的後方根據地。事實上，戴高樂是一直到法國解放之後才回到法國去的。難道有人懷疑戴高樂的勇氣和愛國主義嗎？”
在關於設在北京的民族團結政府根據地和柬國內的抵抗運動領導的問題上，我查閱了當年的許多資料。我認為，西哈努克回憶錄中的幾段話對此說得再明白不過。
由於通訊技術的改進和發展，我們在北京同我們在柬埔寨境內抵抗運動總部的聯係，也許比戴高樂當時從倫敦同他的法國境內抵抗根據地的聯係要迅速得多、經常得多。中國人讓我們自由使用一套極其卓越的電訊聯係設備。
“把事情說得更確切一些，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國內的部分，同在國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這兩個部分完全是一個整體。在北京有一個大臣，在解放區就有一個相應的副大臣。在解放區的三個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駐北京總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換意見時就曾決定，隻有以解放區為根據地的那半個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況來決定哪個大臣，包括國家元首，應該在國內行使他的職權，以及何時回到國內。來回旅行顯然是有困難的。我在外交和情報宣傳方麵負有責任，而在我現在的根據地，我能把我的任務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諾和他的中央情報局主子們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據地關掉的。”
中國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進行這場艱苦抗戰的前提。每一談到這點，西哈努克就會說：我的人民和我們堅強的抵抗戰士們，知道我們已經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了一個堅強的後方根據地，對他們來說，是個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運動都不可能想象有這樣好的條件：中國領導人無條件地給我們創造了完全由我們自己支配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和鬥爭條件。
西哈努克經常奚落地說；要是朗諾？施裏瑪達和他們的同夥能預見到這種情況的話，他們也許可能會改變他們發動政變的時間表吧！
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北京當時的“反帝路”開始處理公務。這裏曾是法國人的公使館，後來改成友誼賓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所使用的是這裏的科學會堂。北京剛剛將它整修一新，並添加了一些建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國政府為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提供了一批男女服務員，一批技藝精湛的廚師，一套秘書班子、辦公室職員，一個大型車隊。這裏還有幾位經驗豐富的花工，有一個運動中心，有專設的放映室。作為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柬埔寨人享有中國的完全尊重。
藍天紅日之下，印有高棉民族象征吳哥窟圖案的柬埔寨國旗在微風中徐徐飄揚。雖然這是在中國的領土之上，但是，任何中國官員，包括周恩來總理，要想進入這個抵抗政府的所在地，都要嚴格遵循禮賓程序。對抵抗政府的官員們來說，進到這個地方，就如同到了柬埔寨自己的土地，國家的主權在法律、精神和事實上，都得到了認真的對待和尊重。
作為抵抗政府主席的西哈努克，雖然天天居住在北京，但是，任何時候他都受到一個國家元首的崇高禮遇。北京的外交場合上，西哈努克從來都是作為最高規格的客人，同中國主要領導人坐在一起。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同親王親密交談、會心微笑的場麵，深深地印在中國人的腦海裏。
1990年，西哈努克在他的一本書裏，把在北京的生活描寫為“金色的流亡”（GOLDENEXILE）。
在這裏，有必要提及親王夫婦與中國人民之間結下的友誼。
1971年1月，西哈努克從釣魚台國賓館遷至東交民巷15號居住，隨同遷往那裏的有一個完整的服務班子，北京國賓車隊的趙成龍、張舍英等幾位司機也隨同前往，為親王服務。
自民柬政府成立以後，西哈努克的活動明顯增加，各種外事往來也越加頻繁。擔任西哈努克轎車司機的趙成龍經常拉著親王到駐北京的非洲、亞洲、東歐等許多國家的使館去拜會、談判，參加各種外交應酬。趙成龍成了與親王朝夕相處的人，每天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多次贏得西哈努克和夫人的讚賞。一次，趙成龍拉著西哈努克夫婦到首都劇場觀看演出，剛進劇場，莫尼克公主就感到頭暈，坐在貴賓室裏靠椅而息，無法入場。由於沒有帶保健大夫，公主的身體一時很難恢複。司機立即離開，趕回住所取藥。當公主服下藥後，精神隨即轉好，不僅看完了演出，而且還同西哈努克一道上台向演員們獻了花籃，並與主要演員合影留念。
“西哈努克親王認為我們不僅是他的司機，而且還是他的助手。”多年後趙成龍還回憶道，“許多事情都是我們直接替他辦了。親王與我們的關係也相處得非常融洽，每次在院子裏相見，親王和公主總是主動用不太標準的漢語說：‘您好！’‘早上好！’或者‘晚安！’每次他們離開北京去外地，也總要特別向我們告別。”
趙成龍在為西哈努克親王服務期間，外地老家的養母病重。趙成龍從小由養母撫養，有著很深的感情。養父打來電報，要趙成龍無論如何也要回去一趟。可是，當時嚴格的外事紀律要求司機們不能請假。趙成龍隻寄了些錢回家。不久，養母去世了，養父為趙成龍在養母臨終前也不趕回家見上一麵感到生氣。悲痛的老趙隻有抹著淚水，給養父寫信道：“盡忠不能盡孝，忠孝不能兩全，我在這裏向養母和養父謝罪了！”
20年後，西哈努克作為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主席返回金邊。在機場上，他特意把陪同他回國的中國駐柬外交代表傅學章介紹給前來迎接他的各位權貴和外國使節。上汽車的時候，他拉著傅代表的手又說：“今天讓我想到20年前，在我國發生政變後我到中國時您的國家對我的巨大支持……”
毛澤東對親王說：“你有資格當共產黨”
與他過去來訪有所不同的是，西哈努克沒有立即見到老朋友毛澤東。但他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他完全理解中國領導人的繁忙與困境，也理解了他們所要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
毛澤東此時正處於他政治生涯和權力的巔峰，在許多中國人的眼裏，他已不僅僅是人民的領袖，他成了具有非凡魅力的神。
通過已顯得削瘦的周恩來，他幾乎一字不漏地得到了毛澤東的口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尊重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作出的任何決定。由於金邊發生了政變，如果他決定就此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國將對他的這個決定予以配合；但要是西哈努克親王不接受金邊的政變，決定領導一場民族反美抵抗運動以解放柬埔寨的話，中國將予以全力支持，除了軍隊之外，為他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以使他的正義愛國鬥爭能夠勝利。隻要這場鬥爭堅持下去，親王一定能取得成功。”
但周恩來又同時對他講了毛主席的一段忠告：“應當讓親王意識到，這場鬥爭可能是漫長而艱苦的，有時候難免會遇到挫折。在作出最後的決定之前，所有的問題都要認真考慮到。一旦投入到了這場艱苦的鬥爭中，親王就不能再放棄退縮；他應當知道，他肯定會遇到想要放棄鬥爭的困境。所以，親王不要著急，一定要慎重考慮到各種有利和不利的因素，然後才下最後的決心。”
其實，在到達機場、看到所有的中國高級官員與幾乎所有駐中國的外交使團在機場迎接他這個被廢黜的國家元首時，他心裏就暗暗下了決心，決不服從政變帶來的命運，一定要同叛臣逆子們戰鬥下去！
毛澤東的話使他感到，任何時候，他的背後都有一個中國。
1970年4月30日晚，美國總統尼克鬆在白宮發表演說，宣布美國軍隊和南越軍隊入侵柬埔寨，“為了保護我們在越南的人員，為了保證我們撤軍和越南計劃獲得成功，我斷定現在是我們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尼克鬆所說的這個行動，就是下令讓美國在越南的軍隊和南越軍隊聯合進入柬埔寨境內，向美國認為的指揮共產黨在南越的全部軍事活動的總部所在地魚鉤地區發起攻擊。
美國的B-52高空轟炸機開始飛臨柬埔寨領空，將成噸成噸的炸彈投向綠樹叢中的村莊和小鎮，美國和南越聯合部隊踏上柬埔寨領土，追殺他們所認定的“共產黨軍隊”。
就在尼克鬆發表聲明的24小時後，西哈努克被邀參加中國官方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晚會。在天安門城樓的會客室裏，他見到了毛澤東。
五月初，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這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是柬埔寨境內的武裝抵抗力量的領導人――即紅色高棉的首腦和海外的柬埔寨愛國者們組成的。大會的結果是誕生了四項決定：擬定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政治綱領；推行西哈努克擔任統一陣線的主席；選出了由11人組成的統一陣線政治局；任命了以賓努親王為首相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
仔細研究當年這份第一屆民族團結政府的名單，是一件很有曆史意味的事情。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受到了清洗，有的在監獄裏結束了生命，有的則遠走他鄉，但也有的至今仍活躍在柬埔寨政壇，成為舉世聞名的人物。
在這份名單上，民族團結政府的內閣成員有12人。首相賓努是老資格的政治家，在60年代就曾擔任過首相，頗具威望，是西哈努克的密友和高級顧問；前駐開羅大使沙林察，被任命為外交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擔任財政大臣；前駐莫斯科大使謝桑，任司法大臣；曾擔任西哈努克私人秘書的周成，擔任特別使命大臣。內閣成員中，引人注目的有兩位將軍：曾任過國防大臣的楊森安少將，和曾擔任過武裝部隊參謀長與空軍司令的努呼中將。36歲的江裕朗，在此之前，是駐塞內加爾大使，這次擔任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十幾年後，他擔任民柬政府駐北京大使，中國的廣播電視中時有露麵，中國人對他並不陌生。
內閣成員之中，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但一宣布仍然使人感慨頓生的，是三位一直在國內從事武裝鬥爭的柬埔寨前議員――喬森潘、胡榮、符寧。三人自50年代後期便是柬埔寨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頗受青年知識分子的擁戴。現在，他們從叢林中走進了西哈努克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可謂是從地下轉入了公開。40歲的喬森潘被任命為國防大臣；41歲的符寧擔任了新聞、宣傳大臣；42歲的胡榮成為內政、鄉村改革與合作社大臣。
當這三位被稱作“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名字公布之時，全場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曾經反對西哈努克政權的武裝鬥爭，被曆史又引導進了西哈努克的陣營，成為反對朗諾政權的有生力量。當年被通緝、被逮捕的人物，成為今日抵抗政府的實力大臣。
據說，西哈努克在同喬森潘握手時說：“讓我們忘了過去吧！”喬森潘很沉靜地看著他當年的對手，說：“親王，我一直是在您的領導下工作的人，我今後會為我們的國家盡我的義務。”
他當然不會提及往事。當年，西哈努克為了爭取這位在青年中頗有影響的議員，曾贈送他一輛梅塞德斯高級轎車，可是卻被喬森潘當場拒絕了。他依然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在金邊走街穿巷，宣傳他的革命真理。
同樣引人注意的是這個內閣中的兩個特征：相當年輕，平均年齡48歲，正好是西哈努克當年的貴庚；文化程度相當高，基本全到國外留過學，受到過西方文化的熏陶。這與後來的洪森政權的內閣有天壤之別，他和他的部長們大都隻有小學文化。
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擔任柬埔寨首相的洪森，主要黨派人民黨主席的韓桑林，以及議會主席謝興，當時都是喬森潘所在的“紅色高棉”遊擊隊裏的下級軍官，算得上是反對朗諾的“抵抗戰士”。洪森為此被炸瞎了一隻眼睛。
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建立，標誌著柬埔寨人民反對朗諾集團的武裝鬥爭有了一個合法正式的領導機構。對廣大人民來說，西哈努克就意味著政府，就意味著法律，金邊的朗諾政府則被看做是一個反叛的政權。
但是，也有人問：既然有了政府，那這個政府怎麽不在國內領導鬥爭，反而在另外一個國家發號施令呢。西方的一些記者甚至直接向西哈努克提問：為什麽您不離開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領導戰場上的抵抗部隊？
西哈努克的一些大臣們認為：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繼續陰謀削弱親王影響的新動向。就西哈努克本人而言，他那種容易衝動的性格常常驅使他立即動身，往南回到自己的祖國，到解放區去，以證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不能這麽做。
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記者說：“當納粹入侵法國時，戴高樂將軍也沒有在他自己國內領導抵抗運動嘛！他是在倫敦進行領導的，因為英國是個盟國，而且提供了一個很安全的後方根據地。事實上，戴高樂是一直到法國解放之後才回到法國去的。難道有人懷疑戴高樂的勇氣和愛國主義嗎？”
在關於設在北京的民族團結政府根據地和柬國內的抵抗運動領導的問題上，我查閱了當年的許多資料。我認為，西哈努克回憶錄中的幾段話對此說得再明白不過。
由於通訊技術的改進和發展，我們在北京同我們在柬埔寨境內抵抗運動總部的聯係，也許比戴高樂當時從倫敦同他的法國境內抵抗根據地的聯係要迅速得多、經常得多。中國人讓我們自由使用一套極其卓越的電訊聯係設備。
“把事情說得更確切一些，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國內的部分，同在國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這兩個部分完全是一個整體。在北京有一個大臣，在解放區就有一個相應的副大臣。在解放區的三個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駐北京總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換意見時就曾決定，隻有以解放區為根據地的那半個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況來決定哪個大臣，包括國家元首，應該在國內行使他的職權，以及何時回到國內。來回旅行顯然是有困難的。我在外交和情報宣傳方麵負有責任，而在我現在的根據地，我能把我的任務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諾和他的中央情報局主子們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據地關掉的。”
中國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進行這場艱苦抗戰的前提。每一談到這點，西哈努克就會說：我的人民和我們堅強的抵抗戰士們，知道我們已經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了一個堅強的後方根據地，對他們來說，是個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運動都不可能想象有這樣好的條件：中國領導人無條件地給我們創造了完全由我們自己支配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和鬥爭條件。
西哈努克經常奚落地說；要是朗諾？施裏瑪達和他們的同夥能預見到這種情況的話，他們也許可能會改變他們發動政變的時間表吧！
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北京當時的“反帝路”開始處理公務。這裏曾是法國人的公使館，後來改成友誼賓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所使用的是這裏的科學會堂。北京剛剛將它整修一新，並添加了一些建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國政府為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提供了一批男女服務員，一批技藝精湛的廚師，一套秘書班子、辦公室職員，一個大型車隊。這裏還有幾位經驗豐富的花工，有一個運動中心，有專設的放映室。作為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柬埔寨人享有中國的完全尊重。
藍天紅日之下，印有高棉民族象征吳哥窟圖案的柬埔寨國旗在微風中徐徐飄揚。雖然這是在中國的領土之上，但是，任何中國官員，包括周恩來總理，要想進入這個抵抗政府的所在地，都要嚴格遵循禮賓程序。對抵抗政府的官員們來說，進到這個地方，就如同到了柬埔寨自己的土地，國家的主權在法律、精神和事實上，都得到了認真的對待和尊重。
作為抵抗政府主席的西哈努克，雖然天天居住在北京，但是，任何時候他都受到一個國家元首的崇高禮遇。北京的外交場合上，西哈努克從來都是作為最高規格的客人，同中國主要領導人坐在一起。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同親王親密交談、會心微笑的場麵，深深地印在中國人的腦海裏。
1990年，西哈努克在他的一本書裏，把在北京的生活描寫為“金色的流亡”（GOLDENEXILE）。
在這裏，有必要提及親王夫婦與中國人民之間結下的友誼。
1971年1月，西哈努克從釣魚台國賓館遷至東交民巷15號居住，隨同遷往那裏的有一個完整的服務班子，北京國賓車隊的趙成龍、張舍英等幾位司機也隨同前往，為親王服務。
自民柬政府成立以後，西哈努克的活動明顯增加，各種外事往來也越加頻繁。擔任西哈努克轎車司機的趙成龍經常拉著親王到駐北京的非洲、亞洲、東歐等許多國家的使館去拜會、談判，參加各種外交應酬。趙成龍成了與親王朝夕相處的人，每天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多次贏得西哈努克和夫人的讚賞。一次，趙成龍拉著西哈努克夫婦到首都劇場觀看演出，剛進劇場，莫尼克公主就感到頭暈，坐在貴賓室裏靠椅而息，無法入場。由於沒有帶保健大夫，公主的身體一時很難恢複。司機立即離開，趕回住所取藥。當公主服下藥後，精神隨即轉好，不僅看完了演出，而且還同西哈努克一道上台向演員們獻了花籃，並與主要演員合影留念。
“西哈努克親王認為我們不僅是他的司機，而且還是他的助手。”多年後趙成龍還回憶道，“許多事情都是我們直接替他辦了。親王與我們的關係也相處得非常融洽，每次在院子裏相見，親王和公主總是主動用不太標準的漢語說：‘您好！’‘早上好！’或者‘晚安！’每次他們離開北京去外地，也總要特別向我們告別。”
趙成龍在為西哈努克親王服務期間，外地老家的養母病重。趙成龍從小由養母撫養，有著很深的感情。養父打來電報，要趙成龍無論如何也要回去一趟。可是，當時嚴格的外事紀律要求司機們不能請假。趙成龍隻寄了些錢回家。不久，養母去世了，養父為趙成龍在養母臨終前也不趕回家見上一麵感到生氣。悲痛的老趙隻有抹著淚水，給養父寫信道：“盡忠不能盡孝，忠孝不能兩全，我在這裏向養母和養父謝罪了！”
20年後，西哈努克作為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主席返回金邊。在機場上，他特意把陪同他回國的中國駐柬外交代表傅學章介紹給前來迎接他的各位權貴和外國使節。上汽車的時候，他拉著傅代表的手又說：“今天讓我想到20年前，在我國發生政變後我到中國時您的國家對我的巨大支持……”
毛澤東對親王說：“你有資格當共產黨”
與他過去來訪有所不同的是，西哈努克沒有立即見到老朋友毛澤東。但他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他完全理解中國領導人的繁忙與困境，也理解了他們所要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
毛澤東此時正處於他政治生涯和權力的巔峰，在許多中國人的眼裏，他已不僅僅是人民的領袖，他成了具有非凡魅力的神。
通過已顯得削瘦的周恩來，他幾乎一字不漏地得到了毛澤東的口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尊重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作出的任何決定。由於金邊發生了政變，如果他決定就此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國將對他的這個決定予以配合；但要是西哈努克親王不接受金邊的政變，決定領導一場民族反美抵抗運動以解放柬埔寨的話，中國將予以全力支持，除了軍隊之外，為他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以使他的正義愛國鬥爭能夠勝利。隻要這場鬥爭堅持下去，親王一定能取得成功。”
但周恩來又同時對他講了毛主席的一段忠告：“應當讓親王意識到，這場鬥爭可能是漫長而艱苦的，有時候難免會遇到挫折。在作出最後的決定之前，所有的問題都要認真考慮到。一旦投入到了這場艱苦的鬥爭中，親王就不能再放棄退縮；他應當知道，他肯定會遇到想要放棄鬥爭的困境。所以，親王不要著急，一定要慎重考慮到各種有利和不利的因素，然後才下最後的決心。”
其實，在到達機場、看到所有的中國高級官員與幾乎所有駐中國的外交使團在機場迎接他這個被廢黜的國家元首時，他心裏就暗暗下了決心，決不服從政變帶來的命運，一定要同叛臣逆子們戰鬥下去！
毛澤東的話使他感到，任何時候，他的背後都有一個中國。
1970年4月30日晚，美國總統尼克鬆在白宮發表演說，宣布美國軍隊和南越軍隊入侵柬埔寨，“為了保護我們在越南的人員，為了保證我們撤軍和越南計劃獲得成功，我斷定現在是我們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尼克鬆所說的這個行動，就是下令讓美國在越南的軍隊和南越軍隊聯合進入柬埔寨境內，向美國認為的指揮共產黨在南越的全部軍事活動的總部所在地魚鉤地區發起攻擊。
美國的B-52高空轟炸機開始飛臨柬埔寨領空，將成噸成噸的炸彈投向綠樹叢中的村莊和小鎮，美國和南越聯合部隊踏上柬埔寨領土，追殺他們所認定的“共產黨軍隊”。
就在尼克鬆發表聲明的24小時後，西哈努克被邀參加中國官方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晚會。在天安門城樓的會客室裏，他見到了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