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親王情係中南海！中柬友誼源流長(10)
“中國是個大國。”西哈努克說，“不過，在我接觸的國家中，中國是最沒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的。周恩來曾經同我討論過這類問題。我感覺到，共產黨政府深知，亞洲和其他小國對於它們應享有的尊嚴和聯合國關於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能否落實，特別敏感。在對待國賓的禮儀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視現象，構成了這方麵的大部分幻想破滅的基礎。我們亞洲國家認為，西方國家的確存在這種作法，這是誰也不可否認的。”
“這就是亞洲和西方人的區別之一。”西哈努克的一位顧問說，“對我們亞洲人來說，對自己的榮譽問題比對金錢問題重視得多。要是重物質的西方人真能了解這一點的話，他們準會大吃一驚。”
西哈努克對他顧問的話很欣賞地點點頭，說：“我認真把中國領導人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作過比較，我發現，中國領導人在譴責帝國主義方麵是從不留一點情麵的。但是，她從來沒有幹涉過我們的中立政策。在給我們援助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是那種咄咄逼人的樣子，從來不說：獨立嗎當然可以，但必須是‘紅色的’獨立，中立必須是‘左派的’中立。他們不光對我們，對整個東南亞都是這樣。我在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會麵的時候，他們從來不對我進行說教，更沒有訓斥、警告，或者給以什麽‘友好忠告’之類的東西。”西哈努克望著他身邊的這些同事、朋友和秘書們，顯得有些激動。“中國人從來沒有給過我什麽壓力。如果我就某一個具體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總是在發表意見的時候，先聲明說‘當我們遇到類似的問題時，我們是這樣解決的……不過，中國是中國，柬埔寨是柬埔寨，我們的方法對你們不一定能適用’。一想起這些，我就覺得，我堅持來北京是正確的，而且，中國這幾天的態度也表明他們是堅決支持我們的，把範文同也專程從河內請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支持我們下一步的鬥爭方麵，是可以信賴的。”
但是，無論是西哈努克還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中國以從不幹涉別國的內政而著稱於世。自1949年毛澤東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過流亡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雖然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朋友，但是，事關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外交形象問題，中國是否會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領導一個這樣的政府呢？再一點，反對朗諾？施裏瑪達的鬥爭決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勝利的，這就是說，他的這個抵抗政府，將可能在北京活動好些年。這是否能為中國人所接受？
無論是西哈努克還是他的朋友們，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口的擔憂。
這種擔憂通過中國外交部的人員，轉達給了周恩來。
就在這時候，一則出自北京的謠言又回到了北京。
合眾國際社3月28日在金邊發出消息，報道柬“國民議會”議員鄭璜告訴記者，說前柬埔寨駐中國大使瓦朗丹在給金邊政變當局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中國外交部有人曾對瓦朗丹說：“西哈努克親王住在中國使中國‘感到為難’。”
這是離間中國與親王關係的巨大謊言。3月30日，新華社記者為了澄清事實會見了這位前駐北京大使，瓦朗丹對這段話矢口否認。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前大使連連申辯，“從來沒有。中國外交部也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種話。”瓦朗丹當即表示要“辟謠”。
新華社記者對瓦朗丹說：中國一向尊重西哈努克和他執政期間奉行的政策，從來都是按國家元首規格來接待親王，毫無“感到為難”之處。
瓦朗丹對之表示同意。“你們中國政府把西哈努克當作國家元首和貴賓來接待，我們是知道的。‘感到為難’的說法，毫無根據。”
一個挑撥中國與西哈努克關係的謠言，很快得到了澄清。
這時候的周恩來，一麵緊張地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動向，竭盡全力，挽中國這幢大廈於危亡之中；另一方麵，作為一個大國的首腦和老資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世界風雲的變幻。
當他從外交部同誌那裏得知，西哈努克決定將抵抗政府的中心設在北京，而親王又擔心中國會拒絕的消息時，將手中的鉛筆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們打了多年交道，他對我們應該是了解的。”周恩來說，“不過，就現在他的處境而言，有這種擔心是一件自然的事，這也提醒我們，在接待和禮遇方麵，要做得更加一絲不苟，千萬不能出差錯，傷害了別人的感情。”
“親王提出，想見見總理。”外交部的同誌說。
“立刻給他答複，我同意與他見麵。”周恩來回答，“不過，先通過你告訴親王：中國政府毫無保留地支持親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朗諾集團的鬥爭，中國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這一點。如果親王決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設在北京或中國任何地方，中國政府都表示同意，在這一點上，親王不要有任何擔心或者顧慮。”
在外交部的同誌離去之際，周恩來又把他叫住了。“有句話你一定要轉告親王：毛澤東主席對柬埔寨的事和對親王非常關心。毛主席說，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設在北京，這是柬埔寨人民對我們中國的信任，我們要對他們表示感謝。”
中國的正式答複，把籠罩在西哈努克心上的陰雲一掃而光。中國的態度實際上成了整個抵抗政府如何開始運轉的關鍵。解決了抵抗政府的所在地，一場武裝抵抗運動的指揮係統也就得到了相應的保障。從現在起，什麽政治避難，什麽退出政治，遠避他鄉，都統統見鬼去吧！
當天晚上，工作人員向西哈努克報告：周恩來總理前來看望親王。西哈努克立即起身，趕到門口迎接。
“非常感謝毛主席！非常感謝總理！”一見麵，西哈努克便說道。
“這種感謝是相互的，親王陛下。”周恩來握著西哈努克的手說，“中國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們對柬埔寨人民和親王的鬥爭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隻要是你們的鬥爭所需要的，我們都會盡一切力量給以保障。”
周恩來同親王握過手，又同一些他所熟悉和新認識的柬埔寨朋友打招呼。為了使氣氛輕鬆一些，總理同大家問候寒暄，談起一些往事，比如他和陳毅元帥在1960年訪問柬埔寨時，哥莎瑪王後專門為他們準備了高棉式的早餐。兩位中國領導人對之讚不絕口。結果，居然連作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給吃光了。
以這種輕鬆的氣氛為起始，周恩來和西哈努克開始討論在北京設立柬埔寨抵抗政府以及中國將以何種方式來支援柬埔寨人民鬥爭的問題。
周恩來保證中國將對西哈努克領導的這個抵抗政府提供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方麵的援助。周恩來說，他同毛澤東主席商量過後，決定把北京“反帝路”一個新近落成的建築群的一翼提供給抵抗政府使用。“其他的各種附屬設施都由我們負責。”周恩來說，“包括你們的日常必需品，另外還有一支軍隊。至於工作人員嘛。”周恩來征詢式地看著西哈努克，說：“在你的所有人員到位配齊之前，我們可以給您提供一些，比如擔任臨時的文書。一旦你物色到了合適的人，當然最好是柬埔寨人，那我們的人就撤出來。”
這次周恩來同西哈努克的會談，延續了四個小時。親王詳細談了抵抗政府成立後他的種種計劃，以及如何同柬埔寨國內的抵抗領導人協調的問題。周恩來聽得很仔細，同時也幫助親王分析著將要出現的局勢的利弊。當兩人分手時，已經是淩晨兩點了。
“關於抵抗政府的政策性問題，是你們的內政。”臨走時周恩來告訴西哈努克，“我們決不進行幹預。我們會非常尊重親王做出的所有決定。”
“請總理轉告毛主席，我對中國給予的無比珍貴的支持非常感謝。”
“我一定會轉達親王的意思。”周恩來與親王握手，“毛主席也讓我告訴親王，他本來想馬上與您進行一次會談。但考慮到您剛到北京，抵抗運動的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想在您的事務稍微輕鬆一點後，和您見麵。”
當西哈努克雙手合十，以高棉禮節同中國總理道別時，在場的人都注意到，這位被非法廢黜的國家元首眼裏，閃動著激動的淚光。
1970年3月23日，也即西哈努克從莫斯科抵達北京的第四天，西哈努克通過北京國際廣播電台和新聞界，發表了他的《告同胞書》和五點聲明。這是西哈努克本人和柬埔寨曆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西哈努克以沉痛的語調說：“不久以前我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繁榮、團結和民族和睦，由於朗諾集團的政變而被毀滅了，變成了一堆廢墟。”由於政變，他不得不居住國外，但是，“我十分懷念我所熱愛的祖國，我現在和將來活著，就是為了我所熱愛的祖國。我也非常懷念我可憐的母親，懷念僧侶和我所熱愛的人民。如果我沒有在我國愛國的和進步的人民以及我們自己共同進行的鬥爭中犧牲的話，我一定在擊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取得必然勝利的時候，向他們致意和擁抱他們。”
西哈努克告訴他的人民和全世界，他決不承認金邊非法廢黜他的職位。他以國家元首的名義宣布：
――譴責犯有叛國罪的朗諾政權，堅決解散朗諾政府和兩個議會；要求全國同胞不承認和不執行由朗諾、施裏瑪達集團製定的各項法令；
――將組成一個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UNIONGOVERNMENT），領導人民進行抗戰；
――將成立臨時協商會議（PROVIONALCONSULTATI-VECONFERENCE），由包括各個愛國、進步和反帝派別的最廣泛階層的代表參加；
――將建立一支人民解放軍（NATIONALLIBERATIONARMY），開展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其代理人的鬥爭；
――組成一個民族統一陣線（NATIONALUNITEDFRONTOFKAMPUCHEA――NUFK），擔負解放祖國、戰勝敵人和重建國家的基本使命。
親王號召國內的人民高舉反抗的旗幟，參加到叢林裏反對敵人的遊擊戰中去。而僑居歐洲和歐洲附近的子民如果願意參加解放軍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話，則可以到北京去找他。
在這個被西方稱之為“戰爭宣言”（DECLARATIONOFWAR）的講話中，西哈努克一點沒有提到他已經得到了北京與河內的堅決支持。他也沒有告訴因為沒有了國家元首而變得茫然的臣民，到哪裏可以找到反抗朗諾政權的遊擊隊。
3月24日，西哈努克給各友好的國家寫信，陳述柬局勢的真相，懇請各國政府給予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以支持和外交上的承認。
在西哈努克發表廣播講話的第二天，柬國內傳來了第一個令親王鼓舞的消息：曾擔任柬國議會議員的喬森潘、胡榮和符寧發表聯合聲明，毫無保留地支持親王於頭一天在北京發表的宣言。三位議員都是左派人物，曾公開批評西哈努克政府的某些政策，因而受到威脅和毒打。在得知他們將被逮捕的消息後，三人逃進叢林，開展武裝鬥爭，而支持他們的學生群眾以為他們受到殺害，紛紛點上蠟燭為他們的靈魂送行。三人的聲明傳開，人們才知道他們尚在人世，而且同他們反對過的親王站在了同一條戰壕。
三位前議員的聲明，無論對國內的人民還是對西哈努克都是一個信號：柬埔寨的左派力量已經集合在了西哈努克舉起的抵抗旗幟之下。
據說，朗諾在收聽了西哈努克在北京發表的宣言之後，一個晚上沒有睡覺。第二天，他也沒有出席政府針對西哈努克的宣言而召開的緊急會議。他讓副官轉告副首相施裏瑪達，說他病了。
在流亡還是戰鬥的前途選擇上，西哈努克選擇了戰鬥。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由西哈努克發起，在越南、老撾和中國邊境地區的某地舉行了印度支那三國四方最高級會議。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老撾的蘇發努馮主席、越南北方的範文同總理、越南南方的阮友壽主席，都在會上講話，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發生在金邊的政變，強調三國人民要相互支持，長期合作，積極開展抵抗鬥爭。會議結束時發表的聯合聲明，標誌著三國抵抗鬥爭的一個曆史性發展。
這個曆史性發展的特征在於：中立的柬埔寨由於朗諾的政變已經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和它的軍事基地。而中立政策的倡導者西哈努克已成為一名堅定的抵抗運動領導人。
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議閉幕之後，設宴招待三國四方代表團。周恩來在會上的講話，後來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兩句名言：七億中國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可靠後方。
“這就是亞洲和西方人的區別之一。”西哈努克的一位顧問說，“對我們亞洲人來說，對自己的榮譽問題比對金錢問題重視得多。要是重物質的西方人真能了解這一點的話，他們準會大吃一驚。”
西哈努克對他顧問的話很欣賞地點點頭，說：“我認真把中國領導人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作過比較，我發現，中國領導人在譴責帝國主義方麵是從不留一點情麵的。但是，她從來沒有幹涉過我們的中立政策。在給我們援助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是那種咄咄逼人的樣子，從來不說：獨立嗎當然可以，但必須是‘紅色的’獨立，中立必須是‘左派的’中立。他們不光對我們，對整個東南亞都是這樣。我在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會麵的時候，他們從來不對我進行說教，更沒有訓斥、警告，或者給以什麽‘友好忠告’之類的東西。”西哈努克望著他身邊的這些同事、朋友和秘書們，顯得有些激動。“中國人從來沒有給過我什麽壓力。如果我就某一個具體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總是在發表意見的時候，先聲明說‘當我們遇到類似的問題時，我們是這樣解決的……不過，中國是中國，柬埔寨是柬埔寨，我們的方法對你們不一定能適用’。一想起這些，我就覺得，我堅持來北京是正確的，而且，中國這幾天的態度也表明他們是堅決支持我們的，把範文同也專程從河內請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支持我們下一步的鬥爭方麵，是可以信賴的。”
但是，無論是西哈努克還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中國以從不幹涉別國的內政而著稱於世。自1949年毛澤東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過流亡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雖然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朋友，但是，事關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外交形象問題，中國是否會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領導一個這樣的政府呢？再一點，反對朗諾？施裏瑪達的鬥爭決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勝利的，這就是說，他的這個抵抗政府，將可能在北京活動好些年。這是否能為中國人所接受？
無論是西哈努克還是他的朋友們，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口的擔憂。
這種擔憂通過中國外交部的人員，轉達給了周恩來。
就在這時候，一則出自北京的謠言又回到了北京。
合眾國際社3月28日在金邊發出消息，報道柬“國民議會”議員鄭璜告訴記者，說前柬埔寨駐中國大使瓦朗丹在給金邊政變當局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中國外交部有人曾對瓦朗丹說：“西哈努克親王住在中國使中國‘感到為難’。”
這是離間中國與親王關係的巨大謊言。3月30日，新華社記者為了澄清事實會見了這位前駐北京大使，瓦朗丹對這段話矢口否認。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前大使連連申辯，“從來沒有。中國外交部也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種話。”瓦朗丹當即表示要“辟謠”。
新華社記者對瓦朗丹說：中國一向尊重西哈努克和他執政期間奉行的政策，從來都是按國家元首規格來接待親王，毫無“感到為難”之處。
瓦朗丹對之表示同意。“你們中國政府把西哈努克當作國家元首和貴賓來接待，我們是知道的。‘感到為難’的說法，毫無根據。”
一個挑撥中國與西哈努克關係的謠言，很快得到了澄清。
這時候的周恩來，一麵緊張地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動向，竭盡全力，挽中國這幢大廈於危亡之中；另一方麵，作為一個大國的首腦和老資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世界風雲的變幻。
當他從外交部同誌那裏得知，西哈努克決定將抵抗政府的中心設在北京，而親王又擔心中國會拒絕的消息時，將手中的鉛筆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們打了多年交道，他對我們應該是了解的。”周恩來說，“不過，就現在他的處境而言，有這種擔心是一件自然的事，這也提醒我們，在接待和禮遇方麵，要做得更加一絲不苟，千萬不能出差錯，傷害了別人的感情。”
“親王提出，想見見總理。”外交部的同誌說。
“立刻給他答複，我同意與他見麵。”周恩來回答，“不過，先通過你告訴親王：中國政府毫無保留地支持親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朗諾集團的鬥爭，中國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這一點。如果親王決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設在北京或中國任何地方，中國政府都表示同意，在這一點上，親王不要有任何擔心或者顧慮。”
在外交部的同誌離去之際，周恩來又把他叫住了。“有句話你一定要轉告親王：毛澤東主席對柬埔寨的事和對親王非常關心。毛主席說，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設在北京，這是柬埔寨人民對我們中國的信任，我們要對他們表示感謝。”
中國的正式答複，把籠罩在西哈努克心上的陰雲一掃而光。中國的態度實際上成了整個抵抗政府如何開始運轉的關鍵。解決了抵抗政府的所在地，一場武裝抵抗運動的指揮係統也就得到了相應的保障。從現在起，什麽政治避難，什麽退出政治，遠避他鄉，都統統見鬼去吧！
當天晚上，工作人員向西哈努克報告：周恩來總理前來看望親王。西哈努克立即起身，趕到門口迎接。
“非常感謝毛主席！非常感謝總理！”一見麵，西哈努克便說道。
“這種感謝是相互的，親王陛下。”周恩來握著西哈努克的手說，“中國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們對柬埔寨人民和親王的鬥爭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隻要是你們的鬥爭所需要的，我們都會盡一切力量給以保障。”
周恩來同親王握過手，又同一些他所熟悉和新認識的柬埔寨朋友打招呼。為了使氣氛輕鬆一些，總理同大家問候寒暄，談起一些往事，比如他和陳毅元帥在1960年訪問柬埔寨時，哥莎瑪王後專門為他們準備了高棉式的早餐。兩位中國領導人對之讚不絕口。結果，居然連作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給吃光了。
以這種輕鬆的氣氛為起始，周恩來和西哈努克開始討論在北京設立柬埔寨抵抗政府以及中國將以何種方式來支援柬埔寨人民鬥爭的問題。
周恩來保證中國將對西哈努克領導的這個抵抗政府提供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方麵的援助。周恩來說，他同毛澤東主席商量過後，決定把北京“反帝路”一個新近落成的建築群的一翼提供給抵抗政府使用。“其他的各種附屬設施都由我們負責。”周恩來說，“包括你們的日常必需品，另外還有一支軍隊。至於工作人員嘛。”周恩來征詢式地看著西哈努克，說：“在你的所有人員到位配齊之前，我們可以給您提供一些，比如擔任臨時的文書。一旦你物色到了合適的人，當然最好是柬埔寨人，那我們的人就撤出來。”
這次周恩來同西哈努克的會談，延續了四個小時。親王詳細談了抵抗政府成立後他的種種計劃，以及如何同柬埔寨國內的抵抗領導人協調的問題。周恩來聽得很仔細，同時也幫助親王分析著將要出現的局勢的利弊。當兩人分手時，已經是淩晨兩點了。
“關於抵抗政府的政策性問題，是你們的內政。”臨走時周恩來告訴西哈努克，“我們決不進行幹預。我們會非常尊重親王做出的所有決定。”
“請總理轉告毛主席，我對中國給予的無比珍貴的支持非常感謝。”
“我一定會轉達親王的意思。”周恩來與親王握手，“毛主席也讓我告訴親王，他本來想馬上與您進行一次會談。但考慮到您剛到北京，抵抗運動的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想在您的事務稍微輕鬆一點後，和您見麵。”
當西哈努克雙手合十，以高棉禮節同中國總理道別時，在場的人都注意到，這位被非法廢黜的國家元首眼裏，閃動著激動的淚光。
1970年3月23日，也即西哈努克從莫斯科抵達北京的第四天，西哈努克通過北京國際廣播電台和新聞界，發表了他的《告同胞書》和五點聲明。這是西哈努克本人和柬埔寨曆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西哈努克以沉痛的語調說：“不久以前我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繁榮、團結和民族和睦，由於朗諾集團的政變而被毀滅了，變成了一堆廢墟。”由於政變，他不得不居住國外，但是，“我十分懷念我所熱愛的祖國，我現在和將來活著，就是為了我所熱愛的祖國。我也非常懷念我可憐的母親，懷念僧侶和我所熱愛的人民。如果我沒有在我國愛國的和進步的人民以及我們自己共同進行的鬥爭中犧牲的話，我一定在擊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取得必然勝利的時候，向他們致意和擁抱他們。”
西哈努克告訴他的人民和全世界，他決不承認金邊非法廢黜他的職位。他以國家元首的名義宣布：
――譴責犯有叛國罪的朗諾政權，堅決解散朗諾政府和兩個議會；要求全國同胞不承認和不執行由朗諾、施裏瑪達集團製定的各項法令；
――將組成一個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UNIONGOVERNMENT），領導人民進行抗戰；
――將成立臨時協商會議（PROVIONALCONSULTATI-VECONFERENCE），由包括各個愛國、進步和反帝派別的最廣泛階層的代表參加；
――將建立一支人民解放軍（NATIONALLIBERATIONARMY），開展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其代理人的鬥爭；
――組成一個民族統一陣線（NATIONALUNITEDFRONTOFKAMPUCHEA――NUFK），擔負解放祖國、戰勝敵人和重建國家的基本使命。
親王號召國內的人民高舉反抗的旗幟，參加到叢林裏反對敵人的遊擊戰中去。而僑居歐洲和歐洲附近的子民如果願意參加解放軍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話，則可以到北京去找他。
在這個被西方稱之為“戰爭宣言”（DECLARATIONOFWAR）的講話中，西哈努克一點沒有提到他已經得到了北京與河內的堅決支持。他也沒有告訴因為沒有了國家元首而變得茫然的臣民，到哪裏可以找到反抗朗諾政權的遊擊隊。
3月24日，西哈努克給各友好的國家寫信，陳述柬局勢的真相，懇請各國政府給予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以支持和外交上的承認。
在西哈努克發表廣播講話的第二天，柬國內傳來了第一個令親王鼓舞的消息：曾擔任柬國議會議員的喬森潘、胡榮和符寧發表聯合聲明，毫無保留地支持親王於頭一天在北京發表的宣言。三位議員都是左派人物，曾公開批評西哈努克政府的某些政策，因而受到威脅和毒打。在得知他們將被逮捕的消息後，三人逃進叢林，開展武裝鬥爭，而支持他們的學生群眾以為他們受到殺害，紛紛點上蠟燭為他們的靈魂送行。三人的聲明傳開，人們才知道他們尚在人世，而且同他們反對過的親王站在了同一條戰壕。
三位前議員的聲明，無論對國內的人民還是對西哈努克都是一個信號：柬埔寨的左派力量已經集合在了西哈努克舉起的抵抗旗幟之下。
據說，朗諾在收聽了西哈努克在北京發表的宣言之後，一個晚上沒有睡覺。第二天，他也沒有出席政府針對西哈努克的宣言而召開的緊急會議。他讓副官轉告副首相施裏瑪達，說他病了。
在流亡還是戰鬥的前途選擇上，西哈努克選擇了戰鬥。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由西哈努克發起，在越南、老撾和中國邊境地區的某地舉行了印度支那三國四方最高級會議。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老撾的蘇發努馮主席、越南北方的範文同總理、越南南方的阮友壽主席，都在會上講話，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發生在金邊的政變，強調三國人民要相互支持，長期合作，積極開展抵抗鬥爭。會議結束時發表的聯合聲明，標誌著三國抵抗鬥爭的一個曆史性發展。
這個曆史性發展的特征在於：中立的柬埔寨由於朗諾的政變已經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和它的軍事基地。而中立政策的倡導者西哈努克已成為一名堅定的抵抗運動領導人。
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議閉幕之後，設宴招待三國四方代表團。周恩來在會上的講話，後來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兩句名言：七億中國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可靠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