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毛澤東走下神壇！四千高幹論功過(3)
提到這個問題，鄧小平的觀點很明確：粉碎“四人幫”以後做的這些事是不對的，是違反毛澤東本人意願的。但都是從為了求得比較穩定這麽一個思想考慮的。從這點來說，他能原諒華國鋒。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毛澤東臨終前把老實厚道的華國鋒定為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幫”組閣的美夢，當時江青仗著特殊身份，借毛主席喪事大鬧大吵。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9月11日開始舉行吊唁活動。毛澤東的遺體被安置在人民大會堂，臥在鮮花翠柏之中，身上覆蓋著一麵巨大的黨旗，8名禮兵守護在遺體周圍。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每4人一組，輪流為毛澤東守靈，其餘的都在附近的房間裏開會。
會議室裏，由誰致悼詞意見分歧很大，氣氛也很緊張。從當時的地位、排名論，華國鋒致悼詞最合適，但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都想爭，因為誰致悼詞就意味著誰在黨內的地位高。
會議室裏，你望我，我望你，誰都不講話。誰都不想被動，誰也不想遭到反對，成為靶子。關鍵時刻，老帥葉劍英自有主張，絕對不能讓“四人幫”致悼詞。葉劍英毅然提出：“國鋒同誌是第一副主席，自然是國鋒同誌致悼詞了，洪文同誌就主持會吧。”
“好，就這麽定。”李先念等老同誌紛紛讚成。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盡管不滿，但無法反對。張春橋看著華國鋒，推推眼鏡，陰陽怪氣地說：“國鋒同誌，你是第一副主席，我問你，主席的遺體打算怎麽辦？”
華國鋒憨厚地咧嘴笑笑，說：“中央不是作了決定嗎？主席的遺體永久保存，供後人瞻仰。”
張春橋陰險地眨巴眨巴眼睛，逼問一句：“可是，我聽專家說，凡未采取防腐措施過了三天的遺體，便無法永久保存了。國鋒同誌主持工作，為什麽不采取防腐措施？”然後，他語氣陰沉地說：“醫生說，主席的遺體已經變質，無法保存了。”
“無法保存？”這句話產生的震動不亞於8級地震。保存不了那就得燒掉，意味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將永遠不複存在了。工農出身、感情樸實的陳永貴、吳桂賢頓時痛哭起來。
張春橋一點題，江青馬上響應，她騰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指著華國鋒的鼻子大罵：“華國鋒，你為什麽要毀掉主席的遺體，你安的什麽心？這事你得說清楚！”
張春橋接著裝出痛心疾首的樣子說：“國鋒同誌，主席這麽信任你，而你卻對主席的感情這麽淡薄。主席的遺體因你而毀壞，我們政治局無法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待，不可饒恕的錯誤啊！”
王洪文、吳德、陳錫聯的情緒也被鼓動起來了，你一言，我一語，紛紛指責華國鋒。
華國鋒知道這是“四人幫”在借機滋事，一時又找不到反擊的方法，隻好耐心、誠懇地一遍一遍解釋。王洪文以為華國鋒害怕退卻了，更加盛氣淩人地緊逼一句：“這些話你別對我們說，請你到電視上向全國人民解釋去。”
華國鋒幾乎被逼到了死角，此刻，他隻有以守為攻，破釜沉舟了。他一拍桌子，怒吼道：“這個責任我不能負，你們有意見，我可以辭職！”說完，他站起來就要走。
華國鋒是當時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盡管也是兩派都不滿意的人物。他若真的辭職不幹，政治局必然會發生混亂，可能導致全黨、全國混亂。
葉劍英伸出手，攔住華國鋒，說：“你不能辭職，你要主持中央的工作，這是毛主席的決定，我看誰敢推翻主席的決定？”他目光威嚴地掃射會場，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給鎮住了。
葉劍英對著大家說：“越南胡誌明主席的遺體是過了3天後越共政治局才決定保存的，現在不是很好嗎？何況主席的遺體還不到三天呢？”
張春橋、江青、王洪文幾人麵麵相覷，一句話說不出。
葉劍英去守靈，見門外無人，葉劍英輕聲提醒華國鋒：“要立即采取措施，保護主席遺體。現在有人要借這個問題發難。”
“好，好，我馬上護送主席遺體去醫院，以後請你多幫助。”華國鋒十分感激地說。
華國鋒立即護送毛澤東遺體去305醫院作防腐處理，一麵讓人給越南發電報，請火速派專家到北京。
9月11日深夜12點，華國鋒接到葉劍英打來的電話，越南專家組到北京了。這使得華國鋒大受鼓舞。
12日一早，華國鋒去守靈。江青一見他就叫嚷：“華國鋒，主席的遺體怎麽辦？我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
華國鋒此時已是成竹在胸，不動聲色地說：“好！好！等一會就開。”
江青使勁地擠出幾滴眼淚，說：“主席去了幾天了，主席的遺體怎麽辦？”
“現在是國鋒同誌負責，主席的遺體自然是國鋒同誌負責了。”張春橋又把火燒到華國鋒身上。
姚文元也開始幫腔，攤開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員們一揚，說：“這是從《人民日報》整理的群眾來信匯編，群眾要求保存主席遺體。”
江青又一次大叫起來：“可是，我剛才得到報告，主席遺體已經毀壞了，腐爛了。誰幹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華國鋒已經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同誌的支持，由著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人表演。看他們幾人表演得差不多了，華國鋒站起來問道：“你們鬧夠了嗎？我現在向大家宣布，經過越南專家組和中國專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遺體已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可以永久保存了。”
政治局委員們一聽熱烈鼓掌。剛才還在難過流淚的幾位工農出身的政治局委員，臉上露出了笑容。
過了幾分鍾，會議廳安靜下來，華國鋒說：“我提議，在天安門廣場立即修建紀念堂，安放主席遺體，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國人民瞻仰。”
會議廳裏又是一陣爆豆般的響聲。
西方人不了解當時中國的特殊曆史環境，以為中國不搞個人崇拜就會拆掉毛主席紀念堂，鄧小平搖搖頭，回答法拉奇道：“我不讚成把它拆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法拉奇以巧妙地探尋風雲人物本人為對象，使采訪對象不知不覺進入她的“圈套”。但是，前兩個問題，鄧小平都是從宏觀的、曆史的角度回答，她這一次不得不正麵提問，直攻鄧小平的薄弱處。
她問：“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
這句話，使鄧小平陷入了深深的回憶。想起自己三出三進中南海，其中每次被“貶”或打倒，都因為“不聽毛主席的話。”
遠的不說，就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要就是沒有按毛澤東的要求辦事，抓以階級鬥爭為綱。
鄧小平在作曆史的沉思。當年，毛澤東批鄧的指示在一係列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正確，限製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不正確，“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也不正確。“大官們保護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錯誤”、“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些結論都是錯誤的。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能容忍鄧小平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手中的香煙快要燃光了，他從曆史中收回思維的野馬，很平靜地對法拉奇說：“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不是隻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後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說，有家長製這些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他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
法拉奇正在等著鄧小平講下去，以為下麵接著就是批評了。豈知，鄧小平話鋒一轉，說：“毛主席批評的事不能說都是不對的。但有不少正確意見，不僅是我的，其他同誌的在內，他不大聽得進了。民主集中製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麽會爆發‘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趁鄧小平侃侃而談之興，突然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提了出來：“在中國，有那麽一個人，與你不同，從來沒有被打倒過……”
鄧小平知道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來，不等她說完，他就動情地說：“周恩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虧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許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也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鄧小平又對法拉奇解釋說：“毛澤東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麽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不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幹的。”
法拉奇極力嚐試把話頭扭轉到鄧小平自己身上，她問：“為什麽你想辭去副總理職務？”鄧小平從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辭職，我們老一代的都不兼職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於製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領導職務終身製。我們存在一個領導層需要逐漸年輕化的問題。我們需要帶個頭。”
鄧小平當時說的話，九年後做到了。鄧小平主動提出辭職請求。
1989年冬天的一個上午，中南海內正在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新上任不久的江澤民總書記把一份辭職信傳給常委們看。這就是鄧小平的辭職請求。
辭職請求寫得非常懇切：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請求辭去現在擔任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近年來，不少老同誌已相繼退出了中央領導崗位。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為了身體力行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我提出了退休的願望。當時，中央反複考慮我本人和黨內外的意見，決定同意我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決定我留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此後，當中央的領導集體就重大問題征詢我的意見時，我也始終尊重和支持中央領導多數同誌的意見。但是，我堅持不再過問日常工作，並一直期待著盡早完成新老交替，實現從領導崗位完全退下來的願望。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的以江澤民同誌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懇切希望中央批準我的請求。我也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請求。
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活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們軍隊所取得的成就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中國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來，就一定有能力永遠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江澤民等人臉上都露出了莊嚴和崇敬的神情。
11月9日晚，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了震撼的消息：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終於，鄧小平在他85歲高齡之年實現了自己的夙願。他高興地對出席十三屆五中全會的同誌們說：“感謝同誌們對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所有職務，但在決定中對這位傑出的職業革命家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作為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目睹“文革”給國家、人民造成的災難，同黨的其他領導同誌一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麵對國家經濟不發達，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狀況，他又果斷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決策；為使中國興旺發達，他力主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立國興邦而確定的正確路線。
“一個國家，兩種製度”，是他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提出的富有創造性的構想。獨立自主，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是他倡導的為新中國贏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針。鄧小平，作為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寶庫，做出了輝煌的貢獻。
如果從他加入共青團計算，67年了，他一直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奮鬥。他幾十年為黨和國家建立了卓著功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功業，同鄧小平的名字緊緊地連在一起。在把中國送入嶄新的90年代之際，他了卻心願，退出了最後一個領導崗位。這結果，如海外輿論所言，應該是並非出人意料。但又有多少善良的人們，希望國家的穩定發展繼續得力於他的幫助。畢竟，是他把中國引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代。
法拉奇的采訪繼續進行。今天，她與40多年前斯諾到延安采訪毛澤東的感受相同，共產黨的領導人在講述個人經曆的時候，不知不覺就把自己轉化到曆史之中去了，使記者提問的個人問題奇妙地轉移了。
最後，法拉奇以其獨特的機智提出了一個讓鄧小平不能輕易使其轉化的問題。她問：“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樣評價，給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鄧小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你對自己怎麽評價？”法拉奇跟著追問了一個難題。
鄧小平很坦誠，毫不回避，說：“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誌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隻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
法拉奇如獲至寶，快速在采訪本上記下鄧小平的原話。
法拉奇兩次采訪共進行了4個小時。鄧小平的敏銳、坦率、機智使她佩服。在對她的提問回答中，鄧小平不推脫責任，沒有個人恩怨，沒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個老革命家對曆史客觀的評價，最主要的是對毛澤東的評價，成為後來製定《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指導精神。
8月28日，意大利報紙上發表了法拉奇的采訪報道，把與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原原本本地寫出來。一時間，各國報紙紛紛轉載，發表評論。
有的外電評論：“鄧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麵批評毛澤東，但是將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今後的中國將與毛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代化。”
有的外電評論：“中國領導人講解今後黨的路線的輪廓是極為例外的。”
五年之後，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納塔訪問中國，在會談的間隙，鄧小平笑著對客人說：
“貴國的女記者法拉奇真夠厲害的，一連串問了我許多難回答的問題。”
納塔讚賞地說：“聽說您的回答讓她很滿意。”
“我總算通過了考試”。鄧小平高興地笑道。
有人對毛澤東和鄧小平作過比較，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看見風浪就忍不住激動，平淡無奇是他的敵人。而鄧小平則冷靜、堅毅，在平淡無奇中可以咀嚼出複雜的意味，麵對風浪依然心平如鏡，更能做到功成身退。
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毛澤東功過
對毛澤東的評價，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分辨毛澤東個人在曆史上的功過是非，而且關係到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如何分清建國30多年的曆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所以，不僅僅是鄧小平，全黨都是十分慎重、嚴肅的。
197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在慶祝大會上，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對建國以後的曆史給予了初步的基本估價。針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他說：“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五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曆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決議起草工作分幾個層次進行。
1980年7月，起草小組把《決議》按照鄧小平指示精神修改過的講話稿交中央書記處討論。新上任的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主持討論會，書記處書記萬裏、王任重、方毅、穀牧、宋任窮、餘秋裏、楊得誌、胡喬木、姚依林、彭衝等人參加了討論。他們都主張《決議》一定要客觀、曆史，功與過一定要分清。
為了更廣泛地征求意見，1980年10月，《決議》的征求意見稿擴大到黨內軍、部級高級幹部，進行討論。討論的意見出現了一些偏激的現象，特別有的挨過整的人，帶著私人感情，對毛澤東提出了不正確的批評。
《決議》起草小組把這些意見收集起來，於10月25日送到鄧小平處。鄧小平發覺人們在思想認識上有偏頗現象，必須統一思想。
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談話時指出：“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期翻身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它還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鄧小平講到這裏，語氣很嚴肅，他一字一句地對他們說：“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多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的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他又說：“黨的曆史總的來說還是光輝的曆史。對《決議》，要壓縮篇幅，做到兩點，可以不說的去掉，應該說的突出重點。”
中共中央許多老同誌也紛紛發表講話，表明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1980年11月，老將軍黃克誠在中紀委會議上講話，坦誠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1959年廬山會議上，黃克誠與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人對“大躍進”的失誤發表了看法，黃克誠在7月19日的小組會議上談了他對人民公社的看法。
黃克誠說：“人民公社製度是優越的，今年搞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期說不搞更主動些。”
他講到興奮處，向中央領導呼籲：“再不要搞運動啦！民主革命勝利了。社會主義改造也完成了，還要搞運動幹什麽？這個‘台風’再也刮不得了呀！”
本來，黃克誠與彭德懷等人都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暢所欲言，總結經驗，找出問題的，是以向黨和國家負責的忠誠態度發表個人看法的。但是，他們的觀點不對毛澤東的口味，盡管毛澤東本人在會議開幕時已說過：“大躍進”可用三句話概括：“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毛澤東斷定，彭、黃、張、周等人的信和發言，是懷疑黨中央指導思想，是針對“三麵紅旗”來的，所以，他決心進行堅決的“反擊”。
8月13日至15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大會，對彭、黃等人進行“揭發”和“批判”，讓彭、黃、張、周公開作檢查。並開始對他們進行無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組織追查。
毛澤東在一份文件指示上寫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各省也有。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
毛澤東一表態，黨內許多思想較左的同誌大肆批判彭德懷等人，很快得到結論：彭德懷的“錯誤”不是個別性質的錯誤，而是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
接著，追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反黨集團”的非組織活動，逼著他們交代是如何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陰謀篡黨奪權的。
彭、黃、張、周等人在不斷的逼迫圍攻下，隻得在先闡述事實真相的前提下，不得不違心地給自己扣上不切實際的大帽子。盡管從1959年起，黃克誠就受到了左傾錯誤的長期迫害，但是，這位老共產黨人，不計較個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澤東的曆史功績。他語重心長地說：“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犯的錯誤都算在毛澤東身上，讓他承擔責任，這樣作不符合曆史事實。有些人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1981年3月，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指示和4000人的討論意見，把修改後的文稿提交政治局、書記處的同誌和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誌再次征求意見。
陳雲在同《決議》草稿起草小組副組長鄧力群談話時提出了寶貴意見。陳雲說：“《決議》要按照小平同誌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60年間毛澤東同誌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以前28年曆史的段落。”
3月24日，陳雲就此事又與鄧小平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聽了陳雲的意見，說：“這個意見很好，應該寫進《決議》中。”
1981年5月，經過修改的《決議》討論稿提交到由75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同誌用10個半天時間，進行了反複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把鄧小平、陳雲的意見當做《決議》的前言部分。
後來，在正式成文的《決議》中就當成了“回顧”部分。有了這部分，就可以全麵地評價毛澤東同誌的革命功績。《決議》寫道：“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通過回顧建國前28年的曆史，很清楚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是被曆史公認的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人民前進和勝利的旗幟，是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不論在建國前，還是建國後的32年，乃至今後，把各項事業向前推進，奪取勝利，必須堅持不斷地發展毛澤東思想。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全會第一階段為預備會，用八天時間討論《決議》。針對當時一些低估、甚至偏激地誣蔑建國以來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誣蔑毛澤東的觀點，常委們建議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決議》中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十個方麵，論述各行各業取得的主要成就。
《決議》寫道：“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正當中共中央在討論《決議》的時候，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安徽取得成功，廣東作為經濟開放的前沿，經濟建設正如火如荼，於是，社會上又出現一種認識，認為：現在允許並推行包產到戶，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就證明當初的三大改造搞早了，社會主義搞早了，否則，中國貧窮落後麵貌早就會得到根本改變。所以，在討論《決議》稿時，意見分歧，爭論很大，最後，還是鄧小平最後為起草組確定了思路。
鄧小平講了兩點修改意見：一是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後再寫成就是經過曲折的道路取得的。二是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
鄧小平以革命家的氣魄，客觀公正、科學曆史地指出：“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決議》寫道：“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毛澤東同誌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個人。”
但是，《決議》也不回避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寫道：“這個期間，毛澤東同誌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製，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但是，發生了矛盾。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使黨和國家、人民均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應該受到徹底否定與批判，但是，又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及毛澤東思想。這裏就要很好地解決《決議》中毛澤東自身相矛盾的問題。
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人找來《決議》起草組的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商量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批評毛澤東的錯誤。
鄧小平對前期的稿子不滿意，並用深刻的見解解決了起草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他說：“毛澤東同誌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麽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負責起草《決議》的胡喬木對鄧小平的這段話反複推敲，精心斟酌，把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用文字完美地表現了出來。
胡喬木在《決議》中寫道：“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
這樣，就十分巧妙地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了，把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統一了起來。所以，《決議》按曆史順序如實描寫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錯誤，指出毛澤東在此期間犯了嚴重錯誤，但沒有抹殺毛澤東做過一些好事，認定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毛澤東臨終前把老實厚道的華國鋒定為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幫”組閣的美夢，當時江青仗著特殊身份，借毛主席喪事大鬧大吵。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9月11日開始舉行吊唁活動。毛澤東的遺體被安置在人民大會堂，臥在鮮花翠柏之中，身上覆蓋著一麵巨大的黨旗，8名禮兵守護在遺體周圍。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每4人一組，輪流為毛澤東守靈，其餘的都在附近的房間裏開會。
會議室裏，由誰致悼詞意見分歧很大，氣氛也很緊張。從當時的地位、排名論，華國鋒致悼詞最合適，但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都想爭，因為誰致悼詞就意味著誰在黨內的地位高。
會議室裏，你望我，我望你，誰都不講話。誰都不想被動，誰也不想遭到反對，成為靶子。關鍵時刻，老帥葉劍英自有主張，絕對不能讓“四人幫”致悼詞。葉劍英毅然提出：“國鋒同誌是第一副主席，自然是國鋒同誌致悼詞了，洪文同誌就主持會吧。”
“好，就這麽定。”李先念等老同誌紛紛讚成。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盡管不滿，但無法反對。張春橋看著華國鋒，推推眼鏡，陰陽怪氣地說：“國鋒同誌，你是第一副主席，我問你，主席的遺體打算怎麽辦？”
華國鋒憨厚地咧嘴笑笑，說：“中央不是作了決定嗎？主席的遺體永久保存，供後人瞻仰。”
張春橋陰險地眨巴眨巴眼睛，逼問一句：“可是，我聽專家說，凡未采取防腐措施過了三天的遺體，便無法永久保存了。國鋒同誌主持工作，為什麽不采取防腐措施？”然後，他語氣陰沉地說：“醫生說，主席的遺體已經變質，無法保存了。”
“無法保存？”這句話產生的震動不亞於8級地震。保存不了那就得燒掉，意味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將永遠不複存在了。工農出身、感情樸實的陳永貴、吳桂賢頓時痛哭起來。
張春橋一點題，江青馬上響應，她騰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指著華國鋒的鼻子大罵：“華國鋒，你為什麽要毀掉主席的遺體，你安的什麽心？這事你得說清楚！”
張春橋接著裝出痛心疾首的樣子說：“國鋒同誌，主席這麽信任你，而你卻對主席的感情這麽淡薄。主席的遺體因你而毀壞，我們政治局無法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待，不可饒恕的錯誤啊！”
王洪文、吳德、陳錫聯的情緒也被鼓動起來了，你一言，我一語，紛紛指責華國鋒。
華國鋒知道這是“四人幫”在借機滋事，一時又找不到反擊的方法，隻好耐心、誠懇地一遍一遍解釋。王洪文以為華國鋒害怕退卻了，更加盛氣淩人地緊逼一句：“這些話你別對我們說，請你到電視上向全國人民解釋去。”
華國鋒幾乎被逼到了死角，此刻，他隻有以守為攻，破釜沉舟了。他一拍桌子，怒吼道：“這個責任我不能負，你們有意見，我可以辭職！”說完，他站起來就要走。
華國鋒是當時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盡管也是兩派都不滿意的人物。他若真的辭職不幹，政治局必然會發生混亂，可能導致全黨、全國混亂。
葉劍英伸出手，攔住華國鋒，說：“你不能辭職，你要主持中央的工作，這是毛主席的決定，我看誰敢推翻主席的決定？”他目光威嚴地掃射會場，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給鎮住了。
葉劍英對著大家說：“越南胡誌明主席的遺體是過了3天後越共政治局才決定保存的，現在不是很好嗎？何況主席的遺體還不到三天呢？”
張春橋、江青、王洪文幾人麵麵相覷，一句話說不出。
葉劍英去守靈，見門外無人，葉劍英輕聲提醒華國鋒：“要立即采取措施，保護主席遺體。現在有人要借這個問題發難。”
“好，好，我馬上護送主席遺體去醫院，以後請你多幫助。”華國鋒十分感激地說。
華國鋒立即護送毛澤東遺體去305醫院作防腐處理，一麵讓人給越南發電報，請火速派專家到北京。
9月11日深夜12點，華國鋒接到葉劍英打來的電話，越南專家組到北京了。這使得華國鋒大受鼓舞。
12日一早，華國鋒去守靈。江青一見他就叫嚷：“華國鋒，主席的遺體怎麽辦？我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
華國鋒此時已是成竹在胸，不動聲色地說：“好！好！等一會就開。”
江青使勁地擠出幾滴眼淚，說：“主席去了幾天了，主席的遺體怎麽辦？”
“現在是國鋒同誌負責，主席的遺體自然是國鋒同誌負責了。”張春橋又把火燒到華國鋒身上。
姚文元也開始幫腔，攤開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員們一揚，說：“這是從《人民日報》整理的群眾來信匯編，群眾要求保存主席遺體。”
江青又一次大叫起來：“可是，我剛才得到報告，主席遺體已經毀壞了，腐爛了。誰幹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華國鋒已經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同誌的支持，由著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人表演。看他們幾人表演得差不多了，華國鋒站起來問道：“你們鬧夠了嗎？我現在向大家宣布，經過越南專家組和中國專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遺體已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可以永久保存了。”
政治局委員們一聽熱烈鼓掌。剛才還在難過流淚的幾位工農出身的政治局委員，臉上露出了笑容。
過了幾分鍾，會議廳安靜下來，華國鋒說：“我提議，在天安門廣場立即修建紀念堂，安放主席遺體，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國人民瞻仰。”
會議廳裏又是一陣爆豆般的響聲。
西方人不了解當時中國的特殊曆史環境，以為中國不搞個人崇拜就會拆掉毛主席紀念堂，鄧小平搖搖頭，回答法拉奇道：“我不讚成把它拆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法拉奇以巧妙地探尋風雲人物本人為對象，使采訪對象不知不覺進入她的“圈套”。但是，前兩個問題，鄧小平都是從宏觀的、曆史的角度回答，她這一次不得不正麵提問，直攻鄧小平的薄弱處。
她問：“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
這句話，使鄧小平陷入了深深的回憶。想起自己三出三進中南海，其中每次被“貶”或打倒，都因為“不聽毛主席的話。”
遠的不說，就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要就是沒有按毛澤東的要求辦事，抓以階級鬥爭為綱。
鄧小平在作曆史的沉思。當年，毛澤東批鄧的指示在一係列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正確，限製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不正確，“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也不正確。“大官們保護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錯誤”、“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些結論都是錯誤的。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能容忍鄧小平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手中的香煙快要燃光了，他從曆史中收回思維的野馬，很平靜地對法拉奇說：“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不是隻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後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說，有家長製這些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他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
法拉奇正在等著鄧小平講下去，以為下麵接著就是批評了。豈知，鄧小平話鋒一轉，說：“毛主席批評的事不能說都是不對的。但有不少正確意見，不僅是我的，其他同誌的在內，他不大聽得進了。民主集中製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麽會爆發‘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趁鄧小平侃侃而談之興，突然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提了出來：“在中國，有那麽一個人，與你不同，從來沒有被打倒過……”
鄧小平知道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來，不等她說完，他就動情地說：“周恩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虧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許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也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鄧小平又對法拉奇解釋說：“毛澤東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麽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不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幹的。”
法拉奇極力嚐試把話頭扭轉到鄧小平自己身上，她問：“為什麽你想辭去副總理職務？”鄧小平從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辭職，我們老一代的都不兼職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於製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領導職務終身製。我們存在一個領導層需要逐漸年輕化的問題。我們需要帶個頭。”
鄧小平當時說的話，九年後做到了。鄧小平主動提出辭職請求。
1989年冬天的一個上午，中南海內正在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新上任不久的江澤民總書記把一份辭職信傳給常委們看。這就是鄧小平的辭職請求。
辭職請求寫得非常懇切：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請求辭去現在擔任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近年來，不少老同誌已相繼退出了中央領導崗位。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為了身體力行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我提出了退休的願望。當時，中央反複考慮我本人和黨內外的意見，決定同意我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決定我留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此後，當中央的領導集體就重大問題征詢我的意見時，我也始終尊重和支持中央領導多數同誌的意見。但是，我堅持不再過問日常工作，並一直期待著盡早完成新老交替，實現從領導崗位完全退下來的願望。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的以江澤民同誌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懇切希望中央批準我的請求。我也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請求。
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活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們軍隊所取得的成就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中國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來，就一定有能力永遠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江澤民等人臉上都露出了莊嚴和崇敬的神情。
11月9日晚，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了震撼的消息：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終於，鄧小平在他85歲高齡之年實現了自己的夙願。他高興地對出席十三屆五中全會的同誌們說：“感謝同誌們對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所有職務，但在決定中對這位傑出的職業革命家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作為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目睹“文革”給國家、人民造成的災難，同黨的其他領導同誌一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麵對國家經濟不發達，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狀況，他又果斷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決策；為使中國興旺發達，他力主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立國興邦而確定的正確路線。
“一個國家，兩種製度”，是他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提出的富有創造性的構想。獨立自主，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是他倡導的為新中國贏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針。鄧小平，作為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寶庫，做出了輝煌的貢獻。
如果從他加入共青團計算，67年了，他一直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奮鬥。他幾十年為黨和國家建立了卓著功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功業，同鄧小平的名字緊緊地連在一起。在把中國送入嶄新的90年代之際，他了卻心願，退出了最後一個領導崗位。這結果，如海外輿論所言，應該是並非出人意料。但又有多少善良的人們，希望國家的穩定發展繼續得力於他的幫助。畢竟，是他把中國引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代。
法拉奇的采訪繼續進行。今天，她與40多年前斯諾到延安采訪毛澤東的感受相同，共產黨的領導人在講述個人經曆的時候，不知不覺就把自己轉化到曆史之中去了，使記者提問的個人問題奇妙地轉移了。
最後，法拉奇以其獨特的機智提出了一個讓鄧小平不能輕易使其轉化的問題。她問：“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樣評價，給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鄧小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你對自己怎麽評價？”法拉奇跟著追問了一個難題。
鄧小平很坦誠，毫不回避，說：“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誌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隻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
法拉奇如獲至寶，快速在采訪本上記下鄧小平的原話。
法拉奇兩次采訪共進行了4個小時。鄧小平的敏銳、坦率、機智使她佩服。在對她的提問回答中，鄧小平不推脫責任，沒有個人恩怨，沒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個老革命家對曆史客觀的評價，最主要的是對毛澤東的評價，成為後來製定《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指導精神。
8月28日，意大利報紙上發表了法拉奇的采訪報道，把與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原原本本地寫出來。一時間，各國報紙紛紛轉載，發表評論。
有的外電評論：“鄧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麵批評毛澤東，但是將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今後的中國將與毛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代化。”
有的外電評論：“中國領導人講解今後黨的路線的輪廓是極為例外的。”
五年之後，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納塔訪問中國，在會談的間隙，鄧小平笑著對客人說：
“貴國的女記者法拉奇真夠厲害的，一連串問了我許多難回答的問題。”
納塔讚賞地說：“聽說您的回答讓她很滿意。”
“我總算通過了考試”。鄧小平高興地笑道。
有人對毛澤東和鄧小平作過比較，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看見風浪就忍不住激動，平淡無奇是他的敵人。而鄧小平則冷靜、堅毅，在平淡無奇中可以咀嚼出複雜的意味，麵對風浪依然心平如鏡，更能做到功成身退。
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毛澤東功過
對毛澤東的評價，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分辨毛澤東個人在曆史上的功過是非，而且關係到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如何分清建國30多年的曆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所以，不僅僅是鄧小平，全黨都是十分慎重、嚴肅的。
197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在慶祝大會上，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對建國以後的曆史給予了初步的基本估價。針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他說：“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五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曆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決議起草工作分幾個層次進行。
1980年7月，起草小組把《決議》按照鄧小平指示精神修改過的講話稿交中央書記處討論。新上任的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主持討論會，書記處書記萬裏、王任重、方毅、穀牧、宋任窮、餘秋裏、楊得誌、胡喬木、姚依林、彭衝等人參加了討論。他們都主張《決議》一定要客觀、曆史，功與過一定要分清。
為了更廣泛地征求意見，1980年10月，《決議》的征求意見稿擴大到黨內軍、部級高級幹部，進行討論。討論的意見出現了一些偏激的現象，特別有的挨過整的人，帶著私人感情，對毛澤東提出了不正確的批評。
《決議》起草小組把這些意見收集起來，於10月25日送到鄧小平處。鄧小平發覺人們在思想認識上有偏頗現象，必須統一思想。
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談話時指出：“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期翻身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它還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鄧小平講到這裏，語氣很嚴肅，他一字一句地對他們說：“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多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的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他又說：“黨的曆史總的來說還是光輝的曆史。對《決議》，要壓縮篇幅，做到兩點，可以不說的去掉，應該說的突出重點。”
中共中央許多老同誌也紛紛發表講話，表明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1980年11月，老將軍黃克誠在中紀委會議上講話，坦誠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1959年廬山會議上，黃克誠與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人對“大躍進”的失誤發表了看法，黃克誠在7月19日的小組會議上談了他對人民公社的看法。
黃克誠說：“人民公社製度是優越的，今年搞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期說不搞更主動些。”
他講到興奮處，向中央領導呼籲：“再不要搞運動啦！民主革命勝利了。社會主義改造也完成了，還要搞運動幹什麽？這個‘台風’再也刮不得了呀！”
本來，黃克誠與彭德懷等人都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暢所欲言，總結經驗，找出問題的，是以向黨和國家負責的忠誠態度發表個人看法的。但是，他們的觀點不對毛澤東的口味，盡管毛澤東本人在會議開幕時已說過：“大躍進”可用三句話概括：“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毛澤東斷定，彭、黃、張、周等人的信和發言，是懷疑黨中央指導思想，是針對“三麵紅旗”來的，所以，他決心進行堅決的“反擊”。
8月13日至15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大會，對彭、黃等人進行“揭發”和“批判”，讓彭、黃、張、周公開作檢查。並開始對他們進行無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組織追查。
毛澤東在一份文件指示上寫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各省也有。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
毛澤東一表態，黨內許多思想較左的同誌大肆批判彭德懷等人，很快得到結論：彭德懷的“錯誤”不是個別性質的錯誤，而是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
接著，追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反黨集團”的非組織活動，逼著他們交代是如何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陰謀篡黨奪權的。
彭、黃、張、周等人在不斷的逼迫圍攻下，隻得在先闡述事實真相的前提下，不得不違心地給自己扣上不切實際的大帽子。盡管從1959年起，黃克誠就受到了左傾錯誤的長期迫害，但是，這位老共產黨人，不計較個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澤東的曆史功績。他語重心長地說：“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犯的錯誤都算在毛澤東身上，讓他承擔責任，這樣作不符合曆史事實。有些人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1981年3月，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指示和4000人的討論意見，把修改後的文稿提交政治局、書記處的同誌和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誌再次征求意見。
陳雲在同《決議》草稿起草小組副組長鄧力群談話時提出了寶貴意見。陳雲說：“《決議》要按照小平同誌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60年間毛澤東同誌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以前28年曆史的段落。”
3月24日，陳雲就此事又與鄧小平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聽了陳雲的意見，說：“這個意見很好，應該寫進《決議》中。”
1981年5月，經過修改的《決議》討論稿提交到由75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同誌用10個半天時間，進行了反複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把鄧小平、陳雲的意見當做《決議》的前言部分。
後來，在正式成文的《決議》中就當成了“回顧”部分。有了這部分，就可以全麵地評價毛澤東同誌的革命功績。《決議》寫道：“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通過回顧建國前28年的曆史，很清楚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是被曆史公認的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人民前進和勝利的旗幟，是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不論在建國前，還是建國後的32年，乃至今後，把各項事業向前推進，奪取勝利，必須堅持不斷地發展毛澤東思想。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全會第一階段為預備會，用八天時間討論《決議》。針對當時一些低估、甚至偏激地誣蔑建國以來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誣蔑毛澤東的觀點，常委們建議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決議》中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十個方麵，論述各行各業取得的主要成就。
《決議》寫道：“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正當中共中央在討論《決議》的時候，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安徽取得成功，廣東作為經濟開放的前沿，經濟建設正如火如荼，於是，社會上又出現一種認識，認為：現在允許並推行包產到戶，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就證明當初的三大改造搞早了，社會主義搞早了，否則，中國貧窮落後麵貌早就會得到根本改變。所以，在討論《決議》稿時，意見分歧，爭論很大，最後，還是鄧小平最後為起草組確定了思路。
鄧小平講了兩點修改意見：一是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後再寫成就是經過曲折的道路取得的。二是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
鄧小平以革命家的氣魄，客觀公正、科學曆史地指出：“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決議》寫道：“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毛澤東同誌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個人。”
但是，《決議》也不回避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寫道：“這個期間，毛澤東同誌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製，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但是，發生了矛盾。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使黨和國家、人民均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應該受到徹底否定與批判，但是，又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及毛澤東思想。這裏就要很好地解決《決議》中毛澤東自身相矛盾的問題。
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人找來《決議》起草組的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商量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批評毛澤東的錯誤。
鄧小平對前期的稿子不滿意，並用深刻的見解解決了起草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他說：“毛澤東同誌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麽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負責起草《決議》的胡喬木對鄧小平的這段話反複推敲，精心斟酌，把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用文字完美地表現了出來。
胡喬木在《決議》中寫道：“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
這樣，就十分巧妙地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了，把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統一了起來。所以，《決議》按曆史順序如實描寫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錯誤，指出毛澤東在此期間犯了嚴重錯誤，但沒有抹殺毛澤東做過一些好事，認定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