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檔案櫃破例打開！“四人幫”法庭受審(1)
第一節 江青胡攪蠻纏小平有理有據
一場曆史的超級審判序幕拉開了！鄧小平斷然地說：“江青胡攪，可以把她怎樣損害毛主席的具體事寫出來。”人民等待著起訴，起訴代表著國家和人民。
鄧小平說：“這個起訴書很難寫”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天後，全會公報莊嚴地向全國人民宣告：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製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經過十幾年的混亂，現在人們最關注的是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對“兩案”審判的成敗與否將直接影響到法製在今後政治生活中的權威。
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決定對林彪反革命集團一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審理，堅持廢棄“文革”浩劫中所采用的脫離黨和人民的監督，拋開法律程序的“專案組”的辦案方式。
多年以後，一些老同誌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一幕一幕。中共中央組織部大樓的五層，人們在忙忙碌碌地整理辦公室。不了解內情的人還以為這些人在為一個特別的節目慶賀。可知情人都清楚，這是在為新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騰出一個樓層。這個中紀委二辦的具體職責就是，清理和審查林彪、江青反革命案。
“兩案”審理領導小組由當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負責，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由黃克誠將軍負責審查，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由王鶴壽同誌負責審查。
就這樣，一場曆史的超級審判序幕拉開了！
1979年7月28日，人們焦急等待的中央“兩案”審理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組長胡耀邦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認真而嚴肅地說：“‘兩案’審理工作是非常嚴肅的。要向子孫後代負責，向全黨負責。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兩個星期後，中央“兩案”審理小組再次召開會議，胡耀邦把已複出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的意見帶到了審理小組。他在會上說：“要召開全國‘兩案’工作會議，這是小平同誌提出來的，小平同誌講，林彪同‘四人幫’這兩個案子，要合起來通盤考慮，避免發生畸輕畸重，林彪、‘四人幫’這兩個案子在國內國外影響都很大，不公開審理交不了賬。如果公審呢？這個起訴書很難寫。”
的確，這是共和國曆史上從未經曆過的超級審判。被推上審判台的罪犯犯罪時是位高權重的人物。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林彪是寫進“九大”黨章的接班人，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江青則是毛澤東的夫人，有著特殊的身份，16名主犯中三名是共產黨中央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十三名是政治局委員。同時，也是軍界的主要首腦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總政治部主任兼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張春橋，四名正副總參謀長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三名空軍高級軍官。此外，他們還把持總後勤部長、空軍司令員、海軍第一政委等要職。
是的，盡管這隻是在中國國內進行審判，但它必定會如同“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一樣震撼中外。
三天後，胡耀邦又一次對“兩案”小組作指示。他說：“這次對‘兩案’的處理，我們要高標準。凡是要判刑的，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再過幾十年，我們的子孫後代查我們的檔案，也會認為是公道的，沒有冤案，沒有假案……”
三次會議，三次強調認真處理好“兩案”的重要性，工作緊鑼密鼓，很快，胡耀邦把工作進展情況向政治局常委匯報。
9月3日這天，鄧小平照例一大早就來到辦公室，緊張地處理送來的文件。秘書輕手輕腳地走進來提醒說：“開會的時間快到了，耀邦同誌已在常委會議室等候了。”
“哦！”鄧小平看了看表，便走出辦公室，來與常委們一起聽取胡耀邦關於“兩案”審理的報告。
胡耀邦把近9個月來“兩案”小組的審理情況作了匯報。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但是匯報完畢後，會議室裏一片寧靜，常委們都把目光齊刷刷地投向鄧小平，請他拿主意。
鄧小平吸著特製的“熊貓”香煙，他猛吸了兩口，在縷縷青煙中講了自己的看法：“應該判刑的人中，罪惡很大，是要判無期徒刑的，判刑的多少，判幾個人，看罪行。黃、吳、李、邱，還有陳伯達可算一案，王、張、江、姚作為一案。把它作為篡黨奪權、陰謀政變的集團案子來處理，不要一個人一個人地判，按集團，起訴書把他們的罪行寫出來。審判的時候把他們的主要罪行，禍國殃民的罪行寫出來就行了，其他的罪行不一定那麽細，不在於小的罪行。在於他的禍國殃民，陰謀政變，篡黨奪權。”
鄧小平講完，又是一片沉靜。
主持會議的黨中央主席華國鋒望了望周圍，他似乎在等著大家提出不同意見，但是，鋪著猩紅色地毯的會議室隻有空調的清晰聲，這種情況下，他隻好做總結發言了。
他說：“我，同意小平的意見。對於兩個案子，不管判刑也好，黨內紀律處理也好，總的精神要把我們黨的好傳統發揚起來，就是要我們對這些人的處理站得住腳。”
說到這裏，華國鋒頓了一頓，悄悄留心看一眼常委們的神色。很顯然，大家都用略帶驚訝的目光盯著自己，他也意識到會議室裏的人們都在腦海中仔細比較剛才提出的“站得住腳”與中央的“經得起曆史檢驗”的本質區別。
他的話鋒一轉，用較為擔心的語氣說道：“審判的時候，這些人可能胡攪蠻纏。比如江青，她給你說這是毛主席講的，那是誰講的，甚至可能攻擊中央的一些同誌！”最後一句話，他的語氣故意加重了。
見沒有人插話，他又繼續說道：“當然，我們不怕這個……但為了審判效果好，要仔細想一想”。
這時，鄧小平斷然地說：“江青胡攪，可以把她怎樣損害毛主席的具體事寫出來。”但是，華國鋒並沒有消除疑慮，仍然堅持說：“要估計到各種情況。就是在審判之前，估計到張春橋會怎麽樣？姚文元會怎麽樣？以便好好對付。”
胡耀邦馬上說：“我們就要起訴他們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禍國殃民，這就是由頭。”這次會議之後，中央對“兩案”的清理和審理工作大大加快了。1979年9月11日，“兩案”審理領導辦公室正式通知，由總參、總後、海軍、空軍組織專人審查，起草黃、吳、李、邱的單人起訴書。
中南海檔案櫃破例打開
1980年3月底，在和煦溫暖的春天到來之際，一項被定為“絕密”等級的決定由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它的主要內容是：一、“兩案”小組對案子一抓到底；二、中央政法委員會抓好“兩案”的程序，要嚴格按司法程序辦事；三、對“四人幫”要專門組織一個預審班子，由中央公安部負責，抽6個省的公安廳長，每個廳長帶3個人；四、彭真請求不擔任審判委員會主任，但可以全麵負責。
彭真對有關同誌說：我看了對“四人幫”的起訴書和材料，沒什麽意見。對這幫人要有充分的估計，他們做了多少壞事？他們知道，我們不知道。所以，在預審中不能輕敵。輕敵就要打敗仗。按司法程序辦事，公安部要搞好預審，檢察院要搞好起訴，法院要搞好審判。要通過預審先核對事實，弄清每個案犯承認多少罪行，不承認多少。在會上決定的事，要弄清誰提的方案，第一個是誰提出來的，誰辦的，誰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調來預審的人，一個組對付一個，人員不夠還可以借調，總之，一定要經過預審來核實，還有口供問題，法律上有證言，但我們辦案一定要重證據，隻有口供沒有證據不能定……隻有口供沒有證據不能判。
胡耀邦、黃火青、王鶴壽、江華等人一致同意彭真的講話：要重視證據。
人民等待著起訴，起訴代表著國家和人民。
很快，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的“兩案”審判辦公室成立，負責審判林彪集團案。與此同時，負青江青集團案的工作班子也在公安部大院內開始行動。
4月7日，浙江省副書記王芳、江蘇省副省長兼公安局長洪沛霖、黑龍江省副省長兼公安局長衛之民、遼寧省公安局長左琨、河北省公安局長白均、副局長王文同等人，各帶人員趕赴北京，參加對江青集團預審。這次借調的地方幹部中，省委書記、省委、副省長3人，省公安局正、副局長5人，省局正、副處長、地市公安局正、副局長17人。規模、級別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擬定的“兩案”主犯中，不斷地變換著審判者的名單。經過五次大修改，原名單上的108名罪犯遞減為80人，60人，40人，20人。最後，經“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副組長王鶴壽提議，特別法庭隻審10名主犯，其他交各地方和軍事法庭審判。
起訴書也從起草到第十四稿，材料，討論，起訴意見書，起訴書。罪行由八條到十條，又從十條到五條，到六條。一個繁忙而漫長的春季。
半年多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工作馬不停蹄，為了弄清真相，審查人員深入河南訪問林彪事件的見證人林立衡，詢問曾是林彪貼身秘書的李文普……林彪集團案的罪證已在手400餘件，證人證詞111件，書證182件，同案犯交待162件，物證15件。
3月17日，中央書記處正式召開會議，討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事宜。書記處成員胡耀邦、楊得誌、餘秋裏、胡喬木等到會，彭真也被請來參加。
會上，氣氛活躍，彭真、胡耀邦、楊得誌等人各抒己見。最後，形成了六條意見：
第一，正式確定按“集團”進行審判；
第二，起訴書，證據等都要確鑿，站得住腳，後代也推翻不了。這樣做，不僅對加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有積極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好的影響；
第三，從現在起搞好預審，讓被告講話，讓他們申辯，從中摸清他們的思想情況，以便有的放矢；
第四，在起訴前，把起訴書發給被告，爭取被告不僅自己服法，而且出來作證；
第五，根據中央的提議，成立“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由彭真、彭衝擔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及王鶴壽、楊得誌等同誌參加；
第六，組織特別法庭進行審判，針對這些案犯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不公開審理。4、5兩個月做準備，6月初審判，7月底五屆三次會議前結束。開庭審判時發一條簡訊，審判後公布結果，由各界人士擔任審判員。林彪等由軍事檢察院起訴，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怎麽審判，交政治局討論。
13天後，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案審判方案初稿形成。鑒於本案有“特別關鍵、特別重要、特別及時”的三個特別，而且林彪案的被告都是軍人，需要組織特別軍事法庭進行審判，一審終審。法庭名稱擬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
初稿的內容還包括：建議審判人員從總參、總政、總後、海軍、空軍選定，並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名義起訴，不公開審理。最後公開審判時，再組織萬餘人參加大會。
這份初稿很快逐級上報到中南海。
一邊是等待，一邊是繼續尋找線索。
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審判。被送上審判台的將是前共產黨內的核心領導人，包括前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軍界首腦及毛澤東的夫人。這是一場十分嚴峻的戰鬥！中南海的決策者們也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投注到“兩案”審判中。
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王震等高層決策者都認識到“兩案”的審判將是國家從人治到法治的曆史標誌。
出於最穩妥的考慮，法製權威彭真被推到了最前線，被鄧小平點將擔任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
直至7月份，審判準備工作還沒有徹底完成，盡管彭真曾多次在辦公室和家中與審理人員討論，但是起訴書對於許多罪與非罪還是難以確定，許多問題懸而未決，原定的審判時間不得不再次往後推延。
“兩案”審判雖不及“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具有世界意義，但是一向熱衷於打探神秘東方的西方記者密切關注中國的這一曆史行動。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會見美國著名記者。曾寫過《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哈裏森？索爾茲伯裏時隻好提前透露：“今秋，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的程序，對林彪、‘四人幫’一夥進行審判！”
時間不能再拖了！中央根據“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的報告，明確提出：要打破人為的“禁區”。
7月的一個會議之後，中央辦公廳專門下達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批準“兩案”審判辦公室為實事求是辦案，可到中央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中央檔案館及中央政法機關等有關單位查閱有關文件和材料。
中國共產黨最高層機關的大門在法律的權威叩擊下啟開了，塵封了多年的存放黨和國家最高機密的中央檔案館破例打開了檔案櫃。
為取證抽調的14名軍官大多是師一級幹部，每個人都是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挑選出來的。
在進中南海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密教育，晚飯早早地結束了。“兩案”審判辦公室的負責人黃玉昆、史進前將軍對他們進行了一次特別的教育。要求取證人員牢記保密條例：不該說的秘密不說、不該知道的秘密不問、不該看的秘密不看，讓他們把保密條例與黨的誓詞一起背熟。
當暮色剛剛降臨，華燈初放時，14名軍官分乘幾輛轎車駛入中南海的檔案館。
每個門崗都要檢查特別通行證件，幾經驗證，他們被帶進一棟不高的樓房。長期籠罩著神秘氣氛的地方，桌上擺滿了厚厚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發言材料、決議紀要、文件批複等，中共最高層的每一次活動的曆史印跡在這裏都可以找得到。
囚車駛進秦城監獄
在京郊的昌平縣有一座很獨特的古堡式建築。建築物那兩扇沉重的大鐵門平時總是緊緊關閉，一道灰磚拱形門更增加了它的威嚴。四周，警衛嚴密，防範設施齊備。
它就是中國著名的秦城監獄，以關押特重犯而聞名。現在，秦城監獄是關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地方。
可是，從1967年至1971年這段時間，這座享有模範監獄的著名監獄卻成了上演曆史慘劇的場所，林彪集團的主犯之一時任中央委員，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竟是監獄負責人之一。據統計，這座監獄曾關押過高級幹部500餘人，其中，34個被整死，30餘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還有30餘人被打傷致殘。
曆史有時確實令人難以看透。吳法憲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幾年後會進入此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被逮捕，他們先是被關押在北京順義縣的一座兵營裏，1976年12月被移送到秦城監獄關押。其時，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也被移送到這裏關押，不久，“兩案”的幾十名案犯都先後送到這裏關押。
秦城監獄的製度異常嚴格，盡管監獄事先得到提審犯人的通知，但是嚴格的檢查還是一絲不苟。“兩案”預審組的軍官們從車上走下來先得到值班室出示身份證件。驗證結束後，才通知警衛帶犯人。預審組不準進入獄中，隻能在專設的審訊室等候。
預審人員第一個提審的是黃永勝。
黃永勝仍舊擺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慢架勢，對提審他的軍官不理不睬、陰陽怪氣，而且還吼叫道：“共產黨的監獄是關反革命的，不是關浴血奮戰的軍隊高級幹部的。你們回去給中央……”
一場曆史的超級審判序幕拉開了！鄧小平斷然地說：“江青胡攪，可以把她怎樣損害毛主席的具體事寫出來。”人民等待著起訴，起訴代表著國家和人民。
鄧小平說：“這個起訴書很難寫”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天後，全會公報莊嚴地向全國人民宣告：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製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經過十幾年的混亂，現在人們最關注的是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對“兩案”審判的成敗與否將直接影響到法製在今後政治生活中的權威。
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決定對林彪反革命集團一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審理，堅持廢棄“文革”浩劫中所采用的脫離黨和人民的監督，拋開法律程序的“專案組”的辦案方式。
多年以後，一些老同誌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一幕一幕。中共中央組織部大樓的五層，人們在忙忙碌碌地整理辦公室。不了解內情的人還以為這些人在為一個特別的節目慶賀。可知情人都清楚，這是在為新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騰出一個樓層。這個中紀委二辦的具體職責就是，清理和審查林彪、江青反革命案。
“兩案”審理領導小組由當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負責，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由黃克誠將軍負責審查，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由王鶴壽同誌負責審查。
就這樣，一場曆史的超級審判序幕拉開了！
1979年7月28日，人們焦急等待的中央“兩案”審理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組長胡耀邦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認真而嚴肅地說：“‘兩案’審理工作是非常嚴肅的。要向子孫後代負責，向全黨負責。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兩個星期後，中央“兩案”審理小組再次召開會議，胡耀邦把已複出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的意見帶到了審理小組。他在會上說：“要召開全國‘兩案’工作會議，這是小平同誌提出來的，小平同誌講，林彪同‘四人幫’這兩個案子，要合起來通盤考慮，避免發生畸輕畸重，林彪、‘四人幫’這兩個案子在國內國外影響都很大，不公開審理交不了賬。如果公審呢？這個起訴書很難寫。”
的確，這是共和國曆史上從未經曆過的超級審判。被推上審判台的罪犯犯罪時是位高權重的人物。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林彪是寫進“九大”黨章的接班人，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江青則是毛澤東的夫人，有著特殊的身份，16名主犯中三名是共產黨中央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十三名是政治局委員。同時，也是軍界的主要首腦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總政治部主任兼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張春橋，四名正副總參謀長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三名空軍高級軍官。此外，他們還把持總後勤部長、空軍司令員、海軍第一政委等要職。
是的，盡管這隻是在中國國內進行審判，但它必定會如同“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一樣震撼中外。
三天後，胡耀邦又一次對“兩案”小組作指示。他說：“這次對‘兩案’的處理，我們要高標準。凡是要判刑的，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再過幾十年，我們的子孫後代查我們的檔案，也會認為是公道的，沒有冤案，沒有假案……”
三次會議，三次強調認真處理好“兩案”的重要性，工作緊鑼密鼓，很快，胡耀邦把工作進展情況向政治局常委匯報。
9月3日這天，鄧小平照例一大早就來到辦公室，緊張地處理送來的文件。秘書輕手輕腳地走進來提醒說：“開會的時間快到了，耀邦同誌已在常委會議室等候了。”
“哦！”鄧小平看了看表，便走出辦公室，來與常委們一起聽取胡耀邦關於“兩案”審理的報告。
胡耀邦把近9個月來“兩案”小組的審理情況作了匯報。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但是匯報完畢後，會議室裏一片寧靜，常委們都把目光齊刷刷地投向鄧小平，請他拿主意。
鄧小平吸著特製的“熊貓”香煙，他猛吸了兩口，在縷縷青煙中講了自己的看法：“應該判刑的人中，罪惡很大，是要判無期徒刑的，判刑的多少，判幾個人，看罪行。黃、吳、李、邱，還有陳伯達可算一案，王、張、江、姚作為一案。把它作為篡黨奪權、陰謀政變的集團案子來處理，不要一個人一個人地判，按集團，起訴書把他們的罪行寫出來。審判的時候把他們的主要罪行，禍國殃民的罪行寫出來就行了，其他的罪行不一定那麽細，不在於小的罪行。在於他的禍國殃民，陰謀政變，篡黨奪權。”
鄧小平講完，又是一片沉靜。
主持會議的黨中央主席華國鋒望了望周圍，他似乎在等著大家提出不同意見，但是，鋪著猩紅色地毯的會議室隻有空調的清晰聲，這種情況下，他隻好做總結發言了。
他說：“我，同意小平的意見。對於兩個案子，不管判刑也好，黨內紀律處理也好，總的精神要把我們黨的好傳統發揚起來，就是要我們對這些人的處理站得住腳。”
說到這裏，華國鋒頓了一頓，悄悄留心看一眼常委們的神色。很顯然，大家都用略帶驚訝的目光盯著自己，他也意識到會議室裏的人們都在腦海中仔細比較剛才提出的“站得住腳”與中央的“經得起曆史檢驗”的本質區別。
他的話鋒一轉，用較為擔心的語氣說道：“審判的時候，這些人可能胡攪蠻纏。比如江青，她給你說這是毛主席講的，那是誰講的，甚至可能攻擊中央的一些同誌！”最後一句話，他的語氣故意加重了。
見沒有人插話，他又繼續說道：“當然，我們不怕這個……但為了審判效果好，要仔細想一想”。
這時，鄧小平斷然地說：“江青胡攪，可以把她怎樣損害毛主席的具體事寫出來。”但是，華國鋒並沒有消除疑慮，仍然堅持說：“要估計到各種情況。就是在審判之前，估計到張春橋會怎麽樣？姚文元會怎麽樣？以便好好對付。”
胡耀邦馬上說：“我們就要起訴他們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禍國殃民，這就是由頭。”這次會議之後，中央對“兩案”的清理和審理工作大大加快了。1979年9月11日，“兩案”審理領導辦公室正式通知，由總參、總後、海軍、空軍組織專人審查，起草黃、吳、李、邱的單人起訴書。
中南海檔案櫃破例打開
1980年3月底，在和煦溫暖的春天到來之際，一項被定為“絕密”等級的決定由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它的主要內容是：一、“兩案”小組對案子一抓到底；二、中央政法委員會抓好“兩案”的程序，要嚴格按司法程序辦事；三、對“四人幫”要專門組織一個預審班子，由中央公安部負責，抽6個省的公安廳長，每個廳長帶3個人；四、彭真請求不擔任審判委員會主任，但可以全麵負責。
彭真對有關同誌說：我看了對“四人幫”的起訴書和材料，沒什麽意見。對這幫人要有充分的估計，他們做了多少壞事？他們知道，我們不知道。所以，在預審中不能輕敵。輕敵就要打敗仗。按司法程序辦事，公安部要搞好預審，檢察院要搞好起訴，法院要搞好審判。要通過預審先核對事實，弄清每個案犯承認多少罪行，不承認多少。在會上決定的事，要弄清誰提的方案，第一個是誰提出來的，誰辦的，誰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調來預審的人，一個組對付一個，人員不夠還可以借調，總之，一定要經過預審來核實，還有口供問題，法律上有證言，但我們辦案一定要重證據，隻有口供沒有證據不能定……隻有口供沒有證據不能判。
胡耀邦、黃火青、王鶴壽、江華等人一致同意彭真的講話：要重視證據。
人民等待著起訴，起訴代表著國家和人民。
很快，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的“兩案”審判辦公室成立，負責審判林彪集團案。與此同時，負青江青集團案的工作班子也在公安部大院內開始行動。
4月7日，浙江省副書記王芳、江蘇省副省長兼公安局長洪沛霖、黑龍江省副省長兼公安局長衛之民、遼寧省公安局長左琨、河北省公安局長白均、副局長王文同等人，各帶人員趕赴北京，參加對江青集團預審。這次借調的地方幹部中，省委書記、省委、副省長3人，省公安局正、副局長5人，省局正、副處長、地市公安局正、副局長17人。規模、級別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擬定的“兩案”主犯中，不斷地變換著審判者的名單。經過五次大修改，原名單上的108名罪犯遞減為80人，60人，40人，20人。最後，經“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副組長王鶴壽提議，特別法庭隻審10名主犯，其他交各地方和軍事法庭審判。
起訴書也從起草到第十四稿，材料，討論，起訴意見書，起訴書。罪行由八條到十條，又從十條到五條，到六條。一個繁忙而漫長的春季。
半年多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工作馬不停蹄，為了弄清真相，審查人員深入河南訪問林彪事件的見證人林立衡，詢問曾是林彪貼身秘書的李文普……林彪集團案的罪證已在手400餘件，證人證詞111件，書證182件，同案犯交待162件，物證15件。
3月17日，中央書記處正式召開會議，討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事宜。書記處成員胡耀邦、楊得誌、餘秋裏、胡喬木等到會，彭真也被請來參加。
會上，氣氛活躍，彭真、胡耀邦、楊得誌等人各抒己見。最後，形成了六條意見：
第一，正式確定按“集團”進行審判；
第二，起訴書，證據等都要確鑿，站得住腳，後代也推翻不了。這樣做，不僅對加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有積極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好的影響；
第三，從現在起搞好預審，讓被告講話，讓他們申辯，從中摸清他們的思想情況，以便有的放矢；
第四，在起訴前，把起訴書發給被告，爭取被告不僅自己服法，而且出來作證；
第五，根據中央的提議，成立“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由彭真、彭衝擔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及王鶴壽、楊得誌等同誌參加；
第六，組織特別法庭進行審判，針對這些案犯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不公開審理。4、5兩個月做準備，6月初審判，7月底五屆三次會議前結束。開庭審判時發一條簡訊，審判後公布結果，由各界人士擔任審判員。林彪等由軍事檢察院起訴，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怎麽審判，交政治局討論。
13天後，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案審判方案初稿形成。鑒於本案有“特別關鍵、特別重要、特別及時”的三個特別，而且林彪案的被告都是軍人，需要組織特別軍事法庭進行審判，一審終審。法庭名稱擬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
初稿的內容還包括：建議審判人員從總參、總政、總後、海軍、空軍選定，並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名義起訴，不公開審理。最後公開審判時，再組織萬餘人參加大會。
這份初稿很快逐級上報到中南海。
一邊是等待，一邊是繼續尋找線索。
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審判。被送上審判台的將是前共產黨內的核心領導人，包括前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軍界首腦及毛澤東的夫人。這是一場十分嚴峻的戰鬥！中南海的決策者們也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投注到“兩案”審判中。
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王震等高層決策者都認識到“兩案”的審判將是國家從人治到法治的曆史標誌。
出於最穩妥的考慮，法製權威彭真被推到了最前線，被鄧小平點將擔任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
直至7月份，審判準備工作還沒有徹底完成，盡管彭真曾多次在辦公室和家中與審理人員討論，但是起訴書對於許多罪與非罪還是難以確定，許多問題懸而未決，原定的審判時間不得不再次往後推延。
“兩案”審判雖不及“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具有世界意義，但是一向熱衷於打探神秘東方的西方記者密切關注中國的這一曆史行動。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會見美國著名記者。曾寫過《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哈裏森？索爾茲伯裏時隻好提前透露：“今秋，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的程序，對林彪、‘四人幫’一夥進行審判！”
時間不能再拖了！中央根據“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的報告，明確提出：要打破人為的“禁區”。
7月的一個會議之後，中央辦公廳專門下達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批準“兩案”審判辦公室為實事求是辦案，可到中央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中央檔案館及中央政法機關等有關單位查閱有關文件和材料。
中國共產黨最高層機關的大門在法律的權威叩擊下啟開了，塵封了多年的存放黨和國家最高機密的中央檔案館破例打開了檔案櫃。
為取證抽調的14名軍官大多是師一級幹部，每個人都是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挑選出來的。
在進中南海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密教育，晚飯早早地結束了。“兩案”審判辦公室的負責人黃玉昆、史進前將軍對他們進行了一次特別的教育。要求取證人員牢記保密條例：不該說的秘密不說、不該知道的秘密不問、不該看的秘密不看，讓他們把保密條例與黨的誓詞一起背熟。
當暮色剛剛降臨，華燈初放時，14名軍官分乘幾輛轎車駛入中南海的檔案館。
每個門崗都要檢查特別通行證件，幾經驗證，他們被帶進一棟不高的樓房。長期籠罩著神秘氣氛的地方，桌上擺滿了厚厚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發言材料、決議紀要、文件批複等，中共最高層的每一次活動的曆史印跡在這裏都可以找得到。
囚車駛進秦城監獄
在京郊的昌平縣有一座很獨特的古堡式建築。建築物那兩扇沉重的大鐵門平時總是緊緊關閉，一道灰磚拱形門更增加了它的威嚴。四周，警衛嚴密，防範設施齊備。
它就是中國著名的秦城監獄，以關押特重犯而聞名。現在，秦城監獄是關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地方。
可是，從1967年至1971年這段時間，這座享有模範監獄的著名監獄卻成了上演曆史慘劇的場所，林彪集團的主犯之一時任中央委員，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竟是監獄負責人之一。據統計，這座監獄曾關押過高級幹部500餘人，其中，34個被整死，30餘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還有30餘人被打傷致殘。
曆史有時確實令人難以看透。吳法憲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幾年後會進入此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被逮捕，他們先是被關押在北京順義縣的一座兵營裏，1976年12月被移送到秦城監獄關押。其時，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也被移送到這裏關押，不久，“兩案”的幾十名案犯都先後送到這裏關押。
秦城監獄的製度異常嚴格，盡管監獄事先得到提審犯人的通知，但是嚴格的檢查還是一絲不苟。“兩案”預審組的軍官們從車上走下來先得到值班室出示身份證件。驗證結束後，才通知警衛帶犯人。預審組不準進入獄中，隻能在專設的審訊室等候。
預審人員第一個提審的是黃永勝。
黃永勝仍舊擺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慢架勢，對提審他的軍官不理不睬、陰陽怪氣，而且還吼叫道：“共產黨的監獄是關反革命的，不是關浴血奮戰的軍隊高級幹部的。你們回去給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