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盡皆昭雪(1)
第一節 大義凜然翻政治鐵案敢作敢為留青天美名
胡耀邦見到他後開門見山地說：“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你敢不敢，怕不怕？”胡耀邦與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題目叫作《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他說的一句話是：“積案如山，步履維艱。”1978年6月，當中央專案組火氣很旺的到中組部大發脾氣時，胡耀邦已組織人員著手解決“六十一人案”。
中南海的夜晚很美
在涼風習習的秋夜，那清澈如鏡的湖麵和雄偉壯麗的建築，在月光下顯得分外靜謐和迷離。
穿過“菊香書屋”，在一個臨湖的大院門。門上雕著“靜穀”兩個大字。院內鬆柏蒼翠，菊花吐豔。這裏便是毛澤東住的豐澤園。通常，他都要在月光下佇立一會兒，反剪著雙手，仿佛在仔細端詳一件藝術品似的欣賞院中的景色，然後，悠然地走進書屋，一直看書看到清晨方才入睡。
在這個院落裏，毛澤東支持過江青、張春橋，接見過姚文元，鼓勵過王洪文；在這裏籌劃過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過劉少奇、陶鑄、鄧拓、吳晗、廖沫沙，這是中國一切行動指令的中心。而今天，1976年10月6日，就在這個院子的旁邊，毛澤東臨終前親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卻親自指揮逮捕了他的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
人們在歡樂中發現，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國各種問題成堆。工廠停工，學校停課，農業停種，經濟瀕臨破產，冤獄遍布全國。全國人民都希望盡快收拾好這個爛攤子，目光一起投向鄧小平。可是，當時華國鋒卻不太樂意讓鄧小平複出。他把自己的發式改成向後倒，與毛澤東的大背頭一樣。穿著毛澤東式的衣服，模仿毛澤東的動作，到處揮手致意，儼然把自己看成像毛澤東一樣是中國人民的英明領袖。
小平不出來，葉劍英心裏可急呀！葉帥又想到閑著在家的胡耀邦。
1976年10月12日，葉帥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到北京東城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的家裏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從大連剛回到北京，正在家養病。
葉選寧的到來令他非常興奮。他招呼葉選寧坐下，馬上說道：“祝賀你爸爸同華主席他們一道，為我們的黨和國家立下了不朽功勳！”
葉選寧高興地認為，打倒“四人幫”，社會建設事業就不會有什麽障礙了。
胡耀邦微微皺起了眉頭，說：“沒那麽簡單！複雜著呐！”
接著，胡耀邦對葉選寧說：“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麵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麽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人心裏樂開花。務必請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爸爸。”
葉選寧臨走前，胡耀邦問：“你能見到華主席嗎？”
葉選寧回答道：“我讓父親去見他。”
“那麽，請你讓葉帥把‘中興偉業，人心為上’這句話轉告他。”
胡耀邦的這句話葉劍英帶給了華國鋒，但華國鋒聽後隻是用手攏了攏向後的大背頭不置可否。葉劍英隻好直截了當地跟他講：“華主席，得趕快讓小平同誌出來工作呀。小平複出，人心大順呀！”
華國鋒不樂意聽這話，但又不好講，就把毛主席搬出來壓鄧小平，他說：“葉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親自定下的。現在剛粉碎‘四人幫’，我們就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別人會怎麽看？現在還是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再過一段時間，看看形勢再說吧。”
葉劍英隻好說：“那可是要抓緊噢！”
華國鋒嘴上答應：“我會注意這個問題的。”可他的心裏卻在籌劃防止地位和權力陷落的防線，經過與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商量，出台了“兩個凡是”的觀點。
這麽一來，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還要“每隔七、八年來一次”；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
“天安門事件”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千百萬人的冤假錯案，統統石沉大海……華國鋒不僅不折不扣地繼承了毛澤東晚年的“左”的錯誤，而且，還有繼續發展的趨勢，這與胡耀邦提出的“中興偉業，人心為上”背道而馳。胡耀邦不解地說：“‘兩個凡是’哪是人心為上，簡直是亂箭穿心嘛！”
經過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一批老同誌的鬥爭，華國鋒終於同意讓鄧小平複出工作，鄧小平時代從此開始了。
鄧小平一上台，就啟用經驗豐富、富有宣傳鼓動才能的胡耀邦，任命他為中共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1977年3月，胡耀邦帶著對“兩個凡是”的苦苦思索踏進頤和園旁的中央黨校校門。
胡耀邦思索後的答案與老同誌們的觀點不謀而合。鄧小平明確批評華國鋒：“‘兩個凡是’不行”。陳雲嚴厲指出，粉碎“四人幫”快半年了，仍然“大有殺氣”。胡耀邦找到了批判“兩個凡是”的突破口，要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6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黨校文史教研室的楊逢春找到自己的辦公室，楊逢春是從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識分子，文字功底好，理論水平也較高。胡耀邦見到他後開門見山地說：“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楊逢春說：“怕倒不怕，不知究竟寫什麽？”
“是有關幹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告訴他。
“可惜我對幹部工作情況不甚了解。”楊逢春歉然道。
“這不成問題，我可以給你介紹情況；如有困難，還可以找兩位同誌幫助你。”胡耀邦解釋說。
楊逢春爽然答道：“那好，我盡力而為。”
此外，胡耀邦還找來了黨校的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葉楊、陳中，還有《人民日報》社的幾位編輯、記者。胡耀邦為他們理了思路。
他說：“這20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二是沒有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少數壞人從中搬弄是非，陷害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後遇到一次長期的危機，粉碎了‘四人幫’，本來有了徹底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態的極有利的條件，以全麵恢複黨的‘八大’確立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很可惜，沒有迅速利用好這個轉機，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轉，還需要一個過程。對這樣一個過程，既不能操之過急，必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鬆鬆垮垮，得抓緊。”
胡耀邦是著名的“紅小鬼”，對革命戰爭中的優良傳統總是念念不忘，所以，講著講著，他的話題就講到延安時期。他非常激動地給大家講延安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如何如何好，政治生活非常正常，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是家常便飯，黨員見到黨組織就是到“家”了……
他又把話題收到當前。他說：“從1957年開始20多年，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所以，必須要及時撥亂反正。現在真正要首當其衝的就是全麵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隻有這樣，才能把大批的被迫害的幹部解救出來，才能把壓在各階層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才能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生氣勃勃地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非此莫屬！”
胡耀邦基本構建出了文章的框架。接著，他對楊逢春說：“你們可以組成一個班子，搞出一個寫作方案，文章的題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寫作過程中有什麽困難，可以隨時來找我，不必讓秘書安排時間。”
“文章可以寫多長？”楊逢春問。
胡耀邦不假思索地說：“《人民日報》的一個版麵有多大，文章的塊頭就多大。”
葉楊和陳中問：“多長時間拿出來？”
“在力求準確完善的前提下，當然快一點好。因為被迫害的同誌和他們的親屬都在眼巴巴地望著哩！”胡耀邦回答。
幾個同誌與胡耀邦談了幾次後，發現他對糾正混亂的幹部路線的心情如此迫切，他們緊迫感也增強了，不到一星期，初稿就拿出來了。然後，字斟句酌地反複修改，一共修改了17稿才滿意。
胡耀邦盡管心情十分迫切，可是當時思想宣傳界還被“左”的思想統治，發稿的時間尚不成熟。所以，他決定先放一放，相機而動。
1977年7月，鄧小平複出，鄧小平曆來堅決反“左”，他一針見血地在公開場合批評“兩個凡是”。胡耀邦覺得這是批判“左”的東西的最好時機，認為應該讓華國鋒、汪東興接受黨心為上、民心為上的觀點，拋棄原來的“左”的僵化的態度，化解與全國人民、與黨內大多數同誌的思想隔膜。
在一係列黨內會議上，華國鋒從不提解放思想，從不提為被迫害、受冤枉的幹部群眾平反昭雪。許多還在“冰雪嚴寒”的同誌有的開始失望了。
這時，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打破這種僵死的局麵，喚醒全黨、全國人民的注意。1977年10月7日，正好是粉碎“四人幫”一周年，胡耀邦讓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用整整一個版的篇幅全文刊登。
文章有血有肉，材料翔實，論理深刻，文詞動人。文章的核心是論述必須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主要是必須落實黨的幹部政策。
文章指出：之所以有這種必要，是因為黨的幹部路線和幹部政策被“四人幫”摧殘破壞殆盡。他們在幹部問題上搞一套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法西斯主義，製造謬論，傳播流毒，對革命幹部造謠、誣蔑、打擊、陷害，給黨的幹部隊伍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但是，盡管現狀如此，今天有些同誌，特別是黨內的少數領導同誌，對這個問題認識不足。一部分做幹部工作的同誌，由於受“四人幫”流毒的影響，在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工作力度不夠，致使一部分有工作能力、有路線覺悟的幹部沒有解決工作問題，許多受審查的幹部還沒有作出正確的結論，反而使少數混入幹部隊伍的壞人安然無恙。這一切都表明，落實黨的幹部政策是一項嚴峻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所有的黨員、幹部，都應該積極站到揭批“四人幫”鬥爭的最前列，下定決定把“四人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這無異於晴空霹靂，文章一見報，全國震動了。全國人民從四麵八方投書、拍電報、打電話到《人民日報》社。
一個月內，《人民日報》社就收到1萬多封信和電報，文章作者兩個月收到了兩麻袋信件和電報。所有的來信、來電都對文章表示讚賞、支持、擁護。
有的人說：“文章說到咱心坎上了”；有人說：“等了多少年，今天終於聽到令人看到希望的聲音”；有的人說：“希望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輿論繼續大造，推動幹部政策的徹底落實”；有一個被迫害的家庭寫信說：“從廣播裏聽到這篇文章，邊聽邊流淚，全家都看到了被洗冤的曙光。”
文章盡管順乎民心，但是思想界的堅冰還沒有打破。要想很快落實幹部政策問題談何容易。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人事部門還在對著幹。思想僵化的人打電話、寫信到《人民日報》社厲聲責問；一些地方打電話詢問：“你們刊登這篇文章，中央有文件嗎？”；態度最溫和的也隻是說：“問題難辦，不可操之過急。”……
左的幹擾使文章作者們對寫下篇文章的思想有些動搖。他們一起請示胡耀邦。然而，胡耀邦的態度十分堅定，他說：“這不奇怪，自我們的黨誕生以來，每個曆史階段都有一些正確與謬誤的重大鬥爭。有時恰恰是謬誤的一方占了上風，這風還刮得很猛烈。簡直是十二級台風。但隻要正確的一方沉著應戰，堅持不懈地努力，最後總會取得勝利。現在，我們也正處於在與一股新的‘十二級台風’相抗衡的關鍵時刻。我們既然已經堅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決不後退，並努力擴大已經打開的突破口。”
胡耀邦所指的“十二級台風”的起源就在被“左”的思想長期籠罩的中共中央組織部。當時的組織部長郭玉峰，是深受康生欣賞的軍政幹部。“文革”中，康生吹捧郭玉峰是全軍幾十位軍政委中“最優秀的”幹部，於是，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把他派到中組部和中監委“支左”，把原部長安子文“揪”了出來，從此，掌管中組部的大權。
打倒“四人幫”以後，在他的把持下，對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持消極的、抵觸的態度。並且發下話說：“沒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一切都維持原樣。”
郭玉峰把持的中組部水潑不進，針插不進，成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真正的“閻王殿”。對老幹部的呼籲請求置之不理，對來訪者拒之門外。原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到中組部上訪，想訴說林彪、“四人幫”對自己的迫害，要求組織上落實政策，分配工作。可郭玉峰不僅把舒同擋在大門外，還派人到中組部招待所把舒同趕走，讓舒同“從哪兒來就回到哪兒去！”
在北京的6000多名中央機關幹部被閑置在家；一大批如夏衍、楚圖南等文化名人仍被視為“社會糟粕”棄之不用；被關押在外地的原中央領導同誌紛紛寫信呼籲，甚至有人憤怒地責問郭玉峰：“人生都有幾個十年？再這樣拖個沒完沒了，難道要把我們拖到下棺材嗎？”
對這些，郭玉峰都無動於衷。不僅如此，他對原中組部和中監委一大批受迫害的同誌也不給落實政策，仍然讓陳野蘋、張誌傑、楊士傑等人天天掃院子，倒垃圾，當成階級敵人對待，不準他們跨進辦公大樓半步。
中組部有正義感，靠邊站的人們憤怒了，紛紛起而抗爭。人們采用了當時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辦法――貼大字報，一時間，中組部大院裏貼滿了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嚴厲批評中組部的官衙門作風，斥責郭玉峰的破壞黨的幹部政策的行為，要求改變繼續對人民、對幹部犯罪的態度，強烈要求立即給“靠邊站”的老同誌妥善工作。
郭玉峰聽說院子裏貼了大字報，有點著慌了，馬上派人撕。就這麽，前麵撕，後麵貼，中組部的院中每天都堆積了好多紙。中組部的老幹部把被撕下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社的人又把大字報轉給胡耀邦。
胡耀邦看著這些大字報，再聽聽同誌們每天的匯報，他心急如焚，急得在室內踱來踱去，口中不停地說：“這種局麵一定要打破，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他馬上請來上次的幾個作者和《人民日報》社的編輯記者，與他們商量下一步的對策。胡耀邦說：“看來第一篇文章是打響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歡欣鼓舞。但要切實解決他們的問題，仍然阻力重重。這就需要我們下決心，一關一關地闖過去。”
他吸了一口煙，接著說：“大詩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中國的說法是：‘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我們的下一步任務既要選登各地幹部群眾強烈要求落實幹部政策的來信，還要組織文章譴責郭玉峰等人的極左行為，同時，發表有關落實政策的典型消息，逐步打開為幹部平反昭雪的工作局麵。”
於是，胡耀邦與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題目叫做《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文章的言詞比上篇激烈，主旨也挑得更明確。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組織工作的同誌和某些組織部門，對落實幹部政策猶豫不決，患得患失，能拖則拖，能推則推，嚴重妨礙了這項重要工作的開展。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篇名“本報評論員”的評論文章。第二版也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總標題叫《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強大的輿論宣傳攻勢開始了。
此時，中組部的鬥爭也越來越激烈。反對郭玉峰的大字報撕了就貼，貼了又被撕下。有人覺得必須把中組部發生的鬥爭報告黨中央。後來，有人把一批批大字報整理成情況匯編，通過《人民日報》社，擬出一篇題目為《從一批老同誌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的匯報，上報給葉劍英和中央分管宣傳的耿飆。
葉劍英馬上把這個情況轉告了陳雲和已複出的鄧小平等中央老同誌。幾位黨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識到中組部被郭玉峰搞亂了，工作搞壞了，12月初，經過黨中央決定，把極左的郭玉峰調離中組部。
調走郭玉峰隻是為工作創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葉劍英不無擔憂地說：“喊冤的人這麽多，到哪裏找一個斷案如神的包公呢？”
鄧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馬上接上話，“我舉薦一個人，胡耀邦，最合適。”
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人一致同意。
當中央找胡耀邦談話，決定讓他出任中組部長，胡耀邦一聽，馬上表態：“我願意當這個包公！”
胡耀邦接受批鬥
在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中，胡耀邦受到的衝擊和摧殘，在中央一級領導同誌中，算是比較厲害的。然而他沉著、堅定、豁達，在狂風惡浪中，他作為一個革命老戰士，確實是如竹之堅，如鬆之勁！
1966年夏“文革”一開始，中央直屬機關第一個受衝擊的，就是共青團中央。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大院，把耀邦一次又一次地揪出來，由一群身強力壯的紅衛兵押著，硬拽到批鬥台上去，讓他坐“噴氣式”，接受喋喋不休的所謂“大批判”，有時一天連續十幾次。熾熱的太陽當頭烤曬著，耀邦彎著腰，低著頭，兩手反叉到背後舉著。他的臉色發晦，汗水濡濕了衣衫，忍受著難言的極度苦楚。他隨傳隨到，聽任批判，對小將們的責問，總是耐心地回答：“我在‘文革’中有錯誤，歡迎同誌們批判！”再問他，他還是說：“我有錯誤，請大家批判！”再多就不說了。紅衛兵問他：“你和劉、鄧是怎麽來往的？”他就說：“同誌們，這個……記不得，說不得喲！”不論別人怎樣虐待他，不該說的，他一句也不說。
這樣的苦日子一連十幾天，他像個囚犯似的，被軟禁在一間小平房裏，不得回家去，隨時接受群眾的批鬥。團中央機關造反兵團的小將們，還是了解胡耀邦為人的，他們把進駐機關的一些紅衛兵組織攆走，又在大門口貼出了布告：“走資派胡耀邦由本軍團負責批鬥，外單位任何群眾組織不得入內”，門口又派了“重兵”把守。這一手真厲害，成批成批的紅衛兵被拒之門外，不啻給胡耀邦解了圍，至少暫時能夠避開這種沒完沒了的批鬥，免受突然襲擊與皮肉之苦。
“文革”還剛剛開始，隨著林彪、江青等人的肆虐和挑唆，“大批判”愈來愈“深入”，在兩年多的漫長日子裏，胡耀邦忍受了機關內外無數次批鬥，精神上受到種種折磨，他顯著地消瘦下來，變得沉默寡言了，但他照舊生活著，思考著，讀著書，觀察著全國形勢的發展。
在“五七”幹校
1969年5月，奉“五七”指示，團中央機關和各直屬單位2000多人，一鍋端地遷移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辦起了“五七”幹校。這兒有已耕地1200多畝，還準備再開墾8000畝，籌建發電廠、木工場、作坊、拖拉機站等十多處。不久又把幹部職工家屬搬來，作了長期“安營紮寨”的計劃。一年前就派來的軍代表們，獨攬團中央黨、政、財務、人事等一切大權。
胡耀邦在軍代表的指令下，不久也來到黃湖幹校，分配在一連一排一班，先住在幾十人合住的倉庫裏，後來搬進方砦村一間草房裏。這裏住了機關行政處的十幾個同誌。這時候，他每月隻有30元錢生活費，和大家一樣，買菜票到食堂去排隊打飯，吸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煙，每天和群眾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的精神沒有垮，飯量還逐漸有所增加，身體也日益壯實起來。人們出工、上校部開會、買東西，經常能看見他。他總是笑嘻嘻的，說幾句寒暄的話。一連的同誌照顧耀邦，開始，分配他在場院勞動。他不時推穀曬場，或用風車揚穀，每到天氣乍變，即將下雨的時候，他和大家一起搶收，以兩肩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地往倉庫送。他不願受“照顧”，要求幹些重活，連裏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頂，當小工。後來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車拉石頭，什麽苦累的活兒都幹過。
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期間，胡耀邦曾輪流到各連隊住宿，聽取“革命群眾”對他的“檢查”的批評意見。
此時此刻，胡耀邦還是個下台的“五七”幹部麽？也是也不是。他雖身為“五七佬”，但在團中央係統2000多名幹部的心目中，仍然是大家的第一書記。他在幹校的後期，軍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結論上簽字，“態度不好”，決定讓他到各連隊去勞動（每連呆一個月），接受“群眾的批判”，由於一連和其他連同誌的抵製未能實現。在黨內需要選舉一名十大代表，全校推舉一名四屆人大代表時，同誌們不顧重重阻力，照樣選舉他當代表。雖然他的名字遭到了“上頭”的否決，另選了兩名青年同誌當代表，但黨心、人心卻是不可悔的。
1972年4月，駐團中央的軍代表對胡耀邦在“文革”中的問題作了審查結論，給他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後很生氣，逐條加以反駁。軍代表問他：“那你在幹校的檢討還算不算數？”胡耀邦說：“在幹校的檢查，一是受林彪路線的影響；二是好多書記的檢查都上綱了，我第一書記應當承擔責任。你軍代表說要送中央，我說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對審查報告的幾點意見》中說：“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如果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建議軍代表的審查報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經我簽字。”胡耀邦是個錚錚鐵骨的戰士，在“文革”的最後5年中，始終沒有在審查報告中簽過字！
就在拒不簽字的後幾天，即1972年11月10日，當“四人幫”在台上瘋狂表演之時，他在幹校給黑龍江兵團某戰士――原北京青年誌願懇荒隊的隊員，寫了一封很長的複信，信的最後幾段說：
“我很幸運，能夠活下來，並且同你們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時的專門為個人權勢作惡的家夥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了，變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為祖國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奮鬥的同誌，卻在人民群眾心靈深處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記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決定著我們一生時刻要忘卻什麽，追求什麽。我記得楊華同誌，也還記得其他一些同誌，我沒有同他們另外寫信，如果你有功夫，我希望你把我上麵的一些意思轉告他們，請你代我向他們問好……”
胡耀邦在幹校，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潰滅，他預見到“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也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被人民群眾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俗話說：“真理在手，心裏不愁。”這就是他在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刻滿懷信心堅定不移的緣故。
大義凜然
胡耀邦襟懷坦白，大義凜然堅持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決鬥爭。早在延安時期擔任總政組織部長時，他就不與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派王力到團中央宣布罷免一大批團幹部的官。盡管康生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可那天晚上，耀邦還是公開講：“康生是老左。”並談了對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黨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為“走資派”正接受批鬥，周總理請示毛主席，要找幾個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員擔任“九大”中央委員，目標是胡耀邦和譚啟龍兩人“紅小鬼”。
“九大”時，康生主動伸出手來想和耀邦握手，耀邦扭頭便走。結果，他沒有能擔任“九大”中央委員。
後來，團中央幹部集體上書請願，要求耀邦擔任人大代表。汪東興找他談話並指出，隻要你承認反對中央領導同誌，你就可以擔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絕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兩次拒絕。他說：“我沒有攻擊中央領導同誌。當時我是八大中央委員，江青什麽也不是，怎麽說我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呢！”他曾對人說：“我感到最苦悶的時候，不是在團中央住‘牛棚’的時候，而是在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時間，因為我對林彪的問題有所察覺。當然，那時候不可能想到林彪會反黨叛國，但是已經感覺到了兩點：一是林彪對幹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來，同時對別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組會上用別的方式，提了一條意見，說：‘洪湖蘇共沒有中央委員’。二是林彪關於幹部政策，關於改造世界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我總覺得有點荒唐……因此，開完‘九大’到黃湖（‘五七’幹校）以後，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發跡之時，就對此人有所覺察。他曾對林彪鼓吹的許多唯心主義、實用主義謬論表示過輕蔑與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說時，耀邦就敢於當眾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麽靈？！我看遊泳時就得突出鼻子！”
對過去盛行的對領袖人物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方式，耀邦也表示過異議與反感。他認為，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禮儀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說過“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說法不科學嘛！”他提倡青年學會獨立思考，即使是對領導人物說過的話，“也可以懷疑”，可以“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審查期間，接受過無數次“外調”與“審問”，先後寫過100多萬字的材料。他自己認為，除對一位領導同誌一度上綱過高外，一般都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鬥他十幾次，逼他寫材料證明一個老幹部曾“叛黨通敵”，他說：“叛黨通敵不能隨便說喲，我反複想，不是這麽回事，始終堅持不寫（假材料）……林彪垮台後，我立即寫幾千字的材料，揭發這件事，說林彪的罪惡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對所謂“法家”的評價越來越高，鬧了不少笑話。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總理，使許多有政治頭腦的人感到擔憂。一位同誌對胡耀邦講了上述疑問與憂慮，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說：“咱們隻談觀點，不談人事。”他翻開正在閱讀的一本列寧著作，指著一段劃紅杠的地方――“我們的黨由於黨內出現‘左傾’反對派而遇到的嚴重危機，是我國革命所遇到的嚴重危機之一。”
“文革”期間，胡耀邦不僅在政治上立場堅定，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在思想理論上，他也敢於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他經常對身邊的同誌說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缺點，犯錯多不要緊，但不能沒有誠實。誠實的品格最重要，他還鼓勵知識分子要實事求是、敢講真話。胡耀邦曾經嘲笑這樣一種“筆杆子”，他們好像是古代的“禦用文人”：你想用什麽，他能寫什麽；還能寫得振振有詞，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畝產幾萬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現在又把“法家”說成“愛護人”的革命家，陳勝、吳廣與秦始皇幾乎成了“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共同反對奴隸主複辟勢力。耀邦對這種“筆杆子”極為輕蔑，說這種人“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骨頭！”
胡耀邦見到他後開門見山地說：“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你敢不敢，怕不怕？”胡耀邦與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題目叫作《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他說的一句話是：“積案如山，步履維艱。”1978年6月，當中央專案組火氣很旺的到中組部大發脾氣時，胡耀邦已組織人員著手解決“六十一人案”。
中南海的夜晚很美
在涼風習習的秋夜，那清澈如鏡的湖麵和雄偉壯麗的建築，在月光下顯得分外靜謐和迷離。
穿過“菊香書屋”，在一個臨湖的大院門。門上雕著“靜穀”兩個大字。院內鬆柏蒼翠，菊花吐豔。這裏便是毛澤東住的豐澤園。通常，他都要在月光下佇立一會兒，反剪著雙手，仿佛在仔細端詳一件藝術品似的欣賞院中的景色，然後，悠然地走進書屋，一直看書看到清晨方才入睡。
在這個院落裏，毛澤東支持過江青、張春橋，接見過姚文元，鼓勵過王洪文；在這裏籌劃過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過劉少奇、陶鑄、鄧拓、吳晗、廖沫沙，這是中國一切行動指令的中心。而今天，1976年10月6日，就在這個院子的旁邊，毛澤東臨終前親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卻親自指揮逮捕了他的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
人們在歡樂中發現，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國各種問題成堆。工廠停工，學校停課，農業停種，經濟瀕臨破產，冤獄遍布全國。全國人民都希望盡快收拾好這個爛攤子，目光一起投向鄧小平。可是，當時華國鋒卻不太樂意讓鄧小平複出。他把自己的發式改成向後倒，與毛澤東的大背頭一樣。穿著毛澤東式的衣服，模仿毛澤東的動作，到處揮手致意，儼然把自己看成像毛澤東一樣是中國人民的英明領袖。
小平不出來，葉劍英心裏可急呀！葉帥又想到閑著在家的胡耀邦。
1976年10月12日，葉帥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到北京東城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的家裏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從大連剛回到北京，正在家養病。
葉選寧的到來令他非常興奮。他招呼葉選寧坐下，馬上說道：“祝賀你爸爸同華主席他們一道，為我們的黨和國家立下了不朽功勳！”
葉選寧高興地認為，打倒“四人幫”，社會建設事業就不會有什麽障礙了。
胡耀邦微微皺起了眉頭，說：“沒那麽簡單！複雜著呐！”
接著，胡耀邦對葉選寧說：“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麵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麽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人心裏樂開花。務必請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爸爸。”
葉選寧臨走前，胡耀邦問：“你能見到華主席嗎？”
葉選寧回答道：“我讓父親去見他。”
“那麽，請你讓葉帥把‘中興偉業，人心為上’這句話轉告他。”
胡耀邦的這句話葉劍英帶給了華國鋒，但華國鋒聽後隻是用手攏了攏向後的大背頭不置可否。葉劍英隻好直截了當地跟他講：“華主席，得趕快讓小平同誌出來工作呀。小平複出，人心大順呀！”
華國鋒不樂意聽這話，但又不好講，就把毛主席搬出來壓鄧小平，他說：“葉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親自定下的。現在剛粉碎‘四人幫’，我們就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別人會怎麽看？現在還是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再過一段時間，看看形勢再說吧。”
葉劍英隻好說：“那可是要抓緊噢！”
華國鋒嘴上答應：“我會注意這個問題的。”可他的心裏卻在籌劃防止地位和權力陷落的防線，經過與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商量，出台了“兩個凡是”的觀點。
這麽一來，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還要“每隔七、八年來一次”；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
“天安門事件”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千百萬人的冤假錯案，統統石沉大海……華國鋒不僅不折不扣地繼承了毛澤東晚年的“左”的錯誤，而且，還有繼續發展的趨勢，這與胡耀邦提出的“中興偉業，人心為上”背道而馳。胡耀邦不解地說：“‘兩個凡是’哪是人心為上，簡直是亂箭穿心嘛！”
經過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一批老同誌的鬥爭，華國鋒終於同意讓鄧小平複出工作，鄧小平時代從此開始了。
鄧小平一上台，就啟用經驗豐富、富有宣傳鼓動才能的胡耀邦，任命他為中共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1977年3月，胡耀邦帶著對“兩個凡是”的苦苦思索踏進頤和園旁的中央黨校校門。
胡耀邦思索後的答案與老同誌們的觀點不謀而合。鄧小平明確批評華國鋒：“‘兩個凡是’不行”。陳雲嚴厲指出，粉碎“四人幫”快半年了，仍然“大有殺氣”。胡耀邦找到了批判“兩個凡是”的突破口，要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6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黨校文史教研室的楊逢春找到自己的辦公室，楊逢春是從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識分子，文字功底好，理論水平也較高。胡耀邦見到他後開門見山地說：“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楊逢春說：“怕倒不怕，不知究竟寫什麽？”
“是有關幹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告訴他。
“可惜我對幹部工作情況不甚了解。”楊逢春歉然道。
“這不成問題，我可以給你介紹情況；如有困難，還可以找兩位同誌幫助你。”胡耀邦解釋說。
楊逢春爽然答道：“那好，我盡力而為。”
此外，胡耀邦還找來了黨校的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葉楊、陳中，還有《人民日報》社的幾位編輯、記者。胡耀邦為他們理了思路。
他說：“這20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二是沒有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少數壞人從中搬弄是非，陷害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後遇到一次長期的危機，粉碎了‘四人幫’，本來有了徹底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態的極有利的條件，以全麵恢複黨的‘八大’確立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很可惜，沒有迅速利用好這個轉機，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轉，還需要一個過程。對這樣一個過程，既不能操之過急，必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鬆鬆垮垮，得抓緊。”
胡耀邦是著名的“紅小鬼”，對革命戰爭中的優良傳統總是念念不忘，所以，講著講著，他的話題就講到延安時期。他非常激動地給大家講延安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如何如何好，政治生活非常正常，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是家常便飯，黨員見到黨組織就是到“家”了……
他又把話題收到當前。他說：“從1957年開始20多年，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所以，必須要及時撥亂反正。現在真正要首當其衝的就是全麵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隻有這樣，才能把大批的被迫害的幹部解救出來，才能把壓在各階層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才能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生氣勃勃地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非此莫屬！”
胡耀邦基本構建出了文章的框架。接著，他對楊逢春說：“你們可以組成一個班子，搞出一個寫作方案，文章的題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寫作過程中有什麽困難，可以隨時來找我，不必讓秘書安排時間。”
“文章可以寫多長？”楊逢春問。
胡耀邦不假思索地說：“《人民日報》的一個版麵有多大，文章的塊頭就多大。”
葉楊和陳中問：“多長時間拿出來？”
“在力求準確完善的前提下，當然快一點好。因為被迫害的同誌和他們的親屬都在眼巴巴地望著哩！”胡耀邦回答。
幾個同誌與胡耀邦談了幾次後，發現他對糾正混亂的幹部路線的心情如此迫切，他們緊迫感也增強了，不到一星期，初稿就拿出來了。然後，字斟句酌地反複修改，一共修改了17稿才滿意。
胡耀邦盡管心情十分迫切，可是當時思想宣傳界還被“左”的思想統治，發稿的時間尚不成熟。所以，他決定先放一放，相機而動。
1977年7月，鄧小平複出，鄧小平曆來堅決反“左”，他一針見血地在公開場合批評“兩個凡是”。胡耀邦覺得這是批判“左”的東西的最好時機，認為應該讓華國鋒、汪東興接受黨心為上、民心為上的觀點，拋棄原來的“左”的僵化的態度，化解與全國人民、與黨內大多數同誌的思想隔膜。
在一係列黨內會議上，華國鋒從不提解放思想，從不提為被迫害、受冤枉的幹部群眾平反昭雪。許多還在“冰雪嚴寒”的同誌有的開始失望了。
這時，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打破這種僵死的局麵，喚醒全黨、全國人民的注意。1977年10月7日，正好是粉碎“四人幫”一周年，胡耀邦讓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用整整一個版的篇幅全文刊登。
文章有血有肉，材料翔實，論理深刻，文詞動人。文章的核心是論述必須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主要是必須落實黨的幹部政策。
文章指出：之所以有這種必要，是因為黨的幹部路線和幹部政策被“四人幫”摧殘破壞殆盡。他們在幹部問題上搞一套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法西斯主義，製造謬論，傳播流毒，對革命幹部造謠、誣蔑、打擊、陷害，給黨的幹部隊伍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但是，盡管現狀如此，今天有些同誌，特別是黨內的少數領導同誌，對這個問題認識不足。一部分做幹部工作的同誌，由於受“四人幫”流毒的影響，在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工作力度不夠，致使一部分有工作能力、有路線覺悟的幹部沒有解決工作問題，許多受審查的幹部還沒有作出正確的結論，反而使少數混入幹部隊伍的壞人安然無恙。這一切都表明，落實黨的幹部政策是一項嚴峻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所有的黨員、幹部，都應該積極站到揭批“四人幫”鬥爭的最前列，下定決定把“四人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這無異於晴空霹靂，文章一見報，全國震動了。全國人民從四麵八方投書、拍電報、打電話到《人民日報》社。
一個月內，《人民日報》社就收到1萬多封信和電報，文章作者兩個月收到了兩麻袋信件和電報。所有的來信、來電都對文章表示讚賞、支持、擁護。
有的人說：“文章說到咱心坎上了”；有人說：“等了多少年，今天終於聽到令人看到希望的聲音”；有的人說：“希望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輿論繼續大造，推動幹部政策的徹底落實”；有一個被迫害的家庭寫信說：“從廣播裏聽到這篇文章，邊聽邊流淚，全家都看到了被洗冤的曙光。”
文章盡管順乎民心，但是思想界的堅冰還沒有打破。要想很快落實幹部政策問題談何容易。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人事部門還在對著幹。思想僵化的人打電話、寫信到《人民日報》社厲聲責問；一些地方打電話詢問：“你們刊登這篇文章，中央有文件嗎？”；態度最溫和的也隻是說：“問題難辦，不可操之過急。”……
左的幹擾使文章作者們對寫下篇文章的思想有些動搖。他們一起請示胡耀邦。然而，胡耀邦的態度十分堅定，他說：“這不奇怪，自我們的黨誕生以來，每個曆史階段都有一些正確與謬誤的重大鬥爭。有時恰恰是謬誤的一方占了上風，這風還刮得很猛烈。簡直是十二級台風。但隻要正確的一方沉著應戰，堅持不懈地努力，最後總會取得勝利。現在，我們也正處於在與一股新的‘十二級台風’相抗衡的關鍵時刻。我們既然已經堅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決不後退，並努力擴大已經打開的突破口。”
胡耀邦所指的“十二級台風”的起源就在被“左”的思想長期籠罩的中共中央組織部。當時的組織部長郭玉峰，是深受康生欣賞的軍政幹部。“文革”中，康生吹捧郭玉峰是全軍幾十位軍政委中“最優秀的”幹部，於是，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把他派到中組部和中監委“支左”，把原部長安子文“揪”了出來，從此，掌管中組部的大權。
打倒“四人幫”以後，在他的把持下，對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持消極的、抵觸的態度。並且發下話說：“沒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一切都維持原樣。”
郭玉峰把持的中組部水潑不進，針插不進，成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真正的“閻王殿”。對老幹部的呼籲請求置之不理，對來訪者拒之門外。原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到中組部上訪，想訴說林彪、“四人幫”對自己的迫害，要求組織上落實政策，分配工作。可郭玉峰不僅把舒同擋在大門外，還派人到中組部招待所把舒同趕走，讓舒同“從哪兒來就回到哪兒去！”
在北京的6000多名中央機關幹部被閑置在家；一大批如夏衍、楚圖南等文化名人仍被視為“社會糟粕”棄之不用；被關押在外地的原中央領導同誌紛紛寫信呼籲，甚至有人憤怒地責問郭玉峰：“人生都有幾個十年？再這樣拖個沒完沒了，難道要把我們拖到下棺材嗎？”
對這些，郭玉峰都無動於衷。不僅如此，他對原中組部和中監委一大批受迫害的同誌也不給落實政策，仍然讓陳野蘋、張誌傑、楊士傑等人天天掃院子，倒垃圾，當成階級敵人對待，不準他們跨進辦公大樓半步。
中組部有正義感，靠邊站的人們憤怒了，紛紛起而抗爭。人們采用了當時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辦法――貼大字報，一時間，中組部大院裏貼滿了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嚴厲批評中組部的官衙門作風，斥責郭玉峰的破壞黨的幹部政策的行為，要求改變繼續對人民、對幹部犯罪的態度，強烈要求立即給“靠邊站”的老同誌妥善工作。
郭玉峰聽說院子裏貼了大字報，有點著慌了，馬上派人撕。就這麽，前麵撕，後麵貼，中組部的院中每天都堆積了好多紙。中組部的老幹部把被撕下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社的人又把大字報轉給胡耀邦。
胡耀邦看著這些大字報，再聽聽同誌們每天的匯報，他心急如焚，急得在室內踱來踱去，口中不停地說：“這種局麵一定要打破，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他馬上請來上次的幾個作者和《人民日報》社的編輯記者，與他們商量下一步的對策。胡耀邦說：“看來第一篇文章是打響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歡欣鼓舞。但要切實解決他們的問題，仍然阻力重重。這就需要我們下決心，一關一關地闖過去。”
他吸了一口煙，接著說：“大詩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中國的說法是：‘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我們的下一步任務既要選登各地幹部群眾強烈要求落實幹部政策的來信，還要組織文章譴責郭玉峰等人的極左行為，同時，發表有關落實政策的典型消息，逐步打開為幹部平反昭雪的工作局麵。”
於是，胡耀邦與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題目叫做《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文章的言詞比上篇激烈，主旨也挑得更明確。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組織工作的同誌和某些組織部門，對落實幹部政策猶豫不決，患得患失，能拖則拖，能推則推，嚴重妨礙了這項重要工作的開展。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篇名“本報評論員”的評論文章。第二版也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總標題叫《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強大的輿論宣傳攻勢開始了。
此時，中組部的鬥爭也越來越激烈。反對郭玉峰的大字報撕了就貼，貼了又被撕下。有人覺得必須把中組部發生的鬥爭報告黨中央。後來，有人把一批批大字報整理成情況匯編，通過《人民日報》社，擬出一篇題目為《從一批老同誌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的匯報，上報給葉劍英和中央分管宣傳的耿飆。
葉劍英馬上把這個情況轉告了陳雲和已複出的鄧小平等中央老同誌。幾位黨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識到中組部被郭玉峰搞亂了，工作搞壞了，12月初，經過黨中央決定，把極左的郭玉峰調離中組部。
調走郭玉峰隻是為工作創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葉劍英不無擔憂地說：“喊冤的人這麽多，到哪裏找一個斷案如神的包公呢？”
鄧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馬上接上話，“我舉薦一個人，胡耀邦，最合適。”
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人一致同意。
當中央找胡耀邦談話，決定讓他出任中組部長，胡耀邦一聽，馬上表態：“我願意當這個包公！”
胡耀邦接受批鬥
在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中，胡耀邦受到的衝擊和摧殘，在中央一級領導同誌中，算是比較厲害的。然而他沉著、堅定、豁達，在狂風惡浪中，他作為一個革命老戰士，確實是如竹之堅，如鬆之勁！
1966年夏“文革”一開始，中央直屬機關第一個受衝擊的，就是共青團中央。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大院，把耀邦一次又一次地揪出來，由一群身強力壯的紅衛兵押著，硬拽到批鬥台上去，讓他坐“噴氣式”，接受喋喋不休的所謂“大批判”，有時一天連續十幾次。熾熱的太陽當頭烤曬著，耀邦彎著腰，低著頭，兩手反叉到背後舉著。他的臉色發晦，汗水濡濕了衣衫，忍受著難言的極度苦楚。他隨傳隨到，聽任批判，對小將們的責問，總是耐心地回答：“我在‘文革’中有錯誤，歡迎同誌們批判！”再問他，他還是說：“我有錯誤，請大家批判！”再多就不說了。紅衛兵問他：“你和劉、鄧是怎麽來往的？”他就說：“同誌們，這個……記不得，說不得喲！”不論別人怎樣虐待他，不該說的，他一句也不說。
這樣的苦日子一連十幾天，他像個囚犯似的，被軟禁在一間小平房裏，不得回家去，隨時接受群眾的批鬥。團中央機關造反兵團的小將們，還是了解胡耀邦為人的，他們把進駐機關的一些紅衛兵組織攆走，又在大門口貼出了布告：“走資派胡耀邦由本軍團負責批鬥，外單位任何群眾組織不得入內”，門口又派了“重兵”把守。這一手真厲害，成批成批的紅衛兵被拒之門外，不啻給胡耀邦解了圍，至少暫時能夠避開這種沒完沒了的批鬥，免受突然襲擊與皮肉之苦。
“文革”還剛剛開始，隨著林彪、江青等人的肆虐和挑唆，“大批判”愈來愈“深入”，在兩年多的漫長日子裏，胡耀邦忍受了機關內外無數次批鬥，精神上受到種種折磨，他顯著地消瘦下來，變得沉默寡言了，但他照舊生活著，思考著，讀著書，觀察著全國形勢的發展。
在“五七”幹校
1969年5月，奉“五七”指示，團中央機關和各直屬單位2000多人，一鍋端地遷移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辦起了“五七”幹校。這兒有已耕地1200多畝，還準備再開墾8000畝，籌建發電廠、木工場、作坊、拖拉機站等十多處。不久又把幹部職工家屬搬來，作了長期“安營紮寨”的計劃。一年前就派來的軍代表們，獨攬團中央黨、政、財務、人事等一切大權。
胡耀邦在軍代表的指令下，不久也來到黃湖幹校，分配在一連一排一班，先住在幾十人合住的倉庫裏，後來搬進方砦村一間草房裏。這裏住了機關行政處的十幾個同誌。這時候，他每月隻有30元錢生活費，和大家一樣，買菜票到食堂去排隊打飯，吸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煙，每天和群眾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的精神沒有垮，飯量還逐漸有所增加，身體也日益壯實起來。人們出工、上校部開會、買東西，經常能看見他。他總是笑嘻嘻的，說幾句寒暄的話。一連的同誌照顧耀邦，開始，分配他在場院勞動。他不時推穀曬場，或用風車揚穀，每到天氣乍變，即將下雨的時候，他和大家一起搶收，以兩肩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地往倉庫送。他不願受“照顧”，要求幹些重活，連裏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頂，當小工。後來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車拉石頭，什麽苦累的活兒都幹過。
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期間，胡耀邦曾輪流到各連隊住宿，聽取“革命群眾”對他的“檢查”的批評意見。
此時此刻，胡耀邦還是個下台的“五七”幹部麽？也是也不是。他雖身為“五七佬”，但在團中央係統2000多名幹部的心目中，仍然是大家的第一書記。他在幹校的後期，軍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結論上簽字，“態度不好”，決定讓他到各連隊去勞動（每連呆一個月），接受“群眾的批判”，由於一連和其他連同誌的抵製未能實現。在黨內需要選舉一名十大代表，全校推舉一名四屆人大代表時，同誌們不顧重重阻力，照樣選舉他當代表。雖然他的名字遭到了“上頭”的否決，另選了兩名青年同誌當代表，但黨心、人心卻是不可悔的。
1972年4月，駐團中央的軍代表對胡耀邦在“文革”中的問題作了審查結論，給他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後很生氣，逐條加以反駁。軍代表問他：“那你在幹校的檢討還算不算數？”胡耀邦說：“在幹校的檢查，一是受林彪路線的影響；二是好多書記的檢查都上綱了，我第一書記應當承擔責任。你軍代表說要送中央，我說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對審查報告的幾點意見》中說：“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如果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建議軍代表的審查報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經我簽字。”胡耀邦是個錚錚鐵骨的戰士，在“文革”的最後5年中，始終沒有在審查報告中簽過字！
就在拒不簽字的後幾天，即1972年11月10日，當“四人幫”在台上瘋狂表演之時，他在幹校給黑龍江兵團某戰士――原北京青年誌願懇荒隊的隊員，寫了一封很長的複信，信的最後幾段說：
“我很幸運，能夠活下來，並且同你們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時的專門為個人權勢作惡的家夥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了，變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為祖國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奮鬥的同誌，卻在人民群眾心靈深處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記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決定著我們一生時刻要忘卻什麽，追求什麽。我記得楊華同誌，也還記得其他一些同誌，我沒有同他們另外寫信，如果你有功夫，我希望你把我上麵的一些意思轉告他們，請你代我向他們問好……”
胡耀邦在幹校，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潰滅，他預見到“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也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被人民群眾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俗話說：“真理在手，心裏不愁。”這就是他在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刻滿懷信心堅定不移的緣故。
大義凜然
胡耀邦襟懷坦白，大義凜然堅持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決鬥爭。早在延安時期擔任總政組織部長時，他就不與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派王力到團中央宣布罷免一大批團幹部的官。盡管康生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可那天晚上，耀邦還是公開講：“康生是老左。”並談了對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黨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為“走資派”正接受批鬥，周總理請示毛主席，要找幾個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員擔任“九大”中央委員，目標是胡耀邦和譚啟龍兩人“紅小鬼”。
“九大”時，康生主動伸出手來想和耀邦握手，耀邦扭頭便走。結果，他沒有能擔任“九大”中央委員。
後來，團中央幹部集體上書請願，要求耀邦擔任人大代表。汪東興找他談話並指出，隻要你承認反對中央領導同誌，你就可以擔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絕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兩次拒絕。他說：“我沒有攻擊中央領導同誌。當時我是八大中央委員，江青什麽也不是，怎麽說我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呢！”他曾對人說：“我感到最苦悶的時候，不是在團中央住‘牛棚’的時候，而是在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時間，因為我對林彪的問題有所察覺。當然，那時候不可能想到林彪會反黨叛國，但是已經感覺到了兩點：一是林彪對幹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來，同時對別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組會上用別的方式，提了一條意見，說：‘洪湖蘇共沒有中央委員’。二是林彪關於幹部政策，關於改造世界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我總覺得有點荒唐……因此，開完‘九大’到黃湖（‘五七’幹校）以後，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發跡之時，就對此人有所覺察。他曾對林彪鼓吹的許多唯心主義、實用主義謬論表示過輕蔑與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說時，耀邦就敢於當眾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麽靈？！我看遊泳時就得突出鼻子！”
對過去盛行的對領袖人物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方式，耀邦也表示過異議與反感。他認為，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禮儀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說過“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說法不科學嘛！”他提倡青年學會獨立思考，即使是對領導人物說過的話，“也可以懷疑”，可以“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審查期間，接受過無數次“外調”與“審問”，先後寫過100多萬字的材料。他自己認為，除對一位領導同誌一度上綱過高外，一般都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鬥他十幾次，逼他寫材料證明一個老幹部曾“叛黨通敵”，他說：“叛黨通敵不能隨便說喲，我反複想，不是這麽回事，始終堅持不寫（假材料）……林彪垮台後，我立即寫幾千字的材料，揭發這件事，說林彪的罪惡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對所謂“法家”的評價越來越高，鬧了不少笑話。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總理，使許多有政治頭腦的人感到擔憂。一位同誌對胡耀邦講了上述疑問與憂慮，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說：“咱們隻談觀點，不談人事。”他翻開正在閱讀的一本列寧著作，指著一段劃紅杠的地方――“我們的黨由於黨內出現‘左傾’反對派而遇到的嚴重危機，是我國革命所遇到的嚴重危機之一。”
“文革”期間，胡耀邦不僅在政治上立場堅定，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在思想理論上，他也敢於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他經常對身邊的同誌說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缺點，犯錯多不要緊，但不能沒有誠實。誠實的品格最重要，他還鼓勵知識分子要實事求是、敢講真話。胡耀邦曾經嘲笑這樣一種“筆杆子”，他們好像是古代的“禦用文人”：你想用什麽，他能寫什麽；還能寫得振振有詞，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畝產幾萬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現在又把“法家”說成“愛護人”的革命家，陳勝、吳廣與秦始皇幾乎成了“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共同反對奴隸主複辟勢力。耀邦對這種“筆杆子”極為輕蔑，說這種人“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骨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