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11)
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重新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起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革命的偉大開端。從此，中國走上並逐步開辟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近20年來，“三中全會以來”已成為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政治概念和口頭語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已形成和發展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國近20年的曆史發展和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劃時代裏程碑的意義，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曆史地位，胡繩同誌指出：
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曾經有過一個會議，叫做遵義會議，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地位，可以說，跟民主革命時期的遵義會議可以對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義會議，是在黨的工作、軍事工作、軍隊都處於非常困難艱難的時期舉行的。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的領導。遵義會議隻過了14年，中國革命就得到了輝煌的徹底的勝利。在作為一個曆史轉折點這個意義上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點類似於遵義會議。在社會主義的萬裏長征中間，我們經曆了各種挫折、曲折，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找到了一個轉折點，這以後我們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好像在遵義會議以後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樣。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確定實行工作重點轉移的同時，決定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決定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將來提請黨的十二大予以追認。選舉陳雲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決定人事問題。
會議接受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許多同誌的意見，通過以下一係列人事更動：設立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協助中央領導同誌處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胡喬木為中央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姚依林為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任命宋任窮為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不再兼中組部部長）；免去張平化的中宣部部長的職務，調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不久又調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免去汪東興的所有各項兼職（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中辦主任、黨委書記、警衛局長、黨委書記，8341部隊政委兼黨委書記，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等）。
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的人事更動，為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組織保證。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華國鋒的地位已開始動搖。跟隨華國鋒搞“兩個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華國鋒本人雖未被批評，但也不得不就“兩個凡是”問題作出檢討和說明。麵對這種處境，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華國鋒接受建議，提出“不要宣傳我個人”。他說：黨中央是集體領導，希望今後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隻寫黨中央就可以了。希望文藝作品多歌頌黨、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不要宣傳我個人。
華國鋒的這段話，胡喬木作了一點發揮。他說：華國鋒同誌在閉幕會上講話時說到的對他個人的提法問題，這在黨的生活中看起來是件小事，實際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簡單是個形式問題，而是黨的生活準則和秩序問題。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說過，如果要提個人，一定要把個人放在黨組織之後，個人無論如何不能超過黨。就是說，要講黨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顛倒過來。“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這樣做的。後來變了，在一段時間裏，甚至不存在黨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隻有毛主席了。華國鋒同誌提出以後不要講“華主席黨中央”，這是符合黨的原則的，是恢複黨的生活的正常狀態。
三中全會後，中央辦公廳陸續收到黨內外一些人的來信，建議在各種場合，凡是有華國鋒同毛澤東的像片並列掛的，把華國鋒的像取下來。胡耀邦把原信轉給華國鋒，華在信上劃圈，但沒有表態。三中全會提出少宣傳個人後，中央黨校的一位學員於1978年12月29日寫信給華國鋒，說紅星養豬場把你用過的東西陳列出來，這不好，應當取下來。1979年1月16日，華國鋒回信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領導對紅星養豬場的同誌們做了思想工作，把陳列物品撤去，以後如有類似情況，都照此辦理。胡耀邦看到這封信後，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大講一番。其實三中全會當時提出“少宣傳個人”，主要是針對曆史的教訓和華國鋒個人的宣傳太突出而提出的。
趙紫陽接任總理
鑒於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多次研究，一致認為應把國務院總理這個職位進行調整，並正式提交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五中全會決定同意華國鋒辭去總理兼職，而由趙紫陽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改由趙紫陽接任。
趙紫陽，1919年出生，河南滑縣人。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1949年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委、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1960年至1966年，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迫害。1971年起先後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1973年8月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4月起兼任廣州軍區政委。1975年10月調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1977年後，趙紫陽在四川領導推動農村改革和進行城市改革試點，取得成績，對全國的改革起了帶頭作用並提供了經驗。在實現偉大轉折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趙紫陽在西南組的討論中多次發言，讚成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批評“兩個凡是”和《紅旗》雜誌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態度，並對經濟工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見。
在1977年8月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他和彭真一起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和胡耀邦一起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1980年4月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9月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選為黨中央的副主席。在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上，趙紫陽繼續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變動華國鋒領導職務
華國鋒在辭去總理職務後，仍擔任著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兩個要職。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問題。與會者認為，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切中我們弊端的要害，必須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這個製度不改，我們很多問題解決不了，也解決不好。我們很多問題的毛病都是由此而來。與會者從曆史的經驗教訓出發談到華國鋒身兼數職的問題，甚至進一步提出，按照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工作情況和現實表現來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來衡量，不但把黨政軍三項最高領導職務集中於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繼續擔任黨中央主席也不合適，當軍委主席更不恰當。
10月，全黨4000名高幹討論曆史決議初稿時，無論中央機關，國家機關或軍隊係統都有多數同誌提出，希望能對粉碎“四人幫”後四年的工作作出總結，一致要求在《曆史決議》中要寫上這一段。在對這段曆史的討論中，許多人對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來工作中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並要求調整他擔任的職務。
經過1980年8月和10月的兩次討論，中央政治局常委認真地考慮了大家的這一意見，對華國鋒進行了批評和幫助，並認為改變他的現任職務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開了9次會，除劉伯承、聶榮臻二人因病未參加（聶榮臻來信同意會議內容）和陳永貴、賽福鼎二人未通知到會外，實到政治局委員21人，候補委員1人。中央書記處7人列席。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中央政治局準備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在這次政治局會議的第一次會上，華國鋒提出要求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黨內的其他職務，並對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作了一些檢查和解釋。
胡耀邦在政治局會上作重要發言。他在肯定華國鋒成績的同時，也對華國鋒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胡耀邦說：
華國鋒同誌是1938年參加工作的，也應該說是老同誌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幹部，剩下大概7萬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隻剩下18000人了。華國鋒同誌也是一級一級上來的，確實是由區的工作、縣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誌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麽說不妥當。40多年來，華國鋒同誌也是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也有一定的水平。這個，我看也應該是肯定的。國鋒同誌和一些老同誌一道，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這是曆史事實。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誌確實是真心誠意擁護國鋒同誌的……但是，我覺得，國鋒同誌沒有正確對待一個黨員對黨和人民應該作出的貢獻。
在談到華國鋒同黨、同人民的關係擺得很不正確的時候，胡耀邦列舉了華國鋒的五條表現：第一條，對個人在粉碎“四人幫”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認識上，表現得很不正確。第二條，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一開始，或者叫一起步，國鋒同誌就離開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第三條，在幹部方針上，脫離了全黨絕大多數同誌的意誌。第四條，在對待毛澤東同誌的問題上，確實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第五條，在突出個人問題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響。
胡耀邦在發言中還批評了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錯誤采取的態度。胡耀邦指出：
按理來說，國鋒同誌內心不是對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全都讚成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鋒同誌很關心生產，至少有三次：第一，我們在湘潭時期，他對生產的興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講，1971年揭露林彪時，毛主席同他談話，批評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第三，1975年他在聽取科學工作匯報提綱座談會上的講話。可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麽基本路線，什麽階級鬥爭為綱，什麽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麽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會是真心話。這裏邊就產生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國鋒同誌在對待毛澤東同誌的問題上，是揀他的需要，隻顧眼前，不顧後果，隻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所有同誌也都在會上發了言。與會者在發言中，對華國鋒在過去四年工作中的錯誤以及他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提出了批評意見。
大家在發言中指出：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這一事件中是有功勞的，這應當肯定；但對這一事件應作曆史分析，不應把功勞隻歸於個人。
大家提出，華國鋒同誌提出“兩個凡是”，長時間堅持這個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提出“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把毛澤東同誌晚年“左”的一套繼續照搬下去。在三中全會以後，他的思想有改變，但在一些原則問題上還沒有根本的改變。
大家指出，華國鋒同誌在“十一大”前後提出的一係列政治口號，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號。這雖有一定的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諉的個人責任。除了僅僅與“四人幫”有關的一些問題以外，他從來沒有主動地提出過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創議。他對解放黨內大批老幹部、平反曆史上大批冤假錯案的態度，他對中央領導層一些同誌的態度，明顯地違反了黨內大多數同誌的願望。
大家指出，華國鋒同誌很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被稱為英明領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澤東同誌的像並掛，接受種種出格的歌頌，覺得心安理得。這種情況，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還在繼續。把個人同黨和人民的關係擺錯位置，這是嚴重的思想問題和黨性問題。
大家指出，1977、1978兩年中，華國鋒同誌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這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冒進，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這主要是一個經驗不足的問題，不能由華國鋒同誌一人負責，但是他確有重要的責任。
大家指出，華國鋒同誌在過去四年中作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他對軍委主席的不能勝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政治局會上，胡耀邦還進一步指出，國鋒同誌繼續當黨的主席、軍委主席，看來黨內多數同誌是不會讚同的。因此，國鋒同誌自己提出要辭去這兩個職務，我覺得好。這對黨、對華國鋒同誌自己都有好處。
鑒於上述情況，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同誌繼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不適當的。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天。華國鋒發言，表示歡迎對他的批評。他再次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要求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軍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確實需要集中力量考慮自己的問題，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見，但在六中全會作出相關的決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賓。中央政治局並且表示希望，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華國鋒同誌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華國鋒同誌犯了“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但不要說成是路線錯誤。路線、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等提法沒有明確的科學含義，使用這些提法過去在黨內造成很不好的後果，以後要盡量少用。中央還指出，過去各級組織中的一些同誌受過華國鋒同誌的一些錯誤影響，這是難免的，希望各級組織一概不要“上掛下聯”，追究責任。
中央政治局最後通過三項決議：（一）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誌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二）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同誌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誌為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同誌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中央政治局著重指出，（一）（二）兩項都隻是對六中全會的建議，全會如何作出決定，這是全會的權力。全會當然會審慎地考慮這些問題，並嚴格按照黨內民主原則來進行討論、表決和選舉。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重新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起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革命的偉大開端。從此，中國走上並逐步開辟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近20年來，“三中全會以來”已成為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政治概念和口頭語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已形成和發展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國近20年的曆史發展和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劃時代裏程碑的意義，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曆史地位，胡繩同誌指出：
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曾經有過一個會議，叫做遵義會議，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地位，可以說，跟民主革命時期的遵義會議可以對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義會議，是在黨的工作、軍事工作、軍隊都處於非常困難艱難的時期舉行的。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的領導。遵義會議隻過了14年，中國革命就得到了輝煌的徹底的勝利。在作為一個曆史轉折點這個意義上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點類似於遵義會議。在社會主義的萬裏長征中間，我們經曆了各種挫折、曲折，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找到了一個轉折點，這以後我們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好像在遵義會議以後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樣。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確定實行工作重點轉移的同時，決定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決定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將來提請黨的十二大予以追認。選舉陳雲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決定人事問題。
會議接受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許多同誌的意見，通過以下一係列人事更動：設立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協助中央領導同誌處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胡喬木為中央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姚依林為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任命宋任窮為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不再兼中組部部長）；免去張平化的中宣部部長的職務，調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不久又調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免去汪東興的所有各項兼職（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中辦主任、黨委書記、警衛局長、黨委書記，8341部隊政委兼黨委書記，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等）。
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的人事更動，為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組織保證。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華國鋒的地位已開始動搖。跟隨華國鋒搞“兩個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華國鋒本人雖未被批評，但也不得不就“兩個凡是”問題作出檢討和說明。麵對這種處境，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華國鋒接受建議，提出“不要宣傳我個人”。他說：黨中央是集體領導，希望今後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隻寫黨中央就可以了。希望文藝作品多歌頌黨、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不要宣傳我個人。
華國鋒的這段話，胡喬木作了一點發揮。他說：華國鋒同誌在閉幕會上講話時說到的對他個人的提法問題，這在黨的生活中看起來是件小事，實際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簡單是個形式問題，而是黨的生活準則和秩序問題。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說過，如果要提個人，一定要把個人放在黨組織之後，個人無論如何不能超過黨。就是說，要講黨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顛倒過來。“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這樣做的。後來變了，在一段時間裏，甚至不存在黨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隻有毛主席了。華國鋒同誌提出以後不要講“華主席黨中央”，這是符合黨的原則的，是恢複黨的生活的正常狀態。
三中全會後，中央辦公廳陸續收到黨內外一些人的來信，建議在各種場合，凡是有華國鋒同毛澤東的像片並列掛的，把華國鋒的像取下來。胡耀邦把原信轉給華國鋒，華在信上劃圈，但沒有表態。三中全會提出少宣傳個人後，中央黨校的一位學員於1978年12月29日寫信給華國鋒，說紅星養豬場把你用過的東西陳列出來，這不好，應當取下來。1979年1月16日，華國鋒回信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領導對紅星養豬場的同誌們做了思想工作，把陳列物品撤去，以後如有類似情況，都照此辦理。胡耀邦看到這封信後，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大講一番。其實三中全會當時提出“少宣傳個人”，主要是針對曆史的教訓和華國鋒個人的宣傳太突出而提出的。
趙紫陽接任總理
鑒於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多次研究，一致認為應把國務院總理這個職位進行調整，並正式提交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五中全會決定同意華國鋒辭去總理兼職，而由趙紫陽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改由趙紫陽接任。
趙紫陽，1919年出生，河南滑縣人。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1949年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委、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1960年至1966年，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迫害。1971年起先後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1973年8月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4月起兼任廣州軍區政委。1975年10月調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1977年後，趙紫陽在四川領導推動農村改革和進行城市改革試點，取得成績，對全國的改革起了帶頭作用並提供了經驗。在實現偉大轉折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趙紫陽在西南組的討論中多次發言，讚成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批評“兩個凡是”和《紅旗》雜誌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態度，並對經濟工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見。
在1977年8月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他和彭真一起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和胡耀邦一起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1980年4月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9月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選為黨中央的副主席。在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上，趙紫陽繼續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變動華國鋒領導職務
華國鋒在辭去總理職務後，仍擔任著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兩個要職。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問題。與會者認為，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切中我們弊端的要害，必須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這個製度不改，我們很多問題解決不了，也解決不好。我們很多問題的毛病都是由此而來。與會者從曆史的經驗教訓出發談到華國鋒身兼數職的問題，甚至進一步提出，按照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工作情況和現實表現來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來衡量，不但把黨政軍三項最高領導職務集中於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繼續擔任黨中央主席也不合適，當軍委主席更不恰當。
10月，全黨4000名高幹討論曆史決議初稿時，無論中央機關，國家機關或軍隊係統都有多數同誌提出，希望能對粉碎“四人幫”後四年的工作作出總結，一致要求在《曆史決議》中要寫上這一段。在對這段曆史的討論中，許多人對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來工作中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並要求調整他擔任的職務。
經過1980年8月和10月的兩次討論，中央政治局常委認真地考慮了大家的這一意見，對華國鋒進行了批評和幫助，並認為改變他的現任職務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開了9次會，除劉伯承、聶榮臻二人因病未參加（聶榮臻來信同意會議內容）和陳永貴、賽福鼎二人未通知到會外，實到政治局委員21人，候補委員1人。中央書記處7人列席。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中央政治局準備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在這次政治局會議的第一次會上，華國鋒提出要求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黨內的其他職務，並對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作了一些檢查和解釋。
胡耀邦在政治局會上作重要發言。他在肯定華國鋒成績的同時，也對華國鋒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胡耀邦說：
華國鋒同誌是1938年參加工作的，也應該說是老同誌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幹部，剩下大概7萬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隻剩下18000人了。華國鋒同誌也是一級一級上來的，確實是由區的工作、縣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誌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麽說不妥當。40多年來，華國鋒同誌也是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也有一定的水平。這個，我看也應該是肯定的。國鋒同誌和一些老同誌一道，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這是曆史事實。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誌確實是真心誠意擁護國鋒同誌的……但是，我覺得，國鋒同誌沒有正確對待一個黨員對黨和人民應該作出的貢獻。
在談到華國鋒同黨、同人民的關係擺得很不正確的時候，胡耀邦列舉了華國鋒的五條表現：第一條，對個人在粉碎“四人幫”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認識上，表現得很不正確。第二條，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一開始，或者叫一起步，國鋒同誌就離開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第三條，在幹部方針上，脫離了全黨絕大多數同誌的意誌。第四條，在對待毛澤東同誌的問題上，確實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第五條，在突出個人問題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響。
胡耀邦在發言中還批評了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錯誤采取的態度。胡耀邦指出：
按理來說，國鋒同誌內心不是對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全都讚成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鋒同誌很關心生產，至少有三次：第一，我們在湘潭時期，他對生產的興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講，1971年揭露林彪時，毛主席同他談話，批評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第三，1975年他在聽取科學工作匯報提綱座談會上的講話。可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麽基本路線，什麽階級鬥爭為綱，什麽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麽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會是真心話。這裏邊就產生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國鋒同誌在對待毛澤東同誌的問題上，是揀他的需要，隻顧眼前，不顧後果，隻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所有同誌也都在會上發了言。與會者在發言中，對華國鋒在過去四年工作中的錯誤以及他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提出了批評意見。
大家在發言中指出：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這一事件中是有功勞的，這應當肯定；但對這一事件應作曆史分析，不應把功勞隻歸於個人。
大家提出，華國鋒同誌提出“兩個凡是”，長時間堅持這個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提出“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把毛澤東同誌晚年“左”的一套繼續照搬下去。在三中全會以後，他的思想有改變，但在一些原則問題上還沒有根本的改變。
大家指出，華國鋒同誌在“十一大”前後提出的一係列政治口號，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號。這雖有一定的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諉的個人責任。除了僅僅與“四人幫”有關的一些問題以外，他從來沒有主動地提出過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創議。他對解放黨內大批老幹部、平反曆史上大批冤假錯案的態度，他對中央領導層一些同誌的態度，明顯地違反了黨內大多數同誌的願望。
大家指出，華國鋒同誌很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被稱為英明領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澤東同誌的像並掛，接受種種出格的歌頌，覺得心安理得。這種情況，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還在繼續。把個人同黨和人民的關係擺錯位置，這是嚴重的思想問題和黨性問題。
大家指出，1977、1978兩年中，華國鋒同誌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這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冒進，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這主要是一個經驗不足的問題，不能由華國鋒同誌一人負責，但是他確有重要的責任。
大家指出，華國鋒同誌在過去四年中作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他對軍委主席的不能勝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政治局會上，胡耀邦還進一步指出，國鋒同誌繼續當黨的主席、軍委主席，看來黨內多數同誌是不會讚同的。因此，國鋒同誌自己提出要辭去這兩個職務，我覺得好。這對黨、對華國鋒同誌自己都有好處。
鑒於上述情況，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同誌繼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不適當的。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天。華國鋒發言，表示歡迎對他的批評。他再次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要求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軍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確實需要集中力量考慮自己的問題，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見，但在六中全會作出相關的決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賓。中央政治局並且表示希望，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華國鋒同誌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華國鋒同誌犯了“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但不要說成是路線錯誤。路線、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等提法沒有明確的科學含義，使用這些提法過去在黨內造成很不好的後果，以後要盡量少用。中央還指出，過去各級組織中的一些同誌受過華國鋒同誌的一些錯誤影響，這是難免的，希望各級組織一概不要“上掛下聯”，追究責任。
中央政治局最後通過三項決議：（一）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誌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二）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同誌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誌為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同誌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中央政治局著重指出，（一）（二）兩項都隻是對六中全會的建議，全會如何作出決定，這是全會的權力。全會當然會審慎地考慮這些問題，並嚴格按照黨內民主原則來進行討論、表決和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