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10)
全會對新時期的政治路線作了重新概括，這就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進一步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並且立即動員起來，鼓足幹勁，群策群力，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全會指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決策，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能否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能否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在生產迅速發展的基礎上顯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強國防，這是全國人民最為關心的大事，對於世界和平和進步事業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中全會這一戰略決定，解決了我黨從1957年以來沒有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這是黨在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
全會毅然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左”的錯誤方針，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並以毛澤東1957年作出的我國“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正確論斷為理論依據，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狀況和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
全會公報指出，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鬆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三中全會的這一分析，實際上是恢複和確認了1956年黨的八大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估計，而且有發展。它對階級鬥爭的內容、範圍作了限製，而且指出要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
為進一步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麵，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曆史問題。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肯定鄧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和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誌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全會指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誌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隻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誌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結束以後，這個任務還要堅決抓緊完成。
正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發端，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全麵地、大規模地展開。
全會還對民主和法製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認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製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表明黨已經確立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又多次加以闡述和強調。他指出，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搞現代化建設，這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他明確指出：“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把“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具備的四個前提的第一個前提。他在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說：“我們從黨的十一大以來，特別是經過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逐步確定了現階段黨的政治路線。”“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
改革開放搞活經濟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並確定了改革、開放、搞活的重大戰略方針，實現了從封閉到開放和從固守成規到各方麵改革的轉變。
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醞釀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1978年7、8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和1978年9月召開的國務院計劃會議。
國務院務虛會初步討論總結了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些改革開放的思想。李先念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須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李先念還指出，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築，放手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還必須同外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自力更生決不是閉關自守，決不能不學習外國的先進事物。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國務院務虛會認為，過去20年中，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改革經濟體製，但是往往著眼於行政權力的轉移。現在要進行的改革，一定要堅決擺脫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一定要改變手工業式、小農經濟式甚至封建衙門式的管理方法，堅決實行專業化，發展合同製，貫徹按勞分配，按經濟規律辦事。會議還提出了搞活農業的一些方針。
1978年9月國務院計劃會議提出了經濟戰線必須實行三個轉變的思想，這就是：一是從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要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上來。這“三個轉變”的思想寫進了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的《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中。
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和計劃會議醞釀的基礎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並確定了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
全會討論了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和《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正式確認要實現“三個轉變”，並對如何改革、開放、搞活進行了深入探討。全會期間，有關部門提供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經濟為什麽能高速發展？》的專題資料，其中包括他們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做法經驗，作為借鑒。全會還印發了《蘇聯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以及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兩國實行開放、引進的專題資料，作為參考。
在總結和借鑒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全會明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並指出了改革的原則和方向。全會提出，要“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全會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製度。會議認為，隻有采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全會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標誌著改革開放方針的正式確立。
三中全會提出的“搞活”經濟的思想表現在對農業的政策和措施上。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要搞活中國經濟，首先必須搞活農村經濟。為此，三中全會提出，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從這個指導思想出發，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係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措施，主要有：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幹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幹部選舉、賬目公開；絕對不許購過頭糧；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降低農用工業品價格；要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可以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等形式，等等。
全會還討論了加強農業科學教育、製定發展農林牧業的區域規劃，建立現代化的農林牧漁業基地、積極發展農村社隊工副業等重要問題，決定采取相應的措施。全會要求改變過去那種認為社隊發展工商企業是不務正業的看法，國家應當支持社隊企業的大發展，對社隊企業實行低稅或免稅政策。
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並確立了改革、開放、搞活的重大戰略方針。此外，全會還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
第二節 三中全會改變中國鄧小平成領導核心（3）
曆史性轉折的原因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實現曆史的偉大轉折，既有深刻的曆史原因，又有直接因素的促成，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黨曾經長期有過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能夠實現轉折的曆史前提。
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把過去正確的路線恢複和重新確立起來。如果過去沒有，所謂恢複和重新確立也就無從談起。在思想路線上，早在井岡山和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大力倡導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提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在組織路線上，毛澤東一貫強調實行民主集中製原則，堅持任人唯賢的幹部政策，對犯錯誤的同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在政治路線上，黨的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作了正確分析，作出了實行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1957年，毛澤東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把“向自然開戰”作為黨的中心任務。總之，黨曾經有一條正確的路線。
1957年反右鬥爭後，由於左傾錯誤的發展，黨逐漸偏離了正確的路線，“文化大革命”更是從根本上背離了這條路線。周恩來和鄧小平曾試圖恢複黨的正確路線，分別領導發動了1972年的糾左和1975年的全麵整頓，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都被迫夭折。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這為恢複黨的正確路線提供了一個曆史的契機。由於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的左傾錯誤，1977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大未能完成這一任務。這樣，恢複黨的正確路線的任務，就曆史地落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身上。
第二，“文化大革命”把左傾錯誤推向極端，促使黨和人民醒悟與反思，進而提出與左傾錯誤相對立的一係列新的方針。
這也就是哲學上所說的“物極必反”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在經濟政策和經濟體製上實行一套僵死的“左”的做法，墨守成規；在對外經濟關係上閉關鎖國。其結果是，冤獄遍於國中，國民經濟陷入停滯，人們的思想僵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多大改善甚至下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種災難性的後果令黨和人民震驚，也使黨和人民不得不對“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進行深刻地反思和總結。正是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黨提出要把發展經濟作為中心；正是針對過去墨守成規的封閉，黨提出要實行改革和開放。
正如鄧小平1988年同外賓談話時所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又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第三，粉碎“四人幫”後兩年的前進特別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為三中全會實現轉折做了準備。
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三年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那麽，做了哪些準備呢？大致可列出以下幾點，開展了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逐漸實現了全國的安定團結；一國民經濟開始複蘇並獲得一定發展，過去曾經行之有效的、靈活的一些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措施也恢複起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工作部分展開，鄧小平等一批老同誌重新出來工作；/科學教育文化工作重新走上正軌，黨政機構逐漸恢複和健全，民主與法製建設初步恢複，軍隊加強了革命化現代化建設，對外關係得到恢複和發展；0開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這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理論條件。
第四，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推動並直接促成了三中全會偉大轉折的實現。
鄧小平在尚未出來工作時，即率先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強調要準確地、完整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開了全黨思想解放的先導。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也是在鄧小平、胡耀邦的直接組織和大力支持下才開展起來的。工作重點轉移的提議也是鄧小平最早提出的。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是陳雲等老同誌率先大膽提出糾正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傾錯誤的重大問題，才突破了華國鋒原定的會議的框框，把原定討論經濟的會議開成了一次撥亂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導方針的會議。陳雲還就經濟問題發表了意見，這成為新時期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方針。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可以說，鄧小平、陳雲等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揮的重大作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換句話說，鄧小平、陳雲的努力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能夠實現偉大轉折的直接原因。
劃時代的會議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開始全麵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製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
三中全會這一戰略決定，解決了我黨從1957年以來沒有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這是黨在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
全會毅然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左”的錯誤方針，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並以毛澤東1957年作出的我國“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正確論斷為理論依據，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狀況和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
全會公報指出，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鬆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三中全會的這一分析，實際上是恢複和確認了1956年黨的八大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估計，而且有發展。它對階級鬥爭的內容、範圍作了限製，而且指出要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
為進一步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麵，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曆史問題。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肯定鄧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和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誌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全會指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誌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隻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誌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結束以後，這個任務還要堅決抓緊完成。
正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發端，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全麵地、大規模地展開。
全會還對民主和法製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認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製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表明黨已經確立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又多次加以闡述和強調。他指出，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搞現代化建設，這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他明確指出：“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把“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具備的四個前提的第一個前提。他在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說：“我們從黨的十一大以來，特別是經過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逐步確定了現階段黨的政治路線。”“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
改革開放搞活經濟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並確定了改革、開放、搞活的重大戰略方針，實現了從封閉到開放和從固守成規到各方麵改革的轉變。
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醞釀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1978年7、8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和1978年9月召開的國務院計劃會議。
國務院務虛會初步討論總結了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些改革開放的思想。李先念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須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李先念還指出，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築，放手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還必須同外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自力更生決不是閉關自守，決不能不學習外國的先進事物。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國務院務虛會認為，過去20年中，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改革經濟體製，但是往往著眼於行政權力的轉移。現在要進行的改革，一定要堅決擺脫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一定要改變手工業式、小農經濟式甚至封建衙門式的管理方法，堅決實行專業化，發展合同製，貫徹按勞分配，按經濟規律辦事。會議還提出了搞活農業的一些方針。
1978年9月國務院計劃會議提出了經濟戰線必須實行三個轉變的思想，這就是：一是從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要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上來。這“三個轉變”的思想寫進了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的《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中。
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和計劃會議醞釀的基礎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並確定了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
全會討論了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和《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正式確認要實現“三個轉變”，並對如何改革、開放、搞活進行了深入探討。全會期間，有關部門提供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經濟為什麽能高速發展？》的專題資料，其中包括他們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做法經驗，作為借鑒。全會還印發了《蘇聯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以及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兩國實行開放、引進的專題資料，作為參考。
在總結和借鑒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全會明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並指出了改革的原則和方向。全會提出，要“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全會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製度。會議認為，隻有采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全會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標誌著改革開放方針的正式確立。
三中全會提出的“搞活”經濟的思想表現在對農業的政策和措施上。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要搞活中國經濟，首先必須搞活農村經濟。為此，三中全會提出，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從這個指導思想出發，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係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措施，主要有：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幹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幹部選舉、賬目公開；絕對不許購過頭糧；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降低農用工業品價格；要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可以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等形式，等等。
全會還討論了加強農業科學教育、製定發展農林牧業的區域規劃，建立現代化的農林牧漁業基地、積極發展農村社隊工副業等重要問題，決定采取相應的措施。全會要求改變過去那種認為社隊發展工商企業是不務正業的看法，國家應當支持社隊企業的大發展，對社隊企業實行低稅或免稅政策。
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並確立了改革、開放、搞活的重大戰略方針。此外，全會還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
第二節 三中全會改變中國鄧小平成領導核心（3）
曆史性轉折的原因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實現曆史的偉大轉折，既有深刻的曆史原因，又有直接因素的促成，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黨曾經長期有過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能夠實現轉折的曆史前提。
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把過去正確的路線恢複和重新確立起來。如果過去沒有，所謂恢複和重新確立也就無從談起。在思想路線上，早在井岡山和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大力倡導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提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在組織路線上，毛澤東一貫強調實行民主集中製原則，堅持任人唯賢的幹部政策，對犯錯誤的同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在政治路線上，黨的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作了正確分析，作出了實行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1957年，毛澤東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把“向自然開戰”作為黨的中心任務。總之，黨曾經有一條正確的路線。
1957年反右鬥爭後，由於左傾錯誤的發展，黨逐漸偏離了正確的路線，“文化大革命”更是從根本上背離了這條路線。周恩來和鄧小平曾試圖恢複黨的正確路線，分別領導發動了1972年的糾左和1975年的全麵整頓，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都被迫夭折。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這為恢複黨的正確路線提供了一個曆史的契機。由於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的左傾錯誤，1977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大未能完成這一任務。這樣，恢複黨的正確路線的任務，就曆史地落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身上。
第二，“文化大革命”把左傾錯誤推向極端，促使黨和人民醒悟與反思，進而提出與左傾錯誤相對立的一係列新的方針。
這也就是哲學上所說的“物極必反”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在經濟政策和經濟體製上實行一套僵死的“左”的做法，墨守成規；在對外經濟關係上閉關鎖國。其結果是，冤獄遍於國中，國民經濟陷入停滯，人們的思想僵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多大改善甚至下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種災難性的後果令黨和人民震驚，也使黨和人民不得不對“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進行深刻地反思和總結。正是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黨提出要把發展經濟作為中心；正是針對過去墨守成規的封閉，黨提出要實行改革和開放。
正如鄧小平1988年同外賓談話時所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又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第三，粉碎“四人幫”後兩年的前進特別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為三中全會實現轉折做了準備。
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三年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那麽，做了哪些準備呢？大致可列出以下幾點，開展了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逐漸實現了全國的安定團結；一國民經濟開始複蘇並獲得一定發展，過去曾經行之有效的、靈活的一些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措施也恢複起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工作部分展開，鄧小平等一批老同誌重新出來工作；/科學教育文化工作重新走上正軌，黨政機構逐漸恢複和健全，民主與法製建設初步恢複，軍隊加強了革命化現代化建設，對外關係得到恢複和發展；0開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這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理論條件。
第四，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推動並直接促成了三中全會偉大轉折的實現。
鄧小平在尚未出來工作時，即率先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強調要準確地、完整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開了全黨思想解放的先導。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也是在鄧小平、胡耀邦的直接組織和大力支持下才開展起來的。工作重點轉移的提議也是鄧小平最早提出的。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是陳雲等老同誌率先大膽提出糾正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傾錯誤的重大問題，才突破了華國鋒原定的會議的框框，把原定討論經濟的會議開成了一次撥亂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導方針的會議。陳雲還就經濟問題發表了意見，這成為新時期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方針。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可以說，鄧小平、陳雲等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揮的重大作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換句話說，鄧小平、陳雲的努力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能夠實現偉大轉折的直接原因。
劃時代的會議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開始全麵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製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
